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他于1873年2月23日出生在广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他在《三十自述》中用农历写作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并说家乡离崖山七里多，在西江入南海的地方。⁠[1][2][3]

他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中国之新民、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自由斋主人。⁠[4][5]

梁家在明末迁到新会，十世务农；祖父梁维清（字镜泉）考中秀才，他在自述中说祖父是郡生员，曾例选广文而未就任；祖母黎氏在他出生一个月后去世；父亲梁宝瑛（字莲涧）屡试不第，在乡里教书，乡人称莲涧先生；母亲姓赵。Asia Society的年表则写他出身于一个相对富裕的地方士绅家庭。⁠[1][2][6]

他在自述中写道，自己生于太平天国在金陵覆亡后十年、曾国藩曾国藩曾国藩（1811—1872年）是清朝后期的官员、军事统帅和理学学者，湘军的创建者和统帅。他率湘军与太平天国作战十余年，此后主持两江、直隶的地方政务，并参与开创引进西方机器与技术的洋务事业。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去世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2]

他自述四五岁时由祖父和母亲教四子书和《诗经》，六岁后跟父亲读中国略史并读完五经，八岁学作文，九岁能写千字文章；启蒙老师是张乙星。⁠[2][1]

他10岁第一次到省城参加童子试，12岁考中秀才（他自述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则写他11岁通过初级考试、16岁通过省试。⁠[1][2][7]

他自述十三岁开始接触段玉裁、王念孙的训诂之学，十五岁在广州的学海堂肄业（该堂由嘉庆年间两广总督阮元创立，以训诂、词章教授粤人），从此决意舍弃八股；同年母亲因生四弟难产去世，他在省城求学，奔丧回乡时已来不及亲自为母亲含殓。⁠[2]

1889年（光绪己丑年）他17岁，在广东乡试中举，名列第八；主考官为李端棻和王仁堪。李端棻赏识他，把堂妹李蕙仙许配给他；李蕙仙的父亲李朝仪曾任顺天府尹。⁠[1][2][8]

1890年初春，18岁的他由父亲陪同入京参加会试，落第；归途经上海，买到徐继畬的《瀛寰志略》，才知道世界有五大洲各国，又见到上海制造局翻译的若干种西书，因无钱未能尽购。⁠[1][2]

同年秋，他经同学陈千秋（字通甫）介绍拜见康有为，长谈之后决定从学海堂退学，拜康有为为师；他自述康有为教以陆王心学、史学和西学的梗概，他由此决然舍去旧学。Asia Society的年表写两人1890年在北京相识。⁠[1][2][6][3]

1891年，康有为在陈千秋和他的协助下，在广州长兴里租用邱氏书屋开办长兴学舍，后迁到广府学宫仰高祠，称万木草堂；同学有韩文举、曹泰、麦孟华、徐勤、欧榘甲等，到1894年学生已过百人。他自述这一年开始结识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字幼博）。⁠[1][2]

他自述辛卯年（1891年）他十九岁，这年农历十月入京与李氏完婚。⁠[2]

1892年（壬辰年）他二十岁时，祖父去世。⁠[2]

1893年他应邀到东莞讲学，是第一次公开讲学；同年他写了《万木草堂书藏征捐图书启》，说明筹设藏书处的理由。⁠[1][9]

1894年初他到北京，住在粉房琉璃街的新会会馆，半年多后回广东；他自述这年客居京师，结交名士，农历六月中日开战，他为时局忧愤。⁠[1][2]

1895年春，他随康有为离开万木草堂，经上海、天津入京参加乙未科会试；船到天津大沽口时，日本军舰人员以稽查军火为名登船搜查。副考官李文田读到他的试卷后呈给主考官、大学士徐桐，徐桐把卷子压下；康有为中进士，他落第。⁠[1]

这年4月，清廷派李鸿章李鸿章李鸿章（1823—1901年）是清朝末期的政治人物、军事统帅和外交官，淮军的创建者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从1870年起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主持兴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铁路、电报和北洋海军等近代事业，并代表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条约，生前身后的评价分歧很大。点击查看完整词条赴日本议和，所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列岛，赔款两亿两白银。他鼓动广东举人上书都察院反对和议（他自述曾代表广东公车190人上书陈述时局）；各省一千二百余名代表在北京松筠庵集会，拟定万余言的上书。他自述康有为联合公车三千人上书请求变法，自己奔走其间；研究者张弛认为，康、梁在公车上书中的作用被康门弟子的《公车上书记》等著述夸大了。⁠[1][2][7]

在北京期间他结识了谭嗣同谭嗣同谭嗣同（1865—1898年）是清末思想家和维新派人物，湖南浏阳人，著有《仁学》。1897—1898年他在湖南参与推行新政，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任四品卿衔军机章京；戊戌政变后他拒绝出走，被捕处死，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点击查看完整词条、陈炽、吴樵、杨锐等人；他在给康有为的信中称谭嗣同才识明达、魄力绝伦，又惋惜他过于信奉西学。⁠[1][10]

同年强学会（又称强学书局）在北京成立，从事购置译书、办报和宣讲，机关报为《中外纪闻》（原名《万国公报》）；他自述学会在农历七月开办，由康有为发起，自己任会中书记员。张之洞张之洞张之洞（1837—1909年）是清朝后期的官员、学者和教育家，洋务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历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和湖广总督，在湖北兴办钢铁、军工、纺织企业和新式学堂，1898年著《劝学篇》，晚年入京任军机大臣和大学士。点击查看完整词条、翁同龢翁同龢翁同龢（1830—1904年）是清朝后期的官员、书法家和日记作者，同治帝和光绪帝两代皇帝的师傅，曾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和协办大学士。1898年百日维新开始后不久他被罢官，戊戌政变后又被革职；他记了近半个世纪的日记被称为晚清四大日记之一。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和袁世凯等人曾出资支持。御史杨崇伊上疏弹劾强学会私立会党，学会被查封，报纸被禁，购置的书籍、仪器被步军统领衙门没收；他在京寻觅数月、最后托友人从上海购得的一幅世界地图也在查封时被抄去。他自述学会开办不足三个月即遭封禁；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写清政府在1896年取缔了学会及其刊物。⁠[1][2][7][9]

1896年3月他离京到上海，结识曾任外交官的黄遵宪黄遵宪黄遵宪（1848—1905年）是清末诗人、外交家和维新人士，先后任驻日本使馆参赞、驻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国使馆参赞和驻新加坡总领事，著有《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诗集《人境庐诗草》倡导以口语和新事物入诗，被视为“诗界革命”的代表人物；1897—1898年他在湖南参与推行新政，戊戌政变后被罢职还乡。点击查看完整词条，两人成为忘年交。同年（他自述为丙申年农历七月）《时务报》在上海四马路创刊，创办人为汪康年（任经理）、他本人、黄遵宪、吴德潚和邹凌瀚；报纸每月出三期，设主笔文章、读者来稿和各国报译，主笔文章许多出自他手，报译栏最初也由他负责审核删改。⁠[1][2][4]

他在创刊号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两年间在该报发表六十多篇文章；这一时期他还撰有《变法通议》（1896—1897年）；1896年他还发表《西学书目表》，把书分为西学、西政、杂类三大类，共28小类。Asia Society的年表写，“Sick Man of Asia”（亚洲病夫）一语最早出现在他1896年发表于上海一家报纸的文章中。⁠[1][11][9][6]

