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
甲午戰爭(中日甲午戰爭)是清朝與日本在1894—1895年間主要圍繞朝鮮問題進行的戰爭。1894年7月戰事在朝鮮爆發,8月1日兩國宣戰;清軍在陸上和海上接連失利,日軍攻入中國東北和山東半島,北洋艦隊在威海衛覆沒。1895年4月兩國簽訂《馬關條約》,清朝承認朝鮮獨立,割讓遼東半島、臺灣和澎湖列島,支付鉅額賠款,遼東半島隨後因三國干涉歸還中國;臺灣軍民的抵抗持續到當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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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條資料
1875—1882年朝鮮開國與壬午兵變
19世紀中葉起,朝鮮王朝也面臨西方國家開放口岸的要求;朝鮮重視與清朝的宗藩關係,奉清朝為宗主國。1875年9月20日,日本炮艦雲揚號在江華島附近與朝鮮守軍交火;1876年2月27日,朝鮮與日本簽訂《日朝修好條規》(又稱《江華條約》),此後又與西方國家訂立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開放口岸,結束了鎖國政策。[1][2]
朝鮮朝廷分為開化派(又稱獨立黨)和依靠清朝保護的守舊派(又稱事大黨)。1882年7月23日,漢城(今首爾)發生壬午兵變,日本公使館遭到襲擊,館員被殺,公使花房義質出逃;政權一度轉到高宗之父、守舊派首領興宣大院君手中。日本出兵問責並保護僑民,清朝認定大院君應對事變負責,把他軟禁。1882年8月30日朝鮮與日本簽訂《濟物浦條約》,被迫允許日本駐兵,中日兩國軍隊都駐紮在漢城,兩國關係由此緊張。大院君被拘於中國期間,閔妃重新掌權,更加依賴清朝。[1]
1882年,袁世凱袁世凱袁世凱(1859—1916年)是清末的軍事將領和改革派大臣,1912年至1916年任中華民國首任大總統。他在天津小站編練的新式陸軍後來發展為北洋軍;1915年至1916年他宣佈改行帝制、自任皇帝,1916年3月取消帝制,同年6月6日去世。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奉清政府之命前往朝鮮;1885年,他被任命為清政府駐朝鮮的通商代表。[3]
1884年12月4日甲申政變
1885年4月18日簽訂《天津會議專條》
日本的伊藤博文與清朝的李鴻章李鴻章李鴻章(1823—1901年)是清朝末期的政治人物、軍事統帥和外交官,淮軍的創建者和統帥,洋務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之一。他從1870年起長期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主持興辦輪船招商局、開平煤礦、鐵路、電報和北洋海軍等近代事業,並代表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等條約,生前身後的評價分歧很大。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在天津談判,簽訂《天津會議專條》(Tientsin Convention):兩國都從朝鮮撤兵,都不向朝鮮派遣軍事顧問,由朝鮮另請第三國的顧問;今後任何一方向朝鮮出兵,都須事先通知對方。戰爭危機由此化解,但朝鮮朝廷仍無法控制國內的政治動盪。[2][1]
甲申政變後,閔氏政府在清朝指導下推行改革;高宗謀求以獨立國家的身份與各國交往,計劃與俄國接近,並向歐洲和北美派遣使節;清朝則放回大院君,嚴格控制朝鮮的外交。19世紀90年代初,朝鮮財政逐漸惡化,加稅、官吏腐敗和日本商人壟斷糧食市場使農民陷入貧困。[1]
1891年6月1日戶部奏請停購外洋船炮二年
戶部在光緒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的奏摺中提出,“所有外洋機器、船炮暫行停購二年”。有研究者認為,甲午戰敗與這一決策有一定關係:它對張之洞張之洞張之洞(1837—1909年)是清朝後期的官員、學者和教育家,洋務運動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歷任山西巡撫、兩廣總督和湖廣總督,在湖北興辦鋼鐵、軍工、紡織企業和新式學堂,1898年著《勸學篇》,晚年入京任軍機大臣和大學士。點擊查看完整詞條沒有實質性影響,對北洋艦隊則相當致命。[4]
1894年3—6月東學農民起義
春季,部分由於對地方官的不滿,朝鮮各地爆發民變;武裝起事始於全羅道古阜的農民,3月開始後蔓延全國。首領和許多參與者信奉東學,起義軍被稱為東學黨,目標是驅逐日本人、推翻閔妃和閔氏集團的統治。起義軍擊敗朝鮮政府派來的軍隊後北上,5月底佔領全羅道首府全州。[1][2]
朝鮮政府討論是否請清朝出兵;對清軍入朝的擔心,堅定了日本政府也要出兵的想法。《天津會議專條》簽訂後中日兩國在朝鮮互相戒備了近十年,這時緊張關係驟然升級。[1]
1894年6月2—12日中日兩國出兵朝鮮
1894年6月11日—7月22日撤兵交涉破裂
朝鮮政府與農民軍簽訂全州和約,起義平息,朝鮮政府要求中日兩國撤兵。日本提議由兩國共同改革朝鮮內政,改革期間兩國軍隊都留在朝鮮,否則由日本單獨進行;清朝在6月22日答覆:起義已經平息,兩國應當立即撤兵,改革是朝鮮自己的事。日本拒絕撤兵,把4000人先遣部隊的一部分從仁川調往漢城,並恢復運兵;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後來把他次日拒絕撤兵的復照稱為第一次絕交書。[5]
