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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

张元济(1867—1959年),清末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曾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章京,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戊戌维新)是清朝光绪帝在1898年(农历戊戌年)推行的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与社会改革,由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推动,历时约百日,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维新人士或被处死或流亡海外而告终。点击查看完整词条期间受光绪帝光绪帝光绪帝(1871—1908年),名载湉,清朝皇帝,1875年至1908年在位,年号光绪。他是醇亲王奕譞的儿子、慈禧太后的外甥,同治帝去世后由慈禧太后选立为帝;1898年他颁布《明定国是诏》,推行戊戌变法,变法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失败,他被囚禁在中南海瀛台,1908年去世。2008年公布的研究报告认为他死于砒霜中毒。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召见,政变后被革职;此后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二十世纪初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和董事长,主持编印新式教科书和《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古籍丛书,晚年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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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条资料

出生于广东

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祖籍浙江海盐,出生在广东,按农历是清同治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另一说他生于1868年,字一作小斋。⁠[1][2][3]

海盐张氏是文化世家,祖上建有涉园藏书,江浙一带的学者曾到那里借书校勘;他的九世祖张惟赤(号螺浮公)做京官时的奏议编为《入告编》。⁠[4]

他到十四岁才随母亲回到海盐老家,父亲则病逝在广东任上。⁠[1]

考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他十七岁应县试,二十二岁到省城杭州参加乡试;光绪十八年(1892年)春到北京参加壬辰科会试,考中进士,时年二十五岁。殿试在保和殿举行,他以二甲第二十四名成为新科进士。同科考中进士的还有同样来自浙江的蔡元培,两人的交往从此开始,持续了近半个世纪。⁠[1]

他被授为翰林院庶吉士,后任刑部主事。他的孙女张珑写道,祖父中进士、授庶吉士,从此走上当时最为理想的仕途。⁠[5][1][6]

组织健社,任总理衙门章京并创办通艺学堂

维新运动期间,他和同人在健社的基础上发起通艺学堂,在北京传授新学,他出力最多;学堂在总理衙门备案,招收的学生主要是年轻官员和官员子弟。后来他把通艺学堂的全部校产造册移交给京师大学堂。⁠[2][1][4]

开始学习英文

二十九岁的他开始学习英文。⁠[1]

受徐致靖保荐,与康有为同日受光绪帝召见

戊戌变法期间,6月13日(农历四月二十五日),侍读学士徐致靖上折,密保康有为康有为康有为(1858—1927年)是清末民初的学者、政治改革者和书法家,1898年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主要推动者。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海外十余年,创立保皇会,主张君主立宪,晚年倡导定孔教为国教,著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点击查看完整词条、黄遵宪、谭嗣同谭嗣同谭嗣同(1865—1898年)是清末思想家和维新派人物,湖南浏阳人,著有《仁学》。1897—1898年他在湖南参与推行新政,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任四品卿衔军机章京;戊戌政变后他拒绝出走,被捕处死,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张元济、梁启超梁启超梁启超(1873—1929年)是清末民初的思想家、政治人物、报人和学者,康有为的弟子,1898年戊戌变法的参与者;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14年,主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1912年回国后参与创建进步党,先后出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和财政总长,并在1915—1916年反对袁世凯称帝。1917年底退出政界后,他专事著述和讲学,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和北京图书馆馆长,著作汇为《饮冰室合集》。点击查看完整词条为“维新救时之才”,请光绪帝特旨破格委任;光绪帝想当天召见,翁同龢翁同龢翁同龢(1830—1904年)是清朝后期的官员、书法家和日记作者,同治帝和光绪帝两代皇帝的师傅,曾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和协办大学士。1898年百日维新开始后不久他被罢官,戊戌政变后又被革职;他记了近半个世纪的日记被称为晚清四大日记之一。点击查看完整词条不赞成,主张“宜稍缓”。光绪帝命康有为、张元济预备召见,黄遵宪、谭嗣同送部引见,梁启超由总理衙门察看具奏;6月14日,光绪帝命康有为和张元济准备在两天后觐见。⁠[7][1][3]

