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

清朝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戰爭中主力被殲，被迫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1]

《馬關條約》簽訂於1895年4月17日：清朝承認朝鮮獨立，把臺灣、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割讓給日本，賠償日本2億兩白銀，並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對日通商；此後俄國、法國和德國迫使日本把遼東半島歸還清朝，清朝為此另付3000萬兩。⁠[2]

中國文化研究院的介紹寫道，1895—1898年列強加緊侵略，國家面臨亡國危機；BritannicaEncyclopædia BritannicaEncyclopædia Britannica（大英百科全書，又譯不列顛百科全書）是1768年在蘇格蘭愛丁堡開始出版的英語綜合性百科全書，也指出版它的總部位於美國芝加哥的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Inc.（對外稱 The Britannica Group）；紙質版於2012年停印，此後以 Britannica.com 線上百科、面向學校與圖書館的數字教育產品和 Merriam-Webster 詞典為主要業務。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的變法條目寫道，甲午戰爭之後各地紛紛出現主張仿照西方進行改革的團體。⁠[1][3]

1895年4月，日本獲勝已成定局，康有為開始倡導制度改革。他帶領在北京的舉人聯名上書光緒帝，抗議簽訂《馬關條約》，請求變法，梁啟超也參與其中；人數，中國文化研究院寫作十八省舉人約三千人，Britannica的康有為條目寫作數百名在京舉人。⁠[4][5][6]

清廷沒有采納這份請願；中國文化研究院寫道，第二天美國駐華外交官Charles Denby得到了一份底稿，此事後來稱為公車上書，雖被拒絕，卻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影響。⁠[3][5]

茅海建在《戊戌變法史事考二集》中考證認為，康有為組織的十八行省公車聯名上書並非都察院拒收，而是康有為根本沒有去遞送，這次活動中途流產；康有為在自編年譜《我史》中寫有一千二百餘人列名、四月八日投遞時都察院以和約已經用寶無法挽回為由不收，茅海建認為《我史》關於公車上書的記錄多處有誤，很不可靠。他統計同一時期舉人們單獨的上書達31次、1555人次，並主張區分兩個概念：一是政治高層策動、京官組織、各省舉人參與的廣義公車上書，二是康有為組織而沒有遞交的聯省公車上書。⁠[7]

茅海建還介紹了前人的看法：黃彰健認定當時並沒有阻撓上書的行動；姜鳴指出當時反對和約的主要是官員，舉人們的上書也沒有受到阻礙。⁠[7]

中國文化研究院的介紹寫道，光緒帝（1875—1908年在位）對國家所受的屈辱有較深的認識；在師傅翁同龢翁同龢翁同龢（1830—1904年）是清朝後期的官員、書法家和日記作者，同治帝和光緒帝兩代皇帝的師傅，曾任戶部尚書、軍機大臣和協辦大學士。1898年百日維新開始後不久他被罷官，戊戌政變後又被革職；他記了近半個世紀的日記被稱為晚清四大日記之一。點擊查看完整詞條（1830—1904年）等朝臣協助下，他在1895年7月下令各地方官在一個月內提出改革建議。⁠[1]

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北京發起強學會，成立時間Britannica的中國史條目寫作1895年8月，中國文化研究院寫作1895年11月；《清代名人傳略》寫道，康有為1895年在北京和上海組織強學會，梁啟超任該會的主要書記。⁠[4][5][8]

中國文化研究院稱強學會是維新派建立的第一個政治團體，逐漸把變法帶入公共討論；Britannica的康有為條目稱它是中國近代政黨的雛形，並寫道學會在1896年被查禁。1896年1月12日，康有為在上海發行了強學會上海分會的機關報《強學報》的創刊號。⁠[5][6]

Britannica的中國史條目寫道，強學會不久被封閉，但湖南、廣東、福建、四川等省成立了許多學會。⁠[4]

1896年8月9日，《時務報》創刊，由汪康年主持；中國文化研究院稱它是戊戌變法時期最有影響的報紙之一。⁠[5]

中國文化研究院寫道，甲午戰爭後湖南興起變法風氣，主要得力於1895年就任湖南巡撫的陳寶箴；Britannica的中國史條目稱，各地的變法運動中以湖南最為活躍。⁠[5][4]

