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

張之洞於1837年9月2日出生。BritannicaEncyclopædia BritannicaEncyclopædia Britannica（大英百科全書，又譯不列顛百科全書）是1768年在蘇格蘭愛丁堡開始出版的英語綜合性百科全書，也指出版它的總部位於美國芝加哥的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Inc.（對外稱 The Britannica Group）；紙質版於2012年停印，此後以 Britannica.com 線上百科、面向學校與圖書館的數字教育產品和 Merriam-Webster 詞典為主要業務。點擊查看完整詞條 寫他生於貴州興義，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 寫他生於北京附近的中國北方；中國社會科學網2023年的文章和《貴陽日報》2026年的報道則寫他出生在貴陽六洞橋，即今貴陽市南明區博愛路一帶貫城河與南明河交匯處。⁠[1][2][3][4]

他的祖籍是直隸南皮（今河北南皮縣）。河北新聞網2018年的報道寫道，張氏祖輩在明朝宣德年間從山西遷到泊頭，其中一支來到南皮，世稱東門張。⁠[5][6]

Britannica 和 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 都寫他出身於世代為官的士大夫家庭。中國社會科學網的文章記述，他的祖父曾在京城任四庫全書館謄錄，得到紀曉嵐贈送的一方宋代竹節硯。⁠[1][2][3]

父親張鍈（1793—1856年）是直隸南皮人，道光年間到貴州做官，歷任貴筑知縣、興義知府等職。⁠[4]

故宮博物院的詞條寫他字孝達，又字香濤，號壺公，晚年自號抱冰老人；中國社會科學網的文章則寫他字孝達，號香濤、香巖，又號壺公、無競居士，晚年自號抱冰。因籍貫南皮，時人也稱他張南皮。⁠[5][3][6]

他的曾祖父張怡熊曾任浙江的知縣，祖父張廷琛曾任福建的知縣；父親張鍈字又甫，號春潭，1813年中舉人，曾在貴州任道員。⁠[7]

中國社會科學網的文章寫他4歲在興義府學宮隨塾師何養源啟蒙，9歲讀完四書五經；《貴陽日報》寫他4歲入塾，8歲讀完四書五經。⁠[3][4]

《人民日報海外版》2020年的文章寫道，父親張鍈任興義知府時捐銀重建當地書院，花重金購書、延聘名師，讓隨他在興義求學的張之洞、張之淵、張之清等子侄與府學生員友善互學，並要求他們不可沾染紈絝習氣。⁠[8]

1848年，張鍈倡建的安龍招堤半山亭落成，他在亭上大宴賓客；11歲的張之洞即席寫成七百餘字的《半山亭記》。第二年，他的第一本詩文集《天香閣十二齡課草》在貴陽刊印。⁠[3][4]

1849年中秋過後，12歲的張之洞啟程回原籍南皮參加縣試；中國社會科學網的文章寫道，縣試發榜時他在所取的15名生員中名列榜首，中了秀才，河北新聞網則寫他1850年考中秀才。Britannica 寫他13歲通過第一級科舉考試。⁠[3][6][1]

1852年，他在順天府鄉試中考中舉人第一名，即解元。⁠[3][6]

1863年，26歲的張之洞考取進士第三名（探花），授職翰林院編修，從此開始仕途。《貴陽日報》寫他與貴陽人李端棻是同榜進士。⁠[6][2][4]

殿試時，他的對策注重時務、行文不拘常格，受到部分考官的非議，卻得到寶鋆的稱讚；試卷呈兩宮皇太后最終裁定後，他被定為一甲第三名探花。⁠[7]

馮天瑜在《光明日報》的文章中列出他早年的官職：翰林院編修、湖北學政、四川學政、內閣學士。Britannica 寫他在1862年至1882年間以學者和主管教育的官員為業。⁠[9][1]

同治六年（1867年）四月，張之洞充保和殿考差；六月奉旨充浙江鄉試副考官；八月初一日簡放湖北學政。他在湖北學政任上創建了經心書院，書院形制大體仿照阮元的詁經精舍和學海堂，以“經訓文辭”課士，最初分經解、史論、詩賦、雜著四科。⁠[10][11]

他在湖北學政任內與時任湖廣總督的李鴻章李鴻章李鴻章（1823—1901年）是清朝末期的政治人物、軍事統帥和外交官，淮軍的創建者和統帥，洋務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之一。他從1870年起長期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主持興辦輪船招商局、開平煤礦、鐵路、電報和北洋海軍等近代事業，並代表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等條約，生前身後的評價分歧很大。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同城為官近一年；劉青峰寫道，目前所見兩人最早的直接交往在同治八年（1869年）。⁠[10]

同治九年（1870年）十月，他湖北學政任滿，回京覆命，住在南橫街，開始與潘祖蔭、王懿榮、吳大澂、陳寶琛等人訂交，參加以潘祖蔭為首的龍樹寺雅集，同治十年（1871年）又與眾人共同宴請湖南名儒王闓運。⁠[10]

同治十二年（1873年）六月，他奉旨充四川鄉試副考官，同年十月簡放四川學政。他在任上整頓科場積弊，在成都創辦尊經書院，設立書局刊印經書和歷代正史，併為學生寫了指導讀書和作文的《輶軒語》。光緒元年（1875年），他編的《書目答問》在剛剛創建的尊經書院初刻，第二年與《輶軒語》合刊，此後二十多年裡成為尊經書院學生的必讀書。光緒三年（1877年），他四川學政期滿回京。⁠[12][7][10]