6月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这是康有为唯一一次面见光绪帝;徐致靖保荐的人中,康有为和张元济最先被召见。张元济在1930年写给友人的便条中说,他与康有为同日被召见,康有为先进去,只过了十几分钟就出来了。康有为自称召见长达两个半小时;有研究者认为张元济所说的十几分钟不可信。光绪帝向张元济询问了通艺学堂的情况。⁠[8][1]

召见后,他在谢恩奏折中用近七千字陈述了五条总纲、四十条细目的建议;在这份长篇奏折中,他为民族实业家和商人的权利辩护,并指出在与西方的贸易竞争中,民族企业应被看作国力的基石而大力保护。1949年他在北京时说起,五十年前曾在勤政殿见到光绪帝,戊戌政变时所谓的新党人物都已作古。⁠[1][9][10]

戊戌政变后被革职永不叙用

政变发生后,康有为、梁启超出逃,张元济作为变革派的成员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离开北京南下上海。⁠[1][11]

9月21日,他在给汪康年的信中斥康有为为小人,同时仍认为康有为有开风气之功;同年他在另一封私信中说,当局先到张荫桓家搜捕康有为,十分怪异。有研究者据此认为,他在1898年虽批评康有为,仍把康有为看作变法的核心人物。⁠[8]

任南洋公学译书院总校兼代办院事

南洋公学创办于1896年,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在他主持下,几年之间译书院的方向从兵书转向以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科学书籍为主,出版了一系列在近代思想史上影响很大的书。⁠[11]

1903年1月离开南洋公学后的半个世纪里,他多次参加学校的庆典活动,参与校友会工作,为学校建设发起募捐,20世纪40年代末关心和支持交大学生的爱国运动;他九十华诞时,好几位年届耄耋的交大人士为他挥毫赋诗。⁠[11]

出版严复译《原富》,代理南洋公学总理,投资商务印书馆

他本想请严复到南洋公学译书院任总校,没有成功;这一年,严复把译著《原富》交给南洋公学出版。《原富》译自亚当·斯密Adam Smith亚当·斯密是苏格兰道德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他在格拉斯哥讲授伦理学,研究人如何评判自己和他人的行为。1759年的《道德情操论》和1776年的《国富论》分别讨论道德判断的形成,以及劳动分工、贸易和制度如何影响社会财富。他晚年在爱丁堡任苏格兰海关专员。点击查看完整词条的经济学经典,是译书院出版的书中影响最大的一部;南洋公学为这部译稿付给严复2000元稿酬,并给20%的版税。⁠[1][11]

他接任南洋公学代总理,在译书院之外兼管教学,几个月后因人事不和辞职。代理期间他创立特班,请蔡元培任教习,以西学为主,规定学生“西课余暇当博览中西政事诸书,以为学优则仕之地”;从南洋公学走出的人物有黄炎培、李叔同、邵力子、谢无量等。⁠[1][4]

同年秋天,他投资并加入上海的一家小印刷厂——商务印书馆。他还与蔡元培等人筹办《外交报》。⁠[1][2][4]

《外交报》创刊

《外交报》正式出刊。⁠[4]

进入商务印书馆,主持编译所

他正式进入商务印书馆的时间有两说:一说1902年;一说1903年1月(光绪二十九年正月),这时他辞去南洋公学的职务,到商务印书馆创立编译所。⁠[13][14][5][11]

商务印书馆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第一任总经理夏瑞芳正式邀请他主持编译所,两人相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他与工人出身的印刷所老板夏瑞芳(1871—1914年)长期紧密合作。他的加入带动蔡元培、高梦旦、蒋维乔、庄俞、杜亚泉、邝富灼等兼通新学旧学的知识分子相继进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辑。⁠[2][9]

1903年,他代表商务印书馆与严复就译著《社会通诠》签订出版合同,这被视为中国出版史上第一份现代意义的出版合同。此后他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主持商务印书馆五十余年,参与、主持和督导商务的工作近60年;他为商务印书馆提出“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宗旨。⁠[2][5][13][15]

