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復

嚴復生於1854年1月8日，出生地為福建福州。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寫他生於1853年；蘇黎世大學“China und der Westen”數據庫記他1853年生於福建侯官陽岐鄉。他字幾道（張人鳳的文章稱他為“嚴復（又陵）”），福建侯官縣人；他用英文自稱Yen Fuh。⁠[1][2][3][4][5][6][7]

他是一位醫生的兒子，童年住在福州陽岐村，曾跟隨受宋、元、明理學影響的儒者讀書，早年接受儒家經典教育；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寫他出身士紳家庭。嚴復的祖居大夫第和嚴氏宗祠都在陽歧村。⁠[7][4][8][9]

關於他的出生地和本名，各處說法不一：李學昭寫他原名嚴傳初，1854年1月8日出生於福建南臺蒼霞洲（今福州市）的一個儒醫家庭，祖籍侯官縣，因而又稱嚴侯官；林娟芳寫他原名宗光，字又陵，後改名復，字幾道。⁠[10][11]

嚴氏的始祖嚴懷英在唐天祐年間隨王審知兄弟入閩，在福州倉山區上岐落腳，建起一座兩進合院，世稱“大夫第”；這座嚴復故居現存的建築為明末清初重建，佔地745平方米。⁠[11]

他的父親在他少年時去世。張瑋寫道，他13歲那年父親感染霍亂去世，家中陷入困頓；王中江引嚴復自己的詩句，說他十四歲時父親去世，此後母親操持家計；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寫他的父親於1866年去世，原本為參加科舉、走上仕途而接受的傳統教育因此中斷。⁠[3][12][4]

張瑋寫道，同一年船政大臣沈葆楨在福州馬尾創辦福州船政學堂，招生章程規定考取者飯食及醫藥費由學堂供給，每月給銀四兩，五年畢業後可進入水師領工資，嚴復以筆試第一名的成績考入。王中江引嚴復的自述寫道，1866年（同治丙寅）沈葆楨開辦船廠、招收子弟入學，試題為《大孝終身慕父母》，正在服父喪的嚴復寫了數百字的文章，被沈葆楨置於第一。⁠[3][12]

關於入學時間，王中江寫為1866年，蘇黎世大學數據庫自1866年起記他學習英語、算術、幾何、代數、三角、物理、力學、化學等課程；苗煒寫他1867年1月進入福州船政學堂，《譯叢》的介紹寫他1867年通過船政學堂的入學考試。《中國日報》的報道寫他14歲入學，用進口的英文教材學習代數、幾何、微積分、電磁學、光學、熱力學和化學；《譯叢》的介紹寫他在校五年，學習英語、現代科學和航海。⁠[12][5][9][8][7]

他的同學鄧世昌、林泰曾、劉步蟾、方伯謙後來撐起了北洋艦隊的大半。他的同鄉兼同學、後來的海軍將領Sa Zhenbing（1859—1952年）回憶說，他讀書廣博，有些書反覆閱讀，部分內容能夠背誦，並總結自己的心得。⁠[3][7]

李學昭寫道，他的父親嚴振先對兒子求取功名寄予較高期望，重視對他進行傳統儒學教育；1866年嚴振先染上時疫去世，全家陷入經濟窘迫，無力再聘請老師讓他入塾讀書。⁠[10]

李學昭寫道，他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船政學堂，並改名嚴宗光，字又陵。⁠[10]

1871年他從福州船政學堂畢業（蘇黎世大學數據庫稱Fuzhou Arsenal School，即Naval Management School），1871—1876年在海上服務，航行於東海和南海。他在船政學堂學習英語和西方科學，還曾四處遊歷，到過新加坡和日本，1877年前往英國。⁠[5][4]

1871年他以最優等的成績畢業，隨後被派上軍艦隨艦實習，遊歷了日本長崎、橫濱和新加坡港等東亞及東南亞港口，還到過臺灣。⁠[10]

