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

黄遵宪于1848年4月27日出生在广东省嘉应（今梅州），Hummel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同样写他是广东嘉应州人；李芳在《环球人物》2012年的文章中写作出生在“广东梅州嘉应（今广东蕉岭）”。⁠[1][2][3]

他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2][4][5]

他出身客家家庭，蘇文博的论文写作客家知识分子家庭；BritannicaEncyclopædia BritannicaEncyclopædia Britannica（大英百科全书，又译不列颠百科全书）是1768年在苏格兰爱丁堡开始出版的英语综合性百科全书，也指出版它的总部位于美国芝加哥的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Inc.（对外称 The Britannica Group）；纸质版于2012年停印，此后以 Britannica.com 线上百科、面向学校与图书馆的数字教育产品和 Merriam-Webster 词典为主要业务。点击查看完整词条的条目写他来自富裕的商人家庭，父亲曾在户部任职。⁠[6][7][1]

《环球人物》的文章写道，他的高祖黄润家境贫寒，以替人书写牛契为生；当时外国银元刚刚在广东的市场上流通，黄润能凭银色和声音的差异辨别真伪，于是在集市上摆桌替人鉴别、兑换银元，几年后发家致富。黄润自己弃儒经商，却没有让儿子继承家业，而是让他专心读书。⁠[3]

父亲黄鸿藻，字雁宾，号逸农，是1855年（咸丰年间）的举人，曾在贵州、广西等地为官，1889—1891年署理广西思恩府知府。⁠[2][3]

《环球人物》的文章写道，他4岁入塾；10岁时塾师以“一览众山小”为题命学童作诗，他吟出“天下尤为小，何论眼底山”，先生为之惊叹；亲自教导过他的曾祖母认为“此儿志向远大”，对他格外钟爱。⁠[3]

同一篇文章写道，他18岁时结婚才几天，太平天国的军队攻破嘉应，黄家举家避难，此后家道中落。⁠[3]

他在二十二三岁时两次到广州参加乡试，都没有考中，考后绕道游历香港；Britannica的条目也写他在中举之前几次落第。⁠[3][1]

1873年他成为贡生（Hummel书中称senior licentiate），1874年进京履行这一资格所要求的手续；1875年他留在北方，到过天津和烟台，在烟台结识了外交官张荫桓。⁠[2]

《环球人物》的文章写道，他27岁时在京应试仍未考中，因父亲当时在京任职，便留京侍奉，并与一些广东籍京官往来密切。⁠[3]

1876年，他在北京举行的乡试中考中举人；《环球人物》的文章写他名次在百名以外，以五品衔拣选知县待用。⁠[2][1][3]

同一篇文章写道，福建巡抚丁日昌曾邀他入幕；李鸿章李鸿章李鸿章（1823—1901年）是清朝末期的政治人物、军事统帅和外交官，淮军的创建者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从1870年起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主持兴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铁路、电报和北洋海军等近代事业，并代表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条约，生前身后的评价分歧很大。点击查看完整词条与他交谈后称他为“霸才”。他还对通晓洋务的翰林院侍讲何如璋说：“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我不敢知，要之必变。”⁠[3][5]

1877年初，他被任命为驻东京使馆参赞，公使是何如璋（1838—1891年），同年年底抵达东京；Britannica的条目则写他在1876年作为同乡、新任驻日大使何如璋的参赞赴日。⁠[2][1]

《环球人物》的文章写道，1877年何如璋率第一届驻日使团乘轮船从上海出发，抵达长崎；《光明日报》2022年杜卫东的文章写他在1877年11月到达神户，时年29岁，是清朝第一任驻日参赞。⁠[3][5]

Richard John Lynn的论文写道，他在1877—1882年任驻东京使馆的参赞兼书记官；使馆到日本的第一年设在增上寺境内的子院月界院。⁠[8]

杜卫东的文章写道，他上任之初，日本要吞并中国的属国琉球；他上奏朝廷陈述应对之策，认为“琉球如亡，不出数年，闽海先受其祸”，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却责备驻日使馆“过于张皇”，会“激生变端”，甚至打算召回公使何如璋来化解僵局。1879年日本占领了琉球群岛的一部分。⁠[5][2]