《清代名人傳略》寫道，1897年譚嗣同譚嗣同譚嗣同（1865—1898年）是清末思想家和維新派人物，湖南瀏陽人，著有《仁學》。1897—1898年他在湖南參與推行新政，1898年百日維新期間任四品卿銜軍機章京；戊戌政變後他拒絕出走，被捕處死，為戊戌六君子之一。點擊查看完整詞條被召回湖南，協助陳寶箴推行新政，陳寶箴希望使湖南成為華南現代化施政的起點；湖南由此引進輪船，警察制度走向現代，工業得到發展，鐵路也開始籌劃。1897年4月22日創刊的湖南第一份報紙《湘學新報》由譚嗣同編輯，他同時擔任南學會會長，常在學會主辦的集會上演講。⁠[8]

1897年，湖南開辦新式學堂時務學堂，這是陳寶箴規劃的舉措之一，由黃遵憲黃遵憲黃遵憲（1848—1905年）是清末詩人、外交家和維新人士，先後任駐日本使館參贊、駐舊金山總領事、駐英國使館參贊和駐新加坡總領事，著有《日本國誌》《日本雜事詩》，詩集《人境廬詩草》倡導以口語和新事物入詩，被視為“詩界革命”的代表人物；1897—1898年他在湖南參與推行新政，戊戌政變後被罷職還鄉。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和熊希齡負責籌辦，熊希齡、梁啟超、李維格被委任主持學堂；《清代名人傳略》寫道，學堂設在長沙，梁啟超受邀任總教習。⁠[5][8]

Britannica的中國史條目寫道，1896年以後湖南創辦報刊和學校以開啟民智，但康有為激進的變法思想引起強烈反對，湖南的維新運動在1898年5月底瓦解。⁠[4]

1888年至1898年，康有為先後七次上書陳述變法的迫切；1898年1月的一份最受關注，主張國家要生存就必須變革政體、除舊佈新，並提出十餘項政治舉措，後來成為百日維新的框架。Britannica的變法條目寫道，同月他與一批朝廷高官會面。⁠[5][3]

中國文化研究院寫道，康有為得到光緒帝師傅翁同龢的支持，翁同龢把這份《應詔統籌全局折》呈給光緒帝，並先後代呈了康有為的七份上書；康有為還向光緒帝進呈了《日本變政考》。⁠[9]

Britannica的康有為條目寫道，1898年列強有瓜分之勢，康有為和追隨者提議與英國、日本結盟以遏制俄國，堅持只有制度改革才能救國；他主張廣開言路、召開議會，甚至接受人民主權與分權。⁠[6]

馮天瑜寫道，張之洞張之洞張之洞（1837—1909年）是清朝後期的官員、學者和教育家，洋務運動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歷任山西巡撫、兩廣總督和湖廣總督，在湖北興辦鋼鐵、軍工、紡織企業和新式學堂，1898年著《勸學篇》，晚年入京任軍機大臣和大學士。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看清朝廷的實權掌握在反對變法的後黨手中，為預先自保，於1898年4月寫成《勸學篇》；全書二十四篇、四萬餘字，內篇務本以正人心，外篇務通以開風氣，主張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10]

此書由張之洞的門生黃紹箕進呈；7月25日，光緒帝詳加披覽後下令廣為刊佈。馮天瑜認為，此書意在兩線作戰，一面批評守舊派不知通，一面批評維新派不知本，正是這種雙重色彩使它在戊戌年間受到帝后交相嘉許，十日之間三易版本，中體西用也由此成為流行語；嚴復嚴復嚴復（1854—1921年）是清末民初的翻譯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先後就學於福州船政學堂和英國格林尼治的皇家海軍學院，長期在天津北洋水師學堂任職；他翻譯Thomas Henry Huxley、Adam Smith、John Stuart Mill等人的著作，以《天演論》影響最大，並提出“信、達、雅”的翻譯標準。1912年他出任北京大學首任校長，1915年列名籌安會。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等人則批評它體用兩橛，理論混亂。⁠[10]

1898年4月12日，康有為在北京創立保國會，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宗旨，為變法爭取支持；中國文化研究院稱它是百日維新時期的重要政治組織。⁠[5][4][6]

