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

谭嗣同于1865年3月10日出生在北京，籍贯湖南浏阳。⁠[1][2][3][4]

他字复生，号壮飞。父亲谭继洵（字敬甫）是1860年进士；母亲是徐五缘。⁠[1][5][4]

1876年（光绪二年）春北京暴发白喉。《书屋》上夏光弘的文章写道，他的母亲徐夫人、长兄谭嗣贻和次姊谭嗣淑先后染病去世；他也染病，三天三夜昏迷不醒，12岁的他醒转过来，父亲因此给他取表字复生。Hummel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写他母亲死于他第十二个年头，Jenne写他的母亲、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在他12岁时死于一场白喉。⁠[6][1][3]

彭晓玲2019年在《湖南日报》的文章则写他11岁时染上白喉，昏死三日后复活，因此得名复生。⁠[4]

《清代名人传略》写道，母亲去世后他据说受到继母虐待；Jenne写他与父亲的新夫人关系紧张，并写到有传闻说她待他刻薄、虐待他。⁠[1][3]

《解放日报》上彭晓玲的文章写道，1877年（光绪三年），12岁的他随刚升任巩秦阶道的父亲谭继洵回浏阳原籍为母亲徐五缘修墓，由天津乘船经烟台到上海，再经长江、洞庭湖、湘江到长沙，陆行到浏阳，在上海只是匆匆而过；彭晓玲2019年在《湖南日报》的文章则写他13岁才随父亲回到浏阳为母亲修墓。⁠[7][4]

他12岁第一次随父亲从北京回浏阳时，结识了比他小两岁的同乡唐才常，两人成为刎颈之交。⁠[2]

他在浏阳师从学者欧阳中鹄，与唐才常同学，后来又从涂启先、刘人熙学习；《湖南日报》2018年的文章写他是在欧阳中鹄的影响下走向维新派的。⁠[4][5]

他博览群书，长于作文，也喜好剑术；彭晓玲写他记忆力超群，善写诗，痴迷剑与琴，仰慕荆轲、聂政等古代侠士，曾给自己取了剑胆琴心的雅号。Jenne写他在科举上只考取了县一级的秀才。⁠[1][2][3]

《团结报》的文章写道，时在户部任职的父亲谭继洵经陕西巡抚谭钟麟向左宗棠左宗棠左宗棠（1812—1885年）是清朝后期的政治人物和军事将领。他以举人身份进入湖南巡抚幕府，后组建楚军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历任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和两江总督，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1875年起他督办新疆军务，率军击败阿古柏，此后新疆建为行省。点击查看完整词条推荐，1877年外放甘肃巩秦阶道，1878年到秦州任职，光绪九年（1883年）三月一日升甘肃按察使，1884年任甘肃布政使；谭嗣同1878年第一次来甘肃，到1889年离开，其间来过5次，在甘肃前后约11年。⁠[8]

他到过陇东、陇南、兰州和河西；1884年随父亲住在兰州的布政使署，常在署内的憩园赏景并为亭楼撰写联语；1888年他到平凉，登崆峒山，游柳湖。在甘肃写下的诗有《平凉崆峒》《自平凉柳湖至泾州道中》《陇山道中》《甘肃布政使署憩园秋日》等，离开时写下《别兰州》；文章一处写他1888年夏回湖南，另一处写他1889年离开甘肃。⁠[8]

《清代名人传略》写道，他青年时在新疆当了几年低级武官，隶属巡抚刘锦棠；Jenne写道，1884年新疆刚建省，他是首任巡抚刘锦棠幕下的低级军官。此后他用了大约十年游历多个省份，考察地方治理，寻访古迹。⁠[1][3]

刘正初2026年在《湖南日报》的文章写道，1878年（光绪四年）谭继洵从浏阳出发，从暮春走到深秋才到达兰州，13岁的谭嗣同随父亲同行；随着父亲的升迁，全家迁居兰州。他在浏阳河畔的青枫浦口送别二哥谭嗣襄远赴甘肃，写下七言组诗《送别仲兄泗生赴秦陇省父》；18岁时他在兰州写下《望海潮·自题小影》，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词作。⁠[9]

