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懷

盛宣懷於1844年11月4日（清道光二十四年）出生在江蘇常州府武進縣（今江蘇省常州市）。⁠[1][2][3]

他字杏蓀，又字幼勖（《常州市志》作幼勳），號次沂、補樓，別號愚齋，晚號止叟。⁠[4][5][6][7]

他出身官宦之家。祖父盛隆是嘉慶十五年（1810年）的舉人，曾任浙江海寧州知州。父親盛康官至湖北武昌鹽法道，候補浙江道，有侍郎銜；關於盛康的功名，王良先在《環球人物》的文章中寫作清末舉人，天津大學130週年校慶網站的介紹寫作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進士。上海圖書館所藏盛宣懷檔案中也有盛康形成的檔案材料。⁠[8][9][3]

1866年（同治五年），盛宣懷考中秀才，此後參加鄉試都沒有考中舉人，於是不再走科舉之路。落第的次數說法不一：韓寶誌寫作多次，王良先寫作三次，天津大學130週年校慶網站寫作兩次。⁠[4][8][3][7]

1870年4月，盛宣懷經同鄉楊宗濂引薦，進入湖廣總督李鴻章的幕府，任行營內文案兼營務處幫辦，受到器重，被奏保為道員。當時李鴻章正奉命率部赴陝西鎮壓西北迴民起義，與盛家素有往來的楊宗濂把盛宣懷推薦給了他。⁠[4][8][7]

這一年，盛宣懷放棄了投奔船政大臣沈葆楨的機會，入李鴻章幕府辦理賑務，隨後成為李鴻章在經濟事務上的主要副手；招商局集團的介紹稱他是李鴻章興辦洋務的幹練之才。⁠[10][1][6]

易惠莉引用的《清史稿》本傳寫道，盛宣懷在多個省份募款籌賑，並更加用心於水利，治理小清河的成效尤其顯著。易惠莉在註釋中依據《盛宣懷行述》所記他辦賑之始為1871年（辛未）畿輔大水，認為《清史稿》把這次水災繫於咸豐年間是同治之誤。⁠[5]

1871年，27歲的盛宣懷受李鴻章派遣赴日本考察。⁠[4]

1872年夏，28歲的盛宣懷奉李鴻章之命草擬了《輪船章程》，自此參與籌劃輪船招商局；1873年招商局創辦之初，他被委為會辦。⁠[6][8]

1880年，盛宣懷出任電報局總辦。他設立了中國電報總局，到1893年已架設電報線路超過1.4萬英里（2.25萬公里）；交通大學建校130週年的圖文回顧稱他創辦了中國第一家電報局。⁠[8][1][11]

盛宣懷把電報局來往的電報都做了副本保留，使他的檔案中部分內容的完整程度甚至超過了官方檔案。⁠[9]

在北洋大學堂之前，盛宣懷興辦或籌辦的學堂有1880年的天津電報學堂、1882年的上海電報學堂、1888年的煙臺礦務學堂（未辦成）、1890年的蘭州電報學堂、1892年的輪船招商局駕駛學堂和1893年的北洋醫學堂。⁠[4]

招商局集團的介紹把盛宣懷列為招商局歷史上的第三任和第六任掌門人。頁面的圖片說明寫他1884—1902年任招商局督辦，正文則寫他真正掌握招商局的領導權是從1885年被委任為督辦開始，直到1902年被袁世凱Yuan ShikaiYuan Shikai（袁世凱，1859—1916年）是清末的軍事將領和改革派大臣，1912年至1916年任中華民國首任大總統。他在天津小站編練的新式陸軍後來發展為北洋軍；1915年至1916年他宣佈改行帝制、自任皇帝，1916年3月取消帝制，同年6月6日去世。點擊查看完整詞條排擠出局，控制招商局達十八年；連同1909—1910年的第二次任職，前後兩次跨越兩個世紀，共十九年。他1885年就任督辦之初頒佈了《用人章程十條》和《理財章程十條》；介紹認為這兩份文件為他全盤控制招商局、削弱普通股東權利起了消極作用，而其中對洋員重新調配以及核定資產、清理債務等規定，對招商局免蹈洋人把持之弊和促進營運活動都有積極作用。⁠[6]

同一介紹寫道，招商局的資本從1885年的200萬餘兩增加到1902年的2000餘萬兩；介紹認為總體考察，他對招商局的貢獻是主要的，同時列出否定性的看法：認為他巧取豪奪、侵吞了商股的利益，進行龐大的局外投資、削弱了招商局的實力，向清廷報效大量花紅、瓜分了招商局的利潤。介紹還寫他借招商局之力，又興辦了煤鐵礦務、紡織、鐵路、銀行等一系列洋務企業。⁠[6]

易惠莉的註釋寫道，1885年8月至1887年8月，馬士受李鴻章委派在輪船招商局任顧問，直接對當時任登萊青道的盛宣懷負責。她還寫道，盛宣懷的官職從海關道一直擢升到郵傳部大臣。⁠[5]