日本要求朝鮮允許由日本單獨推動改革,並就朝鮮是否為清朝屬邦作出答覆;朝鮮外務督辦趙秉稷6月30日覆文,稱朝鮮是獨立自主的國家。同日,俄國要求中日同時撤兵,日本拒絕;擔心俄國向東亞擴張的英國英國英國,全稱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位於歐洲西北,包括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和北愛爾蘭,首都倫敦。1707年英格蘭與蘇格蘭組成大不列顛王國,1801年與愛爾蘭合併,1922年愛爾蘭自由邦成立後形成今天四個構成國的格局。英國實行議會制君主立憲政體。英國國家統計局估計,2025年年中全國有69,483,900名常住居民。點擊查看完整詞條提出調停。7月9日,日本臨時代理公使小村壽太郎與慶親王奕劻會談,清朝拒絕日本提出的同等權利要求,堅持同時撤兵;日本在7月14日遞交抗議照會(陸奧宗光稱之為第二次絕交書),恢復軍事準備,清朝也認為戰爭已難以避免。[5]
7月3日,日本向朝鮮提出內政改革方案;朝鮮在閔妃一派影響下,以日本撤兵為改革的前提,並設立校正廳,日方認為這只是敷衍。7月19日,大鳥圭介要求朝鮮修建漢城至釜山的軍用電線和日軍兵營;7月20日又要求清軍撤出朝鮮、廢除1882年的中朝條約等協定,限7月22日答覆。朝鮮當天深夜答覆,仍堅持自行改革,並要求中日兩軍都撤走;日本於是決定以武力推翻朝鮮政府,扶植興宣大院君。[5]
1894年7月23日日軍佔領朝鮮王宮
黎明前,駐在漢城郊外龍山、由少將大島義昌指揮的混成旅團開進漢城,凌晨4時30分剛過包圍了高宗居住的景福宮,破門而入,與朝鮮衛兵交火。戰鬥持續數小時,日軍佔領王宮,控制了高宗;興宣大院君在日軍護送下入宮。當天晚上,高宗在大鳥圭介在場的情況下,把政務和改革交給大院君,並要他與大鳥圭介商議辦理。[5]
隨後,日本以朝鮮請求驅逐牙山清軍為理由,把牙山列為首要目標,中日兩國的戰爭由此開始。[5]
1894年7月25日豐島海戰與高升號被擊沉
日本海軍7月19日以常備艦隊和新編的西海艦隊組成聯合艦隊,由伊東祐亨任司令長官,從佐世保開赴朝鮮西海岸,任務是控制朝鮮西海岸的海面。7月25日,載運清軍增援牙山的英國籍商船高升號(Kowshing),在兩艘護航軍艦和另一艘從牙山駛出的清朝軍艦伴隨下,在豐島附近遇上日本聯合艦隊的一部分,雙方開火,爆發了這場戰爭的第一次海戰;清方艦船有的沉沒,有的毀損、投降或逃脫。[5]
從牙山返航的濟遠艦和廣乙艦在豐島海面遭到日艦吉野等三艘軍艦襲擊。濟遠艦大副沈壽昌曾為留美幼童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出洋肄業局,通稱留美幼童)是清朝政府在1872—1881年間選派幼童赴美國留學的官方計劃和機構:由容閎倡議,經曾國藩、李鴻章奏準,陳蘭彬與容閎任監督,1872—1875年分四批共派出120名幼童到新英格蘭地區寄宿就學,總部設在康涅狄格州 Hartford,1881年全部被撤回;學生中的詹天佑、唐紹儀、梁敦彥、梁誠、唐國安等人後來在鐵路、外交和教育等領域知名。點擊查看完整詞條,他登上瞭望臺指揮還擊,被彈片擊中頭部陣亡,時年32歲,是北洋艦隊在這場戰爭中陣亡的第一位高級軍官。一種記述是,管帶方伯謙當時躲進艙房,沈壽昌與二副柯建章商定,由他登臺指揮反擊、柯建章到前炮臺督戰。[8][9]
擊沉高升號的是東鄉平八郎任艦長的巡洋艦浪速號。高升號的英國船員被日本軍艦救起。在宣戰之前擊沉商船,在英國引起強烈反響;幾位著名法學家在《泰晤士報》(The Times)上發表意見,認為國際法並不要求先宣戰再開戰,日本艦隊的行動是合法的。[10][5]
高升號所載人數和死亡人數說法不一。美國駐華代辦 Denby 在7月28日給國務卿的報告中說,總理衙門7月27日收到朝鮮來電,稱高升號載有1500名清軍,被日本軍艦擊沉,僅11人獲救;他還報告,高升號屬於印度支那輪船公司(Indo China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掛英國旗,約在7月16日由清政府租用,代理行是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租約規定只要安全就掛英國旗航行,正式宣戰後須駛入最近的中國港口改掛中國旗。另一說船上主體約1000人,其中700多人是淮軍子弟,多屬吳育仁部的兩個營,遇難者多來自肥東六家畈,按這一說法,其中有吳邦國的叔叔和祖父;又一說遇難清軍官兵有800多人。[11][12][13]
日本內閣在8月25日決定要確定實際開戰日期,9月10日決定以發生豐島海戰的7月25日作為戰爭的開始,而不是8月1日。[5]
1894年7月29日成歡之戰
從6月中旬起在仁川登陸的大島義昌混成旅團,一部分在漢城守衛公使館和王宮,7月25日開始南下進攻牙山。清軍方面,葉志超所部駐在牙山,聶士成所部從全州移駐成歡。向牙山推進的日軍7月29日到達成歡,爆發這場戰爭的第一次陸戰。[5]
1894年8月1日中日兩國宣戰
在豐島海戰和成歡之戰之後,明治天皇頒佈對清宣戰詔書;同一天,光緒帝光緒帝光緒帝(1871—1908年),名載湉,清朝皇帝,1875年至1908年在位,年號光緒。他是醇親王奕譞的兒子、慈禧太后的外甥,同治帝去世後由慈禧太后選立為帝;1898年他頒佈《明定國是詔》,推行戊戌變法,變法在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後失敗,他被囚禁在中南海瀛臺,1908年去世。2008年公佈的研究報告認為他死於砒霜中毒。點擊查看完整詞條也頒佈對日宣戰詔書;他積極主戰,催促李鴻章出兵。日本宣戰詔書只把清朝列為對象,沒有提到朝鮮。8月26日,日本與朝鮮簽訂同盟條約(Japanese-Korean Alliance),規定由日本對清作戰,朝鮮給予協助,包括提供糧食、物資和兵力。[5][15]