1877年，23歲的嚴復作為清政府選派的12名海軍學生之一赴英國學習；他們經過約一個月的航行，於1877年5月11日在樸次茅斯登岸。他們是公費派往英國皇家海軍學院學習航海術的；1877—1879年他先在樸次茅斯、後在格林尼治的皇家海軍學院（Royal Naval College）學習航海。⁠[13][3][5]

他被派往英國學習海軍技術，卻對英國的政治、法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產生了興趣。梁展寫道，留英期間他與郭嵩燾多次晤談，稱讚西方學術的精深、西方人體魄的強健以及刑獄制度的公開與寬緩。格林尼治大學教授、嚴復基金會（YanFu Foundation）主席Liu Kai說，他在英國旁聽過一次當地法庭的審判，看到原告和被告在庭上各有律師為其辯護，深受觸動，回去後幾天都若有所思。他在格林尼治學習了後來翻譯西書所需的自然科學，此後一生堅持閱讀英文書報。⁠[1][14][13][7]

老皇家海軍學院（Old Royal Naval College）稱，20世紀中國海軍的大部分是由皇家海軍學院的畢業生建立的，首先是清末的嚴復等人。⁠[15]

李學昭寫他是第二批公派留學生；林娟芳則寫他是清政府派出的首批留歐學生。⁠[10][11]

郭嵩燾在日記中寫道：“又陵才分，吾甚愛之，而氣性太涉狂易。”1878年，24歲的嚴復在巴黎留影。⁠[10]

1879年7月他以“頭等”成績從皇家海軍學院畢業（《譯叢》的介紹寫他在格林尼治的學院學習了兩年），同年回國，到福州船政學堂任教；王中江寫他回國後只是短暫擔任船政學堂教習，蘇黎世大學數據庫記他1879—1881年在福州船政學堂任教。⁠[3][1][12][5][8]

王中江寫道，1880年李鴻章李鴻章李鴻章（1823—1901年）是清朝末期的政治人物、軍事統帥和外交官，淮軍的創建者和統帥，洋務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之一。他從1870年起長期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主持興辦輪船招商局、開平煤礦、鐵路、電報和北洋海軍等近代事業，並代表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等條約，生前身後的評價分歧很大。點擊查看完整詞條聘他為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實際上承擔著校長的職責，1890年李鴻章任命他為學堂總辦；他在天津北洋水師學堂任職的時間為1880—1900年。蘇黎世大學數據庫記他1881—1890年在該學堂任教，1890—1899年任學堂負責人；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寫他主持天津水師學堂直至1906年。梁展寫道，他在北洋水師學堂任教多年，但因科舉屢次落第、沒有功名，未能得到李鴻章的重用。⁠[12][5][4][14]

李學昭寫道，1880年至1900年的20年間他都在北洋水師學堂任職，卻始終未受到李鴻章的重用；1881年他初讀英國學者Herbert Spencer的《社會學研究》；1889年他升任總辦（校長）後改名嚴復，字幾道。陳寶琛說他“以君總辦學堂，不預機要，奉職而已”。⁠[10]

為了入仕，他從1885年到1893年，即33歲至41歲的九年中，先後四次參加科舉考試，均未考中。他從英國回國後，跟隨桐城派的代表人物吳汝綸學習中國古典文化與思想。⁠[12][7]

嚴復的原配王氏夫人於1892年去世，此後他專心翻譯《天演論》等西方哲學和社會科學名著。⁠[6]

1894—1895年甲午戰爭中，他當年那批已在艦隊中擔任高級指揮官的同學，鄧世昌、劉步蟾殉國，林泰曾自殺，方伯謙被處斬，幾乎全軍覆沒；昔日同學陣亡令他震動，戰後他常在夜裡哭醒，在信中自述心神極度不安，手抖得無法寫字。⁠[3][13]

1895年農曆新年剛過，他在天津《直報》上連續發表《論世變之亟》《原強》《闢韓》《救亡決論》四篇文章，主旨都是呼籲改革；梁展認為他的思想事業始於這幾篇政論。他在1895年的《原強》中較早地把中國人稱為“病夫”。1895年中國敗於日本，促使他主張自由主義的社會與政治改革。⁠[3][14][2][1]

