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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永

梁思永(1904—1954年)是中國考古學家,梁啟超梁啟超梁啟超(1873—1929年)是清末民初的思想家、政治人物、報人和學者,康有為的弟子,1898年戊戌變法的參與者;變法失敗後他流亡日本14年,主辦《清議報》和《新民叢報》,1912年回國後參與創建進步黨,先後出任北京政府司法總長和財政總長,並在1915—1916年反對袁世凱稱帝。1917年底退出政界後,他專事著述和講學,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和北京圖書館館長,著作匯為《飲冰室合集》。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的次子。1930年起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參加和主持黑龍江昂昂溪、山東城子崖和河南安陽殷墟等地的發掘,發現後岡三疊層,提出龍山文化的命名,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1950年起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

本頁目錄26 節
詞條資料

出生

梁思永祖籍廣東新會。關於他的出生日期和地點,各方記述不同:《齊魯晚報》2022年的文章寫他1904年10月7日出生在澳門;中央研究院的商王陵專題網站寫他1904年生於上海,又說也有人認為他生於日本橫濱。⁠[1][2]

就讀清華學校

他童年在日本讀小學,回國後進入清華學校的留美預備班學習。入學和畢業的年份,各方記述不同:《北京晚報》2022年的文章寫他1915年與哥哥梁思成梁思成梁思成(1901—1972年)是中國建築學家、建築史學家和建築教育家,梁啟超的長子、林徽因的丈夫。他與林徽因等人對中國古代建築進行了大規模的實地調查和研究,在東北大學和清華大學開創建築教育,1949年後主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和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併為保護北京舊城提出規劃主張。點擊查看完整詞條一同考入清華學校;《齊魯晚報》2022年的文章寫他1923年畢業於清華學校留美預備班;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楊清越寫他1924年從清華留美預備班畢業。⁠[2][3][1][4]

《北京青年報》2016年的報道寫道,梁思成和他一起學鋼琴。⁠[5]

與梁思成遭遇車禍

1923年5月7日,他和哥哥梁思成駕一輛摩托車,前往天安門參加北京學生舉行的國恥日集會,剛出南長街口,就被北洋政府陸軍次長金永炎的一輛迎面飛馳而來的小汽車撞翻。兩人被送往協和醫院治療;他滿臉是血,但只是皮外傷,沒有大礙,梁思成則脊椎受傷、腿部骨折。《齊魯晚報》2022年的文章寫道,他原計劃當年赴美留學,這次受傷耽誤了行程。⁠[3][1]

在Dartmouth College學習歷史

楊清越寫道,他1924年8月赴美,進入新罕布什爾州新罕布什爾州新罕布什爾州是美國東北部新英格蘭地區的一個州,北鄰加拿大Quebec,西隔Connecticut河與佛蒙特州相望,南鄰馬薩諸塞州,東鄰緬因州並瀕臨大西洋;首府為Concord。該州是最初的13個殖民地之一,1788年6月21日成為第9個批准美國憲法的州;2020年人口普查(2020年4月1日)人口為1,377,529人(約137.8萬人)。點擊查看完整詞條漢諾威的Dartmouth CollegeDartmouth CollegeDartmouth College(達特茅斯學院)是位於美國新罕布什爾州漢諾威的私立高等院校,常春藤盟校成員。學校由公理會牧師 Eleazar Wheelock 創辦,1769年12月13日獲頒以英王喬治三世名義簽發的特許狀,是北美最後一所由英國王室特許設立的殖民地學院。1819年,美國最高法院在 Dartmouth College v. Woodward 案中裁定新罕布什爾州修改學校特許狀的法律違憲,學校得以保持私立。學校以本科文理教育為核心,另設 Geisel School of Medicine、Thayer School of Engineering、Tuck School of Business 和 Guarini School of Graduate and Advanced Studies。2025年秋季註冊學生7,273人;截至2025年6月30日,捐贈基金市值90億美元。截至2026年10月,校長為2023年6月就任的 Sian Leah Beilock。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學習歷史學,並根據該校的校友總目錄寫道,他1926年2月初以Phi Beta Kappa(ΦBK)榮譽學會成員的身份畢業,獲文學學士學位。《齊魯晚報》2022年的文章則寫他傷愈後第二年乘郵輪赴美。⁠[4][1]

