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
康有為(1858—1927年)是清末民初的學者、政治改革者和書法家,1898年戊戌變法(百日維新)的主要推動者。變法失敗後他流亡海外十餘年,創立保皇會,主張君主立憲,晚年倡導定孔教為國教,著有《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大同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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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條資料
1858年3月19日出生於廣東南海
1860年代後期—1876年喪父後隨祖父讀書,鄉試落第
他自幼接受正統教育,走科舉的道路,博覽經、史、子、集,也讀到《瀛寰志略》《地球圖》這類介紹世界地理的書。[3]
他通過了初級考試,但在1876年的鄉試中落第。[2]
1876—1878年師從朱次琦與精神危機
朱次琦反對瑣碎的考據和八股文,主張經世致用、漢宋兼採,教他從孔子本人的言論而不是後世的註疏中求真;在他指導下,康有為讀了宋明理學、經學、小學和史學著作,其中有《錢辛楣全集》《廿二史劄記》《日知錄》《困學紀聞》。[3][2]
朱次琦曾出《五代史史裁論》一題考他,他寫了二十多頁,宋志明把這篇文字稱為他的第一篇論文。[3]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寫道,將近20歲時祖父突然去世,他又剛開始跟一位儒學老師學習,由此陷入精神上的不安,摒棄了原先所受的正統儒學教育,一度離群索居。[6]
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的敘述是:1878年底,他覺得煩瑣的學問窒息了心靈,結束了在朱次琦門下的學習,閉門靜坐,朋友們以為他瘋了;隨後他有了一次與天地萬物合為一體的神秘體驗,自視為聖人,先是歡喜而笑,繼而為人間的苦難哭泣,並認定自己負有治理天下的使命。[2]
此後他把讀書的範圍擴大到政制、政治地理、大乘佛學、道家和西學;BritannicaEncyclopædia BritannicaEncyclopædia Britannica(大英百科全書,又譯不列顛百科全書)是1768年在蘇格蘭愛丁堡開始出版的英語綜合性百科全書,也指出版它的總部位於美國芝加哥的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Inc.(對外稱 The Britannica Group);紙質版於2012年停印,此後以 Britannica.com 線上百科、面向學校與圖書館的數字教育產品和 Merriam-Webster 詞典為主要業務。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的條目說,老師使他樹立了儒家服務社會的理想,研習佛學使他體會到慈悲的精神。[2][6][1]
1879年初遊香港
回去以後他重讀《海國圖志》《瀛寰志略》,購買世界地圖,蒐集西學書籍,這成為他西學知識的基礎。[9]
1879年在西樵山三湖書院讀書
1879年,他在西樵山白雲洞的三湖書院潛心讀書;珠江時報的文章寫道,他在這裡解開了求學時的困惑,開始放開眼界審視東西方社會。[10]
1882年遊歷上海,研讀西學譯著
1882年,他遊覽上海的租界,對那裡的整潔有序印象很深,同年開始利用當時為數有限的中文譯著研究西方。[2]
他自學的譯著和報刊有《西國近事彙編》《環遊地球新錄》《萬國公報》《佐治芻言》《自西徂東》《格致彙編》等;宋志明認為,讀了《格致彙編》裡的《混沌說》以後,他成為中國最早接受進化觀念的人之一。[3]
宋志明的文章還寫到,他自己說因用功過度得了神經衰弱,頭痛得幾乎要死。[3]
1883年在家鄉倡導不纏足
1883年,他試圖在本村廢除纏足,這是他第一次從事社會改革。[1]
1884年起醞釀大同學說
宋志明的文章寫道,從1884年起他陸續撰寫《人類公理》(後來改題《大同書》)、《諸天講》和《內外篇》。[3]
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認為《大同書》的基本想法最早形成於1885年;Britannica的條目說,他在19世紀80年代形成了關於歷史進步、社會平等、世界政府和宇宙本質的基本觀念。[2][1]
張翔的文章則寫道,康有為是在甲午戰爭前後開始闡釋孔子的大同之義的。[11]
1888年以布衣身份進京上書
Luke S. K. Kwong認為這份上書稿只是例行的道德勸誡,翁同龢翁同龢翁同龢(1830—1904年)是清朝後期的官員、書法家和日記作者,同治帝和光緒帝兩代皇帝的師傅,曾任戶部尚書、軍機大臣和協辦大學士。1898年百日維新開始後不久他被罷官,戊戌政變後又被革職;他記了近半個世紀的日記被稱為晚清四大日記之一。點擊查看完整詞條是因為它措辭唐突才拒絕代遞;Young-tsu Wong則認為它的重要性在於大膽請求以仿照西方的國家取代傳統的中國國家,翁同龢拒絕時指的顯然是它的內容。[12]
1890—1893年在廣州講學,開辦萬木草堂
上書不成後,他決定回廣州講學,最初在曾祖父康式鵬(字雲衢)留下的老宅雲衢書屋授徒,陳千秋是他的第一個弟子,梁啟超梁啟超梁啟超(1873—1929年)是清末民初的思想家、政治人物、報人和學者,康有為的弟子,1898年戊戌變法的參與者;變法失敗後他流亡日本14年,主辦《清議報》和《新民叢報》,1912年回國後參與創建進步黨,先後出任北京政府司法總長和財政總長,並在1915—1916年反對袁世凱稱帝。1917年底退出政界後,他專事著述和講學,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和北京圖書館館長,著作匯為《飲冰室合集》。點擊查看完整詞條隨後前來拜師。[4]
1891年春,經陳千秋、梁啟超建議,他租下長興裡的邱氏書室開設學堂,起初稱長興學舍,同年3月寫成《長興學記》作為學規;邱氏書室由邱姓族人在1804年倡建、1808年辦成,供族中子弟讀書和應試時食宿。[4][13]
1892年學堂遷到衛邊街鄺家祠,學生有40多人,陳千秋任學長;1893年再遷廣府學宮仰高祠,他在這裡正式把學堂命名為萬木草堂並親題匾額。[4]
學堂講授義理、考據、經世、文字四類學問,中學與西學並重,另有數學、音樂和兵操;他每天講課四五個小時,通常不用教材,每半月舉行一次學生演說會,學生的功課簿半月一交,由他親自批改,他還捐出藏書並動員學生捐書,設立稱為書藏的圖書室。[4][2]
知名的學生有陳千秋、梁啟超、麥孟華、徐勤,梁啟超曾作為學長協助管理學生;學生在1891年底前後有20多人,後來增至100多人,《新快報》的文章稱1897年前後全盛時康門弟子多達千人。[4]
《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編寫時,由草堂學生分頭查閱資料。[4]
香港的何啟和胡禮垣在1887年至1900年間合寫了一系列主張改革的政論,康有為曾同學生一起仔細研讀這些文章。[9]
1891年寫成《新學偽經考》
1891年,他寫成《新學偽經考》。Britannica的條目概括說,該書認為被奉為國家正統的儒家經典在漢代遭到竄改;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的說法是,他斷定正統的經書大多偽造於王莽在位時期(公元8—23年),並推崇西漢時居於正統的今文經,因為今文經說可以為變法提供依據。[1][2]
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認為,構成他成熟思想基礎的見解形成於1888年至1890年之間。[2]
1893年考中舉人
