梁啟超

他於1873年2月23日出生在廣東新會縣熊子鄉茶坑村；他在《三十自述》中用農曆寫作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並說家鄉離崖山七里多，在西江入南海的地方。⁠[1][2][3]

他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又號中國之新民、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自由齋主人。⁠[4][5]

梁家在明末遷到新會，十世務農；祖父梁維清（字鏡泉）考中秀才，他在自述中說祖父是郡生員，曾例選廣文而未就任；祖母黎氏在他出生一個月後去世；父親梁寶瑛（字蓮澗）屢試不第，在鄉里教書，鄉人稱蓮澗先生；母親姓趙。Asia Society的年表則寫他出身於一個相對富裕的地方士紳家庭。⁠[1][2][6]

他在自述中寫道，自己生於太平天國在金陵覆亡後十年、曾國藩曾國藩曾國藩（1811—1872年）是清朝後期的官員、軍事統帥和理學學者，湘軍的創建者和統帥。他率湘軍與太平天國作戰十餘年，此後主持兩江、直隸的地方政務，並參與開創引進西方機器與技術的洋務事業。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去世後一年、普法戰爭後三年。⁠[2]

他自述四五歲時由祖父和母親教四子書和《詩經》，六歲後跟父親讀中國略史並讀完五經，八歲學作文，九歲能寫千字文章；啟蒙老師是張乙星。⁠[2][1]

他10歲第一次到省城參加童子試，12歲考中秀才（他自述十二歲應試學院，補博士弟子員）；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則寫他11歲通過初級考試、16歲通過省試。⁠[1][2][7]

他自述十三歲開始接觸段玉裁、王念孫的訓詁之學，十五歲在廣州的學海堂肄業（該堂由嘉慶年間兩廣總督阮元創立，以訓詁、詞章教授粵人），從此決意捨棄八股；同年母親因生四弟難產去世，他在省城求學，奔喪回鄉時已來不及親自為母親含殮。⁠[2]

1889年（光緒己丑年）他17歲，在廣東鄉試中舉，名列第八；主考官為李端棻和王仁堪。李端棻賞識他，把堂妹李蕙仙許配給他；李蕙仙的父親李朝儀曾任順天府尹。⁠[1][2][8]

1890年初春，18歲的他由父親陪同入京參加會試，落第；歸途經上海，買到徐繼畬的《瀛寰志略》，才知道世界有五大洲各國，又見到上海製造局翻譯的若干種西書，因無錢未能盡購。⁠[1][2]

同年秋，他經同學陳千秋（字通甫）介紹拜見康有為，長談之後決定從學海堂退學，拜康有為為師；他自述康有為教以陸王心學、史學和西學的梗概，他由此決然捨去舊學。Asia Society的年表寫兩人1890年在北京相識。⁠[1][2][6][3]

1891年，康有為在陳千秋和他的協助下，在廣州長興裡租用邱氏書屋開辦長興學舍，後遷到廣府學宮仰高祠，稱萬木草堂；同學有韓文舉、曹泰、麥孟華、徐勤、歐榘甲等，到1894年學生已過百人。他自述這一年開始結識康有為的弟弟康廣仁（字幼博）。⁠[1][2]

他自述辛卯年（1891年）他十九歲，這年農曆十月入京與李氏完婚。⁠[2]

1892年（壬辰年）他二十歲時，祖父去世。⁠[2]

1893年他應邀到東莞講學，是第一次公開講學；同年他寫了《萬木草堂書藏徵捐圖書啟》，說明籌設藏書處的理由。⁠[1][9]

1894年初他到北京，住在粉房琉璃街的新會會館，半年多後回廣東；他自述這年客居京師，結交名士，農曆六月中日開戰，他為時局憂憤。⁠[1][2]

1895年春，他隨康有為離開萬木草堂，經上海、天津入京參加乙未科會試；船到天津大沽口時，日本軍艦人員以稽查軍火為名登船搜查。副考官李文田讀到他的試卷後呈給主考官、大學士徐桐，徐桐把卷子壓下；康有為中進士，他落第。⁠[1]

這年4月，清廷派李鴻章李鴻章李鴻章（1823—1901年）是清朝末期的政治人物、軍事統帥和外交官，淮軍的創建者和統帥，洋務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之一。他從1870年起長期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主持興辦輪船招商局、開平煤礦、鐵路、電報和北洋海軍等近代事業，並代表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等條約，生前身後的評價分歧很大。點擊查看完整詞條赴日本議和，所訂《馬關條約》割讓臺灣、澎湖列島，賠款兩億兩白銀。他鼓動廣東舉人上書都察院反對和議（他自述曾代表廣東公車190人上書陳述時局）；各省一千二百餘名代表在北京松筠庵集會，擬定萬餘言的上書。他自述康有為聯合公車三千人上書請求變法，自己奔走其間；研究者張弛認為，康、梁在公車上書中的作用被康門弟子的《公車上書記》等著述誇大了。⁠[1][2][7]

在北京期間他結識了譚嗣同譚嗣同譚嗣同（1865—1898年）是清末思想家和維新派人物，湖南瀏陽人，著有《仁學》。1897—1898年他在湖南參與推行新政，1898年百日維新期間任四品卿銜軍機章京；戊戌政變後他拒絕出走，被捕處死，為戊戌六君子之一。點擊查看完整詞條、陳熾、吳樵、楊銳等人；他在給康有為的信中稱譚嗣同才識明達、魄力絕倫，又惋惜他過於信奉西學。⁠[1][10]

同年強學會（又稱強學書局）在北京成立，從事購置譯書、辦報和宣講，機關報為《中外紀聞》（原名《萬國公報》）；他自述學會在農曆七月開辦，由康有為發起，自己任會中書記員。張之洞張之洞張之洞（1837—1909年）是清朝後期的官員、學者和教育家，洋務運動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歷任山西巡撫、兩廣總督和湖廣總督，在湖北興辦鋼鐵、軍工、紡織企業和新式學堂，1898年著《勸學篇》，晚年入京任軍機大臣和大學士。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翁同龢翁同龢翁同龢（1830—1904年）是清朝後期的官員、書法家和日記作者，同治帝和光緒帝兩代皇帝的師傅，曾任戶部尚書、軍機大臣和協辦大學士。1898年百日維新開始後不久他被罷官，戊戌政變後又被革職；他記了近半個世紀的日記被稱為晚清四大日記之一。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和袁世凱等人曾出資支持。御史楊崇伊上疏彈劾強學會私立會黨，學會被查封，報紙被禁，購置的書籍、儀器被步軍統領衙門沒收；他在京尋覓數月、最後托友人從上海購得的一幅世界地圖也在查封時被抄去。他自述學會開辦不足三個月即遭封禁；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寫清政府在1896年取締了學會及其刊物。⁠[1][2][7][9]

1896年3月他離京到上海，結識曾任外交官的黃遵憲黃遵憲黃遵憲（1848—1905年）是清末詩人、外交家和維新人士，先後任駐日本使館參贊、駐舊金山總領事、駐英國使館參贊和駐新加坡總領事，著有《日本國誌》《日本雜事詩》，詩集《人境廬詩草》倡導以口語和新事物入詩，被視為“詩界革命”的代表人物；1897—1898年他在湖南參與推行新政，戊戌政變後被罷職還鄉。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兩人成為忘年交。同年（他自述為丙申年農曆七月）《時務報》在上海四馬路創刊，創辦人為汪康年（任經理）、他本人、黃遵憲、吳德潚和鄒凌瀚；報紙每月出三期，設主筆文章、讀者來稿和各國報譯，主筆文章許多出自他手，報譯欄最初也由他負責審核刪改。⁠[1][2][4]

他在創刊號發表《論報館有益於國事》，兩年間在該報發表六十多篇文章；這一時期他還撰有《變法通議》（1896—1897年）；1896年他還發表《西學書目表》，把書分為西學、西政、雜類三大類，共28小類。Asia Society的年表寫，“Sick Man of Asia”（亞洲病夫）一語最早出現在他1896年發表於上海一家報紙的文章中。⁠[1][11][9][6]