張弛寫道，梁啟超再次進京，在保國會上演說，又聯合一百多名舉人上書請廢科舉。⁠[11]

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佈《明定國是詔》，宣佈變法，詔書刊登在當時的《京報》上。⁠[12][9][13]

Britannica的光緒帝條目寫道，1898年27歲的光緒帝第一次試圖自己做主，他召集一批思想進步的官員，頒佈一系列改革詔令，守舊官員極為憤怒；Britannica的中國史條目則寫道，皇帝從6月11日起接連頒佈激進且大概準備倉促的改革詔令。⁠[14][4]

茅海建寫道，四月二十五日（6月13日），即明定國是詔下達兩天後，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上《國是大定密保人才折》，保舉康有為、黃遵憲、譚嗣同、張元濟、梁啟超五人，其評語是他所見這一時期保折中最高的；《清代名人傳略》則把徐致靖保舉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黃遵憲等人的奏摺繫於6月11日。⁠[15][8]

茅海建統計，戊戌變法期間被保舉者超過一百人，光緒帝幾乎全部下令召見，到政變發生前共召見26人。⁠[15]

《清代名人傳略》寫道，翁同龢的帝師職務已在1896年奉慈禧太后之命終止，但他作為大臣仍能見到皇帝，1898年幫助光緒帝確定了變法方針；6月15日的上諭指責他辦事不力、在皇帝面前使氣，以這些含糊的罪名令他開缺回原籍。該書認為這道上諭無疑出自慈禧太后之手，皇帝無力撤回。⁠[16]

中國文化研究院同樣寫他是被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後黨罷免；馮天瑜引梁啟超《戊戌政變記》的記述，稱光緒帝見到這道詔書戰慄變色，翁同龢一去，皇帝便失去了股肱。Luke S. K. Kwong和Young-tsu Wong則在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的通信中都認為，罷免翁同龢的是光緒帝而不是慈禧太后，Wong還認為康有為是翁同龢突然去職的主要因素。⁠[9][10][17]

同一天，即百日維新開始後的第四天，慈禧太后任命親信榮祿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18]

康有為官職不高，按宮廷慣例不能直接面見皇帝；1898年6月16日，光緒帝在仁壽殿召見了他。《清代名人傳略》寫道，此後譚嗣同、梁啟超等人被從湖南召入北京。⁠[9][3][8]

Britannica的變法條目寫道，此後一直主張溫和改革的官員被推到了幕後。⁠[3]

中國文化研究院列舉的新政措施和主張包括：政治上裁併職能分散或重疊的衙門、裁撤閒職、取消報刊審查，康有為並主張仿照日本建立君主立憲；軍事上裁撤綠營等冗兵；經濟上設立路礦總局；文教上廢除科舉考試中的八股文，把各地書院改為新式學堂，設立各地中小型學堂和譯書局，准許民間自由辦報和組織學會。⁠[9][12]

Britannica的變法條目寫道，光緒帝共頒佈四十多道詔令：下令廢除以儒家經典為本的舊科舉，建立全國性的新式學校體系，提倡並採用西方的工業、醫學、科學、商業和專利制度，整頓政府行政，修改法律，改革軍隊，打擊腐敗；Britannica的康有為條目所列的措施另有推行地方自治。⁠[3][6]

中國文化研究院的另一篇介紹寫道，變法期間康有為作為主要策劃者向光緒帝上了36份奏摺，光緒帝頒佈了111道詔令，並決定裁撤無用的衙門、裁汰冗員。康有為在1898年究竟上了多少奏摺，學者看法不同：Young-tsu Wong認為他遞上的奏摺、條陳和筆記不少於70件，並指出湯志鈞1981年編的選集已收入他1898年的50份奏摺；Luke S. K. Kwong批評Wong把凡有一點可能出自康有為之手的奏摺都算在他名下。⁠[1][17]

京師大學堂在百日維新期間設立，由第一任管學大臣孫家鼐負責管理；宋君瑋寫道，清廷把沙灘後街閒置多年的和碩和嘉公主府撥給大學堂作為校舍。⁠[9][19][20]

張弛寫道，梁啟超在7月3日被召見後，被賞給六品銜，辦理譯書局事務。⁠[11]

