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

曾国藩于1811年11月26日出生在湖南湘乡，其地今属双峰县。他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乳名宽一。⁠[1][2][3][4]

《潇湘晨报》2022年的报道和三湘风纪网转载的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稿件都把荷叶镇的白玉堂称为他的出生地；后者写道，白玉堂位于双峰县荷叶镇天坪村的高嵋山下。⁠[5][3]

关于家境，各来源说法不同：Encyclopædia BritannicaEncyclopædia BritannicaEncyclopædia Britannica（大英百科全书，又译不列颠百科全书）是1768年在苏格兰爱丁堡开始出版的英语综合性百科全书，也指出版它的总部位于美国芝加哥的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Inc.（对外称 The Britannica Group）；纸质版于2012年停印，此后以 Britannica.com 线上百科、面向学校与图书馆的数字教育产品和 Merriam-Webster 词典为主要业务。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写他出生在一个由祖父曾玉屏主导的殷实之家，并称祖父是一位有社会抱负的农民；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则写他出身贫苦农家。三湘风纪网转载的稿件称其祖父为曾星冈，写他年轻时好逸乐，被长辈讥为浮薄浪儿、将成败家子，醒悟后讲求农事、开山垦荒，并提出了“书蔬鱼猪，早扫考宝”的治家八诀。⁠[1][2][3]

三湘风纪网转载的稿件写道，他的父亲曾麟书是远近闻名的孝子，应考17次、43岁才考中秀才，并在白玉堂旁创办私塾利见斋，曾国藩在那里读书到十多岁。Britannica也写曾麟书是第17次应考才考中。《潇湘晨报》的报道写道，曾国藩6岁入私塾。⁠[3][1][5]

他考取最低一级功名的年份，各来源说法不同：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写他在1832年通过第一次科举考试，比父亲晚一年；Britannica写他在1833年通过府试，比父亲晚一年。《潇湘晨报》的报道写道，他7次参加科考才中秀才。⁠[2][1][5]

Britannica写他在1834年通过乡试。《潇湘晨报》的报道写道，他中秀才后又到岳麓书院等地求学。⁠[1][5]

Britannica写他1835年在北京参加会试落第，1838年终于考中。⁠[1]

《北京晚报》2025年的文章（同年《文摘报》转载）写道，他27岁考中进士，殿试列三甲第42名，座师、军机大臣穆彰阿因此得以放心地提携他。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写他在1838年考中进士的同一年成为翰林院成员；《新京报》2025年摘编的鞠海著作写他27岁中进士、入翰林；三湘风纪网转载的稿件则写他28岁中进士、入翰林院，《潇湘晨报》的报道也写他28岁点了翰林。⁠[6][2][7][3][5]

《北京晚报》的文章写道，他于1840年（道光二十年）早春到达北京，时年29岁，先在椿树胡同的长郡会馆住了一个月，后迁到外城南横街的千佛庵，离翰林院很远；散馆考试后，他被授予翰林院检讨（从七品）。Britannica写他此后在京城连续任职13年以上，并一直致力于阐释儒家经典。⁠[6][1]

该文写道，他看到同僚热衷应酬、享乐和额外收入，自省时写下“余今年已三十，资禀顽钝，精神亏损，此后岂复能有所成？”，决心打下扎实的学问根基。翰林院同事黎吉云提醒他重视主敬，说这样百病可除；他向善化人、时任太常寺卿的唐鉴坦承自己容易动怒的缺点，唐鉴建议他精读《朱子全书》，探求格物致知之道；倭仁则主张他通过写日记不断自我批判。该文还写道，他没有完全服膺心学，而是在唐鉴、倭仁引导下逐渐走上研习义理的道路。⁠[6]

新湖南2023年转载《文萃报》黄守愚的文章写道，唐鉴于1840年以63岁之龄进京任太常寺卿；1841年农历七月十四日，曾国藩登门拜访唐鉴，唐鉴为他讲授程朱之书、读书方法和修身要领，推荐倭仁写日记修身的办法，并告诫他“第一要戒欺”，曾国藩说听后“昭然若发蒙也”；该文称两人由此结下师生关系。⁠[8]

《北京晚报》的文章写道，家眷到京后，他携家迁到宣武门外的绳匠胡同，应酬增多，唐鉴、倭仁都劝他赶紧搬家；入翰林院两年后他兼任国史馆协修，又过一年任文渊阁校理，开始仿效顾炎武、王念孙等人作学术札记，夜间在灯下校阅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的文集。该文还写道，他的父亲来信说“上年所借头息钱均已完清”，他却担心父亲有意隐瞒欠债实情；他还提出拿四百两银子馈赠族戚，在兄弟之间引起争执；到京第四年，他仍在为家中债务奔波。⁠[6]

《北京晚报》的文章写道，1844年春他从宣武门外迁入内城前门内的碾儿胡同；他在家信中写道“恨当世无韩愈、王安石一流人与我相质证耳”。此后翰林院散馆考试、殿试和地方科举考试的监考工作让他自觉无暇读书，他曾暂时避居吕祖阁庙；后来肺病袭来，他为养病搬到城南的报国寺，在那里与来探望他的友人之子李鸿章李鸿章李鸿章（1823—1901年）是清朝末期的政治人物、军事统帅和外交官，淮军的创建者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从1870年起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主持兴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铁路、电报和北洋海军等近代事业，并代表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条约，生前身后的评价分歧很大。点击查看完整词条确立了师徒名分。Britannica的李鸿章条目写道，李鸿章1844年在曾国藩指导下于北京开始仕途，曾国藩成为他的导师。⁠[6][9]

