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

譚嗣同於1865年3月10日出生在北京，籍貫湖南瀏陽。⁠[1][2][3][4]

他字復生，號壯飛。父親譚繼洵（字敬甫）是1860年進士；母親是徐五緣。⁠[1][5][4]

1876年（光緒二年）春北京暴發白喉。《書屋》上夏光弘的文章寫道，他的母親徐夫人、長兄譚嗣貽和次姊譚嗣淑先後染病去世；他也染病，三天三夜昏迷不醒，12歲的他醒轉過來，父親因此給他取表字復生。Hummel主編的《清代名人傳略》寫他母親死於他第十二個年頭，Jenne寫他的母親、一個哥哥和一個姐姐在他12歲時死於一場白喉。⁠[6][1][3]

彭曉玲2019年在《湖南日報》的文章則寫他11歲時染上白喉，昏死三日後復活，因此得名復生。⁠[4]

《清代名人傳略》寫道，母親去世後他據說受到繼母虐待；Jenne寫他與父親的新夫人關係緊張，並寫到有傳聞說她待他刻薄、虐待他。⁠[1][3]

《解放日報》上彭曉玲的文章寫道，1877年（光緒三年），12歲的他隨剛升任鞏秦階道的父親譚繼洵回瀏陽原籍為母親徐五緣修墓，由天津乘船經煙臺到上海，再經長江、洞庭湖、湘江到長沙，陸行到瀏陽，在上海只是匆匆而過；彭曉玲2019年在《湖南日報》的文章則寫他13歲才隨父親回到瀏陽為母親修墓。⁠[7][4]

他12歲第一次隨父親從北京回瀏陽時，結識了比他小兩歲的同鄉唐才常，兩人成為刎頸之交。⁠[2]

他在瀏陽師從學者歐陽中鵠，與唐才常同學，後來又從塗啟先、劉人熙學習；《湖南日報》2018年的文章寫他是在歐陽中鵠的影響下走向維新派的。⁠[4][5]

他博覽群書，長於作文，也喜好劍術；彭曉玲寫他記憶力超群，善寫詩，痴迷劍與琴，仰慕荊軻、聶政等古代俠士，曾給自己取了劍膽琴心的雅號。Jenne寫他在科舉上只考取了縣一級的秀才。⁠[1][2][3]

《團結報》的文章寫道，時在戶部任職的父親譚繼洵經陝西巡撫譚鍾麟向左宗棠左宗棠左宗棠（1812—1885年）是清朝後期的政治人物和軍事將領。他以舉人身份進入湖南巡撫幕府，後組建楚軍參與鎮壓太平天國，歷任浙江巡撫、閩浙總督、陝甘總督和兩江總督，官至東閣大學士、軍機大臣；1875年起他督辦新疆軍務，率軍擊敗阿古柏，此後新疆建為行省。點擊查看完整詞條推薦，1877年外放甘肅鞏秦階道，1878年到秦州任職，光緒九年（1883年）三月一日升甘肅按察使，1884年任甘肅布政使；譚嗣同1878年第一次來甘肅，到1889年離開，其間來過5次，在甘肅前後約11年。⁠[8]

他到過隴東、隴南、蘭州和河西；1884年隨父親住在蘭州的布政使署，常在署內的憩園賞景併為亭樓撰寫聯語；1888年他到平涼，登崆峒山，遊柳湖。在甘肅寫下的詩有《平涼崆峒》《自平涼柳湖至涇州道中》《隴山道中》《甘肅布政使署憩園秋日》等，離開時寫下《別蘭州》；文章一處寫他1888年夏回湖南，另一處寫他1889年離開甘肅。⁠[8]

《清代名人傳略》寫道，他青年時在新疆當了幾年低級武官，隸屬巡撫劉錦棠；Jenne寫道，1884年新疆剛建省，他是首任巡撫劉錦棠幕下的低級軍官。此後他用了大約十年遊歷多個省份，考察地方治理，尋訪古蹟。⁠[1][3]