進入Harvard University研究生院

1926年2月6日,他註冊進入Harvard UniversityHarvard UniversityHarvard University(哈佛大學)是位於美國馬薩諸塞州的私立研究型大學,1636年由馬薩諸塞灣殖民地議會批准設立,1639年以早期捐助人 John Harvard 命名。學校以劍橋、波士頓 Allston 和 Longwood 為主要校區,設 Harvard College、本科以外的專業與研究生學院及 Radcliffe 高等研究院。學校由 Harvard Corporation 與 Board of Overseers 兩個治理機構共同履職;截至2026年10月,校長為 Alan M. Garber。2025財年末捐贈基金規模為569億美元。點擊查看完整詞條文理研究生院,第一年登記的專業是人類學、藝術和宗教史三項並列,1926年9月第二學年註冊時才正式確定為人類學。楊清越根據哈佛的課程目錄和他留下的十六冊課堂筆記與讀書筆記寫道,他修讀了Earnest Hooton的體質人類學和種族混合、Alfred Tozzer的原始社會學和原始宗教、Roland Dixon的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大洋洲、亞洲各地的族群與文化以及中國、印度和美索不達米亞的文明以及文化與環境等課程,還修讀了研究型討論課“Seminary: Field Methods in Archaeology”(考古學田野方法),並以“Field Method in China”(中國田野調查方法)為題,總結了Aurel Stein和Raphael Pumpelly在中國西北探險所用的田野方法。⁠[4]

他選擇考古,很大程度上是受父親影響:梁啟超認為中國不能放任外國人把文物挖走運出國,中國學者應該努力建立自己國家的考古學科;當時考古是一門不被人看好的冷門專業。中央研究院數位典藏的專題文章寫道,梁思成曾寫信給父親,質疑弟弟所學對國家民族的進步究竟有無用處,梁啟超以李白、杜甫與姚崇、宋璟作比作答,並認為讓思成學建築、思永學考古,是為中華民族在一門專業學問領域爭取世界性的名譽。《北京青年報》2016年的報道寫道,梁啟超親自聯繫考古學家李濟,並自掏腰包,讓他有機會參加實地考古工作。1926年12月,梁啟超寫信告訴他,已立刻寫信給正在山西發掘的李濟,告知他的志願和條件;1927年1月10日夜,梁啟超又寫信轉述李濟和袁復禮剛從山西夏縣西陰村發掘歸來時在清華國學研究院茶話會上的演說——兩人自稱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學者,說真正專門研究考古學的人還在美國美國美國是位於北美洲、實行聯邦制的國家,由50個州、作為合眾國政府所在地的哥倫比亞特區以及波多黎各、關島等屬地組成,首都為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1776年7月4日,大陸會議通過《獨立宣言》。2020年人口普查(2020年4月1日)全國常住人口為331,449,281人(約3.31億人);眾議院435個議席依據人口普查結果在各州之間分配。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就是梁先生的公子——並叮囑他:“你將來如何才能當得起‘中國第一位考古專門學者’這個名譽,總要非常努力才好。”(你將來要怎樣才能當得起“中國第一位考古專門學者”這個名譽,總要非常努力才好。)《齊魯晚報》2022年的文章把這一稱號寫作“中國第一位專門考古學者”。1927年春,梁啟超得知Sven Hedin要率隊考察新疆,想替他爭取一個名額,於4月連發數封信催他動身回國;這一計劃最終因趕不上出發而落空。⁠[6][7][5][4][1]

獲Harvard University碩士學位,回國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助教

1927年6月23日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上,他被授予文學碩士學位(A.M.)。隨後他回國,原打算參加李濟在西陰村的發掘,因戰事未能前往山西,於是留在北京整理西陰村的考古資料,併兼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助教。⁠[4]

《齊魯晚報》2022年的文章記述不同:他1927年應父親要求短暫回國,跟隨李濟到山西夏縣西陰村發掘,受邀在清華大學研究院擔任助教,次年返美繼續深造;1930年夏獲哈佛大學碩士學位。⁠[1]