1896年冬，外交官伍廷芳邀他以二等參贊隨同出使，他沒有去；吳德潚打算在杭州為他安排讀書，他也沒有接受。他自述丁酉年（1897年）農曆四月，王文韶、張之洞、盛宣懷盛宣懷盛宣懷（1844—1916年）是清朝末期的官員和實業家，長期作為李鴻章在經濟事務上的主要助手，主持輪船招商局、電報局、華盛紡織總廠、漢陽鐵廠與漢冶萍公司、鐵路總公司和中國通商銀行等企業，並創辦北洋大學堂和南洋公學。1911年他任郵傳部尚書時推行鐵路國有，引發保路運動，武昌起義後被革職，曾流亡日本，1916年在上海去世；他留下的大量檔案現藏上海圖書館。點擊查看完整詞條聯名奏保他，他以不願被人差遣辭謝。⁠[1][2]

1897年《時務報》第二十三冊轉載嚴復嚴復嚴復（1854—1921年）是清末民初的翻譯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先後就學於福州船政學堂和英國格林尼治的皇家海軍學院，長期在天津北洋水師學堂任職；他翻譯Thomas Henry Huxley、Adam Smith、John Stuart Mill等人的著作，以《天演論》影響最大，並提出“信、達、雅”的翻譯標準。1912年他出任北京大學首任校長，1915年列名籌安會。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的《闢韓》，張之洞不滿，命屠仁守撰文反駁，並向汪康年施壓；這年春，章太炎與康門弟子發生肢體衝突後辭職回杭州。黃遵憲主張報館管理實行董事會制度；幾位創辦者的矛盾逐漸加深，汪康年認為梁啟超聯合黃遵憲排擠自己。1898年光緒帝依御史宋伯魯的奏請批准《時務報》改為官辦，汪康年拒不交辦，把報紙改名《昌言報》，出了十冊後停刊。⁠[1]

1897年11月他從上海啟程赴長沙，經黃遵憲舉薦，應湖南巡撫陳寶箴等之聘任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他自述為丁酉年農曆十月）；同行的有西文總教習李維格以及韓文舉、葉覺邁、歐榘甲等。署湖南按察使黃遵憲設宴為他接風，同席有江南機器局總辦蔣德鈞和時務學堂總提調熊希齡。⁠[1][2][10][11]

學堂設在長沙小東街，學生四十多人，其中有李炳寰、林圭和蔡鍔；他以《孟子》和《公羊春秋》為教本，每天講課四小時，夜裡批改學生札記，批語有時長達上萬字。⁠[1][10]

經學家皮錫瑞的日記記下兩人的交往：農曆十一月初四皮錫瑞與友人遊嶽麓山，席間同他交談，十一月廿九他贈皮錫瑞《讀〈春秋〉界說》，十二月初一皮錫瑞到學堂聽他講《孟子》。1898年農曆正月二十三日，楊度到時務學堂與他辯論。他與譚嗣同同為《湘報》撰文，呼籲解除婦女纏足，並應對守舊派葉德輝、蘇輿等人隔三差五的詈罵；這年冬天他經譚嗣同介紹與唐才常訂交。⁠[10]

以葉德輝為代表的保守人士和嶽麓書院山長王先謙批評學堂傳播怪論，上書請求整頓學堂、驅逐他；學堂總理熊希齡後來被免職，分教習韓文舉等人也被免去分教習之職。⁠[1]

1898年農曆正月三十他患瘧疾，皮錫瑞前去探病時，他正牽頭聯名敦促各省督撫奏請禁止婦女纏足；農曆二月中旬他離開湖南到上海。他自述這年春天大病幾乎死去，到上海就醫，病癒後入京。⁠[10][2][1]

1898年康有為在北京發起保國會，他再次入京，在會上演說，並聯絡一百多名舉人上書請求廢除八股取士。⁠[1]

6月11日《定國是詔》頒佈。7月3日他被光緒帝召見，賞六品銜，辦理譯書局事務；他自述農曆四月經徐致靖舉薦、總理衙門再薦而被召見，奉命辦理大學堂譯書局。張弛認為，以他在《時務報》的聲望，這個職位並不高，而且他官話不熟練，與年長自己兩歲的光緒帝面見和溝通並不順暢。⁠[1][2]

百日維新期間，他為總理衙門代擬《大學堂章程》；章程規劃的大學堂包含小學、中學和師範，並附設編書局、藏書樓、博物院和儀器院，功課結構來自一年前的《時務學堂功課詳細章程》。⁠[11]

甲午戰爭戰敗後，康有為和他的著述傳到皇帝那裡，促成了1898年夏的百日維新；改革主張包括開辦新式學堂、改革延續兩千年的科舉制度和改組政府機構。⁠[3]

9月21日慈禧太后從頤和園還宮，宣佈訓政，光緒帝被囚於瀛臺，歷時103天的變法失敗；慈禧太后下令逮捕康有為、他和其他維新人士。當天他在瀏陽會館與譚嗣同商議營救光緒帝，又與英國傳教士Timothy Richard（李提摩太）和容閎容閎容閎（1828—1912年）是清末的教育家和外交官，1854年畢業於Yale University，被稱為第一位從美國大學畢業的中國學生。他倡議並主持了1872—1881年清政府選派120名幼童赴美留學的出洋肄業局（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曾任清朝駐美國、西班牙、秘魯副使，晚年著有英文回憶錄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1909年）。點擊查看完整詞條會面，隨後闖入日本使館，參贊林權助正與來華的伊藤博文交談；他希望日方出面解救光緒帝、救助康有為，在林權助與伊藤博文的勸說和安排下打消了赴死的念頭。他在《戊戌政變記》中寫道，譚嗣同拒絕東渡日本；21日晚兩人訣別，他獨自回到日本使館。9月28日，譚嗣同、康廣仁、楊深秀、林旭、楊銳、劉光第在北京菜市口被處斬。⁠[1][3]

他乘日本軍艦大島號東渡，農曆九月抵日本；他匆匆離京時，沒有帶走唐才常所贈、譚嗣同作銘、江標刻字的一方瀏陽菊花硯，這方硯從此下落不明。⁠[2][10]

日本政府在東京歡迎他，並給了他為日益增多的海外中國異見人士發聲的條件。到日本後，他給自己取名吉田晉，以示景仰日本維新思想家吉田松陰；徐勤、麥孟華、湯覺頓和時務學堂學生蔡鍔等人相繼到達。⁠[6][12][8]

他自述戊戌年農曆十月與橫濱商界人士籌辦《清議報》。《清議報》是在橫濱出版的旬刊，由在日華商馮鏡如、馮紫珊等人資助，宣稱以主持清議、開發民智為宗旨，很短時間內銷到三千多份，各地代售處有38處；該報出滿一百期，1901年12月因報館失火停刊。⁠[2][12][4][6]

他自述在東京住了約一年，稍能讀日文書，思想為之一變。1899年5月，他應姊崎正治之邀出席日本哲學會春季大會，宣讀《論支那宗教改革》，在會上見到加藤弘之、重野安繹、井上圓了和三宅米吉。1899年6月11日，《清議報》刊出《論圖書館為開進文化一大機關》，圖書館三字第一次出現在中文報刊的標題裡。⁠[2][13][9]

1899年他在東京辦起高等大同學校並自任校長，日本人柏原文太郎任幹事，經費三千元由橫濱華商捐獻；學生有林圭、秦力山、範源濂、蔡鍔、周宏業、唐才質等十餘人，以及橫濱大同學校的馮自由、鄭貫一等七人。開辦時間，他自述為己亥年農曆七月，楊天石的著作寫作1899年10月間。⁠[12][2][10]

1899年夏秋間，他與孫中山就兩派合作達成初步協議，擬推孫中山為會長、他為副會長；他曾到香港，推陳少白和徐勤起草聯合章程。這一年他與韓文舉、歐榘甲等同門在鎌倉江之島金龜樓結盟，歐榘甲帶頭倡言革命。11月，他與孫中山、陳少白、沈翔雲、宮崎寅藏、平山周等在東京紅葉館為回國的唐才常、林圭等餞行。⁠[14]

1899年7月保皇會在加拿大成立；同年10月28日悉尼《東華新報》刊出的會例與公啟宣佈，康有為奉詔任海外保救大清皇帝會總會長，他任副會長。⁠[15]

