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遵憲

黃遵憲於1848年4月27日出生在廣東省嘉應（今梅州），Hummel主編的《清代名人傳略》同樣寫他是廣東嘉應州人；李芳在《環球人物》2012年的文章中寫作出生在“廣東梅州嘉應（今廣東蕉嶺）”。⁠[1][2][3]

他字公度，別號人境廬主人。⁠[2][4][5]

他出身客家家庭，蘇文博的論文寫作客家知識分子家庭；BritannicaEncyclopædia BritannicaEncyclopædia Britannica（大英百科全書，又譯不列顛百科全書）是1768年在蘇格蘭愛丁堡開始出版的英語綜合性百科全書，也指出版它的總部位於美國芝加哥的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Inc.（對外稱 The Britannica Group）；紙質版於2012年停印，此後以 Britannica.com 線上百科、面向學校與圖書館的數字教育產品和 Merriam-Webster 詞典為主要業務。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的條目寫他來自富裕的商人家庭，父親曾在戶部任職。⁠[6][7][1]

《環球人物》的文章寫道，他的高祖黃潤家境貧寒，以替人書寫牛契為生；當時外國銀元剛剛在廣東的市場上流通，黃潤能憑銀色和聲音的差異辨別真偽，於是在集市上擺桌替人鑑別、兌換銀元，幾年後發家致富。黃潤自己棄儒經商，卻沒有讓兒子繼承家業，而是讓他專心讀書。⁠[3]

父親黃鴻藻，字雁賓，號逸農，是1855年（咸豐年間）的舉人，曾在貴州、廣西等地為官，1889—1891年署理廣西思恩府知府。⁠[2][3]

《環球人物》的文章寫道，他4歲入塾；10歲時塾師以“一覽眾山小”為題命學童作詩，他吟出“天下尤為小，何論眼底山”，先生為之驚歎；親自教導過他的曾祖母認為“此兒志向遠大”，對他格外鍾愛。⁠[3]

同一篇文章寫道，他18歲時結婚才幾天，太平天國的軍隊攻破嘉應，黃家舉家避難，此後家道中落。⁠[3]

他在二十二三歲時兩次到廣州參加鄉試，都沒有考中，考後繞道遊歷香港；Britannica的條目也寫他在中舉之前幾次落第。⁠[3][1]

1873年他成為貢生（Hummel書中稱senior licentiate），1874年進京履行這一資格所要求的手續；1875年他留在北方，到過天津和煙臺，在煙臺結識了外交官張蔭桓。⁠[2]

《環球人物》的文章寫道，他27歲時在京應試仍未考中，因父親當時在京任職，便留京侍奉，並與一些廣東籍京官往來密切。⁠[3]

1876年，他在北京舉行的鄉試中考中舉人；《環球人物》的文章寫他名次在百名以外，以五品銜揀選知縣待用。⁠[2][1][3]

同一篇文章寫道，福建巡撫丁日昌曾邀他入幕；李鴻章李鴻章李鴻章（1823—1901年）是清朝末期的政治人物、軍事統帥和外交官，淮軍的創建者和統帥，洋務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之一。他從1870年起長期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主持興辦輪船招商局、開平煤礦、鐵路、電報和北洋海軍等近代事業，並代表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等條約，生前身後的評價分歧很大。點擊查看完整詞條與他交談後稱他為“霸才”。他還對通曉洋務的翰林院侍講何如璋說：“中國必變從西法。其變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強，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轄，或如波蘭之瓜分，則我不敢知，要之必變。”⁠[3][5]

1877年初，他被任命為駐東京使館參贊，公使是何如璋（1838—1891年），同年年底抵達東京；Britannica的條目則寫他在1876年作為同鄉、新任駐日大使何如璋的參贊赴日。⁠[2][1]

《環球人物》的文章寫道，1877年何如璋率第一屆駐日使團乘輪船從上海出發，抵達長崎；《光明日報》2022年杜衛東的文章寫他在1877年11月到達神戶，時年29歲，是清朝第一任駐日參贊。⁠[3][5]

Richard John Lynn的論文寫道，他在1877—1882年任駐東京使館的參贊兼書記官；使館到日本的第一年設在增上寺境內的子院月界院。⁠[8]