1896年冬，外交官伍廷芳邀他以二等参赞随同出使，他没有去；吴德潚打算在杭州为他安排读书，他也没有接受。他自述丁酉年（1897年）农历四月，王文韶、张之洞、盛宣怀盛宣怀盛宣怀（1844—1916年）是清朝末期的官员和实业家，长期作为李鸿章在经济事务上的主要助手，主持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华盛纺织总厂、汉阳铁厂与汉冶萍公司、铁路总公司和中国通商银行等企业，并创办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1911年他任邮传部尚书时推行铁路国有，引发保路运动，武昌起义后被革职，曾流亡日本，1916年在上海去世；他留下的大量档案现藏上海图书馆。点击查看完整词条联名奏保他，他以不愿被人差遣辞谢。⁠[1][2]

1897年《时务报》第二十三册转载严复严复严复（1854—1921年）是清末民初的翻译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先后就学于福州船政学堂和英国格林尼治的皇家海军学院，长期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职；他翻译Thomas Henry Huxley、Adam Smith、John Stuart Mill等人的著作，以《天演论》影响最大，并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1912年他出任北京大学首任校长，1915年列名筹安会。点击查看完整词条的《辟韩》，张之洞不满，命屠仁守撰文反驳，并向汪康年施压；这年春，章太炎与康门弟子发生肢体冲突后辞职回杭州。黄遵宪主张报馆管理实行董事会制度；几位创办者的矛盾逐渐加深，汪康年认为梁启超联合黄遵宪排挤自己。1898年光绪帝依御史宋伯鲁的奏请批准《时务报》改为官办，汪康年拒不交办，把报纸改名《昌言报》，出了十册后停刊。⁠[1]

1897年11月他从上海启程赴长沙，经黄遵宪举荐，应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之聘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他自述为丁酉年农历十月）；同行的有西文总教习李维格以及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等。署湖南按察使黄遵宪设宴为他接风，同席有江南机器局总办蒋德钧和时务学堂总提调熊希龄。⁠[1][2][10][11]

学堂设在长沙小东街，学生四十多人，其中有李炳寰、林圭和蔡锷；他以《孟子》和《公羊春秋》为教本，每天讲课四小时，夜里批改学生札记，批语有时长达上万字。⁠[1][10]

经学家皮锡瑞的日记记下两人的交往：农历十一月初四皮锡瑞与友人游岳麓山，席间同他交谈，十一月廿九他赠皮锡瑞《读〈春秋〉界说》，十二月初一皮锡瑞到学堂听他讲《孟子》。1898年农历正月二十三日，杨度到时务学堂与他辩论。他与谭嗣同同为《湘报》撰文，呼吁解除妇女缠足，并应对守旧派叶德辉、苏舆等人隔三差五的詈骂；这年冬天他经谭嗣同介绍与唐才常订交。⁠[10]

以叶德辉为代表的保守人士和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批评学堂传播怪论，上书请求整顿学堂、驱逐他；学堂总理熊希龄后来被免职，分教习韩文举等人也被免去分教习之职。⁠[1]

1898年农历正月三十他患疟疾，皮锡瑞前去探病时，他正牵头联名敦促各省督抚奏请禁止妇女缠足；农历二月中旬他离开湖南到上海。他自述这年春天大病几乎死去，到上海就医，病愈后入京。⁠[10][2][1]

1898年康有为在北京发起保国会，他再次入京，在会上演说，并联络一百多名举人上书请求废除八股取士。⁠[1]

6月11日《定国是诏》颁布。7月3日他被光绪帝召见，赏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他自述农历四月经徐致靖举荐、总理衙门再荐而被召见，奉命办理大学堂译书局。张弛认为，以他在《时务报》的声望，这个职位并不高，而且他官话不熟练，与年长自己两岁的光绪帝面见和沟通并不顺畅。⁠[1][2]

百日维新期间，他为总理衙门代拟《大学堂章程》；章程规划的大学堂包含小学、中学和师范，并附设编书局、藏书楼、博物院和仪器院，功课结构来自一年前的《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11]

甲午战争战败后，康有为和他的著述传到皇帝那里，促成了1898年夏的百日维新；改革主张包括开办新式学堂、改革延续两千年的科举制度和改组政府机构。⁠[3]

9月21日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还宫，宣布训政，光绪帝被囚于瀛台，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慈禧太后下令逮捕康有为、他和其他维新人士。当天他在浏阳会馆与谭嗣同商议营救光绪帝，又与英国传教士Timothy Richard（李提摩太）和容闳容闳容闳（1828—1912年）是清末的教育家和外交官，1854年毕业于Yale University，被称为第一位从美国大学毕业的中国学生。他倡议并主持了1872—1881年清政府选派120名幼童赴美留学的出洋肄业局（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曾任清朝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副使，晚年著有英文回忆录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1909年）。点击查看完整词条会面，随后闯入日本使馆，参赞林权助正与来华的伊藤博文交谈；他希望日方出面解救光绪帝、救助康有为，在林权助与伊藤博文的劝说和安排下打消了赴死的念头。他在《戊戌政变记》中写道，谭嗣同拒绝东渡日本；21日晚两人诀别，他独自回到日本使馆。9月28日，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在北京菜市口被处斩。⁠[1][3]

他乘日本军舰大岛号东渡，农历九月抵日本；他匆匆离京时，没有带走唐才常所赠、谭嗣同作铭、江标刻字的一方浏阳菊花砚，这方砚从此下落不明。⁠[2][10]

日本政府在东京欢迎他，并给了他为日益增多的海外中国异见人士发声的条件。到日本后，他给自己取名吉田晋，以示景仰日本维新思想家吉田松阴；徐勤、麦孟华、汤觉顿和时务学堂学生蔡锷等人相继到达。⁠[6][12][8]

他自述戊戌年农历十月与横滨商界人士筹办《清议报》。《清议报》是在横滨出版的旬刊，由在日华商冯镜如、冯紫珊等人资助，宣称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宗旨，很短时间内销到三千多份，各地代售处有38处；该报出满一百期，1901年12月因报馆失火停刊。⁠[2][12][4][6]

他自述在东京住了约一年，稍能读日文书，思想为之一变。1899年5月，他应姊崎正治之邀出席日本哲学会春季大会，宣读《论支那宗教改革》，在会上见到加藤弘之、重野安绎、井上圆了和三宅米吉。1899年6月11日，《清议报》刊出《论图书馆为开进文化一大机关》，图书馆三字第一次出现在中文报刊的标题里。⁠[2][13][9]

1899年他在东京办起高等大同学校并自任校长，日本人柏原文太郎任干事，经费三千元由横滨华商捐献；学生有林圭、秦力山、范源濂、蔡锷、周宏业、唐才质等十余人，以及横滨大同学校的冯自由、郑贯一等七人。开办时间，他自述为己亥年农历七月，杨天石的著作写作1899年10月间。⁠[12][2][10]

1899年夏秋间，他与孙中山就两派合作达成初步协议，拟推孙中山为会长、他为副会长；他曾到香港，推陈少白和徐勤起草联合章程。这一年他与韩文举、欧榘甲等同门在镰仓江之岛金龟楼结盟，欧榘甲带头倡言革命。11月，他与孙中山、陈少白、沈翔云、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在东京红叶馆为回国的唐才常、林圭等饯行。⁠[14]

1899年7月保皇会在加拿大成立；同年10月28日悉尼《东华新报》刊出的会例与公启宣布，康有为奉诏任海外保救大清皇帝会总会长，他任副会长。⁠[15]

他自述己亥年冬应美洲人士之邀赴美（这一年美洲华商设立了中国维新会），农历十一月启程，途经夏威夷时因当地疫病流行、航路不通，在岛上住了半年，办起夏威夷维新会。他是1899年底带着孙中山的介绍信到达檀香山的；为避开清廷通缉，他持日本友人借给的护照，化名柏原文次郎，最终未能登上美洲大陆。⁠[2][14][16]