茅海建寫道，六月十五日（7月23日），光緒帝頒旨：部院司員有條陳的，由各堂官代奏；士民上書言事的，到都察院呈遞。他依據軍機處《隨手檔》等檔冊統計，變法期間司員士民（包括中下級地方官）共有457人次遞交了至少567件上書，並由此認為戊戌變法並沒有深厚的思想基礎。⁠[21]

1898年8月，譚嗣同的好友、老同學、變法的熱心支持者唐才常在信中寫道，康有為和梁啟超正受到全國的攻擊。⁠[9]

茅海建寫道，七月十六日（9月1日），禮部把王照的兩件上書連同禮部彈劾王照的奏摺一併呈上，光緒帝大怒，當天下達嚴旨；七月十九日，光緒帝以硃諭將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騤，左侍郎堃岫，署左侍郎徐會灃，右侍郎溥頲，署右侍郎曾廣漢一律革職。⁠[21]

1898年9月5日，光緒帝授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四人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預新政事宜，加緊推行變法。⁠[8][13][15]

茅海建考出四人的保舉人：楊銳、劉光第由湖南巡撫陳寶箴保舉，林旭由少詹事王錫蕃保舉，譚嗣同由倉場侍郎李端棻保舉。⁠[15]

《清代名人傳略》記楊銳生於1857年、劉光第生於1859年、林旭生於1875年。聞道寫道，楊銳在1889年考授內閣中書，留京供職；劉光第是四川富順人，原籍福建武平縣，做了十年刑部主事而沒有補得實缺；林旭是福建侯官人，出身官僚世家。⁠[8][22]

瀧井一博寫道，伊藤博文9月11日抵達天津，14日到達北京；9月18日，康有為到日本公使官邸懇請他說服慈禧太后支持變法；9月20日，伊藤博文覲見光緒帝，光緒帝讓他坐在自己身旁，以示破格禮遇。馬勇寫道，康有為與伊藤博文談了三個小時，但伊藤博文最終沒有見到慈禧太后，他的承諾並沒有發揮作用。⁠[23][24]

《清代名人傳略》寫道，慈禧太后決意迫使光緒帝退位，以消除維新勢力的威脅；9月14日，光緒帝給康有為和四位軍機章京送去一封密信。⁠[8]

茅海建寫道，八月初三日（9月18日），軍機處給慈禧太后的奏片中出現了政治權力的異常；同日的楊崇伊奏摺懇請慈禧太后即日訓政、召見大臣。⁠[25]

馬勇寫道，9月18日夜，新任軍機章京譚嗣同獨自前往王府井大街北頭報房衚衕的法華寺，拜訪住在那裡的袁世凱Yuan ShikaiYuan Shikai（袁世凱，1859—1916年）是清末的軍事將領和改革派大臣，1912年至1916年任中華民國首任大總統。他在天津小站編練的新式陸軍後來發展為北洋軍；1915年至1916年他宣佈改行帝制、自任皇帝，1916年3月取消帝制，同年6月6日去世。點擊查看完整詞條；譚嗣同要袁世凱辦兩件事：誅殺榮祿，包圍頤和園，他寫的紙條上有派一半兵力包圍頤和園、一半守衛宮廷，大事便可確定的話。袁世凱當時在天津小站練兵。《清代名人傳略》則把這次會面寫在17日午夜。⁠[24][18][8]

中國文化研究院寫道，9月19日慈禧太后突然離開頤和園回到紫禁城；茅海建寫她八月初四日回到西苑，回西苑的決定在初三日晚已經做出。⁠[18][25]

張弛寫道，9月20日康有為離開北京，次日從天津乘船前往上海。⁠[11]

1898年9月21日（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重新訓政，把光緒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臺，下令逮捕維新人士，新政隨之終止。⁠[12][18][13][4][25]

Britannica的光緒帝條目寫道，慈禧太后在最高軍事統帥榮祿的協助下回到京城，把皇帝禁閉在宮中，並散佈他病重的消息；外國列強表示不會坐視皇帝死去或被廢，保住了他的性命，但此後他再無實權。⁠[14]

馬勇寫道，這天一早，榮祿來到已迴天津的袁世凱處詳談，袁世凱比較如實地講述了譚嗣同夜訪的經過；當天傍晚，北京傳來慈禧太后重新訓政、緝拿康有為和康廣仁兄弟的電報。⁠[24]