《最新国文教科书》三日售罄

癸卯学制正式颁布实施后,商务印书馆随即出版由庄俞、蒋维乔等编纂,高凤谦、张元济等校订的《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发行三天即售罄。此后商务印书馆分级分科编写“最新教科书”,共16种78册;十余年间扩展到375种801册,占全国教科书市场的一半。另一说他在1902年主持编译所后推出《最新国文教科书》,开创了中国现代教科书体系。⁠[2][9]

8月14日,他在给汪康年的信中写道:“弟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平心思之,视浮沉郎署,终日作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4]

商务印书馆在这一年创办《东方杂志》,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历时近46年才停刊。商务印书馆的图书馆也在这一年初设于编译所,它以专藏善本古籍和地方志著称。⁠[1][2][16]

为版权律草案撰写修改意见

清政府商部拟订版权律和出版条例草案,他参与版权立法工作,为草案撰写修改意见书。⁠[2]

商务印书馆成为股份有限公司

他使商务印书馆成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在新设立的商部注册。⁠[9]

编译所资料室定名涵芬楼

他主持编译所后着手筹建编译所的资料室;随着藏书增加,资料室在这一年正式定名为涵芬楼,取善本书香、知识芬芳之意。⁠[16][2]

他在自家门前设摊“求买旧书”,每到一地出差,总先走访书肆,搜购元明刻本。涵芬楼创设之初,他在给缪荃孙的信中说,自己“拟劝商务印书馆拨款数万金收购古书,以为将来私立图书馆张本”;他还认为“地方志虽不在善本之列,然其间珍贵之记述,恐有比善本犹重者”。商务印书馆编辑曹冰严记述,1918年到1936年间涵芬楼所藏善本古籍和全国地方志,多数是他亲手征集的,值得重视的刻本他都仔细翻阅鉴别,查核存目,批示价格。到1931年,涵芬楼藏地方志达2600余种、25800余册。⁠[16]

20世纪的头十年,他曾两次试图参观皕宋楼的藏书,都被以种种理由拒绝。⁠[4]

赴欧美考察

刊印《海盐张氏涉园丛刻》

他把很早就设法借得的九世祖张惟赤奏议《入告编》收入《海盐张氏涉园丛刻》。同年他到北京访书,一个月内先后购得《六朝政事纪年》《蜀鉴》《脾胃论》等元明刻本。⁠[4][16]

记商务印书馆馆务日记

他现存的馆务日记起于1912年、止于1926年,共35本,每本60页;1916年的日记记有录用沈德鸿的细节,沈德鸿即后来的作家茅盾。他坚持领导者、高级职员的子女和至亲不应进入商务印书馆任职,在日记中写道:“满清之亡,亡于亲贵;公司之衰,亦必由于亲贵。”⁠[12][9][2]

《四部丛刊》开始出版

有感于书籍难求、国学衰微,他主持影印《四部丛刊》,奉行“书贵初刻”的原则,亲赴日本寻访古籍,并为这套丛书亲自撰写校勘记42篇、跋文109篇。1919年至1923年,《四部丛刊》共出版323种8548卷2100册;1934年和1936年又相继出版续编和三编,共145种1000册。1926年9月12日,他在给蒋维乔的信中讨论《四部丛刊》与《四部备要》的不同。⁠[2][12]

他在这一年开始全力支持新文化运动。⁠[9]

请杨端六改革会计制度

发起续辑《槜李文系》

为保存嘉兴文献,他与他人发起续辑《槜李文系》;1924年他为此写信给徐晓霞,谈到稿件。⁠[17]

主持影印《翁文恭公日记》

商务印书馆在他主持下,依据翁同龢的日记手稿影印出版《翁文恭公日记》,线装40册,通称涵版。他是翁同龢的学生,影印时曾与当时收藏日记的翁氏四世孙翁之憙反复商量,出于为尊者讳,有选择地把几处遮去不印;后来重新整理的版本已把这次删改一一复原。1973年台湾商务印书馆据涵版制成缩印本。⁠[18][19]