1900年4月他致函孙中山，建议借勤王的名义起事，主张举皇上为总统。⁠[14]

他自述庚子年农历六月正要入美，义和团事起，国内函电接连催他回国，于是西返；到日本时已得知北京失守，农历七月急回上海，到上海的第二天汉口事败，唐才常等人相继就义，他在上海住了十天后去香港，再到南洋见康有为，经印度前往澳大利亚。杨天石的著作写他1900年8月秘密回到上海准备参加自立军起事，到后得知唐才常等已被捕，在上海只停留十天，改去新加坡会晤康有为。⁠[2][14]

唐才常是在1900年秋被湖广总督张之洞下令处死的；事后他慰问唐家，并一度筹款接济唐才常的亲属。⁠[10]

1900年10月，他应悉尼保皇会之邀，偕康有为的女婿罗昌访问澳大利亚，倡立保皇分会；他自述在澳大利亚住了半年，由西向东绕该洲一周。他走遍澳大利亚各地，为光绪帝争取支持。⁠[14][2][17]

澳洲保皇会已在1900年1月17日由悉尼的《东华新报》宣告成立，安排他来访是该会创立之初的重要活动之一，联益堂各总理也同意拨出部分存款作为经费。1900年12月10日晚，已在悉尼的他当面要求同志再行加捐，此后认捐增加到一千八百余份。他在写给康有为的信中说，悉尼方面起初以为梅党可以安抚，曾竭全力争取。关于悉尼商人梅光达（Quong Tart），李海蓉的论文引他在诉讼中的说法，称保皇会之事是他首先创办，后因会中人做事不公而脱身，并推测他因身份特殊而不愿公开承认参与。⁠[15]

历史学者Antonia Finnane写道，澳大利亚的平等风气给他留下很深印象。⁠[18]

他自述辛丑年（1901年）农历四月回到日本，即1901年5月返回横滨。⁠[2][14]

1902年2月8日（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一日）他在横滨改出《新民丛报》。他以提供文稿的方式入股，持有报社三分之一的股份，1902至1903年间分得红利上万银元；这一年他和康有为还以保皇会名义募集华侨资本，办起广智书局。⁠[12][19]

他在该报连载《新民说》，全文约11万字，前后刊登四年；1902年的第1号刊出了他的《新史学》。严复在给张元济的信中称其中论史学的文章尤为石破天惊之作；黄遵宪称《新民丛报》胜过《清议报》百倍。⁠[12][20][16]

1902年11月他创办《新小说》，第1期刊出《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并开始连载自己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小说写到第五回就停笔；这部小说把故事设在1962年。他先后提出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口号。⁠[12][21][20]

1902年春，康有为撰文批评他的革命言论，又写信痛骂他背义，声称要与他决绝；他连发两电表示悔改。这一年夏秋间，他致信黄遵宪，提议办一份《国学报》。农历十一月，他写成《三十自述》，其中说拟撰的《中国通史》还没有写成十分之二。⁠[14][13][2]

1903年2月，他应美洲保皇会之邀访问加拿大和美国美国美国是位于北美洲、实行联邦制的国家，由50个州、作为合众国政府所在地的哥伦比亚特区以及波多黎各、关岛等属地组成，首都为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2020年人口普查（2020年4月1日）全国常住人口为331,449,281人（约3.31亿人）；众议院435个议席依据人口普查结果在各州之间分配。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历时十个月，12月回到横滨。在美国他往来各地，同总统Theodore RooseveltTheodore Roosevelt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年）是美国政治人物、作家、博物学家和军人，共和党人，1901—1909年任第26任美国总统；1906年因调停日俄战争获诺贝尔和平奖。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和J. P. MorganJ. P. MorganJ. P. Morgan（John Pierpont Morgan，1837—1913年）是美国金融家和艺术收藏家，主持银行行号J.P. Morgan & Co.，曾组织多家大型铁路的重组和工业合并，并在美国财政与金融危机中发挥作用。点击查看完整词条谈过话，考察了旧金山和纽约的唐人街，并参观了波士顿市立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Library of Congress（美国国会图书馆）是美国国会的图书馆，1800年创建，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国会山，为国会、公众和其他联邦机构提供参考咨询服务。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和芝加哥大学图书馆。⁠[14][22][9]

他把见闻写成《新大陆游记》，作为《新民丛报》临时增刊发表，书中介绍了图书馆开架借阅的好处。他在书中写道，旧金山的华人社会是他所见最没有秩序的社会，并由此断定当时的中国人只能受专制统治，此时采用民主制度无异于国家自杀；回到横滨后，他公开告别此前信奉的共和理想，重新同康有为一道主张君主立宪。⁠[9][22][14][7]

1903年9月，孙中山回到檀香山，在《隆兴报》发表《敬告同乡书》，宣布革命与保皇决分两途，并在给黄宗仰的信中指责他借名保皇、实则革命；两派的合作至此破裂。⁠[14]

1904年他出版《中国国债史》，李炜光称之为中国第一部外债史著作；同年他续写《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近世部分。⁠[23][20]

1905年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熊希龄受命到日本请他代拟考察报告，他写了五篇；夏晓虹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找到了他的原始稿本。王开林在《湖南日报·湘江周刊》的文章认为，陶菊隐所说报告出自杨度之手是讹传。⁠[10]

1905年以后，中国留学生日益倾向革命，他的影响有所下降。1906年他发表《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出到1907年。⁠[7][14][21]

1907年，26岁的台湾雾峰林家的林献堂在日本遇到他；林献堂只会说闽南语，两人以笔谈交流。林献堂问台湾今后的出路，他建议效法爱尔兰人对英国的抗争方式，不要武装反抗，并说中国在三十年内没有能力帮助台湾；谈话结束时林献堂邀他访问台湾。⁠[24]

长女梁思顺精通日语，在他流亡日本期间做他的助手、秘书和日语翻译。1910年和1911年他先后撰文批评清政府的宣统三年预算草案，并就宣统四年预算的编制提出五项注意事项。⁠[25][23]

1910至1911年间，他转而呼吁推翻满洲统治者。⁠[7]

1907年10月17日，他与蒋智由、徐佛苏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政闻社，以配合清政府的“预备立宪”，试图以相对隐蔽、安全的方式推动国内的宪政运动；与此同时，康有为改组了保皇会。此前他与杨度在组织政党方面分歧渐多，最终分道扬镳；1907年6月，杨度与熊范舆等人发起的宪政讲习会正式成立。⁠[26]

1911年3月28日他抵达台湾，在台北和林献堂的家乡台中共停留约两周，其中在台北约五天。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考察日本在台湾的统治，事先列出要调查的项目，包括经济增长、官营鸦片专卖、农业技术、殖民移民政策和户口调查方法。在台北他参观了多处官方机构；他为被拆除的台北城墙写了凭吊的诗。⁠[24]

4月1日，他在日本警察的严密监视下向一百多名当地士人演说约一小时，结束时朗诵了一首答谢台湾人款待的新诗。在台中，设在林家花园的栎社为他举行欢迎会，到场的诗人和宾客约三十人。他在台期间写了约八十首诗；在家信中他说自己对日本人非常失望，并附了三首写日本压迫的诗，其中一首写官营糖厂以市价的一半强买农民的土地。离台前，他告诉林献堂及其亲属只读文学是不够的，应当研究政治、经济和近代哲学，并给他们开了一份170种书的书目。⁠[24]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他在日本提出一套策略：对内控制京城的禁卫军，对外利用第六镇的吴禄贞，驱逐奕劻和载沣，再要求清廷下罪己诏、速开国会、实行立宪。11月9日他抵达大连，打算入京联络第二十镇的张绍曾和第二混成协的蓝天蔚；三天后熊希龄急电催他回去，原因包括吴禄贞被刺，以及汤觉顿、罗瘿公提醒蓝天蔚等人可能对他不利。⁠[27]