張弛寫道，政變發生時梁啟超正在瀏陽會館譚嗣同處，兩人隨後前往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的住處，商量保護和營救光緒帝的辦法，並在那裡遇到甲午戰爭後回國參與維新的容閎容閎容閎（1828—1912年）是清末的教育家和外交官，1854年畢業於Yale University，被稱為第一位從美國大學畢業的中國學生。他倡議並主持了1872—1881年清政府選派120名幼童赴美留學的出洋肄業局（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曾任清朝駐美國、西班牙、秘魯副使，晚年著有英文回憶錄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1909年）。點擊查看完整詞條；梁啟超又到日本使館，參贊林權助正與伊藤博文交談，他請求日方出面營救光緒帝、救助康有為。譚嗣同拒絕出走，告訴勸他的人：中國還沒有聽說有人因變法而流血，這是國家不昌盛的原因，“有之，請自嗣同始”；21日晚，勸說無果的梁啟超與他訣別，獨自回到日本使館。《清代名人傳略》寫道，譚嗣同謝絕了日本友人請他避往日本的勸告，平靜等候被捕，其間曾試圖藉助職業拳師營救皇帝，沒有成功。⁠[11][8]

容閎在回憶錄中寫道，他前一年在北京常與康有為及其弟子梁啟超見面，他的寓所成了1898年主要維新人士的聚會之所。⁠[26]

譚嗣同等人被捕的日期有不同說法：《清代名人傳略》寫譚嗣同9月25日被捕；茅海建引馬忠文的研究，寫譚嗣同等人在八月初八日被捕，林旭在初九日被捕；黃彰健則認為譚嗣同等人在初九日黎明被捕。⁠[8][25]

瀧井一博寫道，9月25日，日本駐清臨時代理公使林權助的官邸舉行歡迎伊藤博文的宴會，席間英國公使的隨員帶來次日要處決張蔭桓的消息；伊藤博文在信中寫到，他曾請李鴻章李鴻章李鴻章（1823—1901年）是清朝末期的政治人物、軍事統帥和外交官，淮軍的創建者和統帥，洋務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之一。他從1870年起長期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主持興辦輪船招商局、開平煤礦、鐵路、電報和北洋海軍等近代事業，並代表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等條約，生前身後的評價分歧很大。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務必盡力幫助張蔭桓。張蔭桓最終沒有被處死，而是被流放新疆。伊藤博文在29日離開北京。⁠[23]

1898年9月28日，譚嗣同、康廣仁、林旭、楊深秀、楊銳、劉光第六人在北京菜市口被斬首，史稱戊戌六君子。張弛寫道，清廷因擔心外國干涉，沒有經過司法審判就處決了他們；馬勇在2018年的訪談中表示，至今沒有人見過審判六君子的記錄。⁠[13][18][8][11][27]

康廣仁是康有為的弟弟；中國文化研究院引他評論變法失敗的話，大意是皇帝沒有實權，變法怎麼可能成功。楊深秀是山西聞喜縣人，1889年中進士，授刑部主事，1897年授山東道監察御史。⁠[18][22]

馬勇在同一訪談中認為，想殺六君子的不只是慈禧太后，光緒帝大概也希望早點把他們殺掉。⁠[27]

《清代名人傳略》寫道，康有為經天津逃到香港，梁啟超逃往日本；中國文化研究院寫道，康、梁在英國和日本的幫助下出逃，日本人宮崎滔天在政變後專程到香港護送康有為前往日本；Britannica的康有為條目寫道，兩人都逃到了日本，康有為未能說服日本和英國政府出面為光緒帝干預。⁠[8][18][19][6]

容閎寫道，他因收留維新人士而受牽連，又對他們深表同情，只得逃出北京保命，住進上海的外國租界，在那裡組織了Deliberative Association of China，被推選為首任會長。⁠[26]

Britannica的變法條目寫道，政變後科舉舊制恢復，本來就大多沒有實行的改革詔令大部分被廢除，開辦新式學堂等一些溫和的改革措施得以保留；新華社2018年的文章寫道，除京師大學堂外，其餘新政措施全被取消。⁠[3][13]

