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

张之洞于1837年9月2日出生。BritannicaEncyclopædia BritannicaEncyclopædia Britannica（大英百科全书，又译不列颠百科全书）是1768年在苏格兰爱丁堡开始出版的英语综合性百科全书，也指出版它的总部位于美国芝加哥的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Inc.（对外称 The Britannica Group）；纸质版于2012年停印，此后以 Britannica.com 线上百科、面向学校与图书馆的数字教育产品和 Merriam-Webster 词典为主要业务。点击查看完整词条 写他生于贵州兴义，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 写他生于北京附近的中国北方；中国社会科学网2023年的文章和《贵阳日报》2026年的报道则写他出生在贵阳六洞桥，即今贵阳市南明区博爱路一带贯城河与南明河交汇处。⁠[1][2][3][4]

他的祖籍是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县）。河北新闻网2018年的报道写道，张氏祖辈在明朝宣德年间从山西迁到泊头，其中一支来到南皮，世称东门张。⁠[5][6]

Britannica 和 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 都写他出身于世代为官的士大夫家庭。中国社会科学网的文章记述，他的祖父曾在京城任四库全书馆誊录，得到纪晓岚赠送的一方宋代竹节砚。⁠[1][2][3]

父亲张锳（1793—1856年）是直隶南皮人，道光年间到贵州做官，历任贵筑知县、兴义知府等职。⁠[4]

故宫博物院的词条写他字孝达，又字香涛，号壶公，晚年自号抱冰老人；中国社会科学网的文章则写他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壶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因籍贯南皮，时人也称他张南皮。⁠[5][3][6]

他的曾祖父张怡熊曾任浙江的知县，祖父张廷琛曾任福建的知县；父亲张锳字又甫，号春潭，1813年中举人，曾在贵州任道员。⁠[7]

中国社会科学网的文章写他4岁在兴义府学宫随塾师何养源启蒙，9岁读完四书五经；《贵阳日报》写他4岁入塾，8岁读完四书五经。⁠[3][4]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年的文章写道，父亲张锳任兴义知府时捐银重建当地书院，花重金购书、延聘名师，让随他在兴义求学的张之洞、张之渊、张之清等子侄与府学生员友善互学，并要求他们不可沾染纨绔习气。⁠[8]

1848年，张锳倡建的安龙招堤半山亭落成，他在亭上大宴宾客；11岁的张之洞即席写成七百余字的《半山亭记》。第二年，他的第一本诗文集《天香阁十二龄课草》在贵阳刊印。⁠[3][4]

1849年中秋过后，12岁的张之洞启程回原籍南皮参加县试；中国社会科学网的文章写道，县试发榜时他在所取的15名生员中名列榜首，中了秀才，河北新闻网则写他1850年考中秀才。Britannica 写他13岁通过第一级科举考试。⁠[3][6][1]

1852年，他在顺天府乡试中考中举人第一名，即解元。⁠[3][6]

1863年，26岁的张之洞考取进士第三名（探花），授职翰林院编修，从此开始仕途。《贵阳日报》写他与贵阳人李端棻是同榜进士。⁠[6][2][4]

殿试时，他的对策注重时务、行文不拘常格，受到部分考官的非议，却得到宝鋆的称赞；试卷呈两宫皇太后最终裁定后，他被定为一甲第三名探花。⁠[7]

冯天瑜在《光明日报》的文章中列出他早年的官职：翰林院编修、湖北学政、四川学政、内阁学士。Britannica 写他在1862年至1882年间以学者和主管教育的官员为业。⁠[9][1]

同治六年（1867年）四月，张之洞充保和殿考差；六月奉旨充浙江乡试副考官；八月初一日简放湖北学政。他在湖北学政任上创建了经心书院，书院形制大体仿照阮元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以“经训文辞”课士，最初分经解、史论、诗赋、杂著四科。⁠[10][11]

他在湖北学政任内与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李鸿章李鸿章（1823—1901年）是清朝末期的政治人物、军事统帅和外交官，淮军的创建者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从1870年起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主持兴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铁路、电报和北洋海军等近代事业，并代表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条约，生前身后的评价分歧很大。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同城为官近一年；刘青峰写道，目前所见两人最早的直接交往在同治八年（1869年）。⁠[10]

同治九年（1870年）十月，他湖北学政任满，回京复命，住在南横街，开始与潘祖荫、王懿荣、吴大澂、陈宝琛等人订交，参加以潘祖荫为首的龙树寺雅集，同治十年（1871年）又与众人共同宴请湖南名儒王闿运。⁠[10]

同治十二年（1873年）六月，他奉旨充四川乡试副考官，同年十月简放四川学政。他在任上整顿科场积弊，在成都创办尊经书院，设立书局刊印经书和历代正史，并为学生写了指导读书和作文的《輶轩语》。光绪元年（1875年），他编的《书目答问》在刚刚创建的尊经书院初刻，第二年与《輶轩语》合刊，此后二十多年里成为尊经书院学生的必读书。光绪三年（1877年），他四川学政期满回京。⁠[12][7][10]

