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

翁同龢生于1830年5月19日（Hummel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所记的公历日期），江苏常熟人。Hummel书中称他是大学士翁心存的幼子，陆蓓容的文章也称他为幼子；常熟市人民政府网站称他是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的第三子。⁠[1][2][3][4]

Hummel书中列出他的字为笙阶、訒夫、声甫，号为叔平、松禅、瓶笙、韵斋；故宫博物院的词条写他字声甫，号叔平；常熟市人民政府网站列出的别号还有瓶庐和松禅。⁠[1][3][2]

林少的文章写道，他少年时就以能书闻名乡里，考中状元后书名更盛。⁠[5]

道光十八年（1838年），父亲翁心存从大理寺少卿任上辞职，回到常熟奉养母亲；此后八年间，他在家乡为母亲送终、服丧、营治墓地。⁠[4]

陆蓓容的文章写道，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四日（1849年2月22日），翁心存与妻子许氏、次女璇华和幼子翁同龢登舟北上；三月廿六（4月18日），他们经黄村、丰台，进入右安门，住进宣武门外兵马司中街的官房寓邸。⁠[4]

1856年（咸丰六年），他在科举中名列第一，成为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文史学者过旭明的文章写道，他19岁时在拔贡考试中名列第一，科试正案也名列第一，此后在京城做了小京官，27岁状元及第。⁠[1][2][6][7]

Hummel书中写道，两年后（1858年）他任陕西乡试副考官，主考官是潘祖荫；常熟市人民政府网站写他曾典试陕甘。过旭明的文章写道，他29岁时被任命为提督山西学政，30岁时因足疾请求开缺，获准。⁠[1][2][7]

过旭明的文章写道，33岁那年，他以山西乡试正考官的差使回京后，被任命为詹事府右春坊右赞善，这只是从六品官；同治元年（1862年）七月初二他到詹事府上任，按惯例书吏办折要四两银子，皂隶等人要二十吊钱，他只愿付二十八吊钱，下属坚决不答应。文章还写道，父亲翁心存于同治元年十一月（农历）去世。⁠[7]

《环球人物》的文章写道，同治四年（1865年）3月7日，他在琉璃厂一家书店里看到一部曾为钱曾收藏的宋版《集韵》；店主起初不肯卖，他接连去了六天才买到。⁠[8]

同治四年十月（农历），长兄翁同书去世。1865年末，他奉命在弘德殿行走，成为同治帝的师傅（常熟市人民政府网站写他当时以右中允的身份奉命在弘德殿授读）；Hummel书中写道，他的职责包括为两宫太后讲解史书《治平宝鉴》。⁠[7][1][2]

过旭明的文章写道，同治五年（1866年）他由低级官员升为中级官员；他这一年的日记写到家用紧张，有“从人假得百金始得料理逋务”的记载。⁠[7]

过旭明的文章写道，同治七年（1868年）七月末（农历），他回乡安葬父亲、兄长，同时安葬妻子；文章认为苏州地方官员可能觉得翁心存和翁同书去世已久，不必再致奠仪，他只得向久未见面的岳父汤修开口，先借了一百银元，又再借了一百元，才得以顺利回到常熟。⁠[7]

1868年至1871年他任国子监祭酒，1871年至1876年任内阁学士。⁠[1]

1875年初同治帝去世；同年稍后他被任命在毓庆宫行走，成为年幼的光绪帝的师傅，与孙家鼐负责教皇帝经书和其他课程，另一位师傅夏同善（1831—1880年）负责教书法。Hummel书中写道，他从1876年开始给光绪帝授课，这一师生关系维持了22年，直到他去职；常熟市人民政府网站写他为两朝帝师30年。⁠[1][2]

李琳在《中华读书报》的文章引述他记同治帝去世后皇位继承经过的日记，其中记下慈禧太后所说的理由“文宗无次子”和“须幼者乃可教育”。⁠[9]

Hummel书中所列他这一时期的官职为户部侍郎（1876—1878年）、都察院左都御史（1878—1879年）、刑部尚书（1879年）和工部尚书（1876—1886年）。故宫博物院的词条也列出他曾任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以及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常熟市人民政府网站另列有内阁学士和刑部侍郎。⁠[1][3][2]

在与俄国的伊犁交涉中，他与潘祖荫以及两位亲王（Hummel拼作I-huan与I-tsung）组成处理危机的核心班子。⁠[1]

他在朝时能直言极谏，曾请求停修圆明园，并请求节省宫中一切工程；他还帮助平反了杨乃武与小白菜案。⁠[2][6]