京師大學堂在戊戌政變中倖存下來，後來改名北京大學；宋君瑋稱它是維新變法僅存的碩果。⁠[19][20]

《清代名人傳略》寫道，陳寶箴、徐致靖等維新支持者被革職或下獄；1898年12月4日，翁同龢因曾向皇帝推薦康有為被參劾，被革去全部官職，交地方官在家中看管。⁠[8][16]

中國文化研究院寫道，在中外都受尊重的兩江總督劉坤一就廢黜光緒帝一事向慈禧太后進言，稱民心不安、強鄰環伺，慈禧太后因而放棄了廢帝的打算。⁠[18]

1899年，康有為、梁啟超在加拿大成立保救大清皇帝會（保皇會），由康有為領導，得到當地部分華僑支持，主要目標是解救光緒帝、推動立憲；Britannica的康有為條目稱之為China Reform Association（中國維新會），俗稱Save the Emperor Association，1907年改名憲政黨。⁠[18][6]

唐才常組織自立軍，謀求推翻清朝政府，起事失敗後，他和另外11人被處死；中國文化研究院的另一篇介紹把這次起事的失敗繫於1900年。⁠[18][19]

《清代名人傳略》寫道，政變後掌權的守舊派的政策最終釀成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中國文化研究院寫道，1900年八國聯軍進入北京，慈禧太后出走前命太監把光緒帝寵愛的珍妃推入井中處死。⁠[8][18]

Britannica的中國史條目寫道，義和團事件的最後議定書在1901年9月簽訂；此後慈禧太后宣稱自己是受守舊派矇蔽才開戰，朝廷既不排外也不反對改革，將推行改革，該條目認為鑑於朝廷曾鎮壓1898年的變法運動，這一表態看起來令人難以置信。她隨後勉強頒佈一系列改革，包括廢除科舉、開辦新式學校和派遣留學生；這些措施沒能挽回皇室的威望，反而激起更多反滿情緒，推高了革命浪潮。⁠[4]

中國文化研究院認為戊戌變法可以看作1901年清末新政的先聲：從1898年起清軍士兵開始組織自己的學會；但變法的失敗也助長了反清革命力量的興起。⁠[19]

1908年11月15日慈禧太后去世，此前一天，一向健康的光緒帝被宣佈去世，終年37歲；人們從一開始就普遍相信他是被毒死的。2008年，中國研究人員和警方經過五年研究發佈報告，確認光緒帝是被人蓄意用砒霜毒死的；中國文化研究院寫道，這一結論在戊戌政變110年後才得出。⁠[14][18]

中國文化研究院和新華社2018年的文章把變法從6月11日算到9月21日政變，共103天；Britannica的變法條目把起止日期寫作1898年6月11日至9月16日；Britannica的中國史條目寫作從6月11日起持續約一百天，到9月20日為止。中國文化研究院寫道，變法在1898年6—9月達到高潮，歷時103天，因此稱為百日維新。⁠[12][13][3][4][1]

中國文化研究院的介紹列舉的維新人士，有曾留學英國的嚴復（1854—1921年）、做過買辦從事對外貿易的鄭觀應（1842—1921年），以及康有為（1858—1927年）和梁啟超（1873—1929年），康、梁逐漸成為維新運動的領袖；另一篇介紹寫道，康有為和他的學生梁啟超是百日維新的主要倡導者和領導者，兩人並稱康梁。⁠[1][5]

中國文化研究院寫道，維新派請求袁世凱協助誅殺榮祿、軟禁慈禧太后，袁世凱卻把計劃洩露給榮祿，榮祿又全部告訴了慈禧太后，並稱維新派把計劃託付給袁世凱是幼稚的；《清代名人傳略》寫道，有說法稱袁世凱起初應允，後來把整個計劃透露給榮祿，榮祿再告知慈禧太后。⁠[18][8]

馬勇2012年寫道，流行的看法把六君子的遇害都歸因於袁世凱的叛變，但這些只是傳言，不是歷史；他認為所謂袁世凱告密引發戊戌政變的指控很難成立。⁠[24]

郭衛東2002年在《清史研究》發表的論文，既不同意袁世凱八月初五日（9月20日）迴天津後告密、引發次日政變的舊說，也不接受告密沒有引發政變、只導致六君子被害的新解；他認為袁世凱確實告了密，但時間是在見到譚嗣同後的初四日（9月19日），告密是慈禧太后提前回宮發動政變的最直接原因。⁠[28]