1896年他在天津創辦一所俄文學校，並在北京的通藝學堂任教；蘇黎世大學數據庫把他所譯Thomas Henry Huxley的《天演論》繫於1896年。《天演論》出版前他把手稿寄給梁啟超梁啟超梁啟超（1873—1929年）是清末民初的思想家、政治人物、報人和學者，康有為的弟子，1898年戊戌變法的參與者；變法失敗後他流亡日本14年，主辦《清議報》和《新民叢報》，1912年回國後參與創建進步黨，先後出任北京政府司法總長和財政總長，並在1915—1916年反對袁世凱稱帝。1917年底退出政界後，他專事著述和講學，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和北京圖書館館長，著作匯為《飲冰室合集》。點擊查看完整詞條，梁啟超冬天在廣州見到康有為康有為康有為（1858—1927年）是清末民初的學者、政治改革者和書法家，1898年戊戌變法（百日維新）的主要推動者。變法失敗後他流亡海外十餘年，創立保皇會，主張君主立憲，晚年倡導定孔教為國教，著有《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大同書》等。點擊查看完整詞條，也給康有為看了；梁啟超後來在給嚴復的回信中說，康有為對其中“擇種留良”之論並不完全贊同。⁠[5][16]

康有為讀完手稿後稱賞嚴復“眼中未見有此等人”“為中國西學第一者也”。⁠[17]

1897年他在天津參與創辦《國聞報》和《國聞彙編》；戊戌維新期間他創辦《國聞報》等報刊，鼓吹救亡變法。1897年43歲的他在與人合辦的天津《國聞報》上開始連載所譯《天演論》。1897年第二十三冊《時務報》轉載了嚴復原發表在天津《直報》上的《闢韓》，該文批判韓愈的君權思想，抨擊秦代以來的所謂君主是竊國大盜，並倡導民權思想。⁠[5][18][3][19]

張之洞張之洞張之洞（1837—1909年）是清朝後期的官員、學者和教育家，洋務運動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歷任山西巡撫、兩廣總督和湖廣總督，在湖北興辦鋼鐵、軍工、紡織企業和新式學堂，1898年著《勸學篇》，晚年入京任軍機大臣和大學士。點擊查看完整詞條隨即命令幕僚屠仁守在《時務報》上撰文回擊，並向報館經理汪康年施壓，要求矯正報館的言論。⁠[19]

1897年11月嚴復與王修植、夏曾佑在天津共同創辦《國聞報》，宣揚維新思想；該報自創刊至停刊共刊登社論時評42篇，經考證其中27篇出自嚴復之手。⁠[10]

嚴復翻譯了Huxley《進化論與倫理學》的部分內容，加上Herbert Spencer的思想和自己的理解，寫成《天演論》，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正式出版。它譯出的是Huxley《進化論與倫理學及其他論文》的前兩章，十年間出了30多個版本。⁠[16][7]

1898年1—2月他在《國聞報》上分九次發表未署名的《擬上皇帝書》，同年9月14日受到光緒帝召見。他沒有直接參加變法行動；戊戌變法失敗後，他作長詩《哭林晚翠》，悼念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12][2]

1898年正式出版的《天演論》由吳汝綸作序；嚴復在書前的《譯例言》中提出以“信、達、雅”作為翻譯的標準和原則，並寫道：“他如物競、天擇、儲能、效實諸名，皆由我始。”⁠[10][17]

趙堅指出，嚴復在《譯例言》中確認的是自己創制的這幾個術語，並未提到“適者生存”；梁啟超則寫過“嚴侯官譯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把這句話掛在嚴復名下。1904年胡適進入澄衷學堂，楊姓語文老師出了作文題“物競天演，適者生存，試申其意”；稍後胡適請兄長取表字，兄長取了“適者生存”的“適之”，1910年他考取官費留美時正式改名胡適，字適之。⁠[17]