张之洞早年是清流派的健将。光绪朝前期，他和张佩纶同在北京为官，共同主持清议，两人并称二张。⁠[8][13][14]

2012年，王贵枕把自己多年收集的张之洞致张佩纶信函影印出版，共68通，都写于光绪四年至光绪五年。⁠[13]

1879年，他为慈禧太后选立光绪帝的决定辩护。⁠[2]

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 写他在外交事务上成为憎恶外国人、宁愿开战也不愿在列强面前示弱的主战派的领袖之一，他措辞激烈的奏折对1879—1880年与俄国的伊犁危机和1884—1885年在越南问题上与法国的冲突中中国外交政策的形成有重大影响。⁠[2]

光绪四年（1878年），他为詹事府左庶子黄体芳拟写《灾深患迫宜筹拯民应天之方折》，列出救急之道、治本之道和预防之道三条建议；同年李鸿章的母亲八十寿辰，他作《合肥李相太夫人八十寿诗》祝贺。光绪五年（1879年）二月，他被授为国子监司业，从此获得上奏的权力。⁠[10]

光绪五年五月，他根据自己任四川学政时的见闻上奏，请求再次复审东乡案——四川东乡县知县孙定扬违规苛敛、激起民愤，后又请兵进剿，造成滥杀——并参劾前护理四川总督文格。⁠[10]

光绪六年（1880年），李鸿藻倡建畿辅先哲祠，所祭祀的多是直隶先贤，祠中的一切规划都由张之洞主持。⁠[10]

1881年（光绪七年），张之洞由内阁学士外放山西巡抚；Britannica 写他在1881年底获任，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 写作1882年。他在谢恩折中自称不敢忘记经营天下四方的谋略，当时被传为笑料。⁠[14][9][1][2]

冯天瑜认为，出任山西巡抚是他由清流转向洋务派的开始，这时他提出了体用兼资、明体达用等论点。⁠[9]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时他仍在山西任上。早在1883年9月，他就从山西派出两名专职侦探——广西容县人何见扬和广东海阳（今潮安）人陈占鳌——到两广和香港刺探情报，同时要求派驻天津采购军械的记名总兵李先义随时汇报中法越南交涉的动向；在11月30日递上三道奏折之前，他又先派在山西任职的两广籍官员南下打探两广官场以及法国、越南方面的情况。⁠[14]

1884年春，他的堂兄张之万和盟友阎敬铭成为新的军机大臣，经两人推荐，慈禧太后决定召见他。4月12日上谕命他来京陛见（陈晓平的文章另一处把这道上谕写作4月25日）；当面垂询对法方略后，慈禧太后以光绪帝名义命他署理两广总督，主持两广和云南前线的抗法战争（陈晓平的文章一处把任命写作5月22日，另一处写作5月20日）。7月8日，他抵达广州履任。⁠[14][1]

中法战争期间，他竭力主战，起用老将冯子材，奏请唐景崧率军入越南，会同刘永福的黑旗军抗法，在广西边境击败法军。⁠[9]

他到任后，情报网在越南、云南、广西、粤西、福建、台湾等前线地区都有布置，陈晓平写道，他更加注重的是香港。⁠[14]

1887年，他在广州创办了一座新式兵工厂和一所军事学堂，1889年又设立了中国第一家新式造币厂。⁠[2]

他设立了广雅书院；他的《创建广雅书院奏折》石刻碑现存于广东广雅中学的山长楼。⁠[4][15]

张佩纶被遣戍张家口期间，张之洞从广州给他寄去银钱、端砚、裘皮衣物以及海南香、广橘蜜酒、荔枝、龙眼等土产，张佩纶回寄蘑菇致谢。⁠[13]

1889年（光绪十五年），他由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驻武昌。Britannica 写他在这一职位上任职18年，其间有三年奉派在南京和北京；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 写他在武昌任职18年，其间1894—1896年和1902—1903年两度署理两江总督。⁠[16][1][2]

他提出修建一条从汉口到北京附近的铁路，朝廷批准后命他主持修建；Britannica 写这条铁路在长期拖延后于1906年建成，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 写他为京汉铁路所作的努力从1889年持续到1906年。冯天瑜把这条铁路称作芦汉铁路，并称京汉铁路是中国第一条南北干线铁路。⁠[1][2][9][16]

他在湖北创办了汉阳铁厂。香港中国文化研究院的图片故事写道，铁厂1891年动工，1894年投产，是中国近代第一家官办钢铁企业，也是当时亚洲同类企业中规模最大的；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 写他1890年开办的铁厂后来发展为汉冶萍钢铁企业；冯天瑜称汉阳铁厂是中国和亚洲第一家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17][2][16]

