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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元濟

張元濟(1867—1959年),清末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曾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任章京,戊戌變法戊戌變法戊戌變法(又稱百日維新、戊戌維新)是清朝光緒帝在1898年(農曆戊戌年)推行的一場自上而下的政治與社會改革,由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人士推動,歷時約百日,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維新人士或被處死或流亡海外而告終。點擊查看完整詞條期間受光緒帝光緒帝光緒帝(1871—1908年),名載湉,清朝皇帝,1875年至1908年在位,年號光緒。他是醇親王奕譞的兒子、慈禧太后的外甥,同治帝去世後由慈禧太后選立為帝;1898年他頒佈《明定國是詔》,推行戊戌變法,變法在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後失敗,他被囚禁在中南海瀛臺,1908年去世。2008年公佈的研究報告認為他死於砒霜中毒。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召見,政變後被革職;此後主持南洋公學譯書院,二十世紀初進入商務印書館,歷任編譯所所長、經理、監理和董事長,主持編印新式教科書和《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古籍叢書,晚年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首任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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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條資料

出生於廣東

張元濟字筱齋,號菊生,祖籍浙江海鹽,出生在廣東,按農曆是清同治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另一說他生於1868年,字一作小齋。⁠[1][2][3]

海鹽張氏是文化世家,祖上建有涉園藏書,江浙一帶的學者曾到那裡借書校勘;他的九世祖張惟赤(號螺浮公)做京官時的奏議編為《入告編》。⁠[4]

他到十四歲才隨母親回到海鹽老家,父親則病逝在廣東任上。⁠[1]

考中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他十七歲應縣試,二十二歲到省城杭州參加鄉試;光緒十八年(1892年)春到北京參加壬辰科會試,考中進士,時年二十五歲。殿試在保和殿舉行,他以二甲第二十四名成為新科進士。同科考中進士的還有同樣來自浙江的蔡元培,兩人的交往從此開始,持續了近半個世紀。⁠[1]

他被授為翰林院庶吉士,後任刑部主事。他的孫女張瓏寫道,祖父中進士、授庶吉士,從此走上當時最為理想的仕途。⁠[5][1][6]

組織健社,任總理衙門章京並創辦通藝學堂

維新運動期間,他和同人在健社的基礎上發起通藝學堂,在北京傳授新學,他出力最多;學堂在總理衙門備案,招收的學生主要是年輕官員和官員子弟。後來他把通藝學堂的全部校產造冊移交給京師大學堂。⁠[2][1][4]

開始學習英文

二十九歲的他開始學習英文。⁠[1]

受徐致靖保薦,與康有為同日受光緒帝召見

戊戌變法期間,6月13日(農曆四月二十五日),侍讀學士徐致靖上折,密保康有為康有為康有為(1858—1927年)是清末民初的學者、政治改革者和書法家,1898年戊戌變法(百日維新)的主要推動者。變法失敗後他流亡海外十餘年,創立保皇會,主張君主立憲,晚年倡導定孔教為國教,著有《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大同書》等。點擊查看完整詞條、黃遵憲、譚嗣同譚嗣同譚嗣同(1865—1898年)是清末思想家和維新派人物,湖南瀏陽人,著有《仁學》。1897—1898年他在湖南參與推行新政,1898年百日維新期間任四品卿銜軍機章京;戊戌政變後他拒絕出走,被捕處死,為戊戌六君子之一。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張元濟、梁啟超梁啟超梁啟超(1873—1929年)是清末民初的思想家、政治人物、報人和學者,康有為的弟子,1898年戊戌變法的參與者;變法失敗後他流亡日本14年,主辦《清議報》和《新民叢報》,1912年回國後參與創建進步黨,先後出任北京政府司法總長和財政總長,並在1915—1916年反對袁世凱稱帝。1917年底退出政界後,他專事著述和講學,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和北京圖書館館長,著作匯為《飲冰室合集》。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為“維新救時之才”,請光緒帝特旨破格委任;光緒帝想當天召見,翁同龢翁同龢翁同龢(1830—1904年)是清朝後期的官員、書法家和日記作者,同治帝和光緒帝兩代皇帝的師傅,曾任戶部尚書、軍機大臣和協辦大學士。1898年百日維新開始後不久他被罷官,戊戌政變後又被革職;他記了近半個世紀的日記被稱為晚清四大日記之一。點擊查看完整詞條不贊成,主張“宜稍緩”。光緒帝命康有為、張元濟預備召見,黃遵憲、譚嗣同送部引見,梁啟超由總理衙門察看具奏;6月14日,光緒帝命康有為和張元濟準備在兩天後覲見。⁠[7][1][3]