1898年9月，《國聞報》隨著維新變法運動的失敗停刊。⁠[10]

1900年初夏嚴復在上海續娶受過良好教育的朱明麗；康有為為此寫了一首詩，詩前小序稱“聞嚴又陵以譯《天演論》得奇女子嫁之”。⁠[6]

1901年他在天津主持開平礦務。⁠[5]

1902年他受聘於京師大學堂譯局，1902—1904年任京師大學堂編譯書局（Bian yi shu ju）的負責人（總辦）。⁠[12][5][2]

林娟芳寫他1902年出任京師大學堂編譯局總纂。同年他在《與〈外交報〉主人書》中批判時人中體西用、政本藝末的觀點，指出“科學”是一切西學之源。⁠[11]

王中江寫道，1905年從紐約到倫敦的孫中山聽說嚴復也在倫敦，特意約訪他；孫中山說人的壽命都很短促，不能等到河水清澈了再來行事，嚴復則堅持漸進改革的主張；孫中山最後說，嚴復是教育家，他自己是革命家。⁠[12]

1905—1906年他在上海復旦公學任職，擔任過校長；他曾主持今天北京大學和復旦大學的前身學校。⁠[12][2][7]

王中江把他在安徽高等學堂的任職系於1906—1907年；蘇黎世大學數據庫記他1906年主持安徽高等師範學堂，並負責歸國留學生的考試；新京報的文章寫他擔任過安慶高等師範學堂校長。鄭孝胥1906年6月20日的日記記載，嚴又陵（嚴復）來請他書寫“有王者興，必來取法；雖聖人起，不易吾言”；此後這副對聯總是掛在嚴復的書房裡。⁠[12][5][2][9]

王中江把他在學部審定名詞館的任職系於1908年；蘇黎世大學數據庫記他1908—1911年主持該館（Shen ding ming ci guan），編訂辭書和術語。⁠[12][5]

1909年他擔任起草憲政章程的委員會（Committee for Drawing up Regulations for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的顧問，並在國家財政和福建省政府事務上擔任顧問。⁠[5]

1910年1月17日清廷賜他文科進士出身；同年他成為資政院（Zi zheng yuan）議員。⁠[12][5]

嚴復1911年9月28日的日記記載他到禁衛軍公所商定國樂；清廷從康熙和乾隆使用的皇室頌歌中選了幾個曲調，請他填寫歌詞，國歌確定十來天后辛亥革命爆發。⁠[9]

1911年11月7日他寫信給英國《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莫理循（G. E. Morrison），指責推翻清朝帝制的革命黨人選擇共和國體過於草率，主張保留君主制並以憲法加以約束；莫理循以匿名方式在《泰晤士報》上發表了這封信。⁠[14]

他與袁世凱Yuan ShikaiYuan Shikai（袁世凱，1859—1916年）是清末的軍事將領和改革派大臣，1912年至1916年任中華民國首任大總統。他在天津小站編練的新式陸軍後來發展為北洋軍；1915年至1916年他宣佈改行帝制、自任皇帝，1916年3月取消帝制，同年6月6日去世。點擊查看完整詞條指定的各省代表同乘火車由北京南下，辛亥年12月11日抵達漢口，記下當地民心大多傾向革命軍；12日他由漢口渡江到武昌，與唐紹儀等人到青山織呢廠，見到了湖北軍政府都督、北洋水師學堂輪管科1888屆畢業生黎元洪Li YuanhongLi Yuanhong（黎元洪，1864—1928年）是清末的海軍輪機官和湖北新軍將領，1911年武昌起義後出任湖北軍政府都督，民國初年任副總統，1916年至1917年和1922年至1923年兩度出任中華民國大總統；晚年寓居天津，投資實業，1928年在天津去世，1935年安葬於武昌。點擊查看完整詞條，深受感動，以至流淚。辛亥革命後他反對共和制。⁠[9][1]

1911年12月2日，嚴復與袁世凱晤談，提出六點建議。⁠[20]