袁为鹏在关于汉阳铁厂选址的论文中写道，光绪十六年（1890年）四月八日，张之洞致电盛宣怀盛宣怀盛宣怀（1844—1916年）是清朝末期的官员和实业家，长期作为李鸿章在经济事务上的主要助手，主持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华盛纺织总厂、汉阳铁厂与汉冶萍公司、铁路总公司和中国通商银行等企业，并创办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1911年他任邮传部尚书时推行铁路国有，引发保路运动，武昌起义后被革职，曾流亡日本，1916年在上海去世；他留下的大量档案现藏上海图书馆。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决定放弃大冶，把铁厂设在武昌省城附近；直到同年七月，他才最终决定把厂址定在汉阳龟山（又称大别山）脚下。⁠[18]

Britannica 的条目写道，他在不了解可用矿石的情况下订购设备，又把厂址选在远离煤矿的地方，钢铁厂因而亏损严重，这次挫败使他受到讥讽。⁠[1]

《光明日报》2014年的文章写道，汉阳铁厂投产不到一年甲午战争就爆发了，清廷再无余款接济，钢铁卖不出去，经费无着；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张之洞奏准由盛宣怀接办。Britannica 写盛宣怀在1896年把汉阳铁厂及其附属矿山纳入他掌管的企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汉阳铁厂与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重组为汉冶萍公司。⁠[19][20]

他还开办了湖北枪炮厂；冯天瑜写道，他主持兴建的湖北兵工厂是清末民初最大的军械工厂。⁠[8][9][16]

他还开办了织布局、纺纱局、缫丝局和制麻局；冯天瑜称这布纱丝麻四局是华中最大的纺织厂。Britannica 和 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 还列出他在辖区内开办的造币厂、制革厂、瓦厂、丝厂以及造纸、棉纺、毛纺等工厂；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 写道，这些企业使武昌一带被称为 “Chicago of China”（中国的芝加哥）。⁠[9][16][1][2]

光绪十九年（1893年），李鸿藻在给张佩纶的信中说，张之洞所办的铁厂、织局等事将来必定不可收拾，并表示为他焦虑。⁠[13]

他在汉阳龟山到赫山一带创办了汉阳铁厂、兵工厂、火药厂、针钉厂等近现代工业企业群，闻名世界的“汉阳造”铁轨和枪炮就出自这里。⁠[21]

王鹏辉写道，光绪十六年（1890年），张之洞在湖北创立两湖书院，规定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学六门课士，实际教学中只开设经学、史学、理学、文学四科，力图培养“中体西用”的士子；武增锋、韩春英则把两湖书院的创建年份写作1892年，并写道他邀请梁鼎芬出任书院的史学分教。⁠[22][23]

同年，他对自己任湖北学政时创建的经心书院再加整顿，广泛物色各地文人学者主持教务；学者谭献于正月十三日接到秦敏树的来信，信中转达了张之洞聘请他为经心书院讲席的电报，他于二月十六日抵达汉口，十八日拜见了自己的座师张之洞。⁠[11]

1893年，他在武汉创办自强学堂，即武汉大学的前身；冯天瑜把他1893年创办、后来发展为武汉大学的这所学堂称作方言学堂。他还创办了湖北农务学堂，即华中农业大学的前身。⁠[8][16]

冯天瑜写道，从19世纪90年代起湖北成为全国新式教育的一大中心，武汉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武汉科技大学和湖北图书馆的源头都可追溯到他的文教举措，他因此在朝野赢得了通晓学务的声誉。他还大量派遣留学生。Britannica 写道，湖北设立了学校、报馆和翻译局，并派学生出国留学，1908年该省资助的留学生在日本有475名，在西方国家有103名。⁠[16][9][1]

他在湖北试办了一套包括师范学堂以及小学、技术学堂和中学的学校体系。⁠[2]

1893年11月29日，他向光绪帝上《设立自强学堂片》，奏告自强学堂的创办情形，同年12月27日得到“该衙门知道”的朱批。学堂分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斋），其中方言门招选学生在堂肄业，其余三门按月考课。⁠[24]

1896年，他改革自强学堂，把算学移归两湖书院，格致、商务改为一般课程，方言一门扩大为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四门，1898年又增加东文（日语），共五门。1902年10月，他把自强学堂改名为方言学堂，后来又把校址迁到武昌东厂口。方言学堂于1911年3月停办；1913年，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在方言学堂的基础上筹备，于11月2日正式开学，此后不断发展，1928年成为国立武汉大学。⁠[24]

1894年至1896年，他暂署两江总督，驻南京。⁠[2][9]

1895年中国在对日战争中战败，暴露出以往改革的不足，此后他把注意力转向教育。⁠[1]

容闳容闳容闳（1828—1912年）是清末的教育家和外交官，1854年毕业于Yale University，被称为第一位从美国大学毕业的中国学生。他倡议并主持了1872—1881年清政府选派120名幼童赴美留学的出洋肄业局（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曾任清朝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副使，晚年著有英文回忆录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1909年）。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在回忆录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中写道，1894年冬他致信自己从前在使馆的翻译兼秘书、当时任张之洞秘书的 Tsai Sik Yung（回忆录拼法），提出两项计划：一是在伦敦借款15,000,000元，购买三四艘现成的铁甲舰，并招募5000名外国士兵从太平洋沿岸由背后进攻日本；二是把台湾抵押给某个西方强国，换取400,000,000元，组建全国性的陆军和海军以继续作战。张之洞批准了第一项计划，电召他赴伦敦；借款在他抵达伦敦后不到一个月就谈妥，但因海关总税务司 Robert Hart 和李鸿章拒绝以海关收入作抵押而落空。⁠[25]

