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

清朝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主力被歼，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1]

《马关条约》签订于1895年4月17日：清朝承认朝鲜独立，把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对日通商；此后俄国、法国和德国迫使日本把辽东半岛归还清朝，清朝为此另付3000万两。⁠[2]

中国文化研究院的介绍写道，1895—1898年列强加紧侵略，国家面临亡国危机；BritannicaEncyclopædia BritannicaEncyclopædia Britannica（大英百科全书，又译不列颠百科全书）是1768年在苏格兰爱丁堡开始出版的英语综合性百科全书，也指出版它的总部位于美国芝加哥的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Inc.（对外称 The Britannica Group）；纸质版于2012年停印，此后以 Britannica.com 线上百科、面向学校与图书馆的数字教育产品和 Merriam-Webster 词典为主要业务。点击查看完整词条的变法条目写道，甲午战争之后各地纷纷出现主张仿照西方进行改革的团体。⁠[1][3]

1895年4月，日本获胜已成定局，康有为开始倡导制度改革。他带领在北京的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抗议签订《马关条约》，请求变法，梁启超也参与其中；人数，中国文化研究院写作十八省举人约三千人，Britannica的康有为条目写作数百名在京举人。⁠[4][5][6]

清廷没有采纳这份请愿；中国文化研究院写道，第二天美国驻华外交官Charles Denby得到了一份底稿，此事后来称为公车上书，虽被拒绝，却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3][5]

茅海建在《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中考证认为，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拒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递送，这次活动中途流产；康有为在自编年谱《我史》中写有一千二百余人列名、四月八日投递时都察院以和约已经用宝无法挽回为由不收，茅海建认为《我史》关于公车上书的记录多处有误，很不可靠。他统计同一时期举人们单独的上书达31次、1555人次，并主张区分两个概念：一是政治高层策动、京官组织、各省举人参与的广义公车上书，二是康有为组织而没有递交的联省公车上书。⁠[7]

茅海建还介绍了前人的看法：黄彰健认定当时并没有阻挠上书的行动；姜鸣指出当时反对和约的主要是官员，举人们的上书也没有受到阻碍。⁠[7]

中国文化研究院的介绍写道，光绪帝（1875—1908年在位）对国家所受的屈辱有较深的认识；在师傅翁同龢翁同龢翁同龢（1830—1904年）是清朝后期的官员、书法家和日记作者，同治帝和光绪帝两代皇帝的师傅，曾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和协办大学士。1898年百日维新开始后不久他被罢官，戊戌政变后又被革职；他记了近半个世纪的日记被称为晚清四大日记之一。点击查看完整词条（1830—1904年）等朝臣协助下，他在1895年7月下令各地方官在一个月内提出改革建议。⁠[1]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发起强学会，成立时间Britannica的中国史条目写作1895年8月，中国文化研究院写作1895年11月；《清代名人传略》写道，康有为1895年在北京和上海组织强学会，梁启超任该会的主要书记。⁠[4][5][8]

中国文化研究院称强学会是维新派建立的第一个政治团体，逐渐把变法带入公共讨论；Britannica的康有为条目称它是中国近代政党的雏形，并写道学会在1896年被查禁。1896年1月12日，康有为在上海发行了强学会上海分会的机关报《强学报》的创刊号。⁠[5][6]

Britannica的中国史条目写道，强学会不久被封闭，但湖南、广东、福建、四川等省成立了许多学会。⁠[4]

1896年8月9日，《时务报》创刊，由汪康年主持；中国文化研究院称它是戊戌变法时期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5]

中国文化研究院写道，甲午战争后湖南兴起变法风气，主要得力于1895年就任湖南巡抚的陈宝箴；Britannica的中国史条目称，各地的变法运动中以湖南最为活跃。⁠[5][4]

《清代名人传略》写道，1897年谭嗣同谭嗣同谭嗣同（1865—1898年）是清末思想家和维新派人物，湖南浏阳人，著有《仁学》。1897—1898年他在湖南参与推行新政，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任四品卿衔军机章京；戊戌政变后他拒绝出走，被捕处死，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点击查看完整词条被召回湖南，协助陈宝箴推行新政，陈宝箴希望使湖南成为华南现代化施政的起点；湖南由此引进轮船，警察制度走向现代，工业得到发展，铁路也开始筹划。1897年4月22日创刊的湖南第一份报纸《湘学新报》由谭嗣同编辑，他同时担任南学会会长，常在学会主办的集会上演讲。⁠[8]