張之洞早年是清流派的健將。光緒朝前期，他和張佩綸同在北京為官，共同主持清議，兩人並稱二張。⁠[8][13][14]

2012年，王貴枕把自己多年收集的張之洞致張佩綸信函影印出版，共68通，都寫於光緒四年至光緒五年。⁠[13]

1879年，他為慈禧太后選立光緒帝的決定辯護。⁠[2]

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 寫他在外交事務上成為憎惡外國人、寧願開戰也不願在列強面前示弱的主戰派的領袖之一，他措辭激烈的奏摺對1879—1880年與俄國的伊犁危機和1884—1885年在越南問題上與法國的衝突中中國外交政策的形成有重大影響。⁠[2]

光緒四年（1878年），他為詹事府左庶子黃體芳擬寫《災深患迫宜籌拯民應天之方折》，列出救急之道、治本之道和預防之道三條建議；同年李鴻章的母親八十壽辰，他作《合肥李相太夫人八十壽詩》祝賀。光緒五年（1879年）二月，他被授為國子監司業，從此獲得上奏的權力。⁠[10]

光緒五年五月，他根據自己任四川學政時的見聞上奏，請求再次複審東鄉案——四川東鄉縣知縣孫定揚違規苛斂、激起民憤，後又請兵進剿，造成濫殺——並參劾前護理四川總督文格。⁠[10]

光緒六年（1880年），李鴻藻倡建畿輔先哲祠，所祭祀的多是直隸先賢，祠中的一切規劃都由張之洞主持。⁠[10]

1881年（光緒七年），張之洞由內閣學士外放山西巡撫；Britannica 寫他在1881年底獲任，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 寫作1882年。他在謝恩折中自稱不敢忘記經營天下四方的謀略，當時被傳為笑料。⁠[14][9][1][2]

馮天瑜認為，出任山西巡撫是他由清流轉向洋務派的開始，這時他提出了體用兼資、明體達用等論點。⁠[9]

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時他仍在山西任上。早在1883年9月，他就從山西派出兩名專職偵探——廣西容縣人何見揚和廣東海陽（今潮安）人陳佔鰲——到兩廣和香港刺探情報，同時要求派駐天津採購軍械的記名總兵李先義隨時彙報中法越南交涉的動向；在11月30日遞上三道奏摺之前，他又先派在山西任職的兩廣籍官員南下打探兩廣官場以及法國、越南方面的情況。⁠[14]

1884年春，他的堂兄張之萬和盟友閻敬銘成為新的軍機大臣，經兩人推薦，慈禧太后決定召見他。4月12日上諭命他來京陛見（陳曉平的文章另一處把這道上諭寫作4月25日）；當面垂詢對法方略後，慈禧太后以光緒帝名義命他署理兩廣總督，主持兩廣和雲南前線的抗法戰爭（陳曉平的文章一處把任命寫作5月22日，另一處寫作5月20日）。7月8日，他抵達廣州履任。⁠[14][1]

中法戰爭期間，他竭力主戰，起用老將馮子材，奏請唐景崧率軍入越南，會同劉永福的黑旗軍抗法，在廣西邊境擊敗法軍。⁠[9]

他到任後，情報網在越南、雲南、廣西、粵西、福建、臺灣等前線地區都有佈置，陳曉平寫道，他更加註重的是香港。⁠[14]

1887年，他在廣州創辦了一座新式兵工廠和一所軍事學堂，1889年又設立了中國第一家新式造幣廠。⁠[2]

他設立了廣雅書院；他的《創建廣雅書院奏摺》石刻碑現存於廣東廣雅中學的山長樓。⁠[4][15]

張佩綸被遣戍張家口期間，張之洞從廣州給他寄去銀錢、端硯、裘皮衣物以及海南香、廣橘蜜酒、荔枝、龍眼等土產，張佩綸回寄蘑菇致謝。⁠[13]

1889年（光緒十五年），他由兩廣總督調任湖廣總督，駐武昌。Britannica 寫他在這一職位上任職18年，其間有三年奉派在南京和北京；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 寫他在武昌任職18年，其間1894—1896年和1902—1903年兩度署理兩江總督。⁠[16][1][2]

他提出修建一條從漢口到北京附近的鐵路，朝廷批准後命他主持修建；Britannica 寫這條鐵路在長期拖延後於1906年建成，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 寫他為京漢鐵路所作的努力從1889年持續到1906年。馮天瑜把這條鐵路稱作蘆漢鐵路，並稱京漢鐵路是中國第一條南北幹線鐵路。⁠[1][2][9][16]

他在湖北創辦了漢陽鐵廠。香港中國文化研究院的圖片故事寫道，鐵廠1891年動工，1894年投產，是中國近代第一家官辦鋼鐵企業，也是當時亞洲同類企業中規模最大的；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 寫他1890年開辦的鐵廠後來發展為漢冶萍鋼鐵企業；馮天瑜稱漢陽鐵廠是中國和亞洲第一家現代化鋼鐵聯合企業。⁠[17][2][16]

