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

翁同龢生於1830年5月19日（Hummel主編的《清代名人傳略》所記的公曆日期），江蘇常熟人。Hummel書中稱他是大學士翁心存的幼子，陸蓓容的文章也稱他為幼子；常熟市人民政府網站稱他是體仁閣大學士翁心存的第三子。⁠[1][2][3][4]

Hummel書中列出他的字為笙階、訒夫、聲甫，號為叔平、松禪、瓶笙、韻齋；故宮博物院的詞條寫他字聲甫，號叔平；常熟市人民政府網站列出的別號還有瓶廬和松禪。⁠[1][3][2]

林少的文章寫道，他少年時就以能書聞名鄉里，考中狀元后書名更盛。⁠[5]

道光十八年（1838年），父親翁心存從大理寺少卿任上辭職，回到常熟奉養母親；此後八年間，他在家鄉為母親送終、服喪、營治墓地。⁠[4]

陸蓓容的文章寫道，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四日（1849年2月22日），翁心存與妻子許氏、次女璇華和幼子翁同龢登舟北上；三月廿六（4月18日），他們經黃村、豐臺，進入右安門，住進宣武門外兵馬司中街的官房寓邸。⁠[4]

1856年（咸豐六年），他在科舉中名列第一，成為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文史學者過旭明的文章寫道，他19歲時在拔貢考試中名列第一，科試正案也名列第一，此後在京城做了小京官，27歲狀元及第。⁠[1][2][6][7]

Hummel書中寫道，兩年後（1858年）他任陝西鄉試副考官，主考官是潘祖蔭；常熟市人民政府網站寫他曾典試陝甘。過旭明的文章寫道，他29歲時被任命為提督山西學政，30歲時因足疾請求開缺，獲准。⁠[1][2][7]

過旭明的文章寫道，33歲那年，他以山西鄉試正考官的差使回京後，被任命為詹事府右春坊右贊善，這只是從六品官；同治元年（1862年）七月初二他到詹事府上任，按慣例書吏辦折要四兩銀子，皂隸等人要二十吊錢，他只願付二十八吊錢，下屬堅決不答應。文章還寫道，父親翁心存於同治元年十一月（農曆）去世。⁠[7]

《環球人物》的文章寫道，同治四年（1865年）3月7日，他在琉璃廠一家書店裡看到一部曾為錢曾收藏的宋版《集韻》；店主起初不肯賣，他接連去了六天才買到。⁠[8]

同治四年十月（農曆），長兄翁同書去世。1865年末，他奉命在弘德殿行走，成為同治帝的師傅（常熟市人民政府網站寫他當時以右中允的身份奉命在弘德殿授讀）；Hummel書中寫道，他的職責包括為兩宮太后講解史書《治平寶鑑》。⁠[7][1][2]

過旭明的文章寫道，同治五年（1866年）他由低級官員升為中級官員；他這一年的日記寫到家用緊張，有“從人假得百金始得料理逋務”的記載。⁠[7]

過旭明的文章寫道，同治七年（1868年）七月末（農曆），他回鄉安葬父親、兄長，同時安葬妻子；文章認為蘇州地方官員可能覺得翁心存和翁同書去世已久，不必再致奠儀，他只得向久未見面的岳父湯修開口，先借了一百銀元，又再借了一百元，才得以順利回到常熟。⁠[7]

1868年至1871年他任國子監祭酒，1871年至1876年任內閣學士。⁠[1]

1875年初同治帝去世；同年稍後他被任命在毓慶宮行走，成為年幼的光緒帝的師傅，與孫家鼐負責教皇帝經書和其他課程，另一位師傅夏同善（1831—1880年）負責教書法。Hummel書中寫道，他從1876年開始給光緒帝授課，這一師生關係維持了22年，直到他去職；常熟市人民政府網站寫他為兩朝帝師30年。⁠[1][2]

李琳在《中華讀書報》的文章引述他記同治帝去世后皇位繼承經過的日記，其中記下慈禧太后所說的理由“文宗無次子”和“須幼者乃可教育”。⁠[9]

Hummel書中所列他這一時期的官職為戶部侍郎（1876—1878年）、都察院左都御史（1878—1879年）、刑部尚書（1879年）和工部尚書（1876—1886年）。故宮博物院的詞條也列出他曾任戶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以及刑部、工部、戶部尚書；常熟市人民政府網站另列有內閣學士和刑部侍郎。⁠[1][3][2]

在與俄國的伊犁交涉中，他與潘祖蔭以及兩位親王（Hummel拼作I-huan與I-tsung）組成處理危機的核心班子。⁠[1]

他在朝時能直言極諫，曾請求停修圓明園，並請求節省宮中一切工程；他還幫助平反了楊乃武與小白菜案。⁠[2][6]