1889年春，他到北京准备参加这年的顺天府科考，奉父命拜在工部任职的浏阳籍学者刘人熙门下。刘人熙擅长弹琴，藏有金声、黄钟、飞鸿三张名琴，著有《琴旨申邱》；他发现谭嗣同精通音律，便传授琴艺，师徒二人还约了朋友，带着埙、箎、箫、管、琴等乐器在北京的浏阳会馆办了一场音乐会。⁠[2]

他的仲兄谭嗣襄渡海到台湾，投靠姻亲唐景崧（夏光弘写唐景崧时任台湾道，《解放日报》上彭晓玲的文章写作台湾布政使）；彭晓玲写道，谭嗣襄于1889年五月初五日（6月3日）病逝于台南府安平县的蓬壶书院。⁠[6][7]

彭晓玲写道，当时在北京的谭嗣同顾不上顺天府乡试，带着侄子谭传简南下上海，打算到台湾迎回灵柩；一到上海就接到唐景崧的电报，得知灵柩已运往上海，便在上海接灵。夏光弘则写他1889年春抵达兰州，五月初得知二哥在台湾病逝，带侄子谭传简星夜南下，到上海迎灵柩运回浏阳。次年二月，他把仲兄安葬在浏阳城关口冷水井。⁠[7][6]

1893年夏，他再次途经上海，到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秋试结束后，他被父亲催回湖北武昌，又一次途经上海。往返之间，他找到英国人傅兰雅在三马路（今汉口路）开设的格致书室，拜会了傅兰雅，买了许多西方科学书籍。傅兰雅1868年受聘于江南机器制造局翻译馆，在那里译书长达28年，一生译著129部。⁠[7]

《清代名人传略》写道，到1894年他已在钻研新学，显示出数学方面的才能，并在家乡创办了研习西学的团体，书中把这看作湖南维新运动的开端。⁠[1]

1895年浏阳遭遇特大旱灾，书院公款都被挪作赈灾款项。他在浏阳协助欧阳中鹄办赈将近一个月；他起草了《办赈条陈十二条》和《保护金厂章程六条》，力主开矿、以工代赈，又与唐才常、黎宗鋆等设立官煤局、开设煤矿，并在湖北为浏阳劝捐、筹款、购粮。十二月初十日，父亲来信命他回湖北随王之春出使俄国，他离开浏阳返鄂。⁠[6]

夏光弘写道，1895年八月，他提议把浏阳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遭到时任湖北宜都知县的浏阳人陈长橿反对，他从武昌赶回浏阳商议；由于书院公款已挪作赈灾，他与欧阳中鹄、唐才常、涂儒翯等人召集十位同志，每人捐款50缗，先在浏阳文庙奎文阁内成立小型的浏阳算学社，由他拟定《算学社章程》。夏光弘称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自然科学团体，揭开了湖南维新运动的序幕。彭晓玲2019年的文章则写道，他一边为把算学社改为算学馆奔走，一边协助赈灾，1897年2月算学馆终于在浏阳奎文阁设立。⁠[6][4]

1895年六月，他和唐才常先后回到浏阳筹办算学馆和群萌学会，常到唐家向精通琴艺的唐父学琴。⁠[2]

在洋洋万言的《上欧阳中鹄书》中，他主张变科举以培育人才、开议院以使下情上达、改官制以减少层级，并提出培育人才的试验先在一县小试，即在浏阳设立算学馆。⁠[6]