1893年,他通過鄉試,成為舉人。[2]
1894年7月《新學偽經考》遭彈劾
幹春松引康有為的《我史》寫道,1894年7月餘聯沅等人上奏,說康有為自號長素是自以為長於素王,指《新學偽經考》惑世誣民,要求銷燬此書,作者如何懲辦由皇帝決定;光緒帝同意了銷燬的建議。[15]
時任兩廣總督李瀚章為他辯護,認為此書“本意尊聖,乃至疑經”,出版後並沒有大肆發行,主要是用來教授自己的學生。[15]
1895年公車上書,中進士,授工部主事
聯名人數說法不一:Britannica的條目寫作數百名舉人,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寫作近1300人,chiculture引康有為自己的詩集,稱18省舉人約3000人簽名。[1][2][13]
請願沒有被朝廷接受;chiculture寫道,第二天美國美國美國是位於北美洲、實行聯邦制的國家,由50個州、作為合眾國政府所在地的哥倫比亞特區以及波多黎各、關島等屬地組成,首都為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1776年7月4日,大陸會議通過《獨立宣言》。2020年人口普查(2020年4月1日)全國常住人口為331,449,281人(約3.31億人);眾議院435個議席依據人口普查結果在各州之間分配。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外交官Charles Denby得到一份底稿,抄錄後以公車上書之名流傳全國。[13][2]
此後他又兩次上書皇帝,提出政治、教育和經濟方面的改革建議,都沒有被朝廷接受,於是轉向組織團體和宣傳。[2]
1895—1896年強學會與《強學報》
強學會得到張之洞張之洞張之洞(1837—1909年)是清朝後期的官員、學者和教育家,洋務運動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歷任山西巡撫、兩廣總督和湖廣總督,在湖北興辦鋼鐵、軍工、紡織企業和新式學堂,1898年著《勸學篇》,晚年入京任軍機大臣和大學士。點擊查看完整詞條、袁世凱Yuan ShikaiYuan Shikai(袁世凱,1859—1916年)是清末的軍事將領和改革派大臣,1912年至1916年任中華民國首任大總統。他在天津小站編練的新式陸軍後來發展為北洋軍;1915年至1916年他宣佈改行帝制、自任皇帝,1916年3月取消帝制,同年6月6日去世。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等官員的支持,chiculture稱它是維新派的第一個政治團體,Britannica的條目稱它是後來中國政黨的雛形。[2][13][1]
Luke S. K. Kwong指出,康有為只參與了北京強學會的第一階段,在第二階段開始前已經南下。[12]
1896年1月12日,他在上海創刊強學會上海分會的機關報《強學報》,免費派送。[13]
1895年6月3日《上清帝第三書》由都察院代呈
1895年6月3日(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十一日),他的《上清帝第三書》由都察院代呈。孔祥吉引康有為的《自編年譜》寫道,光緒帝在群臣的上書中留存了九份,以胡燏棻的一份為第一,康有為的一份列在第二。[16]
1895年秋在南京結識張之洞
1895年秋(光緒二十一年秋),張之洞與康有為在南京開始交往:張之洞當時因甲午戰爭署理兩江總督,反對李鴻章李鴻章李鴻章(1823—1901年)是清朝末期的政治人物、軍事統帥和外交官,淮軍的創建者和統帥,洋務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之一。他從1870年起長期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主持興辦輪船招商局、開平煤礦、鐵路、電報和北洋海軍等近代事業,並代表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等條約,生前身後的評價分歧很大。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等人議和,康有為則因發動公車上書和上書光緒帝初享聲名,牽線人是張之洞的幕僚梁鼎芬,黃紹箕也參與了此後的活動。[17]
此後張之洞支持康有為創辦上海強學會和《強學報》。茅海建認為,兩人在學術和政治上分歧很大,康有為主持《強學報》時堅持己見,導致與張之洞一派決裂。[17]
1897年11月—1898年初膠州灣事件後的上書與《孔子改制考》
1898年1月,光緒帝命他詳細陳述變法主張,他寫成《應詔統籌全局折》,提出十餘項政治舉措,後來成為百日維新的框架;chiculture寫道,這份奏摺由光緒帝的師傅翁同龢轉呈,翁同龢先後代遞過他的七份上書。[2][13][19]
誰把他引薦給光緒帝,學者看法不同:Luke S. K. Kwong依據張蔭桓未刊日記指出,康有為在1894年上半年常到同鄉張蔭桓的北京寓所走動,是張蔭桓的門下,張蔭桓在引薦一事上比翁同龢更起作用;Young-tsu Wong堅持認為最終向皇帝推薦康有為的是翁同龢,張蔭桓可能也作過推薦,但翁同龢的聲望更高。[12]
《新京報》所列的康有為語錄中有“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一句;chiculture介紹他1898年初的奏摺時寫道,其主旨是中國必須變法才能生存,只有全面變法才能強盛。[14][19]
《孔子改制考》認為孔子針對當時的問題主張變革、托古改制,人類的進步不可避免;成書年份,Britannica的條目和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寫作1897年,chiculture寫作1892年撰寫、1898年出版,茅海建說他在1898年出版了《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學》,全面闡述孔子改制說。[1][13][20][2]
1898年春,他在上海出版《日本書目志》;茅海建引王寶平的研究指出,這部書是康有為和弟子抄錄東京書籍出版業者的總目錄而成。[20]
他終於引起光緒帝的注意,1898年1月同一批朝廷高官會面。[21]
杜衛東在《光明日報》撰文認為,光緒帝在百日維新期間發佈的改革詔令,很多直接源於康有為的《日本變政考》,而《日本變政考》深受黃遵憲黃遵憲黃遵憲(1848—1905年)是清末詩人、外交家和維新人士,先後任駐日本使館參贊、駐舊金山總領事、駐英國使館參贊和駐新加坡總領事,著有《日本國誌》《日本雜事詩》,詩集《人境廬詩草》倡導以口語和新事物入詩,被視為“詩界革命”的代表人物;1897—1898年他在湖南參與推行新政,戊戌政變後被罷職還鄉。點擊查看完整詞條《日本國誌》的影響。[22]
1898年4月12日在北京發起保國會
他這時主張,只有制度上的改革才能救中國,應當廣開言路、召集議會,接受民權和國家權力分立的原則。[1]
1898年6月《明定國是詔》頒佈,光緒帝召見
召見的長短有兩種說法:康有為自己說長達兩個半小時;Luke S. K. Kwong引張元濟1930年的記述,說康有為只過了十幾分鍾就出來了,Young-tsu Wong認為張元濟的說法不可信,確切的時間已無從確定。Kwong還寫道,徐致靖的一份奏摺保薦了張元濟,同時列有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譚嗣同譚嗣同(1865—1898年)是清末思想家和維新派人物,湖南瀏陽人,著有《仁學》。1897—1898年他在湖南參與推行新政,1898年百日維新期間任四品卿銜軍機章京;戊戌政變後他拒絕出走,被捕處死,為戊戌六君子之一。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等人,其中康有為和張元濟最先被召見。[12]