袁為鵬在關於漢陽鐵廠選址的論文中寫道，光緒十六年（1890年）四月八日，張之洞致電盛宣懷盛宣懷盛宣懷（1844—1916年）是清朝末期的官員和實業家，長期作為李鴻章在經濟事務上的主要助手，主持輪船招商局、電報局、華盛紡織總廠、漢陽鐵廠與漢冶萍公司、鐵路總公司和中國通商銀行等企業，並創辦北洋大學堂和南洋公學。1911年他任郵傳部尚書時推行鐵路國有，引發保路運動，武昌起義後被革職，曾流亡日本，1916年在上海去世；他留下的大量檔案現藏上海圖書館。點擊查看完整詞條，決定放棄大冶，把鐵廠設在武昌省城附近；直到同年七月，他才最終決定把廠址定在漢陽龜山（又稱大別山）腳下。⁠[18]

Britannica 的條目寫道，他在不瞭解可用礦石的情況下訂購設備，又把廠址選在遠離煤礦的地方，鋼鐵廠因而虧損嚴重，這次挫敗使他受到譏諷。⁠[1]

《光明日報》2014年的文章寫道，漢陽鐵廠投產不到一年甲午戰爭就爆發了，清廷再無餘款接濟，鋼鐵賣不出去，經費無著；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張之洞奏準由盛宣懷接辦。Britannica 寫盛宣懷在1896年把漢陽鐵廠及其附屬礦山納入他掌管的企業。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漢陽鐵廠與大冶鐵礦、萍鄉煤礦合併重組為漢冶萍公司。⁠[19][20]

他還開辦了湖北槍炮廠；馮天瑜寫道，他主持興建的湖北兵工廠是清末民初最大的軍械工廠。⁠[8][9][16]

他還開辦了織布局、紡紗局、繅絲局和制麻局；馮天瑜稱這布紗絲麻四局是華中最大的紡織廠。Britannica 和 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 還列出他在轄區內開辦的造幣廠、製革廠、瓦廠、絲廠以及造紙、棉紡、毛紡等工廠；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 寫道，這些企業使武昌一帶被稱為 “Chicago of China”（中國的芝加哥）。⁠[9][16][1][2]

光緒十九年（1893年），李鴻藻在給張佩綸的信中說，張之洞所辦的鐵廠、織局等事將來必定不可收拾，並表示為他焦慮。⁠[13]

他在漢陽龜山到赫山一帶創辦了漢陽鐵廠、兵工廠、火藥廠、針釘廠等近現代工業企業群，聞名世界的“漢陽造”鐵軌和槍炮就出自這裡。⁠[21]

王鵬輝寫道，光緒十六年（1890年），張之洞在湖北創立兩湖書院，規定分經學、史學、理學、文學、算學、經濟學六門課士，實際教學中只開設經學、史學、理學、文學四科，力圖培養“中體西用”的士子；武增鋒、韓春英則把兩湖書院的創建年份寫作1892年，並寫道他邀請梁鼎芬出任書院的史學分教。⁠[22][23]

同年，他對自己任湖北學政時創建的經心書院再加整頓，廣泛物色各地文人學者主持教務；學者譚獻於正月十三日接到秦敏樹的來信，信中轉達了張之洞聘請他為經心書院講席的電報，他於二月十六日抵達漢口，十八日拜見了自己的座師張之洞。⁠[11]

1893年，他在武漢創辦自強學堂，即武漢大學的前身；馮天瑜把他1893年創辦、後來發展為武漢大學的這所學堂稱作方言學堂。他還創辦了湖北農務學堂，即華中農業大學的前身。⁠[8][16]

馮天瑜寫道，從19世紀90年代起湖北成為全國新式教育的一大中心，武漢大學、華中農業大學、武漢科技大學和湖北圖書館的源頭都可追溯到他的文教舉措，他因此在朝野贏得了通曉學務的聲譽。他還大量派遣留學生。Britannica 寫道，湖北設立了學校、報館和翻譯局，並派學生出國留學，1908年該省資助的留學生在日本有475名，在西方國家有103名。⁠[16][9][1]

他在湖北試辦了一套包括師範學堂以及小學、技術學堂和中學的學校體系。⁠[2]

1893年11月29日，他向光緒帝上《設立自強學堂片》，奏告自強學堂的創辦情形，同年12月27日得到“該衙門知道”的硃批。學堂分方言、格致、算學、商務四門（齋），其中方言門招選學生在堂肄業，其餘三門按月考課。⁠[24]

1896年，他改革自強學堂，把算學移歸兩湖書院，格致、商務改為一般課程，方言一門擴大為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四門，1898年又增加東文（日語），共五門。1902年10月，他把自強學堂改名為方言學堂，後來又把校址遷到武昌東廠口。方言學堂於1911年3月停辦；1913年，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在方言學堂的基礎上籌備，於11月2日正式開學，此後不斷發展，1928年成為國立武漢大學。⁠[24]

1894年至1896年，他暫署兩江總督，駐南京。⁠[2][9]

1895年中國在對日戰爭中戰敗，暴露出以往改革的不足，此後他把注意力轉向教育。⁠[1]

容閎容閎容閎（1828—1912年）是清末的教育家和外交官，1854年畢業於Yale University，被稱為第一位從美國大學畢業的中國學生。他倡議並主持了1872—1881年清政府選派120名幼童赴美留學的出洋肄業局（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曾任清朝駐美國、西班牙、秘魯副使，晚年著有英文回憶錄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1909年）。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在回憶錄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中寫道，1894年冬他致信自己從前在使館的翻譯兼秘書、當時任張之洞秘書的 Tsai Sik Yung（回憶錄拼法），提出兩項計劃：一是在倫敦借款15,000,000元，購買三四艘現成的鐵甲艦，並招募5000名外國士兵從太平洋沿岸由背後進攻日本；二是把臺灣抵押給某個西方強國，換取400,000,000元，組建全國性的陸軍和海軍以繼續作戰。張之洞批准了第一項計劃，電召他赴倫敦；借款在他抵達倫敦後不到一個月就談妥，但因海關總稅務司 Robert Hart 和李鴻章拒絕以海關收入作抵押而落空。⁠[25]

