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閎

容閎原名宏，曾用名光照，是清代廣東省香山縣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鎮）一戶農家的兒子。⁠[1]

他在回憶錄中寫道，自己生於1828年11月17日（公曆），出生的南屏村位於Pedro Island上，在澳門西南約4英里處；他是家中四個孩子裡的第三個，上有一兄一姐，下有一弟，到1909年回憶錄出版時，兄弟姐妹中只有他一人在世：“I am the only survivor of them all”（他們之中只有我還活著）。⁠[2]

Yale University 東亞研究理事會的介紹頁寫他是廣東人，中文名寫作容閎（繁體容閎，拼音Róng Hóng）。⁠[3]

1835年，年僅7歲的容閎由父親帶到澳門，進入傳教士Charles Gutzlaff的妻子開辦的學校；回憶錄說這所學校1835年9月開辦，起初只收女生。他曾試圖逃離學校，被抓回後受了懲罰。後來這所學校解散，Gutzlaff夫人帶著三名盲女前往美國。⁠[2]

James Carter在The China Project的專欄中寫道，這所教會寄宿學校在鴉片戰爭期間關閉。⁠[4]

他在回憶錄中寫道，1840年秋，鴉片戰爭還在進行時，父親去世，留下母親和四個孩子，家中沒有生計；他在本村和鄰村沿街叫賣糖果，哥哥打魚，姐姐操持家務，後來他又去田裡拾稻穗貼補家用。⁠[2]

此後他在澳門一家天主教神父的印刷所做摺頁工，月薪4.5元，每月寄回家3元；隨後受僱於在澳門行醫的傳教醫生Benjamin Hobson的醫院，經Hobson介紹認識了Samuel Robbins Brown牧師。⁠[2]

回憶錄記載，馬禮遜學堂（Morrison School）由Samuel Robbins Brown主持，於1839年11月1日開學；Brown是Yale的1832屆畢業生，1839年2月19日抵達澳門。容閎寫道：“I entered the school in 1841”（我在1841年入學），成為第一班的第六名學生，也是其中年齡最小的，同班還有Wong Shing、Li Kan、Chow Wan、Tong Chik和Wong Foon。學校在1842年遷往香港，William Allen Macy在1845年3月12日來校任助教。⁠[2]

賓睦新在澳門《文化雜誌》2021年的論文中寫道，這所由馬禮遜教育會開辦的學校1839年在澳門創辦，1840年招錄容閎入校，與回憶錄所記1841年不同；Cedar Hill Cemetery Foundation的介紹則寫他13歲進入馬禮遜學堂。⁠[1][5]

Yale Law School院長Harold Hongju Koh在2004年的演講中說，容閎在1845年寫過一篇題為“An Imaginary Voyage to New York and Up the Hudson”（想像中的紐約及哈得孫河上溯之旅）的作文，開始夢想橫渡太平洋。⁠[6][7]

1846年12月，Brown因健康欠佳離開中國，選中容閎、Wong Foon和Wong Shing三人隨他去美國讀書，學校的贊助人Andrew Shortrede、A. A. Ritchie、A. A. Campbell以及Olyphant三兄弟（David、Talbot和Robert）資助了他們。⁠[2]

他們於1847年1月4日從黃埔乘Gillespie船長的Huntress號啟航，經過98天的航行，於1847年4月12日在紐約登岸；隨後在康涅狄格州康涅狄格州康涅狄格州是美國新英格蘭地區的一個州，首府為Hartford，最大城市為Bridgeport（2010年人口普查）。該州於1788年1月9日加入聯邦，為第5個州；2020年人口普查（2020年4月1日）人口為3,605,944人（約360.6萬人）。點擊查看完整詞條East Windsor的Shubael Bartlett牧師（Brown的岳父）家中暫住。⁠[2]

容閎隨後進入馬薩諸塞州馬薩諸塞州馬薩諸塞州（Commonwealth of Massachusetts）是美國東北部新英格蘭地區的一個州，首府和最大城市為波士頓。馬薩諸塞是最初13個州之一，於1788年2月6日批准美國憲法，為第6個批准的州。2020年人口普查（2020年4月1日）人口為7,029,917人。點擊查看完整詞條Monson的Monson Academy，校長Charles Hammond牧師也是Yale畢業生；Brown的母親Phoebe H. Brown和女教師Rebekah Brown在生活上照顧他，膳宿費每週1.25元。他回憶，是Hammond引導他讀Addison、Goldsmith、Dickens和Walter Scott等人的作品。⁠[2]

Wong Shing因健康欠佳先行回國，回憶錄寫到1848年秋時他已回到中國；1850年夏，容閎和Wong Foon從Monson Academy畢業，Wong Foon按事先的安排前往蘇格蘭，進入University of EdinburghUniversity of EdinburghUniversity of Edinburgh（愛丁堡大學）是位於蘇格蘭愛丁堡的研究型大學，1583年由愛丁堡市議會創辦，是蘇格蘭四所古老大學之一，也是Russell Group成員。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容閎則留在美國。⁠[2]