半退休,涵芬楼扩充为东方图书馆

年满六十的他进入半退休状态,此后把很大精力用于古籍的影印校勘。在他的提议下,商务印书馆把涵芬楼扩充为东方图书馆,对外开放。东方图书馆藏善本古籍7万余册,其中宋元明清善本和孤本3.5万余册,包括存世极少的《永乐大典》25册;后来藏书增至46万余册,规模为当时亚洲之最。⁠[20][2][4]

赴日本访书

他到日本访问静嘉堂文库、宫内省图书寮等藏书机构,借照了40余册宋、元、明刊古籍。⁠[16]

《百衲本二十四史》开始出版

他从1926年起用十年之功完成《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校印,全书在抗战爆发前出齐,至1937年共820册3301卷;每部史书都有他写的跋。有评论认为,这些跋文使他在1948年当选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4][2][20]

奔走出售林纾字画,资助其子女

他与他人奔走,想把已故的林纾所作字画出售,集资作为林家子女的教养费用。⁠[17]

东方图书馆毁于战火

“一·二八”事变中日军进犯淞沪;当天早上8点多,日军飞机轰炸商务印书馆总厂和附属的东方图书馆,东方图书馆的46万册藏书,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35000多册,全部被毁,只有547部善本书幸存;另一说东方图书馆是被日军纵火焚毁的。他写下“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灰”的诗句。痛心之余,他编著小册子《中华民族的人格》,希望告诉国人,只要坚守中华民族的人格,民族精神就在,国家就不会亡。⁠[21][16][2]

他此后陆续把幸存善本著录成《涵芬楼烬余书录》,逐一记录版本行款以及历来藏家的题跋、图记,1951年付印出版。⁠[16]

儿子张树年学成回国

他的儿子张树年在New York UniversityNew York UniversityNew York University(纽约大学)是位于美国纽约市的私立大学,1831年创办,是美国规模最大的私立大学之一。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取得硕士学位后回国,谈到就业时表示不愿进政界和洋商企业;张元济支持儿子的决定,但接着说:“你不能进商务,我的事业不传代。”⁠[2]

与叶景葵创办合众图书馆

鉴于战乱中私人藏书流离,他与叶景葵等人共同创办合众图书馆,并向图书馆提供了大量个人藏品;这批藏书后来经合众图书馆转到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1958年后成为上海图书馆古籍收藏的重要组成部分。⁠[12][4]

上海沦为孤岛期间,他购得翁同龢之父翁心存的日记稿本25册,后来捐给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4]

整理出版《校史随笔》

七十二岁时,他整理出版《校史随笔》,内容是为百衲本所作校勘记《衲史校勘记》中的一小部分。⁠[4]

同年,张树年的一位美国朋友范海碧来到上海,与张家全家一起吃饭。⁠[6]

迁居霞飞路沙发花园24号

七十三岁的他卖掉居住近30年的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40号洋房,举家迁居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285弄)24号;旧居是他耗费半生辛劳建成的,蔡元培、胡适等人常来拜访。他不愿与沪西极司菲尔路76号的汉奸特务机关为邻;他的儿子张树年回忆:“父亲决定售屋,当然家境窘迫是主要因素,但政治和自然环境促使他坚定决心。”经好友、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景葵介绍,他从一位张姓买办手中以每月300元租下这所房子;这片住宅当时叫沙发花园,1950年代改名上方花园,由他题写园名。⁠[22][21]

这所房子共三层,每层有两间朝南的大房间,屋前有小花园。张树年回忆,底层东侧为客厅、西侧为餐室;另一种记述是底层西面为客厅,商务印书馆曾数次在这里开董事会。二楼西侧是张元济的卧室,东侧是侄孙女张祥保的卧室;三楼西间住张树年夫妇,东间是张树年的女儿张珑的卧室。他的卧室里除了几件简朴的家具,就是大堆的书;他曾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好事还是读书”。入住后家中已负担不起小汽车,车库改作堆放杂物之用。每天早上8点,商务印书馆的通讯员汪师傅骑自行车送来一叠文件请董事长审阅,遇有急事就在家中等他批示后带回。⁠[22][21]

