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ung-Dao Lee

他於1926年11月24日出生在上海，祖籍江蘇蘇州，是商人Tsing-Kong Lee與Ming-Chang Chang所生六個子女中的第三個。Lindau Nobel Laureate Meetings的研究簡介把他的出生日期印作1926年11月25日；Physics History Network的記錄在頁首印作1926年11月11日，在“Important Dates”欄裡則印作11月24日。李政道圖書館的年表寫道，“政道”這個名字由祖父取定。⁠[1][2][3][4][5]

他的父親在化工行業經商，母親持家，喜歡為家裡的藏書添置書籍。父親的姓名和職業各處寫法不一：他本人2007年提供給NobelPrize.org的自傳和Associated PressAssociated PressAssociated Press（美國聯合通訊社，簡稱美聯社）是總部位於紐約市的合作制新聞通訊社，1846年創辦，是美國曆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通訊社。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的訃聞寫作Tsing-Kong Lee，Physics History Network的記錄寫作Tsin-Kong Lee，Lindau Nobel Laureate Meetings的研究簡介寫作Chun-Kang Lee，並稱他是畢業於University of Nanking的工業化學家和商人；Associated Press的訃聞引《文匯報》（Wenhui Daily）稱他是商人，自傳沒有寫他的職業。Associated Press的訃聞同樣引《文匯報》寫道，他的母親是虔誠的天主教徒。Columbia College Today引他本人的話說，他成長在“a family of learning”；CERN Courier的訃文稱他出生於上海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6][1][2][5][4][7]

1935年，他進入上海私立清心中學的附屬小學；1938年，因戰亂轉入已遷到上海租界的蘇州東吳大學附屬中學。年表寫道，他因日軍佔領上海而沒有讀完這所小學。Soochow University的一篇報道把他在東吳大學附屬中學就讀的時間寫作1938年至1941年。他在自傳中寫道，自己的中學教育大部分是在上海完成的。⁠[3][8][9][1]

他不願在日軍佔領下讀書，離家前往內地，1942年夏到達江西贛州，病癒後進入贛縣的基督教聯合中學。學校缺少教師，他自學高中和大學教材，並給低年級學生講授數學和物理，沒有畢業就前往貴陽參加大學入學考試。年表記載，他在贛州的招待所裡患過急性瘧疾、痢疾和疥瘡，並且挨餓受凍。CERN Courier的訃文寫道，他既沒有讀完中學，也沒有從大學畢業；李政道圖書館的人物簡介稱，1950年的博士學位證書是他一生唯一的一張畢業文憑。⁠[3][8][7]

1943年，沒有中學文憑的他以同等學力考入當時遷到貴州的National Chekiang University（今Zhejiang University），錄取在工科，隨即轉入物理系，在貴州湄潭的永興場上課，受到Shu Xingbei（束星北）、Wang Ganchang（王淦昌）等教授的指導。他最初被錄取的系別有兩種說法：李政道圖書館的年表和人物簡介寫作電機系，年表稱他在開學前轉入物理系，人物簡介稱在開學之初；Columbia College Today、CERN Courier的訃文和Lindau Nobel Laureate Meetings的研究簡介寫作化學工程系，Columbia College Today和Lindau的簡介並稱他是在教授們看出他的物理才能之後轉系的。年表還記載，他從江西經廣東、廣西輾轉到貴州，Shu Xingbei每週來指導他半天。⁠[3][8][6][7][4]

1945年夏，他經考試轉入昆明的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作為二年級轉學生學習物理，得到Ta-You Wu（吳大猷）的指導。這所大學由Peking University、Tsinghua University和Nankai University在戰時聯合組成。年表記載，他的姑父Yang Guanbei（楊管北）托友人Liang Dapeng（梁大鵬）寫信把他介紹給Ta-You Wu。他在兩所大學就讀的年份各處記載不同：自傳寫作1943年至1944年在National Chekiang University、1945年在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Lindau Nobel Laureate Meetings的研究簡介稱他在1944年轉學；澎湃新聞的訃聞寫作1944年至1946年先後就讀於兩校；Physics History Network的記錄把前一所大學的所在地寫作杭州，把後一所寫作長沙。⁠[3][1][7][4][10][5]