杜衛東的文章寫道，他上任之初，日本要吞併中國的屬國琉球；他上奏朝廷陳述應對之策，認為“琉球如亡，不出數年，閩海先受其禍”，李鴻章和總理衙門卻責備駐日使館“過於張皇”，會“激生變端”，甚至打算召回公使何如璋來化解僵局。1879年日本佔領了琉球群島的一部分。⁠[5][2]

1880年，他建議朝廷向朝鮮派駐官員，由朝廷監督朝鮮官員或至少主持朝鮮的對外關係；李鴻章擔心捲入糾紛，不贊成。他轉而勸朝鮮親近中國，同時與日本和美國美國美國是位於北美洲、實行聯邦制的國家，由50個州、作為合眾國政府所在地的哥倫比亞特區以及波多黎各、關島等屬地組成，首都為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1776年7月4日，大陸會議通過《獨立宣言》。2020年人口普查（2020年4月1日）全國常住人口為331,449,281人（約3.31億人）；眾議院435個議席依據人口普查結果在各州之間分配。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友好，這些主張在朝鮮遭到保守派的激烈攻擊。⁠[2]

《環球人物》的文章寫道，他曾與何如璋商議上書總理衙門，先發制人，將朝鮮廢為郡縣，此計不行，又請求派員主持朝鮮外交；日本人得到情報後刊登在報紙上，稱讚他的見識遠超李鴻章。Lynn的論文寫道，在中日之間關於琉球和朝鮮的交涉中，他作為外交官的公務常使他陷入不愉快的處境，這些交涉令人沮喪，從中國一方看最終是災難性的。⁠[3][8]

Lynn的論文寫道，他在日本能直接接觸漢文、筆談和漢字文化；伊藤博文、榎本武揚和大山岩常向他請教漢詩，在某種意義上成了他的詩弟子；石川鴻齋（Ishikawa Kōsai，1833—1918年）深刻影響了他對日本漢詩經典的看法，成為他的好友，石川的《日本文章軌範》有他1879年春所作的序。⁠[8]

前高崎藩主大河內輝聲（Ōkōchi Teruna，1848—1882年）大約在1878年初與使館的中國人結識，與他交往密切；大河內的宅邸桂林莊在淺草今戶町、隅田川西岸。城井國綱編的《明治名家詩選》1880年由東京青悅書房出版，第二篇序由他應邀撰寫，落款為光緒六年六月，署名為嶺南黃遵憲公度。⁠[8]

《環球人物》的文章寫道，他在日本期間獨自遊歷本州和北海道，在鎌倉的江之島和伊豆的熱海各停留半月；他採風問俗，讀了200多種書。文章還寫道，他32歲時在日本結識改良派思想家王韜；Hummel的書寫道，王韜1879年訪問日本，記下了日本學者對何如璋和他的敬重。⁠[3][2]

《環球人物》的文章稱他是近代以來高度評價《紅樓夢》的第一人，寫他在與日本友人石川英談話時稱這部書是“開天闢地、從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說”，還親自圈點後把書送給日本友人，完整的《紅樓夢》全書由此首次被介紹到日本；文章還寫道，東渡日本的中國學者中對日本影響最大的有兩位，一位是明末清初的朱舜水，一位就是他。⁠[3]

他在日本寫成《日本雜事詩》2卷，1879年由總理衙門首次刊印（蘇文博的論文寫作同文館1879年版），1885年由他本人重刻；《環球人物》的文章寫全書共200首。Lynn的論文寫道，這部詩集取材於他1877—1882年在日本的經歷，兼有細緻的描寫和有力的敘事，富於道德眼光和社會政治見解；書中論日本漢詩傳統的兩首詩，他在第一版（1879年）和第二版（1890年）之間都作了修訂。⁠[2][7][8][3]

Lynn的論文寫道，他把這部詩集的初稿埋在大河內輝聲宅邸的後園併為此設宴慶祝，大河內後來立了一塊石碑，碑文由大河內親筆書寫，日期為1879年9月。《環球人物》的文章把這位日本友人寫作源輝聲，記下黃遵憲說過的“願得一片清淨壤，埋藏是卷”，並寫碑上“日本雜事詩最初稿冢”9個字由黃遵憲親題；文章還寫道，源輝聲去世後安葬在東京北部的平林寺。⁠[8][3]

1880年，他開始編撰一部日本史，即後來的《日本國誌》；Lynn的論文寫道，石川鴻齋協助他挑選資料。⁠[2][8]