11月16日清廷命袁世凯组织内阁，他被列为司法副大臣人选。这期间他提出虚君共和的主张，写成《新中国建设问题》，并派盛先觉到江苏、上海宣传，没有得到有效响应。⁠[27]

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23日他发去贺电；4月他撰《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主张支持袁世凯建设强有力的政府，6月撰《财政问题商榷书》，由共和建设讨论会出版。5月27日，他的学生、云南都督蔡锷通电各省都督请他回国，次日张继、刘揆一也来电相请；6月17日副总统黎元洪Li YuanhongLi Yuanhong（黎元洪，1864—1928年）是清末的海军轮机官和湖北新军将领，1911年武昌起义后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民国初年任副总统，1916年至1917年和1922年至1923年两度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晚年寓居天津，投资实业，1928年在天津去世，1935年安葬于武昌。点击查看完整词条致电袁世凯，称他是有用之才；7月3日蒙古王公呈请召他回国襄理国事。共和建设讨论会与共和党、统一共和党的合并尝试未成之后，共和建设讨论会和国民协会决议两会合并，另行组织第三党民主党，举他为总理（党的首领）；民主党于10月27日在上海正式成立。⁠[27]

他自神户启程的日期，《大公报》记为1912年9月30日，丁文江、赵丰田所编《梁启超年谱长编》写确日不详、应在二十八九日。10月8日早晨6时他抵达天津，袁世凯事先派范源濂、杨度到天津预备欢迎。黄兴曾偕杨度、张謇到天津等他三天，因久候不至，当天南下，两人没有见面。⁠[27]

10月9日袁世凯派梁士诒到天津催他入京，并拟聘他为总统府秘书，他没有立刻动身。国民党的王宠惠10月13日来信邀他入党，他委婉谢绝。10月20日他到北京，次日上午袁世凯接见他，两人长谈约四小时；袁世凯把贤良寺备作他在京的行馆。他在京12天，赴会19次，其中有民主党、共和党、统一党和国民党的集会，也有同学会、同乡会、报界、大学、商会、佛教会等的集会。11月1日他回到天津，创办《庸言》杂志。⁠[27]

袁世凯每月送他三千元作办报经费，他在家信中说旅费家费都很繁重，恐怕不能不收。《庸言》是半月刊，创刊号印了一万份；他在1912年12月18日的家信中估计，销到两万份时一年可余五六万元。⁠[27][19]

1913年2月他宣布加入共和党。同年民主党、共和党等在袁世凯支持下合组为进步党，他协助袁世凯组建该党；进步党成立后，他与汤化龙同为执牛耳者，时人常以汤梁并称。合并的时间，高翔宇的论文写作1913年5月，郝幸艳的论文写作1913年4月（民主党、共和党、公民党合组），华觉明的回忆则记为1913年2月29日由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作为进步党的创建人之一，他起初站在总统袁世凯一边，同孙中山相对。这一年他起草了《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规定新课租税、变更税率以法律定之，国债等须提交国会议决。⁠[27][28][3][23]

1913年熊希龄组阁，他出任司法总长；李炜光的文章写道，据传熊希龄曾力主由他任财政总长，因袁世凯持异议而未成。这年9月内阁发表《政府大政方针宣言》。进步党内的孙洪伊认为他过于迁就袁世凯，孙洪伊及其追随者彭介石、萧晋荣、牟琳等人甚至公开谴责熊梁内阁。1914年2月他辞去司法总长。⁠[23][27][28][5]

1914年2月他改任设在天津的币制局总裁，上任之初命造币总厂厂长吴鼎昌编写厂史；这年2月他发表《币制条例之理由》《整顿滥纸币与利用公债》。因币制改革难以推行，他在12月辞职，币制局随后被裁撤。⁠[23]

1914年他借住清华学校著书，并在该校演讲，以《周易》乾、坤两卦的象辞勉励学生做真君子；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即出自这次演讲。这一年，他在天津的住宅主楼建成，是一幢意式两层砖木结构楼房。⁠[29][30]

1915年2月，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Yuan KedingYuan Keding（袁克定）是Yuan Shikai的长子，字云台，通德文和英文，曾任陆军模范团团长；1915年他是鼓吹君主立宪的筹安会的骨干，有洪宪太子之称。Yuan Shikai去世后他一度隐居，日本占领时期登报否认未经他同意而联名发表的拥护东亚新秩序的声明，晚年寄居表弟Zhang Boju家中，20世纪50年代末去世。点击查看完整词条通过杨度在私宅宴请他，杨度试探他对改行君主立宪的态度；他以只问政体、不问国体作答，随后借故离开北京。这一年他在《大中华》杂志发表《论中国财政学不发达之原因及古代财政学说之一斑》。⁠[10][23]

1915年，杨度撰《君宪救国论》，认定惟有君主立宪可以避免流血革命；8月筹安会宣布成立。8月24日，即筹安会发表成立宣言的第二天，蔡锷从北京搭晚车到天津，与他等人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他在天津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公开反对改行帝制。⁠[10][28]

1915年11月底，蔡锷乔装离开北京，到天津借就医之名与他秘密会晤，两人约定：成功则什么地位都不要，回头做学问；失败则死，无论如何不跑租界、不跑外国。蔡锷随后经长崎、香港和越南、广西潜回云南，在昆明与滇军旧部会合，护国运动最终取得胜利。他组织力量抵制袁世凯称帝。⁠[10][5][3]

反袁期间他主要依托西南各省的力量，与国民党人合作，后来因军务院的撤销问题同国民党再度反目；1916年6月29日他致电贵州的刘显世，说无论同哪一方携手都被利用而没有好结果。⁠[28]

1916年6月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他所倚重的蔡锷病情恶化、出国就医，他转而寄望于段祺瑞。9月1日他成立宪法研究同志会，9月初与汤化龙一派合并为宪法研究会，即研究系。11月蔡锷病逝，年34岁；12月他在上海发起设立松坡图书馆以纪念蔡锷，并撰《护国之役回顾谈》。⁠[28][9][10]

1915年11月25日，他的《国体问题与五国警告》在《时事新报》刊出。1916年1月10日前后他写信给蔡锷说：“此间言论极不自由，有力之报皆被贿收，外报亦然（路透电最可厌）。”⁠[31]

1916年3月初，他应陆荣廷之邀南下广西，促陆荣廷起兵反袁，途中写了《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一文。3月12日经过香港时，他会见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今井忍郎，转达云南方面希望日本援助一万支步枪、四十挺机关枪和若干山炮的请求，并建议日本在广西军队占领广东钦州、廉州之后再运送武器。⁠[32][31]

他后来说，1916年5月他从广东前往上海时，岑春煊从向久原房之助所借的款项中交给他6000元，他最终没有动用这笔钱。⁠[32]

1917年7月1日张勋在北京拥溥仪复辟，他支持段祺瑞在天津马厂誓师讨伐，12日复辟失败。⁠[23][4]