1880年，他建议朝廷向朝鲜派驻官员，由朝廷监督朝鲜官员或至少主持朝鲜的对外关系；李鸿章担心卷入纠纷，不赞成。他转而劝朝鲜亲近中国，同时与日本和美国美国美国是位于北美洲、实行联邦制的国家，由50个州、作为合众国政府所在地的哥伦比亚特区以及波多黎各、关岛等属地组成，首都为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2020年人口普查（2020年4月1日）全国常住人口为331,449,281人（约3.31亿人）；众议院435个议席依据人口普查结果在各州之间分配。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友好，这些主张在朝鲜遭到保守派的激烈攻击。⁠[2]

《环球人物》的文章写道，他曾与何如璋商议上书总理衙门，先发制人，将朝鲜废为郡县，此计不行，又请求派员主持朝鲜外交；日本人得到情报后刊登在报纸上，称赞他的见识远超李鸿章。Lynn的论文写道，在中日之间关于琉球和朝鲜的交涉中，他作为外交官的公务常使他陷入不愉快的处境，这些交涉令人沮丧，从中国一方看最终是灾难性的。⁠[3][8]

Lynn的论文写道，他在日本能直接接触汉文、笔谈和汉字文化；伊藤博文、榎本武扬和大山岩常向他请教汉诗，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他的诗弟子；石川鸿斋（Ishikawa Kōsai，1833—1918年）深刻影响了他对日本汉诗经典的看法，成为他的好友，石川的《日本文章轨范》有他1879年春所作的序。⁠[8]

前高崎藩主大河内辉声（Ōkōchi Teruna，1848—1882年）大约在1878年初与使馆的中国人结识，与他交往密切；大河内的宅邸桂林庄在浅草今户町、隅田川西岸。城井国纲编的《明治名家诗选》1880年由东京青悦书房出版，第二篇序由他应邀撰写，落款为光绪六年六月，署名为岭南黄遵宪公度。⁠[8]

《环球人物》的文章写道，他在日本期间独自游历本州和北海道，在镰仓的江之岛和伊豆的热海各停留半月；他采风问俗，读了200多种书。文章还写道，他32岁时在日本结识改良派思想家王韬；Hummel的书写道，王韬1879年访问日本，记下了日本学者对何如璋和他的敬重。⁠[3][2]

《环球人物》的文章称他是近代以来高度评价《红楼梦》的第一人，写他在与日本友人石川英谈话时称这部书是“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还亲自圈点后把书送给日本友人，完整的《红楼梦》全书由此首次被介绍到日本；文章还写道，东渡日本的中国学者中对日本影响最大的有两位，一位是明末清初的朱舜水，一位就是他。⁠[3]

他在日本写成《日本杂事诗》2卷，1879年由总理衙门首次刊印（蘇文博的论文写作同文馆1879年版），1885年由他本人重刻；《环球人物》的文章写全书共200首。Lynn的论文写道，这部诗集取材于他1877—1882年在日本的经历，兼有细致的描写和有力的叙事，富于道德眼光和社会政治见解；书中论日本汉诗传统的两首诗，他在第一版（1879年）和第二版（1890年）之间都作了修订。⁠[2][7][8][3]

Lynn的论文写道，他把这部诗集的初稿埋在大河内辉声宅邸的后园并为此设宴庆祝，大河内后来立了一块石碑，碑文由大河内亲笔书写，日期为1879年9月。《环球人物》的文章把这位日本友人写作源辉声，记下黄遵宪说过的“愿得一片清净壤，埋藏是卷”，并写碑上“日本杂事诗最初稿冢”9个字由黄遵宪亲题；文章还写道，源辉声去世后安葬在东京北部的平林寺。⁠[8][3]

1880年，他开始编撰一部日本史，即后来的《日本国志》；Lynn的论文写道，石川鸿斋协助他挑选资料。⁠[2][8]

