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

盛宣怀于1844年11月4日（清道光二十四年）出生在江苏常州府武进县（今江苏省常州市）。⁠[1][2][3]

他字杏荪，又字幼勖（《常州市志》作幼勋），号次沂、补楼，别号愚斋，晚号止叟。⁠[4][5][6][7]

他出身官宦之家。祖父盛隆是嘉庆十五年（1810年）的举人，曾任浙江海宁州知州。父亲盛康官至湖北武昌盐法道，候补浙江道，有侍郎衔；关于盛康的功名，王良先在《环球人物》的文章中写作清末举人，天津大学130周年校庆网站的介绍写作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进士。上海图书馆所藏盛宣怀档案中也有盛康形成的档案材料。⁠[8][9][3]

1866年（同治五年），盛宣怀考中秀才，此后参加乡试都没有考中举人，于是不再走科举之路。落第的次数说法不一：韩宝志写作多次，王良先写作三次，天津大学130周年校庆网站写作两次。⁠[4][8][3][7]

1870年4月，盛宣怀经同乡杨宗濂引荐，进入湖广总督李鸿章的幕府，任行营内文案兼营务处帮办，受到器重，被奏保为道员。当时李鸿章正奉命率部赴陕西镇压西北回民起义，与盛家素有往来的杨宗濂把盛宣怀推荐给了他。⁠[4][8][7]

这一年，盛宣怀放弃了投奔船政大臣沈葆桢的机会，入李鸿章幕府办理赈务，随后成为李鸿章在经济事务上的主要副手；招商局集团的介绍称他是李鸿章兴办洋务的干练之才。⁠[10][1][6]

易惠莉引用的《清史稿》本传写道，盛宣怀在多个省份募款筹赈，并更加用心于水利，治理小清河的成效尤其显著。易惠莉在注释中依据《盛宣怀行述》所记他办赈之始为1871年（辛未）畿辅大水，认为《清史稿》把这次水灾系于咸丰年间是同治之误。⁠[5]

1871年，27岁的盛宣怀受李鸿章派遣赴日本考察。⁠[4]

1872年夏，28岁的盛宣怀奉李鸿章之命草拟了《轮船章程》，自此参与筹划轮船招商局；1873年招商局创办之初，他被委为会办。⁠[6][8]

1880年，盛宣怀出任电报局总办。他设立了中国电报总局，到1893年已架设电报线路超过1.4万英里（2.25万公里）；交通大学建校130周年的图文回顾称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电报局。⁠[8][1][11]

盛宣怀把电报局来往的电报都做了副本保留，使他的档案中部分内容的完整程度甚至超过了官方档案。⁠[9]

在北洋大学堂之前，盛宣怀兴办或筹办的学堂有1880年的天津电报学堂、1882年的上海电报学堂、1888年的烟台矿务学堂（未办成）、1890年的兰州电报学堂、1892年的轮船招商局驾驶学堂和1893年的北洋医学堂。⁠[4]

招商局集团的介绍把盛宣怀列为招商局历史上的第三任和第六任掌门人。页面的图片说明写他1884—1902年任招商局督办，正文则写他真正掌握招商局的领导权是从1885年被委任为督办开始，直到1902年被袁世凯Yuan ShikaiYuan Shikai（袁世凯，1859—1916年）是清末的军事将领和改革派大臣，1912年至1916年任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他在天津小站编练的新式陆军后来发展为北洋军；1915年至1916年他宣布改行帝制、自任皇帝，1916年3月取消帝制，同年6月6日去世。点击查看完整词条排挤出局，控制招商局达十八年；连同1909—1910年的第二次任职，前后两次跨越两个世纪，共十九年。他1885年就任督办之初颁布了《用人章程十条》和《理财章程十条》；介绍认为这两份文件为他全盘控制招商局、削弱普通股东权利起了消极作用，而其中对洋员重新调配以及核定资产、清理债务等规定，对招商局免蹈洋人把持之弊和促进营运活动都有积极作用。⁠[6]

同一介绍写道，招商局的资本从1885年的200万余两增加到1902年的2000余万两；介绍认为总体考察，他对招商局的贡献是主要的，同时列出否定性的看法：认为他巧取豪夺、侵吞了商股的利益，进行庞大的局外投资、削弱了招商局的实力，向清廷报效大量花红、瓜分了招商局的利润。介绍还写他借招商局之力，又兴办了煤铁矿务、纺织、铁路、银行等一系列洋务企业。⁠[6]

易惠莉的注释写道，1885年8月至1887年8月，马士受李鸿章委派在轮船招商局任顾问，直接对当时任登莱青道的盛宣怀负责。她还写道，盛宣怀的官职从海关道一直擢升到邮传部大臣。⁠[5]