1895年初夏，容闳到上海后没有去武昌，而是到张之洞驻扎的南京见他，建议聘请外交、陆军、海军和财政四个方面的外国顾问；容闳写道，张之洞态度冷淡矜持，对各项建议都不表态。张之洞离开南京回武昌前，委任容闳为 “Secretary of Foreign Affairs for Kiang Nan”（江南的外交事务秘书），月薪约150元，容闳称之为闲职；刘坤一回任两江总督后，张之洞没有邀他去武昌，他在刘坤一手下任职三个月后辞职。容闳在书中把张之洞与曾国藩曾国藩曾国藩（1811—1872年）是清朝后期的官员、军事统帅和理学学者，湘军的创建者和统帅。他率湘军与太平天国作战十余年，此后主持两江、直隶的地方政务，并参与开创引进西方机器与技术的洋务事业。点击查看完整词条比较，说自己在张之洞身上没有感受到当初立刻吸引他走近曾国藩的那种魅力。⁠[25]

1895年，他捐银五千两加入强学会，后来又是上海强学会的发起人；张弛在《传记文学》的文章中写道，张之洞、翁同龢翁同龢翁同龢（1830—1904年）是清朝后期的官员、书法家和日记作者，同治帝和光绪帝两代皇帝的师傅，曾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和协办大学士。1898年百日维新开始后不久他被罢官，戊戌政变后又被革职；他记了近半个世纪的日记被称为晚清四大日记之一。点击查看完整词条等清廷重臣以及当时的北洋将领袁世凯Yuan ShikaiYuan Shikai（袁世凯，1859—1916年）是清末的军事将领和改革派大臣，1912年至1916年任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他在天津小站编练的新式陆军后来发展为北洋军；1915年至1916年他宣布改行帝制、自任皇帝，1916年3月取消帝制，同年6月6日去世。点击查看完整词条都曾出资支持强学会。⁠[9][26]

1896年，他下令湖北全省各州县备资购阅梁启超梁启超梁启超（1873—1929年）是清末民初的思想家、政治人物、报人和学者，康有为的弟子，1898年戊戌变法的参与者；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14年，主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1912年回国后参与创建进步党，先后出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和财政总长，并在1915—1916年反对袁世凯称帝。1917年底退出政界后，他专事著述和讲学，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和北京图书馆馆长，著作汇为《饮冰室合集》。点击查看完整词条主笔的《时务报》；报馆经理汪康年迁居上海前曾在他幕下做过几年幕僚。后来报上转载严复严复严复（1854—1921年）是清末民初的翻译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先后就学于福州船政学堂和英国格林尼治的皇家海军学院，长期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职；他翻译Thomas Henry Huxley、Adam Smith、John Stuart Mill等人的著作，以《天演论》影响最大，并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1912年他出任北京大学首任校长，1915年列名筹安会。点击查看完整词条的《辟韩》，他立即命幕僚屠仁守在报上撰文回击，并向汪康年施压，要求矫正报馆的言论；冯天瑜写道，他还指示汪康年掣肘梁启超。⁠[9][26]

1897年，他应严修之请，为贵州学古书院推荐了通晓算学的郭竹居。⁠[3]

1896年1月20日，杨崇伊弹劾北京强学会“植党营私”，北京强学会因而被查禁；他担心受到牵连，立即电令停办上海强学会。⁠[23]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正月，他从署理两江总督任上调回湖广总督本任，把自强军中已经练成的原江南护军前营500人调赴湖北，分成前后两营和工程队一哨，编成湖北护军。⁠[22]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他在武汉设立的湖北武备学堂正式开办，吴禄贞成为该学堂的学生。⁠[22]

1898年4月，他写成《劝学篇》，共24篇、四万余字，分内篇和外篇。Britannica 写道，书中重申儒家学说，同时主张出国留学、建立学校体系、翻译西方和日本书籍、利用外国报纸。⁠[9][1]

门生、翰林院侍读学士黄绍箕把《劝学篇》进呈光绪帝。7月25日，光绪帝详加披览后认为此书“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立论公允通达，对学术和人心大有益处），下令军机处发给各省督抚和学政各一部，要求广为刊布，又命总理衙门排印300部下发。在华外国人估计此书刊印不下二百万册。⁠[9][2]

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 把他的主张概括为 “Chinese learning for the essential principles (t’i); Western learning for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s (yung)”（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冯天瑜写道，中体西用一语经由《劝学篇》而广为流行。⁠[2][16]