他在1882年至1884年任军机大臣，当时光绪帝尚未亲政；1884年4月，在甲申年的人事变动中，他与其他军机大臣一同被撤出军机处，但保留了包括光绪帝师傅在内的其他职务。中法战争中他主战。⁠[1][10][3][2]

1886年初他出任户部尚书，此后任此职12年，直到去职。Hummel书中写道，他不赞成张之洞张之洞张之洞（1837—1909年）是清朝后期的官员、学者和教育家，洋务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历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和湖广总督，在湖北兴办钢铁、军工、纺织企业和新式学堂，1898年著《劝学篇》，晚年入京任军机大臣和大学士。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在改革上大量花钱的做法，若不是张之洞得到了亲王I-huan（Hummel拼法）的支持，他本会叫停张之洞兴办的新式工业。⁠[1]

宗和在澎湃新闻发表的文章写道，光绪十三年（1887年）他购得宋刻本《长短经》，在日记中称其为“宋刻之极佳者”；过旭明的文章写道，书商开价八百两银子，他最后花三百五十两银子买下。⁠[11][7]

1888年他拒绝代康有为康有为康有为（1858—1927年）是清末民初的学者、政治改革者和书法家，1898年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主要推动者。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海外十余年，创立保皇会，主张君主立宪，晚年倡导定孔教为国教，著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向皇帝递交上书。Luke S. K. Kwong认为，他拒绝是因为上书措辞尖刻、批评直率，而不是因为其中有大胆或新颖的主张；Young-tsu Wong则认为他对康有为的见识和胆量印象深刻（Kwong指出这一点没有文献依据），并认为他在日记中称这份上书言辞过于直率，所指显然是上书的内容。上海图书馆藏有他手抄的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12][13]

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1891年6月1日），户部上奏，提出“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应令暂停”，自当年起停购外洋船炮二年，主要理由是河工支出过巨。海军史学者张黎源发现这份奏折，并于2024年11月公布了全部录文；他在按语中写道，牵头起草这份奏折的是当时管理户部的大学士张之万，参与者可能包括户部尚书福锟、翁同龢等，并认为此折由张之万具奏，翁同龢于此事似无关系。陈晓平则根据翁同龢的日记认为，翁同龢对这份奏折参与很深，奏稿由张之万、福锟、翁同龢三人协商决策，翁同龢可能扮演了主动角色，但是否由他发动无从知晓。⁠[14]

李鸿章李鸿章李鸿章（1823—1901年）是清朝末期的政治人物、军事统帅和外交官，淮军的创建者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从1870年起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主持兴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铁路、电报和北洋海军等近代事业，并代表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条约，生前身后的评价分歧很大。点击查看完整词条的亲信和一些海军史学者把甲午战败归咎于这一决策，并把矛头指向户部尚书翁同龢；此前也有议论认为停购船炮出于翁同龢与李鸿章的私怨，陈晓平写道，从具奏人来看，这一说法显然不确。陈晓平认为这一政策对北洋舰队“比较致命”（张黎源也写道北洋海军因此错过了更新武备的最佳时机），但翁同龢在甲午年坚决主战，说他“报私仇”有些过当，他的问题主要还是形势判断错误，以为北洋海军足可一战。⁠[14]

1894年他再任军机大臣，1895年兼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Hummel书中写道，他与李鸿章关系不睦，分歧在于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问题，但在李鸿章后来因战败受责时，据说是他劝说朝廷从宽处置。甲午战争中他主张抗战、反对妥协，并反对李鸿章求和。⁠[1][3][2]

谢俊美在《中华读书报》的文章举出日记所记甲午年十月（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寿辰庆典期间她说的一句话：“今日令吾不欢者，吾将使其终生不欢。”⁠[15]

1894年，朝廷为慈禧太后六十寿辰特设恩科会试，张謇在他的大力提携下考中一甲第一名，成为状元。⁠[16]

罗一民在一次报告中说，张謇是翁同龢的门生、“翁门六子”之一；中日甲午战争即将爆发时，张謇支持老师的主战主张，为他出谋划策、奔走呼应。⁠[17]