复辟失败后，他7月17日奉令出任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19日就职，并兼盐务署督办。他拟定财政计划和银行条例等文件，设想利用缓付的庚子赔款和日本的币制借款改革币制；当时民国六年的财政赤字达六千多万元，每年偿还外债本息七千多万元，约占预算的三分之一。他曾下令准许久大精盐运销扬子江一带的五个口岸。⁠[23][5][29]

孙中山在1917年10月3日的命令中把他和汤化龙列为支持段祺瑞解散国会的主谋。研究系支持解散国会、另行召集临时参议院，1917年11月临时参议院开幕时，才发现选举权已被安福系夺去。⁠[28]

任职四个月后，他在11月18日呈请辞去财政总长，30日获准；原因包括财政入不敷出，段祺瑞对西南用兵的政策耗尽财力，武人跋扈，他在辞呈中说实行维艰；高瑞泉的文章还引他自述心思才力不能两用，涉足政治势必荒废著述。此后他不再担任政府要职或参与政党活动，黄湛认为他并未与政治完全分割；学界通常以1917年底为界，把他的一生分为从政与治学两个时期。⁠[23][33][20][29]

1918年他患病咯血，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西医诊断为肋膜炎并微带肺炎，服东医的药十来天，病只是没有加重，服中医友人唐天如的药五天后病去八九成。同年他在上海成立松社，为松坡图书馆预先搜购图书。⁠[34][9]

1918年底，酝酿了一年之后，他从上海启程赴欧洲；启程前他与张东荪谈了一个通宵，表示要舍弃从前的政治活动，转向思想界。同行的有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徐新六等人。他多次说明此行纯属私人资格，向亲友说明经费中公费约六万元、朋旧馈赠约四万元。⁠[29][35][33]

他先到伦敦，参观了英国下议院，在给长女的信里抱怨伦敦的天气、食物和煤炭短缺；随后到巴黎，旁观巴黎和会，参观了法国的旧战场和亚尔萨斯、洛林两州，又到过比利时、意大利、荷兰、瑞士和德国。他在《欧游心影录》的楔子中说，此行游了二十几个名城，除伦敦以外，没有一处住过一个星期以上。⁠[33][35][29]

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写他是以中国非官方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到巴黎的；Asia Society的年表称他为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使节，并写他把（和会上中国被出卖的）消息传回国内，引发了五四事件。⁠[7][6]

他表示此行虽是私人考察，但凡能为国家雪耻复权的事不敢推辞匹夫之责，这对中国首席代表陆征祥形成了压力。10月11日起，他与蒋百里、张君劢、徐新六等人在巴黎西南的Bellevue闭门写作，决意三个月内不去巴黎；他在11月5日给长女的信中说，10月中下旬曾伤风大病一场，半个月才好。⁠[35]

1920年3月他回国。《欧游心影录》从3月2日起在上海《时事新报》连载到7月18日，3月6日起又在北京《晨报》连载到8月17日；书中记下一位美国记者等西方人向他讲的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之类的话。这部书没有写完，1922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的《梁任公先生近著第一辑》收入《欧游心影录节录》。⁠[35][29]

欧游归国后，他决心不再过问政治，专心教育事业，着手承办中国公学，一开始就有改办大学的动议；他同时组织共学社和讲学社，并把杂志《解放与改造》改名为《改造》。⁠[11][4][29]

高瑞泉认为，《墨经校释》和《清代学术概论》是他1920年最重要的两部著述；他从1901年起多次动笔撰写《中国通史》（后扩大为《中国文化史》），直到1922年都半途搁置。⁠[33][20]

1921年他应清华学校之邀为学生讲《国学小史》，前后连续五十多次；他还在南开大学讲学。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写他1920年成为南开大学的历史教授。⁠[29][36][7]

1922年他到北京、济南、南京、上海、南通、武昌、长沙等地巡回演讲二十多次；这一年他任清华讲师，并完成了《历史研究法》。奉直战争时他发文表达解决时局的主张，实质是声援吴佩孚，好友陈叔通等人相约劝阻他再次从政。这年他重访长沙时务学堂旧址，找到26年前讲学的地方，题写时务学堂故址。⁠[36][29][10]

他在南京东南大学讲学期间，每周抽时间到佛学院听欧阳竟无讲佛学。因为操劳过度，他被查出患有心脏病，医生不准他饮酒、喝茶、吸烟，也不许读书、著书和讲演，但他显然没有遵守。1923年他在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讲过《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提出治国学应遵循文献的学问和德性的学问两条门径。⁠[29]

1922年12月松坡图书馆干事会成立，推他为馆长。1923年6月20日馆址选定在北京北海快雪堂，他亲自起草《劝捐启》和《劝捐简章》；总统黎元洪把北海里的这处园子拨给他，用来建图书馆和蔡公祠。同年11月4日松坡图书馆在快雪堂成立，快雪堂为第一馆，以中文书为主，西单小石虎胡同的右翼宗学旧址为第二馆，以外文书为主；该馆成立后近两年没有对公众开放，1925年10月1日北海辟为公园后才随之开放。这是一所私立图书馆，他为维持它奔走借垫，并卖字筹款；曾追随他的周传儒回忆，他一个大字卖八元，这样卖字每月可得两三千元。⁠[9][37]

1923年他筹办文化学院，因缺乏资金没有办成；这年年初清华学生问他哪些学者可任国学导师，他说无人可选。他在病中读《陶渊明集》，三天内写成《陶渊明年谱》；10月他发起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一昼夜写成《戴东原先生传》，又连续34小时写成《戴东原哲学》。这年他还参加新月社的聚谈。⁠[29]

1924年泰戈尔访华，4月26日欢迎仪式在北海静心斋举行，蒋百里、熊希龄、胡适等四十多人出席，仪式之后徐志摩陪泰戈尔参观了松坡图书馆第一馆。这一年，他在天津住宅主楼旁建成一幢浅灰色的两层书斋，取名饮冰室，首层为书房，二层为卧室和会客室。⁠[37][30]

在为泰戈尔举行的祝寿会上，他把“竺震旦”这个中国名字赠给泰戈尔；新月社同人当晚演出了泰戈尔的戏剧《齐德拉》。⁠[38]

1920年9月，他与蔡元培、汪大燮等人正式成立讲学社，计划每年邀请一位国际知名学者来华讲学；罗素是该社聘请的第一位学者，于同年10月31日抵达北京。他在给张东荪的信中说：“经费政府每年补助二万元，以三年为期，此外零碎捐款亦已得万元有奇。”1919年至1924年间，在讲学社的推动下，杜威、罗素、孟禄、杜里舒和泰戈尔五位学者先后应邀来华讲学。⁠[39]

1923年5月7日，长子梁思成梁思成梁思成（1901—1972年）是中国建筑学家、建筑史学家和建筑教育家，梁启超的长子、林徽因的丈夫。他与林徽因等人对中国古代建筑进行了大规模的实地调查和研究，在东北大学和清华大学开创建筑教育，1949年后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并为保护北京旧城提出规划主张。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和次子梁思永梁思永梁思永（1904—1954年）是中国考古学家，梁启超的次子。1930年起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参加和主持黑龙江昂昂溪、山东城子崖和河南安阳殷墟等地的发掘，发现后冈三叠层，提出龙山文化的命名，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50年起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点击查看完整词条驾一辆摩托车去天安门参加北京学生举行的“国耻日”集会，途中被北洋政府陆军次长金永炎的汽车撞伤，各报竞相报道，轰动一时。梁思成伤后疗养的一年里，在他的督导下潜心研习国学。⁠[40]

1924年7月夫人李蕙仙逝世；外孙女吴荔明写道，这给全家带来巨大的悲痛。⁠[41]