美國駐華代辦 Denby 當天致電國務卿:“War is declared”;他報告,日本駐華代辦當天離開北京,日本僑民的利益交由美國美國美國是位於北美洲、實行聯邦制的國家,由50個州、作為合眾國政府所在地的哥倫比亞特區以及波多黎各、關島等屬地組成,首都為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1776年7月4日,大陸會議通過《獨立宣言》。2020年人口普查(2020年4月1日)全國常住人口為331,449,281人(約3.31億人);眾議院435個議席依據人口普查結果在各州之間分配。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公使館照管,並擔心天津會發生騷亂。他在7月27日的報告中說,光緒帝已委派戶部尚書翁同龢翁同龢翁同龢(1830—1904年)是清朝後期的官員、書法家和日記作者,同治帝和光緒帝兩代皇帝的師傅,曾任戶部尚書、軍機大臣和協辦大學士。1898年百日維新開始後不久他被罷官,戊戌政變後又被革職;他記了近半個世紀的日記被稱為晚清四大日記之一。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和禮部尚書李鴻藻兩人,調查並彙報李鴻章辦理朝鮮事務的情況。[16][17]
1894年8—10月慈禧太后六十壽辰與戰費
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慈禧太后(1835—1908年),葉赫那拉氏,咸豐帝的妃嬪、同治帝的生母,諡號孝欽顯皇后。從1861年辛酉政變起,她先後與慈安太后共同垂簾聽政、獨自攝政和訓政,為同治帝、光緒帝兩位皇帝主持朝政,直到1908年去世,是晚清近半個世紀的實際統治者。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的六十壽辰在1894年農曆十月初十,清廷早在1892年就委派官員籌辦慶典,1893年設立慶典處。戰爭期間,慈禧太后下令撥出內帑銀300萬兩充作軍費,又下令停辦在頤和園受賀的事宜,但9月25日王公大臣和各省官員進呈的壽禮仍一車車運進宮中,10月1日起內外臣工為她隆重賀壽;有研究者認為,停辦頤和園受賀只是敷衍輿論。[13]
翁同龢在日記中記下,甲午年十月慈禧太后六旬萬壽期間,他與同僚因為戰爭要求停止部分祝壽活動、節約經費,由此引起她的忌恨;一種記述是,她說:“今日令吾不歡者,吾將使其終生不歡。”[18]
1894年9月13—15日大本營移至廣島
6月設在參謀本部內的日本大本營,8月5日移進皇宮,9月13日遷往廣島城;明治天皇9月15日抵達廣島大本營。廣島的港口在宇品,廣島由此成為這場戰爭期間的臨時首都。此前8月中旬,日本已確定把清軍逐出朝鮮或直接進攻中國本土的方針。[14]
1894年9月15日平壤之戰
日本在9月1日以第五師團和新派出的第三師團組成第一軍,由大將山縣有朋任司令官。由於尚未掌握黃海的制海權,日本援軍在元山或釜山登陸;第五師團主力8月底到達漢城一帶,9月1日向平壤進發,與混成第九旅團、朔寧支隊和元山支隊會合。[14]
1894年9月17日黃海海戰
黃海和渤海一帶由以旅順口和威海衛為基地的北洋艦隊控制,提督丁汝昌,主力艦有旗艦定遠和鎮遠;豐島海戰後,北洋艦隊改進了艦隻。日本聯合艦隊司令長官伊東祐亨不掌握北洋艦隊的位置。護送援軍去平壤後返航的北洋艦隊,行至鴨綠江口以西的大孤山外海,與正駛往大孤山外大鹿島錨地的日本聯合艦隊相遇交戰。這次海戰又稱鴨綠江海戰或大孤山海戰。[14]
北洋艦隊當天只有10艘軍艦;一說雙方各有12艘艦船參戰。上午11時50分,旗艦定遠在管帶劉步蟾的指揮下打響第一炮;丁汝昌受重傷,雙方交火5個多小時。有研究者指出,日本聯合艦隊把12艘軍艦按航速編成兩個單縱隊,發揮機動和側舷火力的優勢,北洋艦隊則沿用風帆時代的衝撞戰術和機動性較差的犄角雁行陣,陷於被動。[6][10][20][21]
致遠艦管帶鄧世昌為替起火的定遠艦解圍,下令衝向敵艦;致遠艦彈藥將盡時試圖撞擊日艦吉野,先被魚雷擊沉,鄧世昌拒絕獲救,與艦上200多名官兵一同殉國,他的愛犬也隨他死去;光緒帝撰文表彰他的英勇。經遠艦管帶林永升當場陣亡,超勇艦管帶黃建勳、揚威艦管帶林履中也在座艦沉沒後不願獲救而殉國。[10][9]
北洋艦隊的損失說法不一:一說有4艘被擊沉;另一說損失5艘,即致遠、經遠、超勇、揚威和逃跑途中擱淺自毀的廣甲,來遠艦受重創。清方陣亡官兵600餘人,一說死傷600餘人。日方旗艦松島和比睿、赤城、西京丸4艘軍艦受損,赤城艦長坂元八郎太陣亡;日方陣亡121人,一說死傷300餘人。定遠、鎮遠起火,戰後返回旅順(一說退回威海衛);北洋艦隊在黃海的力量大為削弱。[14][6][10][9]
濟遠艦管帶方伯謙在海戰中率艦先行脫離戰場;李鴻章上奏稱,致遠沉沒後方伯謙即先逃走。方伯謙被逮下獄,9月24日在旅順黃金山下被處斬,時年42歲;有評論認為此案事實清楚、處刑得當,並非冤案。[9]
此後北洋艦隊遵照李鴻章避戰保船的命令退守威海衛,不再出海作戰,儘管倖存各艦仍可作戰。[10]
1894年10—11月東學農民軍再起與公州之戰
全州和約簽訂後起義一度平息;日朝同盟簽訂、興宣大院君政權建立後,東學農民軍譴責朝鮮政府,再次起兵,從10月起進攻朝鮮政府軍和駐朝日軍。日本援軍與朝鮮政府軍聯合作戰,11月28日和29日,數萬農民軍進攻忠清道的公州,被約1000名日朝軍隊擊退;農民軍損失慘重,幾乎全軍覆沒,零星衝突延續到第二年,起義首領陸續被捕。[14]
1894年10月24日—11月11日日軍渡過鴨綠江