Alex Donovan為Connecticut History撰寫的文章說，他在Monson期間寄住在Brown家；賓睦新的論文提到，同在Monson Academy讀書的Eunice M. Chapin後來嫁給了容閎在Yale的同班同學William Hutchison，Hutchison後來任Norwich Free Academy校長。⁠[8][1]

1850年，容閎進入Yale University的本科學院Yale College，屬1854屆。他在回憶錄中寫道，Monson Academy董事會掌管著一項資助貧困學生的基金，願意資助他上大學，但條件是書面保證學習神學、日後做傳教士，他拒絕了；Ben Railton在Connecticut History的文章引用他當時的話：“the calling of a missionary is not the only sphere in life where one can do the most good”（傳教士並不是人生中唯一能做最多好事的天職）。⁠[2][9]

他的學費和生活費來自Savannah的一個婦女團體（Ladies’ Association of Savannah）和Olyphant兄弟的資助，以及他擔任學生辯論社Brothers in Unity助理圖書管理員所得的報酬；Koh在2004年的演講中還說他做過餐廳侍者，二年級時為微積分吃了不少苦頭。⁠[2][6]

二年級時，他在第二和第三學期都獲得英文寫作一等獎：“I was awarded the first prize in the second term, and the first prize in the third term of the year”（我獲得了那一學年第二學期和第三學期的一等獎）。Yale東亞研究理事會的介紹說，他在校時參加合唱團、踢足球，還是划船俱樂部（Boat Club）的成員。⁠[2][3]

賓睦新的論文列出了他在Yale的老師，包括Thomas Thatcher（拉丁文）、James Hadley（希臘文）、Henry Blodget（拉丁文和希臘文）、教他哲學並在1871—1886年任校長的Noah Porter，以及1846—1871年任校長的Theodore Dwight Woolsey；後來成為他終生摯友的Joseph Hopkins Twichell是他在Yale的學弟，1855年考入Yale College。⁠[1]

James Carter引用學者Paul Harris的說法，認為容閎從Brown那裡得到了關於美國大學教育的“misleading impression”（誤導性的印象），當時Yale的課程仍以古典人文為主；容閎在自傳中寫道，他本想多留一段時間修讀剛開設的科學課程，但因為貧窮，加上朋友擔心他不回中國，最終作罷。⁠[4]

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大學最後一年，他決心要讓中國的下一代享有他所受過的同樣的教育：“I was determined that the rising generation of China should enjoy the same educational advantages that I had enjoyed”（我決心讓中國正在成長的一代享有我曾享有的教育機會）。⁠[2][9]

1854年他以文學學士（A.B.）學位畢業，回憶錄說他這一屆共有98人畢業；他寫道，自己是“the first Chinaman who had ever been known to go through a first-class American college”（已知第一個讀完一流美國大學的中國人）。Connecticut History和Yale校友雜誌稱他是第一位從美國大學畢業的中國學生，Museum of Chinese in America的頁面稱他是第一位從北美大學畢業的中國學生；Alex Donovan的文章指出，在他之前已有中國學生在美國大學就讀，但他是第一位畢業的。⁠[2][10][11][12][8]

1852年10月30日，正在Yale讀三年級的容閎宣誓入籍，成為美國公民。⁠[4][8][6]

1854年11月13日，他與William Allen Macy一同乘快船Eureka號從紐約啟航，回憶錄記這段近13,000海里的航程用了154天到達香港；Koh在2004年的演講中說航程為151天。⁠[2][6]

抵港後不久，他在澳門與母親重逢。1855年夏，他住在廣州的Vrooman牧師家中重學粵語，不到半年就恢復了；他在回憶錄中寫道，1855年6—8月間，兩廣總督葉名琛下令處決了約75,000人，這是他當時聽到的數字。⁠[2]

他先在廣州為美國傳教醫生、外交官Peter Parker當了三個月私人秘書，月薪15元；隨後到香港，在老朋友Andrew Shortrede家中落腳，謀得香港高等法院譯員一職，月薪75元。⁠[2][1]

他在香港跟隨律師Parson學習，想取得律師資格，但遭到當地律師反對，律政司Anstey也反對他擔任譯員，Parson只得終止他的學徒身份，他隨後辭去譯員職務。⁠[2]

1856年8月，他乘運茶快船Florence號用七天時間到上海（船長得知他的身份後讓他免費搭船），在海關翻譯處任職，月薪75兩（約合墨西哥銀元100元）；約四個月後，他以譯員與貨主之間普遍受賄為由辭職，海關總稅務司Lay以每月200兩挽留，未能留住他。⁠[2]