1882年他被任命为驻旧金山总领事，编撰日本史的工作因此中断。《环球人物》的文章写道，他在35岁时奉命调任美国三藩市，2月12日到达美国，3月美国国会通过限制中国移民的法案；他为回国的侨胞颁发护照，作为他们返回美国的凭据。⁠[2][9][3]

杜卫东的文章写道，他到关押了大量华工的监狱交涉，经过不懈努力，一直交涉到美国司法总长，终于迫使当局让步，华工的权益得到一定保障。⁠[5]

他写了长诗《逐客篇》回应美国的排华法案，《环球人物》的文章称这首诗写的是美国排斥华工的运动；他的《纪事》一诗描写了美国的总统选举。收录这首诗英译节选的一份文献页面（Macmillan网站）写道，他对华人移民的遭遇和针对同胞的日益增多的暴力感到幻灭，于1885年回国。⁠[9][3]

1885年他的母亲去世，他回乡守制，在此期间继续编写日本史；《环球人物》的文章写道，他在美国任满后回国探亲，适逢朝中赏识他的大臣失势，他又不屑逢迎上司，于是一度在北京赋闲，39岁时两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张之洞（1837—1909年）是清朝后期的官员、学者和教育家，洋务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历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和湖广总督，在湖北兴办钢铁、军工、纺织企业和新式学堂，1898年著《劝学篇》，晚年入京任军机大臣和大学士。点击查看完整词条曾命他巡查南洋诸岛。⁠[2][3]

1887年他写成《日本国志》40卷。杜卫东的文章写道，全书五十余万言，着重探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社会制度的变革，他自述写作用意是“意在借镜而观，导引国人，知所取法”。⁠[2][5]

Hummel的书写道，《日本国志》1890年刊印，1898年及以后又有重印本；Lynn的论文写首版于1890年由广州富文斋刊行，1898年在上海重印；蘇文博的论文则写作1895年出版。《环球人物》的文章写道，这部书出版时中日战争已经爆发，有人把书推荐给张之洞，遗憾地说如果早点读到，可以为清朝省下2亿两白银，即《马关条约》中的对日赔款数额。⁠[2][8][7][3]

1889年他到北京，被任命为驻伦敦使馆参赞（《环球人物》的文章写作二等参赞），公使是薛福成；他在1890年春到达伦敦。⁠[2][3]

一年后的1891年，他被派往新加坡任总领事，在那里任职三年；杜卫东的文章写他在1891年11月调任，时年43岁，《环球人物》的文章则写他在新加坡任职4年。⁠[2][5][3]

杜卫东的文章写道，经过他陈说利弊、反复力争，清政府废止了实行近200年的禁海令。⁠[5]

1894年，张之洞取得朝廷同意，把他调回国内；他在几个月内办结了一批涉及中国教民和外国人的案件，获得道员衔，随后奉召进京，受到光绪帝召见。⁠[2]

杜卫东的文章写道，他到南京拜见张之洞，张之洞对他的主张并不热心，只让他去处理各方官吏避之唯恐不及的教案；他把江南地区积压多年的教案办到“无赔款，无谢罪，无牵扯正绅，无波及平民，一律清结”。《环球人物》的文章写道，据说他自负而不把权贵放在眼里，拜见张之洞时“昂首足加膝，摇头而大语”，引起张之洞不满，最终没有受到重用。⁠[5][3]

杜卫东的文章写他在颐和园仁寿殿受光绪帝召见（文中作“隔年九月”），光绪帝问西方政治为何胜过中国，他回答西方强盛是由于变法。⁠[5]

1896年3月，梁启超梁启超梁启超（1873—1929年）是清末民初的思想家、政治人物、报人和学者，康有为的弟子，1898年戊戌变法的参与者；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14年，主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1912年回国后参与创建进步党，先后出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和财政总长，并在1915—1916年反对袁世凯称帝。1917年底退出政界后，他专事著述和讲学，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和北京图书馆馆长，著作汇为《饮冰室合集》。点击查看完整词条离京到上海，结识了曾在日本、美国、英国等国任领事、参赞的黄遵宪，两人一见如故，成为忘年交。1896年7月，《时务报》报馆在上海四马路成立。《时务报》的经费主要来自上海强学会的余款和黄遵宪个人的捐款；《环球人物》的文章写他自发捐了1000元作为开创基金。报馆公启列汪康年、梁启超、黄遵宪、吴德潚、邹凌瀚五人为创办人，汪康年任经理。⁠[10][3]