袁為鵬的論文寫道，早在光緒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農曆，下同），盛宣懷所上《籌擬鐵礦情形稟》中，即已流露出勘採江蘇徐州利國鐵礦、煤礦的意圖；張之洞張之洞張之洞（1837—1909年）是清朝後期的官員、學者和教育家，洋務運動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歷任山西巡撫、兩廣總督和湖廣總督，在湖北興辦鋼鐵、軍工、紡織企業和新式學堂，1898年著《勸學篇》，晚年入京任軍機大臣和大學士。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在同月二十九日發給海軍衙門和李鴻章的電報中表示，煤鐵以距湖北較近者為宜。光緒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張之洞致電海軍衙門，說盛宣懷在上海所擬開採徐州利國礦的稟議應從緩議，盛宣懷遂不得不放棄冶煉利國礦的設想。⁠[12]

論文還寫道，盛宣懷的侄子盛春頤當時在張之洞手下辦事，曾寫信告訴盛宣懷，白乃富打算在武漢設廠煉鐵，張之洞頗以為然。光緒十六年四月七日，盛宣懷給張之洞連發五電（其中一電已佚），在第二電中力爭鐵廠設在大冶；四月八日，張之洞正式宣佈放棄大冶，決定在武昌省城附近設廠；直到同年七月，張之洞才最終決定把鐵廠設在漢陽龜山（又稱大別山）腳下。同年十月十六日，盛宣懷仍通過李鴻章致電張之洞，力勸他在大冶江邊設廠。袁為鵬認為，張之洞改變廠址的主要原因是他與李鴻章、盛宣懷等人的矛盾激化，漢陽鐵廠的選址是雙方政治鬥爭的焦點。⁠[12]

1892年，盛宣懷出任天津海關道（津海關道），在任上與當時擔任美國駐天津副領事、也是李鴻章家庭英文教師的丁家立（C. D. Tenney）商議了開辦新式學堂的計劃。⁠[8][4][3]

1893年，李鴻章籌辦了10年但開張僅兩年多的上海機器織布局發生火災，幾乎毀於一旦；盛宣懷受命善後，在不到兩個月時間裡籌集了200萬兩資本，並將重新開張的織布局改名為華盛紡織總廠。這家在他主持下改組的華盛紡織公司（Huasheng Spinning and Weaving Company）成為中國第一家成功的棉紡廠。⁠[8][1]

1895年9月，時任津海關道的盛宣懷經由直隸總督王文韶向朝廷遞上《津海關道盛宣懷創辦西學學堂稟明立案由》奏摺；10月2日光緒帝硃批“該衙門知道”（讓有關衙門知悉），正式批准辦學，天津大學的前身北洋大學堂由此創建，盛宣懷任首任督辦。新華社2025年的報道稱它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建校最早的高等學府。⁠[13][4]

北洋大學堂按學門分科教學，分設律例、工程、礦務和機器四個學門，早期校址在當時天津大營門外梁家園的博文書院。盛宣懷一方私人印章上用篆書刻著實事求是四字，他為北洋大學定下的校訓也是這四個字。⁠[13][10]

1895年北洋大學堂首次招生，僅香港一地報名應試的就有一千餘人，只錄取了十餘名。盛宣懷聘請美國美國美國是位於北美洲、實行聯邦制的國家，由50個州、作為合眾國政府所在地的哥倫比亞特區以及波多黎各、關島等屬地組成，首都為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1776年7月4日，大陸會議通過《獨立宣言》。2020年人口普查（2020年4月1日）全國常住人口為331,449,281人（約3.31億人）；眾議院435個議席依據人口普查結果在各州之間分配。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學者丁家立擔任學堂總教習；有人提出把第一批60名學生分別改學法、德、日三國文字時，盛宣懷斷然拒絕。⁠[3]

漢陽鐵廠投產不到一年甲午戰爭爆發，清廷再無多餘款項可以接濟，鐵廠陷入破產危機。甲午戰後李鴻章失勢，盛宣懷轉而投靠張之洞；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張之洞奏準由有官督商辦經驗的盛宣懷接辦漢陽鐵廠。盛宣懷任鐵廠總理，漢陽鐵廠及其礦山從此歸入他掌管的企業，他同時兼籌辦蘆漢鐵路。王良先把漢陽鐵廠稱作湖廣總督張之洞留下的爛攤子。⁠[14][8][12][1][3]

萍鄉煤礦是一筆很大的投資，其中包括計劃用於運煤的萍株鐵路；盛宣懷認定鐵廠的煉鐵爐不合用，需要另購裝置，於是派鐵廠總辦李維格出洋考察、另行訂購機器。《光明日報》2014年的文章認為，起碼在他接辦後的七八年裡，所謂招股都是由他個人或他控制的機構提供的，數目看來也不大。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盛宣懷又兼辦萍鄉煤礦；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二月，萍鄉煤礦以招商局在上海洋涇浜一帶的產業作擔保，向德商禮和洋行借款400萬馬克。⁠[14][8][7]