他自述己亥年冬應美洲人士之邀赴美（這一年美洲華商設立了中國維新會），農曆十一月啟程，途經夏威夷時因當地疫病流行、航路不通，在島上住了半年，辦起夏威夷維新會。他是1899年底帶著孫中山的介紹信到達檀香山的；為避開清廷通緝，他持日本友人借給的護照，化名柏原文次郎，最終未能登上美洲大陸。⁠[2][14][16]

1900年4月他致函孫中山，建議借勤王的名義起事，主張舉皇上為總統。⁠[14]

他自述庚子年農曆六月正要入美，義和團事起，國內函電接連催他回國，於是西返；到日本時已得知北京失守，農曆七月急回上海，到上海的第二天漢口事敗，唐才常等人相繼就義，他在上海住了十天後去香港，再到南洋見康有為，經印度前往澳大利亞。楊天石的著作寫他1900年8月秘密回到上海準備參加自立軍起事，到後得知唐才常等已被捕，在上海只停留十天，改去新加坡會晤康有為。⁠[2][14]

唐才常是在1900年秋被湖廣總督張之洞下令處死的；事後他慰問唐家，並一度籌款接濟唐才常的親屬。⁠[10]

1900年10月，他應悉尼保皇會之邀，偕康有為的女婿羅昌訪問澳大利亞，倡立保皇分會；他自述在澳大利亞住了半年，由西向東繞該洲一週。他走遍澳大利亞各地，為光緒帝爭取支持。⁠[14][2][17]

澳洲保皇會已在1900年1月17日由悉尼的《東華新報》宣告成立，安排他來訪是該會創立之初的重要活動之一，聯益堂各總理也同意撥出部分存款作為經費。1900年12月10日晚，已在悉尼的他當面要求同志再行加捐，此後認捐增加到一千八百餘份。他在寫給康有為的信中說，悉尼方面起初以為梅黨可以安撫，曾竭全力爭取。關於悉尼商人梅光達（Quong Tart），李海蓉的論文引他在訴訟中的說法，稱保皇會之事是他首先創辦，後因會中人做事不公而脫身，並推測他因身份特殊而不願公開承認參與。⁠[15]

歷史學者Antonia Finnane寫道，澳大利亞的平等風氣給他留下很深印象。⁠[18]

他自述辛丑年（1901年）農曆四月回到日本，即1901年5月返回橫濱。⁠[2][14]

1902年2月8日（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初一日）他在橫濱改出《新民叢報》。他以提供文稿的方式入股，持有報社三分之一的股份，1902至1903年間分得紅利上萬銀元；這一年他和康有為還以保皇會名義募集華僑資本，辦起廣智書局。⁠[12][19]

他在該報連載《新民說》，全文約11萬字，前後刊登四年；1902年的第1號刊出了他的《新史學》。嚴復在給張元濟的信中稱其中論史學的文章尤為石破天驚之作；黃遵憲稱《新民叢報》勝過《清議報》百倍。⁠[12][20][16]

1902年11月他創辦《新小說》，第1期刊出《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並開始連載自己的小說《新中國未來記》，小說寫到第五回就停筆；這部小說把故事設在1962年。他先後提出文界革命、詩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的口號。⁠[12][21][20]

1902年春，康有為撰文批評他的革命言論，又寫信痛罵他背義，聲稱要與他決絕；他連發兩電錶示悔改。這一年夏秋間，他致信黃遵憲，提議辦一份《國學報》。農曆十一月，他寫成《三十自述》，其中說擬撰的《中國通史》還沒有寫成十分之二。⁠[14][13][2]

1903年2月，他應美洲保皇會之邀訪問加拿大和美國美國美國是位於北美洲、實行聯邦制的國家，由50個州、作為合眾國政府所在地的哥倫比亞特區以及波多黎各、關島等屬地組成，首都為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1776年7月4日，大陸會議通過《獨立宣言》。2020年人口普查（2020年4月1日）全國常住人口為331,449,281人（約3.31億人）；眾議院435個議席依據人口普查結果在各州之間分配。點擊查看完整詞條，歷時十個月，12月回到橫濱。在美國他往來各地，同總統Theodore RooseveltTheodore Roosevelt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年）是美國政治人物、作家、博物學家和軍人，共和黨人，1901—1909年任第26任美國總統；1906年因調停日俄戰爭獲諾貝爾和平獎。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和J. P. MorganJ. P. MorganJ. P. Morgan（John Pierpont Morgan，1837—1913年）是美國金融家和藝術收藏家，主持銀行行號J.P. Morgan & Co.，曾組織多家大型鐵路的重組和工業合併，並在美國財政與金融危機中發揮作用。點擊查看完整詞條談過話，考察了舊金山和紐約的唐人街，並參觀了波士頓市立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Library of Congress（美國國會圖書館）是美國國會的圖書館，1800年創建，位於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國會山，為國會、公眾和其他聯邦機構提供參考諮詢服務。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和芝加哥大學圖書館。⁠[14][22][9]

他把見聞寫成《新大陸游記》，作為《新民叢報》臨時增刊發表，書中介紹了圖書館開架借閱的好處。他在書中寫道，舊金山的華人社會是他所見最沒有秩序的社會，並由此斷定當時的中國人只能受專制統治，此時採用民主制度無異於國家自殺；回到橫濱後，他公開告別此前信奉的共和理想，重新同康有為一道主張君主立憲。⁠[9][22][14][7]

1903年9月，孫中山回到檀香山，在《隆興報》發表《敬告同鄉書》，宣佈革命與保皇決分兩途，並在給黃宗仰的信中指責他借名保皇、實則革命；兩派的合作至此破裂。⁠[14]

1904年他出版《中國國債史》，李煒光稱之為中國第一部外債史著作；同年他續寫《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的近世部分。⁠[23][20]

1905年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熊希齡受命到日本請他代擬考察報告，他寫了五篇；夏曉虹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找到了他的原始稿本。王開林在《湖南日報·湘江週刊》的文章認為，陶菊隱所說報告出自楊度之手是訛傳。⁠[10]

1905年以後，中國留學生日益傾向革命，他的影響有所下降。1906年他發表《開明專制論》。《新民叢報》出到1907年。⁠[7][14][21]

1907年，26歲的臺灣霧峰林家的林獻堂在日本遇到他；林獻堂只會說閩南語，兩人以筆談交流。林獻堂問臺灣今後的出路，他建議效法愛爾蘭人對英國的抗爭方式，不要武裝反抗，並說中國在三十年內沒有能力幫助臺灣；談話結束時林獻堂邀他訪問臺灣。⁠[24]

長女梁思順精通日語，在他流亡日本期間做他的助手、秘書和日語翻譯。1910年和1911年他先後撰文批評清政府的宣統三年預算草案，並就宣統四年預算的編制提出五項注意事項。⁠[25][23]

1910至1911年間，他轉而呼籲推翻滿洲統治者。⁠[7]

1907年10月17日，他與蔣智由、徐佛蘇等人在日本東京成立政聞社，以配合清政府的“預備立憲”，試圖以相對隱蔽、安全的方式推動國內的憲政運動；與此同時，康有為改組了保皇會。此前他與楊度在組織政黨方面分歧漸多，最終分道揚鑣；1907年6月，楊度與熊範輿等人發起的憲政講習會正式成立。⁠[26]

1911年3月28日他抵達臺灣，在臺北和林獻堂的家鄉臺中共停留約兩週，其中在臺北約五天。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考察日本在臺灣的統治，事先列出要調查的項目，包括經濟增長、官營鴉片專賣、農業技術、殖民移民政策和戶口調查方法。在臺北他參觀了多處官方機構；他為被拆除的臺北城牆寫了憑弔的詩。⁠[24]