他隨後在一家英國茶絲商行當職員，商行半年後解散；此後他自己做翻譯生意。他回憶，1857年一家大洋行的高級合夥人去世，他所譯的中文墓誌被採用；他為黃河水災災民發出的募捐通告在一週內募得約20,000元。⁠[2]

他在回憶錄中還記下了在上海受到外國人欺辱的兩件事：一次在祈禱會後遇到醉酒的水手滋擾，事後查明其中一人是Eureka號的大副，此人後來上岸向他道歉；另一次在傢俱拍賣會上，一個蘇格蘭人把棉花球系在他的辮子上，他與對方打了起來。⁠[2]

他謝絕了寶順洋行（Dent & Co.）經理Webb提供的長崎買辦職位，後來受該行派遣前往產茶區。⁠[2]

1858年，母親以64歲之年去世，當時他在上海，回到村裡為母親辦理喪事。⁠[2]

1859年3月11日，他從上海乘船出發，三天後到達浙江省城杭州，開始第一次產茶區之行。⁠[2]

1859年11月6日，他與兩名傳教士從上海出發，曾蘭生（回憶錄拼作Tsang Laisun）同行，去了解太平軍的情況；11月9日到蘇州，從當地守將處領到通行證，11月18日到達南京，住在Roberts牧師處。⁠[2]

11月19日，他會見了1856年在香港結識的幹王洪仁玕（回憶錄拼作Hung Jin）。洪仁玕問他是否願意加入太平天國，他婉拒，並提出七項建議，包括按科學原則組建軍隊、設立陸軍和海軍學校、建立銀行體系、開辦以《聖經》為課本之一的分級學校等。⁠[2]

幹王派人送來一枚授予他四品官銜的木印，他退回了。12月24日他領到離開的通行證，27日離開南京。⁠[2]

此後他經營從太平軍控制區運出茶葉的生意：回憶錄記載，他曾押運一批共40,000兩（約合墨西哥銀元53,000元）的銀兩入太平軍控制的產茶區付給對方買茶，在約六個月裡運出約65,000箱茶葉，後來因病臥床近兩個月而放棄。⁠[2]

Carter寫道，他作為商人取得了成功，在太平軍控制區與通商口岸之間從事茶葉貿易。⁠[4]

1863年，他收到曾國藩曾國藩曾國藩（1811—1872年）是清朝後期的官員、軍事統帥和理學學者，湘軍的創建者和統帥。他率湘軍與太平天國作戰十餘年，此後主持兩江、直隸的地方政務，並參與開創引進西方機器與技術的洋務事業。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幕僚張斯桂（回憶錄拼作Chang Shi Kwei）的信，邀他去安徽省城安慶；7月第三封信到來後，他答應最遲8月動身，並於1863年9月到達安慶，見到了曾國藩。⁠[2]

他向曾國藩建議先建一座能製造機器的機器廠，曾國藩採納了這個建議，派他出國採購機器，授予他五品官銜；購機款68,000兩，由上海道臺和廣東藩司撥付。1863年10月，他在上海與機械師John Haskins商定此事。⁠[2]

1864年早春，他到達紐約，經John Haskins聯繫，由馬薩諸塞州Fitchburg的Putnam Machine Co.承造機器。同年7月，他回New Haven參加Yale同班畢業十週年聚會。⁠[2]

當時美國南北戰爭仍在進行，他以“a naturalized citizen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國歸化公民）的身份，向Barnes准將表示願意為北軍義務擔任六個月的信使，被婉拒。⁠[2][9][4][6]

1865年初春，機器造好，從紐約運往上海；他經舊金山回國，從舊金山到橫濱的船票為500元。這批機器安裝在上海西北約4英里的高昌廟（回憶錄拼作Kow Chang Meu）機器廠，後來發展為江南製造局。⁠[2][4]

1865年10月，他獲五品實官，以同知候補，在候補期間擔任政府譯員和翻譯，月薪250元；他寫道：“in October, 1865, I was a full-fledged mandarin of the fifth rank”（到1865年10月，我已是一名正式的五品官員）。⁠[2]

他曾在揚州用約六個月時間協助丁日昌（回憶錄拼作Ting Yih Chang）把Colton的地理書譯成中文，又開始翻譯Parsons的《合同法》（Parsons on Contracts），後來聽從一位中國學者的意見放棄。⁠[2]

1867年曾國藩視察江南製造局時，他說服曾國藩在製造局附設一所機械學校。⁠[2]

他通過丁日昌向朝廷提出四項建議：組織一家完全由華人管理經營的股份制輪船公司，政府按其運往北京的漕米數量給予年度補貼；由政府選派幼童出洋留學，共120名，分四批、每批30人；開採國內礦產；禁止傳教士干預教民的訴訟。⁠[2]