袁为鹏的论文写道，早在光绪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农历，下同），盛宣怀所上《筹拟铁矿情形禀》中，即已流露出勘采江苏徐州利国铁矿、煤矿的意图；张之洞张之洞张之洞（1837—1909年）是清朝后期的官员、学者和教育家，洋务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历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和湖广总督，在湖北兴办钢铁、军工、纺织企业和新式学堂，1898年著《劝学篇》，晚年入京任军机大臣和大学士。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在同月二十九日发给海军衙门和李鸿章的电报中表示，煤铁以距湖北较近者为宜。光绪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张之洞致电海军衙门，说盛宣怀在上海所拟开采徐州利国矿的禀议应从缓议，盛宣怀遂不得不放弃冶炼利国矿的设想。⁠[12]

论文还写道，盛宣怀的侄子盛春颐当时在张之洞手下办事，曾写信告诉盛宣怀，白乃富打算在武汉设厂炼铁，张之洞颇以为然。光绪十六年四月七日，盛宣怀给张之洞连发五电（其中一电已佚），在第二电中力争铁厂设在大冶；四月八日，张之洞正式宣布放弃大冶，决定在武昌省城附近设厂；直到同年七月，张之洞才最终决定把铁厂设在汉阳龟山（又称大别山）脚下。同年十月十六日，盛宣怀仍通过李鸿章致电张之洞，力劝他在大冶江边设厂。袁为鹏认为，张之洞改变厂址的主要原因是他与李鸿章、盛宣怀等人的矛盾激化，汉阳铁厂的选址是双方政治斗争的焦点。⁠[12]

1892年，盛宣怀出任天津海关道（津海关道），在任上与当时担任美国驻天津副领事、也是李鸿章家庭英文教师的丁家立（C. D. Tenney）商议了开办新式学堂的计划。⁠[8][4][3]

1893年，李鸿章筹办了10年但开张仅两年多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发生火灾，几乎毁于一旦；盛宣怀受命善后，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筹集了200万两资本，并将重新开张的织布局改名为华盛纺织总厂。这家在他主持下改组的华盛纺织公司（Huasheng Spinning and Weaving Company）成为中国第一家成功的棉纺厂。⁠[8][1]

1895年9月，时任津海关道的盛宣怀经由直隶总督王文韶向朝廷递上《津海关道盛宣怀创办西学学堂禀明立案由》奏折；10月2日光绪帝朱批“该衙门知道”（让有关衙门知悉），正式批准办学，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堂由此创建，盛宣怀任首任督办。新华社2025年的报道称它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建校最早的高等学府。⁠[13][4]

北洋大学堂按学门分科教学，分设律例、工程、矿务和机器四个学门，早期校址在当时天津大营门外梁家园的博文书院。盛宣怀一方私人印章上用篆书刻着实事求是四字，他为北洋大学定下的校训也是这四个字。⁠[13][10]

1895年北洋大学堂首次招生，仅香港一地报名应试的就有一千余人，只录取了十余名。盛宣怀聘请美国美国美国是位于北美洲、实行联邦制的国家，由50个州、作为合众国政府所在地的哥伦比亚特区以及波多黎各、关岛等属地组成，首都为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2020年人口普查（2020年4月1日）全国常住人口为331,449,281人（约3.31亿人）；众议院435个议席依据人口普查结果在各州之间分配。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学者丁家立担任学堂总教习；有人提出把第一批60名学生分别改学法、德、日三国文字时，盛宣怀断然拒绝。⁠[3]

汉阳铁厂投产不到一年甲午战争爆发，清廷再无多余款项可以接济，铁厂陷入破产危机。甲午战后李鸿章失势，盛宣怀转而投靠张之洞；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张之洞奏准由有官督商办经验的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盛宣怀任铁厂总理，汉阳铁厂及其矿山从此归入他掌管的企业，他同时兼筹办芦汉铁路。王良先把汉阳铁厂称作湖广总督张之洞留下的烂摊子。⁠[14][8][12][1][3]

萍乡煤矿是一笔很大的投资，其中包括计划用于运煤的萍株铁路；盛宣怀认定铁厂的炼铁炉不合用，需要另购装置，于是派铁厂总办李维格出洋考察、另行订购机器。《光明日报》2014年的文章认为，起码在他接办后的七八年里，所谓招股都是由他个人或他控制的机构提供的，数目看来也不大。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盛宣怀又兼办萍乡煤矿；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二月，萍乡煤矿以招商局在上海洋泾浜一带的产业作担保，向德商礼和洋行借款400万马克。⁠[14][8][7]