4月1日，他在日本警察的嚴密監視下向一百多名當地士人演說約一小時，結束時朗誦了一首答謝臺灣人款待的新詩。在臺中，設在林家花園的櫟社為他舉行歡迎會，到場的詩人和賓客約三十人。他在臺期間寫了約八十首詩；在家信中他說自己對日本人非常失望，並附了三首寫日本壓迫的詩，其中一首寫官營糖廠以市價的一半強買農民的土地。離臺前，他告訴林獻堂及其親屬只讀文學是不夠的，應當研究政治、經濟和近代哲學，並給他們開了一份170種書的書目。⁠[24]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後，他在日本提出一套策略：對內控制京城的禁衛軍，對外利用第六鎮的吳祿貞，驅逐奕劻和載灃，再要求清廷下罪己詔、速開國會、實行立憲。11月9日他抵達大連，打算入京聯絡第二十鎮的張紹曾和第二混成協的藍天蔚；三天後熊希齡急電催他回去，原因包括吳祿貞被刺，以及湯覺頓、羅癭公提醒藍天蔚等人可能對他不利。⁠[27]

11月16日清廷命袁世凱組織內閣，他被列為司法副大臣人選。這期間他提出虛君共和的主張，寫成《新中國建設問題》，並派盛先覺到江蘇、上海宣傳，沒有得到有效響應。⁠[27]

1912年2月15日袁世凱接任臨時大總統，23日他發去賀電；4月他撰《中國立國大方針商榷書》，主張支持袁世凱建設強有力的政府，6月撰《財政問題商榷書》，由共和建設討論會出版。5月27日，他的學生、雲南都督蔡鍔通電各省都督請他回國，次日張繼、劉揆一也來電相請；6月17日副總統黎元洪Li YuanhongLi Yuanhong（黎元洪，1864—1928年）是清末的海軍輪機官和湖北新軍將領，1911年武昌起義後出任湖北軍政府都督，民國初年任副總統，1916年至1917年和1922年至1923年兩度出任中華民國大總統；晚年寓居天津，投資實業，1928年在天津去世，1935年安葬於武昌。點擊查看完整詞條致電袁世凱，稱他是有用之才；7月3日蒙古王公呈請召他回國襄理國事。共和建設討論會與共和黨、統一共和黨的合併嘗試未成之後，共和建設討論會和國民協會決議兩會合並，另行組織第三黨民主黨，舉他為總理（黨的首領）；民主黨於10月27日在上海正式成立。⁠[27]

他自神戶啟程的日期，《大公報》記為1912年9月30日，丁文江、趙豐田所編《梁啟超年譜長編》寫確日不詳、應在二十八九日。10月8日早晨6時他抵達天津，袁世凱事先派範源濂、楊度到天津預備歡迎。黃興曾偕楊度、張謇到天津等他三天，因久候不至，當天南下，兩人沒有見面。⁠[27]

10月9日袁世凱派梁士詒到天津催他入京，並擬聘他為總統府秘書，他沒有立刻動身。國民黨的王寵惠10月13日來信邀他入黨，他委婉謝絕。10月20日他到北京，次日上午袁世凱接見他，兩人長談約四小時；袁世凱把賢良寺備作他在京的行館。他在京12天，赴會19次，其中有民主黨、共和黨、統一黨和國民黨的集會，也有同學會、同鄉會、報界、大學、商會、佛教會等的集會。11月1日他回到天津，創辦《庸言》雜誌。⁠[27]

袁世凱每月送他三千元作辦報經費，他在家信中說旅費家費都很繁重，恐怕不能不收。《庸言》是半月刊，創刊號印了一萬份；他在1912年12月18日的家信中估計，銷到兩萬份時一年可餘五六萬元。⁠[27][19]

1913年2月他宣佈加入共和黨。同年民主黨、共和黨等在袁世凱支持下合組為進步黨，他協助袁世凱組建該黨；進步黨成立後，他與湯化龍同為執牛耳者，時人常以湯梁並稱。合併的時間，高翔宇的論文寫作1913年5月，郝幸豔的論文寫作1913年4月（民主黨、共和黨、公民黨合組），華覺明的回憶則記為1913年2月29日由共和、民主、統一三黨合併。作為進步黨的創建人之一，他起初站在總統袁世凱一邊，同孫中山相對。這一年他起草了《進步黨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規定新課租稅、變更稅率以法律定之，國債等須提交國會議決。⁠[27][28][3][23]

1913年熊希齡組閣，他出任司法總長；李煒光的文章寫道，據傳熊希齡曾力主由他任財政總長，因袁世凱持異議而未成。這年9月內閣發表《政府大政方針宣言》。進步黨內的孫洪伊認為他過於遷就袁世凱，孫洪伊及其追隨者彭介石、蕭晉榮、牟琳等人甚至公開譴責熊梁內閣。1914年2月他辭去司法總長。⁠[23][27][28][5]

1914年2月他改任設在天津的幣制局總裁，上任之初命造幣總廠廠長吳鼎昌編寫廠史；這年2月他發表《幣制條例之理由》《整頓濫紙幣與利用公債》。因幣制改革難以推行，他在12月辭職，幣制局隨後被裁撤。⁠[23]

1914年他借住清華學校著書，並在該校演講，以《周易》乾、坤兩卦的象辭勉勵學生做真君子；清華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即出自這次演講。這一年，他在天津的住宅主樓建成，是一幢意式兩層磚木結構樓房。⁠[29][30]

1915年2月，袁世凱的長子袁克定Yuan KedingYuan Keding（袁克定）是Yuan Shikai的長子，字雲臺，通德文和英文，曾任陸軍模範團團長；1915年他是鼓吹君主立憲的籌安會的骨幹，有洪憲太子之稱。Yuan Shikai去世後他一度隱居，日本佔領時期登報否認未經他同意而聯名發表的擁護東亞新秩序的聲明，晚年寄居表弟Zhang Boju家中，20世紀50年代末去世。點擊查看完整詞條通過楊度在私宅宴請他，楊度試探他對改行君主立憲的態度；他以只問政體、不問國體作答，隨後藉故離開北京。這一年他在《大中華》雜誌發表《論中國財政學不發達之原因及古代財政學說之一斑》。⁠[10][23]

1915年，楊度撰《君憲救國論》，認定惟有君主立憲可以避免流血革命；8月籌安會宣佈成立。8月24日，即籌安會發表成立宣言的第二天，蔡鍔從北京搭晚車到天津，與他等人交換對時局的看法。他在天津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公開反對改行帝制。⁠[10][28]

1915年11月底，蔡鍔喬裝離開北京，到天津借就醫之名與他秘密會晤，兩人約定：成功則什麼地位都不要，回頭做學問；失敗則死，無論如何不跑租界、不跑外國。蔡鍔隨後經長崎、香港和越南、廣西潛回雲南，在昆明與滇軍舊部會合，護國運動最終取得勝利。他組織力量抵制袁世凱稱帝。⁠[10][5][3]

反袁期間他主要依託西南各省的力量，與國民黨人合作，後來因軍務院的撤銷問題同國民黨再度反目；1916年6月29日他致電貴州的劉顯世，說無論同哪一方攜手都被利用而沒有好結果。⁠[28]

1916年6月黎元洪繼任大總統，段祺瑞任國務總理；他所倚重的蔡鍔病情惡化、出國就醫，他轉而寄望於段祺瑞。9月1日他成立憲法研究同志會，9月初與湯化龍一派合併為憲法研究會，即研究系。11月蔡鍔病逝，年34歲；12月他在上海發起設立松坡圖書館以紀念蔡鍔，並撰《護國之役回顧談》。⁠[28][9][10]

1915年11月25日，他的《國體問題與五國警告》在《時事新報》刊出。1916年1月10日前後他寫信給蔡鍔說：“此間言論極不自由，有力之報皆被賄收，外報亦然（路透電最可厭）。”⁠[31]

1916年3月初，他應陸榮廷之邀南下廣西，促陸榮廷起兵反袁，途中寫了《袁政府偽造民意密電書後》一文。3月12日經過香港時，他會見日本駐香港總領事今井忍郎，轉達雲南方面希望日本援助一萬支步槍、四十挺機關槍和若干山炮的請求，並建議日本在廣西軍隊佔領廣東欽州、廉州之後再運送武器。⁠[32][31]

他後來說，1916年5月他從廣東前往上海時，岑春煊從向久原房之助所借的款項中交給他6000元，他最終沒有動用這筆錢。⁠[32]

1917年7月1日張勳在北京擁溥儀復辟，他支持段祺瑞在天津馬廠誓師討伐，12日復辟失敗。⁠[23][4]