张弛的文章写道，黄遵宪等人不满汪康年独揽大权、应酬开销造成亏空，提出报馆实行董事会制度，要汪康年辞去经理改任总董；梁启超先居中调解，后来附议了这一提议，董事会的提议最终被接受，但汪康年认为梁启超联合黄遵宪排挤自己，创办者之间的矛盾逐渐加深。⁠[10]

1896年他被任命为出使德国大臣，但因据称柏林方面反对，任命被取消；杜卫东的文章写光绪帝本想派他出任驻英、德公使，因出使国不乐意而搁浅。⁠[2][5]

1897年夏，他被任命为湖南长宝盐法道，后署理湖南按察使，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10][2][1]

湖南开明士绅筹办时务学堂、急需总教习时，他举荐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并推荐《时务报》的翻译李维格任西文总教习；汪康年起初不愿放人，黄遵宪、熊希龄、谭嗣同谭嗣同谭嗣同（1865—1898年）是清末思想家和维新派人物，湖南浏阳人，著有《仁学》。1897—1898年他在湖南参与推行新政，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任四品卿衔军机章京；戊戌政变后他拒绝出走，被捕处死，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点击查看完整词条等人轮番写信劝说，保证梁启超在湖南期间不中断给《时务报》供稿。⁠[10]

他协助组织南学会并在会上讲学，设立警察机构，办报，兴办学校，其中层次最高的是时务学堂。杜卫东的文章写道，南学会每七日开讲一次，由梁启超、谭嗣同和他主讲；他还兴办新式学堂，成立由官、绅、商合办、以“分官权”为宗旨的保卫局，并提倡禁止缠足。《环球人物》的文章列出他与陈宝箴、梁启超先后创办的时务学堂、南学会、保卫局、课吏馆、不缠足会以及《湘学新报》《湘报》。⁠[2][5][3]

蘇文博的论文写道，他向陈宝箴提出由官、绅合办保卫局的构想，陈宝箴采纳了；1898年正月他写成《湖南保卫局章程》，由于士绅们不满南学会的讲学，尤其不肯为保卫局筹款，原定1898年闰三月开办的计划推迟到六月。⁠[7]

1898年初，决心变法的光绪帝读了他的《日本国志》；6月，经徐致靖举荐，他再次奉召觐见；8月，他被任命为出使日本大臣，《环球人物》的文章称这一任命是因为他推行新政有功。⁠[2][3]

他因病没能北上，只到了上海；蘇文博的论文写他在上海患重病期间发生了戊戌变法，《环球人物》的文章写他抵达上海时戊戌变法发生。慈禧太后镇压了变法运动并惩办了其领导者。⁠[2][7][3]

《环球人物》的文章写道，由于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和日本驻华公使等人的干预，清政府没有追究，允许他辞职还乡。杜卫东的文章也写道，如果没有友人斡旋和日、英使馆的干预，他可能与戊戌六君子同遭不测。⁠[3][5]

蘇文博的论文写道，变法失败后他被清政府解职并受到监视；Britannica的条目写他被迫辞职。他回到嘉应家乡，此后一直在那里生活；杜卫东的文章写他在1899年10月乘一叶扁舟踏上归途。⁠[7][1][2][5]

退居后，他常出入梅州东郊周溪畔的书斋人境庐。《环球人物》的文章写道，他还乡后心情郁闷，常与倡导新学的丘逢甲作诗唱和。⁠[5][3]