该文写道，他先补日讲起居注官，十天后又充文渊阁直阁事；到京第六年，35岁的他升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品级由从七品升到从四品。他在信中表示，“外官情形，动多掣肘，不如京官清贵安稳”，更愿留在京城任职。⁠[6]

《北京晚报》的文章写道，1847年他已是内阁学士加礼部侍郎衔，成为二品官员，时年37岁；他写下“予得超升内阁学士，顾影扪心，实深惭悚”。故宫博物院的词条写他曾任内阁学士，道光末年官至侍郎。《北京晚报》的文章还写道，他把自己每天读书十页、写日记反省的方法介绍给兄弟们，希望他们仿效，并劝他们交友要谨慎，不求互相标榜虚名，而要寻找能指正自己缺点的诤友。⁠[6][4]

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写他在1849年升任礼部右侍郎（junior vice 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Ceremonies），并在其他几个部署理侍郎。各来源所列的部不同：Britannica写他后来又任兵部、工部、刑部和户部侍郎；三湘风纪网转载的稿件写他历任礼部侍郎，署理兵、工、刑、吏部侍郎。Britannica还写道，他觉得日常公务枯燥，希望更实在地为百姓做事。⁠[2][1][3]

华声在线2015年的报道写道，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他在京任礼部侍郎时写信给弟弟，表示自己“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北京晚报》的文章写道，1849年已是二品大员的他坚持“除廉俸外不取一钱”，积蓄用于周济亲戚族党，不为儿子积蓄衣食之资，并坦言自己在30岁以后即以做官发财为耻，以做官积攒钱财留给子孙为可羞可耻。⁠[10][6]

Britannica写道，1850年、1851年和1852年初，他多次上疏批评皇帝的言行、朝廷的财政政策以及朝廷对一位直言官员的处置。《北京晚报》的文章写道，咸丰帝即位后下诏求言，他上《应诏陈言疏》批评官场积弊；咸丰帝虽不悦，仍批示其“剀切明辩，切中情事，深堪嘉纳”。⁠[1][6]

新湖南转载的黄守愚文章写道，咸丰元年（1851年）三月十八日，咸丰帝下诏召在南京金陵书院讲学的唐鉴进京，唐鉴于五月十九日到京；召见次数，唐鉴的行述记为11次，曾国藩所撰的唐鉴墓志铭记为15次。该文写道，咸丰帝追问当时可用之才，唐鉴推举曾国藩，认为他学识有余、才智不足，但知人善任、集思广益，可以担当艰难之任，并建议朝廷给他实权、不要分散他的权力，说他有定力、屡败屡战，不应一有失利或被弹劾就随意撤换；朝中大臣纷纷指责唐鉴言语失妥。⁠[8]

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写道，1852年他奉命赴江西主持乡试，南下途中得知母亲去世，获准回乡守三年之丧。Britannica也写他的母亲于1852年去世，他请求回乡守制。⁠[2][1]

Britannica写道，1850年起事的太平军到1852年已进入长江流域，严重威胁清朝的存续；这场宗教与政治的动乱造成约2000万人死亡，是清朝面临过的最大威胁。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写道，1852年太平军围攻湖南省城长沙，在地方团练抵抗下撤围。由于清朝正规军腐败无力，朝廷鼓励士绅组织地方团练。⁠[1][2]

故宫博物院的词条写道，太平军进入湖南后，他被任命为帮办团练大臣。《新京报》摘编的鞠海著作写他从1852年起奉旨办理团练；Britannica的中国历史条目写他在1852年组织“Hunan Braves”（湘勇），后来称为Hunan Army（湘军）。⁠[4][7][11]

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写道，1853年1月皇帝命他招募并训练湖南团练；他起初认为自己正在守丧，不能接受，经皇帝和友人劝说后才应允，并私下立誓不贪财、不怕死。Britannica写他于1853年初加入湖南地方防务，逐渐承担起镇压太平军的更大责任。⁠[2][1]

Britannica写道，他在湖南建立地方团练，并把家乡一带几位读书人各自组建的队伍合并为一支地区性军队；这支军队靠自愿捐献和地方经费供给装备，效忠于曾国藩及其部下军官；左宗棠左宗棠左宗棠（1812—1885年）是清朝后期的政治人物和军事将领。他以举人身份进入湖南巡抚幕府，后组建楚军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历任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和两江总督，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1875年起他督办新疆军务，率军击败阿古柏，此后新疆建为行省。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和李鸿章起初都在他的幕府任职，后来在他的总体指挥下各自组建地区性军队。⁠[1]

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写道，这支被称为湘军的军队建立在个人忠诚之上：他看到清朝正规军不愿为陌生的统领作战，于是要求每位营官亲自招募士兵，最好来自营官本乡；营官被撤换时，其部队即遣散，由新营官另募新军，兵为将有的说法由此而来。该书认为这一做法无意中开了私人军队的先例，助长了20世纪的军阀割据。它还写道，他坚持部队训练充分后才上阵，官员乃至皇帝一再催促也不肯提前出兵。⁠[2]