6月16日,光緒帝召見康有為,這是康有為唯一一次面見光緒帝;徐致靖保薦的人中,康有為和張元濟最先被召見。張元濟在1930年寫給友人的便條中說,他與康有為同日被召見,康有為先進去,只過了十幾分鍾就出來了。康有為自稱召見長達兩個半小時;有研究者認為張元濟所說的十幾分鐘不可信。光緒帝向張元濟詢問了通藝學堂的情況。⁠[8][1]

召見後,他在謝恩奏摺中用近七千字陳述了五條總綱、四十條細目的建議;在這份長篇奏摺中,他為民族實業家和商人的權利辯護,並指出在與西方的貿易競爭中,民族企業應被看作國力的基石而大力保護。1949年他在北京時說起,五十年前曾在勤政殿見到光緒帝,戊戌政變時所謂的新黨人物都已作古。⁠[1][9][10]

戊戌政變後被革職永不敘用

政變發生後,康有為、梁啟超出逃,張元濟作為變革派的成員受到“革職永不敘用”的處分,離開北京南下上海。⁠[1][11]

9月21日,他在給汪康年的信中斥康有為為小人,同時仍認為康有為有開風氣之功;同年他在另一封私信中說,當局先到張蔭桓家搜捕康有為,十分怪異。有研究者據此認為,他在1898年雖批評康有為,仍把康有為看作變法的核心人物。⁠[8]

任南洋公學譯書院總校兼代辦院事

南洋公學創辦於1896年,是上海交通大學的前身。在他主持下,幾年之間譯書院的方向從兵書轉向以政治、經濟、法律等社會科學書籍為主,出版了一系列在近代思想史上影響很大的書。⁠[11]

1903年1月離開南洋公學後的半個世紀裡,他多次參加學校的慶典活動,參與校友會工作,為學校建設發起募捐,20世紀40年代末關心和支持交大學生的愛國運動;他九十華誕時,好幾位年屆耄耋的交大人士為他揮毫賦詩。⁠[11]

出版嚴復譯《原富》,代理南洋公學總理,投資商務印書館

他本想請嚴復到南洋公學譯書院任總校,沒有成功;這一年,嚴復把譯著《原富》交給南洋公學出版。《原富》譯自亞當·斯密Adam Smith亞當·斯密是蘇格蘭道德哲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他在格拉斯哥講授倫理學,研究人如何評判自己和他人的行為。1759年的《道德情操論》和1776年的《國富論》分別討論道德判斷的形成,以及勞動分工、貿易和制度如何影響社會財富。他晚年在愛丁堡任蘇格蘭海關專員。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的經濟學經典,是譯書院出版的書中影響最大的一部;南洋公學為這部譯稿付給嚴復2000元稿酬,並給20%的版稅。⁠[1][11]

他接任南洋公學代總理,在譯書院之外兼管教學,幾個月後因人事不和辭職。代理期間他創立特班,請蔡元培任教習,以西學為主,規定學生“西課餘暇當博覽中西政事諸書,以為學優則仕之地”;從南洋公學走出的人物有黃炎培、李叔同、邵力子、謝無量等。⁠[1][4]

同年秋天,他投資並加入上海的一家小印刷廠——商務印書館。他還與蔡元培等人籌辦《外交報》。⁠[1][2][4]

《外交報》創刊

《外交報》正式出刊。⁠[4]

進入商務印書館,主持編譯所

他正式進入商務印書館的時間有兩說:一說1902年;一說1903年1月(光緒二十九年正月),這時他辭去南洋公學的職務,到商務印書館創立編譯所。⁠[13][14][5][11]

商務印書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第一任總經理夏瑞芳正式邀請他主持編譯所,兩人相約“吾輩當以扶助教育為己任”。他與工人出身的印刷所老闆夏瑞芳(1871—1914年)長期緊密合作。他的加入帶動蔡元培、高夢旦、蔣維喬、莊俞、杜亞泉、鄺富灼等兼通新學舊學的知識分子相繼進入商務印書館任編輯。⁠[2][9]