1912年2月25日臨時大總統令嚴復署理京師大學堂總監督；4月7日他向華俄道勝銀行借得7萬兩銀子，學校得以在5月15日開學。5月3日，教育部呈請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將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校，總監督改稱校長，並請任命原總監督兼文科學長嚴復署理北京大學校長，袁世凱當天批准併發布任命。他是北京大學的首任校長。⁠[21][18]

5月15日的開學典禮上，嚴復、教育部長蔡元培和外國教師代表都講了話。民國初年財政困難，財政部、教育部令薪水60元以上者一律暫支60元，嚴復除自願把自己的薪水降到60元外，力爭保持北大其他教職員的原有待遇；他向教育部呈遞《論北京大學不可停辦說帖》，又呈上《分科大學改良辦法說帖》（前者抄件、後者原件均藏北大檔案館），教育部最終取消了結束北大的辦法。⁠[21]

1912年10月7日嚴復正式辭去北大校長職務，任職僅半年左右；他辭職後袁世凱任命章士釗為北大校長，北大曾發生挽留嚴復和反對章士釗的學生風潮。⁠[21]

同年9月中旬，袁世凱聘他為總統府顧問官。⁠[20]

1913年8月15日國會開始制定憲法時，陳煥章、嚴復、梁啟超、王式通等以孔教會的名義向國會請願，要求定孔教為國教。⁠[22]

李學昭寫道，1913年嚴復發起孔教會，提倡尊孔讀經。⁠[10]

張瑋寫道，1915年8月14日籌安會成立，目的是為袁世凱稱帝宣傳造勢；在六名發起人的名單上，最後一個名字是嚴復。梁展寫道，1915年8月他應楊度之邀列名於袁世凱授意組成的籌安會，但沒有參與籌安會的任何活動；新京報的文章則寫他支持袁世凱解散國會，並“列席了籌安會”。⁠[3][14][2]

張瑋引述嚴復的孫女嚴停雲後來的說法：嚴復是受到楊度的蠱惑和袁世凱的脅迫，才被迫在發起人名單上列名的；張瑋認為這一說法有一定道理，嚴復只列名、不做事是真的，但他列名為籌安會發起人後，自己並沒有提出退出。BritannicaEncyclopædia BritannicaEncyclopædia Britannica（大英百科全書，又譯不列顛百科全書）是1768年在蘇格蘭愛丁堡開始出版的英語綜合性百科全書，也指出版它的總部位於美國芝加哥的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Inc.（對外稱 The Britannica Group）；紙質版於2012年停印，此後以 Britannica.com 線上百科、面向學校與圖書館的數字教育產品和 Merriam-Webster 詞典為主要業務。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寫道，他支持袁世凱恢復帝制的嘗試；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寫他把自己的聲望和建議借給了袁世凱政權。⁠[3][1][4]

1920年嚴復告老還鄉：他兩天前在上海登上的客船於10月29日上午11點駛入閩江，在馬尾羅星塔前拋錨；10月30日他搬進郎官巷的宅子，那是福建督軍李厚基為他安排的住處；他肺病時常發作，這次是回鄉避冬。1920年他還寫詩慶賀孫子出生，詩的最後一句意為：等到國家太平興盛之時，不要忘了到他墓前告訴他。⁠[9][7]

新京報的文章寫道，他50歲以後身體每況愈下，到1921年10月，咳喘病和用來緩解痛苦的鴉片已成為生活中最折磨他的兩件事；文章還寫道，他的中英文日記記載了他晚年吸食鴉片、沾染海洛因的情況。1921年10月3日，他提前寫下遺囑，贈言第一條是“須知中國不滅，舊法可損益，必不可叛”。⁠[2]

遺囑共六條，最後一條是“事遇群己對待之時，須念己輕群重，更切造孽”。⁠[11]

嚴復於1921年10月27日去世。新京報的文章寫他在福州郎官巷的住宅中去世，終年67歲，所育五男四女中，臨終時只有二女兒嚴璆在身邊；張瑋寫他在福州郎官巷離世，時年69歲；Britannica記他卒於福州。王中江則寫他在福建故鄉陽崎去世，蘇黎世大學數據庫也記其卒地為侯官陽岐鄉。⁠[2][3][1][12][5]