《清代名人传略》写道，康有为康有为康有为（1858—1927年）是清末民初的学者、政治改革者和书法家，1898年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主要推动者。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海外十余年，创立保皇会，主张君主立宪，晚年倡导定孔教为国教，著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点击查看完整词条1895年在北京和上海组织强学会；谭嗣同到北京时，康有为已回广东，他结识了强学会的主要书记梁启超梁启超梁启超（1873—1929年）是清末民初的思想家、政治人物、报人和学者，康有为的弟子，1898年戊戌变法的参与者；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14年，主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1912年回国后参与创建进步党，先后出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和财政总长，并在1915—1916年反对袁世凯称帝。1917年底退出政界后，他专事著述和讲学，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和北京图书馆馆长，著作汇为《饮冰室合集》。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并受到康有为著作的影响。⁠[1]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他离开武昌，二月中下旬抵达上海；彭晓玲2019年的文章写道，这年春天他奉父命陪侄子谭传赞到北京应试。Hung-yok Ip的论文写道，他在北京结交维新派学者吴铁樵（1866—1897年），由此学会欣赏佛学。⁠[7][4][10]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1896年4月6日），他在上海格致书院结识宋恕；陛见后他改任江苏候补知府，六月十八日离京南下，在上海略作逗留，六月二十九日抵达江宁（南京）。途经上海时他再访傅兰雅，傅兰雅已去美国美国美国是位于北美洲、实行联邦制的国家，由50个州、作为合众国政府所在地的哥伦比亚特区以及波多黎各、关岛等属地组成，首都为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2020年人口普查（2020年4月1日）全国常住人口为331,449,281人（约3.31亿人）；众议院435个议席依据人口普查结果在各州之间分配。点击查看完整词条，他得到傅兰雅翻译的《治心免病法》，彭晓玲认为这本书帮助他把佛学与《易》理融会起来。⁠[7]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他在南京写成一封致欧阳中鹄的长信，名为《北游访学记》，夏光弘写道，《仁学》的许多基本思想已见于此文。⁠[6]

王开林在《湖南日报》的文章写道，他与梁启超是乙未年（1895年）在北京相识的；梁启超写信给康有为，称道他“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又惋惜他“佞西学太深”。⁠[11]

1896年，他按父亲的意思到南京做候补知府；故宫博物院的词条写他在1896年8月到1897年11月期间入资为江苏候补知府。⁠[1][12]

在南京，他在杨文会（1837—1911年）的指导下学习佛学，Hung-yok Ip称杨文会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居士之一。Ip的论文引用他1896年给欧阳中鹄的信，信中说他已郑重发愿持诵咒语，自认为即将获得超感官的能力。⁠[1][10]

在南京任候补知府期间，直到1898年正月携家眷回湖南，他多次往来南京与上海之间；在上海住英租界洋泾浜北侧的长发栈，1896年八月十四日（9月20日）孙宝瑄在西餐馆一品香设宴，与他和梁启超、汪康年、宋恕等人聚餐。⁠[7]

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1897年3月28日），他在上海为北上觐见的父亲送行；5月2日，他与汪康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发起上海不缠足会；5月又为解决湖南矿务局与法国商人华利公司戴玛德的合同纠纷到上海；这年九月末（10月），他与张通典从南京到上海，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康有为。⁠[7]

《清代名人传略》写道，1897年他被召回湖南，协助巡抚陈宝箴（1831—1900年）推行新政；当时提倡新学的还有湖南学政徐仁铸（1863—1900年），1897年7月黄遵宪黄遵宪黄遵宪（1848—1905年）是清末诗人、外交家和维新人士，先后任驻日本使馆参赞、驻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国使馆参赞和驻新加坡总领事，著有《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诗集《人境庐诗草》倡导以口语和新事物入诗，被视为“诗界革命”的代表人物；1897—1898年他在湖南参与推行新政，戊戌政变后被罢职还乡。点击查看完整词条署理湖南按察使；长沙开办了时务学堂，由梁启超任总教习。书中还写道，1897年4月22日创刊的《湘学新报》由谭嗣同编辑，Jenne也写他编辑了湖南第一份报纸《湘学新报》。⁠[1][3]