1870年初發生天津教案，曾國藩、丁日昌等人奉命處理。事後由曾國藩領銜聯名上奏，支持他的留學計劃，1870年冬獲朝廷批准：選派120名12至15歲的幼童，每年一批、每批30人，分四年派出，在美國學習15年。⁠[2]

Koh在2004年的演講中說，容閎是在1870年天津教案之後提出派遣百餘名中國青少年出國讀書的；Ben Railton的文章說，1868年的Burlingame條約規定兩國在對方境內的公民可以相互進入對方的學校就讀。⁠[6][9]

回憶錄記載，出洋肄業局設兩名監督（commissioners）：陳蘭彬（回憶錄拼作Chin Lan Pin）和容閎；中文教習為回憶錄拼作Yeh Shu Tung和Yung Yune Foo的兩人，翻譯為曾蘭生。1871年夏，出洋前的預備學堂在上海開辦，由回憶錄拼作Liu Kai Sing的官員主持。賓睦新寫道，容閎在1872—1882年任出洋肄業局幫辦，駐康涅狄格州首府Hartford。⁠[2][1]

回憶錄記曾國藩在1871年冬於南京去世，享年71歲。⁠[2]

1872年夏末，第一批30名學生準備啟程，容閎提前一個月赴美為他們安排寄宿家庭。他先在馬薩諸塞州Springfield落腳，後來把出洋肄業局（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的常設總部設在康涅狄格州Hartford。⁠[2]

Ben Railton寫道，留學生在當地一流學校就讀，住在寄宿家庭或常春藤大學的宿舍裡，得到中美兩國政府的支持，處境遠比當時在紐約或西部鐵路上做危險低薪工作的大多數華人移民優越。Carter寫道，按照批准的計劃，120名幼童每年30人、分四年赴美，先進新英格蘭的寄宿學校，再進大學，這項計劃成為清朝自強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9][4]

賓睦新的論文提到，容閎在Yale的校友Samuel Mills Capron（1853屆）1865—1874年任Hartford High School校長，這所學校先後接收了26名中國留學生。⁠[1]

回憶錄記載，1873年春他回中國推銷Gatling機槍，其中一筆訂單是50挺機槍，價值逾100,000元；其間總督命他“proceed to Peru at once, to look into the condition of the Chinese coolies there”（立即前往秘魯，調查當地華工的狀況）。後來成為他內兄的醫生E. W. Kellogg陪同前往。⁠[2]

他在不到三個月內完成調查，報告附有約兩打華工背上帶著鞭痕的照片；陳蘭彬另行調查古巴的情況。他寫道，此後再也不準華工前往古巴或秘魯，“The traffic had received its death blow”（這項販運受到了致命一擊）。⁠[2]

賓睦新的論文和Koh的演講都把秘魯之行記在1874年；賓睦新寫道，他是奉李鴻章李鴻章李鴻章（1823—1901年）是清朝末期的政治人物、軍事統帥和外交官，淮軍的創建者和統帥，洋務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之一。他從1870年起長期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主持興辦輪船招商局、開平煤礦、鐵路、電報和北洋海軍等近代事業，並代表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等條約，生前身後的評價分歧很大。點擊查看完整詞條之命前往秘魯調查華工受虐情況的，並邀請他未來妻子的哥哥、醫生Edward Wilberforce Kellogg同行。⁠[1][6]

1874年，李鴻章批准在Hartford的Collins Street為出洋肄業局建造總部大樓；1875年1月，出洋肄業局遷入，大樓可容納75名學生。1875年秋，最後一批學生在新任監督區諤良（回憶錄拼作Ou Ngoh Liang）帶領下抵美，區諤良於1876年辭職。⁠[2]

賓睦新寫道，容閎在1875—1882年任清朝駐美國、西班牙、秘魯的副使，是第一位擔任此職的人。回憶錄記載，清廷任命陳蘭彬和他為駐華盛頓的“joint Chinese ministers”（聯合公使），他是“an assistant or associate minister”（助理或副公使），從1878年起，他的工作主要是使館事務。Koh在2004年的演講中說，他在1878年被任命為駐華盛頓的助理駐辦公使（Assistant Minister Resident）。⁠[1][2][6]

Alex Donovan的文章寫道，容閎在出洋肄業局設立後回到美國監督這項計劃。⁠[8]

1875年2月24日，容閎與Mary Louisa Kellogg（1851—1886年）在康涅狄格州Hartford的Asylum Hill教堂舉行婚禮，由該教堂牧師、他的朋友Joseph Hopkins Twichell主婚。⁠[1]

新娘來自康涅狄格州Avon，父親Bela Candee Kellogg（1811—1892年）在Avon頗有名望，做過多年鄉村商人，任郵政局長十餘年，還擔任過鎮書記和法官；Alex Donovan的文章寫道，她的祖父是East Avon教會的首任牧師。⁠[1][8]