1896年慈禧太后下令终止了他光绪帝师傅的职务，但他作为大臣仍能见到皇帝；1897年他升任协办大学士。过旭明的文章写道，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七月是他政治生涯的顶峰，他时任协办大学士、署户部尚书并在军机大臣上行走。Hummel书中还写道，随着他的影响力增大，他遭到保守派（多为北方人）的憎恨，这些人奉孝钦皇后（慈禧太后）为首领。⁠[1][1][7]

chiculture.org.hk的图片故事写道，他支持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先后把康有为的七份上书呈给光绪帝，其中包括《应诏统筹全局折》，坚定了光绪帝变法的决心。常熟市人民政府网站写他赞成康有为变法并向光绪帝引荐康有为。谁把康有为引荐给皇帝，学者看法不同：Luke S. K. Kwong认为张荫桓比他更起作用；Young-tsu Wong坚持最终向皇帝推荐康有为的是他，并写道他在政变后公开否认了这一关键推荐。⁠[18][2][12]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二十九日，大学士徐桐上奏，请调张之洞来京面询机宜；闰三月初三日朝廷下旨召张之洞进京陛见，翁同龢在日记中记下“令湖督来京陛见，从徐桐请也”。谢俊美在《翁同龢传》中认为徐桐的用意是“以张驱翁”，茅海建写道这一看法虽无直接材料，但他仍然赞同。张之洞启程后于闰三月二十五日抵达上海，又因沙市事件于四月二十四日奉旨“即日折回本任”，最终没有进京。⁠[19]

茅海建还写道，光绪帝常在上书房私下与翁同龢相谋大计，遭慈禧太后疑忌，她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裁撤汉书房，此后翁同龢与慈禧太后的关系十分微妙；翁同龢与刚毅也有隙。四月二十二日，即百日维新的前一天，慈禧太后进行第一次人事调整，荣禄升大学士管理户部，刚毅升协办大学士并接任兵部尚书，崇礼接任刑部尚书，茅海建认为这次调整“几乎全是针对翁同龢”；四月二十七日第二次人事调整时，翁同龢被罢斥。茅海建还写道，给事中高燮曾上奏指责户部给海关洋员增薪有损政体，该折片虽未直言攻翁，但翁同龢已看出其意，在日记中写下“高折意斥余而未明言，但指张某（荫桓）耳”。⁠[19]

Hummel书中写道，1898年他帮助光绪帝确定了变法方针；6月11日皇帝颁布上谕，令各省官员举荐人才并宣示变法；6月14日皇帝命康有为和张元济准备两天后觐见，黄遵宪黄遵宪黄遵宪（1848—1905年）是清末诗人、外交家和维新人士，先后任驻日本使馆参赞、驻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国使馆参赞和驻新加坡总领事，著有《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诗集《人境庐诗草》倡导以口语和新事物入诗，被视为“诗界革命”的代表人物；1897—1898年他在湖南参与推行新政，戊戌政变后被罢职还乡。点击查看完整词条、谭嗣同谭嗣同谭嗣同（1865—1898年）是清末思想家和维新派人物，湖南浏阳人，著有《仁学》。1897—1898年他在湖南参与推行新政，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任四品卿衔军机章京；戊戌政变后他拒绝出走，被捕处死，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和梁启超梁启超梁启超（1873—1929年）是清末民初的思想家、政治人物、报人和学者，康有为的弟子，1898年戊戌变法的参与者；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14年，主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1912年回国后参与创建进步党，先后出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和财政总长，并在1915—1916年反对袁世凯称帝。1917年底退出政界后，他专事著述和讲学，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和北京图书馆馆长，著作汇为《饮冰室合集》。点击查看完整词条等变法人士也被列为可以召见的人；6月15日的上谕指责他办事不力、在皇帝面前使气，他以这些含糊的罪名被令开缺回原籍。故宫博物院的词条写道，他在《明定国是诏》颁布后的第四天被慈禧太后开缺回籍；chiculture.org.hk的图片故事写他是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罢免的；常熟市人民政府网站写他因是帝党中坚而为慈禧太后所忌，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被罢职，令回原籍；马力在《光明日报》的文章也写他因支持戊戌变法而被慈禧太后开缺回籍。⁠[1][3][18][6][2]

Luke S. K. Kwong和Young-tsu Wong都认为罢免他的是光绪帝而不是慈禧太后。Kwong举出他与光绪帝关系的恶化以及他与张荫桓争夺皇帝信任的竞争；Wong认为康有为是他突然去职的主要原因，他对康有为的迟疑和批评激怒了皇帝，并认为张荫桓不是关键因素。⁠[12]

过旭明的文章写道，降旨开缺的第二日，也就是四月二十八日，因为邻近端午节，太监送来了宫中端午节的例行赏赐——葛纱；他给了太监二两银子的赏钱，并让太监把端午节宫内应发给他的赏钱带回，又结清了自己在国子监、户部提用的款项；他通过钱号给在家乡的外甥俞钟銮汇去二千两银子，交代他妥善保存，因为今后的衣食就靠着这笔钱了；十五天后，他黯然出京。⁠[7]