他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保持通信。唐山在《北京青年报》的文章写道，他认为梁启超的《新民丛报》比《清议报》好百倍，但把梁启超的进步归因于文字水平的提高。桑兵的论文写道，1902年夏秋间梁启超写信给他，提议创办《国学报》来培养国民、保存国粹；他起初表示赞赏，随后提出两点异议：这件事不能仓促草率地办，应当先写一部中国国学史；中国旧学的弊病在于自大和闭塞而不在于不能保存，应当先大开门户引进新知，过几年再提倡国学，并以日本为例说日本的国粹是在东西兼采之后才形成的。梁启超的这一提议没有实现。⁠[11][12]

蘇文博的论文写道，1902年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称警察局是一切政务的根本；谷雨在《学习时报》的文章写道，他晚年在给梁启超的信中提出要创制一种“斟酌于弹词粤讴之间”的“杂歌谣”体。⁠[7][4]

1905年，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谈到自己的生死观，说自己与梁启超略有不同，认为人一死便归于泯灭，但只要一息尚存，就有活着的人应尽的义务，并写下“无避死之法，而有不虚生之责”。⁠[3]

他于1905年3月28日在嘉应家中去世。⁠[1][2][5][3]

Britannica的条目写道，他摒弃明代以来支配文学形式的拟古成规，认为诗歌应当反映社会变化、不受过时规矩束缚；他采用普通人的日常口语以及地方民歌的风格和节奏，并把火车、轮船、西方科学等旅居海外所见的新事物写入诗中。Britannica称他使用白话和民歌体是中国诗歌的一大突破。⁠[1]

Renditions的作者简介写道，他认为文学应当反映当时的社会变化并帮助提高民众的觉悟。《中国社会科学报》李国华的文章引他的诗句“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杜卫东的文章称“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是他诗歌理论的核心。⁠[6][13][5]

谷雨的文章写道，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称他为“诗界革命”之杰，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称他为白话文的始祖；他在《梅水诗传序》中以客家话为例，认为客家话源于中原古音古韵，与格律诗的要求相合，所以嘉庆、道光年间文风最盛时，说客家话的人普遍能作诗；他的诗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为追求目标。梁启超还称他为“近世诗界三杰”之首。⁠[4][5]

李国华的文章写道，他的《今别离》四首用古乐府题，分别咏轮船、电报、镜子和时差，陈三立称赞这组诗以新事合于旧格，钱仲联用典故注释法解读，夏晓虹给予很高评价。谷雨的文章提到他的《悲平壤》《东沟行》等诗篇，并引了《书愤》《逐客篇》中的诗句；杜卫东的文章称他在甲午战败后所作的《哀旅顺》无愧为诗史之作。⁠[13][4][5]

Lynn写道，他在中国文学史上一般被视为最后一位伟大的中国古典诗人。《环球人物》的文章写道，他现存诗1000余首，一生在日本、美国、英国和新加坡等地共13个年头，用诗歌介绍了电灯、电车等新事物；蘇文博的论文也写他担任外交官共13年。他的诗集《人境庐诗草》11卷在他去世后刊行，此后广为传诵。⁠[8][3][7][2]

《环球人物》的文章写道，梁启超评价《日本国志》说，读了它才了解日本及其强盛的原因、才了解中国及其衰弱的原因；戴季陶说，中国到日本留学的人不少，但除了30年前黄遵宪著的《日本国志》以外，他没有见过什么专论日本的书籍；傅斯年说此书成于甲午战争之前，至今50余年，没有听说有书可以取代它；周作人称书中的学术志2卷、礼俗志4卷都是前无古人的著述，至今也还是后无来者。⁠[3]

梅州流传很广的“上市梁，下市黄”的说法，指梅州历史上文化教育发达的中心地带红杏坊和攀桂坊的两大书香家族，其中“下市黄”就是黄遵宪家族。⁠[14]

黄遵宪纪念馆位于梅州市东郊周溪畔的攀桂坊，由人境庐、恩元第和荣禄第三处建筑组成；人境庐是他的书斋，建筑兼具西洋风格和园林意境。馆内有他的汉白玉半身像，背景墙上写着“近代变法先驱”，下方是他的诗作《远归》。⁠[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