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写道，湘军原定由朝廷库款供给，但朝廷收入不足，他只得依靠态度冷淡的地方士绅捐助；由于他的官职不在正式的省级官僚体系之内，他无法调用各省税收，只能靠身居省级高位的坚定友人支持和自己的一再请求维持军需。《新京报》摘编的鞠海著作写道，他43岁时在湖南创办湘军；湘军是招募的练勇而非经制兵，他自感处境“客寄虚悬”，意识到“非位任督抚职位，绝不能以治军”。⁠[2][7]

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写道，1854年他的部队两次战败，他灰心到试图自杀；此后的一场胜利使他重新振作，他的部队阻止了太平军在湖南的攻势。《新京报》摘编的鞠海著作写他44岁时“兵败靖港，跳河自裁”，此后在九江又败，“二度投湖”；该书称他两度自杀，起过轻生念头的次数就更多了。⁠[2][7]

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写道，1856年南京发生的一场血腥内讧使太平天国大多数能干的领袖死去，这对他有利；他不顾其他地区的求援，集中力量准备收复太平天国的都城南京，部队沿长江顺流而下，一路遭遇顽强抵抗。⁠[2]

《新华每日电讯》刊出、《文摘报》2016年转载的十年砍柴文章写道，他的父亲曾麟书在湘乡去世，日子恰是他本人去世前十五年的同一天，当时他正带兵与太平军作战。三湘风纪网转载的稿件写道，思云馆建于1857年，是他居丧时所建。⁠[12][3]

《文摘报》转载的文章写道，过继给叔父的弟弟曾国华（族内排行第六）于1858年在三河之战中被太平军将领陈玉成的部队杀死。《新京报》摘编的鞠海著作引用了他后来的一段自述：“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该书称戊午年（1858年）是他的“中年变法”。⁠[12][7]

故宫博物院的词条写他于咸丰十年（1860年）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写他1860年后出任两江总督这一最高省级文职并任钦差大臣，从此得以保障军饷。Britannica写道，从1860年起朝廷任命这些新起的将领为其部队所占省份的总督和巡抚。⁠[4][2][1]

《新京报》摘编的鞠海著作写道，接到署理两江总督消息的当天，他为一项决策占卦，得解之师，当夜无法入睡；两江总督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被称为东南第一要缺，地位仅次于八大总督之首的直隶总督。该书写他50岁时“兵困祁门，生机渺茫，悬剑帐中，随时自裁”。三湘风纪网转载的稿件写道，他于1860年授两江总督后驻守祁门，指挥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军事；两名县令送来三件书画珍品，他原物退回，此事被称为祁门三宝。⁠[7][3]

Britannica的李鸿章条目写道，1860年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组织对付太平军的非正规部队时，李鸿章后来加入了他的幕府。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写道，1860至1861年间他划分三个军区以应付各地求援并保护主攻方向：李鸿章负责江苏，左宗棠负责浙江，他本人负责安徽。⁠[9][2]

Britannica的中国历史条目写道，1861年10月湘军攻下安徽省城安庆，此后太平天国的失败已成定局；Britannica的曾国藩条目写道，他的部队夺取了长江上游太平军的物资供应地。⁠[11][1]

故宫博物院的词条写道，他在安庆设立内军械所，制造新式火器；三湘风纪网转载的稿件也把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列为他推动洋务运动的举措之一。⁠[4][3]

新湖南转载的黄守愚文章写道，唐鉴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月十八日去世，享年84岁；曾国藩为他代拟遗疏，同年三月二十五日唐鉴葬于宁乡，曾国藩为他撰写了墓志铭。⁠[8]

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写道，李鸿章仿照他以个人忠诚为纽带的办法招募新军，这支部队即淮军，1862年驻扎上海，此后约两年间肃清了江苏大部分地区的太平军，左宗棠在浙江也是如此；曾国藩的部队则由他的弟弟曾国荃统领，围困南京。故宫博物院的词条写道，他主张借洋兵助剿，并派李鸿章率军到上海。Britannica的太平天国条目写道，到1862年他已围困南京。⁠[2][4][13]

《文摘报》转载的十年砍柴文章写道，他的弟弟曾国葆（字贞干）于同治元年（1862年）病逝在围困天京的军营中。⁠[12]

容闳容闳容闳（1828—1912年）是清末的教育家和外交官，1854年毕业于Yale University，被称为第一位从美国大学毕业的中国学生。他倡议并主持了1872—1881年清政府选派120名幼童赴美留学的出洋肄业局（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曾任清朝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副使，晚年著有英文回忆录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1909年）。点击查看完整词条（Yung Wing）在1909年出版的回忆录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中写道，1863年他先后收到曾国藩幕僚Chang Shi Kwei和数学家、天文学家Li Sien Lan从安庆寄来的信，邀他前往；同年7月的第三封信明确表示曾国藩希望他放弃经商、为朝廷效力。他于1863年9月到达安庆。他回忆，第一次见面时曾国藩问他在国外多少年、是否愿意带兵、年龄和婚否；第二次见面时问他眼下为中国做什么最好，他提出建一座能够制造机器的“mother”（母机）厂，曾国藩说这方面“quite beyond my knowledge”（远非我所知），交给幕僚商议。⁠[14]