当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春天,他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是当选者中年龄最长的,列名人文组中国文学学科,同组还有胡适、余嘉锡、杨树达。教育部再三邀请后,他于9月22日在张树年陪同下到南京出席院士会议。⁠[4][10]

侄孙女张祥保结婚,托胡适代为主持婚礼

张祥保是他长兄张元煦的孙女,自幼丧母,父亲在铁路工作、常年在外,她一直生活在张元济家,与这位堂爷爷十分亲近。她早年曾与翁同龢的后人翁兴庆翁万戈翁万戈(1918—2020年)是旅居美国的收藏家、电影制作人和艺术史学者,晚清重臣翁同龢的后人和翁氏家藏的继承者。他拍摄了数十部介绍中国艺术与文化的教育片和纪录片,曾任华美协进社主席,并把翁氏藏书转让给上海图书馆,把大批翁氏书画捐给波士顿美术馆等中美机构。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即翁万戈)订婚;翁兴庆赴美深造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完全沦于日本之手,两人联系中断,只好解除婚约。张元济关心她的婚事,托胡适代为留意,胡适介绍了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的王岷源。⁠[14][23]

他写信给王岷源,说祥保“自幼丧母,育于我家,先室视如己出,教养成人”。张祥保与王岷源在北平结婚,家人无法前往,他写信托胡适代为主持婚礼。⁠[14]

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8月末,他被列为即将召开的新政协会议代表,起初列出五条难于应召的理由,后经陈叔通和陈云劝说,决定北上;因他年老体弱,中央批准儿子张树年陪同。9月6日他从上海启程,8日下午抵达北京,陈叔通、黄炎培等人到车站迎接,他住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14]

82岁的他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接见,并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期间,他重游故宫,在保和殿前拍照留念,五十七年前他正是在这里参加殿试。1954年李维汉在第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作工作报告时说,旧政协时提张元济作代表,就是因为他参加过戊戌政变。⁠[2][1][10]

张祥保、王岷源夫妇来拜见时,他把一部《横浦文集》送给初次见面的孙女婿,又为他们的孩子取名“烨”,取明亮之意。离京前他再访藏园;10月19日他离京回沪,张祥保夫妇和严景耀、雷洁琼夫妇等人到车站送行。⁠[14]

当选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此后中风

从北京返回上海后,他被选为上海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文化界代表。这一年年底,商务印书馆工会成立,他应邀到宁波同乡会出席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讲,演讲时情绪激动,突然跌倒,随后中风不起。此后他还被选任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10]

把海盐祖宅捐给海盐县立中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海盐县立中学一直租借张家在虎尾浜的祖宅作为校舍,他把这处房屋和土地一并捐赠给学校。⁠[10]

作《别商务印书馆同人》

八十五岁的他写下《别商务印书馆同人》,第一句是“昌明教育生平愿,故向书林努力来”。⁠[20]

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成立,他由毛泽东提名、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自聘请,任首任馆长。1949年后他还继续担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并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92岁时,他被选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小组委员。⁠[24][22][2][4]

在上海病逝

当晚,他在上海病逝,按旧时算法终年九十三岁。自1939年起,他一直住在上方花园,直到去世。⁠[20][2][22]

他去世后不久,挚友陈叔通嘱托顾廷龙纂辑他的遗稿,后来因时代变迁而中断。⁠[5]

家庭

他的儿子张树年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到美国留学,回国后在上海新华银行工作,与社会学家严景耀曾是同事。1980年代,张树年与商务印书馆的陈原、顾廷龙和山东大学的王绍曾等人共同推动整理出版他的书札、日记和诗文;199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由张树年主编,柳和城、张人凤、陈梦熊参与编著的《张元济年谱》,全书七十余万字。⁠[14][5]