1896年，盛宣懷調到上海，以四品京堂候補督辦鐵路總公司事務，被授予專摺奏事權，並授太常寺少卿銜。他拿到專摺奏事權後遞交的第一道奏摺是《條陳自強大計折》，認為練兵、理財、育才是國家強盛之道，而育才更是當務之急。⁠[4][11]

1896年10月，盛宣懷奏設南洋公學，以培養商務、行政及法律人才，光緒帝御批准辦；同年南洋公學在上海徐家匯創辦。由於經費不足，他從自己管轄的輪船招商局和中國電報總局籌款，半商半官地辦起了這所學校。1897年，他在《申報》登報招生，錄取30人進入南洋公學師範院；學校於同年4月8日正式開學，這一天成為交通大學的校慶紀念日；1898年6月，最終選定今天的徐匯校區作為永久校址。南洋公學是今上海交通大學的前身。⁠[11]

盛宣懷在1896年奏請光緒帝興辦南洋公學，光緒帝御批一個覽字；這份奏章的原件保存在故宮，上海交通大學徐匯校區的校史博物館陳列著它的高仿件。澎湃新聞2026年的文章認為，盛宣懷深知要改變積貧積弱的國運，必須培養懂技術、能實幹的人才，“自強首在儲才，儲才必先興學”（自強首先在於儲備人才，儲備人才必須先興辦學校）成為交通大學百年辦學的底色。⁠[15][11]

《常州市志》把南洋公學的創辦繫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寫學校內設師範院、上院、中院和外院四院，其中外院是中國第一所新式小學，師範院是國內最早培養高級知識分子的教育機構，邵力子、黃炎培都畢業於師範院。⁠[7]

梁啟超梁啟超梁啟超（1873—1929年）是清末民初的思想家、政治人物、報人和學者，康有為的弟子，1898年戊戌變法的參與者；變法失敗後他流亡日本14年，主辦《清議報》和《新民叢報》，1912年回國後參與創建進步黨，先後出任北京政府司法總長和財政總長，並在1915—1916年反對袁世凱稱帝。1917年底退出政界後，他專事著述和講學，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和北京圖書館館長，著作匯為《飲冰室合集》。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在《三十自述》中寫道，丁酉年（1897年）四月，直隸總督王文韶、湖廣總督張之洞和大理寺卿盛宣懷聯銜奏保他，朝廷有旨交鐵路大臣差遣，他本人事先並不知道。⁠[16]

1897年1月，鐵路總公司在上海正式成立，盛宣懷以四品京堂候補督辦其事務；Encyclopædia BritannicaEncyclopædia BritannicaEncyclopædia Britannica（大英百科全書，又譯不列顛百科全書）是1768年在蘇格蘭愛丁堡開始出版的英語綜合性百科全書，也指出版它的總部位於美國芝加哥的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Inc.（對外稱 The Britannica Group）；紙質版於2012年停印，此後以 Britannica.com 線上百科、面向學校與圖書館的數字教育產品和 Merriam-Webster 詞典為主要業務。點擊查看完整詞條把他取得這一新設全國鐵路管理機構控制權的時間寫作1896年。⁠[8][1]

1897年5月，盛宣懷在上海主持開辦了中國第一家官辦新式銀行中國通商銀行，此後他的活動中心從天津轉往上海。天津大學的英文介紹和澎湃新聞2026年的文章都稱他開創了中國第一家現代銀行。⁠[8][17][11]

他所管轄的企業橫跨重工業、輕工業、交通運輸和金融業，當時有人說他除了控制全國電報，又獨攬輪船、銀行、鐵路、煤礦、紡織大權，所謂“一隻手撈十六顆夜明珠”（一隻手撈起十六顆夜明珠）。⁠[8]

容閎容閎容閎（1828—1912年）是清末的教育家和外交官，1854年畢業於Yale University，被稱為第一位從美國大學畢業的中國學生。他倡議並主持了1872—1881年清政府選派120名幼童赴美留學的出洋肄業局（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曾任清朝駐美國、西班牙、秘魯副使，晚年著有英文回憶錄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1909年）。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在回憶錄《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中寫道，他曾提議在北京設立一家由政府撥款1000萬兩的國家銀行；戶部尚書翁同龢翁同龢翁同龢（1830—1904年）是清朝後期的官員、書法家和日記作者，同治帝和光緒帝兩代皇帝的師傅，曾任戶部尚書、軍機大臣和協辦大學士。1898年百日維新開始後不久他被罷官，戊戌政變後又被革職；他記了近半個世紀的日記被稱為晚清四大日記之一。點擊查看完整詞條正要奏請批准時，主持中國電報局的盛宣懷發電報請翁同龢暫緩兩週、等他進京，翁同龢與盛宣懷是同鄉又是密友，便答應了。容閎寫他聽說盛宣懷帶了30萬兩進京送給兩三位親王，以開設銀行經辦自己事業的名義拿走了這1000萬兩撥款。⁠[18]