苗煒寫道，他葬在由陽歧村祖居沿小溪步行約一公里的墓地；墓地在他生前就已修建，碑文是他手書的“清侯官嚴幾道先生之壽域”，苗煒認為其中的清字表明嚴復自認大清子民；墓碑前方的橫石刻有“惟適之安”四個大字；墓地原來只有兩百平方米，1988年動工擴建修葺。⁠[9]

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寫道，他去世時對歷史演化給中國帶來的影響完全感到悲觀。⁠[4]

蘇黎世大學數據庫所列嚴復譯著及年份包括：所著錄Michie的著作（1891年）、Huxley的《天演論》（1896年）、Adam Smith《國富論》的譯本《原富》（1902年）、John Stuart Mill《論自由》的譯本（1903年）、Spencer《社會學研究》的譯本（1903年）、Montesquieu《論法的精神》的譯本（1904年）、所著錄Jenks的著作（1907年）、《馬可福音》第一至第四章（1908年）、Jevons的邏輯學入門（1909年）、Mill邏輯學的譯本《穆勒名學》（1912—1921年）、一部英文文法（1913年）和所著錄Westharp的著作（1914年）。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寫他在1895—1908年間翻譯了八部主要著作，所列年份為Huxley《進化論與倫理學》1896年、Mill《論自由》1899年、Smith《國富論》1900年、Spencer《社會學研究》1903年、Montesquieu《論法的精神》1905年。新京報的文章提到的譯著有《天演論》（今譯《進化與倫理》）、《群學肄言》（今譯《社會學研究》）、《法意》和《穆勒名學》；《中國日報》的報道寫他把Mill的《論自由》譯為《群己權界論》。⁠[5][4][2][7]

北京大學校史館的介紹寫道，他提出“信、達、雅”作為翻譯標準，所譯《天演論》《原富》等著作系統介紹了西方的科學與民主思想；蘇黎世大學數據庫在1896年《天演論》條下記他的說法：翻譯有三件難以做到的事，即忠實、明白和優雅，並把這三項原則的提出繫於1898年。⁠[18][5]

梁展寫道，嚴復把evolution譯為“天演”，而不是後世普遍使用的“進化”，並認為他在翻譯《天演論》時略去了Huxley的整個論證過程，在字裡行間和案語中突出Spencer與Huxley的不同。《中國日報》的報道引福建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Wang Gangfeng的說法，稱他不逐字翻譯，意譯時讓譯文服務於喚起國人危機意識的目的；報道還寫道，他在《天演論》的譯者按語中引用Herbert Spencer關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想補充Huxley的觀點，主張弱國應當自強、奮鬥，而不是坐等滅亡，他的譯文文辭典雅、富有節奏，屬於先秦文體。新京報的文章寫道，他用中國舊有的觀念翻譯西方新名詞。⁠[14][7][2]

《譯叢》的介紹寫道，他晚年為王弼注本《道德經》和《莊子》作評註，並寫作詩和詞；Britannica寫他的兩部詩集在他身後出版。《中國日報》的報道寫他用西方的視角重新詮釋《易經》《道德經》《莊子》，撰文分析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向決策者提供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資訊，並被認為是第一位向中國青年系統介紹德國古典哲學（具體為Hegel的哲學）的學者。北京大學校史館的介紹寫道，他的著作編為《嚴復集》等。⁠[8][1][7][18]

李學昭寫道，1893年左右他開始翻譯宓克（A. Michie）的《傳教士在中國》（Missionaries in China）；1901—1902年，所譯Adam Smith《國富論》以《原富》為名分八冊由上海南洋公學譯書院出版；1903年《群己權界論》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同年《群學肄言》足本由上海文明編譯書局出版；1904年至1909年間，《法意》分七冊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10]