重返Harvard University攻讀博士

1928年8月,他重返哈佛,開始博士階段的訓練;同年12月,他的英文論文“Some Problems of Far Eastern Archaeology”(遠東考古學上的若干問題)定稿,系統梳理了西伯利亞、華北和中南半島等遠東多地的考古發現,對比各地的地層、動物群和文化遺存,力圖找出現有材料中最大的空白,並指出有待驗證的問題、規劃今後的研究方向。1929年1月父親梁啟超去世時,他剛回到美國不久,未能回國弔唁。⁠[4][1]

1929年暑假,他獲得獎學金資助,隨美國西南考古的領軍人物Alfred Kidder到新墨西哥州新墨西哥州新墨西哥州是美國西南部的一個州,首府為Santa Fe,最大城市為Albuquerque。該州於1912年1月6日加入聯邦,為第47個州;2020年人口普查(2020年4月1日)人口為2,117,522人(約211.8萬人)。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的佩科斯遺址(Pecos)發掘,並參加了第二屆佩科斯會議。楊清越認為,這段在北美的田野實踐,使他後來面對殷墟後岡的複雜地層時,具有超越金石學家和探險家、屬於現代科學的思維和洞察力。《齊魯晚報》2022年的文章寫道,他留美期間參與過美洲印第安人古代遺址的發掘。⁠[4][1]

他的哈佛註冊一直保持到1931—1932學年,但最終沒有取得博士學位。楊清越寫道,這應了父親1925年7月10日信中“求學問不是求文憑”(求學問不是為了求文憑)的教誨。關於他在哈佛的畢業,中央研究院的商王陵專題網站和《北京青年報》2016年的報道寫他1930年畢業後回國,中央研究院數位典藏的專題文章寫他1930年取得碩士學位後回國,郭大順的《紅山·牛河梁考古記》寫他1930年初冬剛從哈佛大學人類學系畢業。⁠[4][2][5][7][8]

加入史語所考古組,發掘昂昂溪並調查熱河

1930年夏他回國,加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隨即投身史語所的東北考古計劃,先在黑龍江發掘昂昂溪遺址。1930年秋,他發掘昂昂溪含細石器的沙丘,發現黑沙層疊壓在黃沙層之上,文化遺物全部出自黑沙層;中國新聞網2016年的報道寫道,這是中國考古學史上第一次用科學發掘方法發掘細石器文化遺存。⁠[4][2][8][9]

隨後他轉往熱河,原計劃發掘林西縣城南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但氣溫驟降到冰點以下,遺址的黑沙層已凍得像石頭一樣堅硬,只好放棄發掘,改為考古調查。他堅持調查38天,行程千餘里,在查卜幹廟、林西、雙井、陳家營子、赤峰採集到新石器時代遺物。他十分重視沙鍋屯的發現,認為東北地區的西南部是長城以北細石器文化與長城以南彩陶文化的接觸地區。⁠[8]

參加殷墟第四次發掘

1931年春,他參加河南安陽殷墟的第四次發掘,地點在小屯和後岡。《齊魯晚報》2022年的文章寫道,他在這次發掘中與吳金鼎合作,4月16日兩人離開小屯,他選擇後岡遺址,吳金鼎選擇四盤磨遺址。中央研究院的網站寫道,董作賓主持的第一階段發掘中有人提出殷墟曾遭水淹的說法(英文頁面稱“Yin Ruins Flood Theory”),李濟在第二、三次發掘中也持此說,他在第四次發掘中發現了建築遺蹟,復原了殷墟的建築基址,完全否定了這一說法。⁠[5][1][2][4]

主持城子崖第二次發掘,命名龍山文化

城子崖遺址由吳金鼎發現和確定,1930年由李濟、董作賓、郭寶鈞、吳金鼎等六人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第一次發掘。1931年秋,山東古蹟研究會進行第二次發掘,時間為10月9日至31日,由他和吳金鼎帶隊,王湘等人參加;中央研究院的網站寫他主持了這次發掘。發掘後期暴雨突至,探坑被灌滿,他和吳金鼎親自在齊腰深的水中與民工一起排水,使發掘按期完成。⁠[1][10][2][5]