他在1882年至1884年任軍機大臣，當時光緒帝尚未親政；1884年4月，在甲申年的人事變動中，他與其他軍機大臣一同被撤出軍機處，但保留了包括光緒帝師傅在內的其他職務。中法戰爭中他主戰。⁠[1][10][3][2]

1886年初他出任戶部尚書，此後任此職12年，直到去職。Hummel書中寫道，他不贊成張之洞張之洞張之洞（1837—1909年）是清朝後期的官員、學者和教育家，洋務運動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歷任山西巡撫、兩廣總督和湖廣總督，在湖北興辦鋼鐵、軍工、紡織企業和新式學堂，1898年著《勸學篇》，晚年入京任軍機大臣和大學士。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在改革上大量花錢的做法，若不是張之洞得到了親王I-huan（Hummel拼法）的支持，他本會叫停張之洞興辦的新式工業。⁠[1]

宗和在澎湃新聞發表的文章寫道，光緒十三年（1887年）他購得宋刻本《長短經》，在日記中稱其為“宋刻之極佳者”；過旭明的文章寫道，書商開價八百兩銀子，他最後花三百五十兩銀子買下。⁠[11][7]

1888年他拒絕代康有為康有為康有為（1858—1927年）是清末民初的學者、政治改革者和書法家，1898年戊戌變法（百日維新）的主要推動者。變法失敗後他流亡海外十餘年，創立保皇會，主張君主立憲，晚年倡導定孔教為國教，著有《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大同書》等。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向皇帝遞交上書。Luke S. K. Kwong認為，他拒絕是因為上書措辭尖刻、批評直率，而不是因為其中有大膽或新穎的主張；Young-tsu Wong則認為他對康有為的見識和膽量印象深刻（Kwong指出這一點沒有文獻依據），並認為他在日記中稱這份上書言辭過於直率，所指顯然是上書的內容。上海圖書館藏有他手抄的康有為《上清帝第一書》。⁠[12][13]

光緒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1891年6月1日），戶部上奏，提出“南北洋購買外洋槍炮、船隻、機器，應令暫停”，自當年起停購外洋船炮二年，主要理由是河工支出過巨。海軍史學者張黎源發現這份奏摺，並於2024年11月公佈了全部錄文；他在按語中寫道，牽頭起草這份奏摺的是當時管理戶部的大學士張之萬，參與者可能包括戶部尚書福錕、翁同龢等，並認為此折由張之萬具奏，翁同龢於此事似無關係。陳曉平則根據翁同龢的日記認為，翁同龢對這份奏摺參與很深，奏稿由張之萬、福錕、翁同龢三人協商決策，翁同龢可能扮演了主動角色，但是否由他發動無從知曉。⁠[14]

李鴻章李鴻章李鴻章（1823—1901年）是清朝末期的政治人物、軍事統帥和外交官，淮軍的創建者和統帥，洋務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之一。他從1870年起長期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主持興辦輪船招商局、開平煤礦、鐵路、電報和北洋海軍等近代事業，並代表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等條約，生前身後的評價分歧很大。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的親信和一些海軍史學者把甲午戰敗歸咎於這一決策，並把矛頭指向戶部尚書翁同龢；此前也有議論認為停購船炮出於翁同龢與李鴻章的私怨，陳曉平寫道，從具奏人來看，這一說法顯然不確。陳曉平認為這一政策對北洋艦隊“比較致命”（張黎源也寫道北洋海軍因此錯過了更新武備的最佳時機），但翁同龢在甲午年堅決主戰，說他“報私仇”有些過當，他的問題主要還是形勢判斷錯誤，以為北洋海軍足可一戰。⁠[14]

1894年他再任軍機大臣，1895年兼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Hummel書中寫道，他與李鴻章關係不睦，分歧在於1894—1895年的中日戰爭問題，但在李鴻章後來因戰敗受責時，據說是他勸說朝廷從寬處置。甲午戰爭中他主張抗戰、反對妥協，並反對李鴻章求和。⁠[1][3][2]

謝俊美在《中華讀書報》的文章舉出日記所記甲午年十月（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壽辰慶典期間她說的一句話：“今日令吾不歡者，吾將使其終生不歡。”⁠[15]

1894年，朝廷為慈禧太后六十壽辰特設恩科會試，張謇在他的大力提攜下考中一甲第一名，成為狀元。⁠[16]

羅一民在一次報告中說，張謇是翁同龢的門生、“翁門六子”之一；中日甲午戰爭即將爆發時，張謇支持老師的主戰主張，為他出謀劃策、奔走呼應。⁠[17]