劉正初2026年在《湖南日報》的文章寫道，1878年（光緒四年）譚繼洵從瀏陽出發，從暮春走到深秋才到達蘭州，13歲的譚嗣同隨父親同行；隨著父親的升遷，全家遷居蘭州。他在瀏陽河畔的青楓浦口送別二哥譚嗣襄遠赴甘肅，寫下七言組詩《送別仲兄泗生赴秦隴省父》；18歲時他在蘭州寫下《望海潮·自題小影》，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詞作。⁠[9]

1889年春，他到北京準備參加這年的順天府科考，奉父命拜在工部任職的瀏陽籍學者劉人熙門下。劉人熙擅長彈琴，藏有金聲、黃鐘、飛鴻三張名琴，著有《琴旨申邱》；他發現譚嗣同精通音律，便傳授琴藝，師徒二人還約了朋友，帶著壎、箎、簫、管、琴等樂器在北京的瀏陽會館辦了一場音樂會。⁠[2]

他的仲兄譚嗣襄渡海到臺灣，投靠姻親唐景崧（夏光弘寫唐景崧時任臺灣道，《解放日報》上彭曉玲的文章寫作臺灣布政使）；彭曉玲寫道，譚嗣襄於1889年五月初五日（6月3日）病逝於臺南府安平縣的蓬壺書院。⁠[6][7]

彭曉玲寫道，當時在北京的譚嗣同顧不上順天府鄉試，帶著侄子譚傳簡南下上海，打算到臺灣迎回靈柩；一到上海就接到唐景崧的電報，得知靈柩已運往上海，便在上海接靈。夏光弘則寫他1889年春抵達蘭州，五月初得知二哥在臺灣病逝，帶侄子譚傳簡星夜南下，到上海迎靈柩運回瀏陽。次年二月，他把仲兄安葬在瀏陽城關口冷水井。⁠[7][6]

1893年夏，他再次途經上海，到北京參加順天府鄉試；秋試結束後，他被父親催回湖北武昌，又一次途經上海。往返之間，他找到英國人傅蘭雅在三馬路（今漢口路）開設的格致書室，拜會了傅蘭雅，買了許多西方科學書籍。傅蘭雅1868年受聘於江南機器製造局翻譯館，在那裡譯書長達28年，一生譯著129部。⁠[7]

《清代名人傳略》寫道，到1894年他已在鑽研新學，顯示出數學方面的才能，並在家鄉創辦了研習西學的團體，書中把這看作湖南維新運動的開端。⁠[1]

1895年瀏陽遭遇特大旱災，書院公款都被挪作賑災款項。他在瀏陽協助歐陽中鵠辦賑將近一個月；他起草了《辦賑條陳十二條》和《保護金廠章程六條》，力主開礦、以工代賑，又與唐才常、黎宗鋆等設立官煤局、開設煤礦，並在湖北為瀏陽勸捐、籌款、購糧。十二月初十日，父親來信命他回湖北隨王之春出使俄國，他離開瀏陽返鄂。⁠[6]

夏光弘寫道，1895年八月，他提議把瀏陽南臺書院改為算學館，遭到時任湖北宜都知縣的瀏陽人陳長橿反對，他從武昌趕回瀏陽商議；由於書院公款已挪作賑災，他與歐陽中鵠、唐才常、塗儒翯等人召集十位同志，每人捐款50緡，先在瀏陽文廟奎文閣內成立小型的瀏陽算學社，由他擬定《算學社章程》。夏光弘稱它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自然科學團體，揭開了湖南維新運動的序幕。彭曉玲2019年的文章則寫道，他一邊為把算學社改為算學館奔走，一邊協助賑災，1897年2月算學館終於在瀏陽奎文閣設立。⁠[6][4]

1895年六月，他和唐才常先後回到瀏陽籌辦算學館和群萌學會，常到唐家向精通琴藝的唐父學琴。⁠[2]

在洋洋萬言的《上歐陽中鵠書》中，他主張變科舉以培育人才、開議院以使下情上達、改官制以減少層級，並提出培育人才的試驗先在一縣小試，即在瀏陽設立算學館。⁠[6]