1895年初夏，容閎到上海後沒有去武昌，而是到張之洞駐紮的南京見他，建議聘請外交、陸軍、海軍和財政四個方面的外國顧問；容閎寫道，張之洞態度冷淡矜持，對各項建議都不表態。張之洞離開南京回武昌前，委任容閎為 “Secretary of Foreign Affairs for Kiang Nan”（江南的外交事務秘書），月薪約150元，容閎稱之為閒職；劉坤一回任兩江總督後，張之洞沒有邀他去武昌，他在劉坤一手下任職三個月後辭職。容閎在書中把張之洞與曾國藩曾國藩曾國藩（1811—1872年）是清朝後期的官員、軍事統帥和理學學者，湘軍的創建者和統帥。他率湘軍與太平天國作戰十餘年，此後主持兩江、直隸的地方政務，並參與開創引進西方機器與技術的洋務事業。點擊查看完整詞條比較，說自己在張之洞身上沒有感受到當初立刻吸引他走近曾國藩的那種魅力。⁠[25]

1895年，他捐銀五千兩加入強學會，後來又是上海強學會的發起人；張弛在《傳記文學》的文章中寫道，張之洞、翁同龢翁同龢翁同龢（1830—1904年）是清朝後期的官員、書法家和日記作者，同治帝和光緒帝兩代皇帝的師傅，曾任戶部尚書、軍機大臣和協辦大學士。1898年百日維新開始後不久他被罷官，戊戌政變後又被革職；他記了近半個世紀的日記被稱為晚清四大日記之一。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等清廷重臣以及當時的北洋將領袁世凱Yuan ShikaiYuan Shikai（袁世凱，1859—1916年）是清末的軍事將領和改革派大臣，1912年至1916年任中華民國首任大總統。他在天津小站編練的新式陸軍後來發展為北洋軍；1915年至1916年他宣佈改行帝制、自任皇帝，1916年3月取消帝制，同年6月6日去世。點擊查看完整詞條都曾出資支持強學會。⁠[9][26]

1896年，他下令湖北全省各州縣備資購閱梁啟超梁啟超梁啟超（1873—1929年）是清末民初的思想家、政治人物、報人和學者，康有為的弟子，1898年戊戌變法的參與者；變法失敗後他流亡日本14年，主辦《清議報》和《新民叢報》，1912年回國後參與創建進步黨，先後出任北京政府司法總長和財政總長，並在1915—1916年反對袁世凱稱帝。1917年底退出政界後，他專事著述和講學，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和北京圖書館館長，著作匯為《飲冰室合集》。點擊查看完整詞條主筆的《時務報》；報館經理汪康年遷居上海前曾在他幕下做過幾年幕僚。後來報上轉載嚴復嚴復嚴復（1854—1921年）是清末民初的翻譯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先後就學於福州船政學堂和英國格林尼治的皇家海軍學院，長期在天津北洋水師學堂任職；他翻譯Thomas Henry Huxley、Adam Smith、John Stuart Mill等人的著作，以《天演論》影響最大，並提出“信、達、雅”的翻譯標準。1912年他出任北京大學首任校長，1915年列名籌安會。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的《闢韓》，他立即命幕僚屠仁守在報上撰文回擊，並向汪康年施壓，要求矯正報館的言論；馮天瑜寫道，他還指示汪康年掣肘梁啟超。⁠[9][26]

1897年，他應嚴修之請，為貴州學古書院推薦了通曉算學的郭竹居。⁠[3]

1896年1月20日，楊崇伊彈劾北京強學會“植黨營私”，北京強學會因而被查禁；他擔心受到牽連，立即電令停辦上海強學會。⁠[23]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正月，他從署理兩江總督任上調回湖廣總督本任，把自強軍中已經練成的原江南護軍前營500人調赴湖北，分成前後兩營和工程隊一哨，編成湖北護軍。⁠[22]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他在武漢設立的湖北武備學堂正式開辦，吳祿貞成為該學堂的學生。⁠[22]

1898年4月，他寫成《勸學篇》，共24篇、四萬餘字，分內篇和外篇。Britannica 寫道，書中重申儒家學說，同時主張出國留學、建立學校體系、翻譯西方和日本書籍、利用外國報紙。⁠[9][1]

門生、翰林院侍讀學士黃紹箕把《勸學篇》進呈光緒帝。7月25日，光緒帝詳加披覽後認為此書“持論平正通達，於學術人心大有裨益”（立論公允通達，對學術和人心大有益處），下令軍機處發給各省督撫和學政各一部，要求廣為刊佈，又命總理衙門排印300部下發。在華外國人估計此書刊印不下二百萬冊。⁠[9][2]

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 把他的主張概括為 “Chinese learning for the essential principles (t’i); Western learning for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s (yung)”（以中學為體，以西學為用）；馮天瑜寫道，中體西用一語經由《勸學篇》而廣為流行。⁠[2][16]