1896年慈禧太后下令終止了他光緒帝師傅的職務，但他作為大臣仍能見到皇帝；1897年他升任協辦大學士。過旭明的文章寫道，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七月是他政治生涯的頂峰，他時任協辦大學士、署戶部尚書並在軍機大臣上行走。Hummel書中還寫道，隨著他的影響力增大，他遭到保守派（多為北方人）的憎恨，這些人奉孝欽皇后（慈禧太后）為首領。⁠[1][1][7]

chiculture.org.hk的圖片故事寫道，他支持康有為的變法主張，先後把康有為的七份上書呈給光緒帝，其中包括《應詔統籌全局折》，堅定了光緒帝變法的決心。常熟市人民政府網站寫他贊成康有為變法並向光緒帝引薦康有為。誰把康有為引薦給皇帝，學者看法不同：Luke S. K. Kwong認為張蔭桓比他更起作用；Young-tsu Wong堅持最終向皇帝推薦康有為的是他，並寫道他在政變後公開否認了這一關鍵推薦。⁠[18][2][12]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二十九日，大學士徐桐上奏，請調張之洞來京面詢機宜；閏三月初三日朝廷下旨召張之洞進京陛見，翁同龢在日記中記下“令湖督來京陛見，從徐桐請也”。謝俊美在《翁同龢傳》中認為徐桐的用意是“以張驅翁”，茅海建寫道這一看法雖無直接材料，但他仍然贊同。張之洞啟程後於閏三月二十五日抵達上海，又因沙市事件於四月二十四日奉旨“即日折回本任”，最終沒有進京。⁠[19]

茅海建還寫道，光緒帝常在上書房私下與翁同龢相謀大計，遭慈禧太后疑忌，她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初裁撤漢書房，此後翁同龢與慈禧太后的關係十分微妙；翁同龢與剛毅也有隙。四月二十二日，即百日維新的前一天，慈禧太后進行第一次人事調整，榮祿升大學士管理戶部，剛毅升協辦大學士並接任兵部尚書，崇禮接任刑部尚書，茅海建認為這次調整“幾乎全是針對翁同龢”；四月二十七日第二次人事調整時，翁同龢被罷斥。茅海建還寫道，給事中高燮曾上奏指責戶部給海關洋員增薪有損政體，該折片雖未直言攻翁，但翁同龢已看出其意，在日記中寫下“高折意斥餘而未明言，但指張某（蔭桓）耳”。⁠[19]

Hummel書中寫道，1898年他幫助光緒帝確定了變法方針；6月11日皇帝頒佈上諭，令各省官員舉薦人才並宣示變法；6月14日皇帝命康有為和張元濟準備兩天後覲見，黃遵憲黃遵憲黃遵憲（1848—1905年）是清末詩人、外交家和維新人士，先後任駐日本使館參贊、駐舊金山總領事、駐英國使館參贊和駐新加坡總領事，著有《日本國誌》《日本雜事詩》，詩集《人境廬詩草》倡導以口語和新事物入詩，被視為“詩界革命”的代表人物；1897—1898年他在湖南參與推行新政，戊戌政變後被罷職還鄉。點擊查看完整詞條、譚嗣同譚嗣同譚嗣同（1865—1898年）是清末思想家和維新派人物，湖南瀏陽人，著有《仁學》。1897—1898年他在湖南參與推行新政，1898年百日維新期間任四品卿銜軍機章京；戊戌政變後他拒絕出走，被捕處死，為戊戌六君子之一。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和梁啟超梁啟超梁啟超（1873—1929年）是清末民初的思想家、政治人物、報人和學者，康有為的弟子，1898年戊戌變法的參與者；變法失敗後他流亡日本14年，主辦《清議報》和《新民叢報》，1912年回國後參與創建進步黨，先後出任北京政府司法總長和財政總長，並在1915—1916年反對袁世凱稱帝。1917年底退出政界後，他專事著述和講學，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和北京圖書館館長，著作匯為《飲冰室合集》。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等變法人士也被列為可以召見的人；6月15日的上諭指責他辦事不力、在皇帝面前使氣，他以這些含糊的罪名被令開缺回原籍。故宮博物院的詞條寫道，他在《明定國是詔》頒佈後的第四天被慈禧太后開缺回籍；chiculture.org.hk的圖片故事寫他是被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後黨罷免的；常熟市人民政府網站寫他因是帝黨中堅而為慈禧太后所忌，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被罷職，令回原籍；馬力在《光明日報》的文章也寫他因支持戊戌變法而被慈禧太后開缺回籍。⁠[1][3][18][6][2]

Luke S. K. Kwong和Young-tsu Wong都認為罷免他的是光緒帝而不是慈禧太后。Kwong舉出他與光緒帝關係的惡化以及他與張蔭桓爭奪皇帝信任的競爭；Wong認為康有為是他突然去職的主要原因，他對康有為的遲疑和批評激怒了皇帝，並認為張蔭桓不是關鍵因素。⁠[12]

過旭明的文章寫道，降旨開缺的第二日，也就是四月二十八日，因為鄰近端午節，太監送來了宮中端午節的例行賞賜——葛紗；他給了太監二兩銀子的賞錢，並讓太監把端午節宮內應發給他的賞錢帶回，又結清了自己在國子監、戶部提用的款項；他通過錢號給在家鄉的外甥俞鍾鑾匯去二千兩銀子，交代他妥善保存，因為今後的衣食就靠著這筆錢了；十五天後，他黯然出京。⁠[7]