復辟失敗後，他7月17日奉令出任段祺瑞政府的財政總長，19日就職，併兼鹽務署督辦。他擬定財政計劃和銀行條例等文件，設想利用緩付的庚子賠款和日本的幣制借款改革幣制；當時民國六年的財政赤字達六千多萬元，每年償還外債本息七千多萬元，約佔預算的三分之一。他曾下令准許久大精鹽運銷揚子江一帶的五個口岸。⁠[23][5][29]

孫中山在1917年10月3日的命令中把他和湯化龍列為支持段祺瑞解散國會的主謀。研究系支持解散國會、另行召集臨時參議院，1917年11月臨時參議院開幕時，才發現選舉權已被安福系奪去。⁠[28]

任職四個月後，他在11月18日呈請辭去財政總長，30日獲准；原因包括財政入不敷出，段祺瑞對西南用兵的政策耗盡財力，武人跋扈，他在辭呈中說實行維艱；高瑞泉的文章還引他自述心思才力不能兩用，涉足政治勢必荒廢著述。此後他不再擔任政府要職或參與政黨活動，黃湛認為他並未與政治完全分割；學界通常以1917年底為界，把他的一生分為從政與治學兩個時期。⁠[23][33][20][29]

1918年他患病咯血，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西醫診斷為肋膜炎並微帶肺炎，服東醫的藥十來天，病只是沒有加重，服中醫友人唐天如的藥五天後病去八九成。同年他在上海成立松社，為松坡圖書館預先蒐購圖書。⁠[34][9]

1918年底，醞釀了一年之後，他從上海啟程赴歐洲；啟程前他與張東蓀談了一個通宵，表示要捨棄從前的政治活動，轉向思想界。同行的有蔣百里、丁文江、張君勱、徐新六等人。他多次說明此行純屬私人資格，向親友說明經費中公費約六萬元、朋舊饋贈約四萬元。⁠[29][35][33]

他先到倫敦，參觀了英國下議院，在給長女的信裡抱怨倫敦的天氣、食物和煤炭短缺；隨後到巴黎，旁觀巴黎和會，參觀了法國的舊戰場和亞爾薩斯、洛林兩州，又到過比利時、意大利、荷蘭、瑞士和德國。他在《歐遊心影錄》的楔子中說，此行遊了二十幾個名城，除倫敦以外，沒有一處住過一個星期以上。⁠[33][35][29]

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寫他是以中國非官方代表團成員的身份到巴黎的；Asia Society的年表稱他為中國出席巴黎和會的使節，並寫他把（和會上中國被出賣的）消息傳回國內，引發了五四事件。⁠[7][6]

他表示此行雖是私人考察，但凡能為國家雪恥復權的事不敢推辭匹夫之責，這對中國首席代表陸徵祥形成了壓力。10月11日起，他與蔣百里、張君勱、徐新六等人在巴黎西南的Bellevue閉門寫作，決意三個月內不去巴黎；他在11月5日給長女的信中說，10月中下旬曾傷風大病一場，半個月才好。⁠[35]

1920年3月他回國。《歐遊心影錄》從3月2日起在上海《時事新報》連載到7月18日，3月6日起又在北京《晨報》連載到8月17日；書中記下一位美國記者等西方人向他講的西洋文明已經破產之類的話。這部書沒有寫完，1922年12月中華書局出版的《梁任公先生近著第一輯》收入《歐遊心影錄節錄》。⁠[35][29]

歐遊歸國後，他決心不再過問政治，專心教育事業，著手承辦中國公學，一開始就有改辦大學的動議；他同時組織共學社和講學社，並把雜誌《解放與改造》改名為《改造》。⁠[11][4][29]

高瑞泉認為，《墨經校釋》和《清代學術概論》是他1920年最重要的兩部著述；他從1901年起多次動筆撰寫《中國通史》（後擴大為《中國文化史》），直到1922年都半途擱置。⁠[33][20]

1921年他應清華學校之邀為學生講《國學小史》，前後連續五十多次；他還在南開大學講學。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寫他1920年成為南開大學的歷史教授。⁠[29][36][7]

1922年他到北京、濟南、南京、上海、南通、武昌、長沙等地巡迴演講二十多次；這一年他任清華講師，並完成了《歷史研究法》。奉直戰爭時他發文表達解決時局的主張，實質是聲援吳佩孚，好友陳叔通等人相約勸阻他再次從政。這年他重訪長沙時務學堂舊址，找到26年前講學的地方，題寫時務學堂故址。⁠[36][29][10]

他在南京東南大學講學期間，每週抽時間到佛學院聽歐陽竟無講佛學。因為操勞過度，他被查出患有心臟病，醫生不准他飲酒、喝茶、吸菸，也不許讀書、著書和講演，但他顯然沒有遵守。1923年他在東南大學國學研究會講過《治國學的兩條大路》，提出治國學應遵循文獻的學問和德性的學問兩條門徑。⁠[29]

1922年12月松坡圖書館幹事會成立，推他為館長。1923年6月20日館址選定在北京北海快雪堂，他親自起草《勸捐啟》和《勸捐簡章》；總統黎元洪把北海里的這處園子撥給他，用來建圖書館和蔡公祠。同年11月4日松坡圖書館在快雪堂成立，快雪堂為第一館，以中文書為主，西單小石虎衚衕的右翼宗學舊址為第二館，以外文書為主；該館成立後近兩年沒有對公眾開放，1925年10月1日北海闢為公園後才隨之開放。這是一所私立圖書館，他為維持它奔走借墊，並賣字籌款；曾追隨他的周傳儒回憶，他一個大字賣八元，這樣賣字每月可得兩三千元。⁠[9][37]

1923年他籌辦文化學院，因缺乏資金沒有辦成；這年年初清華學生問他哪些學者可任國學導師，他說無人可選。他在病中讀《陶淵明集》，三天內寫成《陶淵明年譜》；10月他發起戴東原生日二百年紀念會，一晝夜寫成《戴東原先生傳》，又連續34小時寫成《戴東原哲學》。這年他還參加新月社的聚談。⁠[29]

1924年泰戈爾訪華，4月26日歡迎儀式在北海靜心齋舉行，蔣百里、熊希齡、胡適等四十多人出席，儀式之後徐志摩陪泰戈爾參觀了松坡圖書館第一館。這一年，他在天津住宅主樓旁建成一幢淺灰色的兩層書齋，取名飲冰室，首層為書房，二層為臥室和會客室。⁠[37][30]

在為泰戈爾舉行的祝壽會上，他把“竺震旦”這個中國名字贈給泰戈爾；新月社同人當晚演出了泰戈爾的戲劇《齊德拉》。⁠[38]

1920年9月，他與蔡元培、汪大燮等人正式成立講學社，計劃每年邀請一位國際知名學者來華講學；羅素是該社聘請的第一位學者，於同年10月31日抵達北京。他在給張東蓀的信中說：“經費政府每年補助二萬元，以三年為期，此外零碎捐款亦已得萬元有奇。”1919年至1924年間，在講學社的推動下，杜威、羅素、孟祿、杜裡舒和泰戈爾五位學者先後應邀來華講學。⁠[39]

1923年5月7日，長子梁思成梁思成梁思成（1901—1972年）是中國建築學家、建築史學家和建築教育家，梁啟超的長子、林徽因的丈夫。他與林徽因等人對中國古代建築進行了大規模的實地調查和研究，在東北大學和清華大學開創建築教育，1949年後主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和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併為保護北京舊城提出規劃主張。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和次子梁思永梁思永梁思永（1904—1954年）是中國考古學家，梁啟超的次子。1930年起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參加和主持黑龍江昂昂溪、山東城子崖和河南安陽殷墟等地的發掘，發現後岡三疊層，提出龍山文化的命名，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1950年起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點擊查看完整詞條駕一輛摩托車去天安門參加北京學生舉行的“國恥日”集會，途中被北洋政府陸軍次長金永炎的汽車撞傷，各報競相報道，轟動一時。梁思成傷後療養的一年裡，在他的督導下潛心研習國學。⁠[40]

1924年7月夫人李蕙仙逝世；外孫女吳荔明寫道，這給全家帶來巨大的悲痛。⁠[41]