容闳写道，此后曾国藩授权他出国购买机器，厂址定在上海西北约四英里的Kow Chang Meu，即后来的江南制造局；他获授五品衔，购机款为68,000两，由上海道台和广东藩司各付一半；1863年10月他在上海结识工程师John Haskins，随后经香港、苏伊士地峡和伦敦前往美国美国美国是位于北美洲、实行联邦制的国家，由50个州、作为合众国政府所在地的哥伦比亚特区以及波多黎各、关岛等属地组成，首都为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2020年人口普查（2020年4月1日）全国常住人口为331,449,281人（约3.31亿人）；众议院435个议席依据人口普查结果在各州之间分配。点击查看完整词条，1864年早春到达纽约，由马萨诸塞州马萨诸塞州马萨诸塞州（Commonwealth of Massachusetts）是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个州，首府和最大城市为波士顿。马萨诸塞是最初13个州之一，于1788年2月6日批准美国宪法，为第6个批准的州。2020年人口普查（2020年4月1日）人口为7,029,917人。点击查看完整词条Fitchburg的Putnam Machine Co.承造机器。Britannica也写道，容闳这位Yale UniversityYale UniversityYale University（耶鲁大学）是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研究型大学，前身是1701年获特许状的 Collegiate School。学校于1716年决定迁至纽黑文，1718年改称 Yale College，1887年采用 Yale University 名称。学校涵盖本科、研究生和专业教育，设有14个本科住宿学院。截至2026年10月，校长为2024年7月就任的 Maurie McInnis。2026年学校调整新生助学政策，并举行建校325周年活动。点击查看完整词条毕业生在曾国藩支持下于上海建立铁厂，后来发展为江南制造局。⁠[14][1]

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写道，太平天国的都城南京于1864年7月19日陷落；Britannica写他的军队在1864年攻下南京，这是他一生事业的顶点；故宫博物院的词条写道，同治三年（1864年）他的弟弟曾国荃攻陷天京。Britannica的李鸿章条目写道，攻打南京的直接指挥者是曾国藩的弟弟，李鸿章没有听从其命令前去协助最后的攻城，因为他认为此举可能招致嫉妒。Britannica的太平天国条目写道，南京被攻下后近10万名太平天国追随者宁死不降，令曾国藩惊讶。⁠[2][1][4][9][13]

《中华读书报》2011年胡元的文章写道，他于1864年7月21日收到曾国荃攻下天京的捷报，文章认为他除了喜悦之外更多的是内心的恐惧；6天之后慈禧太后颁旨嘉奖，赏他太子太保衔，封一等侯爵，赏戴双眼花翎。三湘风纪网转载的稿件写他受封一等毅勇侯，是清代以文人身份封武侯的第一人。⁠[15][3]

胡元的文章写道，曾国藩向被俘的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作过一些承诺；曾国荃的奏报与李秀成的供词不符：攻破天京时守军只有一万多人，曾国荃报的是十万人，曾国荃说幼主“举火自焚”，李秀成却供称幼主已逃出南京，李秀成说圣库金银无数，曾国荃却只字未提；曾国藩仍把弟弟的奏报转呈朝廷，秘密处决了李秀成，并删除了供词中所有对自己不利的内容。文章还写道，左宗棠密奏洪天贵福已经出逃，被迎入湖州府城，曾国藩辩称洪天贵福可能已死，左宗棠则指他有欺君之嫌，两人十几年的交情由此付诸东流；朝廷随后责备他指挥不当致使幼主逃脱，并督促他把圣库的实数报上来。⁠[15]

胡元的文章写道，面对朝廷的猜疑，他奏请裁减兵员；湘军吉字营1864年8月21日共有25,000人，到1865年3月只剩下2000人；上奏9天之后他停掉了广东厘金，1862年以来仅供给围攻南京的湘军部队的广东厘金就高达120万两白银；他又奏请让曾国荃开缺回籍，慈禧太后同样迅速批准。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写道，他在太平天国平定后解散湘军，原因是部队已经厌战，而且以军队为基础的权力可能被视为对朝廷的威胁；Britannica的中国历史条目写道，湘军在收复南京后逐步裁撤，而淮军成为李鸿章政治活动的有力基础。⁠[15][2][11]

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写道，作为两江总督，他的主要任务是让饱受战火的地区恢复安定，并推动华南学术的复兴，他设立五个官书局重刻经史，并在南京恢复科举考试。Britannica写道，1864至1865年间他在南京和另外四个城市设立官书局，重印儒家经典和史书，并恢复了太平天国时期中断的南京乡试。⁠[2][1]

三湘风纪网转载的稿件和《潇湘晨报》的报道都写道，1864年他16岁的儿子曾纪鸿到长沙参加乡试，他先后写信叮嘱“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断不可送条子”；三湘风纪网的稿件写道，曾纪鸿这次落榜，且始终未借父亲之名拉过关系。⁠[3][5]

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写道，1865年他与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兵工厂；三湘风纪网转载的稿件把江南制造总局称为中国第一家新型工厂。容闳写道，他回到上海时机器已于一个月前运到；他前往曾国藩剿捻的大本营Chu Chow当面复命，乘运河船和骡车走了三天，在那里住了三天。⁠[2][3][14]

容闳写道，曾国藩对他大加称许，专折奏报此事，奏折中称“Yung Wing is a foreign educated Chinese”（容闳是受过外国教育的中国人），并说他“was utterly oblivious to difficulties and dangers that lay in his way”（全然不顾途中的艰难险阻）；曾国藩保举他以江苏同知候补，1865年10月他成为正式的五品官。⁠[14]

Britannica写道，1865年5月至1866年10月，他再次领兵镇压华北的捻军，经过一年胜负未分的战斗后辞职，并推荐他的门生李鸿章接任；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写他于1865年6月奉命统率剿捻，并承认依靠李鸿章的淮军有违自己关于亲自招募的主张，理由是李鸿章是他多年的学生和朋友；一年作战未果后他推荐李鸿章继任，自己回任两江总督，李鸿章于1868年平定捻军。⁠[1][2]