《清代名人傳略》寫道，康有為康有為康有為（1858—1927年）是清末民初的學者、政治改革者和書法家，1898年戊戌變法（百日維新）的主要推動者。變法失敗後他流亡海外十餘年，創立保皇會，主張君主立憲，晚年倡導定孔教為國教，著有《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大同書》等。點擊查看完整詞條1895年在北京和上海組織強學會；譚嗣同到北京時，康有為已回廣東，他結識了強學會的主要書記梁啟超梁啟超梁啟超（1873—1929年）是清末民初的思想家、政治人物、報人和學者，康有為的弟子，1898年戊戌變法的參與者；變法失敗後他流亡日本14年，主辦《清議報》和《新民叢報》，1912年回國後參與創建進步黨，先後出任北京政府司法總長和財政總長，並在1915—1916年反對袁世凱稱帝。1917年底退出政界後，他專事著述和講學，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和北京圖書館館長，著作匯為《飲冰室合集》。點擊查看完整詞條，並受到康有為著作的影響。⁠[1]

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二月，他離開武昌，二月中下旬抵達上海；彭曉玲2019年的文章寫道，這年春天他奉父命陪侄子譚傳贊到北京應試。Hung-yok Ip的論文寫道，他在北京結交維新派學者吳鐵樵（1866—1897年），由此學會欣賞佛學。⁠[7][4][10]

光緒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1896年4月6日），他在上海格致書院結識宋恕；陛見後他改任江蘇候補知府，六月十八日離京南下，在上海略作逗留，六月二十九日抵達江寧（南京）。途經上海時他再訪傅蘭雅，傅蘭雅已去美國美國美國是位於北美洲、實行聯邦制的國家，由50個州、作為合眾國政府所在地的哥倫比亞特區以及波多黎各、關島等屬地組成，首都為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1776年7月4日，大陸會議通過《獨立宣言》。2020年人口普查（2020年4月1日）全國常住人口為331,449,281人（約3.31億人）；眾議院435個議席依據人口普查結果在各州之間分配。點擊查看完整詞條，他得到傅蘭雅翻譯的《治心免病法》，彭曉玲認為這本書幫助他把佛學與《易》理融會起來。⁠[7]

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他在南京寫成一封致歐陽中鵠的長信，名為《北遊訪學記》，夏光弘寫道，《仁學》的許多基本思想已見於此文。⁠[6]

王開林在《湖南日報》的文章寫道，他與梁啟超是乙未年（1895年）在北京相識的；梁啟超寫信給康有為，稱道他“才識明達，魄力絕倫，所見未有其比”，又惋惜他“佞西學太深”。⁠[11]

1896年，他按父親的意思到南京做候補知府；故宮博物院的詞條寫他在1896年8月到1897年11月期間入資為江蘇候補知府。⁠[1][12]

在南京，他在楊文會（1837—1911年）的指導下學習佛學，Hung-yok Ip稱楊文會是中國近代最著名的居士之一。Ip的論文引用他1896年給歐陽中鵠的信，信中說他已鄭重發願持誦咒語，自認為即將獲得超感官的能力。⁠[1][10]

在南京任候補知府期間，直到1898年正月攜家眷回湖南，他多次往來南京與上海之間；在上海住英租界洋涇浜北側的長髮棧，1896年八月十四日（9月20日）孫寶瑄在西餐館一品香設宴，與他和梁啟超、汪康年、宋恕等人聚餐。⁠[7]

光緒二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1897年3月28日），他在上海為北上覲見的父親送行；5月2日，他與汪康年、梁啟超等人在上海發起上海不纏足會；5月又為解決湖南礦務局與法國商人華利公司戴瑪德的合同糾紛到上海；這年九月末（10月），他與張通典從南京到上海，見到了仰慕已久的康有為。⁠[7]

《清代名人傳略》寫道，1897年他被召回湖南，協助巡撫陳寶箴（1831—1900年）推行新政；當時提倡新學的還有湖南學政徐仁鑄（1863—1900年），1897年7月黃遵憲黃遵憲黃遵憲（1848—1905年）是清末詩人、外交家和維新人士，先後任駐日本使館參贊、駐舊金山總領事、駐英國使館參贊和駐新加坡總領事，著有《日本國誌》《日本雜事詩》，詩集《人境廬詩草》倡導以口語和新事物入詩，被視為“詩界革命”的代表人物；1897—1898年他在湖南參與推行新政，戊戌政變後被罷職還鄉。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署理湖南按察使；長沙開辦了時務學堂，由梁啟超任總教習。書中還寫道，1897年4月22日創刊的《湘學新報》由譚嗣同編輯，Jenne也寫他編輯了湖南第一份報紙《湘學新報》。⁠[1][3]