《明定国是诏》颁布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何雁的文章写道，这份纲领性文件由他拟定；他被开缺之日为同月二十七日。⁠[20][19]

罗一民说，翁同龢被开缺回籍时，张謇以宁武子“自愚得当，进退自如”的故事劝说他南归。⁠[17]

Hummel书中写道，戊戌政变后，12月4日他因曾向皇帝推荐康有为而被参劾，被革去全部官职，交地方官在家中看管。常熟市人民政府网站写他在政变后被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故宫博物院的词条写他在戊戌政变后被革职；谢俊美的文章写朝廷将他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编管。⁠[1][2][3][15]

何雁的文章介绍了一封署名翁同龢、推测写给总理衙门大臣廖寿恒的密函，其中有“太后且有不得康、梁，翁某亦有罪咎之语”。⁠[20]

常熟市人民政府网站写道，他隐居在虞山西麓鹁鸽峰的墓庐，困顿七年后病故。马力的文章写他回到常熟后住在虞山的瓶隐庐，自号松禅老人、瓶庐居士，为光绪帝被囚瀛台而伤痛，抑郁七年后病故。谢俊美的文章写他在家乡常熟艰难地度过了七年。⁠[2][6][15]

罗一民说，软禁在常熟老家的翁同龢得知张謇的大生纱厂开车出纱的喜讯后，欣然题赠一联：“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17]

他于1904年7月3日（光绪三十年）在原籍常熟去世，葬于虞山。⁠[1][15][5]

王郡的书评写道，1904年流亡瑞典的康有为得知他去世后，连写哀词十四章，序中称“翁公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10]

何雁的文章引用了他的绝笔诗：“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20]

1904年，流亡瑞典的康有为闻知他去世，连写哀词十四章，序中称“翁公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关系至重”。⁠[10]

宣统元年（1909年），即慈禧太后去世后的第二年，江苏士绅成功说服朝廷，朝廷下诏追复他的全部原官，谥文恭。⁠[1][3][2]

《环球人物》的文章写道，翁家有“父子两帝师、一门五进士、一家三巡抚”之称。祖父翁咸封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中举，官至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学正。父亲翁心存是进士，早年任上书房总师傅，侍读咸丰帝、恭亲王等，历任工部、礼部、户部尚书，官至体仁阁大学士，赠太子太保，被视为翁氏藏书的始祖。马力的文章写他继父亲之后做了同治、光绪两朝帝师。⁠[8][6]

长兄翁同书是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安徽巡抚，比他大20岁，去世后把全部藏书传给了他；《环球人物》的文章写道，“翁同书的两个儿子，其中翁斌孙高中进士、翁曾源高中状元”，传为“叔侄联魁、四世翰苑”的佳话；海虞众在《博览群书》的文章写翁曾源字仲渊，是翁同龢的侄子。二哥翁同爵曾任陕西巡抚、湖北巡抚，部分藏书也转给了他。⁠[8][21]

海虞众的文章写道，他的原配妻子汤孟淑是汤金钊的孙女、汤修的女儿；翁心存的次女翁旋华（又名端恩）是他的二姐（陆蓓容的文章写作璇华）；他在游文书院读书期间，与常熟、昭文一带的书法家有过交往。⁠[21][4]

李琳的文章写道，据日记所载，他与陆姓的妾经常发生冲突，有一次因“与妾语不合”，竟“抵以茶具，败血流面”，他自己写下“自念于伦纪中无甚愧行，而闺房中多任性暴戾，可惧哉”；文章还写道，据年谱所载，妻子汤氏因病去世，也是因为他“气刚，偶口角，疾复作，入秋益剧”，诸药无效。⁠[9]

他没有子女，二哥翁同爵的儿子翁曾翰过继为他的嗣子，家藏都传给了翁曾翰。澎湃新闻采访的一位翁氏后人说，翁曾翰有两个儿子，长子翁安孙继承家藏，次子为翁椿孙；翁安孙无子，过继了翁同书一支的翁之廉；翁之廉无子，又过继了翁兴庆翁万戈翁万戈（1918—2020年）是旅居美国的收藏家、电影制作人和艺术史学者，晚清重臣翁同龢的后人和翁氏家藏的继承者。他拍摄了数十部介绍中国艺术与文化的教育片和纪录片，曾任华美协进社主席，并把翁氏藏书转让给上海图书馆，把大批翁氏书画捐给波士顿美术馆等中美机构。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即后来的翁万戈。《环球人物》的文章写道，翁之廉是翁同龢的曾孙，曾住在天津，1919年去世，他把弟弟的儿子翁万戈过继为子。何雁的文章写道，翁万戈的生父是翁之熹；翁万戈过继时不足半岁，常熟綵衣堂、墓地、丙舍及一切文物都归在他的名下，由养母强氏和生父母协助保管，直到30年后。⁠[13][22][8][20]