1903年,他代表商務印書館與嚴復就譯著《社會通詮》簽訂出版合同,這被視為中國出版史上第一份現代意義的出版合同。此後他歷任編譯所所長、經理、監理、董事長,主持商務印書館五十餘年,參與、主持和督導商務的工作近60年;他為商務印書館提出“昌明教育,開啟民智”的宗旨。⁠[2][5][13][15]

《最新國文教科書》三日售罄

癸卯學制正式頒佈實施後,商務印書館隨即出版由莊俞、蔣維喬等編纂,高鳳謙、張元濟等校訂的《最新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第一冊,發行三天即售罄。此後商務印書館分級分科編寫“最新教科書”,共16種78冊;十餘年間擴展到375種801冊,佔全國教科書市場的一半。另一說他在1902年主持編譯所後推出《最新國文教科書》,開創了中國現代教科書體系。⁠[2][9]

8月14日,他在給汪康年的信中寫道:“弟近為商務印書館編纂小學教科書,頗自謂可盡我國民義務。平心思之,視浮沉郎署,終日作紙上空談者,不可謂不高出一層也。”⁠[4]

商務印書館在這一年創辦《東方雜誌》,以“啟導國民,聯絡東亞”為宗旨,歷時近46年才停刊。商務印書館的圖書館也在這一年初設於編譯所,它以專藏善本古籍和地方誌著稱。⁠[1][2][16]

為版權律草案撰寫修改意見

清政府商部擬訂版權律和出版條例草案,他參與版權立法工作,為草案撰寫修改意見書。⁠[2]

商務印書館成為股份有限公司

他使商務印書館成為股份有限公司,並在新設立的商部註冊。⁠[9]

編譯所資料室定名涵芬樓

他主持編譯所後著手籌建編譯所的資料室;隨著藏書增加,資料室在這一年正式定名為涵芬樓,取善本書香、知識芬芳之意。⁠[16][2]

他在自家門前設攤“求買舊書”,每到一地出差,總先走訪書肆,蒐購元明刻本。涵芬樓創設之初,他在給繆荃孫的信中說,自己“擬勸商務印書館撥款數萬金收購古書,以為將來私立圖書館張本”;他還認為“地方誌雖不在善本之列,然其間珍貴之記述,恐有比善本猶重者”。商務印書館編輯曹冰嚴記述,1918年到1936年間涵芬樓所藏善本古籍和全國地方誌,多數是他親手徵集的,值得重視的刻本他都仔細翻閱鑑別,查核存目,批示價格。到1931年,涵芬樓藏地方誌達2600餘種、25800餘冊。⁠[16]

20世紀的頭十年,他曾兩次試圖參觀皕宋樓的藏書,都被以種種理由拒絕。⁠[4]

赴歐美考察

刊印《海鹽張氏涉園叢刻》

他把很早就設法借得的九世祖張惟赤奏議《入告編》收入《海鹽張氏涉園叢刻》。同年他到北京訪書,一個月內先後購得《六朝政事紀年》《蜀鑑》《脾胃論》等元明刻本。⁠[4][16]

記商務印書館館務日記

他現存的館務日記起於1912年、止於1926年,共35本,每本60頁;1916年的日記記有錄用沈德鴻的細節,沈德鴻即後來的作家茅盾。他堅持領導者、高級職員的子女和至親不應進入商務印書館任職,在日記中寫道:“滿清之亡,亡於親貴;公司之衰,亦必由於親貴。”⁠[12][9][2]

《四部叢刊》開始出版

有感於書籍難求、國學衰微,他主持影印《四部叢刊》,奉行“書貴初刻”的原則,親赴日本尋訪古籍,併為這套叢書親自撰寫校勘記42篇、跋文109篇。1919年至1923年,《四部叢刊》共出版323種8548卷2100冊;1934年和1936年又相繼出版續編和三編,共145種1000冊。1926年9月12日,他在給蔣維喬的信中討論《四部叢刊》與《四部備要》的不同。⁠[2][12]

他在這一年開始全力支持新文化運動。⁠[9]

請楊端六改革會計制度

發起續輯《槜李文系》

為保存嘉興文獻,他與他人發起續輯《槜李文系》;1924年他為此寫信給徐曉霞,談到稿件。⁠[17]

