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

容闳原名宏，曾用名光照，是清代广东省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一户农家的儿子。⁠[1]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自己生于1828年11月17日（公历），出生的南屏村位于Pedro Island上，在澳门西南约4英里处；他是家中四个孩子里的第三个，上有一兄一姐，下有一弟，到1909年回忆录出版时，兄弟姐妹中只有他一人在世：“I am the only survivor of them all”（他们之中只有我还活着）。⁠[2]

Yale University 东亚研究理事会的介绍页写他是广东人，中文名写作容闳（繁体容閎，拼音Róng Hóng）。⁠[3]

1835年，年仅7岁的容闳由父亲带到澳门，进入传教士Charles Gutzlaff的妻子开办的学校；回忆录说这所学校1835年9月开办，起初只收女生。他曾试图逃离学校，被抓回后受了惩罚。后来这所学校解散，Gutzlaff夫人带着三名盲女前往美国。⁠[2]

James Carter在The China Project的专栏中写道，这所教会寄宿学校在鸦片战争期间关闭。⁠[4]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1840年秋，鸦片战争还在进行时，父亲去世，留下母亲和四个孩子，家中没有生计；他在本村和邻村沿街叫卖糖果，哥哥打鱼，姐姐操持家务，后来他又去田里拾稻穗贴补家用。⁠[2]

此后他在澳门一家天主教神父的印刷所做折页工，月薪4.5元，每月寄回家3元；随后受雇于在澳门行医的传教医生Benjamin Hobson的医院，经Hobson介绍认识了Samuel Robbins Brown牧师。⁠[2]

回忆录记载，马礼逊学堂（Morrison School）由Samuel Robbins Brown主持，于1839年11月1日开学；Brown是Yale的1832届毕业生，1839年2月19日抵达澳门。容闳写道：“I entered the school in 1841”（我在1841年入学），成为第一班的第六名学生，也是其中年龄最小的，同班还有Wong Shing、Li Kan、Chow Wan、Tong Chik和Wong Foon。学校在1842年迁往香港，William Allen Macy在1845年3月12日来校任助教。⁠[2]

宾睦新在澳门《文化杂志》2021年的论文中写道，这所由马礼逊教育会开办的学校1839年在澳门创办，1840年招录容闳入校，与回忆录所记1841年不同；Cedar Hill Cemetery Foundation的介绍则写他13岁进入马礼逊学堂。⁠[1][5]

Yale Law School院长Harold Hongju Koh在2004年的演讲中说，容闳在1845年写过一篇题为“An Imaginary Voyage to New York and Up the Hudson”（想象中的纽约及哈得孙河上溯之旅）的作文，开始梦想横渡太平洋。⁠[6][7]

1846年12月，Brown因健康欠佳离开中国，选中容闳、Wong Foon和Wong Shing三人随他去美国读书，学校的赞助人Andrew Shortrede、A. A. Ritchie、A. A. Campbell以及Olyphant三兄弟（David、Talbot和Robert）资助了他们。⁠[2]

他们于1847年1月4日从黄埔乘Gillespie船长的Huntress号启航，经过98天的航行，于1847年4月12日在纽约登岸；随后在康涅狄格州康涅狄格州康涅狄格州是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个州，首府为Hartford，最大城市为Bridgeport（2010年人口普查）。该州于1788年1月9日加入联邦，为第5个州；2020年人口普查（2020年4月1日）人口为3,605,944人（约360.6万人）。点击查看完整词条East Windsor的Shubael Bartlett牧师（Brown的岳父）家中暂住。⁠[2]

容闳随后进入马萨诸塞州马萨诸塞州马萨诸塞州（Commonwealth of Massachusetts）是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个州，首府和最大城市为波士顿。马萨诸塞是最初13个州之一，于1788年2月6日批准美国宪法，为第6个批准的州。2020年人口普查（2020年4月1日）人口为7,029,917人。点击查看完整词条Monson的Monson Academy，校长Charles Hammond牧师也是Yale毕业生；Brown的母亲Phoebe H. Brown和女教师Rebekah Brown在生活上照顾他，膳宿费每周1.25元。他回忆，是Hammond引导他读Addison、Goldsmith、Dickens和Walter Scott等人的作品。⁠[2]

Wong Shing因健康欠佳先行回国，回忆录写到1848年秋时他已回到中国；1850年夏，容闳和Wong Foon从Monson Academy毕业，Wong Foon按事先的安排前往苏格兰，进入University of EdinburghUniversity of EdinburghUniversity of Edinburgh（爱丁堡大学）是位于苏格兰爱丁堡的研究型大学，1583年由爱丁堡市议会创办，是苏格兰四所古老大学之一，也是Russell Group成员。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容闳则留在美国。⁠[2]