《湖南日报》2018年的文章写道，1897年起他在陈宝箴等人支持下在湖南推行新政，参与创办时务学堂和南学会，主办《湘报》，倡导开矿、修铁路和宣传变法，文章认为湖南由此成为当时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彭晓玲写他担任时务学堂学监。⁠[5][4]

王开林写道，1897年（丁酉年）冬梁启超应约来到长沙，谭嗣同介绍他与唐才常订交；到1898年春的三个月里，两人朝夕相处，梁启超称他为“讲学最契之友”，两人授徒之余，一起为解除妇女缠足奔走呼吁，倡议各项新政，同为《湘报》撰文。唐才常赠给梁启超一方产自浏阳的菊花砚，由谭嗣同作铭、江标刻字，铭文是：“空华了无真实相，用造莂偈起众信。任公之砚佛尘赠，两君石交我作证。”⁠[11]

故宫博物院的词条写道，1898年初他在湖南以全部精力投入维新运动，倡设南学会，三月又办《湘报》宣传维新，遭到顽固派的攻击。《清代名人传略》写他同时担任南学会会长；书中列举的湖南新政成果有引进轮船、警察制度现代化、兴办工业和筹划铁路。⁠[12][1]

1898年春（闰三月），他回到浏阳，与黎宗鋆、唐才常、欧阳笠耕创办群萌学会，作为讲学论政的团体，并为它写了《群萌学会叙》。⁠[6]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第一道变法上谕；同一天，徐致靖上折保荐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等人。6月16日康有为得到召见，谭嗣同和梁启超被从湖南召入京。⁠[1][5]

四月初三日，他离开浏阳前往长沙，这一天恰逢他与妻子李闰结婚十五周年，他写下《戊戌北上留别内子》等诗。约六月二十五日（8月12日），他从南京到上海，准备由上海乘船北上。⁠[6][7]

他9月初到北京，9月5日被任命为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同时任命的还有杨锐（1857—1898年，四川人）、林旭（1875—1898年，福建人）和刘光第（1859—1898年，四川人），四人号称军机四卿，参与新政。⁠[1][5]

在北京他暂住北半截胡同的浏阳会馆，自题所住的五间西房的北套间为莽苍苍斋；会馆的里院北屋是清末维新志士开会的地方。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刘阳说，他的许多诗文、信札都写于这里。⁠[13]

彭晓玲写道，他任军机章京后事务繁忙，写信给李闰说朝廷决意变法，国事大有可为，自己因此更加勉力，不敢偷闲，并以把荣华看作梦幻、把死亡与屈辱看作平常的话勉励她。⁠[2]

《清代名人传略》写道，慈禧太后决意迫使光绪帝退位；9月14日，光绪帝给康有为和四位军机章京送去一道手谕，要他们设法相救。⁠[1]

马勇在《中华读书报》的文章写道，袁世凯Yuan ShikaiYuan Shikai（袁世凯，1859—1916年）是清末的军事将领和改革派大臣，1912年至1916年任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他在天津小站编练的新式陆军后来发展为北洋军；1915年至1916年他宣布改行帝制、自任皇帝，1916年3月取消帝制，同年6月6日去世。点击查看完整词条9月17日在颐和园觐见光绪帝，已奉旨定于20日请训；9月18日夜，谭嗣同独自来到袁世凯在王府井大街北头报房胡同法华寺的寓所。陈玉通的文章也把这次会面写在农历八月初三（9月18日）夜间。《清代名人传略》则把会面写在17日午夜。⁠[14][15][1]

马勇写道，谭嗣同出示一份草稿，称荣禄谋划废立、弑君，要袁世凯迅速带所部兵马入京，派一半兵力包围颐和园，并诛杀荣禄；他说除掉慈禧太后由他自己安排，无须袁世凯出手，自称雇有好汉数十人，并已电召湖南的好将多人；他又说皇帝的朱谕在林旭手中，拿出的是杨锐抄给他看的抄件，袁世凯指出其中并没有诛荣禄、围颐和园的话。谭嗣同说袁世凯若不答应，他就死在袁世凯面前，又说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14]