《明定國是詔》頒佈於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何雁的文章寫道，這份綱領性文件由他擬定；他被開缺之日為同月二十七日。⁠[20][19]

羅一民說，翁同龢被開缺回籍時，張謇以甯武子“自愚得當，進退自如”的故事勸說他南歸。⁠[17]

Hummel書中寫道，戊戌政變後，12月4日他因曾向皇帝推薦康有為而被參劾，被革去全部官職，交地方官在家中看管。常熟市人民政府網站寫他在政變後被革職，永不敘用，並交地方官嚴加管束；故宮博物院的詞條寫他在戊戌政變後被革職；謝俊美的文章寫朝廷將他革職永不敘用，並交地方官編管。⁠[1][2][3][15]

何雁的文章介紹了一封署名翁同龢、推測寫給總理衙門大臣廖壽恆的密函，其中有“太后且有不得康、梁，翁某亦有罪咎之語”。⁠[20]

常熟市人民政府網站寫道，他隱居在虞山西麓鵓鴿峰的墓廬，困頓七年後病故。馬力的文章寫他回到常熟後住在虞山的瓶隱廬，自號松禪老人、瓶廬居士，為光緒帝被囚瀛臺而傷痛，抑鬱七年後病故。謝俊美的文章寫他在家鄉常熟艱難地度過了七年。⁠[2][6][15]

羅一民說，軟禁在常熟老家的翁同龢得知張謇的大生紗廠開車出紗的喜訊後，欣然題贈一聯：“樞機之發，動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東南。”⁠[17]

他於1904年7月3日（光緒三十年）在原籍常熟去世，葬於虞山。⁠[1][15][5]

王郡的書評寫道，1904年流亡瑞典的康有為得知他去世後，連寫哀詞十四章，序中稱“翁公為中國維新第一導師”。⁠[10]

何雁的文章引用了他的絕筆詩：“六十年中事，傷心到蓋棺；不將兩行淚，輕向汝曹彈。”⁠[20]

1904年，流亡瑞典的康有為聞知他去世，連寫哀詞十四章，序中稱“翁公為中國維新第一導師，關係至重”。⁠[10]

宣統元年（1909年），即慈禧太后去世後的第二年，江蘇士紳成功說服朝廷，朝廷下詔追復他的全部原官，諡文恭。⁠[1][3][2]

《環球人物》的文章寫道，翁家有“父子兩帝師、一門五進士、一家三巡撫”之稱。祖父翁鹹封於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中舉，官至海州（今江蘇連雲港）學正。父親翁心存是進士，早年任上書房總師傅，侍讀咸豐帝、恭親王等，歷任工部、禮部、戶部尚書，官至體仁閣大學士，贈太子太保，被視為翁氏藏書的始祖。馬力的文章寫他繼父親之後做了同治、光緒兩朝帝師。⁠[8][6]

長兄翁同書是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進士，歷任翰林院編修、貴州學政、安徽巡撫，比他大20歲，去世後把全部藏書傳給了他；《環球人物》的文章寫道，“翁同書的兩個兒子，其中翁斌孫高中進士、翁曾源高中狀元”，傳為“叔侄聯魁、四世翰苑”的佳話；海虞眾在《博覽群書》的文章寫翁曾源字仲淵，是翁同龢的侄子。二哥翁同爵曾任陝西巡撫、湖北巡撫，部分藏書也轉給了他。⁠[8][21]

海虞眾的文章寫道，他的原配妻子湯孟淑是湯金釗的孫女、湯修的女兒；翁心存的次女翁旋華（又名端恩）是他的二姐（陸蓓容的文章寫作璇華）；他在遊文書院讀書期間，與常熟、昭文一帶的書法家有過交往。⁠[21][4]

李琳的文章寫道，據日記所載，他與陸姓的妾經常發生衝突，有一次因“與妾語不合”，竟“抵以茶具，敗血流面”，他自己寫下“自念於倫紀中無甚愧行，而閨房中多任性暴戾，可懼哉”；文章還寫道，據年譜所載，妻子湯氏因病去世，也是因為他“氣剛，偶口角，疾復作，入秋益劇”，諸藥無效。⁠[9]