Britannica的中国历史条目写道，他接替僧格林沁统兵，推行把圩寨首领与其部众分开、把部众收编为己用的策略；1866年接任的李鸿章沿黄河和大运河筑起包围线，于1868年消灭了捻军。胡元的文章写道，僧格林沁落入捻军包围被击毙后，他于1865年6月18日从江宁动身北上；在剿捻各军中淮军战斗力最强；朝廷再次起用曾国荃为湖北巡抚，让他募得湘勇15,000人；同年（1866年）7月25日他会同刘铭传商定防河大计；9月24日捻军突然攻击河南的防河工程；此后他请求以散员身份留在军中，朝廷最终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11][15]

《新京报》摘编的鞠海著作写他56岁“北上剿捻，河遇风暴，险些身溺”。⁠[7]

胡元的文章写道，回任两江总督后，他全面改组两江各级领导班子，换上自认为“能做事，不爱钱”的湘系亲信；一次面试时，一位应试者说下级欺瞒上级是个伪问题，他随即派此人督造船炮，几天后此人携款潜逃，他黯然独坐，自言自语：“人不忍欺？人不忍欺！”文章写道，幕僚赵烈文表示要整顿就先抓贪腐的丁日昌，但丁日昌与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关系密切，又把李鸿章所需的军粮办得妥贴，他因此力不从心；文章还写道，他虽不贪钱，却接受下属的进贡，集中起来用于公务应酬和向上级进贡，从不装进自己的腰包。⁠[15]

容闳写道，1867年曾国藩在李鸿章协助下平定捻军后（此为容闳的说法）巡视上海，“with undisguised interest”（毫不掩饰兴趣地）参观了兵工厂，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机器及其运转；容闳趁机说服他在厂内附设一所机械学堂，让中国青年学习理论与实践，使中国不必再依赖外国工程师。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写道，1868年这座兵工厂主持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Britannica写道，他后来还帮助创办了福州船政局（Fuzhou Shipyard），并经他建议，朝廷开始推行派遣学生出洋留学。⁠[14][2][1]

故宫博物院的词条写道，同治七年（1868年）他调任直隶总督；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也写他自1868年起任直隶总督。《新京报》摘编的鞠海著作写道，58岁的他调任直隶总督，这一职位号称“八督之首，疆臣领袖”，天津此时已成为长江以北最主要的通商口岸；该书写道，很多学者认为这次调动是因为朝廷担心他在江南坐大。Britannica写道，他两度出任两江总督、一度出任直隶总督，1864年后再未有机会在京城任职。⁠[4][2][7][1]

Britannica写道，1870年6月21日天津发生排外暴力事件：此前城中盛传法国仁爱会修女拐卖并残害中国儿童，当天法国领事丰大业（Henri Fontanier）向一群地方士绅开枪，未击中知县，却打死了知县的仆人；随后民众杀死领事及另外约20人，其中多数是法国人。巴黎和罗马要求严惩，欧洲军舰开到天津，中国军队也进入战备；在西方列强压力下16名中国人被处决，清廷并派使团赴法国道歉，战争才得以避免。Britannica认为，这一事件几乎引发国际战争，也标志着中国与西方条约国之间“cooperative policy”（合作政策）的结束。⁠[16]

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写道，他奉命查办此案，深知中国军力薄弱，力主公正与和解，因而招致民众和主战派的愤怒；案子将要了结时，年老多病的他被调回南京，此前奉命率军到天津支援他的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Britannica的中国历史条目写道，在天津教案的交涉中，曾国藩和李鸿章成功拒绝了法国处决三名中国官员的要求，但另有数人被处死；事后曾国藩因态度软弱受到谴责，恭亲王的政治影响力也开始下降。故宫博物院的词条称他在办理天津教案中“媚外残民”，受到舆论谴责。⁠[2][11][4]

胡元的文章写道，1870年7月2日他在保定署衙写下生平第二份遗嘱，其中写到“外国性情凶悍”，自己“殊无良策”；文章写道，这一年他进入60岁，肝病日益严重，右眼已经完全失明。法、英、美等国一面抗议、一面调集军队威胁；他抵达天津后发布《谕天津士民》告示，释放了案件嫌疑人，并在奏折中为外国人在中国的行为辩护；他坚持凑足20人为丰大业等20名遇害外国人抵命，文章说供认不讳的只有七八人。他在奏折中写道“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只能“委曲求全”。文章还写道，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认为他优柔寡断、名不副实，才能不过平庸。⁠[15]

《新京报》摘编的鞠海著作写他60岁时卷入天津教案的中外交涉，“自感年老体衰，大限将至”，写下遗嘱。容闳在回忆录中写道，天津教案由曾国藩、Mow Chung Hsi、一位姓刘的官员和江苏巡抚Ting Yih Chang四位钦差会同办理，他应Ting Yih Chang电召前去充当译员，赶到时只看到最后的议事；他还写道，被他称为直隶总督的Chung Hou因此案被革职流放，此案以抚恤、重建天主教和新教教堂、新建一所天主教医院以及正式道歉了结。⁠[7][14]