羅志田寫道，《勸學篇》刊載於《湘報》時距戊戌政變尚早。1898年他還上奏請求變通科舉。1900年，《勸學篇》的英譯本以 China’s Only Hope 為題出版。⁠[15][16][2]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二十三日，他派姚錫光、張彪、黎元洪Li YuanhongLi Yuanhong（黎元洪，1864—1928年）是清末的海軍輪機官和湖北新軍將領，1911年武昌起義後出任湖北軍政府都督，民國初年任副總統，1916年至1917年和1922年至1923年兩度出任中華民國大總統；晚年寓居天津，投資實業，1928年在天津去世，1935年安葬於武昌。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等人隨日本人宇都宮太郎先期到日本考察學校，為實施留學日本的計劃做準備；同年十二月三日（1899年1月14日），他從湖北派出的首批赴日深造的武備學生從上海出發前往日本。⁠[22]

楊銳曾是張之洞的幕僚，與他交往很深，以至於被人視為他在京城的坐探。1898年2月16日，張之洞在給楊銳的電報中說：“康長素康有為康有為（1858—1927年）是清末民初的學者、政治改革者和書法家，1898年戊戌變法（百日維新）的主要推動者。變法失敗後他流亡海外十餘年，創立保皇會，主張君主立憲，晚年倡導定孔教為國教，著有《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大同書》等。點擊查看完整詞條與僕有隙，意甚險惡。凡敝處議論舉動，務望秘之，不可告康。”（康有為與我有嫌隙，用意十分險惡；我這裡的議論和舉動務必保密，不可告訴康有為。）⁠[27][28]

戊戌變法期間，光緒帝於六月十四日收到張之洞保舉使才的奏摺和附單，共保舉5人，其中有湖南鹽法長寶道黃遵憲黃遵憲黃遵憲（1848—1905年）是清末詩人、外交家和維新人士，先後任駐日本使館參贊、駐舊金山總領事、駐英國使館參贊和駐新加坡總領事，著有《日本國誌》《日本雜事詩》，詩集《人境廬詩草》倡導以口語和新事物入詩，被視為“詩界革命”的代表人物；1897—1898年他在湖南參與推行新政，戊戌政變後被罷職還鄉。點擊查看完整詞條。以往由張之洞等人多次保舉的陳寶琛等人，這一次都獲召見。楊銳由湖南巡撫陳寶箴保舉，於七月十六日獲召見；七月二十日，楊銳與劉光第、林旭、譚嗣同譚嗣同譚嗣同（1865—1898年）是清末思想家和維新派人物，湖南瀏陽人，著有《仁學》。1897—1898年他在湖南參與推行新政，1898年百日維新期間任四品卿銜軍機章京；戊戌政變後他拒絕出走，被捕處死，為戊戌六君子之一。點擊查看完整詞條一同被賞給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預新政事宜。⁠[27]

他的兒子張權在1898年8月9日的信中轉述劉恩溥的話：“今上變法甚急，慈聖頗不以為然。每日諭旨，慈聖俱不看，但云：隨他鬧去罷。”（皇上變法很急，慈禧太后很不以為然，每天的諭旨她都不看，只說：隨他鬧去吧。）⁠[28]

同年，他曾一度欣賞革命派人士章太炎，延請他入幕到武昌鐵政局，後來因章太炎“昌言革命”（公開鼓吹革命）而把他逐出幕府。⁠[23]

1898年農曆三月二十九日，體仁閣大學士徐桐上奏，請調張之洞來京面詢機宜。閏三月初三日（4月23日），清廷下旨命張之洞來京陛見，湖廣總督由譚繼洵兼署。⁠[29]

他先以生病為由請求延期，受到申斥後起程，乘楚材艦經南京，於閏三月二十五日（5月15日）到達上海。此前，茅海建根據清方報告寫道，閏三月十八日（5月8日），湖北沙市招商局的更夫因湖南辰州船幫中有人在局門口吵鬧，用扁擔把他打傷；十九日湘幫聚眾報復，又與海關水手扭打，在四川人支持下點燃海關房屋，火勢延燒到日本領事的住宅、郵局和海關的3艘船。閏三月二十四日，清廷命他即日折回本任，待此案辦結、地方安定後再來京；四月初八日（5月27日）他回到湖北。⁠[29]

謝俊美認為徐桐奏調張之洞的用意是借張之洞趕走翁同龢，茅海建指出這一看法雖無直接材料、出於推測，但他仍然贊同；茅海建稱張之洞是中國近代的轉型人物，認為他毫無疑問是那個時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但不是那個時代最優秀的思想家。⁠[29]

1900年義和團事件中，他和兩江總督劉坤一此前已違抗北京的排外詔令，在廣州的李鴻章也是如此；6月26日，他和劉坤一同上海的外國領事達成非正式協議，由兩位總督負責轄區內外國人的安全，協議最初適用於長江流域五省，後來擴大到沿海三省。馮天瑜寫他與劉坤一共同策劃了東南互保。⁠[30][9]

Britannica 寫道，他判斷宣戰詔書並不代表朝廷的真實意圖，因此沒有執行，他和其他官員通過與外國領事的協議維持了轄區的和平，這一做法後來得到慈禧太后的認可；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 寫他約束華中各省不加入義和團運動，幫助避免了與列強的全面戰爭。⁠[1][2]

1900年，唐才常等人籌劃的自立軍起事失敗；張人鳳寫道，唐才常於農歷七月二十七日在漢口被張之洞逮捕，次日與二十餘人一同被處死。⁠[31][32]