城子崖遺址的文化起初被稱為黑陶文化,後來經他提議統稱為龍山文化。韓建業寫道,城子崖發掘後不久,他又因良渚文化有黑陶而把它歸入龍山文化的範疇。《北京青年報》2016年的報道寫道,他主筆的《城子崖遺址發掘報告》是中國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報告,考古界對龍山文化類型的劃分仍導源於他半個多世紀以前的創見。⁠[1][11][5]

發現後岡三疊層

1931年11月他發掘安陽高樓莊後岡,依據土質土色劃分土層,在遺址中辨認出小屯(商代)、龍山、仰韶三種文化上下疊壓的地層,即後岡三疊層,由此得出小屯商文化晚於龍山文化、龍山文化又晚於仰韶文化的結論;中國新聞網2016年的報道寫道,他在發掘後岡時就運用類型學原則分析小屯陶器,標誌著中國考古學類型學方法的初步形成。李永迪寫道,這一發現確切地建立了仰韶、龍山和殷商文化的早晚關係。《齊魯晚報》2022年的文章寫道,他由出土的卜骨、築版與夯土斷定城子崖文化與殷商文化有直接的傳承關係,也以有力的數據糾正了Johan Gunnar Andersson把仰韶與龍山兩種新石器時代文化混在一起、認為粗陶器比著色陶器早的結論。中央研究院的網站寫道,後岡三疊層的發現為中國考古學樹立了典範。⁠[4][9][10][1][2]

患烈性肋膜炎,臥病兩年

1932年春,他在野外工作時生病,沒有及時治療,仍堅持工作,直到發起高燒,住進協和醫院,才知道已轉成烈性肋膜炎;此後他臥病兩年。⁠[6][4][2]

1932年,他的發掘報告《昂昂溪史前遺址》(英文題為“Prehistoric Sites at Angangki, Heilungkiang”)刊於《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本第1分,第1—44頁。1934年,他帶病寫完了熱河新石器文化的調查報告,這時得知日本東亞考古學會緊隨日本軍隊之後發掘了赤峰的紅山後遺址,不禁無限感慨。⁠[12][8]

主持侯家莊西北岡殷王陵發掘

1934年,王湘、祁延霈奉李濟、董作賓和他的指示,從濟南前往日照、即墨、諸城等縣進行調查。同年病癒後,他到安陽主持西北岡的發掘;中央研究院的網站寫道,這些發掘揭露了十座商王陵墓和數以千計的墓坑。⁠[10][2]

夏鼐與他初次相識就在安陽;此後兩人共同經歷戰火,從師生成為並肩作戰的戰友。1935年,哥哥梁思成也到過西北岡殷王陵,楊清越的文章刊有兩人當年在那裡的合影。⁠[13][4]

1935年他發表《小屯、龍山與仰韶》,分析三種文化的關係,認為龍山文化最早期早於仰韶時期的彩陶文化,殷墟小屯文化由龍山文化承繼而來;《齊魯晚報》2022年的文章寫道,這些論斷在當時影響很大,至今為考古學界推崇。⁠[1]

帶領兩城鎮發掘

1936年夏,他帶領劉耀(尹達)和祁延霈在山東日照兩城鎮的瓦屋村和大孤堆進行發掘,發掘初期分別指導兩地的工作。⁠[10]

抗戰期間隨史語所遷徙,帶病整理西北岡材料

抗日戰爭期間,他隨史語所輾轉遷徙。中央研究院數位典藏的專題文章寫道,1941年他全家隨史語所遷到四川李莊,此後胃病、肺病等病況不斷;他常年受胃病和肺病折磨,楊清越寫道他在李莊再度病重。中央研究院的商王陵專題網站寫道,在四川時史語所設在山上,他星期一上山、星期六下山,全神貫注於工作,不覺時間流逝。⁠[2][7][13][4]