主持影印《翁文恭公日記》

商務印書館在他主持下,依據翁同龢的日記手稿影印出版《翁文恭公日記》,線裝40冊,通稱涵版。他是翁同龢的學生,影印時曾與當時收藏日記的翁氏四世孫翁之憙反覆商量,出於為尊者諱,有選擇地把幾處遮去不印;後來重新整理的版本已把這次刪改一一復原。1973年臺灣商務印書館據涵版製成縮印本。⁠[18][19]

半退休,涵芬樓擴充為東方圖書館

年滿六十的他進入半退休狀態,此後把很大精力用於古籍的影印校勘。在他的提議下,商務印書館把涵芬樓擴充為東方圖書館,對外開放。東方圖書館藏善本古籍7萬餘冊,其中宋元明清善本和孤本3.5萬餘冊,包括存世極少的《永樂大典》25冊;後來藏書增至46萬餘冊,規模為當時亞洲之最。⁠[20][2][4]

赴日本訪書

他到日本訪問靜嘉堂文庫、宮內省圖書寮等藏書機構,借照了40餘冊宋、元、明刊古籍。⁠[16]

《百衲本二十四史》開始出版

他從1926年起用十年之功完成《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校印,全書在抗戰爆發前出齊,至1937年共820冊3301卷;每部史書都有他寫的跋。有評論認為,這些跋文使他在1948年當選首屆中央研究院院士。⁠[4][2][20]

奔走出售林紓字畫,資助其子女

他與他人奔走,想把已故的林紓所作字畫出售,集資作為林家子女的教養費用。⁠[17]

東方圖書館毀於戰火

“一·二八”事變中日軍進犯淞滬;當天早上8點多,日軍飛機轟炸商務印書館總廠和附屬的東方圖書館,東方圖書館的46萬冊藏書,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種35000多冊,全部被毀,只有547部善本書倖存;另一說東方圖書館是被日軍縱火焚燬的。他寫下“廿年心血成銖寸,一霎書林換劫灰”的詩句。痛心之餘,他編著小冊子《中華民族的人格》,希望告訴國人,只要堅守中華民族的人格,民族精神就在,國家就不會亡。⁠[21][16][2]

他此後陸續把倖存善本著錄成《涵芬樓燼餘書錄》,逐一記錄版本行款以及歷來藏家的題跋、圖記,1951年付印出版。⁠[16]

兒子張樹年學成回國

他的兒子張樹年在New York UniversityNew York UniversityNew York University(紐約大學)是位於美國紐約市的私立大學,1831年創辦,是美國規模最大的私立大學之一。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取得碩士學位後回國,談到就業時表示不願進政界和洋商企業;張元濟支持兒子的決定,但接著說:“你不能進商務,我的事業不傳代。”⁠[2]

與葉景葵創辦合眾圖書館

鑑於戰亂中私人藏書流離,他與葉景葵等人共同創辦合眾圖書館,並向圖書館提供了大量個人藏品;這批藏書後來經合眾圖書館轉到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1958年後成為上海圖書館古籍收藏的重要組成部分。⁠[12][4]

上海淪為孤島期間,他購得翁同龢之父翁心存的日記稿本25冊,後來捐給北京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4]

整理出版《校史隨筆》

七十二歲時,他整理出版《校史隨筆》,內容是為百衲本所作校勘記《衲史校勘記》中的一小部分。⁠[4]

同年,張樹年的一位美國朋友範海碧來到上海,與張家全家一起吃飯。⁠[6]

遷居霞飛路沙發花園24號

七十三歲的他賣掉居住近30年的極司菲爾路(今萬航渡路)40號洋房,舉家遷居霞飛路(今淮海中路1285弄)24號;舊居是他耗費半生辛勞建成的,蔡元培、胡適等人常來拜訪。他不願與滬西極司菲爾路76號的漢奸特務機關為鄰;他的兒子張樹年回憶:“父親決定售屋,當然家境窘迫是主要因素,但政治和自然環境促使他堅定決心。”經好友、浙江興業銀行董事長葉景葵介紹,他從一位張姓買辦手中以每月300元租下這所房子;這片住宅當時叫沙發花園,1950年代改名上方花園,由他題寫園名。⁠[22][21]