《湖南日報》2018年的文章寫道，1897年起他在陳寶箴等人支持下在湖南推行新政，參與創辦時務學堂和南學會，主辦《湘報》，倡導開礦、修鐵路和宣傳變法，文章認為湖南由此成為當時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彭曉玲寫他擔任時務學堂學監。⁠[5][4]

王開林寫道，1897年（丁酉年）冬梁啟超應約來到長沙，譚嗣同介紹他與唐才常訂交；到1898年春的三個月裡，兩人朝夕相處，梁啟超稱他為“講學最契之友”，兩人授徒之餘，一起為解除婦女纏足奔走呼籲，倡議各項新政，同為《湘報》撰文。唐才常贈給梁啟超一方產自瀏陽的菊花硯，由譚嗣同作銘、江標刻字，銘文是：“空華了無真實相，用造莂偈起眾信。任公之硯佛塵贈，兩君石交我作證。”⁠[11]

故宮博物院的詞條寫道，1898年初他在湖南以全部精力投入維新運動，倡設南學會，三月又辦《湘報》宣傳維新，遭到頑固派的攻擊。《清代名人傳略》寫他同時擔任南學會會長；書中列舉的湖南新政成果有引進輪船、警察制度現代化、興辦工業和籌劃鐵路。⁠[12][1]

1898年春（閏三月），他回到瀏陽，與黎宗鋆、唐才常、歐陽笠耕創辦群萌學會，作為講學論政的團體，併為它寫了《群萌學會敘》。⁠[6]

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佈第一道變法上諭；同一天，徐致靖上折保薦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黃遵憲等人。6月16日康有為得到召見，譚嗣同和梁啟超被從湖南召入京。⁠[1][5]

四月初三日，他離開瀏陽前往長沙，這一天恰逢他與妻子李閏結婚十五週年，他寫下《戊戌北上留別內子》等詩。約六月二十五日（8月12日），他從南京到上海，準備由上海乘船北上。⁠[6][7]

他9月初到北京，9月5日被任命為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同時任命的還有楊銳（1857—1898年，四川人）、林旭（1875—1898年，福建人）和劉光第（1859—1898年，四川人），四人號稱軍機四卿，參與新政。⁠[1][5]

在北京他暫住北半截衚衕的瀏陽會館，自題所住的五間西房的北套間為莽蒼蒼齋；會館的裡院北屋是清末維新志士開會的地方。北京史地民俗學會副會長劉陽說，他的許多詩文、信札都寫於這裡。⁠[13]

彭曉玲寫道，他任軍機章京後事務繁忙，寫信給李閏說朝廷決意變法，國事大有可為，自己因此更加勉力，不敢偷閒，並以把榮華看作夢幻、把死亡與屈辱看作平常的話勉勵她。⁠[2]

《清代名人傳略》寫道，慈禧太后決意迫使光緒帝退位；9月14日，光緒帝給康有為和四位軍機章京送去一道手諭，要他們設法相救。⁠[1]

馬勇在《中華讀書報》的文章寫道，袁世凱Yuan ShikaiYuan Shikai（袁世凱，1859—1916年）是清末的軍事將領和改革派大臣，1912年至1916年任中華民國首任大總統。他在天津小站編練的新式陸軍後來發展為北洋軍；1915年至1916年他宣佈改行帝制、自任皇帝，1916年3月取消帝制，同年6月6日去世。點擊查看完整詞條9月17日在頤和園覲見光緒帝，已奉旨定於20日請訓；9月18日夜，譚嗣同獨自來到袁世凱在王府井大街北頭報房衚衕法華寺的寓所。陳玉通的文章也把這次會面寫在農曆八月初三（9月18日）夜間。《清代名人傳略》則把會面寫在17日午夜。⁠[14][15][1]