马勇写道，会面后谭嗣同直接去了东华门附近金顶庙的容闳容闳容闳（1828—1912年）是清末的教育家和外交官，1854年毕业于Yale University，被称为第一位从美国大学毕业的中国学生。他倡议并主持了1872—1881年清政府选派120名幼童赴美留学的出洋肄业局（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曾任清朝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副使，晚年著有英文回忆录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1909年）。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寓所，康有为和梁启超正在那里等候消息。⁠[14]

北京日报刊发的陈玉通文章引康有为的自编年谱，写康有为嘱咐谭嗣同到袁世凯寓所劝他勤王，自己入城到金顶庙等候消息，结果得知袁世凯不能举兵；陈玉通认为会面地点是报房胡同的法华寺，法源寺与谭嗣同、袁世凯毫无关系，并批评李敖的小说《北京法源寺》歪曲历史。⁠[15]

Jenne写道，袁世凯后来记述，他之所以听谭嗣同说下去，部分原因是以为谭身上带着手枪；中国文化研究院的专题写道，袁世凯假意支持，随即把计划透露给荣禄，并称维新派轻信袁世凯是幼稚的。⁠[3][16]

马勇则认为，袁世凯因告密而成为维新罪人的说法只是传言，不是历史；他写道，9月21日一大早荣禄来见已回到天津的袁世凯，袁世凯比较如实地讲述了谭嗣同夜访的全过程和自己的看法，而当天傍晚北京已传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缉拿康有为和康广仁兄弟的电报；至于政变究竟是怎样发生的，他认为是另外一个问题。⁠[14]

中国文化研究院的专题写道，9月19日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回到紫禁城，9月21日发动政变，把光绪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撤销新政，下令逮捕维新派，重新训政；《湖南日报》2018年的文章则写她9月21日凌晨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把光绪帝囚禁在中南海瀛台，发布训政诏书，随即下令捉拿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清代名人传略》写道，康有为逃往天津和香港，梁启超逃往日本。⁠[16][5][1]

他拒绝出走，在寓所等候被捕；其间他试图借助职业武师营救光绪帝，没有成功，也谢绝了日本友人请他避往日本的劝告。《湖南日报》2018年的文章写他向日本友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大意：各国变法都是流血才成功的，中国还没听说有人因变法而流血，这是国家不昌盛的原因；如果要有，就从我开始。）《湖南日报》2025年的文章写这番话的听者是劝他离开的人；中国文化研究院的专题也写道，面对劝他出逃的人，他的回答是变法没有不流血就能成功的。⁠[1][5][16][2]

王开林写道，梁启超劝他留在日本领事馆，一起逃亡海外，他以“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大意：没有出走的人，就无从图谋将来；没有赴死的人，就无从唤起后来者）表明心迹。⁠[11]

他在浏阳会馆被捕。《清代名人传略》和Jenne都写他是9月25日被捕的，Jenne写的是当天早晨宫廷侍卫冲进院门逮捕了他；王彬在《光明日报》的文章则写他是9月21日在浏阳会馆被捕的。⁠[1][3][13][17]

他被关押在刑部大狱，在狱中写下《狱中题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4][5]

1898年9月28日，他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被处死，同时遇害的有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康有为的弟弟，死时虚岁32）和杨深秀（1849—1898年，山西闻喜人，1889年进士，御史），六人被称为戊戌六君子。⁠[1][5][2]

他死时33岁（《湖南日报》2018年和2025年的文章、湖南省政府网站、Jenne），故宫博物院的词条写作34岁。⁠[5][18][3][12][2]

彭晓玲写道，轮到他时，他上前一步高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大意：有心除贼，却无力挽回大局；死得其所，痛快啊。）Jenne则写这些话是他在等待行刑时用文字写下的。⁠[4][3]