故宫博物院的词条写道，天津教案后他回任两江总督。容闳写道，Ting Yih Chang告诉他，曾国藩和其他几位钦差一致决定联名上奏，请采纳他的四项建议，奏折由曾国藩领衔，以驿马送往北京；1870年冬，回到南京的曾国藩收到批准这一联名奏折的上谕，随即邀容闳到南京，商定设立预备学校、选派学生人数、经费和留学年限等要点。⁠[4][14]

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写道，1871年8月他与李鸿章共同确定选派中国幼童赴美国留学的计划。容闳写道，计划分四年每年派出30人，共120人，年龄12至15岁，须有体面的家世或可靠的监护人，须通过体检和中文考试，家长须签署为期15年的切结书；1871年夏，预备学校在上海开办，由Liu Kai Sing任监督。⁠[2][14]

《新京报》摘编的鞠海著作写道，同治十年（1871年）正月十七日夜，他偶得一副对联，下联为“死中求活，淡极生乐”，此时距他去世仅剩一年零十七天。⁠[7]

Britannica的中国历史条目写道，明治维新三年后，中国与日本签订通商条约，条约于1873年批准，内容是对等的；李鸿章和曾国藩支持建立这种新的中日关系，主张对日本采取积极外交。⁠[11]

胡元的文章写道，1872年2月27日他奏请尽快落实派遣留学生的计划，建议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文章认为派遣留学生是他最后一件公事。Britannica和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都写他于1872年3月12日在南京去世；后者写道，他在首批学生启程前不久去世。⁠[15][1][2]

十年砍柴的文章写道，他于清同治十一年农历二月初四死于南京衙门的书房；文中所印公历为1872年3月20日。文章写道，那天上午他拜祭过父亲的牌位，让儿子曾纪泽扶他散步，一路告诫儿子，打仗是造孽的事情，希望曾家后代不要再出带兵打仗的人；随后他觉得脚麻，被扶回书房，“端坐三刻溘然而逝”。《掌上长沙》的文章写他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四午后在南京两江总督衙署西花圃散步时发病去世；胡元的文章写他于1872年3月12日午后突感脚发麻，由曾纪泽扶入书房，端坐三刻后逝世。⁠[12][17][15]

容闳在1909年的回忆录中写曾国藩于1871年冬在南京去世，享年71岁，如果再多活一年就能看到首批30名学生出洋，并说他去世前希望由他的继任者和门生李鸿章接手推进留学事务。⁠[14]

Britannica写道，他获谥文正，这是清朝文官所能得到的最高谥号。三湘风纪网转载的稿件写他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1][3]

十年砍柴的文章写道，他的遗嘱要求丧事从简，并要求子孙不收赙金、只接受祭奠；按清朝规定，总督级别的高官死后朝廷赐银三千两，而他这样人物的丧事至少要花一两万两银子。曾国潢赴南京协助侄子曾纪泽、曾纪鸿办丧，曾国荃留在湖南负责迎接灵柩、选择墓地，丧事主要由曾国荃拿主意；曾国荃在给侄子的信中认为，交谊不是至厚的人送的钱应当坚辞，但李鸿章、李瀚章和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三人受过曾国藩栽培提携，他们的赙金可以酌情收受。文章写道，曾纪泽、曾纪鸿仍遵照遗嘱一律不收，丧事几乎耗光家底，几年后曾纪鸿生病竟要借钱治疗；生前与曾国藩多有分歧的左宗棠在信中写道，他上年在京时目睹曾纪鸿（字栗诚）苦窘，为他筹措药费以及殡殓衣棺和还丧乡里的费用。⁠[12]

新湖南2019年刊出的陈先枢、梁小进文章写道，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曾纪泽兄弟遵照父亲“归湘为便”的遗嘱，从金陵经水路护送灵柩回湘；五月十七日船抵长沙水陆洲，五月二十日灵柩停放在长沙城内的曾子庙；因天热，曾国荃决定先在长沙南门外的金盆岭浅葬，六月十四日出殡。《掌上长沙》的文章写道，金盆岭在今南郊公园一带，家人对仓促择定的墓地并不满意。⁠[18][17]

陈先枢、梁小进的文章写道，同治十二年（1873年）二月初九，曾纪泽与曾国荃到湘乡西阳的五龙冲看地，次日又到文公山，都不满意；同年六月十三日曾纪泽与刘伯固在铜梁山紫竹林选定墓地，曾国荃反对；同治十三年（1874年）二月初一，郭嵩焘从长沙到湘乡相地并批评紫竹林的风水，二十五日曾纪泽在紫竹林掘穴，发现土石松软而放弃。此后郭嵩焘先到坪塘相地，曾国潢、曾国荃带曾纪泽兄弟同往查看，众人一致选定桐溪寺后的伏龙山；该文写道，曾纪泽自称不信风水，选址主要考虑土质是否干燥、能否安放遗体。⁠[18]

该文写道，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月初六，沈青泉在伏龙山桐溪寺后定向钉桩，次日曾国藩的灵柩移到船上；十一月初三，欧阳夫人的灵柩出殡，与曾国藩的灵柩并列；十一月初四两柩登山，文正公祠住持和伏龙山寺方丈率僧众设祭诵经；十一月初五寅正一刻，安葬完毕。《掌上长沙》的文章写道，墓地在今长沙市岳麓区坪塘街道桐溪寺后的伏龙山上，距长沙城西南15公里，占地300平方米，墓冢呈半圆形，用三合泥拌碎石混合糯米浆浇筑，外铺花岗石；该文写道，欧阳夫人在新墓建成的同一年去世，曾纪泽将父母合葬于此。⁠[18][17]