他帶病繼續編寫西北岡發掘報告,完成了報告第一至七章初稿和兩份表格,後來又到重慶接受手術。⁠[2]

1941年夏鼐留學歸來到達李莊,正向挑夫問路時,他在窗內聽見,循聲望去,便招呼夏鼐,說他回來了。1941年10月15日,他寫信給吳金鼎、夏鼐,信中與夏鼐開玩笑。1942年,所長傅斯年多次寫信給中央研究院代院長朱家驊求助,希望通過人脈呈報蔣介石,由國家資助梁家二三萬元醫藥費,信中說他如有不測,也是中國考古學界前途的最大打擊;傅斯年還為此召開所務會議,想出從所內醫務室藥款收入中撥出部分資助梁家的辦法。傅斯年稱讚他“雖在此窮困中,一切先公後私”(即使在這樣的窮困之中,一切都先公後私),又在1942年4月2日致朱家驊、葉企孫、王敬禮的信中寫道:“思永身子雖不好,而全是朝氣”(思永身體雖然不好,卻滿是朝氣)。⁠[4][7][13]

抗戰勝利後在北平

1945年抗戰勝利後,蘇秉琦從昆明回到北平,去看望梁思永。蘇秉琦回憶,梁思永談到讀了徐旭生的《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說徐旭生提出了三集團說,自己也有類似的三集團設想,但當時沒有深入談具體內容。⁠[8]

當選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

1948年,他與哥哥梁思成一同當選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5]

寫信邀請夏鼐北上

1949年6月20日,他寫信邀請當時在浙江大學任教的夏鼐北上,信中寫道:“殘廢的命運似已確定,往後只能替諸兄打點小雜而已。來,來,趕緊來”(殘廢的命運似乎已經註定,往後只能替各位兄長料理些雜事;來吧,來吧,趕快來)。⁠[13]

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

1950年8月1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正式成立,鄭振鐸兼任所長,他和夏鼐任副所長。他當時基本上只能在病床上主持所務,制定長遠規劃,指導野外工作和室內研究,把每天要做的事寫在小條上逐條處理;他坐鎮北京,聯絡渠道、辦理手續、統籌經費,拖著病體一次次奔走於科學院、財政部等部門爭取發掘經費,與在一線主持發掘的夏鼐分工配合。⁠[14][6][13]

在北京病逝

1954年4月2日,他因心臟病發作在北京去世。關於他去世時的年齡,《齊魯晚報》2022年的文章、彭小軍、中央研究院數位典藏的專題文章和《人民日報》2016年的文章寫他享年50歲;《中國科學報》2014年的文章寫道,在他女兒看來,他年僅49歲就去世,是積勞成疾所致。⁠[1][13][7][15][6]

夏鼐在悼文中寫道:“梁先生本來是領導的核心,現在這‘核心’走了”(梁先生原本是領導的核心,現在這個核心走了)。⁠[13]

西北岡報告由高去尋整理出版

他留下的西北岡報告未完成稿被運到臺灣,由高去尋編輯完成,編成《侯家莊》系列(英文題為Hou Chia Chuang),分多冊出版。⁠[2]

主題:家庭

梁啟超有九個子女,其中三人是院士:他的哥哥梁思成、他和弟弟梁思禮。梁思成曾表示,父親的治學方法對他和梁思永的影響特別大。《北京青年報》2016年的報道寫道,當年梁思成學建築、梁思永學考古、梁思忠學軍事,梁啟超的續絃妻子王桂荃風趣又得意地說:“我這幾個兒子真有趣,思成蓋房子,思忠炸房子,房子垮了埋在地裡,思永又去挖房子。”(我這幾個兒子真有趣:思成蓋房子,思忠炸房子,房子塌了埋進地裡,思永又去挖房子。)⁠[5][6]

他的女兒梁柏有著有《思文永在——我的父親考古學家梁思永》,由故宮出版社出版;2016年9月21日,梁思永先生紀念座談會暨該書首發式在故宮博物院敬勝齋舉行。《人民日報》2016年的文章寫道,該書共25萬字,收插圖200幅,以女兒的口吻追述他的生平,並收錄多位考古界人士的回憶文章和梁氏家族成員的懷念文字,梁思禮在89歲時為該書撰寫了序言。《中國科學報》2014年的文章寫道,在梁柏有眼中,父親是名副其實的“拼命三郎”(拼命工作的人),患病後依然拼命;他常常挽著褲腿下水工作,腦力和體力消耗都非常大。⁠[16][9][15][6]