1898年6—9月百日維新
從6月11日起的103天裡,朝廷接連頒佈新政:裁併重疊的衙門、裁撤冗官,准許官民直接上書,整編軍隊並採用新式操練,設立鐵路礦務總局和農工商總局,廢除八股文而改試時務策論,開辦京師大學堂和各地新式學堂,設立譯書局,准許民間辦報和組織學會。[19][1]
chiculture的一篇介紹稱,康有為是變法的主要策劃者,向光緒帝上了36份奏摺,光緒帝在變法期間頒佈了111道詔令。[24]
他在1898年上了多少奏摺,學者有爭議:Young-tsu Wong認為有70多份,並指出湯志鈞1981年編的集子收了50份;Luke S. K. Kwong認為數目無從確定,並認為康有為1898年的奏摺和奏稿大多不足憑信。[12]
他在變法中的作用也有不同判斷: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認為光緒帝深受他的影響;Luke S. K. Kwong認為他一直處在皇權結構的邊緣,Young-tsu Wong把Kwong的看法概括為與其說是推動者不如說是旁觀者,並表示不同意;Wong認為他是皇帝身邊居於核心的謀劃者,並引康廣仁的信,信中說自己不能離開北京,是因為要幫助正忙於為皇帝編纂材料的兄長。[2][12]
變法開始後不久翁同龢被開缺:chiculture寫作他被慈禧太后為首的後黨罷免;Luke S. K. Kwong和Young-tsu Wong都認為罷免他的是光緒帝而不是慈禧太后,Wong還認為康有為是翁同龢突然去職的主要因素。[19][12]
1898年8月,唐才常在寫給老師的信中說,康有為、梁啟超正受到舉國攻擊。[19]
1898年9月18日到日本公使館求見伊藤博文
1898年9月18日,康有為到日本公使官邸,懇請正在北京訪問的伊藤博文說服慈禧太后支持變法;瀧井一博寫道,伊藤博文的回應使他難掩失望,他說“侯爵非常之蔑我國也”。[27]
9月20日,光緒帝接見了伊藤博文;第二天慈禧太后發動政變。[28]
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變,出逃香港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重新訓政,把光緒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臺,新政被廢除;9月28日,譚嗣同等六名維新人士被處死,其中有康有為的弟弟康廣仁,另有數十人被捕。[23][1][2][12][29]
政變後官府搜查了張蔭桓的住宅,張蔭桓本人被捕,險些被立即處決;Young-tsu Wong認為,官府當時是貿然斷定康有為藏在那裡,而張蔭桓的罪狀並沒有把他受到的懲處同康有為聯繫起來。[12]
政變前維新派是否策劃過動用武力,也有爭論:畢永年的記述稱譚嗣同會見袁世凱時康有為在場,Luke S. K. Kwong認為這與通行的說法不合,需要先對這份史料加以分析,並把康有為求助於軍事手段看作最後關頭的舉動;Young-tsu Wong認為,梁啟超1908年的一封信清楚地表明1898年確有密謀,Kwong則認為這封信含糊到模稜兩可的程度。章永樂寫道,康有為認定袁世凱在戊戌變法中出賣了帝黨,對他一直持負面看法。[12][18]
變法失敗後,萬木草堂被查封。[4]
1985年9月4日,楊天石在《光明日報》發表文章,依據他在日本外務省檔案中找到的畢永年《詭謀直紀》,認為康有為確曾謀圍頤和園,不僅準備劫制慈禧太后,而且準備乘機捕殺她。[25]
政變後不久,李鴻章與伊藤博文在北京的一次宴會上相見,席間談到康有為時,他稱康有為“煽惑人心、至於眾怒”,要求伊藤博文幫助逮捕他。[28]
1898年9—10月在香港受何東接待,10月19日赴日本
這是他第二次到香港;香港商人何東接待了他,請他住進自己的宅邸,並把他的家人接到香港團聚,康有為心存感激,稱何東為俠士。[9]
在香港期間,他接受英文報紙China Mail採訪,激烈批評慈禧太后,重申變法主張和對光緒帝的忠誠。[9]
1899年經加拿大赴英國,7月20日在維多利亞成立保皇會
該書記載他在1899年5月31日到達英國,並指出康有為自己在《補英國遊記》裡寫的5月19日抵英是誤記;張榮華的書評批評書中沒有為此提供任何文獻依據。[33]
1899年7月20日,他在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維多利亞正式成立保皇會;University of Victoria圖書館的資料把李福基(Lee Folk Gay)列為共同創辦人,Baohuanghui Scholarship的文章認為最初的會所很可能設在創會成員李福基所開商店的三樓。[35][5]
會名在《新京報》的文章裡寫作保救大清光緒皇帝會,又稱保救大清皇帝公司,英文名為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Britannica的條目稱之為China Reform Association(Zhongguo Weixinhui),俗稱Save the Emperor Association。[14][5][1]
Edgar Wickberg寫道,維多利亞的組織是保皇會在北美的第一個分會,溫哥華隨即成立了第二個,當時維多利亞約有5000名華人,溫哥華約3000名;保皇會後來在日本、東南亞、拉丁美洲、加拿大和美國的華人中都設有分會。[36][2]
《康有為在海外·美洲輯》收有他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議事大廳演講的現場照片,以及在加拿大期間負責他人身安全的騎警的照片,還有保皇會定製的銅寶星會章的照片。[33]
1900年2—7月應邱菽園之邀寓居新加坡
1899年,慈禧太后策劃了己亥建儲,1900年1月宣佈立端王載漪之子溥雋為大阿哥;1899年末,定居新加坡、1898年創辦《天南新報》的舉人邱菽園(Khoo Seok Wan,1874—1941年)邀請康有為從香港到新加坡居住,並請何東給他送去一千元(一說二千元)。[34][37]
康有為與梁鐵軍、湯覺頓和侄子康同富同行,1900年1月26日離開香港(張人鳳的另一篇文章寫作己亥年十二月廿九日),2月1日(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初二日)到新加坡,住在邱菽園的客雲廬三樓;2月24日遷居恆春園,3月26日遷居林宅,4月7日又移居章宅。[34][37]
1900年春夏,他為嚴復嚴復嚴復(1854—1921年)是清末民初的翻譯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先後就學於福州船政學堂和英國格林尼治的皇家海軍學院,長期在天津北洋水師學堂任職;他翻譯Thomas Henry Huxley、Adam Smith、John Stuart Mill等人的著作,以《天演論》影響最大,並提出“信、達、雅”的翻譯標準。1912年他出任北京大學首任校長,1915年列名籌安會。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續娶寫了一首詩,把抄件送給邱菽園;7月光緒帝30歲生日時,他與梁爾煦、湯睿一起為皇帝祈禱平安,邱菽園則發動全城慶祝。他聽黃乃裳說邱菽園近來天天試槍,寫了一首詩給黃乃裳看,張人鳳指出這首詩不見於他的幾種詩集版本。[37][34]
1900年6—8月籌劃勤王,自立軍起事失敗
Renditions的作者簡介寫道,1900年他和梁啟超策動了兩次反對慈禧太后的起事,都失敗了;Britannica的條目寫道,維新派這一年在安徽和湖北發動起事,意在恢復光緒帝的權位,也都失敗了。[38][1]
經費方面,他在1900年6月2日給母親的信裡說,邱菽園已經答應交出十萬、再借十萬,大事可以舉辦;同一天又在給徐勤的信裡說邱菽園再捐五萬購買軍械。[34]