1946年春，經Ta-You Wu和Ye Qisun（葉企孫）推薦，他獲得中國政府獎學金赴美國留學。同年秋天，只讀過兩年大學的他被University of Chicago研究生院破例錄取；當時接收沒有正式學位者攻讀博士的美國大學為數很少，這所大學是其中之一。⁠[3][4][1]

1948年春，他通過博士資格考試，Enrico FermiEnrico FermiEnrico Fermi（1901—1954年）是意大利裔美國物理學家，1938年獲Nobel Prize物理學獎，1942年領導團隊在芝加哥實現首次受控核鏈式反應。點擊查看完整詞條選他做自己的博士生。⁠[3][1]

1949年，他與M. Rosenbluth、Chen Ning Yang合作發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論文。文章指出β衰變、μ子俘獲和μ子衰變的耦合常數十分接近，表明它們是同一種相互作用的不同表現，並設想弱相互作用可能由重玻色子傳遞。這是他與Chen Ning Yang合作的開始。⁠[4][11]

1950年6月，他獲得博士學位。博士論文“Hydrogen Content of White Dwarf Stars”屬於理論天體物理學，從穩定性出發論證白矮星中氫的含量不到百分之一，因而白矮星應處於恆星演化的終點。李政道圖書館的人物簡介寫道，他獲得學位時24歲。Physics History Network的記錄把他在University of Chicago讀研究生的時間記為1946年至1949年，並把Enrico Fermi列為他的博士導師。⁠[1][4][3][8][5]

1950年6月，他與Jeannette Hui-Chun Chin（秦惠䇹）結婚。⁠[3][1]

1950年，他在University of Chicago的Yerkes天文臺任天文學Research Associate，與S. Chandrasekhar一起研究流體力學約八個月。他在1951年發表的論文證明，二維流體中不會出現湍流。⁠[5][4][11]

1950年至1951年，他在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是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系統的成員校，其前身University of California於1868年由兩校合併創立，1873年遷至加利福尼亞州伯克利。點擊查看完整詞條任Research Associate和講師。⁠[5]

1951年9月至1953年6月，他是普林斯頓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數學學部的成員；聘用他的是當時的院長J. Robert OppenheimerJ. Robert OppenheimerJ. Robert Oppenheimer（1904—1967年）是美國理論物理學家和科學管理者，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領導了研製原子彈的Los Alamos實驗室。點擊查看完整詞條。⁠[12][13]

在那裡，他與Chen Ning Yang合寫了兩篇關於相變的統計力學論文，1952年發表在Physical Review上；論文表明不同的相可以有不同的熱力學函數，其中一篇討論格氣和Ising模型，並由此得到單位圓定理。⁠[11][4][7]

1952年至1953年，他訪問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在與John Bardeen討論的啟發下，與F. Low、D. Pines一起用場論方法處理極性晶體中慢電子的運動，論文於1953年發表。這項工作對後來BCS超導理論的建立有所啟發。⁠[7][11]

1953年，26歲的他到Columbia University任物理學助理教授，1955年升任副教授，1956年升任教授。成為正教授時他29歲，是當時該校歷史上最年輕的正教授。⁠[1][13][5]

1954年，他提出一個可以嚴格求解的量子場論模型，其中質量、電荷和波函數的重正化都能精確完成，後來被稱為Lee模型。⁠[4][11]

他加入時，該校物理系有近十二位教員已經獲得或後來獲得Nobel Prize。Physics History Network的記錄把Norman Christ和Gerald Feinberg列為他在Columbia University指導過的人。⁠[13][5]

20世紀50年代初以來，物理學家對τ和θ兩種粒子的衰變感到困惑：兩者質量和壽命相同，τ衰變為三個π介子，總宇稱為−1，θ衰變為兩個π介子，總宇稱為+1。如果宇稱守恆，它們只能是兩種不同的粒子。⁠[14][4][15]

1956年4月的Rochester會議之後，他在Columbia University查看了Jack Steinberger小組的奇異粒子數據，並建議把數據在整個360°範圍內作圖，但當時的統計量不足以判斷宇稱是否守恆。⁠[16]