1924年8月24日，51歲的他添了第九個孩子、最小的兒子梁思禮，給他取的小名是老白鼻（即老Baby）。⁠[42][25]

1925年2月，學衡派領袖吳宓出任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籌備主任，他心中早已選定王國維和梁啟超兩人。9月9日研究院第一期正式開學，在學生的要求下，他在工字廳舉行的茶話會上額外作了《舊日書院之情形》的演講。⁠[29]

他住進清華北院2號，講授儒家哲學和歷史研究法，並在大學部講中國文化史，同時為燕京大學講古書真偽及其年代；他在給女兒梁思順的信裡說，一週有四天住清華，其餘三天進城住在松坡圖書館。他在國學研究院的月薪約四五百銀元。1925年他發表《學問獨立與清華第二期事業》，談清華設大學部、研究院同中國學術獨立的關係；同年《桃花扇注》出版，他還出版了《要籍解題及其讀法》。⁠[29][19][4][20]

1925年4月中華圖書館協會成立，他被推為董事部部長，在成立會上演說，提出建設中國的圖書館學和養成管理圖書館的人才兩項責任，並在《圖書館學季刊》發刊詞中再次表達建設中國圖書館學的意願。這年年底，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與教育部商定合辦國立京師圖書館，推他為館長；12月他上任後致信李四光、袁同禮談購書設想，提議自創中國的十進分類法。1926年3月，因北洋政府無力履約，基金董事會獨力籌建北京圖書館，仍由他任館長，館設在北海慶霄樓等處，1926年開館。⁠[9][37]

教育部應攤的京師圖書館經費一直沒有到位，他多方借墊，曾以一分六釐的重息向銀行借款，又把自己積存十餘年的人壽保險單交由通易信託公司押借現款充作館用，接待外賓的費用也一度從他的薪金裡支付；劉夢妮的文章寫道，據不完全計算，他前後墊付館費達一萬多元。⁠[9][37]

1925年12月6日他在給徐景賢的信中說，近日屢次接到恐嚇信，聲稱他如果再在北京公開講演，定當以武力對待。⁠[43]

他還擔任司法儲才館館長和北京師範大學董事，在師範大學開中國文化史課，開學時聽講的有一兩千人，後來減到一百人左右；在清華他同時要指導十六名學生。1926年暑假他請張君勱到快雪堂為學生講宋賢名理。⁠[29]

1925年11月，他把重印的宋代建築典籍《營造法式》寄給在美國留學的梁思成和林徽因林徽因林徽因（1904—1955年）是中國建築學家、詩人和作家，梁思成的妻子和長期合作者。她與梁思成等人實地調查中國古代建築，參與創辦東北大學和清華大學的建築系，參與設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和人民英雄紀念碑，並是新月派詩人。點擊查看完整詞條，並題寫：“一千年前有此傑作，可為吾族文化之光寵也……此本遂以寄，思成，徽因，俾永寶之”。⁠[44]

1926年他住進北京協和醫院。他後來在文章中說，自己便血已一年多，協和做了三次檢查：用尿管折光鏡檢查、注射藥物觀察分泌和X光檢查，X光片顯示右腎有一個黑點，醫生判斷是腫瘤，他也認為非割不能斷根。醫院為他切除了右腎，主刀的是外科教授劉瑞恆；手術後尿血沒有停止。⁠[45][46][47]

手術引起廣泛爭論，社會人士和他的家人認為協和醫院有孟浪之責，二弟梁啟勳責備醫院粗忽。1926年6月初，他在《晨報》發表《我的病與協和醫院》，說手術後十天精神已恢復正常，說醫生孟浪是冤枉，並表示不能因為科學尚在幼稚階段就根本懷疑科學。⁠[45][48][46][47]

他私下的說法不同：1926年9月的家信說，這個病根本是內科而不是外科，這回手術的確可以不必用。他在信中轉述，9月14日他把復發的血尿拿給伍連德看，伍連德說這病絕對不能不理會，切下的右腎並沒有絲毫病態；他認為手術是協和孟浪錯誤了。這年8月22日他寫信告訴女兒梁令嫻，服用中醫唐天如的藥後，小便的顏色和氣味已恢復正常。⁠[45][34]

關於手術是否割錯了腎，後來的說法不一。梁思成的美國友人費慰梅（Wilma Fairbank）在著述中寫道，手術室護士用碘酒在病人身上標錯了位置，主刀的劉博士沒有核對掛在手術檯旁的X光片就動了刀，切掉的是健康的腎。鄭連根發表在《同舟共進》2007年第1期的文章寫道，護士把應標的左腎標成了右腎，健康的右腎被切除，協和發現後把此事列為最高機密。《科普時報》2020年刊出的文章則認為，據他本人的自述，病變就在右腎，腎切除術也不會從肚皮上下刀，問題的實質在於診斷。《新京報》2026年吳瓊的文章把主刀醫生劉瑞恆錯切了健康的左腎一說列為傳言，並寫道皮國立試圖證明右腎切除術存在重大醫療事故的傳言為真，而作者認為皮國立所用材料的可靠性存疑、缺乏交叉驗證。⁠[45][48][46]

手術後，他便血的多少隨工作的勞逸而變化，醫生只能囑咐他靜養，每兩三個月輸血一次。手術一年後他回協和複查，醫院答覆說腎功能已完全恢復。⁠[29][34]

1926年10月，他為徐志摩與陸小曼證婚。他在次日寫給梁思成、林徽因、梁思忠等人的信中說：“我昨天做了一件極不願意做之事，去替徐志摩證婚……”又說：“我在禮堂演說一篇訓詞，大大教訓一番，新人及滿堂賓客無一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聞之婚禮矣……”他說因昨日的感觸專門寫了這封信，信中批評了徐志摩的擇偶。⁠[49]

1927年1月26日他寫信告訴兒女，打算編《中國圖書大辭典》（預計一年完成）和《中國圖書索引》（預計五年完成）；他組織人員查資料、編卡片，並帶領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生參與編纂，每月月中向圖書館書面報告進度，這年6月還致信胡適談對這部辭典的期望。因為身體的緣故，書沒有編成。⁠[9]

1927年5月4日他在家信中說，因國內局勢動盪、擔心晚年生計，把銀元換成5000美元匯到加拿大，交給長女梁思順和時任駐加拿大領事的長女婿周希哲購買長期公債，利息用來支付次女梁思莊等人的學費。5、6月間，他因批改學生成績過勞，又受王國維自殺的刺激，血尿持續了約四十天，再服唐天如的膏方後好轉。6月2日王國維在頤和園昆明湖自沉。⁠[19][34][36]

1927年6月重病以前，他一直是北海快雪堂的松坡圖書館、慶霄樓的北京圖書館和中海居仁堂的京師圖書館三處的館長。這年初夏他同研究院學生同遊北海時的談話，後來記為《北海談話記》；他在司法儲才館講過《陸王學派與青年修養》；他寫了《古書真偽及其年代》和《儒家哲學》，並開始搜輯辛棄疾的詞作資料。⁠[37][11][29][36][4]

北伐期間各方多有人希望他出面組黨，1927年5月前後他內心掙扎，最後決定以著書的方式表達政見；他堅決反對三子梁思忠回國到北伐軍中冒險。10月29日他在家信中提出黨前運動的設想，打算設一個秘密的虛總部聯絡各團體。王汎森寫道，時局緊急時他受到驚嚇，一度打算出走、離校避變，他支持孫傳芳抵拒南方的黨軍，並同蔣百里、丁文江、張君勱等人保持政治往來。⁠[29][50][36]

1927年7月1日他寫信給梁啟勳，商量長子梁思成與林徽因行廟見禮時送各位親戚的禮物；他還為兩人婚後到歐洲遊歷籌措了經費。⁠[50]

1928年他停止授課和各項公務，6月中旬因過度勞累辭去清華研究院和北平圖書館的職務。這年9月10日他開始撰寫《辛稼軒先生年譜》；9月27日入協和醫院，住院期間托儲皖峰蒐集辛棄疾的資料，得到《信州府志》等數種；他在10月5日的信中說這回上了協和醫院一個大當，醫院只管醫痔，不顧及全身，每天兩杯瀉油，傷了胃口，迴天津途中又感冒發燒。迴天津後他續寫年譜，寫到宋寧宗慶元六年辛棄疾六十一歲時為止；擱筆的時間，黃湛的文章寫他10月12日力不能支、一病不起，《益世報》紀念號寫他10月28日左右因手顫擱筆。11月28日他再次轉到北京協和醫院。12月，研究院的同學聯名來信慰問，勸他靜心養病。⁠[29][51][43][34]