上海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在館藏盛宣懷檔案中發現了張元濟致盛宣懷的40封書信和4篇文稿。1899年，李鴻章的幕僚于式枚借張元濟的名條寫信，轉達李鴻章希望盛宣懷為張元濟謀職的願望；同年三月，盛宣懷通過南洋公學總理何嗣焜聘張元濟為譯書院總校兼代辦院事。⁠[19]

盛宣懷先後參預了一些重大外交活動。1900年，在北方義和團運動的衝擊下，他以南方紳商社會代表的身份，聯絡張之洞等南方各省督撫與各國領事簽訂《東南互保章程》，促成了東南互保的實現。⁠[5][10][7]

1901年，一紙上諭下達給時任宗人府府丞的盛宣懷，已近花甲之年的他被派充為會辦商務大臣，議辦通商行船各條約及改定進口稅則，並就近會商劉坤一、張之洞妥為定議。易惠莉引用費維愷（Albert Feuerwerker）的評論，提到他在1899—1910年對商約談判的處理。⁠[10][5]

天津大學130週年校慶網站的介紹寫道，盛宣懷在興辦洋務的過程中由四品銜升為一品銜，先後被授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少卿等官職，稍後又獲太子太保銜；他去世後兒子盛同頤等纂成的《行述》，題名中的銜名是太子少保。⁠[3][20]

1901年李鴻章去世後，1902年袁世凱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開始與盛宣懷爭奪洋務企業的控制權，王良先稱袁世凱是盛宣懷人生中最大的對手。《常州市志》寫道，袁世凱趁盛宣懷辭官回常州為父奔喪之機，派人強行接管了電報局和招商局。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農曆），袁世凱被派任電政大臣；光緒二十九年正月，清廷免去盛宣懷的輪船招商局督辦，以袁世凱的親信楊士琦為總理；招商局集團的介紹則寫他在1902年被袁世凱排擠出招商局。最終鐵路總公司被裁撤，盛宣懷在電報局中的勢力完全喪失。⁠[8][6][7][21]

1902年由廉泉等人創辦、中國最早的出版機構之一文明書局中有盛宣懷的股份；他還托友人在日本代購書籍，其中有當時留學日本的學生但燾等人，開出的書目中不乏古籍善本，但更多是衛生、教育、法律、金融等實用類書籍，數量達千卷。⁠[10]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盛宣懷被任命為工部左侍郎。同年九月（農曆），他的父親盛康去世，按照制度，他辭去一切官職，回常州守孝。⁠[21][7]

光緒三十一年四月（1905年），盛宣懷守孝期滿進京，被慈禧太后召見；當時京漢鐵路即將完工，盛宣懷稱病求退，試探朝廷的意向，慈禧太后說：“國家正值多事，汝系舊臣，不當出此。”張實認為，召見之後也不過是讓他回到上海，繼續與列強進行沒有期限的商約談判。同年年底，京漢鐵路通車，清廷在北京建立鐵路總局，由唐紹儀任督辦，並裁併盛宣懷設在上海的鐵路總公司，盛宣懷督辦鐵路十年至此結束。⁠[21]

《光明日報》2014年的文章寫道，漢冶萍公司於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由漢陽鐵廠、大冶鐵礦和萍鄉煤礦合併而成，計劃招股2000萬元，未達目標，但一年內招到約1000萬元。盛宣懷在報告中稱，自光緒二十二年五月至三十三年八月，鐵廠用去商本1020餘萬兩，煤礦及運輸用去740餘萬兩，來源是股本、商息和礦石、生鐵、鋼軌的預售款；文章指出這些數字如何平衡並不清楚。易惠莉把漢冶萍煤鐵廠礦有限公司列入他以督辦、總辦或董事會長身份主持的企業。⁠[14][5]

光緒三十四年二月初七（農曆），盛宣懷被授為郵傳部右侍郎；《常州市志》則把他被慈禧太后召見、出任郵傳部右侍郎繫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21][7]

1908年，盛宣懷前往日本治病，並考察日本的廠礦和銀行各業。他在當年十月赴日本實地考察，攜回書籍研究數月，並參考伊藤博文所說的“立憲必先清釐財政”、松方正義所說的“財政必先整齊幣制”以及日本開辦銀行的宗旨，於宣統元年閏二月（1909年）上奏《請推廣中央銀行先齊幣制折》。⁠[7][21]

1909年至1910年，盛宣懷再次兼任招商局董事會主席，但這一次由於時勢變化等原因，並無多少建樹。招商局集團的介紹寫他當時以郵傳部尚書的身份兼任；張實的文章寫他在1908年被授郵傳部右侍郎，1911年1月6日才升任郵傳部尚書。⁠[6][21]

1909年8月，盛宣懷被推選為招商局第一屆董事會會長和中國紅十字會會長。⁠[7]

宣統二年七月（1910年），清廷命盛宣懷赴郵傳部右侍郎本任，並幫辦度支部幣制事宜。⁠[21]