1882年他被任命為駐舊金山總領事，編撰日本史的工作因此中斷。《環球人物》的文章寫道，他在35歲時奉命調任美國三藩市，2月12日到達美國，3月美國國會通過限制中國移民的法案；他為回國的僑胞頒發護照，作為他們返回美國的憑據。⁠[2][9][3]

杜衛東的文章寫道，他到關押了大量華工的監獄交涉，經過不懈努力，一直交涉到美國司法總長，終於迫使當局讓步，華工的權益得到一定保障。⁠[5]

他寫了長詩《逐客篇》回應美國的排華法案，《環球人物》的文章稱這首詩寫的是美國排斥華工的運動；他的《紀事》一詩描寫了美國的總統選舉。收錄這首詩英譯節選的一份文獻頁面（Macmillan網站）寫道，他對華人移民的遭遇和針對同胞的日益增多的暴力感到幻滅，於1885年回國。⁠[9][3]

1885年他的母親去世，他回鄉守制，在此期間繼續編寫日本史；《環球人物》的文章寫道，他在美國任滿後回國探親，適逢朝中賞識他的大臣失勢，他又不屑逢迎上司，於是一度在北京賦閒，39歲時兩廣總督張之洞張之洞張之洞（1837—1909年）是清朝後期的官員、學者和教育家，洋務運動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歷任山西巡撫、兩廣總督和湖廣總督，在湖北興辦鋼鐵、軍工、紡織企業和新式學堂，1898年著《勸學篇》，晚年入京任軍機大臣和大學士。點擊查看完整詞條曾命他巡查南洋諸島。⁠[2][3]

1887年他寫成《日本國誌》40卷。杜衛東的文章寫道，全書五十餘萬言，著重探討日本明治維新以後社會制度的變革，他自述寫作用意是“意在借鏡而觀，導引國人，知所取法”。⁠[2][5]

Hummel的書寫道，《日本國誌》1890年刊印，1898年及以後又有重印本；Lynn的論文寫首版於1890年由廣州富文齋刊行，1898年在上海重印；蘇文博的論文則寫作1895年出版。《環球人物》的文章寫道，這部書出版時中日戰爭已經爆發，有人把書推薦給張之洞，遺憾地說如果早點讀到，可以為清朝省下2億兩白銀，即《馬關條約》中的對日賠款數額。⁠[2][8][7][3]

1889年他到北京，被任命為駐倫敦使館參贊（《環球人物》的文章寫作二等參贊），公使是薛福成；他在1890年春到達倫敦。⁠[2][3]

一年後的1891年，他被派往新加坡任總領事，在那裡任職三年；杜衛東的文章寫他在1891年11月調任，時年43歲，《環球人物》的文章則寫他在新加坡任職4年。⁠[2][5][3]

杜衛東的文章寫道，經過他陳說利弊、反覆力爭，清政府廢止了實行近200年的禁海令。⁠[5]

1894年，張之洞取得朝廷同意，把他調回國內；他在幾個月內辦結了一批涉及中國教民和外國人的案件，獲得道員銜，隨後奉召進京，受到光緒帝召見。⁠[2]

杜衛東的文章寫道，他到南京拜見張之洞，張之洞對他的主張並不熱心，只讓他去處理各方官吏避之唯恐不及的教案；他把江南地區積壓多年的教案辦到“無賠款，無謝罪，無牽扯正紳，無波及平民，一律清結”。《環球人物》的文章寫道，據說他自負而不把權貴放在眼裡，拜見張之洞時“昂首足加膝，搖頭而大語”，引起張之洞不滿，最終沒有受到重用。⁠[5][3]

杜衛東的文章寫他在頤和園仁壽殿受光緒帝召見（文中作“隔年九月”），光緒帝問西方政治為何勝過中國，他回答西方強盛是由於變法。⁠[5]

1896年3月，梁啟超梁啟超梁啟超（1873—1929年）是清末民初的思想家、政治人物、報人和學者，康有為的弟子，1898年戊戌變法的參與者；變法失敗後他流亡日本14年，主辦《清議報》和《新民叢報》，1912年回國後參與創建進步黨，先後出任北京政府司法總長和財政總長，並在1915—1916年反對袁世凱稱帝。1917年底退出政界後，他專事著述和講學，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和北京圖書館館長，著作匯為《飲冰室合集》。點擊查看完整詞條離京到上海，結識了曾在日本、美國、英國等國任領事、參贊的黃遵憲，兩人一見如故，成為忘年交。1896年7月，《時務報》報館在上海四馬路成立。《時務報》的經費主要來自上海強學會的餘款和黃遵憲個人的捐款；《環球人物》的文章寫他自發捐了1000元作為開創基金。報館公啟列汪康年、梁啟超、黃遵憲、吳德潚、鄒凌瀚五人為創辦人，汪康年任經理。⁠[10][3]