馬勇寫道，譚嗣同出示一份草稿，稱榮祿謀劃廢立、弒君，要袁世凱迅速帶所部兵馬入京，派一半兵力包圍頤和園，並誅殺榮祿；他說除掉慈禧太后由他自己安排，無須袁世凱出手，自稱僱有好漢數十人，並已電召湖南的好將多人；他又說皇帝的硃諭在林旭手中，拿出的是楊銳抄給他看的抄件，袁世凱指出其中並沒有誅榮祿、圍頤和園的話。譚嗣同說袁世凱若不答應，他就死在袁世凱面前，又說自古非流血不能變法。⁠[14]

馬勇寫道，會面後譚嗣同直接去了東華門附近金頂廟的容閎容閎容閎（1828—1912年）是清末的教育家和外交官，1854年畢業於Yale University，被稱為第一位從美國大學畢業的中國學生。他倡議並主持了1872—1881年清政府選派120名幼童赴美留學的出洋肄業局（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曾任清朝駐美國、西班牙、秘魯副使，晚年著有英文回憶錄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1909年）。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寓所，康有為和梁啟超正在那裡等候消息。⁠[14]

北京日報刊發的陳玉通文章引康有為的自編年譜，寫康有為囑咐譚嗣同到袁世凱寓所勸他勤王，自己入城到金頂廟等候消息，結果得知袁世凱不能舉兵；陳玉通認為會面地點是報房衚衕的法華寺，法源寺與譚嗣同、袁世凱毫無關係，並批評李敖的小說《北京法源寺》歪曲歷史。⁠[15]

Jenne寫道，袁世凱後來記述，他之所以聽譚嗣同說下去，部分原因是以為譚身上帶著手槍；中國文化研究院的專題寫道，袁世凱假意支持，隨即把計劃透露給榮祿，並稱維新派輕信袁世凱是幼稚的。⁠[3][16]

馬勇則認為，袁世凱因告密而成為維新罪人的說法只是傳言，不是歷史；他寫道，9月21日一大早榮祿來見已回到天津的袁世凱，袁世凱比較如實地講述了譚嗣同夜訪的全過程和自己的看法，而當天傍晚北京已傳來慈禧太后重新訓政、緝拿康有為和康廣仁兄弟的電報；至於政變究竟是怎樣發生的，他認為是另外一個問題。⁠[14]

中國文化研究院的專題寫道，9月19日慈禧太后突然從頤和園回到紫禁城，9月21日發動政變，把光緒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臺，撤銷新政，下令逮捕維新派，重新訓政；《湖南日報》2018年的文章則寫她9月21日凌晨從頤和園趕回紫禁城，把光緒帝囚禁在中南海瀛臺，發佈訓政詔書，隨即下令捉拿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清代名人傳略》寫道，康有為逃往天津和香港，梁啟超逃往日本。⁠[16][5][1]

他拒絕出走，在寓所等候被捕；其間他試圖藉助職業武師營救光緒帝，沒有成功，也謝絕了日本友人請他避往日本的勸告。《湖南日報》2018年的文章寫他向日本友人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大意：各國變法都是流血才成功的，中國還沒聽說有人因變法而流血，這是國家不昌盛的原因；如果要有，就從我開始。）《湖南日報》2025年的文章寫這番話的聽者是勸他離開的人；中國文化研究院的專題也寫道，面對勸他出逃的人，他的回答是變法沒有不流血就能成功的。⁠[1][5][16][2]

王開林寫道，梁啟超勸他留在日本領事館，一起逃亡海外，他以“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後起！”（大意：沒有出走的人，就無從圖謀將來；沒有赴死的人，就無從喚起後來者）表明心跡。⁠[11]

他在瀏陽會館被捕。《清代名人傳略》和Jenne都寫他是9月25日被捕的，Jenne寫的是當天早晨宮廷侍衛衝進院門逮捕了他；王彬在《光明日報》的文章則寫他是9月21日在瀏陽會館被捕的。⁠[1][3][13][17]

他被關押在刑部大獄，在獄中寫下《獄中題壁》：“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4][5]

1898年9月28日，他在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刑場被處死，同時遇害的有楊銳、林旭、劉光第、康廣仁（康有為的弟弟，死時虛歲32）和楊深秀（1849—1898年，山西聞喜人，1889年進士，御史），六人被稱為戊戌六君子。⁠[1][5][2]

他死時33歲（《湖南日報》2018年和2025年的文章、湖南省政府網站、Jenne），故宮博物院的詞條寫作34歲。⁠[5][18][3][12][2]