宣統二年十二月初六（1911年1月6日），盛宣懷被任命為郵傳部尚書；同年清廷改制，“皇族內閣”成立，他留任郵傳大臣，也是國務大臣。他試圖把各省士紳和商人發起的地方鐵路項目收歸國有。Encyclopædia Britannica寫道，各省的地方勢力把這一舉措視為朝廷高官把中國出賣給外國帝國主義列強的陰謀，騷亂從西部的四川開始並蔓延到全國，1911年10月10日華中城市武漢的起義引發的一連串事件使他的計劃和清王朝一同垮臺，結束了2000年的帝制。市古宙三（Chuzo Ichiko）的論文寫道，盛宣懷接替唐紹儀（T’ang Shao-i）任郵傳部大臣，政府在1911年5月9日發佈的幹線鐵路國有令由他起草。⁠[1][22][21][3]

王良先寫道，由於盛宣懷將已經交給商辦的川漢、粵漢鐵路交由列強修築，引發了辛亥革命。易惠莉寫道，《清史稿》把盛宣懷與瑞澂單獨編為一卷，卷末史論說鐵路國有之議實由盛宣懷首創，因此把他列為首惡；她引左舜生的話說，世人只把他的鐵道國有政策當作引起革命的導火線；她還引日本學者中村義的話說，當時作為漢人大官僚而在清政府中樞與清朝廷命運與共的，只有盛宣懷一人。⁠[8][5]

胡思敬在《國聞備乘》中說，盛宣懷失去鐵路之利後鬱郁多年，袁世凱被黜後，載澤與粵黨爭權，盛宣懷賄賂載澤六十萬金，才被起用為郵傳部尚書；張實認為是否行賄六十萬兩似無確證。劉體智評論說：“澤公用武進盛尚書，有貝之財與無貝之才兼收而並蓄。”（載澤任用武進人盛尚書，錢財與才幹一併收用。）張實還寫道，奕劻過生日時，盛宣懷“謹備日金幣二萬元”，派陶湘單獨請見送到奕劻手裡，奕劻留有一封覆信。⁠[21]

市古宙三寫道，清政府在1911年10月26日罷免了郵傳部大臣盛宣懷。1911年10月28日出版的The Spectator寫道，《泰晤士報》通訊員認為，星期二發佈的罷免“the Minister of Railways, Sheng”（鐵路大臣盛宣懷）的上諭顯示了朝廷的軟弱和惶恐；盛宣懷在前一天受到國會（資政院）的彈劾，文章還寫他的倒臺與袁世凱的掌權同時發生。譚徐鋒的書評寫道，武昌起義後，革命勢力對盛宣懷口誅筆伐，清廷內部也對他猛烈攻擊，資政院會議上甚至有必須將他明正典刑才能服人心、平亂事的呼聲；不久清廷頒佈諭旨，將盛宣懷“即行革職，永不敘用”（立即革職，永遠不再任用）。⁠[22][23][20]

革職後，盛宣懷在外國公使派兵保護下經天津逃往青島、大連，隨後流亡日本；1911年12月31日，他乘船去了日本。他的家產在蘇州光復後被迅速查封。⁠[8][20][7]

彭曉飛文章所附的一張照片，是1912年流亡日本期間的盛宣懷和他的兒子盛恩頤、盛重頤。⁠[24]

民國成立不久，盛宣懷安然回國，並收回了被革命派查沒的家產；1912年，華洋義賑會請他回國辦賑，他鼎力支持紅十字會援助南京難民，順利地與當時的江蘇高層搭上關係，又一次發起捐賑復產。1912年10月，他回到上海。譚徐鋒的書評認為，這背後有南京臨時政府為解燃眉之急、急需盛宣懷居間聯絡向日本借款的需要；從孫中山、袁世凱、程德全一直到張勳，都對他有所倚賴。⁠[20][7]

盛宣懷在1912年與孫中山有書信往來。王良先寫他後來曾出錢幫助孫中山，但他通過做大事而得大官的舊路再也無法實現。⁠[5][8]

1913年3月，在漢冶萍公司股東大會上，盛宣懷又被推任為公司總理和董事長。⁠[7]

1913年12月，盛宣懷與日本財團簽訂以漢冶萍公司作抵押、借款1500萬日元的合同，漢冶萍由此長期向日本供應廉價生鐵和鐵礦石；《常州市志》把這件事寫成他“投袁世凱無望，便投靠日本帝國主義”的結果。1915年，他又與日方策劃籌組中日“合辦”的鋼鐵公司，未及實現便病逝。⁠[7]

1916年4月26日夜，盛宣懷在彌留之際委託顧泳銓、盛玉麐主持家務，並向他們以及夫人莊德華和五房子孫（三子盛同頤、四子盛恩頤、五子盛重頤、七子盛昇頤和長孫盛毓常）交代後事，說：“我之遺囑早經辦好，但未完全，將來家產應有進項作十份開拆，以五份留做善舉、五份分給五房”；他還要求成立議會，議員從多年舊友中擇道德夙著的人擔任。次日，即1916年4月27日，盛宣懷在上海逝世，享年71歲。他去世時，23卷奏稿已經編成。譚徐鋒寫道，他最終把包括漢冶萍、招商局等企業股票在內的全部資產都轉為義莊基金。⁠[1][5][20][24]