Cedar Hill Cemetery Foundation也寫他在1875年結婚；Koh在2004年的演講中說，他在1872年把總部設在Hartford三年後結婚；Museum of Chinese in America的頁面說是出洋肄業局1872年成立四年後；Alex Donovan的文章則說是出洋肄業局1872年在Hartford設立總部後不久。⁠[5][6][12][8]

1876年，Yale University授予容閎名譽法學博士（LL.D.）學位；賓睦新寫道，他是第一位獲得Yale名譽學位的中國人，Twichell為此出了力。Koh在2004年的演講中說，這個學位由Yale Law School授予，他可能是第一位獲得該學院學位的亞洲人。⁠[3][4][1][6]

1876年陳蘭彬出任駐華盛頓公使，同年秋，回憶錄拼作Woo Tsze Tung的新監督到任，開始向北京寄送對留學生的指控，稱他們玩多於學、結成秘密社團、大多去教堂做禮拜。⁠[2]

容閎申請讓學生進入West Point陸軍軍官學校和Annapolis海軍軍官學校，被美國國務院拒絕，回覆是：“There is no room provided for Chinese students”（沒有為中國學生提供名額）。他在回憶錄中寫道，當時對中國人的“race prejudice”（種族偏見）十分猖獗，1868年的Burlingame條約被置之不顧。⁠[2][9]

Ben Railton認為，軍校拒收違背了Burlingame-Seward條約，是美國政府走向1882年《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的一系列舉動中最明顯的一步。⁠[9]

賓睦新寫道，Mark TwainMark TwainMark Twain（馬克·吐溫）是美國幽默作家、記者、演講者和小說家Samuel Langhorne Clemens的筆名。他以遊記和以密西西比河畔童年世界為背景的小說《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聞名。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在1868年結識Twichell，1871年遷居Hartford，與Twichell成為摯友；1877年10月26日，Mark Twain為容閎夫婦舉辦了一場鄰里招待會。⁠[1]

1878年，容閎把自己收藏的1,200餘冊中文書籍捐贈給Yale，這批書成為Yale東亞圖書館館藏的核心；不久之後，Yale聘任了美國第一位中國文化教授。Carter寫道，相傳Yale的教員起初不同意設立這一教職，直到容閎表明否則就把藏書捐給Harvard UniversityHarvard UniversityHarvard University（哈佛大學）是位於美國馬薩諸塞州的私立研究型大學，1636年由馬薩諸塞灣殖民地議會批准設立，1639年以早期捐助人 John Harvard 命名。學校以劍橋、波士頓 Allston 和 Longwood 為主要校區，設 Harvard College、本科以外的專業與研究生學院及 Radcliffe 高等研究院。學校由 Harvard Corporation 與 Board of Overseers 兩個治理機構共同履職；截至2026年10月，校長為 Alan M. Garber。2025財年末捐贈基金規模為569億美元。點擊查看完整詞條。⁠[3][11][4]

Museum of Chinese in America的頁面把捐書數量寫作12,000冊。⁠[12]

1878年4月10日，Twichell在Yale Law School的Kent Club發表關於容閎的演講，這篇演講後來作為附錄收入容閎的回憶錄。⁠[2]

Ben Railton的文章刊有一張1878年的照片：出洋肄業局學生組成的棒球隊“Orientals”在Collins Street總部前合影，這支球隊常被稱作“Celestials”，在當地比賽中成績出色。⁠[9]

賓睦新寫道，為了阻止撤回留學生，Twichell通過Mark Twain聯繫上曾訪問中國、認識李鴻章的Ulysses S. GrantUlysses S. GrantUlysses S. Grant（1822—1885年）是美國軍人和政治人物，南北戰爭最後階段（1864—1865年）統率聯邦軍隊，1869—1877年任第18任美國總統。點擊查看完整詞條：1880年12月21日，兩人在紐約拜訪Grant；12月23日，Twichell經美國駐華公使Angell把Grant的信轉交李鴻章。1881年3月10日，容閎寫信告訴Twichell，Grant的信發揮了作用；但1881年6月8日，總理衙門奏請撤回留美幼童獲得批准。⁠[1]

回憶錄記載，Twichell和John W. Lane牧師在Yale校長Porter支持下組織了抗議，Samuel Clemens也參與其中，抗議信中寫道：“We deeply regret that the young men have been taken away”（我們對這些年輕人被帶走深感遺憾）。1881年，約100名學生被召回中國；他寫道：“Thus the fate of the educational mission was sealed”（出洋肄業局的命運就這樣被決定了）。⁠[2]