Key Ray Chong寫道,康有為在1900年經Ng Poon Chew牧師和Tom She Bin醫生兩位維新派人士推薦,僱用美國人Homer Lea為秘密代理人,去領導華南和華中的武裝起事。Roger R. Thompson寫道,康有為向Homer Lea求助,想得到槍支和兵員,他在1900年6月27日給Tan Zhangxiao的信裡說軍火短缺,並把起事日期定在8月9日;結果既沒有買到槍,也沒有練成兵,他在1901年7月5日的信裡說Homer Lea不瞭解內情、計劃不可行,為此已花去數千美元。[39][32]
1900年8月,唐才常等人在長江流域籌劃的自立軍起事被清朝官員鎮壓;張人鳳的文章寫道,唐才常七月二十七日(農曆)在漢口被張之洞逮捕,第二天與二十多人一同就義,容閎在張之洞下令通緝後逃到香港。[32][34][37]
張之洞在1900年多次致電清政府駐英國公使羅豐祿和駐新加坡總領事羅忠堯,向邱菽園施壓,要他同康有為斷絕往來:1900年11月22日邱菽園登報聲明謝絕人事,1901年3月張之洞致電新任兩廣總督陶模,要求監視康有為、邱菽園和林文慶,1901年6月邱菽園捐銀二萬兩賑濟福建,1901年10月22日他發表《論康有為》,表示同康有為決裂。張人鳳認為這些公開表態是清廷施壓的結果,兩人的友誼並沒有中斷。[37]
1900年8月—1901年12月在檳榔嶼
八國聯軍入侵後,英國總督(張人鳳的文章寫作亞歷山大)在1900年7月26日把他接到馬六甲海峽內的丹將頓島居住,8月9日又派船把他接到檳榔嶼,讓他住進總督府,直到1901年12月17日他離開檳榔嶼前往印度;張人鳳的另一篇文章把離開檳榔嶼的日期寫作12月7日。[34][37]
1901年4月5日,他從檳榔嶼寫信給長女康同薇,說自己早已決意前往歐洲,只是苦於無款。[37]
1901年底,梁啟超在《清議報》上發表《南海康先生傳》,稱他為進化派哲學家。[20]
1901年12月—1903年旅居印度大吉嶺,寫成《大同書》
茅海建說,旅居檳榔嶼和大吉嶺的兩年是他一生中最從容的時期,他遍注群經,寫了《禮運注》《孟子微》《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論語注》和《大同書》等。[20]
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寫道,他1902年在印度寫完了《大同書》,但擔心公眾還不能接受書中的激進主張,沒有發表;梁啟超為《大同書成題詞》寫的按語說,此書是辛丑、壬寅年間(1901—1902年)他避居印度時寫定成書的。[2][11]
1902年,他寫了《泰西以競爭為進化讓義幾廢》;同年的《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君主立憲不可行革命書》列舉歐洲實行君主立憲的國家,並舉出法國大革命的流血。張翔寫道,他在1902年已預見清廷無法阻止人心之變,士大夫正在轉向革命。[20][40]
他這兩年的行蹤另有不同記載:Edgar Wickberg的論文把1902年列為他三次到加拿大中的一次,《新京報》的文章寫到1902年冬他在維多利亞決定成立一家面向全球投資的商業公司,以投資利潤支持保皇事業。[36][14]
Britannica的條目寫道,他在1903年結束隱居,同人一起開辦了一家國際性的商業公司,並興辦學校和報紙,以幫助和團結海外華人;這些在美國、墨西哥、日本和東南亞的活動使他們同中國的革命黨人形成激烈競爭。[1]
1904年開始遊歷歐洲
在英國,他參觀了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University of Cambridge(劍橋大學)是位於英國英格蘭劍橋的大學,學校以1209年為創立年份,由學部(School)、學系和自治學院(College)共同組成,是Russell Group成員。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University of Oxford(牛津大學)是位於英國牛津的大學,1096年時當地已有某種形式的教學活動,自稱英語世界中歷史最悠久的大學,由大學與數十所自治學院組成聯邦制結構。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和自然歷史博物館,在博物館裡一進門就看到達爾文和赫胥黎的石像,他寫道自己為之欣悅,如同見到故人,並說自己二十多年沒有讀過一個字的西書,所推求的道理已同他們暗合。[20]
在波茨坦,他見到德國1900年從中國掠走的元代郭守敬所制渾天儀、紀限儀等天文儀器,為之落淚,並寫了一首長詩。[18]
他在1904年的《比利時遊記》裡認為,在歐洲確立這種君主制度,可以免去革命爭奪王位的慘禍,也不會有權相篡奪之變;他的《意大利遊記》《英國遊記》《法蘭西遊記》分別討論了歐洲的地理與列國競爭、英國求民權和定立憲而君主世守如故、未經革命的道路,以及法國大革命的慘酷。[40]
Britannica的條目認為,旅居歐洲和研究西方歷史使他否定了革命暴力,轉而主張以發展科學、技術和工業來重建中國。[1]
他在1907年的《補德國遊記》裡說,自己九次到柏林,足跡遍及德意志聯邦四境,多次穿行其中數十座城市;女兒康同璧統計,他先後經過柏林11次。[18]
1904年11月再到加拿大
《康有為在海外·美洲輯》在1904年11月之下記有他致信加拿大總理、接受渥太華報社記者採訪以及在溫哥華等地演講。[33]
Edgar Wickberg把這一次算作他第三次到加拿大;這時保皇會在加拿大有12個分會,號稱7000名會員,Wickberg認為這個數字可疑,指出1911年加拿大華人總數只有約2.8萬人,他同時提到另一項估計,即保皇會成立後不久加拿大華人中約有35%入會。[36]
保皇會在維多利亞和溫哥華各辦了一所愛國學堂(Chinese Patriotic School),溫哥華的那所是當地第一所華人學校;它還在溫哥華資助報紙Yat Sun Bo(Daily News),這份報紙是在1903年到訪溫哥華的梁啟超鼓勵下創辦的。支持保皇會的多是年長而殷實、在北美居住多年的華商。[36]
保皇會為推動在中國西部投資而組建的一家公司,在加拿大售出許多股份後垮掉,有人指控款項處置失當;大約1905年以後,與之競爭的政治團體出現,到1911年Yat Sun Bo已經停刊,保皇會也過了鼎盛時期。[36]
1905年周遊美國,6月會見 Theodore Roosevelt
Baohuanghui Scholarship依據當時的地方報紙和通信整理出他1905年的行程:5月8日乘火車離開洛杉磯(文章據此訂正了羅榮邦所記的行期),沿途在堪薩斯城、聖路易斯、芝加哥等地演講和會面;5月19日在聖路易斯向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Union的大會發表演說,這是他第一次就排華問題公開演講;5月24日至25日與14名芝加哥華人到伊利諾伊州伊利諾伊州伊利諾伊州是美國的一個州,瀕密歇根湖,與威斯康星州、印第安納州、肯塔基州、密蘇里州和艾奧瓦州相鄰;首府為Springfield,最大城市為芝加哥。該州於1818年12月3日加入聯邦,為第21個州;2020年人口普查(2020年4月1日)人口為12,812,508人(約1281.3萬人)。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的Zion City;6月8日到達華盛頓。[41]
1905年6月13日,美國代理國務卿Francis B. Loomis寫信給William Loeb,說這位所謂的中國改革家來信希望會見他本人和總統,而中國駐美公使告訴他此人是冒名頂替者。[42]