Alex Donovan为Connecticut History撰写的文章说，他在Monson期间寄住在Brown家；宾睦新的论文提到，同在Monson Academy读书的Eunice M. Chapin后来嫁给了容闳在Yale的同班同学William Hutchison，Hutchison后来任Norwich Free Academy校长。⁠[8][1]

1850年，容闳进入Yale University的本科学院Yale College，属1854届。他在回忆录中写道，Monson Academy董事会掌管着一项资助贫困学生的基金，愿意资助他上大学，但条件是书面保证学习神学、日后做传教士，他拒绝了；Ben Railton在Connecticut History的文章引用他当时的话：“the calling of a missionary is not the only sphere in life where one can do the most good”（传教士并不是人生中唯一能做最多好事的天职）。⁠[2][9]

他的学费和生活费来自Savannah的一个妇女团体（Ladies’ Association of Savannah）和Olyphant兄弟的资助，以及他担任学生辩论社Brothers in Unity助理图书管理员所得的报酬；Koh在2004年的演讲中还说他做过餐厅侍者，二年级时为微积分吃了不少苦头。⁠[2][6]

二年级时，他在第二和第三学期都获得英文写作一等奖：“I was awarded the first prize in the second term, and the first prize in the third term of the year”（我获得了那一学年第二学期和第三学期的一等奖）。Yale东亚研究理事会的介绍说，他在校时参加合唱团、踢足球，还是划船俱乐部（Boat Club）的成员。⁠[2][3]

宾睦新的论文列出了他在Yale的老师，包括Thomas Thatcher（拉丁文）、James Hadley（希腊文）、Henry Blodget（拉丁文和希腊文）、教他哲学并在1871—1886年任校长的Noah Porter，以及1846—1871年任校长的Theodore Dwight Woolsey；后来成为他终生挚友的Joseph Hopkins Twichell是他在Yale的学弟，1855年考入Yale College。⁠[1]

James Carter引用学者Paul Harris的说法，认为容闳从Brown那里得到了关于美国大学教育的“misleading impression”（误导性的印象），当时Yale的课程仍以古典人文为主；容闳在自传中写道，他本想多留一段时间修读刚开设的科学课程，但因为贫穷，加上朋友担心他不回中国，最终作罢。⁠[4]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大学最后一年，他决心要让中国的下一代享有他所受过的同样的教育：“I was determined that the rising generation of China should enjoy the same educational advantages that I had enjoyed”（我决心让中国正在成长的一代享有我曾享有的教育机会）。⁠[2][9]

1854年他以文学学士（A.B.）学位毕业，回忆录说他这一届共有98人毕业；他写道，自己是“the first Chinaman who had ever been known to go through a first-class American college”（已知第一个读完一流美国大学的中国人）。Connecticut History和Yale校友杂志称他是第一位从美国大学毕业的中国学生，Museum of Chinese in America的页面称他是第一位从北美大学毕业的中国学生；Alex Donovan的文章指出，在他之前已有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就读，但他是第一位毕业的。⁠[2][10][11][12][8]

1852年10月30日，正在Yale读三年级的容闳宣誓入籍，成为美国公民。⁠[4][8][6]

1854年11月13日，他与William Allen Macy一同乘快船Eureka号从纽约启航，回忆录记这段近13,000海里的航程用了154天到达香港；Koh在2004年的演讲中说航程为151天。⁠[2][6]

抵港后不久，他在澳门与母亲重逢。1855年夏，他住在广州的Vrooman牧师家中重学粤语，不到半年就恢复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1855年6—8月间，两广总督叶名琛下令处决了约75,000人，这是他当时听到的数字。⁠[2]

他先在广州为美国传教医生、外交官Peter Parker当了三个月私人秘书，月薪15元；随后到香港，在老朋友Andrew Shortrede家中落脚，谋得香港高等法院译员一职，月薪75元。⁠[2][1]

他在香港跟随律师Parson学习，想取得律师资格，但遭到当地律师反对，律政司Anstey也反对他担任译员，Parson只得终止他的学徒身份，他随后辞去译员职务。⁠[2]

1856年8月，他乘运茶快船Florence号用七天时间到上海（船长得知他的身份后让他免费搭船），在海关翻译处任职，月薪75两（约合墨西哥银元100元）；约四个月后，他以译员与货主之间普遍受贿为由辞职，海关总税务司Lay以每月200两挽留，未能留住他。⁠[2]