茅海建介紹，黃彰健1970年出版的《戊戌變法史研究》收有《論戊戌政變的爆發非由袁世凱告密》一文，認為袁世凱告密的消息在初七日由楊崇伊轉到北京，慈禧太后初八日才得知。茅海建認為，政變雖然不是因袁世凱告密而發生，但告密的消息傳到北京，大大加劇了政變的激烈程度，慈禧太后由此有了圍園劫後之說，光緒帝則不認可這一說法；他還認為，戊戌政變是由許多相關事件組成的一個過程，八月初三日慈禧太后限制新任軍機章京的籤擬權力，並不是政變發生之日。⁠[25]

Young-tsu Wong在1992年8月的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發表Revisionism Reconsidered: Kang Youwei and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重新檢討修正派對康有為在1898年變法中作用的研究；Luke S. K. Kwong來信商榷，認為康有為一直處在皇權結構的邊緣，Wong把他的看法概括為與其說是推動者不如說是旁觀者。Wong在答覆中認為康有為在1898年的變法中起了核心作用，但不是總設計者，他的影響可比商鞅、王安石，只是沒有他們那樣的官方地位。⁠[17]

兩人對1898年是否有動用武力的密謀也看法不同：Kwong認為梁啟超1908年一封信中的說法含糊到模稜兩可，Wong認為信中的話非常清楚；對畢永年在政變幾個月後寫成的記述，Kwong質疑其來源和動機，主張先徹底分析再採信。⁠[17]

茅海建認為，若沒有康有為及其黨人，就不可能有戊戌變法；他們是造就形勢的人，儘管最後也不可能左右形勢。⁠[15]

Britannica的變法條目認為，百日維新的失敗標誌著中國帝制政權最後一次嘗試激進變革；Britannica的中國史條目認為，變法運動沒有產生實際成果，守舊派得知維新派要除掉慈禧太后的密謀後作出激烈反應，失敗的直接原因在於光緒帝與慈禧太后之間的權力鬥爭。⁠[3][4]

中國文化研究院的一篇介紹認為，變法的內容順應時代，但皇帝和維新派急於一夜之間使國家現代化、富強起來，政策嚴重觸犯了掌握實權的朝臣的利益，他們敷衍了事，決議很少得到執行；失敗難以歸咎於一兩個人，慈禧太后等守舊派代表了傳統文化中陳舊的一面，維新派的天真實際上促成了政變，變法的失敗使國家錯過了實現現代化的重要機會。⁠[1]

中國文化研究院的其他介紹寫道，變法以悲劇收場，卻引入了有利於清末新政的新思想，因此對中國早期近代史的影響是正面的；變法出於挽救國家免遭瓜分的愛國熱忱，並啟發了後來的幾代人。它還把戊戌變法與1860—1894年的洋務運動相比，認為前者試圖效法日本明治維新，進行全面的政治改革。⁠[12][19][9]

茅海建在閱讀張之洞檔案後認為，戊戌變法是體制內的改革，必須得到體制內主要政治派系的參加或支持才可能成功，而張之洞集團以及當時的主要政治人物對康有為、梁啟超持排斥乃至敵對的態度。馬勇在2018年的訪談中認為，真正理想的狀態應該是溫和而堅定的改革，但歷史往往會走向極端。⁠[29][27]

中國文化研究院介紹，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以親歷者身份記述了變法的緣起、經過、結果和失誤。⁠[18]

茅海建從1998年戊戌變法一百週年時開始研究這段歷史，先後出版《戊戌變法史事考》（2005年，再版時改名《戊戌變法史事考初集》）、《戊戌變法史事考二集》（2011年）和《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2014年）；他認為康有為親筆所寫的回憶錄《我史》是繞不過去的關鍵史料，用了整整五年為它作注、鑑別真偽，並看到了收藏在中國國家博物館的手稿。⁠[30]

茅海建所讀的張之洞檔案藏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共492函，內有兩千餘冊和數以千計的散頁，主體在20世紀50年代由張之洞的曾孫張遵騮捐贈給近代史研究所。⁠[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