1896年，盛宣怀调到上海，以四品京堂候补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被授予专折奏事权，并授太常寺少卿衔。他拿到专折奏事权后递交的第一道奏折是《条陈自强大计折》，认为练兵、理财、育才是国家强盛之道，而育才更是当务之急。⁠[4][11]

1896年10月，盛宣怀奏设南洋公学，以培养商务、行政及法律人才，光绪帝御批准办；同年南洋公学在上海徐家汇创办。由于经费不足，他从自己管辖的轮船招商局和中国电报总局筹款，半商半官地办起了这所学校。1897年，他在《申报》登报招生，录取30人进入南洋公学师范院；学校于同年4月8日正式开学，这一天成为交通大学的校庆纪念日；1898年6月，最终选定今天的徐汇校区作为永久校址。南洋公学是今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11]

盛宣怀在1896年奏请光绪帝兴办南洋公学，光绪帝御批一个览字；这份奏章的原件保存在故宫，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的校史博物馆陈列着它的高仿件。澎湃新闻2026年的文章认为，盛宣怀深知要改变积贫积弱的国运，必须培养懂技术、能实干的人才，“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自强首先在于储备人才，储备人才必须先兴办学校）成为交通大学百年办学的底色。⁠[15][11]

《常州市志》把南洋公学的创办系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写学校内设师范院、上院、中院和外院四院，其中外院是中国第一所新式小学，师范院是国内最早培养高级知识分子的教育机构，邵力子、黄炎培都毕业于师范院。⁠[7]

梁启超梁启超梁启超（1873—1929年）是清末民初的思想家、政治人物、报人和学者，康有为的弟子，1898年戊戌变法的参与者；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14年，主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1912年回国后参与创建进步党，先后出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和财政总长，并在1915—1916年反对袁世凯称帝。1917年底退出政界后，他专事著述和讲学，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和北京图书馆馆长，著作汇为《饮冰室合集》。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在《三十自述》中写道，丁酉年（1897年）四月，直隶总督王文韶、湖广总督张之洞和大理寺卿盛宣怀联衔奏保他，朝廷有旨交铁路大臣差遣，他本人事先并不知道。⁠[16]

1897年1月，铁路总公司在上海正式成立，盛宣怀以四品京堂候补督办其事务；Encyclopædia BritannicaEncyclopædia BritannicaEncyclopædia Britannica（大英百科全书，又译不列颠百科全书）是1768年在苏格兰爱丁堡开始出版的英语综合性百科全书，也指出版它的总部位于美国芝加哥的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Inc.（对外称 The Britannica Group）；纸质版于2012年停印，此后以 Britannica.com 线上百科、面向学校与图书馆的数字教育产品和 Merriam-Webster 词典为主要业务。点击查看完整词条把他取得这一新设全国铁路管理机构控制权的时间写作1896年。⁠[8][1]

1897年5月，盛宣怀在上海主持开办了中国第一家官办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此后他的活动中心从天津转往上海。天津大学的英文介绍和澎湃新闻2026年的文章都称他开创了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8][17][11]

他所管辖的企业横跨重工业、轻工业、交通运输和金融业，当时有人说他除了控制全国电报，又独揽轮船、银行、铁路、煤矿、纺织大权，所谓“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一只手捞起十六颗夜明珠）。⁠[8]

容闳容闳容闳（1828—1912年）是清末的教育家和外交官，1854年毕业于Yale University，被称为第一位从美国大学毕业的中国学生。他倡议并主持了1872—1881年清政府选派120名幼童赴美留学的出洋肄业局（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曾任清朝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副使，晚年著有英文回忆录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1909年）。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在回忆录《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中写道，他曾提议在北京设立一家由政府拨款1000万两的国家银行；户部尚书翁同龢翁同龢翁同龢（1830—1904年）是清朝后期的官员、书法家和日记作者，同治帝和光绪帝两代皇帝的师傅，曾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和协办大学士。1898年百日维新开始后不久他被罢官，戊戌政变后又被革职；他记了近半个世纪的日记被称为晚清四大日记之一。点击查看完整词条正要奏请批准时，主持中国电报局的盛宣怀发电报请翁同龢暂缓两周、等他进京，翁同龢与盛宣怀是同乡又是密友，便答应了。容闳写他听说盛宣怀带了30万两进京送给两三位亲王，以开设银行经办自己事业的名义拿走了这1000万两拨款。⁠[18]