6月16日,他在華盛頓見到了Theodore RooseveltTheodore Roosevelt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年)是美國政治人物、作家、博物學家和軍人,共和黨人,1901—1909年任第26任美國總統;1906年因調停日俄戰爭獲諾貝爾和平獎。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總統;Baohuanghui Scholarship引保皇會洛杉磯分會負責人Tom Leung在紐約《中國維新報》上的親歷記述,稱在場的還有Tom Leung本人、容閎和Zhou Guoxian,並指出總統的日程簿上沒有這次會面的記錄,6月19日的Pittsburgh Dispatch則寫到康有為向聽眾講述了會見總統和代理國務卿Loomis的情形以及總統所作的許諾。[41]
Key Ray Chong寫道,康有為和Homer Lea一同晉見總統,說明了維新派的事業和在美國的活動,總統聽得很同情,但沒有作任何承諾;《康有為在海外·美洲輯》依據美國政府檔案,記他這一年兩次晉見總統。[39][33]
Roger R. Thompson寫道,1905年康有為由Homer Lea陪同,高調訪問了華盛頓、紐約、費城等華人較多的美國城市;此前在1903年至1905年間,Homer Lea與Richard Falkenberg爭相謀求梁啟超和康有為的認可,以主持在美國各城市訓練華人青年,這場糾紛引來美國政府的調查。[32]
1905年底—1907年墨西哥的投資與保皇會改名
《康有為在海外·美洲輯》記他在1905年11月前往墨西哥,張榮華的書評指出書中這幾天的日期前後矛盾;章永樂寫道,1906年他到墨西哥托雷翁市買賣房地產,又開辦華墨銀行,吸收墨西哥華人的存款,投資於房地產和交通。[33][18]
《新京報》的文章寫道,他用自己的錢在托雷翁投資房地產,轉手淨賺十多萬銀元,文章稱約合今天的100萬美元;當年秋天保皇會的公司在當地成立華墨商業銀行,1907年他親自安排了銀行行長、房地產銷售經理等管理人員,銀行同年在托雷翁東城修建了一條長8英里的有軌電車線路。[14]
Key Ray Chong寫道,康有為不顧Homer Lea的反對,把將近80萬美元的黨內經費投到墨西哥的企業,兩人在1905年至1908年間因此疏遠;Chong還寫道,款項被以他女兒的名義投入韋拉克魯斯的一家電車公司,並由此同墨西哥當局發生糾葛。[39]
1907年在美國結識何旃理
1907年,49歲的康有為到美國西部演講,聽眾裡一位17歲的華僑女孩何旃理傾慕於他,後來成為他的第三位夫人。[14]
同年,陳煥章籌備成立昌教會,希望康有為出面主持,康有為當時認為政黨建設才是重點。[11]
1908—1909年與 Homer Lea 等美國合作者分手
1908年4月,康有為到洛杉磯爭取支持,同Homer Lea彌合了分歧,但關係已不如從前密切。[39]
1908年下半年,Homer Lea和Boothe提議把康有為等流亡者請到洛杉磯,同美國投資人組成顧問委員會;Key Ray Chong寫道,在美華人另行認捐的100萬美元中,約有一半已由康有為收到。[39]
光緒帝死後,Key Ray Chong寫道,容閎認為康有為是惡意指控袁世凱毒死了皇帝,從此不再把他當作合作對象;在容閎和Allen的壓力下,Lea和Boothe在1909年1月同意放棄康有為,Boothe在1月25日的信裡承認他“unquestionably impulsive, unwise and untactful in some matters”(在一些事情上無疑衝動、不明智、不得體)。[39]
他的《金主幣救國論》序言署1908年冬,1911年出版。[33]
1909—1911年初重回檳榔嶼與新加坡
1909年冬,他回到檳榔嶼;1910年5月和1911年初兩次到新加坡,同邱菽園重逢,兩人都有詩記其事,1910年夏他為邱菽園的詩集寫了序。[37]
1911年5月托雷翁排華慘案
1911年5月5日,一名墨西哥人在托雷翁街頭演講指責華人;5月13日凌晨,4500人的反政府武裝包圍了只有800名守軍的托雷翁城,城很快失守;《新京報》的文章寫道,據說有303名華人在這次暴亂中喪生。[14]
1911年6月移居日本須磨
1911年6月7日,他帶著何旃理從新加坡經香港探望母親後到達日本,在須磨與分別8年的梁啟超重逢,兩家合住在梁啟超的雙濤園。[14]
《新京報》的文章寫道,當時梁啟超的夫人李蕙仙42歲,何旃理才21歲,按師徒關係李蕙仙卻要認何旃理為師母;他搬出雙濤園後,輾轉遷到一處臨湖的宅子長懶園,同住的有何旃理、兩歲的兒子康同凝、一名翻譯兼秘書、兩名從香港帶來的廚師和一名老媽子,以及16歲的日籍女傭鶴子,鶴子後來成為他的第四位夫人。[14]
《新京報》的文章還寫到,1911年春,18歲的毛澤東在長沙的學校裡貼出一篇文章,設想由孫中山任總統、康有為任首相、梁啟超任外交部長。[14]
1911年底—1912年初辛亥革命後主張虛君共和
辛亥革命爆發後,他寫了10篇《救亡論》寄到上海,沒有人敢刊登;他致電隆裕太后和攝政王載灃,譴責革命並表示效忠清室。[14]
他又寫了《共和政體論》,分析中國不適合美國式的共和政體,只適合虛君共和的立憲政體。張翔寫道,他借鑑英國學者把英國稱作偽裝起來的共和國的說法,發展出一套關於虛君共和制的論證,區分共和王國與君主立憲,並刻意把英國的全稱譯作大不列顛共和王國,嵌入共和二字。[14][40]
除夕前六天,他在日本讀報得知清帝退位;他自稱大清忠臣,一直留著辮子,直到1917年。[14]
1912年評論共和,孔教會成立
1912年6月,他寫道“今共和告成矣,掃中國數千年專制之弊,不止革一朝之命,五族合軌,人心同趨矣”,同時警告說中國從未實行過共和,國人並不瞭解共和。[43]
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寫道,他把共和看作理想的政體,卻在1912年反對實行共和,因為他認為中國和人性都還沒有為這一理想做好準備。[2]
這一年他還寫了《奧政黨考》,並在冬天提出廢省的主張。[18]
1913年《大同書》在《不忍》雜誌連載,母親去世後回國
1913年,他的母親勞氏在香港去世;張翔寫道,他在1913年10月回國奔母喪,結束了從1898年10月開始的流亡。Britannica的條目和Encyclopedia of Religion也把回國繫於1913年,Britannica的摘要頁和Renditions的作者簡介則寫作1914年。[45][40][1][6][46][38]
章永樂寫道,回國以後他在上海買賣地皮,賺了一大筆錢。[18]
1914—1916年定居上海,反對袁世凱稱帝,推動定孔教為國教
回國後他定居上海。[38]
1914年2月7日,袁世凱下令恢復祭孔禮儀,但並不支持定孔教為國教。[44]
1916年夏,一位茅山道士到上海拜訪並邀請他,他前往江蘇茅山,在乾元觀住了將近一年。[45]
1916年9月,陳煥章等再次向國會兩院請願定孔教為國教,康有為為此致書大總統黎元洪Li YuanhongLi Yuanhong(黎元洪,1864—1928年)是清末的海軍輪機官和湖北新軍將領,1911年武昌起義後出任湖北軍政府都督,民國初年任副總統,1916年至1917年和1922年至1923年兩度出任中華民國大總統;晚年寓居天津,投資實業,1928年在天津去世,1935年安葬於武昌。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和內閣總理段祺瑞,並分別寫信給國會議員和教育總長範源廉;同年張勳、倪嗣沖等各省督軍、省長聯名通電,要求定孔教為國教。[44]
1917年6—7月參與張勳復辟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以德國十分強大為由,反對中國加入協約國作戰;章永樂寫道,他在1917年與張勳密謀復辟,而德國曾向張勳承諾,如果清朝復辟並在歐戰中保持中立,德國將予以承認。[18]
1917年5月14日,憲法會議通過修正案,條文只規定人民有尊崇孔子及信仰宗教的自由,沒有定孔教為國教。[44]