他随后在一家英国茶丝商行当职员，商行半年后解散；此后他自己做翻译生意。他回忆，1857年一家大洋行的高级合伙人去世，他所译的中文墓志被采用；他为黄河水灾灾民发出的募捐通告在一周内募得约20,000元。⁠[2]

他在回忆录中还记下了在上海受到外国人欺辱的两件事：一次在祈祷会后遇到醉酒的水手滋扰，事后查明其中一人是Eureka号的大副，此人后来上岸向他道歉；另一次在家具拍卖会上，一个苏格兰人把棉花球系在他的辫子上，他与对方打了起来。⁠[2]

他谢绝了宝顺洋行（Dent & Co.）经理Webb提供的长崎买办职位，后来受该行派遣前往产茶区。⁠[2]

1858年，母亲以64岁之年去世，当时他在上海，回到村里为母亲办理丧事。⁠[2]

1859年3月11日，他从上海乘船出发，三天后到达浙江省城杭州，开始第一次产茶区之行。⁠[2]

1859年11月6日，他与两名传教士从上海出发，曾兰生（回忆录拼作Tsang Laisun）同行，去了解太平军的情况；11月9日到苏州，从当地守将处领到通行证，11月18日到达南京，住在Roberts牧师处。⁠[2]

11月19日，他会见了1856年在香港结识的干王洪仁玕（回忆录拼作Hung Jin）。洪仁玕问他是否愿意加入太平天国，他婉拒，并提出七项建议，包括按科学原则组建军队、设立陆军和海军学校、建立银行体系、开办以《圣经》为课本之一的分级学校等。⁠[2]

干王派人送来一枚授予他四品官衔的木印，他退回了。12月24日他领到离开的通行证，27日离开南京。⁠[2]

此后他经营从太平军控制区运出茶叶的生意：回忆录记载，他曾押运一批共40,000两（约合墨西哥银元53,000元）的银两入太平军控制的产茶区付给对方买茶，在约六个月里运出约65,000箱茶叶，后来因病卧床近两个月而放弃。⁠[2]

Carter写道，他作为商人取得了成功，在太平军控制区与通商口岸之间从事茶叶贸易。⁠[4]

1863年，他收到曾国藩曾国藩曾国藩（1811—1872年）是清朝后期的官员、军事统帅和理学学者，湘军的创建者和统帅。他率湘军与太平天国作战十余年，此后主持两江、直隶的地方政务，并参与开创引进西方机器与技术的洋务事业。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幕僚张斯桂（回忆录拼作Chang Shi Kwei）的信，邀他去安徽省城安庆；7月第三封信到来后，他答应最迟8月动身，并于1863年9月到达安庆，见到了曾国藩。⁠[2]

他向曾国藩建议先建一座能制造机器的机器厂，曾国藩采纳了这个建议，派他出国采购机器，授予他五品官衔；购机款68,000两，由上海道台和广东藩司拨付。1863年10月，他在上海与机械师John Haskins商定此事。⁠[2]

1864年早春，他到达纽约，经John Haskins联系，由马萨诸塞州Fitchburg的Putnam Machine Co.承造机器。同年7月，他回New Haven参加Yale同班毕业十周年聚会。⁠[2]

当时美国南北战争仍在进行，他以“a naturalized citizen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归化公民）的身份，向Barnes准将表示愿意为北军义务担任六个月的信使，被婉拒。⁠[2][9][4][6]

1865年初春，机器造好，从纽约运往上海；他经旧金山回国，从旧金山到横滨的船票为500元。这批机器安装在上海西北约4英里的高昌庙（回忆录拼作Kow Chang Meu）机器厂，后来发展为江南制造局。⁠[2][4]

1865年10月，他获五品实官，以同知候补，在候补期间担任政府译员和翻译，月薪250元；他写道：“in October, 1865, I was a full-fledged mandarin of the fifth rank”（到1865年10月，我已是一名正式的五品官员）。⁠[2]

他曾在扬州用约六个月时间协助丁日昌（回忆录拼作Ting Yih Chang）把Colton的地理书译成中文，又开始翻译Parsons的《合同法》（Parsons on Contracts），后来听从一位中国学者的意见放弃。⁠[2]

1867年曾国藩视察江南制造局时，他说服曾国藩在制造局附设一所机械学校。⁠[2]

他通过丁日昌向朝廷提出四项建议：组织一家完全由华人管理经营的股份制轮船公司，政府按其运往北京的漕米数量给予年度补贴；由政府选派幼童出洋留学，共120名，分四批、每批30人；开采国内矿产；禁止传教士干预教民的诉讼。⁠[2]