1897年，湖南开办新式学堂时务学堂，这是陈宝箴规划的举措之一，由黄遵宪黄遵宪黄遵宪（1848—1905年）是清末诗人、外交家和维新人士，先后任驻日本使馆参赞、驻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国使馆参赞和驻新加坡总领事，著有《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诗集《人境庐诗草》倡导以口语和新事物入诗，被视为“诗界革命”的代表人物；1897—1898年他在湖南参与推行新政，戊戌政变后被罢职还乡。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和熊希龄负责筹办，熊希龄、梁启超、李维格被委任主持学堂；《清代名人传略》写道，学堂设在长沙，梁启超受邀任总教习。⁠[5][8]

Britannica的中国史条目写道，1896年以后湖南创办报刊和学校以开启民智，但康有为激进的变法思想引起强烈反对，湖南的维新运动在1898年5月底瓦解。⁠[4]

1888年至1898年，康有为先后七次上书陈述变法的迫切；1898年1月的一份最受关注，主张国家要生存就必须变革政体、除旧布新，并提出十余项政治举措，后来成为百日维新的框架。Britannica的变法条目写道，同月他与一批朝廷高官会面。⁠[5][3]

中国文化研究院写道，康有为得到光绪帝师傅翁同龢的支持，翁同龢把这份《应诏统筹全局折》呈给光绪帝，并先后代呈了康有为的七份上书；康有为还向光绪帝进呈了《日本变政考》。⁠[9]

Britannica的康有为条目写道，1898年列强有瓜分之势，康有为和追随者提议与英国、日本结盟以遏制俄国，坚持只有制度改革才能救国；他主张广开言路、召开议会，甚至接受人民主权与分权。⁠[6]

冯天瑜写道，张之洞张之洞张之洞（1837—1909年）是清朝后期的官员、学者和教育家，洋务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历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和湖广总督，在湖北兴办钢铁、军工、纺织企业和新式学堂，1898年著《劝学篇》，晚年入京任军机大臣和大学士。点击查看完整词条看清朝廷的实权掌握在反对变法的后党手中，为预先自保，于1898年4月写成《劝学篇》；全书二十四篇、四万余字，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主张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10]

此书由张之洞的门生黄绍箕进呈；7月25日，光绪帝详加披览后下令广为刊布。冯天瑜认为，此书意在两线作战，一面批评守旧派不知通，一面批评维新派不知本，正是这种双重色彩使它在戊戌年间受到帝后交相嘉许，十日之间三易版本，中体西用也由此成为流行语；严复严复严复（1854—1921年）是清末民初的翻译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先后就学于福州船政学堂和英国格林尼治的皇家海军学院，长期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职；他翻译Thomas Henry Huxley、Adam Smith、John Stuart Mill等人的著作，以《天演论》影响最大，并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1912年他出任北京大学首任校长，1915年列名筹安会。点击查看完整词条等人则批评它体用两橛，理论混乱。⁠[10]

1898年4月12日，康有为在北京创立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为变法争取支持；中国文化研究院称它是百日维新时期的重要政治组织。⁠[5][4][6]

张弛写道，梁启超再次进京，在保国会上演说，又联合一百多名举人上书请废科举。⁠[11]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诏书刊登在当时的《京报》上。⁠[12][9][13]

Britannica的光绪帝条目写道，1898年27岁的光绪帝第一次试图自己做主，他召集一批思想进步的官员，颁布一系列改革诏令，守旧官员极为愤怒；Britannica的中国史条目则写道，皇帝从6月11日起接连颁布激进且大概准备仓促的改革诏令。⁠[14][4]

茅海建写道，四月二十五日（6月13日），即明定国是诏下达两天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国是大定密保人才折》，保举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五人，其评语是他所见这一时期保折中最高的；《清代名人传略》则把徐致靖保举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等人的奏折系于6月11日。⁠[15][8]

茅海建统计，戊戌变法期间被保举者超过一百人，光绪帝几乎全部下令召见，到政变发生前共召见26人。⁠[15]

《清代名人传略》写道，翁同龢的帝师职务已在1896年奉慈禧太后之命终止，但他作为大臣仍能见到皇帝，1898年帮助光绪帝确定了变法方针；6月15日的上谕指责他办事不力、在皇帝面前使气，以这些含糊的罪名令他开缺回原籍。该书认为这道上谕无疑出自慈禧太后之手，皇帝无力撤回。⁠[16]