他的孙子张人凤1945年深秋与他在沙发花园寓所合影;他曾让小孙子在身边看书,有朋友从甘肃平凉送来土产时,他在地图上找不到平凉,是身旁的小孙子指了出来。抗战结束后新印的地图送来那天,他在灯下把地图铺开,指着台湾给孙子看,说:“台湾也有颜色了,还标注了详细的地名、铁路线。”⁠[21]

遗稿、书信、全集与年谱

他晚年自觉年事已高,不愿以私人文牍贻累后人,吩咐护工把自己的日记、信札等装进麻袋,准备送往废品站,其中包括《馆事日记》和后来编入《上海图书馆藏张元济往来信札》十四巨册的信件;恰巧顾廷龙来访,见状当即拦下,自己雇三轮车把这批史料全部运到合众图书馆保存。⁠[5]

他与版本学者傅增湘讨论古籍版本与校勘的往来书信共622件、约30万字,后整理为《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出版。他在给傅增湘的信中说:“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4][16]

1995年,张人凤应台湾商务印书馆之邀编成《张菊生先生年谱》简本。2011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张人凤、柳和城编著的《张元济年谱长编》(上下卷),一百六十余万字;2026年3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增订版,精装三册,二百零六万字。⁠[5]

他的孙子张人凤收集整理他的文字资料,按体裁分类编成十卷本《张元济全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近800万字,分书信、诗、文、日记和古籍研究五类,被视为中国第一部为出版家编纂出版的全集。2012年4月25日至27日,商务印书馆等单位在海盐召开《张元济全集》出版座谈会暨第四届张元济学术思想研讨会。2024年6月,张人凤与何菲共同主编的《张元济与交通大学史料汇编》出版。⁠[15][11]

纪念

1992年,淮海中路1285弄24号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挂上“张元济故居”的牌子。2017年10月30日,正值他诞辰150周年,上海图书馆的“菊香书林——上海图书馆藏张元济文献精品展”开幕,展品涉及他译书、印书、藏书、著书和社会交往五个方面,包括他在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档案。浙江海盐有张元济图书馆。⁠[21][12][11]

评价

作家茅盾评价说:“在中国的新式出版事业中,张菊生确实是个开辟草莱的人”。他被称为中国现代出版第一人;有评论认为,他先后见过光绪帝、袁世凯袁世凯袁世凯(1859—1916年)是清末的军事将领和改革派大臣,1912年至1916年任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他在天津小站编练的新式陆军后来发展为北洋军;1915年至1916年他宣布改行帝制、自任皇帝,1916年3月取消帝制,同年6月6日去世。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这几位头号人物,或许没有第二个人做到。也有同时代人在得知他去世后,在日记中评论他“一生刻薄成性,能享大年,亦甚幸矣!”⁠[2][5][1][10]

他曾写下诗句“愿祝化身千百亿,有书分饷读书人”。⁠[4]

关联机构、网站与公开账号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官网:https://wsyjg.sh.gov.cn/(在新窗口打开)。⁠[25]

来源25 个来源

  1. 张元济 纵我活不到一百岁,及身已见太平来(1)(在新窗口打开)bjnews.com.cn↑
  2. 张元济:“中国现代出版第一人”(在新窗口打开)chinawriter.com.cn↑
  3. Wêng T'ung-ho(在新窗口打开)en.wikisource.org↑
  4. 张元济:思想启蒙与学术摆渡(在新窗口打开)chinawriter.com.cn↑
  5. “保存吾国数千年文明”(在新窗口打开)chinawriter.com.cn↑
  6. 张元济学英语(在新窗口打开)whb.cn↑
  7. 变法高潮与“百日维新”(在新窗口打开)aisixiang.com↑
  8. Communications to the Editor(在新窗口打开)cambridge.org↑
  9. 《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从清代改革家到20世纪出版家(在新窗口打开)bjnews.com.cn↑
  10. 依違之間——晚年張元濟的認同和尷尬(在新窗口打开)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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