上海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在馆藏盛宣怀档案中发现了张元济致盛宣怀的40封书信和4篇文稿。1899年，李鸿章的幕僚于式枚借张元济的名条写信，转达李鸿章希望盛宣怀为张元济谋职的愿望；同年三月，盛宣怀通过南洋公学总理何嗣焜聘张元济为译书院总校兼代办院事。⁠[19]

盛宣怀先后参预了一些重大外交活动。1900年，在北方义和团运动的冲击下，他以南方绅商社会代表的身份，联络张之洞等南方各省督抚与各国领事签订《东南互保章程》，促成了东南互保的实现。⁠[5][10][7]

1901年，一纸上谕下达给时任宗人府府丞的盛宣怀，已近花甲之年的他被派充为会办商务大臣，议办通商行船各条约及改定进口税则，并就近会商刘坤一、张之洞妥为定议。易惠莉引用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的评论，提到他在1899—1910年对商约谈判的处理。⁠[10][5]

天津大学130周年校庆网站的介绍写道，盛宣怀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由四品衔升为一品衔，先后被授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少卿等官职，稍后又获太子太保衔；他去世后儿子盛同颐等纂成的《行述》，题名中的衔名是太子少保。⁠[3][20]

1901年李鸿章去世后，1902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与盛宣怀争夺洋务企业的控制权，王良先称袁世凯是盛宣怀人生中最大的对手。《常州市志》写道，袁世凯趁盛宣怀辞官回常州为父奔丧之机，派人强行接管了电报局和招商局。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农历），袁世凯被派任电政大臣；光绪二十九年正月，清廷免去盛宣怀的轮船招商局督办，以袁世凯的亲信杨士琦为总理；招商局集团的介绍则写他在1902年被袁世凯排挤出招商局。最终铁路总公司被裁撤，盛宣怀在电报局中的势力完全丧失。⁠[8][6][7][21]

1902年由廉泉等人创办、中国最早的出版机构之一文明书局中有盛宣怀的股份；他还托友人在日本代购书籍，其中有当时留学日本的学生但焘等人，开出的书目中不乏古籍善本，但更多是卫生、教育、法律、金融等实用类书籍，数量达千卷。⁠[10]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盛宣怀被任命为工部左侍郎。同年九月（农历），他的父亲盛康去世，按照制度，他辞去一切官职，回常州守孝。⁠[21][7]

光绪三十一年四月（1905年），盛宣怀守孝期满进京，被慈禧太后召见；当时京汉铁路即将完工，盛宣怀称病求退，试探朝廷的意向，慈禧太后说：“国家正值多事，汝系旧臣，不当出此。”张实认为，召见之后也不过是让他回到上海，继续与列强进行没有期限的商约谈判。同年年底，京汉铁路通车，清廷在北京建立铁路总局，由唐绍仪任督办，并裁并盛宣怀设在上海的铁路总公司，盛宣怀督办铁路十年至此结束。⁠[21]

《光明日报》2014年的文章写道，汉冶萍公司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由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而成，计划招股2000万元，未达目标，但一年内招到约1000万元。盛宣怀在报告中称，自光绪二十二年五月至三十三年八月，铁厂用去商本1020余万两，煤矿及运输用去740余万两，来源是股本、商息和矿石、生铁、钢轨的预售款；文章指出这些数字如何平衡并不清楚。易惠莉把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列入他以督办、总办或董事会长身份主持的企业。⁠[14][5]

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七（农历），盛宣怀被授为邮传部右侍郎；《常州市志》则把他被慈禧太后召见、出任邮传部右侍郎系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21][7]

1908年，盛宣怀前往日本治病，并考察日本的厂矿和银行各业。他在当年十月赴日本实地考察，携回书籍研究数月，并参考伊藤博文所说的“立宪必先清厘财政”、松方正义所说的“财政必先整齐币制”以及日本开办银行的宗旨，于宣统元年闰二月（1909年）上奏《请推广中央银行先齐币制折》。⁠[7][21]

1909年至1910年，盛宣怀再次兼任招商局董事会主席，但这一次由于时势变化等原因，并无多少建树。招商局集团的介绍写他当时以邮传部尚书的身份兼任；张实的文章写他在1908年被授邮传部右侍郎，1911年1月6日才升任邮传部尚书。⁠[6][21]

1909年8月，盛宣怀被推选为招商局第一届董事会会长和中国红十字会会长。⁠[7]

宣统二年七月（1910年），清廷命盛宣怀赴邮传部右侍郎本任，并帮办度支部币制事宜。⁠[21]