Britannica寫道，他想說明西方的富強來自思想和制度，而不是造槍之類的技術；他依據自己所理解的Darwin學說，認為變革應當通過中國精英思想的轉變逐步實現，而不是通過革命。梁展寫道，他認為自由是西方勝於中國的命脈，並指出西方的自由觀念源於宗教而非科學；他主張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並認為民智、民力、民德是國家富強之本。⁠[1][14]

張弛寫道，梁啟超在給嚴復的信中表示天下沒有無教而立的國家；後來在嚴復、黃遵憲黃遵憲黃遵憲（1848—1905年）是清末詩人、外交家和維新人士，先後任駐日本使館參贊、駐舊金山總領事、駐英國使館參贊和駐新加坡總領事，著有《日本國誌》《日本雜事詩》，詩集《人境廬詩草》倡導以口語和新事物入詩，被視為“詩界革命”的代表人物；1897—1898年他在湖南參與推行新政，戊戌政變後被罷職還鄉。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等友人“教不可保，亦不必保”的勸導下，梁啟超逐漸放棄了保教思想。茅海建的講座寫道，嚴復認為西方的民主早有種子，專行君政之國即使演化億萬年也不能由君政進入民政，梁啟超由此認為嚴復的理論有錯誤。⁠[19][16]

新京報的文章寫道，早在辛亥革命時期他就發表了《政治講義》和《〈民約〉評議》等文，批判Rousseau的自由主義思想及其導致辛亥革命所產生的混亂局面；蘇黎世大學數據庫則把他評論Rousseau《社會契約論》的文章繫於1915年。新京報的文章還寫道，民國初年他反對議會民主政治，肯定袁世凱的權威政治，並提出尊孔保教的主張。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寫他反對推翻清朝的革命者，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對西方感到幻滅；Britannica寫他晚年否定了早年對西方思想的立場，轉向儒家和中國古代文化。《中國日報》的報道寫他主張中國的存續有賴於其千年文明。張瑋歸納了他支持袁世凱的三點原因：相信袁世凱的能力，對辛亥革命後的局勢失望，以及受留英經歷影響而主張君主立憲。⁠[2][5][4][1][7][3]

茅海建的講座寫道，嚴復去世後，康有為在一次演講中引用嚴復的書札，說嚴復晚年認為歐洲三百年的文明只重物質，所得不過殺人利己、寡廉鮮恥，回想孔子之道，才覺得其廣大無邊，並稱這不是一人的私見，而是歐美學者的公論。茅海建認為，此時嚴復已經去世，康有為有意不去攻擊故人，把嚴復與“天演”分開；而在當時知識人心目中，“天演”是嚴復一生最大的貢獻。⁠[16]

新京報的文章寫道，他推崇西方的自主與自由，卻主張婚姻的目的是承祭祀、事二親、延嗣續，必須遵從父母之命，長子嚴璩和三子嚴琥因此終身受累。嚴琥與臺灣板橋林家的林慕蘭結為夫妻，嚴復的子孫因此在臺灣人丁興旺。⁠[2][23]

嚴復的孫女嚴倬雲是嚴叔夏的長女、嚴復的三孫女，1920年生於福州郎官巷，童年在福州進德小學讀書；1941年隨母親到上海，考入南洋模範中學，畢業後進入上海聖約翰大學；1946年到臺灣，1949年在臺北中山堂與辜振甫結婚，證婚人為連震東，兩人育有三子三女；她於2025年2月4日去世，享年105歲。她是臺灣婦女界的領袖人物；辜振甫曾任臺灣海基會董事長，參與締造九二共識。⁠[24][23]

嚴復的另一位孫女嚴停雲以筆名華嚴寫作，著有《智慧的燈》等作品，成為兩岸知名作家；她的丈夫葉明勳曾任中央通訊社社長和世新大學董事長。嚴復畢業於馬尾船政學堂，是中國最早的現代海軍成員之一，生前勘測過臺灣的海防，為臺灣海岸版圖的界定作出歷史性貢獻。⁠[23]