平壤失守和北洋艦隊退守威海衛以後,日本兵分兩路:第一軍渡過鴨綠江向北京推進,新組建的第二軍在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登陸,進攻旅順口和威海衛。第三師團餘部9月中旬在仁川登陸,月底抵達平壤;沿途定州、安州的清軍撤走,沒有發生戰鬥,日軍則為糧食、民夫和馱馬所困擾。[14]
第一軍10月24日在鴨綠江上兩處架設浮橋開始渡江,九連城的清軍和從平壤撤下的部隊以虎山為據點阻擊,戰鬥激烈;10月26日黎明日軍包圍九連城,守軍已在進攻前撤走。第五師團西進,10月29日攻佔鳳凰城;第三師團沿鴨綠江南下,攻佔大東溝,追擊清軍到大孤山,11月5日不戰而佔大孤山,此後大孤山港成為日軍的補給基地。日本在包括大孤山在內的安東縣設立民政廳,由前駐清臨時代理公使小村壽太郎任首任長官。11月11日第五師團攻佔連山關;此後清軍進攻駐在附近摩天嶺的日軍,日軍撤出連山關,退到草河口。[14]
1894年10月24日—11月7日日本第二軍登陸遼東半島
1894年11月14日鎮遠艦觸礁
1894年11月18—21日旅順口失陷
旅順口(今遼寧省大連市旅順口區)是北洋艦隊的基地,從金州撤下的部隊使守軍增加;日軍後勤監督福原豐功11月19日給川上操六的電報估計,旅順清軍約1.2萬人,其中受過訓練的有三四千人。戰鬥在11月18日開始,11月21日黎明前日軍發起總攻,攻佔炮臺,旅順口陷落。[14]
1894年11月21日起旅順大屠殺
一種記述是,日軍攻佔旅順口後,在這裡進行了長達4天3夜的屠殺,只有36人因為被命令掩埋同胞的屍體而倖免;按這一說法,旅順萬忠墓埋葬著在甲午戰爭期間被日軍殺害的2萬多名旅順同胞,1896年清政府為遇難者立碑修墓,稱為萬忠墓。[23]
美國《紐約世界報》(New York World)記者 James Creelman 在12月11日從橫濱發出電報報道這場屠殺,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得到一份抄件後轉給美國駐日公使 Edwin Dun。Dun 在12月20日給國務卿的報告中說,陸奧宗光12月15日回到東京後告訴 Dun 已下令徹底調查,並坦率地說,日本政府和人民承認並痛惜在旅順被殺的清軍士兵遠遠多於必要;陸奧宗光解釋說,日軍因被俘同伴遭清軍殘害而激憤,居民在幾天前已大多逃離,平民死亡是因為清軍士兵換上了便服,他稱 Creelman 的電報是對事實的嚴重誇大。Dun 認為,殺害清軍士兵按照公認的戰爭規則無法辯解,但 Creelman 的報道過於聳人聽聞。陸奧宗光12月19日的書面說明稱,在旅順俘獲的約355名清軍俘虜受到善待,正被送往東京。[24]
1894年11月26日Gustav Detring 赴神戶求和
李鴻章派天津海關的德國籍稅務司 Gustav Detring 為使者,攜帶他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信函到達神戶;日方以 Detring 沒有正式授權為由不予承認,他在11月29日離開日本回國。[22]
1894年12月13日—1895年3月海城與遼河下游的戰鬥
11月起,遼東半島到奉天府一帶嚴寒大雪,日軍補給困難,考慮冬季停戰、設立冬營。第五師團駐守九連城和鳳凰城,12月中旬清軍反攻之後再無戰事;第三師團在12月13日攻佔奉天府的清軍據點海城,此後清軍多次反攻,戰鬥一直持續到第二年2月底。[14]
北洋艦隊覆沒後,日本第一軍向遼東半島推進,守衛海城的第三師團與第五師團一起在深雪中於3月4日進攻牛莊,又攻佔營口等地,清軍的反攻失去勢頭。[22]
1895年1月15日—3月5日容閎經楊儒向張之洞籌議借款購艦
清朝駐美國公使楊儒代容閎容閎容閎(1828—1912年)是清末的教育家和外交官,1854年畢業於Yale University,被稱為第一位從美國大學畢業的中國學生。他倡議並主持了1872—1881年清政府選派120名幼童赴美留學的出洋肄業局(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曾任清朝駐美國、西班牙、秘魯副使,晚年著有英文回憶錄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1909年)。點擊查看完整詞條致電正在南京任署理兩江總督的張之洞,說巴西有一艘炮船,連同炸炮等共價21.8萬鎊,並稱如果以臺灣全省作抵押,可以借二萬萬鎊,即美洋十萬萬元。張之洞2月12日致電楊儒請他轉告容閎,炮船、炸炮等都可以訂購,請趕快報價,但對以臺灣作抵押一事沒有答覆;3月5日他致電容閎,稱借款已成,可以購買船炮,但這筆借款購船的生意最終落空。[25]
1895年1月20日—2月17日威海衛之戰與北洋艦隊覆沒
旅順口陷落後,日本大本營推遲冬營計劃,繼續向北京方向施壓,並進攻北洋艦隊的另一個基地威海衛(今山東省威海市)。1月20日,日本第二軍和聯合艦隊在山東半島南端的榮成灣登陸,海陸夾擊。大山岩經由英國方面轉信勸丁汝昌投降,丁汝昌拒絕。1月30日日軍進攻清軍炮臺,2月2日佔領威海衛沿岸全部炮臺(一說威海衛在2月3日失守),北洋艦隊司令部所在的劉公島陷於孤立。[22][10]
2月6日威遠艦被日本魚雷擊沉,2月7日日軍發起總攻。旗艦定遠艦遭日軍魚雷艇偷襲,在劉公島東村外擱淺,管帶劉步蟾下令將它炸燬以免資敵,隨後自殺;一種記述是,定遠艦在2月10日被日軍魚雷擊中,失去戰鬥能力。[10][26][22]
在援軍無望的情況下,丁汝昌在2月11日吞鴉片自盡,時年59歲;同一晚護軍統領張文宣也自盡,鎮遠繼任管帶楊永霖以步槍自殺。2月12日,一艘掛白旗的清軍炮艦向日軍遞交投降書,提出交出軍艦、炮臺和武器,並要求保證外國人的安全,此時丁汝昌已經自殺;日本海軍大佐黑井悌次郎2月13日的電報報告了丁汝昌和劉步蟾自殺。2月17日雙方簽署投降條款,日本聯合艦隊全部開進威海衛港,日軍佔領威海衛;日方把康濟艦交還清方,用來運送丁汝昌的靈柩。[6][9][22]