張之洞發現新加坡華僑邱菽園是自立軍的主要資助人後，1900年多次致電清政府駐英國公使羅豐祿和駐新加坡總領事羅忠堯，要他們勸導邱菽園與康有為斷絕關係；1901年3月，他致電自己的學生、新任兩廣總督陶模，要求對康有為、邱菽園、林文慶等人在新加坡的活動密查嚴防。邱菽園一再公開表態後，張之洞表示滿意，奏請朝廷為他開脫罪責。⁠[32]

武增鋒、韓春英寫道，在幕僚梁鼎芬的苦勸下，張之洞於1900年8月22日在英國人的密切配合下逮捕了唐才常等人。⁠[23]

他在鎮壓唐才常一案中掌握了吳祿貞領導大通起事的情況，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1901年1月2日）照會日本，指吳祿貞曾在大通滋事、又潛回日本學校，要求日本學校將他開除以示懲罰。⁠[22]

1901年，由張之洞主筆、與兩江總督劉坤一聯銜會奏的江楚二督變法三疏，成為清末新政的綱領，馮天瑜稱張之洞本人是新政的主持者；馮天瑜2006年在《光明日報》的文章則把兩人合奏變法三疏的年份寫作1902年。⁠[16][9]

馮天瑜還寫道，1901年他在致劉坤一等人的電牘中稱西法最好的是上下議院互相維持之法，主張仿效英國設立上下議院，州縣長官由全省紳民公舉。⁠[9]

光緒二十八年九月（1902年），清廷命他再次署理兩江總督，兩個月後改由雲貴總督魏光燾接任；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 寫他第二次署理兩江是在1902—1903年。⁠[13][2]

他到南京後想見住在當地的張佩綸，張佩綸以身體不適推辭，直到除夕兩人才見面。⁠[13]

1902年10月兩江總督劉坤一去世後，他署理兩江總督，此後回到武昌。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收藏的Giles家族相冊中有一張題為“Arrival of Viceroy Chang Chih-tung at Hankow”（張之洞總督抵達漢口）的照片，館方推測拍攝的可能是他從南京返回時的情景。⁠[33]

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正月，清廷派榮慶會同張百熙管理大學堂事宜；隨後朝廷同意加派張之洞會同兩位管學大臣重訂學堂章程，同年十一月重新頒佈，即《奏定學堂章程》。這一學制以癸卯年命名，河北新聞網寫道癸卯學制由張之洞擬定。⁠[16][6]

Britannica 寫道，他在1904年受命起草全國學校體系的章程，共八卷，約六個月後獲得批准；1904年至1909年間，全國學校數和學生數分別增至原來的73倍和225倍。⁠[1]

1904年初，他回到家鄉南皮祭祖，看到家鄉教育落後，決定捐出朝廷的賞銀和多年積累的廉俸共二萬餘兩白銀，在家鄉興建新式學堂。這所慈恩學堂於1907年竣工，實行癸卯學制，課程包括代數、物理、化學等；今天的南皮第一中學就由慈恩學堂發展而來。⁠[6]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他與盛京將軍趙爾巽等人會奏，請求廢止科舉、廣辦學校；Britannica 寫他曾一再敦促廢除科舉，科舉於1905年廢止。⁠[16][1][34]

1906年，他讓幕僚、安龍人宋紹錫從湖北寄回《為開辦學堂派人來鄂留學敬告父老書》，出資支持貴州建立中學堂和高等小學各一所，並資助貴州學生到湖北求學，學成後回貴州任教。⁠[3]

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 寫道，1906年他協助把祭祀孔子的禮儀提升到與祭祀天地同等的級別，並認為他此時或許已對西化的擴散感到後悔。⁠[2]

1907年，他奉召入京，出任大學士和軍機大臣；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 寫他同時出任新設立的學部的主管。⁠[1][2]

此前他在湖北首創存古學堂，以長達七年的學制保存國學，以軍機大臣管理學部後又把它推廣到全國。羅志田寫道，存古學堂創辦之初，給事中李灼華在1907年上奏，把他作《勸學篇》和設立存古學堂相提並論。⁠[15]

1907年9月，慈禧太后把當時最有實力的兩位總督袁世凱和張之洞同時調入中樞，兩人都成為軍機大臣，袁世凱還主管外務部，張之洞則主管教育。⁠[35]

1909年1月2日，攝政王命袁世凱開去一切職務，回原籍河南醫治據稱患病的腿。袁世凱擔心性命不保，次日乘火車逃到天津，躲進英國租界；經包括慶親王和張之洞在內的幾位重臣斡旋，他得到人身安全的保證，當天返回北京。⁠[35]

1909年10月4日，張之洞在北京去世，去世時任體仁閣大學士、軍機大臣，死後獲諡文襄。Britannica 的中國史條目寫道，他在慈禧太后和光緒帝之後去世，使清廷幾乎失去了有威望的重臣。⁠[1][6][9][30]

中國社會科學網的文章寫道，他在留給子孫的遺囑中說自己為官四十多年，勤奮做事、不謀私利，到死房屋田地都沒有增加，可以無愧於祖宗。晚年病重時，他又給後人留下訓誡：“勿負國恩，勿墮家學，必明君子小人義利之辯，勿爭財產，勿入下流。”（不要辜負國家的恩典，不要荒廢家學，必須明辨君子與小人在義利上的區別，不要爭奪財產，不要墮入下流。）⁠[3][8]

Britannica 寫道，他長期身居高位卻沒有積累個人財富，家境並不寬裕，任總督時曾典當過自己的物品；中國社會科學網的文章寫道，他的喪葬費由門生和同僚資助。⁠[1][3]