罗志田写道，《劝学篇》刊载于《湘报》时距戊戌政变尚早。1898年他还上奏请求变通科举。1900年，《劝学篇》的英译本以 China’s Only Hope 为题出版。⁠[15][16][2]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二十三日，他派姚锡光、张彪、黎元洪Li YuanhongLi Yuanhong（黎元洪，1864—1928年）是清末的海军轮机官和湖北新军将领，1911年武昌起义后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民国初年任副总统，1916年至1917年和1922年至1923年两度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晚年寓居天津，投资实业，1928年在天津去世，1935年安葬于武昌。点击查看完整词条等人随日本人宇都宫太郎先期到日本考察学校，为实施留学日本的计划做准备；同年十二月三日（1899年1月14日），他从湖北派出的首批赴日深造的武备学生从上海出发前往日本。⁠[22]

杨锐曾是张之洞的幕僚，与他交往很深，以至于被人视为他在京城的坐探。1898年2月16日，张之洞在给杨锐的电报中说：“康长素康有为康有为（1858—1927年）是清末民初的学者、政治改革者和书法家，1898年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主要推动者。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海外十余年，创立保皇会，主张君主立宪，晚年倡导定孔教为国教，著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点击查看完整词条与仆有隙，意甚险恶。凡敝处议论举动，务望秘之，不可告康。”（康有为与我有嫌隙，用意十分险恶；我这里的议论和举动务必保密，不可告诉康有为。）⁠[27][28]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于六月十四日收到张之洞保举使才的奏折和附单，共保举5人，其中有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黄遵宪黄遵宪（1848—1905年）是清末诗人、外交家和维新人士，先后任驻日本使馆参赞、驻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国使馆参赞和驻新加坡总领事，著有《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诗集《人境庐诗草》倡导以口语和新事物入诗，被视为“诗界革命”的代表人物；1897—1898年他在湖南参与推行新政，戊戌政变后被罢职还乡。点击查看完整词条。以往由张之洞等人多次保举的陈宝琛等人，这一次都获召见。杨锐由湖南巡抚陈宝箴保举，于七月十六日获召见；七月二十日，杨锐与刘光第、林旭、谭嗣同谭嗣同谭嗣同（1865—1898年）是清末思想家和维新派人物，湖南浏阳人，著有《仁学》。1897—1898年他在湖南参与推行新政，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任四品卿衔军机章京；戊戌政变后他拒绝出走，被捕处死，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点击查看完整词条一同被赏给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27]

他的儿子张权在1898年8月9日的信中转述刘恩溥的话：“今上变法甚急，慈圣颇不以为然。每日谕旨，慈圣俱不看，但云：随他闹去罢。”（皇上变法很急，慈禧太后很不以为然，每天的谕旨她都不看，只说：随他闹去吧。）⁠[28]

同年，他曾一度欣赏革命派人士章太炎，延请他入幕到武昌铁政局，后来因章太炎“昌言革命”（公开鼓吹革命）而把他逐出幕府。⁠[23]

1898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体仁阁大学士徐桐上奏，请调张之洞来京面询机宜。闰三月初三日（4月23日），清廷下旨命张之洞来京陛见，湖广总督由谭继洵兼署。⁠[29]

他先以生病为由请求延期，受到申斥后起程，乘楚材舰经南京，于闰三月二十五日（5月15日）到达上海。此前，茅海建根据清方报告写道，闰三月十八日（5月8日），湖北沙市招商局的更夫因湖南辰州船帮中有人在局门口吵闹，用扁担把他打伤；十九日湘帮聚众报复，又与海关水手扭打，在四川人支持下点燃海关房屋，火势延烧到日本领事的住宅、邮局和海关的3艘船。闰三月二十四日，清廷命他即日折回本任，待此案办结、地方安定后再来京；四月初八日（5月27日）他回到湖北。⁠[29]

谢俊美认为徐桐奏调张之洞的用意是借张之洞赶走翁同龢，茅海建指出这一看法虽无直接材料、出于推测，但他仍然赞同；茅海建称张之洞是中国近代的转型人物，认为他毫无疑问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但不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思想家。⁠[29]

1900年义和团事件中，他和两江总督刘坤一此前已违抗北京的排外诏令，在广州的李鸿章也是如此；6月26日，他和刘坤一同上海的外国领事达成非正式协议，由两位总督负责辖区内外国人的安全，协议最初适用于长江流域五省，后来扩大到沿海三省。冯天瑜写他与刘坤一共同策划了东南互保。⁠[30][9]

Britannica 写道，他判断宣战诏书并不代表朝廷的真实意图，因此没有执行，他和其他官员通过与外国领事的协议维持了辖区的和平，这一做法后来得到慈禧太后的认可；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 写他约束华中各省不加入义和团运动，帮助避免了与列强的全面战争。⁠[1][2]

1900年，唐才常等人筹划的自立军起事失败；张人凤写道，唐才常于农历七月二十七日在汉口被张之洞逮捕，次日与二十余人一同被处死。⁠[31][32]

张之洞发现新加坡华侨邱菽园是自立军的主要资助人后，1900年多次致电清政府驻英国公使罗丰禄和驻新加坡总领事罗忠尧，要他们劝导邱菽园与康有为断绝关系；1901年3月，他致电自己的学生、新任两广总督陶模，要求对康有为、邱菽园、林文庆等人在新加坡的活动密查严防。邱菽园一再公开表态后，张之洞表示满意，奏请朝廷为他开脱罪责。⁠[32]