1928年3月21日，長子梁思成與林長民的女兒林徽因在加拿大結婚，婚後兩人按他精心安排的路線到歐洲旅行；兩人接到他病危的電報，沒有完成全部歐洲遊歷計劃，於1928年8月乘火車橫穿西伯利亞回國。⁠[44][52][40]

1929年1月19日午後，他在北京協和醫院去世。去世的時刻，皮國立著作所引當時報紙的報道寫作1月19日午後2時，該書正文則寫作1月11日下午2時15分。BritannicaEncyclopædia BritannicaEncyclopædia Britannica（大英百科全書，又譯不列顛百科全書）是1768年在蘇格蘭愛丁堡開始出版的英語綜合性百科全書，也指出版它的總部位於美國芝加哥的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Inc.（對外稱 The Britannica Group）；紙質版於2012年停印，此後以 Britannica.com 線上百科、面向學校與圖書館的數字教育產品和 Merriam-Webster 詞典為主要業務。點擊查看完整詞條記他終年55歲，楊海亮的文章則寫他得年五十六；湯仁澤在《中國文化報》的文章寫他1929年1月29日去世，享年57歲。⁠[34][43][36][3][51]

關於死因，皮國立的著作寫道，協和最後的檢查發現他肺尖有斑點，痰和血裡都查出許多末乃利菌，他因細菌感染持續發燒而不治；Asia Society的年表寫他死於癌症。他生前要求辦佛教葬禮。⁠[34][6][21]

1929年2月17日，北平各界和廣東旅平同鄉會在老牆根廣惠寺公祭，到場約五百餘人，寺內各佛堂掛滿祭聯、哀章，約三千餘件；3月4日，天津《益世報》出版春季增刊《梁任公先生紀念號》，刊頭由胡適題字，選登了錢玄同、蔣夢麟、胡適、王士珍、閻錫山五人所送的輓聯，北平公祭部分載有孫寶琦的輓詩；胡適說自己的輓聯指出了他做中國之新民的志願，章太炎也送了輓聯。紀念號記親族戚友已決定在5月中旬把他的靈柩葬在西山臥佛寺東坡梁夫人墓旁。⁠[43][4]

他去世後，丁文江、林宰平、黃秋嶽受託整理遺著，丁文江編寫了年譜初稿，林志鈞主編《飲冰室合集》；他留下未出版的著述38種。遵照他的遺言，他的藏書全部移交國立北平圖書館，他所藏的碑帖絕大部分也捐給了該館。1929年8月，按照他生前的建議，京師圖書館（1928年7月已改名國立北平圖書館）與北京圖書館合併，仍稱國立北平圖書館，即今天中國國家圖書館的前身；松坡圖書館1949年併入北平圖書館。⁠[43][9][4][37]

他有九個子女，其中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禮三人是院士，被譽為一門三院士。⁠[25]

第二任妻子王桂荃原是李蕙仙的侍婢，1903年經李蕙仙准許成為他的妾，此後為他生下六個子女。文化大革命期間梁家的財產被抄盡，北京手帕衚衕的住房被佔，她85歲高齡還要每天出來掃街，患腸癌晚期；1968年她在一間陰暗的小屋中去世，與子女四散分離，去世時孤身一人。梁思禮說，自己最傷心的事是母親在文革中受迫害而死，他當時行動受限，沒能為她收骨灰。⁠[53][54]

長女梁思順（1893—1966年）字令嫻，1915年與父親的學生周希哲結婚，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毆打致死；她編有《藝蘅館詞選》，另著《閨秀詞話》。他給每個孩子都起了小名，梁思順是大寶貝，次女梁思莊是小寶貝，三女梁思懿被叫做司馬懿。梁思順曾寫信給他，表示願意承擔一些家庭費用；他在給她的信中說，媽媽幾次生病都是她一人服侍，最後半年多她衣不解帶，送媽媽壽終正寢。⁠[55][25][53]

長子梁思成（1901—1972年）1901年4月20日出生在日本東京；1924年赴美留學，1924—1927年在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賓夕法尼亞大學，簡稱 Penn）是位於美國費城的私立研究型大學、常春藤盟校成員。學校將歷史追溯至1740年的慈善學校籌建項目；Benjamin Franklin 於1749年提出辦學方案，學院於1751年開課，1791年合併形成現名機構。賓大設12個學院，本科教育主要由文理、工程、護理和 Wharton 四個學院承擔。2025年秋學生總數為29,384人；2025財年捐贈基金為248.1億美元。截至2026年10月，校長為 J. Larry Jameson，其任期計劃於2027年6月30日結束。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建築系和研究院先後獲學士、碩士學位；1928—1931年任瀋陽東北大學建築系主任、教授，1931—1946年任中國營造學社法式組主任；1945年抗戰勝利後創辦清華大學建築系，1946—1972年任系主任；1946—1947年任Yale UniversityYale UniversityYale University（耶魯大學）是位於美國康涅狄格州紐黑文的研究型大學，前身是1701年獲特許狀的 Collegiate School。學校於1716年決定遷至紐黑文，1718年改稱 Yale College，1887年採用 Yale University 名稱。學校涵蓋本科、研究生和專業教育，設有14個本科住宿學院。截至2026年10月，校長為2024年7月就任的 Maurie McInnis。2026年學校調整新生助學政策，並舉行建校325週年活動。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兼任教授、聯合國United NationsUnited Nations（聯合國）是依據《聯合國憲章》於1945年成立的國際組織，現有193個會員國，總部設在紐約市。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大廈設計顧問建築師，並獲Princeton UniversityPrinceton UniversityPrinceton University（普林斯頓大學）是位於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的私立大學、常春藤盟校成員。學校於1746年10月22日獲特許狀，原名 College of New Jersey，1756年遷至普林斯頓，1896年改用現名。本科教育授予文學學士與工程理學學士，強調小班討論、獨立研究及住宿學院生活；研究生教育覆蓋人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工程領域。截至2026年10月，校長為 Christopher L. Eisgruber。學校2026—2027年度運營預算為34.07億美元，本科助學預算為3.42億美元。點擊查看完整詞條贈授文學博士學位；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後又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1972年1月9日在北京逝世。⁠[56][53][57]

次子梁思永（1904—1954年）赴美在Harvard UniversityHarvard UniversityHarvard University（哈佛大學）是位於美國馬薩諸塞州的私立研究型大學，1636年由馬薩諸塞灣殖民地議會批准設立，1639年以早期捐助人 John Harvard 命名。學校以劍橋、波士頓 Allston 和 Longwood 為主要校區，設 Harvard College、本科以外的專業與研究生學院及 Radcliffe 高等研究院。學校由 Harvard Corporation 與 Board of Overseers 兩個治理機構共同履職；截至2026年10月，校長為 Alan M. Garber。2025財年末捐贈基金規模為569億美元。點擊查看完整詞條攻讀考古學和人類學，1930年畢業回國，1931年參加河南安陽小屯和後岡的發掘，是中國近代田野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1950年8月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年僅49歲就去世。⁠[53][57][58]