他沒有子女，二哥翁同爵的兒子翁曾翰過繼為他的嗣子，家藏都傳給了翁曾翰。澎湃新聞採訪的一位翁氏後人說，翁曾翰有兩個兒子，長子翁安孫繼承家藏，次子為翁椿孫；翁安孫無子，過繼了翁同書一支的翁之廉；翁之廉無子，又過繼了翁興慶翁萬戈翁萬戈（1918—2020年）是旅居美國的收藏家、電影製作人和藝術史學者，晚清重臣翁同龢的後人和翁氏家藏的繼承者。他拍攝了數十部介紹中國藝術與文化的教育片和紀錄片，曾任華美協進社主席，並把翁氏藏書轉讓給上海圖書館，把大批翁氏書畫捐給波士頓美術館等中美機構。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即後來的翁萬戈。《環球人物》的文章寫道，翁之廉是翁同龢的曾孫，曾住在天津，1919年去世，他把弟弟的兒子翁萬戈過繼為子。何雁的文章寫道，翁萬戈的生父是翁之熹；翁萬戈過繼時不足半歲，常熟綵衣堂、墓地、丙舍及一切文物都歸在他的名下，由養母強氏和生父母協助保管，直到30年後。⁠[13][22][8][20]

翁萬戈是翁同龢的五世孫，生於1918年，原名翁興慶，2歲時承繼家藏，1938年赴美國美國美國是位於北美洲、實行聯邦制的國家，由50個州、作為合眾國政府所在地的哥倫比亞特區以及波多黎各、關島等屬地組成，首都為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1776年7月4日，大陸會議通過《獨立宣言》。2020年人口普查（2020年4月1日）全國常住人口為331,449,281人（約3.31億人）；眾議院435個議席依據人口普查結果在各州之間分配。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在以工程著稱的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Purdue University（普渡大學）是位於美國印第安納州West Lafayette的公立研究型大學，也是印第安納州的贈地大學；學校1869年由州議會定名設立，1874年開課。如今Purdue系統由West Lafayette和印第安納波利斯主校區、地區校區和一所在線大學組成。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留學，2020年12月9日2時（美國東部時間）在家中去世，享年102歲。⁠[22][8]

Hummel書中寫道，他從1858年起記日記，直到去世前幾天，前後46年；約1925年日記以《翁文恭公日記》為名影印出版，共40冊；書中寫道，金梁根據這部日記和其他類似的日記編成了重要的記錄《近世人物誌》（1934年印行）。王洪波在《中華讀書報》的文章寫道，日記堅持近50年，跨越三朝，被譽為晚清四大日記之一；李琳的文章寫日記有數百萬字。⁠[1][23][9]

日記的版本：1925年商務印書館涵芬樓影印出版《翁文恭公日記》，線裝40冊。澎湃新聞2015年的報道寫道，影印由張元濟主持，他曾與當時收藏日記的翁氏四世孫翁之憙反覆商量，出於為尊者諱，有選擇地將數處遮去不印；謝俊美的文章寫張元濟和翁之憙“為師諱、為祖諱”，把個別他們認為“不合時宜”的內容隱去不印，對李鴻章、左宗棠左宗棠左宗棠（1812—1885年）是清朝後期的政治人物和軍事將領。他以舉人身份進入湖南巡撫幕府，後組建楚軍參與鎮壓太平天國，歷任浙江巡撫、閩浙總督、陝甘總督和兩江總督，官至東閣大學士、軍機大臣；1875年起他督辦新疆軍務，率軍擊敗阿古柏，此後新疆建為行省。點擊查看完整詞條、斌椿等人的一些評語也沒有印出，以致有人懷疑日記的真偽；李琳的文章寫張元濟是翁同龢的學生，在影印過程中把原稿刪隱多處，臺灣商務印書館在1973年據此出版縮印本。趙中孚編輯的排印本（附索引）由臺灣成文出版社於1970—1979年出版，精裝6冊，第一次標點斷句，第6冊附人名、地名索引（謝俊美的文章寫臺灣有趙中孚、沈雲龍主編的影印本）。陳義傑點校的排印本由中華書局於1989年出版，2006年出第二版，平裝6冊，沒有索引。⁠[24][15][9]

2011年12月，中西書局出版翁萬戈編、翁以鈞校訂的8卷本，定價680元，第一次以翁氏家藏的日記手稿原件為底本，增收了1883—1884年和1894—1895年的軍機處日記、1849年和1850年的早年日記、他的自訂年譜《松禪年譜》及他的侄曾孫翁之憙所作的年譜補，並以附錄《刪改真象》收入手稿刪改處的照片。新版精裝8冊，300餘萬字，歷時兩年整理，校正以往各版識讀、排印錯訛近萬處，首發式在常熟舉行。⁠[9][23]

《環球人物》的文章寫道，2015年翁萬戈把包括47冊《翁同龢日記》手稿在內的一批文獻捐給上海圖書館；謝俊美的文章寫這次無償捐贈在2015年11月，上海圖書館派有關領導和專家赴美國接收；澎湃新聞2015年的報道寫道，12月17日98歲的翁萬戈在美國東部的寓所舉行簡樸的捐贈儀式，把日記稿本47冊和《翁氏文獻叢編》手稿交付上海圖書館，稿本於12月19日晚入藏，上海圖書館於12月21日舉行入藏儀式，距日記稿本被帶離中國已有68年。《環球人物》的文章還寫道，2016年翁同書的一位五世孫又捐贈了翁同龢早年日記1冊。謝俊美的文章寫道，2016年11月上海遠東出版社按原稿原貌出版了彩色影印的手稿本，保留了原稿的圈點和塗改。⁠[8][15][24]