這所房子共三層,每層有兩間朝南的大房間,屋前有小花園。張樹年回憶,底層東側為客廳、西側為餐室;另一種記述是底層西面為客廳,商務印書館曾數次在這裡開董事會。二樓西側是張元濟的臥室,東側是侄孫女張祥保的臥室;三樓西間住張樹年夫婦,東間是張樹年的女兒張瓏的臥室。他的臥室裡除了幾件簡樸的傢俱,就是大堆的書;他曾說“數百年舊家無非積德,第一好事還是讀書”。入住後家中已負擔不起小汽車,車庫改作堆放雜物之用。每天早上8點,商務印書館的通訊員汪師傅騎自行車送來一疊文件請董事長審閱,遇有急事就在家中等他批示後帶回。⁠[22][21]

當選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

春天,他當選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是當選者中年齡最長的,列名人文組中國文學學科,同組還有胡適、餘嘉錫、楊樹達。教育部再三邀請後,他於9月22日在張樹年陪同下到南京出席院士會議。⁠[4][10]

侄孫女張祥保結婚,托胡適代為主持婚禮

張祥保是他長兄張元煦的孫女,自幼喪母,父親在鐵路工作、常年在外,她一直生活在張元濟家,與這位堂爺爺十分親近。她早年曾與翁同龢的後人翁興慶翁萬戈翁萬戈(1918—2020年)是旅居美國的收藏家、電影製作人和藝術史學者,晚清重臣翁同龢的後人和翁氏家藏的繼承者。他拍攝了數十部介紹中國藝術與文化的教育片和紀錄片,曾任華美協進社主席,並把翁氏藏書轉讓給上海圖書館,把大批翁氏書畫捐給波士頓美術館等中美機構。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即翁萬戈)訂婚;翁興慶赴美深造後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完全淪於日本之手,兩人聯繫中斷,只好解除婚約。張元濟關心她的婚事,托胡適代為留意,胡適介紹了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的王岷源。⁠[14][23]

他寫信給王岷源,說祥保“自幼喪母,育於我家,先室視如己出,教養成人”。張祥保與王岷源在北平結婚,家人無法前往,他寫信託胡適代為主持婚禮。⁠[14]

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8月末,他被列為即將召開的新政協會議代表,起初列出五條難於應召的理由,後經陳叔通和陳雲勸說,決定北上;因他年老體弱,中央批准兒子張樹年陪同。9月6日他從上海啟程,8日下午抵達北京,陳叔通、黃炎培等人到車站迎接,他住在東交民巷六國飯店。⁠[14]

82歲的他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人接見,並出席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在北京期間,他重遊故宮,在保和殿前拍照留念,五十七年前他正是在這裡參加殿試。1954年李維漢在第五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代表中共中央作工作報告時說,舊政協時提張元濟作代表,就是因為他參加過戊戌政變。⁠[2][1][10]

張祥保、王岷源夫婦來拜見時,他把一部《橫浦文集》送給初次見面的孫女婿,又為他們的孩子取名“燁”,取明亮之意。離京前他再訪藏園;10月19日他離京回滬,張祥保夫婦和嚴景耀、雷潔瓊夫婦等人到車站送行。⁠[14]

當選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此後中風

從北京返回上海後,他被選為上海市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文化界代表。這一年年底,商務印書館工會成立,他應邀到寧波同鄉會出席成立大會並發表演講,演講時情緒激動,突然跌倒,隨後中風不起。此後他還被選任為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10]

把海鹽祖宅捐給海鹽縣立中學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海鹽縣立中學一直租借張家在虎尾浜的祖宅作為校舍,他把這處房屋和土地一併捐贈給學校。⁠[10]

作《別商務印書館同人》

八十五歲的他寫下《別商務印書館同人》,第一句是“昌明教育生平願,故向書林努力來”。⁠[20]

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首任館長

上海市文史研究館成立,他由毛澤東提名、上海市市長陳毅親自聘請,任首任館長。1949年後他還繼續擔任商務印書館董事長,並當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92歲時,他被選為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古籍整理出版小組委員。⁠[24][22][2][4]

在上海病逝

當晚,他在上海病逝,按舊時算法終年九十三歲。自1939年起,他一直住在上方花園,直到去世。⁠[20][2][22]