宣统二年十二月初六（1911年1月6日），盛宣怀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同年清廷改制，“皇族内阁”成立，他留任邮传大臣，也是国务大臣。他试图把各省士绅和商人发起的地方铁路项目收归国有。Encyclopædia Britannica写道，各省的地方势力把这一举措视为朝廷高官把中国出卖给外国帝国主义列强的阴谋，骚乱从西部的四川开始并蔓延到全国，1911年10月10日华中城市武汉的起义引发的一连串事件使他的计划和清王朝一同垮台，结束了2000年的帝制。市古宙三（Chuzo Ichiko）的论文写道，盛宣怀接替唐绍仪（T’ang Shao-i）任邮传部大臣，政府在1911年5月9日发布的干线铁路国有令由他起草。⁠[1][22][21][3]

王良先写道，由于盛宣怀将已经交给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交由列强修筑，引发了辛亥革命。易惠莉写道，《清史稿》把盛宣怀与瑞澂单独编为一卷，卷末史论说铁路国有之议实由盛宣怀首创，因此把他列为首恶；她引左舜生的话说，世人只把他的铁道国有政策当作引起革命的导火线；她还引日本学者中村义的话说，当时作为汉人大官僚而在清政府中枢与清朝廷命运与共的，只有盛宣怀一人。⁠[8][5]

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说，盛宣怀失去铁路之利后郁郁多年，袁世凯被黜后，载泽与粤党争权，盛宣怀贿赂载泽六十万金，才被起用为邮传部尚书；张实认为是否行贿六十万两似无确证。刘体智评论说：“泽公用武进盛尚书，有贝之财与无贝之才兼收而并蓄。”（载泽任用武进人盛尚书，钱财与才干一并收用。）张实还写道，奕劻过生日时，盛宣怀“谨备日金币二万元”，派陶湘单独请见送到奕劻手里，奕劻留有一封复信。⁠[21]

市古宙三写道，清政府在1911年10月26日罢免了邮传部大臣盛宣怀。1911年10月28日出版的The Spectator写道，《泰晤士报》通讯员认为，星期二发布的罢免“the Minister of Railways, Sheng”（铁路大臣盛宣怀）的上谕显示了朝廷的软弱和惶恐；盛宣怀在前一天受到国会（资政院）的弹劾，文章还写他的倒台与袁世凯的掌权同时发生。谭徐锋的书评写道，武昌起义后，革命势力对盛宣怀口诛笔伐，清廷内部也对他猛烈攻击，资政院会议上甚至有必须将他明正典刑才能服人心、平乱事的呼声；不久清廷颁布谕旨，将盛宣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立即革职，永远不再任用）。⁠[22][23][20]

革职后，盛宣怀在外国公使派兵保护下经天津逃往青岛、大连，随后流亡日本；1911年12月31日，他乘船去了日本。他的家产在苏州光复后被迅速查封。⁠[8][20][7]

彭晓飞文章所附的一张照片，是1912年流亡日本期间的盛宣怀和他的儿子盛恩颐、盛重颐。⁠[24]

民国成立不久，盛宣怀安然回国，并收回了被革命派查没的家产；1912年，华洋义赈会请他回国办赈，他鼎力支持红十字会援助南京难民，顺利地与当时的江苏高层搭上关系，又一次发起捐赈复产。1912年10月，他回到上海。谭徐锋的书评认为，这背后有南京临时政府为解燃眉之急、急需盛宣怀居间联络向日本借款的需要；从孙中山、袁世凯、程德全一直到张勋，都对他有所倚赖。⁠[20][7]

盛宣怀在1912年与孙中山有书信往来。王良先写他后来曾出钱帮助孙中山，但他通过做大事而得大官的旧路再也无法实现。⁠[5][8]

1913年3月，在汉冶萍公司股东大会上，盛宣怀又被推任为公司总理和董事长。⁠[7]

1913年12月，盛宣怀与日本财团签订以汉冶萍公司作抵押、借款1500万日元的合同，汉冶萍由此长期向日本供应廉价生铁和铁矿石；《常州市志》把这件事写成他“投袁世凯无望，便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结果。1915年，他又与日方策划筹组中日“合办”的钢铁公司，未及实现便病逝。⁠[7]

1916年4月26日夜，盛宣怀在弥留之际委托顾泳铨、盛玉麐主持家务，并向他们以及夫人庄德华和五房子孙（三子盛同颐、四子盛恩颐、五子盛重颐、七子盛昇颐和长孙盛毓常）交代后事，说：“我之遗嘱早经办好，但未完全，将来家产应有进项作十份开拆，以五份留做善举、五份分给五房”；他还要求成立议会，议员从多年旧友中择道德夙著的人担任。次日，即1916年4月27日，盛宣怀在上海逝世，享年71岁。他去世时，23卷奏稿已经编成。谭徐锋写道，他最终把包括汉冶萍、招商局等企业股票在内的全部资产都转为义庄基金。⁠[1][5][20][24]