馬勇的文章寫道,6月27日康有為與沈曾植、王乃徵到天津,隨後一同進京,其他人住在法華寺,只有康有為住在張勳宅中;6月30日,他為復辟擬好了所需的皇帝上諭,其中一道稱黎元洪奏請復辟並封他為一等公,馬勇指出這並不屬實。[43]
7月1日,張勳在北京擁溥儀復辟,隨後發佈的上諭任命徐世昌、康有為為弼德院正、副院長。[43]
1917—1920年隱居茅山,安葬母親
復辟失敗後,過完60歲生日的康有為再次應邀到茅山隱居;他寫的《葬母碑》落款為孔子二千四百六十八年丁巳九月六日(1917年),現藏茅山元符宮,1918年四月他還在元符宮寫下眾妙二字的石刻。他的學生龍澤厚也在茅山活動,曾同他一起請句容知縣發佈保護山林的告示;他同句容人趙經培有交往,趙經培在浮山種茶,後來發展成茶場。[45]
1920年6月16日,他把母親安葬在茅山,為此舉行了多日的祈禱活動;此後幾年,他陸續把三太太何旃理、康廣仁等親人的遺骸運到這裡安葬,揚子晚報網的文章稱康廣仁為他的堂弟。[45]
1920—1922年杭州、上海與髮妻去世
杭州丁家山腳下蕉石鳴琴的題刻落款為庚申三月康有為,庚申年即1920年;山壁上另有他題的潛巖二字。[47]
1922年,髮妻張雲珠去世;他在1922年7月24日(壬戌年六月朔)給邱菽園的信裡提到女兒康同璧和女婿羅昌,托邱菽園把喪訊轉告新加坡、檳榔嶼、仰光等地的舊友,這是目前所知他給邱菽園的最後一封信。同年10月,他為邱菽園的《嘯虹生詩鈔》寫了序。[37]
1923—1924年各地講學,聯絡吳佩孚,遷居青島
1923年,他在開封、濟南、西安作了一系列演講;茅海建指出,這時他的論調已與早年不同,把天演和競爭說成壞事。[20]
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寫道,直到1923年他還在吳佩孚等軍閥中尋求支持,以圖恢復清朝並定孔教為國教。[2]
1923年,他遷居青島匯泉灣畔,買下一座德國佔領時期總督府官員的官邸,命名為天遊園;購房年份,人民政協報和《中華讀書報》的文章寫作1923年,《新京報》的專欄文章寫作1924年,他有一首詩題為《甲子六月領得德國舊提督樓》,甲子年即1924年。[50][51][52]
《新京報》的專欄文章寫道,據說他第一次到青島是在1917年,這座三層的德式樓房建於1899年,房子不大而花園很大,離海只有百步左右,他說過喜歡在臥榻上聽濤;《中華讀書報》的文章寫道,溥儀為他題寫了天遊堂三字,他懸在書房裡,並自號天遊化人。[52][51]
《青島早報》的文章引用的一段回憶說,他1923年到青島後起初借住友人家中,每天洗冷水浴,後來買下房子,把家人遷來青島,子女在英國人辦的小學讀書。[53]
他這時擔任孔教總會會長,被世人稱為康聖人,在青島寫了不少詩,其中一些刻石後來成為嶗山景點的一部分。[50]
1924年春,他在青島李村的棗兒山為自己選定墓地,用60塊大洋買下李村南莊劉希秋的5畝6分山地。[54]
1925年9月大連之行
1925年秋,他由家人陪同到山東芝罘(今煙臺)作客,結識了大連華商公議會會長李子明,應邀到大連演講。[50]
9月18日,他帶著三名隨從從青島渡海到大連,住進大和旅館;9月19日,他以電通為題發表演講,同一天他的數百件書法作品在當地展出,原定展期一週,開展兩天就被購買一空;大連華商公議會在泰華樓設宴歡迎他,並安排了記者招待會。[50]
9月20日,他應邀到金州文廟祭孔,隨後遊覽大黑山響水觀並題詩,這首詩現在刻在響水寺裡;回青島後,他給華商公議會的每位董事各寫了一幅條幅寄去。[50]
1926年寫成最後一部著作《諸天講》
去世前一年,他完成了最後一部著作《諸天講》,書中把天文學同他的形而上思考結合在一起。[1]
1927年3月上海做壽後前往青島
中國新聞網轉載的書摘寫道,1927年3月8日康有為在上海做了70大壽,親友和門人齊集他在上海的寓所遊存廬,梁啟超送來壽聯;壽筵前一天,溥儀派人送來親筆書寫的匾額和一柄玉如意,他穿上前清官服遙拜謝恩,並寫了謝恩折,印了上千份分送來賓。[55]
這時北伐軍正逼近上海,他要把家人遷往安全的地方;書摘一處說他3月18日從上海搭船赴青島,另一處說他21日到青島。[55]
1927年3月31日在青島逝世
去世經過,中國新聞網轉載的書摘寫道:3月29日他到中山路上的粵菜館英記酒樓參加同鄉宴,喝了一杯橙汁後腹痛難忍,當夜嘔吐不止,請來的兩位醫生中有一位日本醫生診斷為食物中毒;30日他自覺毒已排清,談興很濃,晚上還觀看了星象,隨後獨自大呼完了;31日凌晨2時他說“中國我無立錐之地了,但我是不能死在外國的”,5時許去世,書摘形容他七竅出血而死。書摘另一處把這次宴請寫在30日晚。[55]
《青島早報》的文章記錄的康同璧的說法是,他在青島一家著名的粵菜館喝了一杯橙汁,回家後腹痛,第三天病逝。[53]
1927年4月暫厝李村,北京公祭
他去世後不久,門人弟子請求溥儀賜諡號仁忠,遭到拒絕;又有人提議把靈柩葬在清西陵的光緒帝陵旁,也因經費不足作罷。[55]
家人對葬在青島還是歸葬廣東南海意見不一,靈柩先暫厝在他生前選定的李村棗兒山(又名象耳山,中國新聞網轉載的書摘認為象耳山是誤稱);齊魯網轉載的李滄區稿件寫道,1927年農曆三月初一他被葬入在棗兒山築好的壽堂。中國新聞網轉載的書摘寫道,墓地是他生前請堪輿先生冒雨看了三天選定的;下葬時山坡太陡,兩匹馬拉的靈車上不去,由人把棺木抬上山,子女披麻戴孝、腳穿草鞋送葬,下山時扔掉草鞋,赤腳走回家。[53][54][55][49]
1927年4月17日,梁啟超在北京宣武城南的畿輔先哲祠召集康門弟子舉行公祭。[55]
1941—1943年墓地遭山洪,1943年正式安葬
1956—1958年家屬掃墓與紀念活動
1956年,康同璧提議在次年舉辦康有為百年誕辰紀念會;李濟深建議改為百餘人的家祭,同時紀念戊戌變法六十週年並舉辦小型展覽,最後在1958年舉辦了紀念會,同時展出有關文件和歷史文物。[49]
1966年8月墓被掘毀
1966年8月,康有為墓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當作四舊破壞,學生挖開了墓穴;齊魯網轉載的稿件寫道,遺骨被焚燒,頭骨被裝上翻斗車在李村大街遊街。[54]
1984—1985年遷葬浮山
新墓建在青島大麥島村以北的浮山南坡。重建的時間有幾種寫法:《青島晚報》的文章說青島市政府從1980年開始重修康有為墓;齊魯網轉載的稿件說1984年5月20日山東省和青島市政府在徵得家屬同意後重建墓地;《中華讀書報》的文章說新墓是1985年由青島市政府重建的。[56][54][51]
新墓落成時,他在美國和中國港臺的親人沒有前來,兒媳、上海市文史館館員龐蓮應邀到青島參加了儀式。[53]
主題:家庭與後人
《新京報》的文章寫道,他提倡男女平等和一夫一妻制,自己卻先後娶了六房夫人,這是他最受人批評的一點。[14]
髮妻張雲珠字妙華,葬在江蘇茅山;揚子晚報網的文章引中國江蘇網2014年3月20日的消息說,金壇薛埠鎮的油榨頭村在平整土地時出土兩塊石碑,其中一塊刻有她的姓名和表字,當地據此初步認定那裡是她的墓。[49][45]
第六位夫人張光是他在杭州娶的。《都市快報》的文章引張光外孫的講述說,她是西湖邊的農家女,年輕時家人叫她阿翠,張光這個名字是康有為起的,提親時康有為年近60歲、張光19歲,張光和她的母親起初都反對這門親事;康有為娶她以後開建康莊,沒住多久就去世了,張光獨自把女兒撫養了18年,在1949年以前去世。[47]
張滄江的回憶提到康同璧的大姐康同薇、六妹康同復(丈夫潘其璇)、排行第九的妹妹康同琰和兩個弟弟,其中一個是康同凝;《青島早報》的文章提到另一個女兒康同環,她的丈夫李雲光是香港中文大學教授,著有《康有為家書考釋》。[49][53]
長女康同薇的丈夫是麥仲華,1956年在香港去世。康有為在《我史》裡寫她15歲時天資聰穎、勤學強記,已能編書,她整理過《國語》,又從二十四史中輯成《各國風俗制度考》。她的第六個女兒麥俸曾和丈夫在芬蘭駐北京使館工作,兩人都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去世。[49][20]