嚴倬雲是嚴復的嫡孫女，1946年隨家人赴臺；她曾任臺灣“婦聯會”主任委員，受聘為福州嚴復翰墨館名譽館長，為福州倉山區蓋山鎮陽岐村的嚴復祖居題寫了“嚴復祖居”匾額，馬尾百年船政舊址2024年落成的嚴復雕像底座上的“嚴復”二字也由她題寫；郎官巷嚴復故居廳堂上方的“吾宗之光”匾額由辜振甫和她敬獻，故居已被列入福州首批“臺胞尋根示範點”。她在為嚴復誕辰170週年所寫的致辭中說，自己因祖父早逝無緣得見，但幼承父親庭訓，深知祖父“學貫中西、才兼文禮”。⁠[25]

張瑋寫道，康有為稱嚴復是“精通西學第一人”，梁啟超稱他“於中學西學皆為我國第一流人物”，胡適稱他為“介紹近世思想的第一人”。《中國日報》的報道寫道，梁啟超、蔡元培、胡適和毛澤東都稱讚過他的貢獻；美國美國美國是位於北美洲、實行聯邦制的國家，由50個州、作為合眾國政府所在地的哥倫比亞特區以及波多黎各、關島等屬地組成，首都為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1776年7月4日，大陸會議通過《獨立宣言》。2020年人口普查（2020年4月1日）全國常住人口為331,449,281人（約3.31億人）；眾議院435個議席依據人口普查結果在各州之間分配。點擊查看完整詞條歷史學家Benjamin Schwartz著有專著《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美國政治學家Louis Hartz為該書作序；臺灣歷史學家Max Ko-wu Huang把他對西方思想的介紹歸納為四個部分；北京大學歷史學教授Ouyang Zhesheng認為他的每部譯著都有明確的現實目的；日本關西大學語言學教授沈國威在2019年接受《上海書評》採訪時指出，他所翻譯的學科和術語在當時的中國尚不存在。北京大學校史館稱他是中國近代影響深遠的啟蒙思想家和西學傳播者。⁠[3][7][18]

2015年4月24日李克強參觀福州的嚴復故居時表示，每個中國人都應該記住嚴復；以25位福建近代歷史文化名人為對象的系列微電影《敢為天下先》以《嚴復》為開篇之作。2015年9月第三輪中英人文交流對話（China-UK People-to-People Dialogue）期間，嚴復基金會與Greenwich Foundation合辦了“Yan Fu and Chinese Imperial Students at the Royal Naval College”展覽。⁠[23][13]

習近平在福州市和福建省任職期間，於1997年12月稱讚嚴復的學問、改革、求真、愛國與振興民族的努力，2001年11月稱讚他的愛國情懷和啟蒙思想；2021年3月24日，在嚴復逝世100週年之際，習近平參觀了福州三坊七巷的嚴復故居。2024年1月5日在福州舉行了嚴復誕辰170週年紀念活動，福建師範大學教授Wang Gangfeng出席；已逾百歲的嚴倬雲未能出席，寄去了書面致辭；1月6日，一部紀念嚴復的閩劇在三坊七巷的嚴復故居首演；復旦大學翻譯系主任Tao Youlan發起了由八所大學的八位學者帶領學生研讀嚴復八部譯著的項目。⁠[7][26][25]

1993年至2001年，福州先後五次召開嚴復學術研討會；2004年嚴復誕辰150週年時，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向第六次嚴復學術研討會發去賀信。2001年，習近平主編了《科學與愛國——嚴復思想新探》一書，並在序中寫道：“時至今日，嚴復的科學與愛國思想仍不過時。”⁠[27][11]

陽岐的嚴復故居（大夫第）設有“嚴謹治學”“首倡變革”“追求真理”“愛國興邦”四個展廳，展出福州船政學堂的課程、《直報》影印件、《天演論》的傳播史和嚴復的遺囑。位於福州三坊七巷南後街的嚴復翰墨館收藏了300餘件嚴復的信札、手稿、書帖等真跡。⁠[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