他的妻子是欧阳夫人。华声在线2015年的报道写道，曾国藩与欧阳夫人育有二子五女；三湘风纪网转载的稿件则写他共有三子六女，长子和第五女夭折，次子曾纪泽、小儿子曾纪鸿成人，小女儿为曾纪芬。华声在线的报道还写道，小女儿出嫁时，欧阳夫人弄丢了唯一贵重的陪嫁品金耳勺，为此懊悔数日、寝食难安。⁠[10][3]

《文摘报》转载的十年砍柴文章写道，他的弟弟依次为曾国潢（族内排行第四）、过继给叔父的曾国华（族内排行第六）、曾国荃（族内排行第九，人称九帅）和曾国葆（字贞干）；三湘风纪网转载的稿件写道，他在家书中常称澄弟、温弟、沅弟、季弟。华声在线的报道写道，唐浩明讲述，九弟住在曾国藩家中时闹别扭，不肯与嫂子、侄子们同桌吃饭，曾国藩便连续数月把自己的饭菜端到九弟房中一起吃，九弟后来向兄嫂道歉。⁠[12][3][10]

儿子曾纪泽是外交家。Britannica写道，他曾任驻英国、法国公使，1881年2月在圣彼得堡签订条约，比1879年的条约有利，但仍让俄国在东突厥斯坦享有许多特权；《文摘报》转载的文章和华声在线的报道都写他在与沙俄的谈判中收回伊犁。三湘风纪网转载的稿件写道，曾国藩曾请江南制造局的史迪文森、傅兰雅指导两个儿子学习英文；富厚堂门匾为曾国藩所题，两侧对联“清芬世守，盛德日新”由曾纪泽书写。⁠[19][11][12][10][3]

小儿子曾纪鸿精通算学。华声在线的报道和三湘风纪网转载的稿件都称他为数学家，前者写他计算出圆周率小数点后100位；《光明日报》2014年的文章称他为曾国藩次子，写他屡试不第，英年早逝，死时仅33岁。三湘风纪网转载的稿件写道，他的妻子郭筠在公公曾国藩、婆婆欧阳夫人、丈夫曾纪鸿和夫兄曾纪泽相继去世后成为富厚堂的主人，订立了《曾富厚堂日程》，要求子孙不论男女都学一样手艺，人人自立一本账簿；《光明日报》的文章称曾宝荪的祖母郭太夫人为艺芳老人。⁠[10][3][20]

孙女曾广珊是清代女诗人。孙子曾广钧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考中进士，三湘风纪网转载的稿件写他是曾家第二位进士，23岁入翰林院。⁠[10][3][20]

曾孙女曾宝荪是曾纪鸿的孙女、曾广钧的女儿，1893年生于北京。《光明日报》2014年的文章写道，她1912年3月中旬从上海启程赴英国，1916年以优异成绩获得伦敦大学理科学士学位，文章称这是中国女子所得的第一个理科学位；1918年她在长沙创办艺芳女校并自任校长，一办就是32年，一生未婚，1949年去香港，1951年到台湾，1978年在台湾去世。湖南省档案局2018年的文章写道，艺芳女校由曾国藩曾孙曾宝荪、曾约农姐弟于1918年创办，曾宝荪为纪念祖母，取其斋名艺芳为校名，学校坐落在曾文正公祠堂后花园浩园内；1996年新校开学，学校更名为长沙市田家炳实验中学。关于曾约农与曾宝荪的关系，《光明日报》的文章前称堂弟、后称弟弟。⁠[20][21]

三湘风纪网转载的稿件写道，科举废除前曾家出过二十多位秀才、举人、进士和翰林，曾氏后裔有成就者200余人；《潇湘晨报》的报道写曾国藩后世八代中一共出了240位杰出人物。《潇湘晨报》的报道还写道，唐群英的丈夫曾传纲是曾国藩的堂弟，秋瑾的丈夫王廷钧是曾国藩的表侄，葛健豪的堂叔葛信藩是曾国潢的女婿，蔡和森外祖父的弟弟是曾国藩的侄女婿。⁠[3][5]

2025年11月12日联合新闻网转载的《今周刊》刘焕彦文章写道，Shield AI总裁暨联合创始人Brandon TsengBrandon TsengBrandon Tseng是美国企业家和前海军海豹突击队队员，2015年与兄弟Ryan Tseng等人联合创办国防科技公司Shield AI，现任公司总裁。点击查看完整词条（中文名曾国光）是曾国藩的直系后代，按血统是曾国藩的第五代子孙；他在文中表示，他的祖父要称曾国藩为曾祖父。文中引述他的话说，他的父亲生于台北，祖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军队中对日作战，后加入蒋介石的政府来到台湾，任中华民国外交官，派驻南美洲约25年，在智利、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委内瑞拉和萨尔瓦多都待过，在南美洲退休后移居美国得克萨斯州得克萨斯州得克萨斯州是位于美国中南部的一个州，首府为Austin，最大城市为休斯敦。该州于1845年12月29日加入联邦，为第28个州；2020年人口普查（2020年4月1日）人口为29,145,505人（约2914.6万人）。点击查看完整词条与他的姑姑同住；文章还写道，他与哥哥Ryan TsengRyan TsengRyan Tseng是美国企业家，2015年与兄弟Brandon Tseng等人联合创办国防科技公司Shield AI并长期担任首席执行官，现任公司总裁兼首席战略官；他此前创办的无线充电公司WiPower被Qualcomm收购。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及工程师Andrew Reiter于2015年共同创办Shield AI。《数位时代》2026年4月10日郭采桦的专访写他是清朝名将曾国藩的后代。⁠[22][23]