中国文化研究院同样写他是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罢免；冯天瑜引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的记述，称光绪帝见到这道诏书战栗变色，翁同龢一去，皇帝便失去了股肱。Luke S. K. Kwong和Young-tsu Wong则在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的通信中都认为，罢免翁同龢的是光绪帝而不是慈禧太后，Wong还认为康有为是翁同龢突然去职的主要因素。⁠[9][10][17]

同一天，即百日维新开始后的第四天，慈禧太后任命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8]

康有为官职不高，按宫廷惯例不能直接面见皇帝；1898年6月16日，光绪帝在仁寿殿召见了他。《清代名人传略》写道，此后谭嗣同、梁启超等人被从湖南召入北京。⁠[9][3][8]

Britannica的变法条目写道，此后一直主张温和改革的官员被推到了幕后。⁠[3]

中国文化研究院列举的新政措施和主张包括：政治上裁并职能分散或重叠的衙门、裁撤闲职、取消报刊审查，康有为并主张仿照日本建立君主立宪；军事上裁撤绿营等冗兵；经济上设立路矿总局；文教上废除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把各地书院改为新式学堂，设立各地中小型学堂和译书局，准许民间自由办报和组织学会。⁠[9][12]

Britannica的变法条目写道，光绪帝共颁布四十多道诏令：下令废除以儒家经典为本的旧科举，建立全国性的新式学校体系，提倡并采用西方的工业、医学、科学、商业和专利制度，整顿政府行政，修改法律，改革军队，打击腐败；Britannica的康有为条目所列的措施另有推行地方自治。⁠[3][6]

中国文化研究院的另一篇介绍写道，变法期间康有为作为主要策划者向光绪帝上了36份奏折，光绪帝颁布了111道诏令，并决定裁撤无用的衙门、裁汰冗员。康有为在1898年究竟上了多少奏折，学者看法不同：Young-tsu Wong认为他递上的奏折、条陈和笔记不少于70件，并指出汤志钧1981年编的选集已收入他1898年的50份奏折；Luke S. K. Kwong批评Wong把凡有一点可能出自康有为之手的奏折都算在他名下。⁠[1][17]

京师大学堂在百日维新期间设立，由第一任管学大臣孙家鼐负责管理；宋君玮写道，清廷把沙滩后街闲置多年的和硕和嘉公主府拨给大学堂作为校舍。⁠[9][19][20]

张弛写道，梁启超在7月3日被召见后，被赏给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11]

茅海建写道，六月十五日（7月23日），光绪帝颁旨：部院司员有条陈的，由各堂官代奏；士民上书言事的，到都察院呈递。他依据军机处《随手档》等档册统计，变法期间司员士民（包括中下级地方官）共有457人次递交了至少567件上书，并由此认为戊戌变法并没有深厚的思想基础。⁠[21]

1898年8月，谭嗣同的好友、老同学、变法的热心支持者唐才常在信中写道，康有为和梁启超正受到全国的攻击。⁠[9]

茅海建写道，七月十六日（9月1日），礼部把王照的两件上书连同礼部弹劾王照的奏折一并呈上，光绪帝大怒，当天下达严旨；七月十九日，光绪帝以朱谕将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左侍郎堃岫，署左侍郎徐会沣，右侍郎溥颋，署右侍郎曾广汉一律革职。⁠[21]

1898年9月5日，光绪帝授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四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加紧推行变法。⁠[8][13][15]

茅海建考出四人的保举人：杨锐、刘光第由湖南巡抚陈宝箴保举，林旭由少詹事王锡蕃保举，谭嗣同由仓场侍郎李端棻保举。⁠[15]

《清代名人传略》记杨锐生于1857年、刘光第生于1859年、林旭生于1875年。闻道写道，杨锐在1889年考授内阁中书，留京供职；刘光第是四川富顺人，原籍福建武平县，做了十年刑部主事而没有补得实缺；林旭是福建侯官人，出身官僚世家。⁠[8][22]

泷井一博写道，伊藤博文9月11日抵达天津，14日到达北京；9月18日，康有为到日本公使官邸恳请他说服慈禧太后支持变法；9月20日，伊藤博文觐见光绪帝，光绪帝让他坐在自己身旁，以示破格礼遇。马勇写道，康有为与伊藤博文谈了三个小时，但伊藤博文最终没有见到慈禧太后，他的承诺并没有发挥作用。⁠[23][24]

《清代名人传略》写道，慈禧太后决意迫使光绪帝退位，以消除维新势力的威胁；9月14日，光绪帝给康有为和四位军机章京送去一封密信。⁠[8]