Carter寫道，出洋肄業局在1881年夏突然結束，此時已有43名學生上過或正在上大學，約一半在Yale，其餘分佈在以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麻省理工學院，簡稱MIT）是位於美國馬薩諸塞州劍橋的私立研究型大學，1861年獲馬薩諸塞州頒發特許狀，1865年招收首批學生，1916年由波士頓遷至現址。截至2025年10月，學校有學生11,816人，學校統計其社群成員中有106位諾貝爾獎得主。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和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為首的九所東北部大學；國內保守派反對學生穿西裝、約會、打棒球，尤其反對他們信奉基督教。⁠[4]

Ben Railton寫道，大多數學生撤到舊金山候船回國，臨行前與一支Oakland球隊比賽並獲勝；學生溫秉忠（Wen Bing Chung）後來回憶：“the Oakland men imagined that they were going to have a walk-over with the Chinese”（Oakland隊員以為能輕鬆贏下中國人）。⁠[9]

Yale東亞研究理事會的介紹說，他送回國的留學生中有被稱為中國鐵路之父的詹天佑，以及後來出任清華學堂首任校長的唐國安。⁠[3]

1881年秋，容閎到天津，再到北京；1882年離開北京，在上海停留四個月後返回美國，1883年春回到Hartford時，妻子已經病重。⁠[2]

Koh在2004年的演講中說，他在1882年回到中國後被任命為江蘇的官員。⁠[6]

回憶錄記載，妻子在新澤西州新澤西州新澤西州是美國東部瀕臨大西洋的一個州，與紐約州、特拉華州和賓夕法尼亞州相鄰，哈得孫河和特拉華河分別構成其東北和西部邊界；首府為Trenton，最大城市為Newark。該州是最初的13個殖民地之一，1787年12月18日成為第3個批准美國憲法的州；2020年人口普查（2020年4月1日）人口為9,288,994人（約928.9萬人）。點擊查看完整詞條Somerville的療養院受涼，被接回家後，因腎病（Bright’s disease）於1886年6月28日去世，葬於Hartford的Cedar Hill Cemetery；當時兩個兒子分別為7歲和9歲。賓睦新的論文則寫她在1886年5月29日於Hartford家中去世。⁠[2][1]

Ben Railton認為，她的病至少部分是由於與容閎一再被迫分離的壓力所致。⁠[9]

1894年冬中日甲午戰爭期間，他為張之洞張之洞張之洞（1837—1909年）是清朝後期的官員、學者和教育家，洋務運動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歷任山西巡撫、兩廣總督和湖廣總督，在湖北興辦鋼鐵、軍工、紡織企業和新式學堂，1898年著《勸學篇》，晚年入京任軍機大臣和大學士。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回憶錄拼作Chang Chi Tung）擬了兩項計劃：一是在倫敦借款15,000,000元，購買鐵甲艦並招募一支外國軍隊；二是把臺灣抵押給某個西方強國，換取400,000,000元。他寫道，李鴻章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力主議和，Robert Hart因此站在朝廷一派，不肯以海關收入為這筆借款作抵押，借款因而落空；臺灣抵押計劃也從未實行。後來兒玉源太郎給他看的一份報紙把這個數目印作800,000,000元，他更正為400,000,000元。⁠[2]

1895年夏，他回到上海，在南京見到張之洞；張之洞調回武昌前委任他為江南交涉委員（回憶錄稱“Secretary of Foreign Affairs for Kiang Nan”），月薪約150元，他認為這實際上是一個閒職，在繼任的兩江總督劉坤一（回憶錄拼作Liu Kwan Yih）手下約三個月後辭職，並在1896年斷絕了與江南省政府的官方聯繫。賓睦新寫道，他是應張之洞之召在1895年回國的，行前把正讀中學的小兒子託付給Twichell照料。⁠[2][1]

Carter寫道，他作為清朝的外交人員參與了結束1895年中日戰爭的談判。⁠[4]

他提議在北京設立一家國家銀行，由政府撥款10,000,000兩；戶部尚書翁同龢翁同龢翁同龢（1830—1904年）是清朝後期的官員、書法家和日記作者，同治帝和光緒帝兩代皇帝的師傅，曾任戶部尚書、軍機大臣和協辦大學士。1898年百日維新開始後不久他被罷官，戊戌政變後又被革職；他記了近半個世紀的日記被稱為晚清四大日記之一。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回憶錄拼作Ung Tung Hwo）正要奏請批准時，盛宣懷盛宣懷盛宣懷（1844—1916年）是清朝末期的官員和實業家，長期作為李鴻章在經濟事務上的主要助手，主持輪船招商局、電報局、華盛紡織總廠、漢陽鐵廠與漢冶萍公司、鐵路總公司和中國通商銀行等企業，並創辦北洋大學堂和南洋公學。1911年他任郵傳部尚書時推行鐵路國有，引發保路運動，武昌起義後被革職，曾流亡日本，1916年在上海去世；他留下的大量檔案現藏上海圖書館。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回憶錄拼作Shing Sun Whei）請他暫緩兩週。容閎在回憶錄中寫道，他聽說盛宣懷帶著300,000兩進京送禮給王公大臣，以開設銀行經辦自己事業的名義拿走了這10,000,000兩撥款，他的計劃因此落空。⁠[2]