翁万戈是翁同龢的五世孙，生于1918年，原名翁兴庆，2岁时承继家藏，1938年赴美国美国美国是位于北美洲、实行联邦制的国家，由50个州、作为合众国政府所在地的哥伦比亚特区以及波多黎各、关岛等属地组成，首都为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2020年人口普查（2020年4月1日）全国常住人口为331,449,281人（约3.31亿人）；众议院435个议席依据人口普查结果在各州之间分配。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在以工程著称的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Purdue University（普渡大学）是位于美国印第安纳州West Lafayette的公立研究型大学，也是印第安纳州的赠地大学；学校1869年由州议会定名设立，1874年开课。如今Purdue系统由West Lafayette和印第安纳波利斯主校区、地区校区和一所在线大学组成。点击查看完整词条留学，2020年12月9日2时（美国东部时间）在家中去世，享年102岁。⁠[22][8]

Hummel书中写道，他从1858年起记日记，直到去世前几天，前后46年；约1925年日记以《翁文恭公日记》为名影印出版，共40册；书中写道，金梁根据这部日记和其他类似的日记编成了重要的记录《近世人物志》（1934年印行）。王洪波在《中华读书报》的文章写道，日记坚持近50年，跨越三朝，被誉为晚清四大日记之一；李琳的文章写日记有数百万字。⁠[1][23][9]

日记的版本：1925年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影印出版《翁文恭公日记》，线装40册。澎湃新闻2015年的报道写道，影印由张元济主持，他曾与当时收藏日记的翁氏四世孙翁之憙反复商量，出于为尊者讳，有选择地将数处遮去不印；谢俊美的文章写张元济和翁之憙“为师讳、为祖讳”，把个别他们认为“不合时宜”的内容隐去不印，对李鸿章、左宗棠左宗棠左宗棠（1812—1885年）是清朝后期的政治人物和军事将领。他以举人身份进入湖南巡抚幕府，后组建楚军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历任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和两江总督，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1875年起他督办新疆军务，率军击败阿古柏，此后新疆建为行省。点击查看完整词条、斌椿等人的一些评语也没有印出，以致有人怀疑日记的真伪；李琳的文章写张元济是翁同龢的学生，在影印过程中把原稿删隐多处，台湾商务印书馆在1973年据此出版缩印本。赵中孚编辑的排印本（附索引）由台湾成文出版社于1970—1979年出版，精装6册，第一次标点断句，第6册附人名、地名索引（谢俊美的文章写台湾有赵中孚、沈云龙主编的影印本）。陈义杰点校的排印本由中华书局于1989年出版，2006年出第二版，平装6册，没有索引。⁠[24][15][9]

2011年12月，中西书局出版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的8卷本，定价680元，第一次以翁氏家藏的日记手稿原件为底本，增收了1883—1884年和1894—1895年的军机处日记、1849年和1850年的早年日记、他的自订年谱《松禅年谱》及他的侄曾孙翁之憙所作的年谱补，并以附录《删改真象》收入手稿删改处的照片。新版精装8册，300余万字，历时两年整理，校正以往各版识读、排印错讹近万处，首发式在常熟举行。⁠[9][23]

《环球人物》的文章写道，2015年翁万戈把包括47册《翁同龢日记》手稿在内的一批文献捐给上海图书馆；谢俊美的文章写这次无偿捐赠在2015年11月，上海图书馆派有关领导和专家赴美国接收；澎湃新闻2015年的报道写道，12月17日98岁的翁万戈在美国东部的寓所举行简朴的捐赠仪式，把日记稿本47册和《翁氏文献丛编》手稿交付上海图书馆，稿本于12月19日晚入藏，上海图书馆于12月21日举行入藏仪式，距日记稿本被带离中国已有68年。《环球人物》的文章还写道，2016年翁同书的一位五世孙又捐赠了翁同龢早年日记1册。谢俊美的文章写道，2016年11月上海远东出版社按原稿原貌出版了彩色影印的手稿本，保留了原稿的圈点和涂改。⁠[8][15][24]