1870年初发生天津教案，曾国藩、丁日昌等人奉命处理。事后由曾国藩领衔联名上奏，支持他的留学计划，1870年冬获朝廷批准：选派120名12至15岁的幼童，每年一批、每批30人，分四年派出，在美国学习15年。⁠[2]

Koh在2004年的演讲中说，容闳是在1870年天津教案之后提出派遣百余名中国青少年出国读书的；Ben Railton的文章说，1868年的Burlingame条约规定两国在对方境内的公民可以相互进入对方的学校就读。⁠[6][9]

回忆录记载，出洋肄业局设两名监督（commissioners）：陈兰彬（回忆录拼作Chin Lan Pin）和容闳；中文教习为回忆录拼作Yeh Shu Tung和Yung Yune Foo的两人，翻译为曾兰生。1871年夏，出洋前的预备学堂在上海开办，由回忆录拼作Liu Kai Sing的官员主持。宾睦新写道，容闳在1872—1882年任出洋肄业局帮办，驻康涅狄格州首府Hartford。⁠[2][1]

回忆录记曾国藩在1871年冬于南京去世，享年71岁。⁠[2]

1872年夏末，第一批30名学生准备启程，容闳提前一个月赴美为他们安排寄宿家庭。他先在马萨诸塞州Springfield落脚，后来把出洋肄业局（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的常设总部设在康涅狄格州Hartford。⁠[2]

Ben Railton写道，留学生在当地一流学校就读，住在寄宿家庭或常春藤大学的宿舍里，得到中美两国政府的支持，处境远比当时在纽约或西部铁路上做危险低薪工作的大多数华人移民优越。Carter写道，按照批准的计划，120名幼童每年30人、分四年赴美，先进新英格兰的寄宿学校，再进大学，这项计划成为清朝自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9][4]

宾睦新的论文提到，容闳在Yale的校友Samuel Mills Capron（1853届）1865—1874年任Hartford High School校长，这所学校先后接收了26名中国留学生。⁠[1]

回忆录记载，1873年春他回中国推销Gatling机枪，其中一笔订单是50挺机枪，价值逾100,000元；其间总督命他“proceed to Peru at once, to look into the condition of the Chinese coolies there”（立即前往秘鲁，调查当地华工的状况）。后来成为他内兄的医生E. W. Kellogg陪同前往。⁠[2]

他在不到三个月内完成调查，报告附有约两打华工背上带着鞭痕的照片；陈兰彬另行调查古巴的情况。他写道，此后再也不准华工前往古巴或秘鲁，“The traffic had received its death blow”（这项贩运受到了致命一击）。⁠[2]

宾睦新的论文和Koh的演讲都把秘鲁之行记在1874年；宾睦新写道，他是奉李鸿章李鸿章李鸿章（1823—1901年）是清朝末期的政治人物、军事统帅和外交官，淮军的创建者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从1870年起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主持兴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铁路、电报和北洋海军等近代事业，并代表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条约，生前身后的评价分歧很大。点击查看完整词条之命前往秘鲁调查华工受虐情况的，并邀请他未来妻子的哥哥、医生Edward Wilberforce Kellogg同行。⁠[1][6]

1874年，李鸿章批准在Hartford的Collins Street为出洋肄业局建造总部大楼；1875年1月，出洋肄业局迁入，大楼可容纳75名学生。1875年秋，最后一批学生在新任监督区谔良（回忆录拼作Ou Ngoh Liang）带领下抵美，区谔良于1876年辞职。⁠[2]

宾睦新写道，容闳在1875—1882年任清朝驻美国、西班牙、秘鲁的副使，是第一位担任此职的人。回忆录记载，清廷任命陈兰彬和他为驻华盛顿的“joint Chinese ministers”（联合公使），他是“an assistant or associate minister”（助理或副公使），从1878年起，他的工作主要是使馆事务。Koh在2004年的演讲中说，他在1878年被任命为驻华盛顿的助理驻办公使（Assistant Minister Resident）。⁠[1][2][6]

Alex Donovan的文章写道，容闳在出洋肄业局设立后回到美国监督这项计划。⁠[8]

1875年2月24日，容闳与Mary Louisa Kellogg（1851—1886年）在康涅狄格州Hartford的Asylum Hill教堂举行婚礼，由该教堂牧师、他的朋友Joseph Hopkins Twichell主婚。⁠[1]