次女康同璧:章詒和引《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傳略》,寫作廣東南海人,1883年2月生,字文佩,號華鬘。[57]
1903年,康同璧到美國康涅狄格州康涅狄格州康涅狄格州是美國新英格蘭地區的一個州,首府為Hartford,最大城市為Bridgeport(2010年人口普查)。該州於1788年1月9日加入聯邦,為第5個州;2020年人口普查(2020年4月1日)人口為3,605,944人(約360.6萬人)。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哈特福德完成英語學業,住在容閎處作客;容閎在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於1881年結束後一直留在哈特福德。她和父親一樣堅定地主張維新。[58]
《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傳略》寫道,她早年赴美留學,入Harvard UniversityHarvard UniversityHarvard University(哈佛大學)是位於美國馬薩諸塞州的私立研究型大學,1636年由馬薩諸塞灣殖民地議會批准設立,1639年以早期捐助人 John Harvard 命名。學校以劍橋、波士頓 Allston 和 Longwood 為主要校區,設 Harvard College、本科以外的專業與研究生學院及 Radcliffe 高等研究院。學校由 Harvard Corporation 與 Board of Overseers 兩個治理機構共同履職;截至2026年10月,校長為 Alan M. Garber。2025財年末捐贈基金規模為569億美元。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和加林甫大學,回國後任萬國婦女會副會長、山東道德會會長和中國婦女會會長,曾作為代表參加傅作義召集的華北七省參議會,並參與同解放軍商談和平解放北平;1951年7月她被聘為中央文史館館員,後來擔任北京市人民代表和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張滄江寫作1953年起任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54年起任全國政協委員),1969年8月17日去世,享年86歲。[57][49]
康同璧的丈夫羅昌在1956年2月6日去世,2月13日公祭後葬在白雲觀旁的聖公會公墓;女兒羅儀鳳曾就讀於燕京大學,1975年去世。[49]
Hong Kong Arts Festival委約創作的三幕室內歌劇Datong: The Chinese Utopia於2015年3月在香港大會堂劇院上演。ChinaFile的文章介紹,歌劇第一幕從1901年康同璧從香港乘船去見父親開始,她向一名遊方傳教士唱出家族的故事,劇終時她在北京臨終,由女兒羅儀鳳陪伴在側。[59][60]
康同璧的兒子羅榮邦(Jung-pang Lo)長期在美國,後來在美國病逝,著有關於康有為的專書;他編的K’ang Yu-wei: A Biography and a Symposium在1967年出版,收有康有為的自編年譜,Britannica的康有為條目也由他撰寫。[53][2][1]
族譜裡的第十個女兒康靜谷是張光從姐姐家抱養的,1929年2月6日出生,過繼後即被寫入康家族譜;她1951年結婚,丈夫在牙病防治所工作,育有兩女一子,2012年3月23日在杭州去世,享年84歲。[47]
中國新聞網轉載的書摘引李可良的說法寫道,康有為臨終囑咐家人時沒有提到九姑娘,被問起時說她和自己走的是同一條路,這個女兒在他去世幾天後也去世了。[55]
2012年4月,康有為的一位80歲的孫女同丈夫到茅山尋找祖父的手跡和祖母的墓葬;康有為母親的墓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毀,墓址已難尋覓。[45]
澳大利亞羽毛球運動員Gronya SomervilleGronya SomervilleGronya Somerville(1995年生)是澳大利亞羽毛球雙打運動員,參加過奧運會和三屆英聯邦運動會,多次贏得大洋洲錦標賽冠軍;South China Morning Post、SBS等媒體的文章和她本人的說法稱她是康有為的後人。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生於墨爾本。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的文章稱康有為是她的高祖父(great-great grandfather),她在文中說父親生於廣州,先後移居香港和墨爾本,她生在墨爾本;文章寫道這段家世是母親在她小時候告訴她的。SBS在2021年6月28日的節目頁面則把她寫作康有為的曾孫女(great-granddaughter)。[61][62]
China Daily在2015年5月15日的報道中也稱Gronya Somerville是康有為的玄孫女;她在報道中說,她知道康有為是她的高祖父,是中國一位非常有名的人物,她為身為他的後代感到自豪。[63]
張光的外孫說,康有為生前同杭州郭莊的主人郭士林交好,郭士林常把郭莊借給他居住,康有為娶張光後不久就把張光孃家的人接到郭莊;康有為去世後,丁家山的康莊被北伐軍查封,張光帶著女兒繼續借住郭莊,直到去世,女兒因此被周圍的人稱為郭莊康小姐。[64]
他還說,康有為在江蘇茅山有一個農場,經營不善倒閉後把田地出租,康有為去世後各房夫人和子女輪流去茅山收租,輪到張光母女那年正逢大旱,張光經不住災民的哀求,一分錢也沒有收到;母女倆有一次路費用盡,付不出住宿費,被店家扣在柴房裡,一位住客聽說她們是康有為的家人,替她們付了賬,把她們送回郭莊。張光後來染上血吸蟲病,四十幾歲就去世了。[64]
羅榮邦(1912—1981年)曾任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歷史學教授;該校圖書館特藏部收藏的Lo (Jung-pang) Papers on Chinese History(編號D-003)收有他的學士、碩士和博士論文,有關中國海軍史和中國領袖人物的手稿,康有為所寫或有關康有為的手稿,以及羅氏家族的部分譜牒資料。[65]
主題:思想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的條目寫道,他的世界觀以仁為中心,把宇宙看作無私而包容一切的整體,同時保留了儒家以個人和社會的道德完善為人生目標的信念;他認為自己對仁的激進解釋只適用於最後的太平世,在那以前許多儒家價值仍然有效。[6]
《大同書》設想人類經過若干發展階段進入大同世界:國界、種族、宗教、階級、性別和家庭的界限都被取消,各自治的地方選派代表組成世界議會,由一個世界政府統轄;家庭不復存在,兒童由公家養育,財產公有,經濟實現工業化,法律和法庭也不再需要。[1][2]
張翔認為,他生前不刊佈《大同書》全書,是因為這樣有利於維護孔子作為全球教主的形象,維護孔教運動。[11]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寫道,他把保教同保國並提,主張復興儒學並立為國教,回國後繼續為此奔走;Britannica的條目寫道,他主張保存中國傳統中最好的部分,建立經過改造的孔教教會作為精神指引。《新京報》所列的語錄裡有“中國人不拜天,又不拜孔,留此膝何為?”一句。[6][1][14]
張翔分析他的遊記後認為,他把歐洲的活力歸於地理造成的列國並立與競爭,又強調國家內部必須統一;他不認為革命是進入新世的動力,主張中國自秦漢以來已經相當平等、沒有世襲貴族,因而不需要革命;他把英國看作無需革命而實現新世政治價值的典範;在近三四十年的國家中他最欣賞德國,在近兩百餘年的國家中最欣賞英國。[40]