謝俊美的文章寫道，據不完全統計，日記中與他來往的官員有1300多人，所記事件包括戊午科場案、第二次鴉片戰爭、祺祥政變、甲午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清末新政與預備立憲和楊乃武與小白菜案等，相關的還有軍機處日記、洋務小卷、入闈小記、甲午日記、隨手記、刑曹隨記、戶部職官單和南、北檔房紀事；王郡的書評寫日記中出現的人名近萬。李琳的文章寫道，日記開頭一般記當天天氣，春季常見“黃沙漠漠”“黃沙蔽天”等語；日記也記有昭信股票的設立，“自王公至齊民皆準領”。⁠[15][10][9]

關於日記的刪改：Hummel書中寫道，有人認為日記中涉及他參與變法的部分經過改寫；李琳的文章寫道，變法失敗、他被罷官回鄉後，他改動了有關變法人物和事件的記載，有時把整頁裁下重寫；謝俊美的文章寫他因擔心慈禧太后隨時派人將他處死，刪改了自己的日記，特別是舉薦康有為和與變法有關的文字；Young-tsu Wong寫道，許多歷史學者找到有力證據，說明他為掩飾自己對變法的興趣以及與康有為的交情而改動過日記。澎湃新聞2015年的報道則寫道，孔祥吉逐頁比對後認為，經翁同龢本人挖改的只有五處，對整部日記的價值影響不大，學術界關於日記“諱飾真像”、戊戌變法記載不真實的說法過於片面籠統，日記中有關戊戌變法的記述基本可信。⁠[1][9][15][12][24]

《環球人物》的文章寫道，翁心存從陳揆稽瑞樓散出的藏書中購得善本，另一部分歸了瞿氏鐵琴銅劍樓，他在《丁卯集》上題跋，慶幸書沒有被賣掉，後來又建起藏書樓收藏刻本和抄本；翁同書在19世紀50年代隨琦善駐揚州江北大營時，在邗江縣訪得《吳越備史》，1858年把一百多種書寄回北京家中，其中有秦恩復石研齋的舊藏；同治初年政變後怡親王府衰落，藏書流入書肆，翁同龢從中購得一批。宗和的文章寫道，他與翁同書擴充了家中藏書，晚清怡府藏書散出後他收得其中精品，使翁氏藏書的品質得到提升。⁠[8][11]

馬力的文章寫道，常熟翁家故居中的知止齋是兩層的藏書樓，名稱出自《老子》，他在琉璃廠購得的部分宋元善本就收藏在這裡。⁠[6]

《環球人物》的文章寫道，翁之廉因天津氣候乾燥，把部分善本移到天津，其餘仍留在常熟；1907年日本漢學家島田翰把翁氏藏書列為晚清九大藏書之一；1938年翁萬戈赴美求學，九年後回國，用運煤船把天津的藏書運到上海，再用遠洋輪船運到美國，此後幾十年這批書被認為已經毀掉；1985年它們出現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中國善本書展上，傅熹年後來在翁萬戈的萊溪居查看了這批書。宗和的文章寫道，20世紀40年代翁萬戈把包括《長短經》在內的一批善本帶到美國，翁氏藏書已傳承六代。⁠[8][11]

1999年底翁萬戈簽署《翁氏藏書轉讓合同》，條件包括整體轉讓、不拆分、轉讓給國家公共圖書館並有底價，除陳洪綬《水滸博古葉子》暫留外，在美國所藏的古籍善本全部送回國內；2000年4月28日翁氏藏書運抵上海圖書館，共80種542冊，其中宋刻本11種、元刻本4種、明刻本12種、清刻本26種、名家抄稿本27種，由上海市政府出資450萬美元購得。其中《集韻》《邵子觀物內外篇》《長短經》《重雕足本鑑誡錄》《會昌一品制集》《丁卯集》《嵩山居士集》等宋刻本都是孤本。2022年《長短經》在上海圖書館東館展出。⁠[22][8][11]