他去世後不久,摯友陳叔通囑託顧廷龍纂輯他的遺稿,後來因時代變遷而中斷。⁠[5]

家庭

他的兒子張樹年早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後到美國留學,回國後在上海新華銀行工作,與社會學家嚴景耀曾是同事。1980年代,張樹年與商務印書館的陳原、顧廷龍和山東大學的王紹曾等人共同推動整理出版他的書札、日記和詩文;1991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由張樹年主編,柳和城、張人鳳、陳夢熊參與編著的《張元濟年譜》,全書七十餘萬字。⁠[14][5]

他的孫子張人鳳1945年深秋與他在沙發花園寓所合影;他曾讓小孫子在身邊看書,有朋友從甘肅平涼送來土產時,他在地圖上找不到平涼,是身旁的小孫子指了出來。抗戰結束後新印的地圖送來那天,他在燈下把地圖鋪開,指著臺灣給孫子看,說:“臺灣也有顏色了,還標註了詳細的地名、鐵路線。”⁠[21]

遺稿、書信、全集與年譜

他晚年自覺年事已高,不願以私人文牘貽累後人,吩咐護工把自己的日記、信札等裝進麻袋,準備送往廢品站,其中包括《館事日記》和後來編入《上海圖書館藏張元濟往來信札》十四巨冊的信件;恰巧顧廷龍來訪,見狀當即攔下,自己僱三輪車把這批史料全部運到合眾圖書館保存。⁠[5]

他與版本學者傅增湘討論古籍版本與校勘的往來書信共622件、約30萬字,後整理為《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出版。他在給傅增湘的信中說:“吾輩生當斯世。他事無可為,惟保存吾國數千年之文明,不至因勢而失墜。此為應盡之責。”⁠[4][16]

1995年,張人鳳應臺灣商務印書館之邀編成《張菊生先生年譜》簡本。2011年,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張人鳳、柳和城編著的《張元濟年譜長編》(上下卷),一百六十餘萬字;2026年3月,商務印書館出版其增訂版,精裝三冊,二百零六萬字。⁠[5]

他的孫子張人鳳收集整理他的文字資料,按體裁分類編成十卷本《張元濟全集》,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近800萬字,分書信、詩、文、日記和古籍研究五類,被視為中國第一部為出版家編纂出版的全集。2012年4月25日至27日,商務印書館等單位在海鹽召開《張元濟全集》出版座談會暨第四屆張元濟學術思想研討會。2024年6月,張人鳳與何菲共同主編的《張元濟與交通大學史料彙編》出版。⁠[15][11]

紀念

1992年,淮海中路1285弄24號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列為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掛上“張元濟故居”的牌子。2017年10月30日,正值他誕辰150週年,上海圖書館的“菊香書林——上海圖書館藏張元濟文獻精品展”開幕,展品涉及他譯書、印書、藏書、著書和社會交往五個方面,包括他在北京出席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的檔案。浙江海鹽有張元濟圖書館。⁠[21][12][11]

評價

作家茅盾評價說:“在中國的新式出版事業中,張菊生確實是個開闢草萊的人”。他被稱為中國現代出版第一人;有評論認為,他先後見過光緒帝、袁世凱袁世凱袁世凱(1859—1916年)是清末的軍事將領和改革派大臣,1912年至1916年任中華民國首任大總統。他在天津小站編練的新式陸軍後來發展為北洋軍;1915年至1916年他宣佈改行帝制、自任皇帝,1916年3月取消帝制,同年6月6日去世。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這幾位頭號人物,或許沒有第二個人做到。也有同時代人在得知他去世後,在日記中評論他“一生刻薄成性,能享大年,亦甚幸矣!”⁠[2][5][1][10]

他曾寫下詩句“願祝化身千百億,有書分餉讀書人”。⁠[4]

關聯機構、網站與公開賬號

上海市文史研究館:官網:https://wsyjg.sh.gov.cn/(在新窗口打開)。⁠[25]

來源25 個來源

  1. 张元济 纵我活不到一百岁,及身已见太平来(1)(在新窗口打開)bjnews.com.cn↑
  2. 张元济:“中国现代出版第一人”(在新窗口打開)chinawriter.com.cn↑
  3. Wêng T'ung-ho(在新窗口打開)en.wikisour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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