張弛的文章寫道，黃遵憲等人不滿汪康年獨攬大權、應酬開銷造成虧空，提出報館實行董事會制度，要汪康年辭去經理改任總董；梁啟超先居中調解，後來附議了這一提議，董事會的提議最終被接受，但汪康年認為梁啟超聯合黃遵憲排擠自己，創辦者之間的矛盾逐漸加深。⁠[10]

1896年他被任命為出使德國大臣，但因據稱柏林方面反對，任命被取消；杜衛東的文章寫光緒帝本想派他出任駐英、德公使，因出使國不樂意而擱淺。⁠[2][5]

1897年夏，他被任命為湖南長寶鹽法道，後署理湖南按察使，協助湖南巡撫陳寶箴推行新政。⁠[10][2][1]

湖南開明士紳籌辦時務學堂、急需總教習時，他舉薦梁啟超任中文總教習，並推薦《時務報》的翻譯李維格任西文總教習；汪康年起初不願放人，黃遵憲、熊希齡、譚嗣同譚嗣同譚嗣同（1865—1898年）是清末思想家和維新派人物，湖南瀏陽人，著有《仁學》。1897—1898年他在湖南參與推行新政，1898年百日維新期間任四品卿銜軍機章京；戊戌政變後他拒絕出走，被捕處死，為戊戌六君子之一。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等人輪番寫信勸說，保證梁啟超在湖南期間不中斷給《時務報》供稿。⁠[10]

他協助組織南學會並在會上講學，設立警察機構，辦報，興辦學校，其中層次最高的是時務學堂。杜衛東的文章寫道，南學會每七日開講一次，由梁啟超、譚嗣同和他主講；他還興辦新式學堂，成立由官、紳、商合辦、以“分官權”為宗旨的保衛局，並提倡禁止纏足。《環球人物》的文章列出他與陳寶箴、梁啟超先後創辦的時務學堂、南學會、保衛局、課吏館、不纏足會以及《湘學新報》《湘報》。⁠[2][5][3]

蘇文博的論文寫道，他向陳寶箴提出由官、紳合辦保衛局的構想，陳寶箴採納了；1898年正月他寫成《湖南保衛局章程》，由於士紳們不滿南學會的講學，尤其不肯為保衛局籌款，原定1898年閏三月開辦的計劃推遲到六月。⁠[7]

1898年初，決心變法的光緒帝讀了他的《日本國誌》；6月，經徐致靖舉薦，他再次奉召覲見；8月，他被任命為出使日本大臣，《環球人物》的文章稱這一任命是因為他推行新政有功。⁠[2][3]

他因病沒能北上，只到了上海；蘇文博的論文寫他在上海患重病期間發生了戊戌變法，《環球人物》的文章寫他抵達上海時戊戌變法發生。慈禧太后鎮壓了變法運動並懲辦了其領導者。⁠[2][7][3]

《環球人物》的文章寫道，由於英國駐上海總領事和日本駐華公使等人的干預，清政府沒有追究，允許他辭職還鄉。杜衛東的文章也寫道，如果沒有友人斡旋和日、英使館的干預，他可能與戊戌六君子同遭不測。⁠[3][5]

蘇文博的論文寫道，變法失敗後他被清政府解職並受到監視；Britannica的條目寫他被迫辭職。他回到嘉應家鄉，此後一直在那裡生活；杜衛東的文章寫他在1899年10月乘一葉扁舟踏上歸途。⁠[7][1][2][5]

退居後，他常出入梅州東郊周溪畔的書齋人境廬。《環球人物》的文章寫道，他還鄉後心情鬱悶，常與倡導新學的丘逢甲作詩唱和。⁠[5][3]