三子梁思忠（1907—1932年）生於日本，從清華學校畢業後，先後在美國弗吉尼亞軍事學院和西點軍校學習，回國後入伍，升任十九路軍炮兵上校，參加過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此後不久因病去世，年僅25歲。次女梁思莊1908年9月4日由李蕙仙生於日本神戶；她在國外先攻讀生物學，後結合自己的興趣和父親的意見改學圖書館學，1930年獲加拿大McGill UniversityMcGill UniversityMcGill University（麥吉爾大學）是位於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爾的一所以英語授課的公立大學，依蒙特利爾商人James McGill的遺贈創辦，1821年獲英王George IV頒發皇家特許狀。學校1829年設立的醫學院是加拿大第一個醫學院，2025年秋季有學生40,531人。點擊查看完整詞條文學學士學位，次年在Columbia UniversityColumbia UniversityColumbia University（哥倫比亞大學，正式名稱 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是位於美國紐約市的私立研究型大學，常春藤盟校成員。學校前身是1754年依英王 George II 特許狀創立的 King's College，是紐約州歷史最悠久、全美第五古老的高等教育機構；1784年改名 Columbia College，1896年遷至曼哈頓晨邊高地並啟用大學名稱。學校設17個學院，另有4所附屬學院，2025年秋季在校學生35,978人。2026年7月1日起，法學學者 Jennifer L. Mnookin 任校長。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圖書館學院取得圖書館學士學位；1933年8月她與中山大學化學系教授吳魯強在北平協和禮堂結婚，1935年底吳魯強因傷寒去世；她1952年後任北京大學圖書館副館長，1981年4月因腦栓塞癱瘓在床，1986年5月20日去世，終年78歲。⁠[59][25][41][51][60]

三女梁思懿是社會活動家，長期從事對外友好聯絡工作。四女梁思寧在姐姐梁思懿的影響下投身新四軍，從事宣傳工作。學者謝國楨曾任梁家的家庭教師，教梁思達、梁思懿等人。⁠[53][43]

幼子梁思禮在父親去世時只有四歲多；1941年高中畢業後與梁思懿一同赴美，先入Carleton College，後轉入Purdue UniversityPurdue UniversityPurdue University（普渡大學）是位於美國印第安納州West Lafayette的公立研究型大學，也是印第安納州的贈地大學；學校1869年由州議會定名設立，1874年開課。如今Purdue系統由West Lafayette和印第安納波利斯主校區、地區校區和一所在線大學組成。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學工科，半工半讀，1945年獲學士學位，此後在辛辛那提大學獲碩士和博士學位，1949年9月乘船回國，母親在天津碼頭迎接他；他是火箭控制系統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和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2016年4月1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53][57][51][42]

1923年起到1929年去世，他始終堅持給在海外的五個子女寫信。湯志鈞、湯仁澤編注的一部梁啟超家書集2016年8月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收入他的信札241通；湯仁澤寫道，這批檔案由梁啟勳及其後人珍藏。⁠[25][51][50]

孫輩中，梁思成與林徽因的兒子梁從誡是歷史學者和出版社編輯，1993年領導創建中國第一家完全民辦的環境保護組織自然之友；梁思莊的女兒吳荔明退休前是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科學系教授，1999年出版《梁啟超和他的兒女們》。吳荔明2009年說，梁家已經到了第五代，家族聚會每次能聚三十多人。⁠[53][25]

他的胞弟梁啟勳（1876年4月16日—1965年），字仲策，號曼殊室主人，生於新會茶坑村，1893年入萬木草堂，1896年到上海任《時務報》編輯，1902年入上海震旦學院，後考入美國Columbia University經濟系；1914年起歷任北京中國銀行監理官、幣制局參事等職，1951年受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1965年在北京病故；著有《中國韻文概論》《詞學》《稼軒詞疏證》等。⁠[61]

梁思莊長期從事西文編目工作，使北京大學圖書館的西文編目和參考諮詢工作長期位於國內領先水平。⁠[62]

梁思成與林徽因的女兒梁再冰1929年8月在北京出生，即他去世半年後，父母為她取名再冰，以紀念飲冰室老人梁啟超；2021年，92歲的梁再冰出版口述回憶錄《梁思成與林徽因——我的父親母親》。梁從誡1932年出生，2010年10月28日去世，終年78歲；China Development Brief寫他1994年3月與三位同道創辦自然之友。⁠[63][64]

梁思永的女兒梁柏有從2013年起，以八十多歲的高齡蒐集與父親有關的文獻、資料和照片，著成《思文永在——我的父親考古學家梁思永》，全書25萬字，插圖200幅；梁思禮在89歲時為該書撰寫了序言。⁠[65]

他的著作匯為《飲冰室合集》，共148卷。他的其他著作還有《過渡時代論》《中國積弱溯源論》《中國史敘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以及財政方面的《中國改革財政私案》《財政原論》《幣制條議》《外債平議》；李煒光寫他的財經論著有三十餘萬言。⁠[5][20][36][23]

他的方誌學論述見於《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方誌學》《說方誌》和《龍游縣志》序；他一生沒有直接參與修志，但主張從史學的角度研究地方專史。⁠[5]

他的著作譯成英文的有《先秦政治思想史》（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During the Early Tsin Period，L. T. Chen譯，1930年）和《清代學術概論》（Intellectual Trends in the Ch’ing Period，Immanuel C. Y. Hsü譯，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年），另有《Two Self-portraits: Liang Ch’i-ch’ao and Hu Shih》（Li Yuning、William A. Wycoff，1992年）。⁠[8][3]

他也留下書法作品，手跡中有篆書和隸書作品，臨過《馬鳴寺碑》和王羲之《十七帖》；他說發揮個性最真切的莫如寫字，把書法看作最優美、最便利的娛樂工具。⁠[4][43]

他的墓在北京國家植物園北園，坐北朝南，背倚青山，四周圍著矮石牆，園內種滿松柏；正北是他與夫人的合葬墓，墓碑上刻的是先考任公府君暨先妣李太夫人墓，墓碑、墓頂和供臺襯牆都用土黃色花崗岩雕築。墓園實為梁氏家族墓地，甬道東側葬著他的弟弟、古典文學家梁啟雄，西側葬著梁思忠、梁思禮和梁思莊。墓園門前立有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和海淀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石碑。⁠[60]

天津的梁啟超紀念館在河北區民族路44號和46號，由舊居和飲冰室書齋兩部分組成：舊居主樓建於1914年，建築面積1121平方米；書齋建於1924年。紀念館2003年對外開放，是天津市第一家名人舊居紀念館，現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66][30]

2023年是他誕辰150週年，中國國家圖書館與他的故鄉廣東省江門市共同舉辦座談活動；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舉辦紀念展，11月23日開幕，展至2024年1月14日，展品114組件，開幕式上有他的一位曾孫致辭。⁠[9][4]

墓園和碑亭由長子梁思成設計，是梁思成學成回國後的第一件建築設計作品，位於北京香山臥佛寺以東、北京植物園裸子植物區。⁠[63]

他的家鄉茶坑村今屬廣東省江門市新會區，村中的梁啟超故居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67]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的條目稱他是“the foremost intellectual leader of China in the first two decades of the 20th century”（20世紀頭二十年中國最重要的思想領袖）；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稱他是“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popularizers of Western ideas in modern China”（近代中國最有影響的西方思想普及者之一）。⁠[3][7]

胡適說自己受了他無窮的恩惠，並在《四十自述》中肯定他第一次用歷史眼光整理中國的舊學術思想；錢玄同在《寄陳獨秀》中稱他實為近來創造新文學的人之一，1923年3月4日又在日記中寫道，社會上罵他的人很多，自己是不罵他的；張蔭麟稱他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實為中國史學方法的奠基石。毛澤東回憶自己16歲讀到《新民叢報》，讀了又讀。⁠[20][43][19]

陸胤寫道，他喜歡把自己塑造成為學無恆、流質多變、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昔日之我戰的形象。Antonia Finnane贊同解璽璋的看法，認為他首先是立憲主義者而不是君主主義者，在他看來君主制或共和制有憲法都能運作、沒有憲法都不行；她寫道，在共產黨人眼中他是反革命，他的家人在毛澤東時代受到嚴重衝擊。Alex Colville在The China Project的文章寫道，他對1911年革命的抵制使他在中國的歷史書中被邊緣化，直到20世紀80年代。⁠[11][18][21]

研究他的英文專著有Joseph R. Levenson的《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1953年）和Hao Chang的《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1971年）。中文傳記有解璽璋的兩卷本梁啟超傳記（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年）和許知遠仍在寫作的梁啟超傳，已由單讀·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青年變革者：梁啟超1873—1898》和《亡命，梁啟超1898—1903》兩部。⁠[7][18][16]

清華學校（今清華大學）：官網：https://www.tsinghua.edu.cn/（在新窗口打開）。⁠[4]

南開大學：官網：https://www.nankai.edu.cn/（在新窗口打開）。⁠[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