翁萬戈的書畫收藏基本來自翁同龢舊藏，其中有唐代開元年間的精寫本《靈飛經》（四十三行本，後轉讓給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文徵明家書卷、董其昌書法、黃道周書札卷等，還有大量翁同龢墨跡和約四十餘方翁同龢自用印，其中有吳昌碩、金城、王冰鐵等人的篆刻。澎湃新聞採訪的一位翁氏後人說，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和芝加哥藝術博物館都有翁萬戈捐贈的藏品。翁萬戈2010年把明代吳彬《勺園祓禊圖》捐給北京大學，2016年把南宋梁楷《道君像》捐售給上海博物館，2018年向上海博物館捐贈沈周《臨戴文進謝安東山圖》和王原祁《杜甫詩意圖軸》。陳若茜2020年的報道寫道，2018年7月28日，翁萬戈在百歲生日當天宣佈向波士頓美術館捐贈183件文物，這是該館接受的史上數量最大的一批中國古代文物；她2019年的報道則寫翁萬戈在百歲壽辰之際宣佈將沈周和王原祁的這兩件畫作捐贈上海博物館。兩篇報道都寫道，2018年7月和12月，翁萬戈先後兩次向波士頓美術館捐贈王翬《長江萬里圖》和183件家藏曆代書畫文物，引起文化界廣泛關注和輿論爭議。⁠[22][13]

2018年12月13日（當地時間），波士頓美術館宣佈接受這批翁氏六代家藏書畫文物捐贈，共183件，包括繪畫130幅、書法31幅、拓片18件和織繡4件，橫跨十三個世紀、五個朝代，其中有董其昌作品7件、王翬作品11件和沈周的《蘇臺紀勝十六頁書畫冊》，也有翁同龢本人的書法作品，以及翁同龢格外珍視、曾特地為之撰寫題簽、題跋和詩句的一套陳洪綬《博古牌》酒令葉子。⁠[25]

何雁的文章寫道，翁同龢在光緒十一年（1885年）四月十二日的日記中記有“傍晚歸，見吳彬畫米萬鍾《勺園圖》”。⁠[20]

Hummel書中寫他擅畫山水，以書法聞名，尤其是楷書；他的詩集《瓶廬詩稿》8卷於1919年刊行，兩年後（1921年）刊出《瓶廬詩補》1卷，附校記和詞；書跡集《翁松禪相國真跡》12冊於1920年影印，《翁松禪手札》10冊由一位侄輩編集，於1908—1911年影印。常熟市人民政府網站寫他究心經史，主張學以致用，延攬人才，提攜後進；詩、文、詞兼擅，以詩最工，風格雅健清雋，得力於蘇軾、黃庭堅；書法縱橫跌宕，力透紙背，時人稱有顏魯公（顏真卿）風骨；著有《瓶廬詩稿》和《翁文恭公日記》，後人翁永孫輯有《瓶廬詩鈔》《瓶廬詞》《瓶廬文》，張蘭思輯有《瓶廬詩補遺》，另有書法集《翁松禪遺墨真跡》，今人輯有《翁同龢詩詞集》；故宮博物院的詞條列出的著作為《瓶廬詩文稿》和《翁文恭公日記》。⁠[1][2][3]

《環球人物》的文章稱他為“同光第一書家”；林少的文章寫他的書法被推為“乾嘉以後第一人”。chiculture.org.hk的圖片故事稱他是以書畫著稱的晚清學者，並配有他的四件行書書跡。李琳的文章寫他同時是書法家、文學家、收藏家和鑑賞家，對中醫藥的研究也頗有造詣。⁠[8][5][18][9]

馬力在《光明日報》的文章寫道，常熟的翁氏故居巷口立有狀元坊，宅院是七進的舊式官紳宅第，中軸線上有轎廳、綵衣堂、後堂樓和雙桂軒，西側有中廳、思永堂、書樓和柏古軒，東側有玉蘭軒和知止齋；作者稱它“頗清樸，也頗緊湊”。綵衣堂是一座約五百年的明代正屋，屢易其主，翁心存為奉養母親買下，翁家在這裡待客、辦婚事和壽宴；後院闢有常熟狀元歷史陳列館。⁠[6]

1990年翁萬戈把常熟的翁氏祖居捐給常熟，現已闢為翁同龢紀念館。翁同龢的墓地被山麓的一片林子圍著，墓的西側立有一尊玻璃鋼的翁同龢像，另有一組以他的生平梗概為內容的群雕。⁠[22][13][6]

過旭明的文章根據他的日記整理了他的人情往來：同治三年（1864年）二月六日，王榕吉由直隸布政使調任山西布政使，離京時送他別敬三十兩，他回贈路菜和京靴；同年年底在河南當縣令的同鄉繆萼聯送炭敬三十兩，他回贈荷包、補服、帽沿和京靴，六年後繆萼聯的侄子進京應試，又帶來繆萼聯的一百兩贈銀，他沒有收；同治四年賀澍恩送別敬二十兩，同治九年中秋前後賀澍恩寄來節敬四十兩，他退回，理由是“恐其有所幹請也”。⁠[7]