1917年6月1日，盛氏家族召开由庄夫人、五房子孙和族亲故旧等参加的会议，重新确定遗产的分配管理办法：所有家产以五成分派五房，以另外五成所收利息作为义庄、祭扫、振济、赒恤和公共开支等项之用。⁠[24]

何其亮（He Qiliang）在Twentieth-Century China第41卷第2期（2016年4月，第135—168页）发表的论文《Spectacular Death: Sheng Xuanhuai’s Funeral Procession in 1917》研究了1917年11月盛宣怀在上海的奢华出殡：送葬行列长达一英里，吸引了超过一百万名观众。论文摘要写道，租界当局、丧家、商人和下层观众以各种手段操控这场出殡的场面，以求政治控制、商业利益和观看的乐趣；作者认为这一场面把原本相互隔绝的人群联系在一起，从而重构了上海的人际关系。⁠[25]

1920年2月11日，李经方把他拟定的盛氏财产分析办法提交盛氏亲族会议并获通过；庄夫人委托律师按法定程序，把这一办法和1917年6月的议案送呈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核办。同年3月14日，盛氏五房在众多亲友的见证下举行拈阄仪式。按照这一办法，愚斋义庄的资产占盛氏遗产总额的一半；截至1920年，仅盛氏在上海等处的房地产、招商局等公司的股票、各处典当股本和现款等资产的价值就达1300余万两。愚斋义庄董事会由7人组成，庄夫人和五房的代表任何时候不得超过2人。⁠[24]

1927年3月30日，愚斋义庄董事会召开特别会议，任会长的庄夫人提出把义庄的四成善举准备金、四成愚斋本支准备金和二成盛氏公共开支分为三部分，另订章程管理，此议因长孙盛毓常反对而作罢；同年9月，庄夫人去世。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强迫义庄购买债券、接收四成慈善基金、没收盛宣怀遗产的命令接踵而来。1928年2月，愚斋义庄董事会按资产市值对义庄资产进行四六分析。女子继承权确立后，盛氏家族内部的女子与男子之间又发生了争夺义庄六成财产的讼争。⁠[24]

1931年，盛氏为争取国民政府发还慈善基金以外的盛宣怀遗产，决定解散义庄，并承诺把变卖义庄财产所得，除偿还债务和提出广仁善堂基金外，全部拨充国民政府各项经费；1936年义庄清理完毕后宣布结束，合计报效政府的资金达170万元，此外还有价值2679800元的汉冶萍公司股票。彭晓飞认为，对义庄事务有决定权的董事会对盛氏公然违背义庄财产“只准动用生利、不得分析变卖”原则的行为不仅没有制止，反而给予理解和支持，是董事会的严重失职；他总结说，家族财产继承和管理方式的选择并非单一固定，但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都不能超越当时人们的文化观念和习惯，现代的管理方式也不能保证家族财富增值，关键还要看家族财产管理者的经营管理才能。⁠[24]

《文汇报》2024年的一篇文章（作者为上海图书馆原党委书记兼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记述了顾廷龙的介绍：盛宣怀晚年定居上海，他的档案保存在盛氏祠堂内；1943年，盛氏祠堂因筑路被拆除，盛家后人通过盛宣怀生前好友张元济，将大部分档案捐给合众图书馆保存。看看新闻2016年的报道则写道，1930年代末盛氏后人将大部分档案捐给了张元济等人创办的上海合众图书馆，1949年后合众图书馆并入上海图书馆。⁠[26][9]

《文汇报》2024年的文章记述顾廷龙的话说，1976年为了整理盛宣怀档案，这批资料被搬到南京西路的上海图书馆，同年曾请陈旭麓、汪熙、夏东元等大学教师来馆。《文汇报》2015年的报道写道，1996年上海图书馆成立盛宣怀档案整理小组，经过九年努力，至2005年底完成全部编目；2008年8月盛档元数据库和全文数据库建成，共收录157564件、78.7万拍数码图像。关于全文扫描的时间，看看新闻写作2006年12月开始、2008年8月完成，《文汇报》2024年的文章写作2006年9月至2008年8月。⁠[26][10][9]

看看新闻写道，2007年3月上海成立了盛宣怀档案出版编纂委员会和上海盛宣怀档案研究中心，26名史学专家成为研究中心的特聘研究员；2008年上海图书馆免费向公众举办珍藏密档——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展，从16万余件盛档中选出156件珍品展出。报道写道，盛宣怀在世的26106天里所收藏、仅在上海图书馆保存的档案就达178633件、1亿多字，日均6.8件；他把每一份电报、函件、奏稿、账目乃至宴客菜单都保存了下来。⁠[9]