新娘来自康涅狄格州Avon，父亲Bela Candee Kellogg（1811—1892年）在Avon颇有名望，做过多年乡村商人，任邮政局长十余年，还担任过镇书记和法官；Alex Donovan的文章写道，她的祖父是East Avon教会的首任牧师。⁠[1][8]

Cedar Hill Cemetery Foundation也写他在1875年结婚；Koh在2004年的演讲中说，他在1872年把总部设在Hartford三年后结婚；Museum of Chinese in America的页面说是出洋肄业局1872年成立四年后；Alex Donovan的文章则说是出洋肄业局1872年在Hartford设立总部后不久。⁠[5][6][12][8]

1876年，Yale University授予容闳名誉法学博士（LL.D.）学位；宾睦新写道，他是第一位获得Yale名誉学位的中国人，Twichell为此出了力。Koh在2004年的演讲中说，这个学位由Yale Law School授予，他可能是第一位获得该学院学位的亚洲人。⁠[3][4][1][6]

1876年陈兰彬出任驻华盛顿公使，同年秋，回忆录拼作Woo Tsze Tung的新监督到任，开始向北京寄送对留学生的指控，称他们玩多于学、结成秘密社团、大多去教堂做礼拜。⁠[2]

容闳申请让学生进入West Point陆军军官学校和Annapolis海军军官学校，被美国国务院拒绝，回复是：“There is no room provided for Chinese students”（没有为中国学生提供名额）。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对中国人的“race prejudice”（种族偏见）十分猖獗，1868年的Burlingame条约被置之不顾。⁠[2][9]

Ben Railton认为，军校拒收违背了Burlingame-Seward条约，是美国政府走向1882年《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的一系列举动中最明显的一步。⁠[9]

宾睦新写道，Mark TwainMark TwainMark Twain（马克·吐温）是美国幽默作家、记者、演讲者和小说家Samuel Langhorne Clemens的笔名。他以游记和以密西西比河畔童年世界为背景的小说《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闻名。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在1868年结识Twichell，1871年迁居Hartford，与Twichell成为挚友；1877年10月26日，Mark Twain为容闳夫妇举办了一场邻里招待会。⁠[1]

1878年，容闳把自己收藏的1,200余册中文书籍捐赠给Yale，这批书成为Yale东亚图书馆馆藏的核心；不久之后，Yale聘任了美国第一位中国文化教授。Carter写道，相传Yale的教员起初不同意设立这一教职，直到容闳表明否则就把藏书捐给Harvard UniversityHarvard UniversityHarvard University（哈佛大学）是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私立研究型大学，1636年由马萨诸塞湾殖民地议会批准设立，1639年以早期捐助人 John Harvard 命名。学校以剑桥、波士顿 Allston 和 Longwood 为主要校区，设 Harvard College、本科以外的专业与研究生学院及 Radcliffe 高等研究院。学校由 Harvard Corporation 与 Board of Overseers 两个治理机构共同履职；截至2026年10月，校长为 Alan M. Garber。2025财年末捐赠基金规模为569亿美元。点击查看完整词条。⁠[3][11][4]

Museum of Chinese in America的页面把捐书数量写作12,000册。⁠[12]

1878年4月10日，Twichell在Yale Law School的Kent Club发表关于容闳的演讲，这篇演讲后来作为附录收入容闳的回忆录。⁠[2]

Ben Railton的文章刊有一张1878年的照片：出洋肄业局学生组成的棒球队“Orientals”在Collins Street总部前合影，这支球队常被称作“Celestials”，在当地比赛中成绩出色。⁠[9]

宾睦新写道，为了阻止撤回留学生，Twichell通过Mark Twain联系上曾访问中国、认识李鸿章的Ulysses S. GrantUlysses S. GrantUlysses S. Grant（1822—1885年）是美国军人和政治人物，南北战争最后阶段（1864—1865年）统率联邦军队，1869—1877年任第18任美国总统。点击查看完整词条：1880年12月21日，两人在纽约拜访Grant；12月23日，Twichell经美国驻华公使Angell把Grant的信转交李鸿章。1881年3月10日，容闳写信告诉Twichell，Grant的信发挥了作用；但1881年6月8日，总理衙门奏请撤回留美幼童获得批准。⁠[1]

回忆录记载，Twichell和John W. Lane牧师在Yale校长Porter支持下组织了抗议，Samuel Clemens也参与其中，抗议信中写道：“We deeply regret that the young men have been taken away”（我们对这些年轻人被带走深感遗憾）。1881年，约100名学生被召回中国；他写道：“Thus the fate of the educational mission was sealed”（出洋肄业局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2]