北洋艦隊就此覆沒。從1894年7月25日豐島海戰到1895年2月17日威海衛陷落,海戰歷時近7個月,北洋艦隊在豐島、黃海、威海衛三次海戰中全部失利,沒有擊沉一艘日艦;有研究者指出,北洋艦隊高級指揮官戰死或自殺的超過半數,在世界海軍史上極為罕見。戰後,北洋艦隊殘部將領葉祖珪、邱寶仁、林國祥、程璧光等被遣回原籍聽候發落,北洋武職被整體裁撤;當時在北洋任二管輪的黎元洪黎元洪黎元洪(1864—1928年)是清末的海軍輪機官和湖北新軍將領,1911年武昌起義後出任湖北軍政府都督,民國初年任副總統,1916年至1917年和1922年至1923年兩度出任中華民國大總統;晚年寓居天津,投資實業,1928年在天津去世,1935年安葬於武昌。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後來離開海軍,改投張之洞門下。[20][9]
1895年1月31日—2月1日廣島議和未果
在美國駐日公使 Edwin Dun 和駐華公使 Charles Denby 的斡旋下,中日兩國在1月同意在廣島的日本大本營開始和談,日方以伊藤博文和陸奧宗光為全權。清朝議和代表張蔭桓、邵友濂1月31日到達廣島,2月1日第一次會談時,日方以兩人的全權證書不合格為由中止談判,兩人返回中國,戰事繼續。[22]
1895年3月19—30日馬關議和、李鴻章遇刺與停戰
威海衛陷落後,清廷任命李鴻章為全權大臣,前駐日公使李經方李經方李經方(1854年或1855年—1934年),清朝外交官,李鴻章六弟李昭慶的兒子,過繼給李鴻章為長子;曾任駐日本公使,1895年作為全權大臣之一隨李鴻章赴日議和,與李鴻章一起在《馬關條約》上簽字,同年6月2日在基隆外海與日本臺灣總督樺山資紀辦理臺灣交接;後任駐英國公使。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為另一名全權。兩人在3月19日上午抵達馬關(今日本山口縣下關市,當時又稱赤間關),3月20日和談在日式旅館春帆樓開始(一說3月21日開始),和會前後共舉行七次會談。[22][27][2][28]
1895年3月23—24日日軍佔領澎湖
日軍從1月中旬開始籌備,2月1日組建混成支隊,主力3月8日從廣島宇品港出發,次日在馬關與其餘部隊會合,在佐世保歸聯合艦隊司令長官伊東祐亨指揮,3月20日到達澎湖外海。3月23日,即馬關和會開始後第三天,聯合艦隊炮擊沿岸炮臺,陸軍在澎湖列島最大的澎湖島(位於臺灣以西50公里)登陸;24日日軍在艦炮掩護下進攻島中部的媽宮,當天深夜清軍投降。[29]
日軍在媽宮作戰期間開始流行霍亂,由於人員和藥品不足,每天都有許多人死亡;到4月中旬疫情才緩和,患病者共1700人,其中約1000人死亡。[29]
1895年4月17日簽訂《馬關條約》
第一條:中國確認朝鮮“full and complete independence and autonomy”(完全無缺的獨立自主),朝鮮向中國的貢獻、典禮等一概廢止。第二條:中國把奉天省南部地方(以鴨綠江、安平河口、鳳凰城、海城、營口一線和遼河中流為界,包括遼東灣東岸和黃海北岸的附屬島嶼)、臺灣全島及所附島嶼、澎湖列島(東經119度至120度、北緯23度至24度之間的島嶼),連同其中的城壘、兵器製造所和官有物,永遠讓與日本。第三條:兩國各派二名以上委員組成勘界委員會,在任命後一年內勘定邊界。[30][28]
第四條:中國賠償日本軍費庫平銀2億兩,分8次交清:第一次5000萬兩在批准互換後6個月內交付,第二次5000萬兩在12個月內交付,其餘分6年逐年交清;未交部分按年息5%計息,如在3年內全部交清,可免付利息。[28][31][30]
第五條:割讓地區的居民可以在兩年內變賣產業遷出,期滿未遷出的可由日本視為日本臣民;兩國在批准互換後兩個月內完成臺灣的交接。第六條:中國另派全權與日本訂立通商航海條約和陸路通商章程,在此之前給予日本最惠國待遇;開放湖北沙市、四川重慶、江蘇蘇州、浙江杭州為通商口岸,允許日本設領事;日本輪船可以駛入長江上游宜昌至重慶一段,以及從上海經吳淞江和運河到蘇州、杭州的航線;日本人在內地購買貨物可以租棧存放而免納稅鈔;日本臣民可以在中國通商口岸城邑從事各種工藝製造,並可運入各種機器,只交所定的進口稅。[30][28]
第七條:日軍在批准互換後3個月內撤出中國領土,但須遵守第八條。第八條:日軍暫時佔領山東威海衛作為擔保,中國交清前兩次賠款、通商行船條約批准互換並以海關稅收作抵押後,日軍撤出,否則須待賠款全部交清。第九條:批准互換時雙方交還戰俘,中國不得虐待被交還的戰俘;中國釋放被指為軍事間諜的日本人,並不得處罰與日軍有關係的中國人。第十條:自批准互換之日起停止一切攻戰。第十一條:條約在芝罘(今山東省煙臺市)互換批准。[30][28]
有評論認為,這筆賠款超過了鴉片戰爭以來歷次不平等條約賠款的總和;條約允許外國在通商口岸設廠,使外國商品變成在華的外國資本,中國成為原料出口地和外國商品、資本的市場,外國控制製造、採礦和運輸,阻礙了中國的工業發展。[27]
1895年4—5月舉人上書與公車上書