他又取得了修建天津至鎮江鐵路的特許，因德國聲稱擁有山東境內的鐵路專營權，線路須繞過山東；按條件這條鐵路須用中國資本而非外國資本修建，他有六個月時間籌資，但籌不到中國資本，引入外國財團的嘗試也失敗，只得放棄。⁠[2]

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前一年他在北京常與康有為康有為康有為（1858—1927年）是清末民初的學者、政治改革者和書法家，1898年戊戌變法（百日維新）的主要推動者。變法失敗後他流亡海外十餘年，創立保皇會，主張君主立憲，晚年倡導定孔教為國教，著有《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大同書》等。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及其弟子梁啟超梁啟超梁啟超（1873—1929年）是清末民初的思想家、政治人物、報人和學者，康有為的弟子，1898年戊戌變法的參與者；變法失敗後他流亡日本14年，主辦《清議報》和《新民叢報》，1912年回國後參與創建進步黨，先後出任北京政府司法總長和財政總長，並在1915—1916年反對袁世凱稱帝。1917年底退出政界後，他專事著述和講學，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和北京圖書館館長，著作匯為《飲冰室合集》。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回憶錄拼作Khang Yu Wei和Leang Kai Chiu）見面，“My headquarters became the rendez-vous of the leading reformers of 1898”（我的寓所成了1898年主要維新人士的聚會之所）。⁠[2]

1898年9月政變，光緒帝被廢黜囚禁，慈禧太后掌權；他寫道：“Being implicated by harboring the reformers, and in deep sympathy with them, I had to flee for my own life”（因收留維新人士而受牽連，又深表同情，我不得不出逃保命），逃出北京，住進上海的外國租界，在那裡組織了“Deliberative Association of China”，被推選為首任會長。⁠[2]

Alex Donovan的文章寫道，政變後新政府懸賞70,000元捉拿他，他從上海逃往香港；Carter寫道，清廷懸賞緝拿他，他在中國成了不受歡迎的人。⁠[8][4]

他寫道：“I was in Hong Kong from 1900 till 1902”（1900年至1902年我在香港）。1901年春他到臺灣，日本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告訴他，閩浙總督曾要求逮捕他並押回大陸，但兒玉拒絕了：“I am not going to play the part of a constable for China”（我不會替中國當捕快）；兒玉還派人夜間守衛、白天護送他，直到他離臺返港。⁠[2]

他寫道，1902年回到美國，是為了參加小兒子Bartlett G. Yung在Yale University的畢業典禮。⁠[2]

Carter寫道，1902年他申請回美國時，當局以《排華法案》禁止中國移民為由予以拒絕，他在朋友和熟人幫助下偷偷入境，趕上了兒子的畢業典禮。Museum of Chinese in America的頁面說，他在1902年得知自己的美國公民身份已依據1870年的《歸化法》（Naturalization Act of 1870）被撤銷；Alex Donovan的文章也寫他從香港請求美國政府准許返美時才得知公民身份已被撤銷，後在朋友幫助下非法潛回美國。Connecticut History的人物頁說，他的美國公民身份被撤銷後，他在沒有合法身份的情況下回到Hartford。⁠[4][12][8][10]

Ben Railton寫道，此後他作為無合法身份的移民留在美國，與兩個兒子一起生活；賓睦新寫道，他1902年回美后定居下來，這一年的日記記有與Twichell一家的許多往來。⁠[9][1]

1909年，他的英文回憶錄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由紐約的Henry Holt and Company出版，署名“Yung Wing, A.B., LL.D. (Yale)”，獻給兩個兒子Morrison Brown Yung和Bartlett Golden Yung；全書22章，從童年寫到1898年政變，附錄收入Twichell 1878年的演講。⁠[2]

Yale校友雜誌寫道，這部回憶錄講述了他作為外國留學生遇到的種種困難以及他的事業經歷。⁠[11]

Museum of Chinese in America的頁面寫道，他晚年仍積極參與中國革命的高層政治，1911年孫中山請他協助建設新成立的中華民國。⁠[12]

容閎於1912年4月21日去世。Ben Railton的文章寫道，The New York TimesThe New York TimesThe New York Times（紐約時報）是在紐約市出版的美國晨報，1851年創刊，由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出版。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的訃告記載他在Hartford的家中去世；Connecticut History的人物頁說他在貧困中去世，Alex Donovan的文章說他在Hartford度過了貧困的晚年。Carter寫道，The New York Times的訃告提到他畢業於Yale，並說他多年前在中國外交界“occupying a prominent place”（地位顯要）。⁠[3][9][10][8][4]