Carter写道，出洋肄业局在1881年夏突然结束，此时已有43名学生上过或正在上大学，约一半在Yale，其余分布在以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麻省理工学院，简称MIT）是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的私立研究型大学，1861年获马萨诸塞州颁发特许状，1865年招收首批学生，1916年由波士顿迁至现址。截至2025年10月，学校有学生11,816人，学校统计其社群成员中有106位诺贝尔奖得主。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和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为首的九所东北部大学；国内保守派反对学生穿西装、约会、打棒球，尤其反对他们信奉基督教。⁠[4]

Ben Railton写道，大多数学生撤到旧金山候船回国，临行前与一支Oakland球队比赛并获胜；学生温秉忠（Wen Bing Chung）后来回忆：“the Oakland men imagined that they were going to have a walk-over with the Chinese”（Oakland队员以为能轻松赢下中国人）。⁠[9]

Yale东亚研究理事会的介绍说，他送回国的留学生中有被称为中国铁路之父的詹天佑，以及后来出任清华学堂首任校长的唐国安。⁠[3]

1881年秋，容闳到天津，再到北京；1882年离开北京，在上海停留四个月后返回美国，1883年春回到Hartford时，妻子已经病重。⁠[2]

Koh在2004年的演讲中说，他在1882年回到中国后被任命为江苏的官员。⁠[6]

回忆录记载，妻子在新泽西州新泽西州新泽西州是美国东部濒临大西洋的一个州，与纽约州、特拉华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相邻，哈得孙河和特拉华河分别构成其东北和西部边界；首府为Trenton，最大城市为Newark。该州是最初的13个殖民地之一，1787年12月18日成为第3个批准美国宪法的州；2020年人口普查（2020年4月1日）人口为9,288,994人（约928.9万人）。点击查看完整词条Somerville的疗养院受凉，被接回家后，因肾病（Bright’s disease）于1886年6月28日去世，葬于Hartford的Cedar Hill Cemetery；当时两个儿子分别为7岁和9岁。宾睦新的论文则写她在1886年5月29日于Hartford家中去世。⁠[2][1]

Ben Railton认为，她的病至少部分是由于与容闳一再被迫分离的压力所致。⁠[9]

1894年冬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他为张之洞张之洞张之洞（1837—1909年）是清朝后期的官员、学者和教育家，洋务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历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和湖广总督，在湖北兴办钢铁、军工、纺织企业和新式学堂，1898年著《劝学篇》，晚年入京任军机大臣和大学士。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回忆录拼作Chang Chi Tung）拟了两项计划：一是在伦敦借款15,000,000元，购买铁甲舰并招募一支外国军队；二是把台湾抵押给某个西方强国，换取400,000,000元。他写道，李鸿章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力主议和，Robert Hart因此站在朝廷一派，不肯以海关收入为这笔借款作抵押，借款因而落空；台湾抵押计划也从未实行。后来儿玉源太郎给他看的一份报纸把这个数目印作800,000,000元，他更正为400,000,000元。⁠[2]

1895年夏，他回到上海，在南京见到张之洞；张之洞调回武昌前委任他为江南交涉委员（回忆录称“Secretary of Foreign Affairs for Kiang Nan”），月薪约150元，他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个闲职，在继任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回忆录拼作Liu Kwan Yih）手下约三个月后辞职，并在1896年断绝了与江南省政府的官方联系。宾睦新写道，他是应张之洞之召在1895年回国的，行前把正读中学的小儿子托付给Twichell照料。⁠[2][1]

Carter写道，他作为清朝的外交人员参与了结束1895年中日战争的谈判。⁠[4]

他提议在北京设立一家国家银行，由政府拨款10,000,000两；户部尚书翁同龢翁同龢翁同龢（1830—1904年）是清朝后期的官员、书法家和日记作者，同治帝和光绪帝两代皇帝的师傅，曾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和协办大学士。1898年百日维新开始后不久他被罢官，戊戌政变后又被革职；他记了近半个世纪的日记被称为晚清四大日记之一。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回忆录拼作Ung Tung Hwo）正要奏请批准时，盛宣怀盛宣怀盛宣怀（1844—1916年）是清朝末期的官员和实业家，长期作为李鸿章在经济事务上的主要助手，主持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华盛纺织总厂、汉阳铁厂与汉冶萍公司、铁路总公司和中国通商银行等企业，并创办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1911年他任邮传部尚书时推行铁路国有，引发保路运动，武昌起义后被革职，曾流亡日本，1916年在上海去世；他留下的大量档案现藏上海图书馆。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回忆录拼作Shing Sun Whei）请他暂缓两周。容闳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听说盛宣怀带着300,000两进京送礼给王公大臣，以开设银行经办自己事业的名义拿走了这10,000,000两拨款，他的计划因此落空。⁠[2]