文章還寫道，光緒七年（1881年）門人張鵬翥被參劾落職，進京活動，送給他一百兩銀子的贄敬和兩匹葛布，他沒有收；同年初夏劉璈來訪，按例送別敬，他考慮到彼此並不熟識，沒有接受；兩年後劉璈讓兒子、秀才劉浤拜見他，劉浤拿出一封銀子作為贈禮，他正辭責問，斥為“亦妄矣哉”；一年後的中秋節劉璈寄來節敬四十兩，他仍未接受，劉璈又讓劉浤再次送禮，他只收下三匹檯布、二十支線香和一個茯苓。李鳳苞臨行時拿出二百兩銀子作為贈禮，他“力卻之”；他接受了馬新貽多次贈銀後，感嘆“可愧也”；馬玉昆初次見面就送了四百兩銀子；伊犁將軍長庚送來馬一匹、玉煙壺和翎管各一、虎骨一具、洋蠟一箱、銅盆一個、燭臺兩個、猞猁八隻和水獺一隻，他認為萬里遠意不能推卻，全部收下，回贈兩套褂袍料。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二十日，他在日記中寫道“呂海寰、陳允頤留別，皆卻之，所卻者不可勝記，偶記之耳”。⁠[7]

文章寫道，那桐每逢端午、中秋送節敬，他的日記中幾乎沒有記錄；他罷官前和鄉居期間，那桐兩次送來各“千金”現銀，他都沒有收。⁠[7]

魏新在《人民文摘》的文章講述了這個有很多版本的著名故事：其中一個版本中，光緒帝問他早晨吃什麼，他說每天早晨三個雞蛋，光緒帝說這一頓早飯就得九兩銀子；在《南亭筆記》的版本中，宮中賬上一個雞蛋合八兩半銀子，光緒帝問他是否吃過這麼貴的東西，他知道其中有人搗鬼而又不能得罪，便說家裡只有在祭祀大典時偶爾用用，否則絕對不敢吃，聽者“鹹服其善於辭令”。魏新計算後寫道，這麼貴的雞蛋皇帝也吃不起，即便內務府太監做花賬也不必在雞蛋上大做文章，但宮中雞蛋昂貴的故事也不完全是空穴來風。⁠[26]

馬力的文章還記下清代李伯元《南亭筆記》中翁同龢言語觸忤慈禧太后的軼事：他敢於反駁恭親王的詰責，並讓恭親王照他的話去回答慈禧太后的追問。⁠[6]

Luke S. K. Kwong認為，他顯赫的仕途得益於慈禧太后一再的恩寵，應把他看作光緒帝與慈禧太后之間的調和力量；Young-tsu Wong接受“mediating force”（調和力量）的說法，但認為這提高而不是削弱了他的作用，並寫道他在1886年至1898年間與光緒帝有一種少見的親密私人關係。Ping-ti Ho在1951年的文章中認為，他雖然先前支持過康有為及其主張，但在1898年春實際上反對系統的革新。⁠[12][27]

王郡評介謝俊美《翁同龢人際交往與晚清政局》（上海書店出版社2018年6月版，近80萬字）的書評寫道：他出身名門，少年得中狀元，兩朝帝師，有“天子門生，門生天子”之說；他權勢燻灼，以致李提摩太見李鴻章時，李鴻章對他略有微詞，說翁師傅才是清廷真正的實權人物。戊戌以後，康有為、梁啟超把他的罷官與光緒帝的衣帶詔、戊戌六君子被殺並列為變法悲劇的三面旗幟，把他描繪成忠貞的人物，與慈禧太后、榮祿、袁世凱Yuan ShikaiYuan Shikai（袁世凱，1859—1916年）是清末的軍事將領和改革派大臣，1912年至1916年任中華民國首任大總統。他在天津小站編練的新式陸軍後來發展為北洋軍；1915年至1916年他宣佈改行帝制、自任皇帝，1916年3月取消帝制，同年6月6日去世。點擊查看完整詞條、李蓮英相對立。⁠[10]

王郡的書評還寫道，後來的檔案和筆記顯示了他的另一面：政客的弄權使詐、伴君者的曲意柔媚和那個時代士大夫常見的固執短視；他的門生張元濟等人不能苟同他不瞭解西法、不明時代與世界大勢的言論；金梁和蕭公權認為他並不傾向西學，主導變法主要是為了控制光緒帝，排擠了李鴻章和張之洞，得罪了恭親王和慈禧太后；現代影視作品則把李鴻章塑造為英雄，把他塑造為因循遲鈍、剋扣軍費、以主戰博名攬權而空言誤國、借維新之名結黨營私的偽君子和陰謀家。書評認為，聖賢形象與反派形象都由更大的改革與現代化敘事塑造，都偏離了真實的他，並引用“（康梁等）以新舊之爭解釋母子之爭，而西太后總以母子之爭解釋新舊之爭”的說法。林少的文章稱他是晚清清流派中“後清流”的領袖。⁠[10][5]

清末士大夫中流傳一副對聯“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諷刺的是合肥人李鴻章和常熟人翁同龢的富有。⁠[28]

羅一民認為，翁同龢和張謇都是老成持重的改良主義者，既支持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的基本主張，又不贊成康梁急躁冒進的做法。⁠[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