1924年8月24日，51岁的他添了第九个孩子、最小的儿子梁思礼，给他取的小名是老白鼻（即老Baby）。⁠[42][25]

1925年2月，学衡派领袖吴宓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筹备主任，他心中早已选定王国维和梁启超两人。9月9日研究院第一期正式开学，在学生的要求下，他在工字厅举行的茶话会上额外作了《旧日书院之情形》的演讲。⁠[29]

他住进清华北院2号，讲授儒家哲学和历史研究法，并在大学部讲中国文化史，同时为燕京大学讲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他在给女儿梁思顺的信里说，一周有四天住清华，其余三天进城住在松坡图书馆。他在国学研究院的月薪约四五百银元。1925年他发表《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事业》，谈清华设大学部、研究院同中国学术独立的关系；同年《桃花扇注》出版，他还出版了《要籍解题及其读法》。⁠[29][19][4][20]

1925年4月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他被推为董事部部长，在成立会上演说，提出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和养成管理图书馆的人才两项责任，并在《图书馆学季刊》发刊词中再次表达建设中国图书馆学的意愿。这年年底，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与教育部商定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推他为馆长；12月他上任后致信李四光、袁同礼谈购书设想，提议自创中国的十进分类法。1926年3月，因北洋政府无力履约，基金董事会独力筹建北京图书馆，仍由他任馆长，馆设在北海庆霄楼等处，1926年开馆。⁠[9][37]

教育部应摊的京师图书馆经费一直没有到位，他多方借垫，曾以一分六厘的重息向银行借款，又把自己积存十余年的人寿保险单交由通易信托公司押借现款充作馆用，接待外宾的费用也一度从他的薪金里支付；刘梦妮的文章写道，据不完全计算，他前后垫付馆费达一万多元。⁠[9][37]

1925年12月6日他在给徐景贤的信中说，近日屡次接到恐吓信，声称他如果再在北京公开讲演，定当以武力对待。⁠[43]

他还担任司法储才馆馆长和北京师范大学董事，在师范大学开中国文化史课，开学时听讲的有一两千人，后来减到一百人左右；在清华他同时要指导十六名学生。1926年暑假他请张君劢到快雪堂为学生讲宋贤名理。⁠[29]

1925年11月，他把重印的宋代建筑典籍《营造法式》寄给在美国留学的梁思成和林徽因林徽因林徽因（1904—1955年）是中国建筑学家、诗人和作家，梁思成的妻子和长期合作者。她与梁思成等人实地调查中国古代建筑，参与创办东北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建筑系，参与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并是新月派诗人。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并题写：“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此本遂以寄，思成，徽因，俾永宝之”。⁠[44]

1926年他住进北京协和医院。他后来在文章中说，自己便血已一年多，协和做了三次检查：用尿管折光镜检查、注射药物观察分泌和X光检查，X光片显示右肾有一个黑点，医生判断是肿瘤，他也认为非割不能断根。医院为他切除了右肾，主刀的是外科教授刘瑞恒；手术后尿血没有停止。⁠[45][46][47]

手术引起广泛争论，社会人士和他的家人认为协和医院有孟浪之责，二弟梁启勋责备医院粗忽。1926年6月初，他在《晨报》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说手术后十天精神已恢复正常，说医生孟浪是冤枉，并表示不能因为科学尚在幼稚阶段就根本怀疑科学。⁠[45][48][46][47]

他私下的说法不同：1926年9月的家信说，这个病根本是内科而不是外科，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他在信中转述，9月14日他把复发的血尿拿给伍连德看，伍连德说这病绝对不能不理会，切下的右肾并没有丝毫病态；他认为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这年8月22日他写信告诉女儿梁令娴，服用中医唐天如的药后，小便的颜色和气味已恢复正常。⁠[45][34]

关于手术是否割错了肾，后来的说法不一。梁思成的美国友人费慰梅（Wilma Fairbank）在著述中写道，手术室护士用碘酒在病人身上标错了位置，主刀的刘博士没有核对挂在手术台旁的X光片就动了刀，切掉的是健康的肾。郑连根发表在《同舟共进》2007年第1期的文章写道，护士把应标的左肾标成了右肾，健康的右肾被切除，协和发现后把此事列为最高机密。《科普时报》2020年刊出的文章则认为，据他本人的自述，病变就在右肾，肾切除术也不会从肚皮上下刀，问题的实质在于诊断。《新京报》2026年吴琼的文章把主刀医生刘瑞恒错切了健康的左肾一说列为传言，并写道皮国立试图证明右肾切除术存在重大医疗事故的传言为真，而作者认为皮国立所用材料的可靠性存疑、缺乏交叉验证。⁠[45][48][46]

手术后，他便血的多少随工作的劳逸而变化，医生只能嘱咐他静养，每两三个月输血一次。手术一年后他回协和复查，医院答复说肾功能已完全恢复。⁠[29][34]

1926年10月，他为徐志摩与陆小曼证婚。他在次日写给梁思成、林徽因、梁思忠等人的信中说：“我昨天做了一件极不愿意做之事，去替徐志摩证婚……”又说：“我在礼堂演说一篇训词，大大教训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一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闻之婚礼矣……”他说因昨日的感触专门写了这封信，信中批评了徐志摩的择偶。⁠[49]

1927年1月26日他写信告诉儿女，打算编《中国图书大辞典》（预计一年完成）和《中国图书索引》（预计五年完成）；他组织人员查资料、编卡片，并带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参与编纂，每月月中向图书馆书面报告进度，这年6月还致信胡适谈对这部辞典的期望。因为身体的缘故，书没有编成。⁠[9]

1927年5月4日他在家信中说，因国内局势动荡、担心晚年生计，把银元换成5000美元汇到加拿大，交给长女梁思顺和时任驻加拿大领事的长女婿周希哲购买长期公债，利息用来支付次女梁思庄等人的学费。5、6月间，他因批改学生成绩过劳，又受王国维自杀的刺激，血尿持续了约四十天，再服唐天如的膏方后好转。6月2日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自沉。⁠[19][34][36]

1927年6月重病以前，他一直是北海快雪堂的松坡图书馆、庆霄楼的北京图书馆和中海居仁堂的京师图书馆三处的馆长。这年初夏他同研究院学生同游北海时的谈话，后来记为《北海谈话记》；他在司法储才馆讲过《陆王学派与青年修养》；他写了《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和《儒家哲学》，并开始搜辑辛弃疾的词作资料。⁠[37][11][29][36][4]

北伐期间各方多有人希望他出面组党，1927年5月前后他内心挣扎，最后决定以著书的方式表达政见；他坚决反对三子梁思忠回国到北伐军中冒险。10月29日他在家信中提出党前运动的设想，打算设一个秘密的虚总部联络各团体。王汎森写道，时局紧急时他受到惊吓，一度打算出走、离校避变，他支持孙传芳抵拒南方的党军，并同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等人保持政治往来。⁠[29][50][36]

1927年7月1日他写信给梁启勋，商量长子梁思成与林徽因行庙见礼时送各位亲戚的礼物；他还为两人婚后到欧洲游历筹措了经费。⁠[50]

1928年他停止授课和各项公务，6月中旬因过度劳累辞去清华研究院和北平图书馆的职务。这年9月10日他开始撰写《辛稼轩先生年谱》；9月27日入协和医院，住院期间托储皖峰搜集辛弃疾的资料，得到《信州府志》等数种；他在10月5日的信中说这回上了协和医院一个大当，医院只管医痔，不顾及全身，每天两杯泻油，伤了胃口，回天津途中又感冒发烧。回天津后他续写年谱，写到宋宁宗庆元六年辛弃疾六十一岁时为止；搁笔的时间，黄湛的文章写他10月12日力不能支、一病不起，《益世报》纪念号写他10月28日左右因手颤搁笔。11月28日他再次转到北京协和医院。12月，研究院的同学联名来信慰问，劝他静心养病。⁠[29][51][43][34]