張榮華的書評引述了他的主張:把國號由大清國改為中華國,並希望中華二字將來永遠作為國名。[33]
茅海建反對學術界認為康有為受西方影響的說法,認為他講的民主出自大同三世說,不是盧梭那種人民主權式的民主;在進化論上,茅海建認為他可能有初步認識,但不甚瞭解達爾文、赫胥黎、斯賓塞學說的精義,他筆下的進化多指進步。嚴復把《天演論》手稿寄給梁啟超,梁啟超又拿給康有為看過。[20]
余英時認為,君主立憲也是一種民主方式。[14]
主題:著作、手稿與研究文獻
《大同書》全書在他去世8年後的1935年才由弟子出版,有中華書局1935年版;Laurence G. Thompson的英文節譯本Ta T’ung Shu: The One-World Philosophy of K’ang Yu-wei在1958年出版。[3][11][2]
茅海建用五年多時間為《我史》作注,寫成《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鑑注》;他寫道,康有為、梁啟超留下的史料中有作偽之處,《我史》所記真真假假、難以分辨,研究者既不能迴避不用,又不能輕易採信,只能逐一鑑別。[31][20]
2018年3月,商務印書館出版張啟禎、張啟礽編的《康有為在海外·美洲輯——補南海康先生年譜(1898—1913)》;編者是康同璧的秘書張滄江的兒子,也是《南溫莎康同璧舊藏》的持有人。[33]
康有為寫給邱菽園的一批信函由邱菽園的後人王清建收藏,在張人鳳撰文以前,只有湯志鈞在1992年發表過其中一部分。[34]
英文研究著作中,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和Encyclopedia of Religion都列有Hsiao Kung-chuan的A Modern China and a New World: K’ang Yu-wei, Reformer and Utopian, 1858–1927(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5年)。[2][6]
Baohuanghui Scholarship在2015年2月6日介紹了一部編寫中的英文著作A Chinese Reformer in Exile: Kang Youwei and the 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 in North America, 1899–1909,參與者有Robert L. Worden、Jane Leung Larson、Zhongping Chen、Chen Xuezhang和Evelyn Hu-DeHart;介紹中說,保皇會在加拿大可能有多達37個分會,在墨西哥有15個分會,Worden在1972年完成的Georgetown University博士論文約40年來一直是關於康有為北美行蹤最可靠的資料。[66]
University of Victoria圖書館的Victoria’s Chinatown專題藏品中有一張題為Kang Youwei in Canada的黑白照片,2012年完成數字化。[5]
主題:評價與學術爭論
Britannica的條目寫道,他的著作後來啟發了對中國歷史的重新估價,批評者則指責他借孔子推行自己的主張、動搖既有秩序;他晚年的主張受到有黨派立場的作者批評。[1]
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稱他是才華出眾的思想家,對儒學的重新解釋使他留名後世,19世紀90年代他辦的團體和報刊影響了中國的政治發展;同一條目也說他自負而傲慢,很少承認老師和前人對他的影響,到他去世時,多數中國知識分子已把他看作過去時代的遺物。[2]
康有為在戊戌變法中的作用是學界長期爭論的題目:Young-tsu Wong在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發表Revisionism Reconsidered: Kang Youwei and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一文後,Luke S. K. Kwong來信商榷,Wong作了答覆,Wong認為檔案證據表明康有為自編年譜裡的許多說法是真實的,Kwong則指出晚近的學者已經揭出康有為、梁啟超記述中半真半假和不準確的地方。[12]
張人鳳認為,保皇一詞應當放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理解:維新派希望在光緒帝之下實行漸進的立憲改革,認為這比革命的代價小,後來對保皇的貶斥並不公允。[34]
張榮華的書評寫道,康有為明確拒絕了梁啟超所封的孔教之馬丁路德的頭銜,卻欣然接受中國之摩西的稱號。[33]
Key Ray Chong寫道,參與1908年計劃的Allen斷定康有為再也無法恢復可靠的改革者的地位,理由是他對經費的處置。[39]
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把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和孫中山並列為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並寫道“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為此文所加的註釋寫道,康、梁逃亡海外,組織保皇會,同孫中山所代表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派相對立,成為反動的政治派別。[69]
主題:故居、遺蹟與紀念
萬木草堂如今只存邱氏書室一處,位於廣州中山四路長興裡3號,是三間三進的祠堂式建築,面積約663平方米;1983年以後列為廣州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佔用建築的鎖廠在1999年遷出,居民在2004年全部搬離,主體建築在2006年恢復原貌,2012年列為廣東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4]
青島的故居在福山支路5號,離海約100米,當年被青島人稱為康家花園;這座樓一度由多戶人家合住,後來經青島市人民代表大會決定作為紀念館開放,並由山東省列為文物保護單位,現為康有為故居紀念館。門口的康有為故居幾個字是劉海粟晚年題寫的,館內陳列著康有為的塑像、照片和雕花紅木傢俱,《新京報》的專欄文章說這些傢俱相傳是前清恭親王贈送的。[52][53]
浮山上的新墓在青島大學附近的山坡上,佔地近1000平方米,四周有30釐米高的擋水石牆。[51]
Baohuanghui Scholarship博客的文章寫道,在加拿大維多利亞,政府街(Government Street)1715號建於1905年的樓房通常被說成保皇會的誕生地,樓內發現的一塊石碑刻於1907年,列有建樓的捐款人;這座樓從2006年到2011年進行修復和抗震加固,2012年2月完工。[35]
南海蘇村的康有為故居原名延香老屋;1983年地方政府對故居進行修復,1986年在故居附近建立康有為紀念館,1996年這裡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康有為博物館全面展示他的生平事蹟,館內藏有大量康有為書法真跡和信札;2023年時,它是南海區規模最大的歷史名人專題博物館。[7]
來源69 個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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