康有為康有為康有為(1858—1927年)是清末民初的學者、政治改革者和書法家,1898年戊戌變法(百日維新)的主要推動者。變法失敗後他流亡海外十餘年,創立保皇會,主張君主立憲,晚年倡導定孔教為國教,著有《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大同書》等。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後來回憶,和約的消息在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電達北京;此後在京應試的各省舉人陸續上書反對和約。有研究者統計,從二月二十七日到四月二十一日,各種上奏、代奏、電奏共154次,參加者超過2464人次,其中舉人單獨上書31次、計1555人次,舉人參加官員領銜的上書7次、計135人次;例如廣東舉人梁啟超梁啟超梁啟超(1873—1929年)是清末民初的思想家、政治人物、報人和學者,康有為的弟子,1898年戊戌變法的參與者;變法失敗後他流亡日本14年,主辦《清議報》和《新民叢報》,1912年回國後參與創建進步黨,先後出任北京政府司法總長和財政總長,並在1915—1916年反對袁世凱稱帝。1917年底退出政界後,他專事著述和講學,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和北京圖書館館長,著作匯為《飲冰室合集》。點擊查看完整詞條領銜80人的上書由都察院在四月初六日代奏,陳景華領銜289人的上書在四月初七日代奏,江西舉人程維清領銜121人,貴州舉人葛明遠領銜110人,廣西舉人鄒戴堯領銜115人。[32]
康有為還自述,他組織各省舉人在松筠庵集會、聯名上書,參加者有1200餘人,四月初八日(5月2日)遞到都察院時被拒收;另有記述稱集眾1300餘人。這次聯名上書後來稱為公車上書。經考訂,都察院當天仍在代奏各省舉人的上書,康有為組織的聯省上書根本沒有遞送,所謂拒收並不屬實;有研究者認為,公車上書有兩個不同的概念:一是由政治高層發動、京官組織操作、各省舉人參加的上書;二是康有為組織的聯省公車上書,是一次流產的政治活動,對當時的政治生活並無作用。按這一看法,康有為《我史》中的有關記述多處有誤,不甚可靠,經過多重放大和層累,才形成了今日一般史書所敘的情節。[32]
1895年4月23日—11月三國干涉還遼
日本佔有遼東半島的條款遭到國際上的強烈反對。俄國出於在中國東北的利益,勸說法國和德國一同出面;4月23日,德、俄、法三國駐日使節向日本外務次官林董遞交照會,勸告日本放棄遼東半島,史稱三國干涉。4月24日日本政府在天皇面前開會,討論過召開國際會議或尋求英、美支持,最終接受了三國的要求。[22][27]
1895年5—11月臺灣民主國與日軍攻臺
臺灣當時屬清朝,1885年清政府設立臺灣省。清政府認識到日本很可能要求割讓臺灣,臺灣巡撫唐景崧曾上奏請求拒絕。《馬關條約》簽訂後,日本在5月10日任命由海軍中將晉升為海軍大將的樺山資紀為首任臺灣總督,在臺北設立臺灣總督府。5月23日,臺灣宣佈成立獨立的臺灣民主國,5月25日唐景崧出任總統,定年號永清,另立旗幟;西方國家既沒有干預割讓,也沒有承認臺灣民主國。[29]
5月24日,樺山資紀一行從宇品出發,在沖繩與近衛師團會合,5月29日在臺灣東北角的三貂角登陸。6月2日清政府派出的李經方抵達基隆外海,與樺山資紀辦完臺灣的交接手續。6月5日日軍佔領基隆;6月6日唐景崧等人逃往大陸,清軍的指揮瓦解,日軍不戰進入臺北。6月17日臺灣總督府舉行始政典禮。[29]
劉永福接替唐景崧領導抗日,他因1884—1885年中法戰爭中的作為深得民心,以臺南為基地。樺山資紀請求增援,繼續向臺南推進。6月20日臺灣義軍在新竹與日軍交戰,日軍22日進入新竹後被圍,25日再度奪回新竹;8月29日日軍佔領彰化,義軍在彰化之戰中傷亡慘重。9月16日樺山資紀下令組建南進軍,由近衛師團、駐基隆一帶的混成第四旅團和從遼東半島調來的第二師團組成;10月9日近衛師團攻陷嘉義,混成第四旅團10月10日、11日在臺南西北的布袋嘴登陸,第二師團在臺南東南的枋寮以西登陸。劉永福在10月19日夜出逃,次日渡海到廈門;10月21日日軍第二師團一部不發一槍進入臺南,臺灣民主國瓦解,殘餘清軍投降後被遣回大陸。11月18日樺山資紀報告全島平定,有組織的戰鬥到11月才告結束。此後臺灣在日本統治下達50年。[29][33]
1906—1910年丁汝昌獲昭雪
丁汝昌的靈柩運到煙臺後,李鴻章曾請求撤銷對他的處分,山東巡撫李秉衡則奏稱他因旅順失事已被革職、拿交刑部,朝廷下旨毋庸議恤,他的棺柩被加上三道銅箍。光緒三十二年夏,威海、煙臺等地紳商300多人、官員10人和另外114人先後呈請北洋大臣袁世凱為丁汝昌伸雪,大學士孫家鼐也奏請昭雪;1910年海軍大臣載洵奏請為他平反,朝廷恢復了他的原銜,銅箍得以解除,靈柩入土安葬。[9]
1985年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建立
2013—2016年致遠艦遺址水下考古
國家文物局在2013年11月批准這一配合港口建設的水下考古項目,名為丹東一號,由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和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實施。2014年4月物探確定沉艦位置,2014年8—10月揭露出艦體上部輪廓;2015年8—10月發現致遠艦的瓷盤、穹甲、方形舷窗和魚雷引信等,確認沉艦是北洋艦隊的致遠艦;2016年9—10月清理舭龍骨,查明埋藏深度、分佈和保存狀況,並在艦體上安裝犧牲陽極加以保護,調查在2016年10月結束,共出水文物200多件。[36]
遺址位於遼寧省丹東市東港西南50多公里的海域,距大鹿島約20公里;殘存艦體長約61米,最寬處11.5米,殘高2.5米,完全埋在海底淤泥中。出水文物中有一架刻有大副陳金揆姓名的單筒望遠鏡;陳金揆是僅次於管帶鄧世昌的軍官,曾為留美幼童。這項發現獲評中國社會科學院2015年中國考古新發現和《中國文物報》2015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36]
2014年甲午戰爭120週年