彭曉玲寫道，輪到他時，他上前一步高喊：“有心殺賊，無力迴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大意：有心除賊，卻無力挽回大局；死得其所，痛快啊。）Jenne則寫這些話是他在等待行刑時用文字寫下的。⁠[4][3]

當天午夜，瀏陽會館的老長班劉鳳池和兒子摸黑來到刑場，用蘆蓆捲起他的遺體，扛回瀏陽會館。⁠[4]

政變後陳寶箴、徐致靖等人被革職或下獄；《清代名人傳略》把此後守舊派掌權與1900年的義和團事件聯繫起來。⁠[1]

王彬在《光明日報》的文章寫道，他的遺體在瀏陽會館入殮，同時在莽蒼蒼齋設立了靈堂。⁠[17]

一年之後，他的遺體才被運回瀏陽。他的墓依山而建，前有青石圍欄，冢頂以小圓扁石鋪蓋，墓碑刻“清故中憲大夫譚公復生府君之墓”，墓前立有石虎、石馬和一對華表。⁠[4]

中華民國成立後，時任湖南省民政司司長劉人熙呈請北洋政府褒揚譚嗣同並建紀念祠；瀏陽知事公署劃撥典史署空地用於建祠，李閏變賣了部分地產和首飾，加上譚氏家族籌集的款項，祠堂於1913年秋建成。祠又名譚嗣同烈士紀念館，位於才常路，門楣上直書譚烈士專祠幾個大字。⁠[4][2]

關於建祠的年份，彭曉玲2019年在《湖南日報》的文章寫祠堂於1913年秋建成；唐煜斯、朱玉文2024年在《湖南日報》的文章則寫1904年在瀏陽縣城修建譚嗣同烈士祠，並寫道這座位於瀏陽城區才常路、又名譚烈士專祠的紀念館前廳立有譚嗣同的塑像。⁠[4][19]

父親譚繼洵歷任甘肅按察使、布政使等職；《清代名人傳略》寫他1890—1898年任湖北巡撫，《團結報》的文章寫他1889年升任湖北巡撫。《團結報》的文章寫道，譚繼洵於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十二日（1901年10月23日）去世，終年78歲。⁠[1][8]

他的妻子是李閏；Jenne寫他19歲結婚，他們的幼子出生不到一年就夭折了。⁠[2][3]

黃禹康在《文史拾遺》的文章寫道，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五月譚嗣同、梁啟超等人在上海發起設立戒纏足會時，李閏帶領家中的大足僕婦走上街頭宣傳不纏足的好處；她受譚嗣同影響，與康廣仁的妻子黃謹娛倡辦了中國女學會，這是近代上海的第一個婦女團體；次年又在同仁支持下創辦了第一所中國自辦的女學堂中國女學會書塾。劉正初則寫道，譚嗣同發起成立中國婦女會時，李閏出任理事並承擔了許多具體工作。⁠[20][21]

譚嗣同死後，李閏自號“臾生”，表示自己含悲忍辱、暫且苟活；她從兩人原來的臥室搬出，守寡孀居，奉養親長、撫育侄輩，並修建譚嗣同烈士祠、宣傳他的思想。因為譚嗣同沒有兒子，譚繼洵讓次子譚嗣襄的兒子譚傳煒兼祧為他的後嗣，又把譚嗣襄的兩個女兒交給李閏教養婚配。⁠[20][21]

1912年，李閏捐出部分家產，併為募集公私資財奔走，與劉淞芙等人創辦了瀏陽第一所女校，擔任名譽校長；劉正初寫這所學校是瀏陽女子師範學校。她看到當時棄嬰、溺嬰的現象，除自己捐出錢財外，還帶動許多人捐出閒置的祀產，設立了一個育嬰局，並訂有規章。1925年她60歲生日時，康有為與梁啟超合送了一塊題有“巾幗完人”四個大字的橫匾，掛在大夫第故居大廳，原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焚燬。劉正初寫道，她於1925年在大夫第去世，享年60歲；瀏陽市北正南路的大夫第是譚嗣同和李閏的故居。黃禹康寫她是在六十歲生日後不久病逝的。⁠[20][21]