武增锋、韩春英写道，在幕僚梁鼎芬的苦劝下，张之洞于1900年8月22日在英国人的密切配合下逮捕了唐才常等人。⁠[23]

他在镇压唐才常一案中掌握了吴禄贞领导大通起事的情况，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1901年1月2日）照会日本，指吴禄贞曾在大通滋事、又潜回日本学校，要求日本学校将他开除以示惩罚。⁠[22]

1901年，由张之洞主笔、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联衔会奏的江楚二督变法三疏，成为清末新政的纲领，冯天瑜称张之洞本人是新政的主持者；冯天瑜2006年在《光明日报》的文章则把两人合奏变法三疏的年份写作1902年。⁠[16][9]

冯天瑜还写道，1901年他在致刘坤一等人的电牍中称西法最好的是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法，主张仿效英国设立上下议院，州县长官由全省绅民公举。⁠[9]

光绪二十八年九月（1902年），清廷命他再次署理两江总督，两个月后改由云贵总督魏光焘接任；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 写他第二次署理两江是在1902—1903年。⁠[13][2]

他到南京后想见住在当地的张佩纶，张佩纶以身体不适推辞，直到除夕两人才见面。⁠[13]

1902年10月两江总督刘坤一去世后，他署理两江总督，此后回到武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收藏的Giles家族相册中有一张题为“Arrival of Viceroy Chang Chih-tung at Hankow”（张之洞总督抵达汉口）的照片，馆方推测拍摄的可能是他从南京返回时的情景。⁠[33]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正月，清廷派荣庆会同张百熙管理大学堂事宜；随后朝廷同意加派张之洞会同两位管学大臣重订学堂章程，同年十一月重新颁布，即《奏定学堂章程》。这一学制以癸卯年命名，河北新闻网写道癸卯学制由张之洞拟定。⁠[16][6]

Britannica 写道，他在1904年受命起草全国学校体系的章程，共八卷，约六个月后获得批准；1904年至1909年间，全国学校数和学生数分别增至原来的73倍和225倍。⁠[1]

1904年初，他回到家乡南皮祭祖，看到家乡教育落后，决定捐出朝廷的赏银和多年积累的廉俸共二万余两白银，在家乡兴建新式学堂。这所慈恩学堂于1907年竣工，实行癸卯学制，课程包括代数、物理、化学等；今天的南皮第一中学就由慈恩学堂发展而来。⁠[6]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他与盛京将军赵尔巽等人会奏，请求废止科举、广办学校；Britannica 写他曾一再敦促废除科举，科举于1905年废止。⁠[16][1][34]

1906年，他让幕僚、安龙人宋绍锡从湖北寄回《为开办学堂派人来鄂留学敬告父老书》，出资支持贵州建立中学堂和高等小学各一所，并资助贵州学生到湖北求学，学成后回贵州任教。⁠[3]

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 写道，1906年他协助把祭祀孔子的礼仪提升到与祭祀天地同等的级别，并认为他此时或许已对西化的扩散感到后悔。⁠[2]

1907年，他奉召入京，出任大学士和军机大臣；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 写他同时出任新设立的学部的主管。⁠[1][2]

此前他在湖北首创存古学堂，以长达七年的学制保存国学，以军机大臣管理学部后又把它推广到全国。罗志田写道，存古学堂创办之初，给事中李灼华在1907年上奏，把他作《劝学篇》和设立存古学堂相提并论。⁠[15]

1907年9月，慈禧太后把当时最有实力的两位总督袁世凯和张之洞同时调入中枢，两人都成为军机大臣，袁世凯还主管外务部，张之洞则主管教育。⁠[35]

1909年1月2日，摄政王命袁世凯开去一切职务，回原籍河南医治据称患病的腿。袁世凯担心性命不保，次日乘火车逃到天津，躲进英国租界；经包括庆亲王和张之洞在内的几位重臣斡旋，他得到人身安全的保证，当天返回北京。⁠[35]

1909年10月4日，张之洞在北京去世，去世时任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死后获谥文襄。Britannica 的中国史条目写道，他在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之后去世，使清廷几乎失去了有威望的重臣。⁠[1][6][9][30]

中国社会科学网的文章写道，他在留给子孙的遗嘱中说自己为官四十多年，勤奋做事、不谋私利，到死房屋田地都没有增加，可以无愧于祖宗。晚年病重时，他又给后人留下训诫：“勿负国恩，勿堕家学，必明君子小人义利之辩，勿争财产，勿入下流。”（不要辜负国家的恩典，不要荒废家学，必须明辨君子与小人在义利上的区别，不要争夺财产，不要堕入下流。）⁠[3][8]

Britannica 写道，他长期身居高位却没有积累个人财富，家境并不宽裕，任总督时曾典当过自己的物品；中国社会科学网的文章写道，他的丧葬费由门生和同僚资助。⁠[1][3]