茅海建写道，八月初三日（9月18日），军机处给慈禧太后的奏片中出现了政治权力的异常；同日的杨崇伊奏折恳请慈禧太后即日训政、召见大臣。⁠[25]

马勇写道，9月18日夜，新任军机章京谭嗣同独自前往王府井大街北头报房胡同的法华寺，拜访住在那里的袁世凯Yuan ShikaiYuan Shikai（袁世凯，1859—1916年）是清末的军事将领和改革派大臣，1912年至1916年任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他在天津小站编练的新式陆军后来发展为北洋军；1915年至1916年他宣布改行帝制、自任皇帝，1916年3月取消帝制，同年6月6日去世。点击查看完整词条；谭嗣同要袁世凯办两件事：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他写的纸条上有派一半兵力包围颐和园、一半守卫宫廷，大事便可确定的话。袁世凯当时在天津小站练兵。《清代名人传略》则把这次会面写在17日午夜。⁠[24][18][8]

中国文化研究院写道，9月19日慈禧太后突然离开颐和园回到紫禁城；茅海建写她八月初四日回到西苑，回西苑的决定在初三日晚已经做出。⁠[18][25]

张弛写道，9月20日康有为离开北京，次日从天津乘船前往上海。⁠[11]

1898年9月21日（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重新训政，把光绪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下令逮捕维新人士，新政随之终止。⁠[12][18][13][4][25]

Britannica的光绪帝条目写道，慈禧太后在最高军事统帅荣禄的协助下回到京城，把皇帝禁闭在宫中，并散布他病重的消息；外国列强表示不会坐视皇帝死去或被废，保住了他的性命，但此后他再无实权。⁠[14]

马勇写道，这天一早，荣禄来到已回天津的袁世凯处详谈，袁世凯比较如实地讲述了谭嗣同夜访的经过；当天傍晚，北京传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缉拿康有为和康广仁兄弟的电报。⁠[24]

张弛写道，政变发生时梁启超正在浏阳会馆谭嗣同处，两人随后前往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的住处，商量保护和营救光绪帝的办法，并在那里遇到甲午战争后回国参与维新的容闳容闳容闳（1828—1912年）是清末的教育家和外交官，1854年毕业于Yale University，被称为第一位从美国大学毕业的中国学生。他倡议并主持了1872—1881年清政府选派120名幼童赴美留学的出洋肄业局（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曾任清朝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副使，晚年著有英文回忆录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1909年）。点击查看完整词条；梁启超又到日本使馆，参赞林权助正与伊藤博文交谈，他请求日方出面营救光绪帝、救助康有为。谭嗣同拒绝出走，告诉劝他的人：中国还没有听说有人因变法而流血，这是国家不昌盛的原因，“有之，请自嗣同始”；21日晚，劝说无果的梁启超与他诀别，独自回到日本使馆。《清代名人传略》写道，谭嗣同谢绝了日本友人请他避往日本的劝告，平静等候被捕，其间曾试图借助职业拳师营救皇帝，没有成功。⁠[11][8]

容闳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前一年在北京常与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见面，他的寓所成了1898年主要维新人士的聚会之所。⁠[26]

谭嗣同等人被捕的日期有不同说法：《清代名人传略》写谭嗣同9月25日被捕；茅海建引马忠文的研究，写谭嗣同等人在八月初八日被捕，林旭在初九日被捕；黄彰健则认为谭嗣同等人在初九日黎明被捕。⁠[8][25]

泷井一博写道，9月25日，日本驻清临时代理公使林权助的官邸举行欢迎伊藤博文的宴会，席间英国公使的随员带来次日要处决张荫桓的消息；伊藤博文在信中写到，他曾请李鸿章李鸿章李鸿章（1823—1901年）是清朝末期的政治人物、军事统帅和外交官，淮军的创建者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从1870年起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主持兴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铁路、电报和北洋海军等近代事业，并代表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条约，生前身后的评价分歧很大。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务必尽力帮助张荫桓。张荫桓最终没有被处死，而是被流放新疆。伊藤博文在29日离开北京。⁠[23]

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六人在北京菜市口被斩首，史称戊戌六君子。张弛写道，清廷因担心外国干涉，没有经过司法审判就处决了他们；马勇在2018年的访谈中表示，至今没有人见过审判六君子的记录。⁠[13][18][8][11][27]

康广仁是康有为的弟弟；中国文化研究院引他评论变法失败的话，大意是皇帝没有实权，变法怎么可能成功。杨深秀是山西闻喜县人，1889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1897年授山东道监察御史。⁠[18][22]