他與流亡日本的梁啟超保持通信。唐山在《北京青年報》的文章寫道，他認為梁啟超的《新民叢報》比《清議報》好百倍，但把梁啟超的進步歸因於文字水平的提高。桑兵的論文寫道，1902年夏秋間梁啟超寫信給他，提議創辦《國學報》來培養國民、保存國粹；他起初表示讚賞，隨後提出兩點異議：這件事不能倉促草率地辦，應當先寫一部中國國學史；中國舊學的弊病在於自大和閉塞而不在於不能保存，應當先大開門戶引進新知，過幾年再提倡國學，並以日本為例說日本的國粹是在東西兼採之後才形成的。梁啟超的這一提議沒有實現。⁠[11][12]

蘇文博的論文寫道，1902年他在給梁啟超的信中稱警察局是一切政務的根本；穀雨在《學習時報》的文章寫道，他晚年在給梁啟超的信中提出要創制一種“斟酌於彈詞粵謳之間”的“雜歌謠”體。⁠[7][4]

1905年，他在給梁啟超的信中談到自己的生死觀，說自己與梁啟超略有不同，認為人一死便歸於泯滅，但只要一息尚存，就有活著的人應盡的義務，並寫下“無避死之法，而有不虛生之責”。⁠[3]

他於1905年3月28日在嘉應家中去世。⁠[1][2][5][3]

Britannica的條目寫道，他摒棄明代以來支配文學形式的擬古成規，認為詩歌應當反映社會變化、不受過時規矩束縛；他採用普通人的日常口語以及地方民歌的風格和節奏，並把火車、輪船、西方科學等旅居海外所見的新事物寫入詩中。Britannica稱他使用白話和民歌體是中國詩歌的一大突破。⁠[1]

Renditions的作者簡介寫道，他認為文學應當反映當時的社會變化並幫助提高民眾的覺悟。《中國社會科學報》李國華的文章引他的詩句“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杜衛東的文章稱“詩之外有事，詩之中有人”是他詩歌理論的核心。⁠[6][13][5]

穀雨的文章寫道，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中稱他為“詩界革命”之傑，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稱他為白話文的始祖；他在《梅水詩傳序》中以客家話為例，認為客家話源於中原古音古韻，與格律詩的要求相合，所以嘉慶、道光年間文風最盛時，說客家話的人普遍能作詩；他的詩以“舊風格含新意境”為追求目標。梁啟超還稱他為“近世詩界三傑”之首。⁠[4][5]

李國華的文章寫道，他的《今別離》四首用古樂府題，分別詠輪船、電報、鏡子和時差，陳三立稱讚這組詩以新事合於舊格，錢仲聯用典故註釋法解讀，夏曉虹給予很高評價。穀雨的文章提到他的《悲平壤》《東溝行》等詩篇，並引了《書憤》《逐客篇》中的詩句；杜衛東的文章稱他在甲午戰敗後所作的《哀旅順》無愧為詩史之作。⁠[13][4][5]

Lynn寫道，他在中國文學史上一般被視為最後一位偉大的中國古典詩人。《環球人物》的文章寫道，他現存詩1000餘首，一生在日本、美國、英國和新加坡等地共13個年頭，用詩歌介紹了電燈、電車等新事物；蘇文博的論文也寫他擔任外交官共13年。他的詩集《人境廬詩草》11卷在他去世後刊行，此後廣為傳誦。⁠[8][3][7][2]

《環球人物》的文章寫道，梁啟超評價《日本國誌》說，讀了它才瞭解日本及其強盛的原因、才瞭解中國及其衰弱的原因；戴季陶說，中國到日本留學的人不少，但除了30年前黃遵憲著的《日本國誌》以外，他沒有見過什麼專論日本的書籍；傅斯年說此書成於甲午戰爭之前，至今50餘年，沒有聽說有書可以取代它；周作人稱書中的學術志2卷、禮俗志4卷都是前無古人的著述，至今也還是後無來者。⁠[3]

梅州流傳很廣的“上市梁，下市黃”的說法，指梅州歷史上文化教育發達的中心地帶紅杏坊和攀桂坊的兩大書香家族，其中“下市黃”就是黃遵憲家族。⁠[14]

黃遵憲紀念館位於梅州市東郊周溪畔的攀桂坊，由人境廬、恩元第和榮祿第三處建築組成；人境廬是他的書齋，建築兼具西洋風格和園林意境。館內有他的漢白玉半身像，背景牆上寫著“近代變法先驅”，下方是他的詩作《遠歸》。⁠[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