三湘风纪网转载的稿件写道，他为家人定下八本：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他还提出三致祥，即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光明网刊出的王子今文章写道，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讲堂录》摘录了曾文正八本。⁠[3][24]

华声在线的报道写道，他在道光二十年至同治十年前后30余年间留下近1500封家书；唐浩明在报道中把他的家训归纳为三点，其一是“凡人多望子弟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并说他要求女儿和儿媳每月做一双鞋、下厨做饭。三湘风纪网转载的稿件写道，《曾文正公家书》于光绪五年（1879年）成书，由李瀚章、李鸿章编校刊印；他做官期间衣物多由家人亲手缝制，30岁生日时家人为他做的一件青缎马褂只在节庆时穿，到他弥留之际还像新的一样；韶山毛泽东遗物馆保存着毛泽东读过的四本《曾文正公家书》，每本封面都有毛泽东的签名“詠芝珍藏”。⁠[10][3]

三湘风纪网转载的稿件写道，他治学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重。王子今的文章写道，他编纂了《经史百家杂钞》，并作《圣哲画像记》，列出自文王、周公、孔子、孟子至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的32位先贤。⁠[3][24]

他的出生地白玉堂门上的对联是“居室以勤俭为本，力田与孝弟同科”。《潇湘晨报》的报道写道，富厚堂位于双峰县荷叶镇富圫村，是占地60余亩的府邸，有108间房，始建于1865年，是弟弟曾国潢为曾国藩所建，被当地百姓称为“宰相府”；曾国藩写信嘱咐屋宇不尚华美，要多植竹柏、多留菜园。三湘风纪网转载的稿件写道，富厚堂由两位弟弟共同建成，占地4万余平方米，建筑约1万平方米，花费七千吊钱，曾国藩深为骇叹，觉得无颜见人，稿件称这笔钱还不到他一年养廉银的四分之一；正宅称八本堂，有公记、朴记、芳记三座藏书楼，另有思云馆。《潇湘晨报》的报道写道，府内四座藏书楼鼎盛时期藏书达30万册，是中国现存最大的私家藏书馆群。⁠[5][3]

《掌上长沙》的文章写道，民国时期曾家置办20亩良田，聘请周姓人家守护墓园，直到解放初期；20世纪50年代墓园和桐溪寺的可搬材料多被当作四旧拆除，文化大革命中石马、石狮等被砸毁或推倒，红卫兵想掘墓但没有掘开；1989年盗墓者用炸药炸开墓室，村民、警察和文物工作者赶到后逃走，事后盗洞用钢筋、水泥封堵，1992年当地成立了专门的文物保护机构。该墓于1993年列为望城县和长沙市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列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起保护与建设工程一直没有停过；由李鸿章撰文、黄自元书写的神道碑曾被周姓后人藏在家中地下，碑体断成两截，后重见天日。陈先枢、梁小进的文章也写该墓1996年列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7][18]

Britannica写道，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他的历史作用一直有争议：包括国民党领导人在内的保守派称颂他是儒家精神的象征和道德修养的楷模，包括几位国民党创始人和大多数共产党领导人在内的革命者则出于民族主义立场严厉批评他；Britannica认为他本质上是一位儒者，在政策上并不教条保守，并写道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在中国大陆得到更多赞誉。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称他是儒家官员的典范，认为他正直的品格使他成为拥护清朝的官员、学者和士兵的凝聚中心。⁠[1][2]

光明网刊出的王子今文章写道，毛泽东在1915年6月25日致湘生的信中引用曾国藩家书，称“此言岂非金玉”；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的信中称赞《经史百家杂钞》；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认为他“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该文还写道，杨昌济初见毛泽东时以曾国藩、梁启超梁启超梁启超（1873—1929年）是清末民初的思想家、政治人物、报人和学者，康有为的弟子，1898年戊戌变法的参与者；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14年，主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1912年回国后参与创建进步党，先后出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和财政总长，并在1915—1916年反对袁世凯称帝。1917年底退出政界后，他专事著述和讲学，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和北京图书馆馆长，著作汇为《饮冰室合集》。点击查看完整词条为例勉励他，蔡和森认为胡林翼不及曾国藩是因为胡林翼不讲学，谢觉哉在1922年2月的日记中录下曾国藩日记所载的三副楹联。⁠[24]

华声在线的报道写道，蒋介石案头常年摆着一套《曾文正公全集》，并审订过《曾胡治兵语录注释》；梁启超称“曾文正者，岂唯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研究曾国藩30余年的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唐浩明称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容闳在回忆录中称他是“China’s great benefactor”（中国的大恩人），说他作为政治家、爱国者和个人都“towered above his contemporaries”（高出同时代人）。《文摘报》转载的十年砍柴文章写道，他每年的养廉银差不多两万两，大多用于资助他人，时人称他为大清开国二百多年来第一清廉总督；Britannica的李鸿章条目也写他享有不谋私利的名声。⁠[10][14][12][9]

胡元在《中华读书报》上写道，在最后八年里他内心也纠结了八年；文章结尾认为，他从没有放弃为国家奋斗的真诚，却在最后与“爱国”无缘。⁠[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