2008年12月，上海图书馆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正式签约，承担《盛宣怀档案选编》的编纂工作，历时六年编成100册，2014年6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获上海图书奖二等奖（2013—2015）（《文汇报》2024年的文章）。《文汇报》2015年的报道写道，这套书是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档案丛刊》项目之一，由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主编，其中《慈善编》17册、《赈灾编》19册、《铁路编》17册、《电报编》16册、《典当钱庄编》16册、《文化教育编》15册，于2015年5月27日正式首发；报道还写道，盛档中有关赈灾的档案不下1.6万件，其中与盛宣怀密切相关的占近一半。⁠[26][10]

上海图书馆整理“盛档”时，由冯金牛负责抢救整理“盛档”资料小组；新馆专辟一室，成立由十多位技工组成、师傅带徒弟的历史文献修复小组，修补破损的家谱和“盛档”资料。《盛宣怀档案元数据库》获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科学进步三等奖。⁠[26]

2016年4月27日，为纪念盛宣怀逝世100周年和李叔同赴日系统学习油画110周年，科学与艺术的对话——上海交通大学物理学家陈益新油画展在天津大学新校区郑东图书馆开幕；上海交通大学物理学教授陈益新把他绘制的两幅盛宣怀画像分别赠予天津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盛宣怀在甲午战争以后认为欲图自强，应当以培养人才、设立学堂为先。⁠[27]

常州的盛宣怀故居位于钟楼区大马园巷，2006年6月被江苏省人民政府列为第六批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2020年7月，故居修缮工作全面启动；修缮完工后，从2022年2月1日（农历正月初一）起对市民免费开放。故居西路三进院落分别以“非常之世”“非常之事”“非常之人”为主题，介绍他所处的时代、他创造的11项中国第一和他与同时代名人的交往；东路最北一进的“非常之氏”介绍盛氏家族及其代表人物。⁠[28]

故居现为盛宣怀纪念馆，馆内有盛宣怀铜像。⁠[2]

常州的盛宣怀故居现为盛宣怀纪念馆，馆内有盛宣怀铜像。盛宣怀的曾孙盛承懋与欧阳圻、池子华两位教授分别撰写了上、中、下三册绘本《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盛宣怀》的文字。2024年11月2日，常州举行盛宣怀诞辰180周年学术活动，常州市盛宣怀研究会为此发出邀请。⁠[2]

盛宣怀的夫人是庄德华。他临终时交代后事所说的盛氏五房，是三子盛同颐、四子盛恩颐、五子盛重颐、七子盛昇颐和长孙盛毓常。他的侄子盛春颐在1889—1890年前后在张之洞手下办事。他去世后，儿子盛同颐等人纂成《诰授光禄大夫太子少保邮传大臣显考杏荪府君行述》，即《行述》；谭徐锋认为这是长期以来研究早期盛宣怀的最重要文献，朱浒的新著正是从重新解读《行述》入手。易惠莉写道，他的曾孙盛承宏收藏着他的一部分私人手稿；曾孙盛承懋参与撰写了关于他的绘本（见上文）。⁠[12][5][20][2][24]

王良先写道，盛宣怀的个人财富在当时无人能及，盛家子女多与豪门联姻，形成了以盛家为中心、上至京官大员、下至江南富豪的家族网络；他的后人回忆时说“那是一个红楼梦式的家”（那是一个像《红楼梦》里那样的家）。⁠[8]

曾孙盛品儒（James Shing）的祖父是四子盛恩颐。他2岁时随家人迁往香港，曾任亚洲电视执行董事；2025年6月他被发现患肝癌，同年8月18日在香港养和医院去世，终年48岁。⁠[29]

谭徐锋对朱浒《洋务与赈务——盛宣怀的晚清四十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的书评写道，盛宣怀把投身赈务化为进身之阶，每逢险境又能化险为夷；光绪初年华北大旱时，河间赈务让洋务事业蹉跎不前的盛宣怀有了难得的翻身机会：他结识了一批参与办理河间赈务的绅士，获得了大量可靠的合作者，进而迅速推动中国电报业的建设，扭转了自己在洋务事业中的颓势。⁠[20]

作为中国第一位红十字会会长，盛宣怀的慈善事业至今为人乐道，他也被称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办者。他设立的愚斋义庄的资金来源是他在汉冶萍公司股份收入的一部分；管理上设有董事会，成员有盛氏家族中人、汉冶萍公司成员和社会精英人士；义庄的接济范围也逐渐扩大，从乡镇走向全国。⁠[10][2]