他又取得了修建天津至镇江铁路的特许，因德国声称拥有山东境内的铁路专营权，线路须绕过山东；按条件这条铁路须用中国资本而非外国资本修建，他有六个月时间筹资，但筹不到中国资本，引入外国财团的尝试也失败，只得放弃。⁠[2]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前一年他在北京常与康有为康有为康有为（1858—1927年）是清末民初的学者、政治改革者和书法家，1898年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主要推动者。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海外十余年，创立保皇会，主张君主立宪，晚年倡导定孔教为国教，著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及其弟子梁启超梁启超梁启超（1873—1929年）是清末民初的思想家、政治人物、报人和学者，康有为的弟子，1898年戊戌变法的参与者；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14年，主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1912年回国后参与创建进步党，先后出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和财政总长，并在1915—1916年反对袁世凯称帝。1917年底退出政界后，他专事著述和讲学，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和北京图书馆馆长，著作汇为《饮冰室合集》。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回忆录拼作Khang Yu Wei和Leang Kai Chiu）见面，“My headquarters became the rendez-vous of the leading reformers of 1898”（我的寓所成了1898年主要维新人士的聚会之所）。⁠[2]

1898年9月政变，光绪帝被废黜囚禁，慈禧太后掌权；他写道：“Being implicated by harboring the reformers, and in deep sympathy with them, I had to flee for my own life”（因收留维新人士而受牵连，又深表同情，我不得不出逃保命），逃出北京，住进上海的外国租界，在那里组织了“Deliberative Association of China”，被推选为首任会长。⁠[2]

Alex Donovan的文章写道，政变后新政府悬赏70,000元捉拿他，他从上海逃往香港；Carter写道，清廷悬赏缉拿他，他在中国成了不受欢迎的人。⁠[8][4]

他写道：“I was in Hong Kong from 1900 till 1902”（1900年至1902年我在香港）。1901年春他到台湾，日本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告诉他，闽浙总督曾要求逮捕他并押回大陆，但儿玉拒绝了：“I am not going to play the part of a constable for China”（我不会替中国当捕快）；儿玉还派人夜间守卫、白天护送他，直到他离台返港。⁠[2]

他写道，1902年回到美国，是为了参加小儿子Bartlett G. Yung在Yale University的毕业典礼。⁠[2]

Carter写道，1902年他申请回美国时，当局以《排华法案》禁止中国移民为由予以拒绝，他在朋友和熟人帮助下偷偷入境，赶上了儿子的毕业典礼。Museum of Chinese in America的页面说，他在1902年得知自己的美国公民身份已依据1870年的《归化法》（Naturalization Act of 1870）被撤销；Alex Donovan的文章也写他从香港请求美国政府准许返美时才得知公民身份已被撤销，后在朋友帮助下非法潜回美国。Connecticut History的人物页说，他的美国公民身份被撤销后，他在没有合法身份的情况下回到Hartford。⁠[4][12][8][10]

Ben Railton写道，此后他作为无合法身份的移民留在美国，与两个儿子一起生活；宾睦新写道，他1902年回美后定居下来，这一年的日记记有与Twichell一家的许多往来。⁠[9][1]

1909年，他的英文回忆录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由纽约的Henry Holt and Company出版，署名“Yung Wing, A.B., LL.D. (Yale)”，献给两个儿子Morrison Brown Yung和Bartlett Golden Yung；全书22章，从童年写到1898年政变，附录收入Twichell 1878年的演讲。⁠[2]

Yale校友杂志写道，这部回忆录讲述了他作为外国留学生遇到的种种困难以及他的事业经历。⁠[11]

Museum of Chinese in America的页面写道，他晚年仍积极参与中国革命的高层政治，1911年孙中山请他协助建设新成立的中华民国。⁠[12]

容闳于1912年4月21日去世。Ben Railton的文章写道，The New York TimesThe New York TimesThe 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是在纽约市出版的美国晨报，1851年创刊，由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出版。点击查看完整词条的讣告记载他在Hartford的家中去世；Connecticut History的人物页说他在贫困中去世，Alex Donovan的文章说他在Hartford度过了贫困的晚年。Carter写道，The New York Times的讣告提到他毕业于Yale，并说他多年前在中国外交界“occupying a prominent place”（地位显要）。⁠[3][9][10][8][4]