他在1909年10月去世，加深了英国方面的忧虑；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当时预言，各省将会更加坚决地反对北京的决定，使列强极难达成和执行各项协议，尤其是关于铁路融资和修建的协议。⁠[35]

1910年，他归葬故乡南皮的双庙村，墓地在大运河畔。⁠[6]

他结过三次婚，三位妻子都早逝；他有六个儿子和四个女儿。⁠[1]

他的长子张权（1859—1930年）字君立，号圣可，是光绪辛卯科（1891年）举人、戊戌科（1898年）进士，官至资政大夫，1904年至1906年在清朝驻美国美国美国是位于北美洲、实行联邦制的国家，由50个州、作为合众国政府所在地的哥伦比亚特区以及波多黎各、关岛等属地组成，首都为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2020年人口普查（2020年4月1日）全国常住人口为331,449,281人（约3.31亿人）；众议院435个议席依据人口普查结果在各州之间分配。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华盛顿的公使馆任秘书；施晔的文章称他为张仁权。姜鸣写道，张佩纶在约写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前后的一封信中拒绝了张权的拜访。另一个儿子从小好动不好静，他认为更适合学武，就送他进日本士官学校，并告诫他国家正处在用武之时；他也告诫在外留学的儿子不要畏惧劳苦，不要倚仗富贵。⁠[13][8][7][36]

父亲张锳持家以俭约、知礼为宗，训导子女操守要廉洁、办事要谨慎、待人要宽和。《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文章写他平生乐于施予而不喜奢侈，对子女多加约束；在京为官时，他向亲友谈到自己平生有三不争：不与俗人争利，不与文人争名，不与无谓之事争闲气。⁠[8]

他作《续辈诗》“仁厚遵家法，忠良报国恩。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仁厚遵循家法，忠良报答国恩，通晓经学为世所用，明白道理守护儒学），作为张氏一族取名排辈的根据。河北新闻网2018年写道，南皮东门张氏家族至今仍普遍用他手书的这二十个字起名排序。⁠[8][6]

他的孙女张厚粲（1927年4月10日—2022年12月24日）是心理学家，1948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心理学系，因成绩优秀留校任教，后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她曾任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兼妇女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和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2001年获中国心理学会终身成就奖，2011年获全国教育科学研究终身成就奖，2016年获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颁发的“艰苦卓越成就奖”，还获得过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等荣誉。⁠[8][37][38]

张之洞的子辈按“仁”字排行，如长子张仁权、幼子张仁蠡；孙辈按“厚”字排行，张仁权的五个儿子分别名厚琨、厚璟、厚琬、厚瑊、厚瑜。⁠[36]

他的孙女张厚胜是水钧韶（？—1963年）的继室；水钧韶早年留学法国，在中国驻法、德、俄等国的领事馆任职，回国后长期在铁路交通部门工作，曾任天津市市长。曾有文字称荷兰汉学家高罗佩（Robert van Gulik）的妻子水世芳是张之洞的外孙女；施晔2025年根据新见的高氏家书考证，水钧韶是张之洞的孙女婿，水世芳与张家并无血缘关系，高罗佩因而绝不是张之洞的外孙女婿，说水钧韶是张之洞女婿、水世芳是张之洞外孙女纯属以讹传讹。⁠[36]

除《劝学篇》外，他的专题著述还有《书目答问》《读经札记》《论金石札》等；《书目答问》曾在贵阳校刻。⁠[39][4]

他的著作此前有1928年的《张文襄公全集》和1998年河北人民出版社编辑的《张之洞全集》。由赵德馨主持编辑、2004年10月列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清代文献重点工程的新版《张之洞全集》于2010年出版，共12册、1275万字，收录文献14453件，比《张文襄公全集》多7802件，比1998年版多3473件，按公文、书札、专题著述、诗文作品和弟子记编排；同年6月4日，出版座谈会在武汉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举行。这一年是他逝世100周年。⁠[39]

1928年刊行的《张文襄公全集》共229卷，其中收有记述他学者与政治家生平的《抱冰堂弟子记》，书名取自他1907年离开武昌后部属在武昌为他修建的抱冰堂。⁠[7]

故宫博物院的词条称他是晚清洋务运动的重要首领之一、近代重工业的创始人和晚清著名的教育家；中国社会科学网的文章写他被尊称为钢铁之父。Britannica 条目作者 Yi Chu Wang 称他是当时最重要的改革者之一，也是一位能干而仁厚的行政官员，并写道慈禧太后支持他，多次提拔他。⁠[5][3][1]

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 称他是杰出的儒家学者，深信中国传统文化无与伦比。书中写道，19世纪60年代曾国藩等官员只主张制造西式军械，19世纪末康有为等人甚至主张采用西方政治制度，张之洞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在经济乃至教育上作出重大革新，但只把它们当作保存他心目中中国文化精髓的手段，并激烈反对采用西方民主制度和社会平等观念。⁠[2]