马勇在同一访谈中认为，想杀六君子的不只是慈禧太后，光绪帝大概也希望早点把他们杀掉。⁠[27]

《清代名人传略》写道，康有为经天津逃到香港，梁启超逃往日本；中国文化研究院写道，康、梁在英国和日本的帮助下出逃，日本人宫崎滔天在政变后专程到香港护送康有为前往日本；Britannica的康有为条目写道，两人都逃到了日本，康有为未能说服日本和英国政府出面为光绪帝干预。⁠[8][18][19][6]

容闳写道，他因收留维新人士而受牵连，又对他们深表同情，只得逃出北京保命，住进上海的外国租界，在那里组织了Deliberative Association of China，被推选为首任会长。⁠[26]

Britannica的变法条目写道，政变后科举旧制恢复，本来就大多没有实行的改革诏令大部分被废除，开办新式学堂等一些温和的改革措施得以保留；新华社2018年的文章写道，除京师大学堂外，其余新政措施全被取消。⁠[3][13]

京师大学堂在戊戌政变中幸存下来，后来改名北京大学；宋君玮称它是维新变法仅存的硕果。⁠[19][20]

《清代名人传略》写道，陈宝箴、徐致靖等维新支持者被革职或下狱；1898年12月4日，翁同龢因曾向皇帝推荐康有为被参劾，被革去全部官职，交地方官在家中看管。⁠[8][16]

中国文化研究院写道，在中外都受尊重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就废黜光绪帝一事向慈禧太后进言，称民心不安、强邻环伺，慈禧太后因而放弃了废帝的打算。⁠[18]

1899年，康有为、梁启超在加拿大成立保救大清皇帝会（保皇会），由康有为领导，得到当地部分华侨支持，主要目标是解救光绪帝、推动立宪；Britannica的康有为条目称之为China Reform Association（中国维新会），俗称Save the Emperor Association，1907年改名宪政党。⁠[18][6]

唐才常组织自立军，谋求推翻清朝政府，起事失败后，他和另外11人被处死；中国文化研究院的另一篇介绍把这次起事的失败系于1900年。⁠[18][19]

《清代名人传略》写道，政变后掌权的守旧派的政策最终酿成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国文化研究院写道，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慈禧太后出走前命太监把光绪帝宠爱的珍妃推入井中处死。⁠[8][18]

Britannica的中国史条目写道，义和团事件的最后议定书在1901年9月签订；此后慈禧太后宣称自己是受守旧派蒙蔽才开战，朝廷既不排外也不反对改革，将推行改革，该条目认为鉴于朝廷曾镇压1898年的变法运动，这一表态看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她随后勉强颁布一系列改革，包括废除科举、开办新式学校和派遣留学生；这些措施没能挽回皇室的威望，反而激起更多反满情绪，推高了革命浪潮。⁠[4]

中国文化研究院认为戊戌变法可以看作1901年清末新政的先声：从1898年起清军士兵开始组织自己的学会；但变法的失败也助长了反清革命力量的兴起。⁠[19]

1908年11月15日慈禧太后去世，此前一天，一向健康的光绪帝被宣布去世，终年37岁；人们从一开始就普遍相信他是被毒死的。2008年，中国研究人员和警方经过五年研究发布报告，确认光绪帝是被人蓄意用砒霜毒死的；中国文化研究院写道，这一结论在戊戌政变110年后才得出。⁠[14][18]

中国文化研究院和新华社2018年的文章把变法从6月11日算到9月21日政变，共103天；Britannica的变法条目把起止日期写作1898年6月11日至9月16日；Britannica的中国史条目写作从6月11日起持续约一百天，到9月20日为止。中国文化研究院写道，变法在1898年6—9月达到高潮，历时103天，因此称为百日维新。⁠[12][13][3][4][1]

中国文化研究院的介绍列举的维新人士，有曾留学英国的严复（1854—1921年）、做过买办从事对外贸易的郑观应（1842—1921年），以及康有为（1858—1927年）和梁启超（1873—1929年），康、梁逐渐成为维新运动的领袖；另一篇介绍写道，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是百日维新的主要倡导者和领导者，两人并称康梁。⁠[1][5]

中国文化研究院写道，维新派请求袁世凯协助诛杀荣禄、软禁慈禧太后，袁世凯却把计划泄露给荣禄，荣禄又全部告诉了慈禧太后，并称维新派把计划托付给袁世凯是幼稚的；《清代名人传略》写道，有说法称袁世凯起初应允，后来把整个计划透露给荣禄，荣禄再告知慈禧太后。⁠[18][8]