1917年6月1日，盛氏家族召開由莊夫人、五房子孫和族親故舊等參加的會議，重新確定遺產的分配管理辦法：所有家產以五成分派五房，以另外五成所收利息作為義莊、祭掃、振濟、賙恤和公共開支等項之用。⁠[24]

何其亮（He Qiliang）在Twentieth-Century China第41卷第2期（2016年4月，第135—168頁）發表的論文《Spectacular Death: Sheng Xuanhuai’s Funeral Procession in 1917》研究了1917年11月盛宣懷在上海的奢華出殯：送葬行列長達一英里，吸引了超過一百萬名觀眾。論文摘要寫道，租界當局、喪家、商人和下層觀眾以各種手段操控這場出殯的場面，以求政治控制、商業利益和觀看的樂趣；作者認為這一場面把原本相互隔絕的人群聯繫在一起，從而重構了上海的人際關係。⁠[25]

1920年2月11日，李經方把他擬定的盛氏財產分析辦法提交盛氏親族會議並獲通過；莊夫人委託律師按法定程序，把這一辦法和1917年6月的議案送呈公共租界會審公廨核辦。同年3月14日，盛氏五房在眾多親友的見證下舉行拈鬮儀式。按照這一辦法，愚齋義莊的資產佔盛氏遺產總額的一半；截至1920年，僅盛氏在上海等處的房地產、招商局等公司的股票、各處典當股本和現款等資產的價值就達1300餘萬兩。愚齋義莊董事會由7人組成，莊夫人和五房的代表任何時候不得超過2人。⁠[24]

1927年3月30日，愚齋義莊董事會召開特別會議，任會長的莊夫人提出把義莊的四成善舉準備金、四成愚齋本支準備金和二成盛氏公共開支分為三部分，另訂章程管理，此議因長孫盛毓常反對而作罷；同年9月，莊夫人去世。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強迫義莊購買債券、接收四成慈善基金、沒收盛宣懷遺產的命令接踵而來。1928年2月，愚齋義莊董事會按資產市值對義莊資產進行四六分析。女子繼承權確立後，盛氏家族內部的女子與男子之間又發生了爭奪義莊六成財產的訟爭。⁠[24]

1931年，盛氏為爭取國民政府發還慈善基金以外的盛宣懷遺產，決定解散義莊，並承諾把變賣義莊財產所得，除償還債務和提出廣仁善堂基金外，全部撥充國民政府各項經費；1936年義莊清理完畢後宣佈結束，合計報效政府的資金達170萬元，此外還有價值2679800元的漢冶萍公司股票。彭曉飛認為，對義莊事務有決定權的董事會對盛氏公然違背義莊財產“只准動用生利、不得分析變賣”原則的行為不僅沒有制止，反而給予理解和支持，是董事會的嚴重失職；他總結說，家族財產繼承和管理方式的選擇並非單一固定，但無論採取何種方式，都不能超越當時人們的文化觀念和習慣，現代的管理方式也不能保證家族財富增值，關鍵還要看家族財產管理者的經營管理才能。⁠[24]

《文匯報》2024年的一篇文章（作者為上海圖書館原黨委書記兼歷史文獻研究所所長）記述了顧廷龍的介紹：盛宣懷晚年定居上海，他的檔案保存在盛氏祠堂內；1943年，盛氏祠堂因築路被拆除，盛家後人通過盛宣懷生前好友張元濟，將大部分檔案捐給合眾圖書館保存。看看新聞2016年的報道則寫道，1930年代末盛氏後人將大部分檔案捐給了張元濟等人創辦的上海合眾圖書館，1949年後合眾圖書館併入上海圖書館。⁠[26][9]

《文匯報》2024年的文章記述顧廷龍的話說，1976年為了整理盛宣懷檔案，這批資料被搬到南京西路的上海圖書館，同年曾請陳旭麓、汪熙、夏東元等大學教師來館。《文匯報》2015年的報道寫道，1996年上海圖書館成立盛宣懷檔案整理小組，經過九年努力，至2005年底完成全部編目；2008年8月盛檔元數據庫和全文數據庫建成，共收錄157564件、78.7萬拍數碼圖像。關於全文掃描的時間，看看新聞寫作2006年12月開始、2008年8月完成，《文匯報》2024年的文章寫作2006年9月至2008年8月。⁠[26][10][9]

看看新聞寫道，2007年3月上海成立了盛宣懷檔案出版編纂委員會和上海盛宣懷檔案研究中心，26名史學專家成為研究中心的特聘研究員；2008年上海圖書館免費向公眾舉辦珍藏密檔——上海圖書館藏盛宣懷檔案展，從16萬餘件盛檔中選出156件珍品展出。報道寫道，盛宣懷在世的26106天裡所收藏、僅在上海圖書館保存的檔案就達178633件、1億多字，日均6.8件；他把每一份電報、函件、奏稿、賬目乃至宴客菜單都保存了下來。⁠[9]