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访问首义之地武汉时，对张之洞的业绩发表感慨：“以南皮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张之洞造就了湖北的人才，从而推翻了清朝的统治，可以说是一位不讲革命的大革命家。）毛泽东在谈到中国近代工业时说过有四个人不能忘记，其中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另外三人是轻工业的张謇、化学工业的范旭东和交通运输业的卢作孚）。⁠[16][6]

冯天瑜认为，《劝学篇》以中体西用为核心，是晚清探索文化过渡之道的代表性成果，它器物可变而道不可变的二重结构既推动了早期现代化，又因内在矛盾而难以持久。⁠[9]

张人凤认为，自立军失败后，正是慈禧太后、张之洞等人扼杀了维新改良思潮和维新派的非暴力活动，使革命派获得了良机。⁠[32]

1911年的武昌起义发生在他去世两年后，起义地点正是他经营近二十年的湖北省城武昌。冯天瑜在列举他的事业时写到他组训江南自强军和湖北新军，《贵阳日报》也写他筹建了湖北新军。⁠[9][16][4]

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认为，张之洞是清廷继袁世凯之后的第二根支柱；他对张之洞的评价低于袁世凯，认为相比于作风果断、精力充沛的袁世凯，张之洞颇好空谈理论，作为更传统的人物，主张较为有限的现代化。⁠[35]

张之洞和三位夫人的坟墓后来被红卫兵掘开，遗体被弃置在南皮县郊的坟场，当地村民和曾任南皮县作协主席的王玉良目睹了当时的情形。⁠[37]

1993年春，南皮县政府在墓地上重新堆起坟丘，并成立张公园筹建委员会，规划投资3000万元，而当时县财政年收入约2000万元；同年10月4日他逝世84周年时，南皮举行大型公祭，应邀出席的孙女张厚粲看到规划后建议先建一座花费十几万元的张公纪念馆，这一建议没有被采纳。⁠[37]

2018年时，张之洞墓园坐北朝南，占地15亩，是仿古园林式建筑，门上悬挂作家王蒙题写的张之洞墓园牌匾；园内有张公祠，祠后是一座高3米的坟墓，他的遗骨就埋在这里；一位73岁的南关村村民已守墓十年。南皮还有香涛文化广场，弧形文化墙的一侧是记录他生平的铜雕。⁠[6]

2017年，河北省政府批准建设张之洞文创小镇；南皮县文化展览中心内设有张之洞纪念馆，以情景再现、工业产品复制品和展板展示他在实业、教育等方面的业绩。⁠[40]

《贵阳日报》2026年6月18日写道，4月30日，贵阳张之洞出生地陈列室在贯城河南明段河畔正式开馆，面积20平方米。⁠[4]

张之洞与武汉博物馆于2017年3月向社会免费开放，是在汉阳钢厂自办的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的基础上新建的；老馆建成时是全国第一家工业题材博物馆。馆内陈列有当年铺就京汉铁路的铁轨、机床以及汉阳铁厂的界碑和投产纪念碑。⁠[21]

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Princeton University（普林斯顿大学）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私立大学、常春藤盟校成员。学校于1746年10月22日获特许状，原名 College of New Jersey，1756年迁至普林斯顿，1896年改用现名。本科教育授予文学学士与工程理学学士，强调小班讨论、独立研究及住宿学院生活；研究生教育覆盖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领域。截至2026年10月，校长为 Christopher L. Eisgruber。学校2026—2027年度运营预算为34.07亿美元，本科助学预算为3.42亿美元。点击查看完整词条美术馆收藏一幅张之洞画像拓片（立轴，墨拓纸本，编号y1958-295，George Rowley捐赠），拓自1908年刻成的画像石；画中的他身穿饰有仙鹤与太阳图案一品文官补子的官服。⁠[41]

他与李鸿藻至迟在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初五日已有直接的私人交往，到光绪元年（1875年）两人已有密商之事。⁠[10]

陈宝箴与他的关系至少可以追溯到光绪十二年（1886年），当时他在两广总督任上奏调陈宝箴到广东，委派各种差使；陈宝箴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升任湖南巡抚，名分上仍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下属。茅海建写道，从“张之洞档案”和两人留下的文献来看，两人电报书信往来甚密，政治见解大体一致，可以认为属于同一政治派系。⁠[42]

他的幕僚辜鸿铭在《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说，张之洞认为“非效西法图富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以保名教”（不仿效西法以求富强就无法保全中国，不能保全中国也就无法保全纲常名教）。⁠[42]

1904年8月4日，他在《札司道酌定营务处新章》中任命幕僚梁鼎芬为督练新军的营务处总办。⁠[23]

茅海建写道，张之洞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大气概，他保举的官员并不限于两江或湖广，而是遍及全国，由此建立起一个大的关系网络，其中相当多的官员出自他的幕府。⁠[27]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的“张之洞档案”共四百九十二函，内有两千余册及数以千计的散页，主体是他的幕僚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全集》时所依据的原件或抄件；其中涉及戊戌变法的史料有数百上千件。茅海建写道，这些材料显示出张之洞集团以及当时主要政治人物对康有为、梁启超的排斥乃至敌对态度。⁠[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