谢俊美的文章写道，据不完全统计，日记中与他来往的官员有1300多人，所记事件包括戊午科场案、第二次鸦片战争、祺祥政变、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与预备立宪和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等，相关的还有军机处日记、洋务小卷、入闱小记、甲午日记、随手记、刑曹随记、户部职官单和南、北档房纪事；王郡的书评写日记中出现的人名近万。李琳的文章写道，日记开头一般记当天天气，春季常见“黄沙漠漠”“黄沙蔽天”等语；日记也记有昭信股票的设立，“自王公至齐民皆准领”。⁠[15][10][9]

关于日记的删改：Hummel书中写道，有人认为日记中涉及他参与变法的部分经过改写；李琳的文章写道，变法失败、他被罢官回乡后，他改动了有关变法人物和事件的记载，有时把整页裁下重写；谢俊美的文章写他因担心慈禧太后随时派人将他处死，删改了自己的日记，特别是举荐康有为和与变法有关的文字；Young-tsu Wong写道，许多历史学者找到有力证据，说明他为掩饰自己对变法的兴趣以及与康有为的交情而改动过日记。澎湃新闻2015年的报道则写道，孔祥吉逐页比对后认为，经翁同龢本人挖改的只有五处，对整部日记的价值影响不大，学术界关于日记“讳饰真像”、戊戌变法记载不真实的说法过于片面笼统，日记中有关戊戌变法的记述基本可信。⁠[1][9][15][12][24]

《环球人物》的文章写道，翁心存从陈揆稽瑞楼散出的藏书中购得善本，另一部分归了瞿氏铁琴铜剑楼，他在《丁卯集》上题跋，庆幸书没有被卖掉，后来又建起藏书楼收藏刻本和抄本；翁同书在19世纪50年代随琦善驻扬州江北大营时，在邗江县访得《吴越备史》，1858年把一百多种书寄回北京家中，其中有秦恩复石研斋的旧藏；同治初年政变后怡亲王府衰落，藏书流入书肆，翁同龢从中购得一批。宗和的文章写道，他与翁同书扩充了家中藏书，晚清怡府藏书散出后他收得其中精品，使翁氏藏书的品质得到提升。⁠[8][11]

马力的文章写道，常熟翁家故居中的知止斋是两层的藏书楼，名称出自《老子》，他在琉璃厂购得的部分宋元善本就收藏在这里。⁠[6]

《环球人物》的文章写道，翁之廉因天津气候干燥，把部分善本移到天津，其余仍留在常熟；1907年日本汉学家岛田翰把翁氏藏书列为晚清九大藏书之一；1938年翁万戈赴美求学，九年后回国，用运煤船把天津的藏书运到上海，再用远洋轮船运到美国，此后几十年这批书被认为已经毁掉；1985年它们出现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中国善本书展上，傅熹年后来在翁万戈的莱溪居查看了这批书。宗和的文章写道，20世纪40年代翁万戈把包括《长短经》在内的一批善本带到美国，翁氏藏书已传承六代。⁠[8][11]

1999年底翁万戈签署《翁氏藏书转让合同》，条件包括整体转让、不拆分、转让给国家公共图书馆并有底价，除陈洪绶《水浒博古叶子》暂留外，在美国所藏的古籍善本全部送回国内；2000年4月28日翁氏藏书运抵上海图书馆，共80种542册，其中宋刻本11种、元刻本4种、明刻本12种、清刻本26种、名家抄稿本27种，由上海市政府出资450万美元购得。其中《集韵》《邵子观物内外篇》《长短经》《重雕足本鉴诫录》《会昌一品制集》《丁卯集》《嵩山居士集》等宋刻本都是孤本。2022年《长短经》在上海图书馆东馆展出。⁠[22][8][11]

翁万戈的书画收藏基本来自翁同龢旧藏，其中有唐代开元年间的精写本《灵飞经》（四十三行本，后转让给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文征明家书卷、董其昌书法、黄道周书札卷等，还有大量翁同龢墨迹和约四十余方翁同龢自用印，其中有吴昌硕、金城、王冰铁等人的篆刻。澎湃新闻采访的一位翁氏后人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芝加哥艺术博物馆都有翁万戈捐赠的藏品。翁万戈2010年把明代吴彬《勺园祓禊图》捐给北京大学，2016年把南宋梁楷《道君像》捐售给上海博物馆，2018年向上海博物馆捐赠沈周《临戴文进谢安东山图》和王原祁《杜甫诗意图轴》。陈若茜2020年的报道写道，2018年7月28日，翁万戈在百岁生日当天宣布向波士顿美术馆捐赠183件文物，这是该馆接受的史上数量最大的一批中国古代文物；她2019年的报道则写翁万戈在百岁寿辰之际宣布将沈周和王原祁的这两件画作捐赠上海博物馆。两篇报道都写道，2018年7月和12月，翁万戈先后两次向波士顿美术馆捐赠王翚《长江万里图》和183件家藏历代书画文物，引起文化界广泛关注和舆论争议。⁠[22][13]