1928年3月21日，长子梁思成与林长民的女儿林徽因在加拿大结婚，婚后两人按他精心安排的路线到欧洲旅行；两人接到他病危的电报，没有完成全部欧洲游历计划，于1928年8月乘火车横穿西伯利亚回国。⁠[44][52][40]

1929年1月19日午后，他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去世的时刻，皮国立著作所引当时报纸的报道写作1月19日午后2时，该书正文则写作1月11日下午2时15分。BritannicaEncyclopædia BritannicaEncyclopædia Britannica（大英百科全书，又译不列颠百科全书）是1768年在苏格兰爱丁堡开始出版的英语综合性百科全书，也指出版它的总部位于美国芝加哥的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Inc.（对外称 The Britannica Group）；纸质版于2012年停印，此后以 Britannica.com 线上百科、面向学校与图书馆的数字教育产品和 Merriam-Webster 词典为主要业务。点击查看完整词条记他终年55岁，杨海亮的文章则写他得年五十六；汤仁泽在《中国文化报》的文章写他1929年1月29日去世，享年57岁。⁠[34][43][36][3][51]

关于死因，皮国立的著作写道，协和最后的检查发现他肺尖有斑点，痰和血里都查出许多末乃利菌，他因细菌感染持续发烧而不治；Asia Society的年表写他死于癌症。他生前要求办佛教葬礼。⁠[34][6][21]

1929年2月17日，北平各界和广东旅平同乡会在老墙根广惠寺公祭，到场约五百余人，寺内各佛堂挂满祭联、哀章，约三千余件；3月4日，天津《益世报》出版春季增刊《梁任公先生纪念号》，刊头由胡适题字，选登了钱玄同、蒋梦麟、胡适、王士珍、阎锡山五人所送的挽联，北平公祭部分载有孙宝琦的挽诗；胡适说自己的挽联指出了他做中国之新民的志愿，章太炎也送了挽联。纪念号记亲族戚友已决定在5月中旬把他的灵柩葬在西山卧佛寺东坡梁夫人墓旁。⁠[43][4]

他去世后，丁文江、林宰平、黄秋岳受托整理遗著，丁文江编写了年谱初稿，林志钧主编《饮冰室合集》；他留下未出版的著述38种。遵照他的遗言，他的藏书全部移交国立北平图书馆，他所藏的碑帖绝大部分也捐给了该馆。1929年8月，按照他生前的建议，京师图书馆（1928年7月已改名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北京图书馆合并，仍称国立北平图书馆，即今天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松坡图书馆1949年并入北平图书馆。⁠[43][9][4][37]

他有九个子女，其中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人是院士，被誉为一门三院士。⁠[25]

第二任妻子王桂荃原是李蕙仙的侍婢，1903年经李蕙仙准许成为他的妾，此后为他生下六个子女。文化大革命期间梁家的财产被抄尽，北京手帕胡同的住房被占，她85岁高龄还要每天出来扫街，患肠癌晚期；1968年她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去世，与子女四散分离，去世时孤身一人。梁思礼说，自己最伤心的事是母亲在文革中受迫害而死，他当时行动受限，没能为她收骨灰。⁠[53][54]

长女梁思顺（1893—1966年）字令娴，1915年与父亲的学生周希哲结婚，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殴打致死；她编有《艺蘅馆词选》，另著《闺秀词话》。他给每个孩子都起了小名，梁思顺是大宝贝，次女梁思庄是小宝贝，三女梁思懿被叫做司马懿。梁思顺曾写信给他，表示愿意承担一些家庭费用；他在给她的信中说，妈妈几次生病都是她一人服侍，最后半年多她衣不解带，送妈妈寿终正寝。⁠[55][25][53]

长子梁思成（1901—1972年）1901年4月20日出生在日本东京；1924年赴美留学，1924—1927年在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宾夕法尼亚大学，简称 Penn）是位于美国费城的私立研究型大学、常春藤盟校成员。学校将历史追溯至1740年的慈善学校筹建项目；Benjamin Franklin 于1749年提出办学方案，学院于1751年开课，1791年合并形成现名机构。宾大设12个学院，本科教育主要由文理、工程、护理和 Wharton 四个学院承担。2025年秋学生总数为29,384人；2025财年捐赠基金为248.1亿美元。截至2026年10月，校长为 J. Larry Jameson，其任期计划于2027年6月30日结束。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建筑系和研究院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1928—1931年任沈阳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教授，1931—1946年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组主任；1945年抗战胜利后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1946—1972年任系主任；1946—1947年任Yale UniversityYale UniversityYale University（耶鲁大学）是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研究型大学，前身是1701年获特许状的 Collegiate School。学校于1716年决定迁至纽黑文，1718年改称 Yale College，1887年采用 Yale University 名称。学校涵盖本科、研究生和专业教育，设有14个本科住宿学院。截至2026年10月，校长为2024年7月就任的 Maurie McInnis。2026年学校调整新生助学政策，并举行建校325周年活动。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兼任教授、联合国United NationsUnited Nations（联合国）是依据《联合国宪章》于1945年成立的国际组织，现有193个会员国，总部设在纽约市。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大厦设计顾问建筑师，并获Princeton UniversityPrinceton UniversityPrinceton University（普林斯顿大学）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私立大学、常春藤盟校成员。学校于1746年10月22日获特许状，原名 College of New Jersey，1756年迁至普林斯顿，1896年改用现名。本科教育授予文学学士与工程理学学士，强调小班讨论、独立研究及住宿学院生活；研究生教育覆盖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领域。截至2026年10月，校长为 Christopher L. Eisgruber。学校2026—2027年度运营预算为34.07亿美元，本科助学预算为3.42亿美元。点击查看完整词条赠授文学博士学位；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后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72年1月9日在北京逝世。⁠[56][53][57]

次子梁思永（1904—1954年）赴美在Harvard UniversityHarvard UniversityHarvard University（哈佛大学）是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私立研究型大学，1636年由马萨诸塞湾殖民地议会批准设立，1639年以早期捐助人 John Harvard 命名。学校以剑桥、波士顿 Allston 和 Longwood 为主要校区，设 Harvard College、本科以外的专业与研究生学院及 Radcliffe 高等研究院。学校由 Harvard Corporation 与 Board of Overseers 两个治理机构共同履职；截至2026年10月，校长为 Alan M. Garber。2025财年末捐赠基金规模为569亿美元。点击查看完整词条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1930年毕业回国，1931年参加河南安阳小屯和后冈的发掘，是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50年8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年仅49岁就去世。⁠[53][57][58]