賓睦新寫道，他的葬禮由Twichell主持。他葬於Hartford的Cedar Hill Cemetery，墓位在第10區第6號地塊，與妻子同葬於此；Cedar Hill Cemetery Foundation的介紹引用了Hartford Courant在1912年4月22日刊登的報道“Death of Dr. Yung Wing”。⁠[1][5][7][6]

妻子Mary Louisa Kellogg來自Avon的Kellogg家族；她的二哥Edward Wilberforce Kellogg是醫生。妻子去世後，在容閎1894—1902年身在中國期間，Kellogg家族幫助照料他的兩個兒子。⁠[1]

兩人育有兩子：長子容覲彤（Morrison Brown Yung，1876—1933年）生於康涅狄格州Avon，1894—1898年就讀Yale；次子容覲槐（Bartlett Golden Yung，1879—1942年）生於華盛頓，1898—1902年就讀Yale。⁠[1][6]

Ben Railton寫道，容閎與妻子Mary Kellogg和兩個年幼的兒子組成了家庭；賓睦新寫道，他在美國生活了四十多年，大部分時間住在Hartford。⁠[9][1]

賓睦新的論文以學緣、姻緣、地緣三條線索梳理容閎在美國的交遊，認為Twichell是他在美國交遊網絡中最重要的人物，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之一：Twichell同為Yale校友，任Asylum Hill公理會教堂牧師，住處與容閎相隔僅幾個街區，為他主持婚禮，替他爭取Yale名譽學位，照看他的小兒子，最後主持了他的葬禮。⁠[1]

論文還寫道，Mark Twain與Twichell交好，很可能經Twichell介紹結識容閎，Kellogg家族也可能起了作用：容閎的妻子做過Mark Twain子女的家庭教師，她的二哥Kellogg醫生做過Mark Twain的家庭醫生，為其妻治病；Mark Twain後來與Twichell一道為阻止撤回留學生奔走。Mark Twain在1910年4月21日於紐約去世，Twichell因妻子在4月24日去世而未能出席4月25日的葬禮。⁠[1]

2004年，為紀念容閎從Yale畢業150週年，他的家鄉珠海市向Yale贈送一尊真人大小的銅像，立於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國際閱覽室外，珠海市官員出席了揭幕儀式。同年9月27日，Yale Law School院長Harold Hongju Koh發表題為“Yellow in a White World”的演講，這是Yale的Asian American Cultural Center等機構為紀念這一週年舉辦的系列講座的第一講。⁠[3][4][7][6]

Yale還設有年度的Yung Wing Scholarship，並收藏一幅他的肖像：這幅由Judith Reeve（生於1966年）繪製的肖像由Yale-China Association在2000年委託創作，揭幕儀式由中國總領事張宏喜和容閎的孫子出席，現存於Yale校園藝術收藏庫房；2006年，Yale把肖像的一件複製品贈送給中國文化部。⁠[11][6]

Education Week在2007年報道，珠海有一所以他命名的容閎學校，是當地最好的學校之一，校門外立有他的雕像；中國的教育工作者把他視為中美交流項目的“godfather”（教父）。⁠[7]

Museum of Chinese in America收藏有珠海電視臺捐贈的關於容閎的10集電視紀錄片。Cedar Hill Cemetery Foundation把他列為該墓園的知名人物之一。⁠[12][5]

珠海市政府由China Daily承製的珠海地區網站介紹，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的容閎紀念館（Yung Wing Memorial Hall）設在甄賢學校舊址；甄賢學校於1871年由效法容閎的鄉人集資500兩白銀創辦，是廣東最早的私立學校之一，容閎曾任該校名譽校長。該頁面稱他為“father of Chinese overseas studies”（中國留學之父）。⁠[13]

Connecticut History的人物頁稱他是一位致力於溝通中美文化的教育先驅。Ben Railton把容閎和出洋肄業局在美國的最後經歷稱為“tragic but inspiring”（悲劇性的，卻也鼓舞人心），認為19世紀的華裔美國人構成了一個不斷演變的跨國社群。⁠[10][9]

Carter認為，獲得名譽學位和捐贈藏書是容閎推動中美關係的事業的高峰。賓睦新在論文結尾認為，容閎是晚清中美關係的重要紐帶，他依託Yale、婚姻和Hartford建立的交遊網絡使他成為早期華人移民融入美國社會的典範，當前的中美關係也需要這樣的壓艙石。⁠[4][1]

Museum of Chinese in America的頁面認為，他沒能實現把西方教育引入中國的目標，但他的捐書在美國留下了持久的中國教育遺產。⁠[12]

Yale University：官網：https://www.yale.edu/（在新窗口打開）。⁠[3]

Cedar Hill Cemetery Foundation：官網：https://cedarhillfoundation.org/（在新窗口打開）。⁠[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