參考消息報社和新華社解放軍分社邀請軍方將領撰稿,推出題為軍事名家的甲午殤思的系列文章,3月3日至4月11日在《參考消息》連載,28位作者的文章彙編為《甲午殤思》一書,由上海遠東出版社出版;6月23日起又與中國史學會合作推出題為學術名家的甲午鏡鑑的系列文章,作者有戴逸、武寅、張海鵬、王曉秋、劉江永、雷頤、翁飛、陳悅、姜鳴、沈強、朱成山、關捷、周溯源、戚俊傑、曹雯、卓南生,日本山口大學副校長纐纈厚、岡山大學教授姜克實和旅美學者翁萬戈翁萬戈翁萬戈(1918—2020年)是旅居美國的收藏家、電影製作人和藝術史學者,晚清重臣翁同龢的後人和翁氏家藏的繼承者。他拍攝了數十部介紹中國藝術與文化的教育片和紀錄片,曾任華美協進社主席,並把翁氏藏書轉讓給上海圖書館,把大批翁氏書畫捐給波士頓美術館等中美機構。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等,其中翁萬戈的文章題為《“主戰”與“主和”是甲午戰爭偽問題》。[37]
7月24日舉行殤思·鏡鑑甲午戰爭120週年研討會,軍方人士和研究甲午戰爭史的學者與會。六集紀錄片《北洋海軍興亡史》每集45分鐘,副標題為甲午海戰120年祭,籌拍兩年,2014年6月拍攝完成,計劃在7月29日至8月3日於中央電視臺紀錄頻道首播。[12]
2019年7—9月確認定遠艦沉沒位置
經國家文物局批准,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山東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院和威海市博物館聯合組隊,30多名專業人員在2019年7—8月進行第一期水下調查:在2017年和2018年物探與潛水探摸的基礎上採用抽沙揭露法,在1至3米厚的泥層下揭露出一段艦體,出水文物150多件,同類物品在致遠艦、經遠艦遺址的調查中也曾發現。9月2日,威海灣一號甲午沉艦遺址保護區域劃定論證會在劉公島舉行,專家認為已基本確認定遠艦的沉沒位置。[26]
定遠艦是清朝委託德國造船廠建造的7000噸級一等鐵甲艦(該廠所在城市今為波蘭什切青),1885年編入北洋海軍後任旗艦;戰後艦體被日軍大肆拆卸,武器和艦材被運往日本。[26]
2025年1月1日—3月30日清華大學甲午人物墨跡展
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在館內四層10號展廳舉辦怒海丹心:甲午風雲人物墨跡展,展出甲午戰爭時期關鍵人物的書札和墨跡170餘件,得到香江博物館(翰墨軒)、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院和威海市博物館的支持;展覽分為朝堂風雲、軍中搏命、覺醒求變、警示長照四個單元,以李鴻章、丁汝昌、張謇等人的墨跡為核心,也展出日方人物的墨跡。[35]
名稱
日軍的傷亡
自開戰以來,日軍在全部戰鬥中陣亡約1400名官兵,病死的則達11900名,是戰死人數的許多倍;在臺灣作戰期間,日軍還先後受到瘧疾、痢疾和腳氣病的困擾。[29]
關於清朝戰敗原因的討論
有研究者認為,清朝戰敗更深層地反映了制度問題:日本明治維新後建立了近代化的軍事體制,戰前設立戰時大本營統籌對華作戰,聯合艦隊的編制和指揮體系優於北洋艦隊;清朝海軍仍沿用舊體制,事權不一,職能重疊,開戰後清廷沒有設立統一的指揮機構,陸海軍各自為戰,被日軍各個擊破。按這一看法,北洋艦隊與日本聯合艦隊在火力和軍艦性能上相差無幾;日本大本營依據馬漢的海權思想,把爭奪制海權、海上決戰看作全局的關鍵,清廷則沒有明確的海軍戰略,只令北洋艦隊固守渤海灣,李鴻章奉行建威銷萌的威懾戰略和保船制敵的方針,使北洋艦隊陷於消極防禦。[20]
另一種看法是,日本艦隊在噸位、火力、航速和實力上都遠勝北洋艦隊(清方有炮195門,日方268門),北洋艦隊訓練和維護不足,旗艦定遠服役12年間有7年沒有維修改裝,部分軍費據說被挪用於修建頤和園。關於頤和園工程挪用海軍經費的數額,一般說法是2000萬至3000萬兩,有研究者根據清宮檔案測算約為750萬兩;另有研究者認為,慈禧太后為修建頤和園挪用的海軍建設經費為五六百萬兩,但不能簡單地把甲午戰敗歸咎於修建頤和園。[10][12][38]
嚴復嚴復嚴復(1854—1921年)是清末民初的翻譯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先後就學於福州船政學堂和英國格林尼治的皇家海軍學院,長期在天津北洋水師學堂任職;他翻譯Thomas Henry Huxley、Adam Smith、John Stuart Mill等人的著作,以《天演論》影響最大,並提出“信、達、雅”的翻譯標準。1912年他出任北京大學首任校長,1915年列名籌安會。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總結甲午戰敗有三點原因:洋務運動洋務運動洋務運動是清朝在19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推行的一場以引進西方軍事技術、工業和教育為主的改革運動,常見的起止年份為1861—1895年;運動由北京的恭親王奕訢、文祥和地方的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人主持,1894—1895年甲午戰爭失敗後作為整體告終。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只重器物,沒有轉向制度變革;科舉制度有問題;根本的政治制度有問題;他還批評李鴻章用人不當。有研究者指出,甲午戰爭前日本已有900多家銀行,其中國家銀行100多家,而中國當時沒有一家現代銀行,仍依靠票號和錢莊。也有研究者認為,甲午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1840年以後的54年間中國的社會性質發生了變化。[12][13]