《仁學》是他的主要著作，共2卷；《清代名人傳略》寫它作於1896—1898年，1898年12月印行；《解放日報》上彭曉玲的文章寫它作於1896年秋至1897年春，他每寫成一篇就與梁啟超商討；Hung-yok Ip的論文在引注中把它標為1896—1897年所作。⁠[1][7][10]

《清代名人傳略》寫道，此書巧妙地融合了儒家、佛教和基督教思想以及他所瞭解的西方科學；按其序言所說，寫作目的是衝破名聲、私利和守舊的羅網，拋開崇拜君主和盲目尊古的念頭。BritannicaEncyclopædia BritannicaEncyclopædia Britannica（大英百科全書，又譯不列顛百科全書）是1768年在蘇格蘭愛丁堡開始出版的英語綜合性百科全書，也指出版它的總部位於美國芝加哥的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Inc.（對外稱 The Britannica Group）；紙質版於2012年停印，此後以 Britannica.com 線上百科、面向學校與圖書館的數字教育產品和 Merriam-Webster 詞典為主要業務。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寫道，他強調民權和獨立，他的變法思想比康有為更多地借重佛學。⁠[1][22]

Hung-yok Ip的論文寫道，他認為佛學包容一切宗教、一切哲學和一切經典；他把以太看作宇宙基本而永恆的元素和使萬物凝聚的引力，並稱以太就是孔子所說的仁；他運用華嚴宗和大乘佛教的思想，引用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說法和三世一時的觀念，又受唯識宗影響，把識分為八類，並運用唯識宗的四智之說。⁠[10]

Ip寫道，佛教改革者太虛推崇《仁學》，她認為譚嗣同關於相互聯繫的思想預示了一行禪師、Sulak Sivaraksa和A. T. Ariyaratne等人後來的工作。湖南省政府網站稱《仁學》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著作，被譽為19世紀末中國的《人權宣言》；《湖南日報》2025年的文章稱它是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10][18][2]

2021年6月18日，復旦大學中國近代史青年學者讀書班以重讀《仁學》為題討論時，吳仰湘稱《仁學》“堪稱近代史上兩部奇書之一”，另一部是康有為的《大同書》；張維欣認為譚嗣同是“一個畢生追求‘日新’的思想家”。⁠[23]

他最早的文集是約1897年印行的《東海褰冥氏三十以前舊學》，共4冊；1917年出版的《戊戌六君子遺集》收入了他的《寥天一閣文》（2卷）、《莽蒼蒼齋詩》（2卷）和《集外文》（1卷）；1925年出版的《譚瀏陽全集》收著作5種，附年譜。⁠[1]

Chan Sin-wai翻譯的英文本An Exposition of Benevolence: The Jen-hsüeh of T’an Ssu-t’ung於1984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共xvi+374頁，列入中國文化研究所專刊第6種。⁠[24]

《仁學》最早有兩個刊本：唐才常在上海《亞東時報》發表的本子，和梁啟超在日本橫濱《清議報》發表的本子；湯志鈞推測《亞東時報》本更接近原貌。《清議報》第二冊刊出梁啟超的《校刻瀏陽譚氏仁學序》；《仁學》自《清議報》第十四冊起中斷連載，第四十四冊起又短暫恢復連載三冊，之後再次中斷，到第一百冊才一次刊出剩餘部分。狹間直樹從梁啟超本人思想的變化、康有為對《清議報》的控制和《清議報》編務人事的變動來解釋連載的中斷；匯校者張維欣、張玉亮對此提出補正，認為中斷大抵是康有為及其固守保皇思想的追隨者干預或控制《清議報》編務的結果。⁠[23][25]

東京國民報社的單行本印於1901年10月，卷首收梁啟超的《譚嗣同傳》，鄭凌峰寫道，這篇傳記清除了《戊戌政變記》本中尊崇康有為的色彩。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仁學（匯校本）》，由張玉亮匯校、張維欣導讀，共300頁，以《亞東時報》本為底本。⁠[23][25]

彭曉玲寫道，他在湖北江夏得到一張相傳為文天祥所有的蕉雨琴，寫了《文信國公蕉雨琴記》，用白綾為它做了琴囊並親筆題詞；他死後，這張琴與七星劍等遺物由李閏封存在瀏陽大夫第的閣樓上，後來一位譚姓人家出於擔心把蕉雨琴包好埋在屋後的菜地裡。⁠[2]