马勇2012年写道，流行的看法把六君子的遇害都归因于袁世凯的叛变，但这些只是传言，不是历史；他认为所谓袁世凯告密引发戊戌政变的指控很难成立。⁠[24]

郭卫东2002年在《清史研究》发表的论文，既不同意袁世凯八月初五日（9月20日）回天津后告密、引发次日政变的旧说，也不接受告密没有引发政变、只导致六君子被害的新解；他认为袁世凯确实告了密，但时间是在见到谭嗣同后的初四日（9月19日），告密是慈禧太后提前回宫发动政变的最直接原因。⁠[28]

茅海建介绍，黄彰健1970年出版的《戊戌变法史研究》收有《论戊戌政变的爆发非由袁世凯告密》一文，认为袁世凯告密的消息在初七日由杨崇伊转到北京，慈禧太后初八日才得知。茅海建认为，政变虽然不是因袁世凯告密而发生，但告密的消息传到北京，大大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慈禧太后由此有了围园劫后之说，光绪帝则不认可这一说法；他还认为，戊戌政变是由许多相关事件组成的一个过程，八月初三日慈禧太后限制新任军机章京的签拟权力，并不是政变发生之日。⁠[25]

Young-tsu Wong在1992年8月的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发表Revisionism Reconsidered: Kang Youwei and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重新检讨修正派对康有为在1898年变法中作用的研究；Luke S. K. Kwong来信商榷，认为康有为一直处在皇权结构的边缘，Wong把他的看法概括为与其说是推动者不如说是旁观者。Wong在答复中认为康有为在1898年的变法中起了核心作用，但不是总设计者，他的影响可比商鞅、王安石，只是没有他们那样的官方地位。⁠[17]

两人对1898年是否有动用武力的密谋也看法不同：Kwong认为梁启超1908年一封信中的说法含糊到模棱两可，Wong认为信中的话非常清楚；对毕永年在政变几个月后写成的记述，Kwong质疑其来源和动机，主张先彻底分析再采信。⁠[17]

茅海建认为，若没有康有为及其党人，就不可能有戊戌变法；他们是造就形势的人，尽管最后也不可能左右形势。⁠[15]

Britannica的变法条目认为，百日维新的失败标志着中国帝制政权最后一次尝试激进变革；Britannica的中国史条目认为，变法运动没有产生实际成果，守旧派得知维新派要除掉慈禧太后的密谋后作出激烈反应，失败的直接原因在于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间的权力斗争。⁠[3][4]

中国文化研究院的一篇介绍认为，变法的内容顺应时代，但皇帝和维新派急于一夜之间使国家现代化、富强起来，政策严重触犯了掌握实权的朝臣的利益，他们敷衍了事，决议很少得到执行；失败难以归咎于一两个人，慈禧太后等守旧派代表了传统文化中陈旧的一面，维新派的天真实际上促成了政变，变法的失败使国家错过了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机会。⁠[1]

中国文化研究院的其他介绍写道，变法以悲剧收场，却引入了有利于清末新政的新思想，因此对中国早期近代史的影响是正面的；变法出于挽救国家免遭瓜分的爱国热忱，并启发了后来的几代人。它还把戊戌变法与1860—1894年的洋务运动相比，认为前者试图效法日本明治维新，进行全面的政治改革。⁠[12][19][9]

茅海建在阅读张之洞档案后认为，戊戌变法是体制内的改革，必须得到体制内主要政治派系的参加或支持才可能成功，而张之洞集团以及当时的主要政治人物对康有为、梁启超持排斥乃至敌对的态度。马勇在2018年的访谈中认为，真正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温和而坚定的改革，但历史往往会走向极端。⁠[29][27]

中国文化研究院介绍，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以亲历者身份记述了变法的缘起、经过、结果和失误。⁠[18]

茅海建从1998年戊戌变法一百周年时开始研究这段历史，先后出版《戊戌变法史事考》（2005年，再版时改名《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2011年）和《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2014年）；他认为康有为亲笔所写的回忆录《我史》是绕不过去的关键史料，用了整整五年为它作注、鉴别真伪，并看到了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手稿。⁠[30]

茅海建所读的张之洞档案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共492函，内有两千余册和数以千计的散页，主体在20世纪50年代由张之洞的曾孙张遵骝捐赠给近代史研究所。⁠[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