三子梁思忠（1907—1932年）生于日本，从清华学校毕业后，先后在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和西点军校学习，回国后入伍，升任十九路军炮兵上校，参加过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此后不久因病去世，年仅25岁。次女梁思庄1908年9月4日由李蕙仙生于日本神户；她在国外先攻读生物学，后结合自己的兴趣和父亲的意见改学图书馆学，1930年获加拿大McGill UniversityMcGill UniversityMcGill University（麦吉尔大学）是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的一所以英语授课的公立大学，依蒙特利尔商人James McGill的遗赠创办，1821年获英王George IV颁发皇家特许状。学校1829年设立的医学院是加拿大第一个医学院，2025年秋季有学生40,531人。点击查看完整词条文学学士学位，次年在Columbia UniversityColumbia UniversityColumbia University（哥伦比亚大学，正式名称 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是位于美国纽约市的私立研究型大学，常春藤盟校成员。学校前身是1754年依英王 George II 特许状创立的 King's College，是纽约州历史最悠久、全美第五古老的高等教育机构；1784年改名 Columbia College，1896年迁至曼哈顿晨边高地并启用大学名称。学校设17个学院，另有4所附属学院，2025年秋季在校学生35,978人。2026年7月1日起，法学学者 Jennifer L. Mnookin 任校长。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图书馆学院取得图书馆学士学位；1933年8月她与中山大学化学系教授吴鲁强在北平协和礼堂结婚，1935年底吴鲁强因伤寒去世；她1952年后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1981年4月因脑栓塞瘫痪在床，1986年5月20日去世，终年78岁。⁠[59][25][41][51][60]

三女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长期从事对外友好联络工作。四女梁思宁在姐姐梁思懿的影响下投身新四军，从事宣传工作。学者谢国桢曾任梁家的家庭教师，教梁思达、梁思懿等人。⁠[53][43]

幼子梁思礼在父亲去世时只有四岁多；1941年高中毕业后与梁思懿一同赴美，先入Carleton College，后转入Purdue UniversityPurdue UniversityPurdue University（普渡大学）是位于美国印第安纳州West Lafayette的公立研究型大学，也是印第安纳州的赠地大学；学校1869年由州议会定名设立，1874年开课。如今Purdue系统由West Lafayette和印第安纳波利斯主校区、地区校区和一所在线大学组成。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学工科，半工半读，1945年获学士学位，此后在辛辛那提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49年9月乘船回国，母亲在天津码头迎接他；他是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2016年4月1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53][57][51][42]

1923年起到1929年去世，他始终坚持给在海外的五个子女写信。汤志钧、汤仁泽编注的一部梁启超家书集2016年8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他的信札241通；汤仁泽写道，这批档案由梁启勋及其后人珍藏。⁠[25][51][50]

孙辈中，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是历史学者和出版社编辑，1993年领导创建中国第一家完全民办的环境保护组织自然之友；梁思庄的女儿吴荔明退休前是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系教授，1999年出版《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吴荔明2009年说，梁家已经到了第五代，家族聚会每次能聚三十多人。⁠[53][25]

他的胞弟梁启勋（1876年4月16日—1965年），字仲策，号曼殊室主人，生于新会茶坑村，1893年入万木草堂，1896年到上海任《时务报》编辑，1902年入上海震旦学院，后考入美国Columbia University经济系；1914年起历任北京中国银行监理官、币制局参事等职，1951年受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1965年在北京病故；著有《中国韵文概论》《词学》《稼轩词疏证》等。⁠[61]

梁思庄长期从事西文编目工作，使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西文编目和参考咨询工作长期位于国内领先水平。⁠[62]

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1929年8月在北京出生，即他去世半年后，父母为她取名再冰，以纪念饮冰室老人梁启超；2021年，92岁的梁再冰出版口述回忆录《梁思成与林徽因——我的父亲母亲》。梁从诫1932年出生，2010年10月28日去世，终年78岁；China Development Brief写他1994年3月与三位同道创办自然之友。⁠[63][64]

梁思永的女儿梁柏有从2013年起，以八十多岁的高龄搜集与父亲有关的文献、资料和照片，著成《思文永在——我的父亲考古学家梁思永》，全书25万字，插图200幅；梁思礼在89岁时为该书撰写了序言。⁠[65]

他的著作汇为《饮冰室合集》，共148卷。他的其他著作还有《过渡时代论》《中国积弱溯源论》《中国史叙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以及财政方面的《中国改革财政私案》《财政原论》《币制条议》《外债平议》；李炜光写他的财经论著有三十余万言。⁠[5][20][36][23]

他的方志学论述见于《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说方志》和《龙游县志》序；他一生没有直接参与修志，但主张从史学的角度研究地方专史。⁠[5]

他的著作译成英文的有《先秦政治思想史》（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During the Early Tsin Period，L. T. Chen译，1930年）和《清代学术概论》（Intellectual Trends in the Ch’ing Period，Immanuel C. Y. Hsü译，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年），另有《Two Self-portraits: Liang Ch’i-ch’ao and Hu Shih》（Li Yuning、William A. Wycoff，1992年）。⁠[8][3]

他也留下书法作品，手迹中有篆书和隶书作品，临过《马鸣寺碑》和王羲之《十七帖》；他说发挥个性最真切的莫如写字，把书法看作最优美、最便利的娱乐工具。⁠[4][43]

他的墓在北京国家植物园北园，坐北朝南，背倚青山，四周围着矮石墙，园内种满松柏；正北是他与夫人的合葬墓，墓碑上刻的是先考任公府君暨先妣李太夫人墓，墓碑、墓顶和供台衬墙都用土黄色花岗岩雕筑。墓园实为梁氏家族墓地，甬道东侧葬着他的弟弟、古典文学家梁启雄，西侧葬着梁思忠、梁思礼和梁思庄。墓园门前立有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和海淀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60]

天津的梁启超纪念馆在河北区民族路44号和46号，由旧居和饮冰室书斋两部分组成：旧居主楼建于1914年，建筑面积1121平方米；书斋建于1924年。纪念馆2003年对外开放，是天津市第一家名人旧居纪念馆，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6][30]

2023年是他诞辰150周年，中国国家图书馆与他的故乡广东省江门市共同举办座谈活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纪念展，11月23日开幕，展至2024年1月14日，展品114组件，开幕式上有他的一位曾孙致辞。⁠[9][4]

墓园和碑亭由长子梁思成设计，是梁思成学成回国后的第一件建筑设计作品，位于北京香山卧佛寺以东、北京植物园裸子植物区。⁠[63]

他的家乡茶坑村今属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村中的梁启超故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7]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的条目称他是“the foremost intellectual leader of China in the first two decades of the 20th century”（20世纪头二十年中国最重要的思想领袖）；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称他是“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popularizers of Western ideas in modern China”（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西方思想普及者之一）。⁠[3][7]

胡适说自己受了他无穷的恩惠，并在《四十自述》中肯定他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整理中国的旧学术思想；钱玄同在《寄陈独秀》中称他实为近来创造新文学的人之一，1923年3月4日又在日记中写道，社会上骂他的人很多，自己是不骂他的；张荫麟称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实为中国史学方法的奠基石。毛泽东回忆自己16岁读到《新民丛报》，读了又读。⁠[20][43][19]

陆胤写道，他喜欢把自己塑造成为学无恒、流质多变、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战的形象。Antonia Finnane赞同解玺璋的看法，认为他首先是立宪主义者而不是君主主义者，在他看来君主制或共和制有宪法都能运作、没有宪法都不行；她写道，在共产党人眼中他是反革命，他的家人在毛泽东时代受到严重冲击。Alex Colville在The China Project的文章写道，他对1911年革命的抵制使他在中国的历史书中被边缘化，直到20世纪80年代。⁠[11][18][21]

研究他的英文专著有Joseph R. Levenson的《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1953年）和Hao Chang的《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1971年）。中文传记有解玺璋的两卷本梁启超传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和许知远仍在写作的梁启超传，已由单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和《亡命，梁启超1898—1903》两部。⁠[7][18][16]

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官网：https://www.tsinghua.edu.cn/（在新窗口打开）。⁠[4]

南开大学：官网：https://www.nankai.edu.cn/（在新窗口打开）。⁠[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