2018年12月13日（当地时间），波士顿美术馆宣布接受这批翁氏六代家藏书画文物捐赠，共183件，包括绘画130幅、书法31幅、拓片18件和织绣4件，横跨十三个世纪、五个朝代，其中有董其昌作品7件、王翚作品11件和沈周的《苏台纪胜十六页书画册》，也有翁同龢本人的书法作品，以及翁同龢格外珍视、曾特地为之撰写题签、题跋和诗句的一套陈洪绶《博古牌》酒令叶子。⁠[25]

何雁的文章写道，翁同龢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四月十二日的日记中记有“傍晚归，见吴彬画米万钟《勺园图》”。⁠[20]

Hummel书中写他擅画山水，以书法闻名，尤其是楷书；他的诗集《瓶庐诗稿》8卷于1919年刊行，两年后（1921年）刊出《瓶庐诗补》1卷，附校记和词；书迹集《翁松禅相国真迹》12册于1920年影印，《翁松禅手札》10册由一位侄辈编集，于1908—1911年影印。常熟市人民政府网站写他究心经史，主张学以致用，延揽人才，提携后进；诗、文、词兼擅，以诗最工，风格雅健清隽，得力于苏轼、黄庭坚；书法纵横跌宕，力透纸背，时人称有颜鲁公（颜真卿）风骨；著有《瓶庐诗稿》和《翁文恭公日记》，后人翁永孙辑有《瓶庐诗钞》《瓶庐词》《瓶庐文》，张兰思辑有《瓶庐诗补遗》，另有书法集《翁松禅遗墨真迹》，今人辑有《翁同龢诗词集》；故宫博物院的词条列出的著作为《瓶庐诗文稿》和《翁文恭公日记》。⁠[1][2][3]

《环球人物》的文章称他为“同光第一书家”；林少的文章写他的书法被推为“乾嘉以后第一人”。chiculture.org.hk的图片故事称他是以书画著称的晚清学者，并配有他的四件行书书迹。李琳的文章写他同时是书法家、文学家、收藏家和鉴赏家，对中医药的研究也颇有造诣。⁠[8][5][18][9]

马力在《光明日报》的文章写道，常熟的翁氏故居巷口立有状元坊，宅院是七进的旧式官绅宅第，中轴线上有轿厅、綵衣堂、后堂楼和双桂轩，西侧有中厅、思永堂、书楼和柏古轩，东侧有玉兰轩和知止斋；作者称它“颇清朴，也颇紧凑”。綵衣堂是一座约五百年的明代正屋，屡易其主，翁心存为奉养母亲买下，翁家在这里待客、办婚事和寿宴；后院辟有常熟状元历史陈列馆。⁠[6]

1990年翁万戈把常熟的翁氏祖居捐给常熟，现已辟为翁同龢纪念馆。翁同龢的墓地被山麓的一片林子围着，墓的西侧立有一尊玻璃钢的翁同龢像，另有一组以他的生平梗概为内容的群雕。⁠[22][13][6]

过旭明的文章根据他的日记整理了他的人情往来：同治三年（1864年）二月六日，王榕吉由直隶布政使调任山西布政使，离京时送他别敬三十两，他回赠路菜和京靴；同年年底在河南当县令的同乡缪萼联送炭敬三十两，他回赠荷包、补服、帽沿和京靴，六年后缪萼联的侄子进京应试，又带来缪萼联的一百两赠银，他没有收；同治四年贺澍恩送别敬二十两，同治九年中秋前后贺澍恩寄来节敬四十两，他退回，理由是“恐其有所干请也”。⁠[7]