当天午夜，浏阳会馆的老长班刘凤池和儿子摸黑来到刑场，用芦席卷起他的遗体，扛回浏阳会馆。⁠[4]

政变后陈宝箴、徐致靖等人被革职或下狱；《清代名人传略》把此后守旧派掌权与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联系起来。⁠[1]

王彬在《光明日报》的文章写道，他的遗体在浏阳会馆入殓，同时在莽苍苍斋设立了灵堂。⁠[17]

一年之后，他的遗体才被运回浏阳。他的墓依山而建，前有青石围栏，冢顶以小圆扁石铺盖，墓碑刻“清故中宪大夫谭公复生府君之墓”，墓前立有石虎、石马和一对华表。⁠[4]

中华民国成立后，时任湖南省民政司司长刘人熙呈请北洋政府褒扬谭嗣同并建纪念祠；浏阳知事公署划拨典史署空地用于建祠，李闰变卖了部分地产和首饰，加上谭氏家族筹集的款项，祠堂于1913年秋建成。祠又名谭嗣同烈士纪念馆，位于才常路，门楣上直书谭烈士专祠几个大字。⁠[4][2]

关于建祠的年份，彭晓玲2019年在《湖南日报》的文章写祠堂于1913年秋建成；唐煜斯、朱玉文2024年在《湖南日报》的文章则写1904年在浏阳县城修建谭嗣同烈士祠，并写道这座位于浏阳城区才常路、又名谭烈士专祠的纪念馆前厅立有谭嗣同的塑像。⁠[4][19]

父亲谭继洵历任甘肃按察使、布政使等职；《清代名人传略》写他1890—1898年任湖北巡抚，《团结报》的文章写他1889年升任湖北巡抚。《团结报》的文章写道，谭继洵于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二日（1901年10月23日）去世，终年78岁。⁠[1][8]

他的妻子是李闰；Jenne写他19岁结婚，他们的幼子出生不到一年就夭折了。⁠[2][3]

黄禹康在《文史拾遗》的文章写道，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五月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发起设立戒缠足会时，李闰带领家中的大足仆妇走上街头宣传不缠足的好处；她受谭嗣同影响，与康广仁的妻子黄谨娱倡办了中国女学会，这是近代上海的第一个妇女团体；次年又在同仁支持下创办了第一所中国自办的女学堂中国女学会书塾。刘正初则写道，谭嗣同发起成立中国妇女会时，李闰出任理事并承担了许多具体工作。⁠[20][21]

谭嗣同死后，李闰自号“臾生”，表示自己含悲忍辱、暂且苟活；她从两人原来的卧室搬出，守寡孀居，奉养亲长、抚育侄辈，并修建谭嗣同烈士祠、宣传他的思想。因为谭嗣同没有儿子，谭继洵让次子谭嗣襄的儿子谭传炜兼祧为他的后嗣，又把谭嗣襄的两个女儿交给李闰教养婚配。⁠[20][21]

1912年，李闰捐出部分家产，并为募集公私资财奔走，与刘淞芙等人创办了浏阳第一所女校，担任名誉校长；刘正初写这所学校是浏阳女子师范学校。她看到当时弃婴、溺婴的现象，除自己捐出钱财外，还带动许多人捐出闲置的祀产，设立了一个育婴局，并订有规章。1925年她60岁生日时，康有为与梁启超合送了一块题有“巾帼完人”四个大字的横匾，挂在大夫第故居大厅，原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焚毁。刘正初写道，她于1925年在大夫第去世，享年60岁；浏阳市北正南路的大夫第是谭嗣同和李闰的故居。黄禹康写她是在六十岁生日后不久病逝的。⁠[20][21]