主題:著作

他的著作包括1928年的英文論文“Some Problems of Far Eastern Archaeology”、1932年的《昂昂溪史前遺址》、1934年的熱河新石器文化調查報告、1935年的《小屯、龍山與仰韶》,以及主筆的《城子崖遺址發掘報告》;西北岡的發掘成果由高去尋整理為《侯家莊》系列。他還留有《梁思永考古論文集》。⁠[4][12][8][1][5][2][6]

主題:評價

中央研究院的網站稱他是中國第一代現代考古學家,寫道夏鼐、劉耀(尹達)、郭寶鈞、石璋如和高去尋都在殷墟發掘中受過他的影響和訓練。郭大順稱他是中國最有影響力的考古學家之一;楊清越稱他最終成為中國考古學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北京青年報》2016年的報道把他稱為中國近代考古學的開拓者之一,他的工作提高了中國考古發掘的科學水平,使之納入近代考古學的範疇。《人民日報》2016年的文章寫道,他被譽為“中國接受西方正規考古學訓練之第一人”(中國第一個接受西方正規考古學訓練的人)。考古學家張忠培評價:“梁思永先生是中國考古學的一位‘巨星’,是中國考古學最重要的一位奠基人,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考古事業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梁思永是中國考古學的一位巨星、最重要的奠基人,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考古事業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2][8][4][5][15][9]

《齊魯晚報》2022年的文章引述李濟的評價,稱他是一位有田野工作訓練的考古學家,對東亞等地的考古問題做過特別的研究,兩年來對考古組的組織和方法都有極重要的貢獻;文章認為,他在田野考古方面填補了李濟、董作賓等老一代考古學家留下的空隙。新華社2026年的報道在回顧中國幾代考古人時,把李濟、梁思永列在夏鼐、蘇秉琦之前。⁠[1][17]

關聯機構、網站與公開賬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官網:https://www1.ihp.sinica.edu.tw/(在新窗口打開)。⁠[12]

來源17 個來源

  1. 吴金鼎与梁思永的龙山文化之约(在新窗口打開)sjb.qlwb.com.cn↑
  2. Liang Ssu-yung(在新窗口打開)shangkingtomb.archeodata.sinica.edu.tw↑
  3. 梁思成的北京足迹(在新窗口打開)tsinghua.edu.cn↑
  4. 杨清越|成为梁思永:“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在新窗口打開)thepaper.cn↑
  5. 梁启超和他的子孙们 士者之风 满门俊秀(在新窗口打開)news.ifeng.com↑
  6. 梁家有方三院士(在新窗口打開)tsinghua.edu.cn↑
  7. 考古報國 一代大師梁思永(在新窗口打開)archeodata.sinica.edu.tw↑
  8. 寻根辽河源(在新窗口打開)cssn.cn↑
  9. 《我的父亲考古学家梁思永》在故宫首发出版(在新窗口打開)chinanews.com.cn↑
  10. 1930 年代中研院史语所山东地区龙山文化的发掘与调查工作(在新窗口打開)history.sdu.edu.cn↑
  11. 狭义龙山时代与广义龙山时代(在新窗口打開)cssn.cn↑
  12. 昂昂溪史前遺址(在新窗口打開)www1.ihp.sinica.edu.tw↑
  13. 今天我们为什么缅怀梁思永和夏鼐(在新窗口打開)cssn.cn↑
  14. 新中国70年考古学回顾与思考(在新窗口打開)sinoss.net↑
  15. 迟到半个世纪的回忆(做书者说)(在新窗口打開)news.ifeng.com↑
  16. 《思文永在 我的父亲考古学家梁思永》(在新窗口打開)dpm.org.cn↑
  17. 叩土证史释春秋——写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5周年之际(在新窗口打開)news.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