他在1909年10月去世，加深了英國方面的憂慮；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John Jordan）當時預言，各省將會更加堅決地反對北京的決定，使列強極難達成和執行各項協議，尤其是關於鐵路融資和修建的協議。⁠[35]

1910年，他歸葬故鄉南皮的雙廟村，墓地在大運河畔。⁠[6]

他結過三次婚，三位妻子都早逝；他有六個兒子和四個女兒。⁠[1]

他的長子張權（1859—1930年）字君立，號聖可，是光緒辛卯科（1891年）舉人、戊戌科（1898年）進士，官至資政大夫，1904年至1906年在清朝駐美國美國美國是位於北美洲、實行聯邦制的國家，由50個州、作為合眾國政府所在地的哥倫比亞特區以及波多黎各、關島等屬地組成，首都為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1776年7月4日，大陸會議通過《獨立宣言》。2020年人口普查（2020年4月1日）全國常住人口為331,449,281人（約3.31億人）；眾議院435個議席依據人口普查結果在各州之間分配。點擊查看完整詞條華盛頓的公使館任秘書；施曄的文章稱他為張仁權。姜鳴寫道，張佩綸在約寫於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前後的一封信中拒絕了張權的拜訪。另一個兒子從小好動不好靜，他認為更適合學武，就送他進日本士官學校，並告誡他國家正處在用武之時；他也告誡在外留學的兒子不要畏懼勞苦，不要倚仗富貴。⁠[13][8][7][36]

父親張鍈持家以儉約、知禮為宗，訓導子女操守要廉潔、辦事要謹慎、待人要寬和。《人民日報海外版》的文章寫他平生樂於施予而不喜奢侈，對子女多加約束；在京為官時，他向親友談到自己平生有三不爭：不與俗人爭利，不與文人爭名，不與無謂之事爭閒氣。⁠[8]

他作《續輩詩》“仁厚遵家法，忠良報國恩。通經為世用，明道守儒珍。”（仁厚遵循家法，忠良報答國恩，通曉經學為世所用，明白道理守護儒學），作為張氏一族取名排輩的根據。河北新聞網2018年寫道，南皮東門張氏家族至今仍普遍用他手書的這二十個字起名排序。⁠[8][6]

他的孫女張厚粲（1927年4月10日—2022年12月24日）是心理學家，1948年畢業於北京輔仁大學心理學系，因成績優秀留校任教，後為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她曾任國務院參事、全國政協委員、民盟中央常委兼婦女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國際心理科學聯合會副主席和中國心理學會副理事長，2001年獲中國心理學會終身成就獎，2011年獲全國教育科學研究終身成就獎，2016年獲國際心理科學聯合會頒發的“艱苦卓越成就獎”，還獲得過全國歸僑僑眷先進個人等榮譽。⁠[8][37][38]

張之洞的子輩按“仁”字排行，如長子張仁權、幼子張仁蠡；孫輩按“厚”字排行，張仁權的五個兒子分別名厚琨、厚璟、厚琬、厚瑊、厚瑜。⁠[36]

他的孫女張厚勝是水鈞韶（？—1963年）的繼室；水鈞韶早年留學法國，在中國駐法、德、俄等國的領事館任職，回國後長期在鐵路交通部門工作，曾任天津市市長。曾有文字稱荷蘭漢學家高羅佩（Robert van Gulik）的妻子水世芳是張之洞的外孫女；施曄2025年根據新見的高氏家書考證，水鈞韶是張之洞的孫女婿，水世芳與張家並無血緣關係，高羅佩因而絕不是張之洞的外孫女婿，說水鈞韶是張之洞女婿、水世芳是張之洞外孫女純屬以訛傳訛。⁠[36]

除《勸學篇》外，他的專題著述還有《書目答問》《讀經札記》《論金石札》等；《書目答問》曾在貴陽校刻。⁠[39][4]

他的著作此前有1928年的《張文襄公全集》和1998年河北人民出版社編輯的《張之洞全集》。由趙德馨主持編輯、2004年10月列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清代文獻重點工程的新版《張之洞全集》於2010年出版，共12冊、1275萬字，收錄文獻14453件，比《張文襄公全集》多7802件，比1998年版多3473件，按公文、書札、專題著述、詩文作品和弟子記編排；同年6月4日，出版座談會在武漢的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舉行。這一年是他逝世100週年。⁠[39]

1928年刊行的《張文襄公全集》共229卷，其中收有記述他學者與政治家生平的《抱冰堂弟子記》，書名取自他1907年離開武昌後部屬在武昌為他修建的抱冰堂。⁠[7]

故宮博物院的詞條稱他是晚清洋務運動的重要首領之一、近代重工業的創始人和晚清著名的教育家；中國社會科學網的文章寫他被尊稱為鋼鐵之父。Britannica 條目作者 Yi Chu Wang 稱他是當時最重要的改革者之一，也是一位能幹而仁厚的行政官員，並寫道慈禧太后支持他，多次提拔他。⁠[5][3][1]

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 稱他是傑出的儒家學者，深信中國傳統文化無與倫比。書中寫道，19世紀60年代曾國藩等官員只主張製造西式軍械，19世紀末康有為等人甚至主張採用西方政治制度，張之洞介於這兩個極端之間，在經濟乃至教育上作出重大革新，但只把它們當作保存他心目中中國文化精髓的手段，並激烈反對採用西方民主制度和社會平等觀念。⁠[2]