《仁学》是他的主要著作，共2卷；《清代名人传略》写它作于1896—1898年，1898年12月印行；《解放日报》上彭晓玲的文章写它作于1896年秋至1897年春，他每写成一篇就与梁启超商讨；Hung-yok Ip的论文在引注中把它标为1896—1897年所作。⁠[1][7][10]

《清代名人传略》写道，此书巧妙地融合了儒家、佛教和基督教思想以及他所了解的西方科学；按其序言所说，写作目的是冲破名声、私利和守旧的罗网，抛开崇拜君主和盲目尊古的念头。BritannicaEncyclopædia BritannicaEncyclopædia Britannica（大英百科全书，又译不列颠百科全书）是1768年在苏格兰爱丁堡开始出版的英语综合性百科全书，也指出版它的总部位于美国芝加哥的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Inc.（对外称 The Britannica Group）；纸质版于2012年停印，此后以 Britannica.com 线上百科、面向学校与图书馆的数字教育产品和 Merriam-Webster 词典为主要业务。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写道，他强调民权和独立，他的变法思想比康有为更多地借重佛学。⁠[1][22]

Hung-yok Ip的论文写道，他认为佛学包容一切宗教、一切哲学和一切经典；他把以太看作宇宙基本而永恒的元素和使万物凝聚的引力，并称以太就是孔子所说的仁；他运用华严宗和大乘佛教的思想，引用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说法和三世一时的观念，又受唯识宗影响，把识分为八类，并运用唯识宗的四智之说。⁠[10]

Ip写道，佛教改革者太虚推崇《仁学》，她认为谭嗣同关于相互联系的思想预示了一行禅师、Sulak Sivaraksa和A. T. Ariyaratne等人后来的工作。湖南省政府网站称《仁学》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著作，被誉为19世纪末中国的《人权宣言》；《湖南日报》2025年的文章称它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10][18][2]

2021年6月18日，复旦大学中国近代史青年学者读书班以重读《仁学》为题讨论时，吴仰湘称《仁学》“堪称近代史上两部奇书之一”，另一部是康有为的《大同书》；张维欣认为谭嗣同是“一个毕生追求‘日新’的思想家”。⁠[23]

他最早的文集是约1897年印行的《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共4册；1917年出版的《戊戌六君子遗集》收入了他的《寥天一阁文》（2卷）、《莽苍苍斋诗》（2卷）和《集外文》（1卷）；1925年出版的《谭浏阳全集》收著作5种，附年谱。⁠[1]

Chan Sin-wai翻译的英文本An Exposition of Benevolence: The Jen-hsüeh of T’an Ssu-t’ung于1984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共xvi+374页，列入中国文化研究所专刊第6种。⁠[24]

《仁学》最早有两个刊本：唐才常在上海《亚东时报》发表的本子，和梁启超在日本横滨《清议报》发表的本子；汤志钧推测《亚东时报》本更接近原貌。《清议报》第二册刊出梁启超的《校刻浏阳谭氏仁学序》；《仁学》自《清议报》第十四册起中断连载，第四十四册起又短暂恢复连载三册，之后再次中断，到第一百册才一次刊出剩余部分。狭间直树从梁启超本人思想的变化、康有为对《清议报》的控制和《清议报》编务人事的变动来解释连载的中断；汇校者张维欣、张玉亮对此提出补正，认为中断大抵是康有为及其固守保皇思想的追随者干预或控制《清议报》编务的结果。⁠[23][25]

东京国民报社的单行本印于1901年10月，卷首收梁启超的《谭嗣同传》，郑凌峰写道，这篇传记清除了《戊戌政变记》本中尊崇康有为的色彩。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仁学（汇校本）》，由张玉亮汇校、张维欣导读，共300页，以《亚东时报》本为底本。⁠[23][25]

彭晓玲写道，他在湖北江夏得到一张相传为文天祥所有的蕉雨琴，写了《文信国公蕉雨琴记》，用白绫为它做了琴囊并亲笔题词；他死后，这张琴与七星剑等遗物由李闰封存在浏阳大夫第的阁楼上，后来一位谭姓人家出于担心把蕉雨琴包好埋在屋后的菜地里。⁠[2]