凡经盛宣怀签发的文书，一般都要经过书办草拟、誊清修改、再修改等三稿甚至更多稿才能发出：书办先照他的口述草拟，呈他过目修改后誊抄发出，底稿则束阁保存；收到书信后，书办在第一时间盖上当月红印，等他阅后再做保存处理；即便到了晚年卧于病榻，他对函电属草这样的小事也从未疏漏。李鸿章曾赞他“精明稳练，智虑周详”（精明干练，思虑周到）。他还受李鸿章之托，亲自设计了一份融合中西佳肴、用来宴请洋人的菜谱，在呈给李鸿章之前，提笔把草拟稿上的中菜熘冬笋圈改成了鸭腰子。⁠[10]

甲午战争前夕，有大批日本人乔装成学生和商人在中国境内活动，郑观应得知后写信告诉盛宣怀，希望立刻抓捕；盛宣怀的回复则冷静克制，说此事应交伍廷芳（时任法律顾问）、赫德（清海关总税务司）按国际法办理。⁠[10]

易惠莉写道，1939年《愚斋存稿》100卷刊刻问世（注释称为盛氏家族藏版印本），1942年北京修绠堂书店再版：第1—20卷为奏疏，第21—23卷为电奏，第24—100卷为电报，收录他1896—1911年的政治活动资料；另有《东游日记》不在这100卷内。中华书局在1960年出版《盛宣怀未刊信稿》；上海图书馆从1976年开始编辑盛档资料丛刊，1979—2002年陆续出版多卷；香港中文大学自1983年收藏《愚斋往来函电书稿》，并在1987—1997年陆续出版。易惠莉主编的《二十世纪盛宣怀研究》在2002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5]

夏东元编著的《盛宣怀年谱长编》两册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4月出版；上海图书馆编的《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萃编》两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8年11月出版。图文对照形式的盛档编纂成果有《盛宣怀档案名人手札选》和《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萃编》两部，前者按原色原样影印了孙中山、李鸿章、张之洞等70余人与盛宣怀往来或与之相关的亲笔信札百余通。⁠[30][31][9]

他斥巨资校刻了《常州先哲遗书》《常州先哲遗书续集》等104册，所收大多是明代以前常州（包括所辖各县）人所撰、流传极少的珍本和善本，《常州市志》认为这对地方文化事业贡献颇大。⁠[7]

美国学者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的专著《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Sheng Hsuan-huai (1844–1916) and Mandarin Enterprise》（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在1958年出版，2013年出版电子版。⁠[32]

天津大学的英文介绍称他为北洋大学的创办者，写他开创了十一项第一，包括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第一家电报公司和第一家成功的棉纺厂，并写北洋大学和南洋公学开启了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常州日报》的文章也列出他创造的11项中国第一：第一个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第一个内河小火轮公司、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第一个勘矿公司、第一座公共图书馆、第一所近代大学北洋大学堂，并写他创办了中国红十字会。澎湃新闻2026年关于交通大学的文章称他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韩宝志的文章写他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中国商父，同时也是中国高等教育之父；中国青年网2016年的报道也写他被后人尊称为中国高等教育之父。《常州日报》的文章称他是晚清首富，写胡雪岩最终败在他的手下；谭徐锋的书评也写道，正是盛宣怀的杯葛导致胡雪岩一败涂地。⁠[17][2][11][4][27][20]

负面的评价包括：《清史稿》称铁路国有之议由盛宣怀首创，把他列为首恶（易惠莉）；招商局集团的介绍列出的否定性看法，即他侵吞商股利益、进行庞大的局外投资、向清廷报效大量花红；以及1911年各省地方势力把铁路国有视为朝廷高官把中国出卖给外国帝国主义列强的阴谋（Encyclopædia Britannica）。⁠[5][6][1]

张之洞、王文韶称赞他通晓“官法”、“商业”和“洋务”。⁠[3]

盛宣怀是苏州留园的主人，留园被列为中国四大名园之一，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留园原为刘恕的寒碧山庄，俗称刘园；同治十二年（1873年），盛宣怀的父亲盛康购得此园，缮修加筑，光绪二年（1876年）完工，仿随园之例取其音而易其字，改名留园。盛康去世后，园归盛宣怀，在他的经营下留园声名愈振，成为吴中著名园林，俞樾称它为“吴下名园之冠”；1930年代以后，留园渐见荒芜。1953年苏州市人民政府决定修复留园，1961年它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12月与拙政园、网师园、环秀山庄一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