文章还写道，光绪七年（1881年）门人张鹏翥被参劾落职，进京活动，送给他一百两银子的贽敬和两匹葛布，他没有收；同年初夏刘璈来访，按例送别敬，他考虑到彼此并不熟识，没有接受；两年后刘璈让儿子、秀才刘浤拜见他，刘浤拿出一封银子作为赠礼，他正辞责问，斥为“亦妄矣哉”；一年后的中秋节刘璈寄来节敬四十两，他仍未接受，刘璈又让刘浤再次送礼，他只收下三匹台布、二十支线香和一个茯苓。李凤苞临行时拿出二百两银子作为赠礼，他“力却之”；他接受了马新贻多次赠银后，感叹“可愧也”；马玉昆初次见面就送了四百两银子；伊犁将军长庚送来马一匹、玉烟壶和翎管各一、虎骨一具、洋蜡一箱、铜盆一个、烛台两个、猞猁八只和水獭一只，他认为万里远意不能推却，全部收下，回赠两套褂袍料。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吕海寰、陈允颐留别，皆却之，所却者不可胜记，偶记之耳”。⁠[7]

文章写道，那桐每逢端午、中秋送节敬，他的日记中几乎没有记录；他罢官前和乡居期间，那桐两次送来各“千金”现银，他都没有收。⁠[7]

魏新在《人民文摘》的文章讲述了这个有很多版本的著名故事：其中一个版本中，光绪帝问他早晨吃什么，他说每天早晨三个鸡蛋，光绪帝说这一顿早饭就得九两银子；在《南亭笔记》的版本中，宫中账上一个鸡蛋合八两半银子，光绪帝问他是否吃过这么贵的东西，他知道其中有人捣鬼而又不能得罪，便说家里只有在祭祀大典时偶尔用用，否则绝对不敢吃，听者“咸服其善于辞令”。魏新计算后写道，这么贵的鸡蛋皇帝也吃不起，即便内务府太监做花账也不必在鸡蛋上大做文章，但宫中鸡蛋昂贵的故事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26]

马力的文章还记下清代李伯元《南亭笔记》中翁同龢言语触忤慈禧太后的轶事：他敢于反驳恭亲王的诘责，并让恭亲王照他的话去回答慈禧太后的追问。⁠[6]

Luke S. K. Kwong认为，他显赫的仕途得益于慈禧太后一再的恩宠，应把他看作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间的调和力量；Young-tsu Wong接受“mediating force”（调和力量）的说法，但认为这提高而不是削弱了他的作用，并写道他在1886年至1898年间与光绪帝有一种少见的亲密私人关系。Ping-ti Ho在1951年的文章中认为，他虽然先前支持过康有为及其主张，但在1898年春实际上反对系统的革新。⁠[12][27]

王郡评介谢俊美《翁同龢人际交往与晚清政局》（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6月版，近80万字）的书评写道：他出身名门，少年得中状元，两朝帝师，有“天子门生，门生天子”之说；他权势熏灼，以致李提摩太见李鸿章时，李鸿章对他略有微词，说翁师傅才是清廷真正的实权人物。戊戌以后，康有为、梁启超把他的罢官与光绪帝的衣带诏、戊戌六君子被杀并列为变法悲剧的三面旗帜，把他描绘成忠贞的人物，与慈禧太后、荣禄、袁世凯Yuan ShikaiYuan Shikai（袁世凯，1859—1916年）是清末的军事将领和改革派大臣，1912年至1916年任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他在天津小站编练的新式陆军后来发展为北洋军；1915年至1916年他宣布改行帝制、自任皇帝，1916年3月取消帝制，同年6月6日去世。点击查看完整词条、李莲英相对立。⁠[10]

王郡的书评还写道，后来的档案和笔记显示了他的另一面：政客的弄权使诈、伴君者的曲意柔媚和那个时代士大夫常见的固执短视；他的门生张元济等人不能苟同他不了解西法、不明时代与世界大势的言论；金梁和萧公权认为他并不倾向西学，主导变法主要是为了控制光绪帝，排挤了李鸿章和张之洞，得罪了恭亲王和慈禧太后；现代影视作品则把李鸿章塑造为英雄，把他塑造为因循迟钝、克扣军费、以主战博名揽权而空言误国、借维新之名结党营私的伪君子和阴谋家。书评认为，圣贤形象与反派形象都由更大的改革与现代化叙事塑造，都偏离了真实的他，并引用“（康梁等）以新旧之争解释母子之争，而西太后总以母子之争解释新旧之争”的说法。林少的文章称他是晚清清流派中“后清流”的领袖。⁠[10][5]

清末士大夫中流传一副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讽刺的是合肥人李鸿章和常熟人翁同龢的富有。⁠[28]

罗一民认为，翁同龢和张謇都是老成持重的改良主义者，既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基本主张，又不赞成康梁急躁冒进的做法。⁠[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