一次雷雨把他家花园里的一棵梧桐树劈倒，斫琴师听取他的意见，用残干先后制成两张七弦琴：仲尼式的崩霆琴和落霞式的残雷琴。崩霆琴背面刻有23字题款，署谭嗣同作，今藏湖南博物院。湖南省政府网站写道，两琴是光绪十六年（1890年）用故居院内被雷劈倒的梧桐残干监制的，腹款分别为霹雳琴第一和霹雳琴第二，故居的石菊影庐书房里陈列着两琴的复制件。彭晓玲写道，北上前夜，他与李闰对弹这两张琴；湖南省政府网站引谭家后人的回忆，把这次对弹记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三日晚、他赴京的前夜。⁠[2][18]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残雷琴为落霞式，通长118.8厘米，黑色光漆，蚌徽，琴面为桐木；琴背面龙池之上刻残雷二字，其下刻行楷35字，是谭嗣同所作的诗及署名，均填以石绿，钤篆书壮飞印，另有光绪十六年（1890年）浏阳谭嗣同复生监制霹雳琴第二的腹款；郑珉中的说明写道，这首诗见于谭嗣同的手稿《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此琴是谭嗣同用雷劈梧桐监制的古琴之一，1952年由钱君宜捐献给故宫博物院。⁠[26]

浏阳的谭嗣同故居位于浏阳市北正南路101号，始建于明末清初，原为祠宇，由他的祖辈买下改为庭院式私宅，坐西南朝东北，砖木结构，三栋两院，大小房舍共24间；谭嗣同纪念馆坐北朝南，占地522平方米，为二栋一亭的砖木结构祠宇建筑，馆内基本陈列分为自小立志磨练成长、立志匡时变法维新、百日维新变法献身、浩气长存影响深远四个板块。⁠[18]

这座建筑原为周姓祠宇，由谭嗣同的祖父谭学琴（曾任浏阳县吏）买下作为私第并加以改造；谭嗣同故居1994年被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11月20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被定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7]

故居内有他的铜像，第三进院落里是他的书房石菊影庐；故居旁的小广场上立有他的塑像。⁠[4][2]

北京北半截胡同的浏阳会馆（谭嗣同故居）1986年被列为宣武区文物保护单位；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刘阳说，早在20世纪50年代浏阳会馆就已成为大杂院。2016年中新网记者探访时，一位老人说院内大约有二十多户人家，一位住户说院里的许多小屋是私搭乱建的。⁠[13]

王彬在《光明日报》的文章写道，北半截胡同拆迁以后，浏阳会馆因为是文物保护单位而被保留下来，划入法源寺历史文化保护区；二进院5间正房的北次间与北梢间就是谭嗣同住过的莽苍苍斋，他曾为莽苍苍斋题写门联“家无儋石，气雄万夫”，康有为认为锋芒太露、容易招惹是非，他于是另撰一副，上联“视尔梦梦，天胡此罪”，下联“于时处处，人亦有言”；他在会馆写成《莽苍苍斋诗》二卷，他题写的莽苍苍斋横匾和门联“云声雁天夕，雨梦蚁堂秋”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在。他死后，每年正月初二湖南籍的旅京人士都到这里举行悼念活动，一直持续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夕。⁠[17]

《清代名人传略》写道，他的思想使他可以被看作当时思想界的一颗“new comet”（新彗星）；湖南省政府网站写道，梁启超誉他为晚清思想界的彗星。中国文化研究院的专题称他是维新运动的第一位殉难者，并写到他的老同学和同乡唐才常后来组织自立军起事，起事失败后与另外11人一同被处死。⁠[1][18][16]

《清代名人传略》写道，Timothy Richard（李提摩太）1907年出版的Conversion by the Million收有谭嗣同的画像。⁠[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