一次雷雨把他家花園裡的一棵梧桐樹劈倒，斫琴師聽取他的意見，用殘幹先後製成兩張七絃琴：仲尼式的崩霆琴和落霞式的殘雷琴。崩霆琴背面刻有23字題款，署譚嗣同作，今藏湖南博物院。湖南省政府網站寫道，兩琴是光緒十六年（1890年）用故居院內被雷劈倒的梧桐殘幹監製的，腹款分別為霹靂琴第一和霹靂琴第二，故居的石菊影廬書房裡陳列著兩琴的複製件。彭曉玲寫道，北上前夜，他與李閏對彈這兩張琴；湖南省政府網站引譚家後人的回憶，把這次對彈記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三日晚、他赴京的前夜。⁠[2][18]

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殘雷琴為落霞式，通長118.8釐米，黑色光漆，蚌徽，琴面為桐木；琴背面龍池之上刻殘雷二字，其下刻行楷35字，是譚嗣同所作的詩及署名，均填以石綠，鈐篆書壯飛印，另有光緒十六年（1890年）瀏陽譚嗣同復生監製霹靂琴第二的腹款；鄭珉中的說明寫道，這首詩見於譚嗣同的手稿《秋雨年華之館叢脞書》，此琴是譚嗣同用雷劈梧桐監製的古琴之一，1952年由錢君宜捐獻給故宮博物院。⁠[26]

瀏陽的譚嗣同故居位於瀏陽市北正南路101號，始建於明末清初，原為祠宇，由他的祖輩買下改為庭院式私宅，坐西南朝東北，磚木結構，三棟兩院，大小房舍共24間；譚嗣同紀念館坐北朝南，佔地522平方米，為二棟一亭的磚木結構祠宇建築，館內基本陳列分為自小立志磨練成長、立志匡時變法維新、百日維新變法獻身、浩氣長存影響深遠四個板塊。⁠[18]

這座建築原為周姓祠宇，由譚嗣同的祖父譚學琴（曾任瀏陽縣吏）買下作為私第並加以改造；譚嗣同故居1994年被公佈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1996年11月20日被國務院公佈為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8年被定為省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27]

故居內有他的銅像，第三進院落裡是他的書房石菊影廬；故居旁的小廣場上立有他的塑像。⁠[4][2]

北京北半截衚衕的瀏陽會館（譚嗣同故居）1986年被列為宣武區文物保護單位；北京史地民俗學會副會長劉陽說，早在20世紀50年代瀏陽會館就已成為大雜院。2016年中新網記者探訪時，一位老人說院內大約有二十多戶人家，一位住戶說院裡的許多小屋是私搭亂建的。⁠[13]

王彬在《光明日報》的文章寫道，北半截衚衕拆遷以後，瀏陽會館因為是文物保護單位而被保留下來，劃入法源寺歷史文化保護區；二進院5間正房的北次間與北梢間就是譚嗣同住過的莽蒼蒼齋，他曾為莽蒼蒼齋題寫門聯“家無儋石，氣雄萬夫”，康有為認為鋒芒太露、容易招惹是非，他於是另撰一副，上聯“視爾夢夢，天胡此罪”，下聯“於時處處，人亦有言”；他在會館寫成《莽蒼蒼齋詩》二卷，他題寫的莽蒼蒼齋橫匾和門聯“雲聲雁天夕，雨夢蟻堂秋”直到20世紀50年代還在。他死後，每年正月初二湖南籍的旅京人士都到這裡舉行悼念活動，一直持續到全面抗戰爆發前夕。⁠[17]

《清代名人傳略》寫道，他的思想使他可以被看作當時思想界的一顆“new comet”（新彗星）；湖南省政府網站寫道，梁啟超譽他為晚清思想界的彗星。中國文化研究院的專題稱他是維新運動的第一位殉難者，並寫到他的老同學和同鄉唐才常後來組織自立軍起事，起事失敗後與另外11人一同被處死。⁠[1][18][16]

《清代名人傳略》寫道，Timothy Richard（李提摩太）1907年出版的Conversion by the Million收有譚嗣同的畫像。⁠[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