2008年12月，上海圖書館與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正式簽約，承擔《盛宣懷檔案選編》的編纂工作，歷時六年編成100冊，2014年6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獲上海圖書獎二等獎（2013—2015）（《文匯報》2024年的文章）。《文匯報》2015年的報道寫道，這套書是國家清史纂修工程《檔案叢刊》項目之一，由上海圖書館館長吳建中主編，其中《慈善編》17冊、《賑災編》19冊、《鐵路編》17冊、《電報編》16冊、《典當錢莊編》16冊、《文化教育編》15冊，於2015年5月27日正式首發；報道還寫道，盛檔中有關賑災的檔案不下1.6萬件，其中與盛宣懷密切相關的佔近一半。⁠[26][10]

上海圖書館整理“盛檔”時，由馮金牛負責搶救整理“盛檔”資料小組；新館專闢一室，成立由十多位技工組成、師傅帶徒弟的歷史文獻修復小組，修補破損的家譜和“盛檔”資料。《盛宣懷檔案元數據庫》獲上海市文化廣播影視管理局科學進步三等獎。⁠[26]

2016年4月27日，為紀念盛宣懷逝世100週年和李叔同赴日系統學習油畫110週年，科學與藝術的對話——上海交通大學物理學家陳益新油畫展在天津大學新校區鄭東圖書館開幕；上海交通大學物理學教授陳益新把他繪製的兩幅盛宣懷畫像分別贈予天津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盛宣懷在甲午戰爭以後認為欲圖自強，應當以培養人才、設立學堂為先。⁠[27]

常州的盛宣懷故居位於鐘樓區大馬園巷，2006年6月被江蘇省人民政府列為第六批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2020年7月，故居修繕工作全面啟動；修繕完工後，從2022年2月1日（農曆正月初一）起對市民免費開放。故居西路三進院落分別以“非常之世”“非常之事”“非常之人”為主題，介紹他所處的時代、他創造的11項中國第一和他與同時代名人的交往；東路最北一進的“非常之氏”介紹盛氏家族及其代表人物。⁠[28]

故居現為盛宣懷紀念館，館內有盛宣懷銅像。⁠[2]

常州的盛宣懷故居現為盛宣懷紀念館，館內有盛宣懷銅像。盛宣懷的曾孫盛承懋與歐陽圻、池子華兩位教授分別撰寫了上、中、下三冊繪本《中國近代化進程中的盛宣懷》的文字。2024年11月2日，常州舉行盛宣懷誕辰180週年學術活動，常州市盛宣懷研究會為此發出邀請。⁠[2]

盛宣懷的夫人是莊德華。他臨終時交代後事所說的盛氏五房，是三子盛同頤、四子盛恩頤、五子盛重頤、七子盛昇頤和長孫盛毓常。他的侄子盛春頤在1889—1890年前後在張之洞手下辦事。他去世後，兒子盛同頤等人纂成《誥授光祿大夫太子少保郵傳大臣顯考杏蓀府君行述》，即《行述》；譚徐鋒認為這是長期以來研究早期盛宣懷的最重要文獻，朱滸的新著正是從重新解讀《行述》入手。易惠莉寫道，他的曾孫盛承宏收藏著他的一部分私人手稿；曾孫盛承懋參與撰寫了關於他的繪本（見上文）。⁠[12][5][20][2][24]

王良先寫道，盛宣懷的個人財富在當時無人能及，盛家子女多與豪門聯姻，形成了以盛家為中心、上至京官大員、下至江南富豪的家族網絡；他的後人回憶時說“那是一個紅樓夢式的家”（那是一個像《紅樓夢》裡那樣的家）。⁠[8]

曾孫盛品儒（James Shing）的祖父是四子盛恩頤。他2歲時隨家人遷往香港，曾任亞洲電視執行董事；2025年6月他被發現患肝癌，同年8月18日在香港養和醫院去世，終年48歲。⁠[29]

譚徐鋒對朱滸《洋務與賑務——盛宣懷的晚清四十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1年8月）的書評寫道，盛宣懷把投身賑務化為進身之階，每逢險境又能化險為夷；光緒初年華北大旱時，河間賑務讓洋務事業蹉跎不前的盛宣懷有了難得的翻身機會：他結識了一批參與辦理河間賑務的紳士，獲得了大量可靠的合作者，進而迅速推動中國電報業的建設，扭轉了自己在洋務事業中的頹勢。⁠[20]

作為中國第一位紅十字會會長，盛宣懷的慈善事業至今為人樂道，他也被稱為中國紅十字會的創辦者。他設立的愚齋義莊的資金來源是他在漢冶萍公司股份收入的一部分；管理上設有董事會，成員有盛氏家族中人、漢冶萍公司成員和社會精英人士；義莊的接濟範圍也逐漸擴大，從鄉鎮走向全國。⁠[10][2]