1912年4月，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後訪問首義之地武漢時，對張之洞的業績發表感慨：“以南皮造成楚材，顛覆滿祚，可謂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張之洞造就了湖北的人才，從而推翻了清朝的統治，可以說是一位不講革命的大革命家。）毛澤東在談到中國近代工業時說過有四個人不能忘記，其中講到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另外三人是輕工業的張謇、化學工業的範旭東和交通運輸業的盧作孚）。⁠[16][6]

馮天瑜認為，《勸學篇》以中體西用為核心，是晚清探索文化過渡之道的代表性成果，它器物可變而道不可變的二重結構既推動了早期現代化，又因內在矛盾而難以持久。⁠[9]

張人鳳認為，自立軍失敗後，正是慈禧太后、張之洞等人扼殺了維新改良思潮和維新派的非暴力活動，使革命派獲得了良機。⁠[32]

1911年的武昌起義發生在他去世兩年後，起義地點正是他經營近二十年的湖北省城武昌。馮天瑜在列舉他的事業時寫到他組訓江南自強軍和湖北新軍，《貴陽日報》也寫他籌建了湖北新軍。⁠[9][16][4]

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John Jordan）認為，張之洞是清廷繼袁世凱之後的第二根支柱；他對張之洞的評價低於袁世凱，認為相比於作風果斷、精力充沛的袁世凱，張之洞頗好空談理論，作為更傳統的人物，主張較為有限的現代化。⁠[35]

張之洞和三位夫人的墳墓後來被紅衛兵掘開，遺體被棄置在南皮縣郊的墳場，當地村民和曾任南皮縣作協主席的王玉良目睹了當時的情形。⁠[37]

1993年春，南皮縣政府在墓地上重新堆起墳丘，併成立張公園籌建委員會，規劃投資3000萬元，而當時縣財政年收入約2000萬元；同年10月4日他逝世84週年時，南皮舉行大型公祭，應邀出席的孫女張厚粲看到規劃後建議先建一座花費十幾萬元的張公紀念館，這一建議沒有被採納。⁠[37]

2018年時，張之洞墓園坐北朝南，佔地15畝，是仿古園林式建築，門上懸掛作家王蒙題寫的張之洞墓園牌匾；園內有張公祠，祠後是一座高3米的墳墓，他的遺骨就埋在這裡；一位73歲的南關村村民已守墓十年。南皮還有香濤文化廣場，弧形文化牆的一側是記錄他生平的銅雕。⁠[6]

2017年，河北省政府批准建設張之洞文創小鎮；南皮縣文化展覽中心內設有張之洞紀念館，以情景再現、工業產品複製品和展板展示他在實業、教育等方面的業績。⁠[40]

《貴陽日報》2026年6月18日寫道，4月30日，貴陽張之洞出生地陳列室在貫城河南明段河畔正式開館，面積20平方米。⁠[4]

張之洞與武漢博物館於2017年3月向社會免費開放，是在漢陽鋼廠自辦的張之洞與漢陽鐵廠博物館的基礎上新建的；老館建成時是全國第一家工業題材博物館。館內陳列有當年鋪就京漢鐵路的鐵軌、機床以及漢陽鐵廠的界碑和投產紀念碑。⁠[21]

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Princeton University（普林斯頓大學）是位於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的私立大學、常春藤盟校成員。學校於1746年10月22日獲特許狀，原名 College of New Jersey，1756年遷至普林斯頓，1896年改用現名。本科教育授予文學學士與工程理學學士，強調小班討論、獨立研究及住宿學院生活；研究生教育覆蓋人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工程領域。截至2026年10月，校長為 Christopher L. Eisgruber。學校2026—2027年度運營預算為34.07億美元，本科助學預算為3.42億美元。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美術館收藏一幅張之洞畫像拓片（立軸，墨拓紙本，編號y1958-295，George Rowley捐贈），拓自1908年刻成的畫像石；畫中的他身穿飾有仙鶴與太陽圖案一品文官補子的官服。⁠[41]

他與李鴻藻至遲在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初五日已有直接的私人交往，到光緒元年（1875年）兩人已有密商之事。⁠[10]

陳寶箴與他的關係至少可以追溯到光緒十二年（1886年），當時他在兩廣總督任上奏調陳寶箴到廣東，委派各種差使；陳寶箴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升任湖南巡撫，名分上仍是湖廣總督張之洞的下屬。茅海建寫道，從“張之洞檔案”和兩人留下的文獻來看，兩人電報書信往來甚密，政治見解大體一致，可以認為屬於同一政治派系。⁠[42]

他的幕僚辜鴻銘在《張文襄幕府紀聞》中說，張之洞認為“非效西法圖富強無以保中國，無以保中國即無以保名教”（不仿效西法以求富強就無法保全中國，不能保全中國也就無法保全綱常名教）。⁠[42]

1904年8月4日，他在《札司道酌定營務處新章》中任命幕僚梁鼎芬為督練新軍的營務處總辦。⁠[23]

茅海建寫道，張之洞有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大氣概，他保舉的官員並不限於兩江或湖廣，而是遍及全國，由此建立起一個大的關係網絡，其中相當多的官員出自他的幕府。⁠[27]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收藏的“張之洞檔案”共四百九十二函，內有兩千餘冊及數以千計的散頁，主體是他的幕僚許同莘編《張文襄公全集》時所依據的原件或抄件；其中涉及戊戌變法的史料有數百上千件。茅海建寫道，這些材料顯示出張之洞集團以及當時主要政治人物對康有為、梁啟超的排斥乃至敵對態度。⁠[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