影響與評價
這場戰爭標誌著日本成為世界強國,也暴露了清朝的虛弱;戰後西方列強向中國提出更多要求,中國則興起了改革運動和早期的反清革命活動。甲午戰敗後,梁啟超發出國家隨時可能滅亡的警告,嚴復翻譯《天演論》,康有為發起強學會,推動了1898年的戊戌變法戊戌變法戊戌變法(又稱百日維新、戊戌維新)是清朝光緒帝在1898年(農曆戊戌年)推行的一場自上而下的政治與社會改革,由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人士推動,歷時約百日,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維新人士或被處死或流亡海外而告終。點擊查看完整詞條。[7][13]
有研究者認為,甲午戰爭是中國和東北亞其他國家現代化進程的轉折點;這場戰爭也被視為中日兩國曆史的重要轉折點和東亞傳統秩序終結的標誌。有研究者認為,甲午戰敗標誌著洋務運動的失敗,中華民族由此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按這一看法,1840年的鴉片戰爭並不是致命一擊,1894年的甲午戰爭才是舊中國滑向深淵的決定性時刻。[39][35][13]
有研究者認為,沒有甲午戰爭,就不會有十年後的日俄戰爭,也不會有九一八事變和七七事變,並列舉了日本統治臺灣50年、佔領大連40年、東北淪陷14年、全國遭受戰火8年。也有研究者把這場戰爭看作日本國策的第一仗,認為日本由此從受壓迫者變成壓迫者,躋身帝國主義列強,後來又發動日俄戰爭、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並侵略中國;另有研究者強調,這場戰爭的影響超出了中日兩國。[12][37]
戰後日本加強了對朝鮮的控制,朝鮮人的反抗持續不斷;1909年,朝鮮民族主義者安重根刺殺了日本首任韓國統監伊藤博文,1910年日本吞併朝鮮。[27]
法國《費加羅報》在1894年7月至1895年11月間發表了130多篇有關這場戰爭的文章;有研究者指出,當時西方人普遍認為李鴻章是清朝上層唯一看清時局的高官。[12]
文獻、檔案與圖像
日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Japan Center for Asian Historical Records)設有關於這場戰爭的網上展覽,展出大英圖書館所藏的甲午戰爭版畫和日本的檔案文件;版畫圖像由大英圖書館提供,已屬公有領域;展出的檔案包括明治天皇署名的宣戰詔書原本、日本內閣關於開戰日期的決定,以及《日朝修好條規》《濟物浦條約》《天津會議專條》、日朝同盟條約和停戰協定的簽署本。[19][5][1][22]
戰爭期間,東京日本橋的博文館出版雜誌《日清戰爭實記》,第一期在明治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宣戰後第27天)出版,大約每10天一期,第49期在明治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出版,內容從戰事、北洋艦隊覆沒寫到《馬關條約》,並介紹北洋艦隊的將領、軍艦和戰鬥力,還刊有一篇介紹李鴻章的文章;南京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收藏有一套,共49期。[40]
有研究者指出,英國人 James Allen 的《在龍旗下》(Under the Dragon Flag)保存了日軍制造旅順大屠殺的第一手資料,蘇格蘭蘇格蘭蘇格蘭是英國的構成國,位於大不列顛島北部,另有包括奧克尼群島在內的許多島嶼。首府愛丁堡。蘇格蘭王國在1707年與英格蘭聯合,保留自身法律制度。蘇格蘭議會在1999年恢復運作。2025年年中,蘇格蘭有5,545,500名常住居民。點擊查看完整詞條長老會傳教醫師司徒閣的回憶錄《奉天三十年記》記述了清軍將領左寶貴的治軍和犧牲以及日軍在奉天的暴行;《申報》《字林西報》《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The New York Times(紐約時報)是在紐約市出版的美國晨報,1851年創刊,由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出版。點擊查看完整詞條》《泰晤士報》等報紙當時都報道過戰況,日本也保存了大量原始戰爭檔案,可以補充中方陸戰檔案的不足。[20]
文學與紀念
黃遵憲黃遵憲黃遵憲(1848—1905年)是清末詩人、外交家和維新人士,先後任駐日本使館參贊、駐舊金山總領事、駐英國使館參贊和駐新加坡總領事,著有《日本國誌》《日本雜事詩》,詩集《人境廬詩草》倡導以口語和新事物入詩,被視為“詩界革命”的代表人物;1897—1898年他在湖南參與推行新政,戊戌政變後被罷職還鄉。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寫有《悲平壤》《東溝行》等詩篇。[41]
上海同濟大學滬西校區內立有沈壽昌紀念碑。他的墓在1964年4月平整土地遷墓時被發現,碑文為皇清·沈公壽昌之墓,棺木後來改葬在上海鐵道學院院牆外的小河邊,因為沒有標記而逐漸被遺忘;1996年11月新墓址得到確認,1997年5月18日紀念碑奠基,1998年仲秋建成,2005年成為普陀區第一批愛國主義教育基地。[8]
來源41 個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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