宾睦新写道，他的葬礼由Twichell主持。他葬于Hartford的Cedar Hill Cemetery，墓位在第10区第6号地块，与妻子同葬于此；Cedar Hill Cemetery Foundation的介绍引用了Hartford Courant在1912年4月22日刊登的报道“Death of Dr. Yung Wing”。⁠[1][5][7][6]

妻子Mary Louisa Kellogg来自Avon的Kellogg家族；她的二哥Edward Wilberforce Kellogg是医生。妻子去世后，在容闳1894—1902年身在中国期间，Kellogg家族帮助照料他的两个儿子。⁠[1]

两人育有两子：长子容觐彤（Morrison Brown Yung，1876—1933年）生于康涅狄格州Avon，1894—1898年就读Yale；次子容觐槐（Bartlett Golden Yung，1879—1942年）生于华盛顿，1898—1902年就读Yale。⁠[1][6]

Ben Railton写道，容闳与妻子Mary Kellogg和两个年幼的儿子组成了家庭；宾睦新写道，他在美国生活了四十多年，大部分时间住在Hartford。⁠[9][1]

宾睦新的论文以学缘、姻缘、地缘三条线索梳理容闳在美国的交游，认为Twichell是他在美国交游网络中最重要的人物，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之一：Twichell同为Yale校友，任Asylum Hill公理会教堂牧师，住处与容闳相隔仅几个街区，为他主持婚礼，替他争取Yale名誉学位，照看他的小儿子，最后主持了他的葬礼。⁠[1]

论文还写道，Mark Twain与Twichell交好，很可能经Twichell介绍结识容闳，Kellogg家族也可能起了作用：容闳的妻子做过Mark Twain子女的家庭教师，她的二哥Kellogg医生做过Mark Twain的家庭医生，为其妻治病；Mark Twain后来与Twichell一道为阻止撤回留学生奔走。Mark Twain在1910年4月21日于纽约去世，Twichell因妻子在4月24日去世而未能出席4月25日的葬礼。⁠[1]

2004年，为纪念容闳从Yale毕业150周年，他的家乡珠海市向Yale赠送一尊真人大小的铜像，立于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国际阅览室外，珠海市官员出席了揭幕仪式。同年9月27日，Yale Law School院长Harold Hongju Koh发表题为“Yellow in a White World”的演讲，这是Yale的Asian American Cultural Center等机构为纪念这一周年举办的系列讲座的第一讲。⁠[3][4][7][6]

Yale还设有年度的Yung Wing Scholarship，并收藏一幅他的肖像：这幅由Judith Reeve（生于1966年）绘制的肖像由Yale-China Association在2000年委托创作，揭幕仪式由中国总领事张宏喜和容闳的孙子出席，现存于Yale校园艺术收藏库房；2006年，Yale把肖像的一件复制品赠送给中国文化部。⁠[11][6]

Education Week在2007年报道，珠海有一所以他命名的容闳学校，是当地最好的学校之一，校门外立有他的雕像；中国的教育工作者把他视为中美交流项目的“godfather”（教父）。⁠[7]

Museum of Chinese in America收藏有珠海电视台捐赠的关于容闳的10集电视纪录片。Cedar Hill Cemetery Foundation把他列为该墓园的知名人物之一。⁠[12][5]

珠海市政府由China Daily承制的珠海地区网站介绍，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的容闳纪念馆（Yung Wing Memorial Hall）设在甄贤学校旧址；甄贤学校于1871年由效法容闳的乡人集资500两白银创办，是广东最早的私立学校之一，容闳曾任该校名誉校长。该页面称他为“father of Chinese overseas studies”（中国留学之父）。⁠[13]

Connecticut History的人物页称他是一位致力于沟通中美文化的教育先驱。Ben Railton把容闳和出洋肄业局在美国的最后经历称为“tragic but inspiring”（悲剧性的，却也鼓舞人心），认为19世纪的华裔美国人构成了一个不断演变的跨国社群。⁠[10][9]

Carter认为，获得名誉学位和捐赠藏书是容闳推动中美关系的事业的高峰。宾睦新在论文结尾认为，容闳是晚清中美关系的重要纽带，他依托Yale、婚姻和Hartford建立的交游网络使他成为早期华人移民融入美国社会的典范，当前的中美关系也需要这样的压舱石。⁠[4][1]

Museum of Chinese in America的页面认为，他没能实现把西方教育引入中国的目标，但他的捐书在美国留下了持久的中国教育遗产。⁠[12]

Yale University：官网：https://www.yale.edu/（在新窗口打开）。⁠[3]

Cedar Hill Cemetery Foundation：官网：https://cedarhillfoundation.org/（在新窗口打开）。⁠[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