凡經盛宣懷簽發的文書，一般都要經過書辦草擬、謄清修改、再修改等三稿甚至更多稿才能發出：書辦先照他的口述草擬，呈他過目修改後謄抄發出，底稿則束閣保存；收到書信後，書辦在第一時間蓋上當月紅印，等他閱後再做保存處理；即便到了晚年臥於病榻，他對函電屬草這樣的小事也從未疏漏。李鴻章曾贊他“精明穩練，智慮周詳”（精明幹練，思慮周到）。他還受李鴻章之託，親自設計了一份融合中西佳餚、用來宴請洋人的菜譜，在呈給李鴻章之前，提筆把草擬稿上的中菜熘冬筍圈改成了鴨腰子。⁠[10]

甲午戰爭前夕，有大批日本人喬裝成學生和商人在中國境內活動，鄭觀應得知後寫信告訴盛宣懷，希望立刻抓捕；盛宣懷的回覆則冷靜剋制，說此事應交伍廷芳（時任法律顧問）、赫德（清海關總稅務司）按國際法辦理。⁠[10]

易惠莉寫道，1939年《愚齋存稿》100卷刊刻問世（註釋稱為盛氏家族藏版印本），1942年北京修綆堂書店再版：第1—20卷為奏疏，第21—23卷為電奏，第24—100卷為電報，收錄他1896—1911年的政治活動資料；另有《東遊日記》不在這100卷內。中華書局在1960年出版《盛宣懷未刊信稿》；上海圖書館從1976年開始編輯盛檔資料叢刊，1979—2002年陸續出版多卷；香港中文大學自1983年收藏《愚齋往來函電書稿》，並在1987—1997年陸續出版。易惠莉主編的《二十世紀盛宣懷研究》在2002年由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5]

夏東元編著的《盛宣懷年譜長編》兩冊由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於2004年4月出版；上海圖書館編的《上海圖書館藏盛宣懷檔案萃編》兩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於2008年11月出版。圖文對照形式的盛檔編纂成果有《盛宣懷檔案名人手札選》和《上海圖書館藏盛宣懷檔案萃編》兩部，前者按原色原樣影印了孫中山、李鴻章、張之洞等70餘人與盛宣懷往來或與之相關的親筆信札百餘通。⁠[30][31][9]

他斥巨資校刻了《常州先哲遺書》《常州先哲遺書續集》等104冊，所收大多是明代以前常州（包括所轄各縣）人所撰、流傳極少的珍本和善本，《常州市志》認為這對地方文化事業貢獻頗大。⁠[7]

美國學者費維愷（Albert Feuerwerker）的專著《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Sheng Hsuan-huai (1844–1916) and Mandarin Enterprise》（中國早期工業化：盛宣懷（1844—1916）和官督商辦企業）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在1958年出版，2013年出版電子版。⁠[32]

天津大學的英文介紹稱他為北洋大學的創辦者，寫他開創了十一項第一，包括中國第一家現代銀行、第一家電報公司和第一家成功的棉紡廠，並寫北洋大學和南洋公學開啟了中國的現代高等教育。《常州日報》的文章也列出他創造的11項中國第一：第一個股份制企業輪船招商局、第一個電報局中國電報總局、第一個內河小火輪公司、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第一條鐵路幹線京漢鐵路、第一個鋼鐵聯合企業漢冶萍公司、第一所高等師範學堂南洋公學、第一個勘礦公司、第一座公共圖書館、第一所近代大學北洋大學堂，並寫他創辦了中國紅十字會。澎湃新聞2026年關於交通大學的文章稱他被譽為中國實業之父；韓寶誌的文章寫他被譽為中國實業之父、中國商父，同時也是中國高等教育之父；中國青年網2016年的報道也寫他被後人尊稱為中國高等教育之父。《常州日報》的文章稱他是晚清首富，寫胡雪巖最終敗在他的手下；譚徐鋒的書評也寫道，正是盛宣懷的杯葛導致胡雪巖一敗塗地。⁠[17][2][11][4][27][20]

負面的評價包括：《清史稿》稱鐵路國有之議由盛宣懷首創，把他列為首惡（易惠莉）；招商局集團的介紹列出的否定性看法，即他侵吞商股利益、進行龐大的局外投資、向清廷報效大量花紅；以及1911年各省地方勢力把鐵路國有視為朝廷高官把中國出賣給外國帝國主義列強的陰謀（Encyclopædia Britannica）。⁠[5][6][1]

張之洞、王文韶稱讚他通曉“官法”、“商業”和“洋務”。⁠[3]

盛宣懷是蘇州留園的主人，留園被列為中國四大名園之一，也是世界文化遺產。留園原為劉恕的寒碧山莊，俗稱劉園；同治十二年（1873年），盛宣懷的父親盛康購得此園，繕修加築，光緒二年（1876年）完工，仿隨園之例取其音而易其字，改名留園。盛康去世後，園歸盛宣懷，在他的經營下留園聲名愈振，成為吳中著名園林，俞樾稱它為“吳下名園之冠”；1930年代以後，留園漸見荒蕪。1953年蘇州市人民政府決定修復留園，1961年它被國務院列入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7年12月與拙政園、網師園、環秀山莊一同列入《世界遺產名錄》。⁠[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