他與當時在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的Chen Ning Yang系統檢查了已有的實驗證據，認為宇稱守恆在強相互作用和電磁相互作用中有充分依據，在弱相互作用中卻從未得到實驗檢驗。二人的論文“Question of Parity Conservation in Weak Interactions”於1956年6月投給Physical Review，10月1日刊出，文中提出了幾種可以檢驗這一問題的實驗。李政道圖書館的研究介紹頁列出這篇論文的出處為Physical Review第104卷第254頁（1956年），勘誤刊於第106卷第1371頁（1957年）。⁠[4][7][11]

1956年夏天，他在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做了這項研究的一部分工作；他和Chen Ning Yang分析過該實驗室Cosmotron加速器得到的粒子衰變結果。Robert Crease在Physics World的訃文中說，他和Chen Ning Yang當時常在星期五下午去附近的Westhampton海灘，在沙灘上寫方程；兩人還會大聲爭吵，走廊另一頭的人有時都聽得見。⁠[15][14]

為尋找實驗檢驗的辦法，他向Columbia University的同事Chien-Shiung WuChien-Shiung WuChien-Shiung Wu（吳健雄，1912—1997年）是出生於中國的美國實驗物理學家，長期任教於Columbia University，曾參加曼哈頓計劃。她與合作者在1956年至1957年完成的鈷-60 β衰變實驗首次以實驗證明宇稱在弱相互作用中不守恆。點擊查看完整詞條請教，她提出用極化鈷-60原子核的β衰變來檢驗。⁠[16]

論文在1956年10月發表時還指出，弱相互作用中電荷共軛（C）和時間反演（T）不變性同樣沒有實驗證明。⁠[4]

Chien-Shiung Wu與National Bureau of Standards的合作者在1956年12月底得到可以重複的結果：極化鈷-60的β衰變中宇稱不守恆。Columbia University Nevis迴旋加速器實驗室的Leon Lederman、Richard Garwin和Marcel Weinrich隨即在μ子衰變中探測到不對稱性。⁠[16][4]

1957年1月15日，Columbia University舉行新聞發佈會公佈這一發現，他與Chien-Shiung Wu等人出席。澎湃新聞2022年的一篇報道轉述了Chien-Shiung Wu的孫女Jada YuanJada YuanJada Yuan是記者，曾在New York雜誌任contributing editor，2018年擔任The New York Times首位“52 Places Traveler”，其後在The Washington Post任記者，至2026年2月；她是物理學家Chien-Shiung Wu與Luke Chia-Liu Yuan的孫女。點擊查看完整詞條 2021年在《華盛頓郵報華盛頓郵報《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是1877年在華盛頓創刊的美國日報，曾因Pentagon Papers案和Watergate調查聞名；該報1933年起由Meyer–Graham家族經營八十年，2013年起歸Jeff Bezos個人所有。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發表的回憶：實驗剛取得成功，他就把消息告訴了Columbia University的一群科學家，儘管她的祖母曾請他暫時不要這樣做，Jada Yuan認為這直接關係到這項發現的功勞歸誰；Leon Lederman則應他的要求暫緩提交論文，她寫道，如果他們不是Columbia University的同事，這樣的善意不太可能發生。⁠[17]

Wolfgang PauliWolfgang PauliWolfgang Pauli（1900—1958年）是出生於維也納的理論物理學家，因發現不相容原理（又稱Pauli原理）獲1945年度Nobel Prize物理學獎，1930年提出了後來稱為中微子的中性粒子假說；他自1928年起任ETH Zurich理論物理學教授，直至去世。點擊查看完整詞條起初不相信宇稱會被破壞，1957年1月19日，他寫信向Chien-Shiung Wu祝賀。據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出版的Chien-Shiung Wu傳記回憶錄，Pauli起初認為這些想法只是“mathematical play”；這封日期為1957年1月19日的信寫道：“I congratulate you (to the contrary of myself)”。⁠[16]

同年，他與Chen Ning Yang提出二分量中微子理論，並與合作者把對稱性的研究推廣到電荷共軛與空間反射的聯合變換（CP）。1964年在中性K介子衰變中發現的CP不守恆印證了這項工作。⁠[3][7]

宇稱不守恆的確立促成了1958年弱相互作用V–A理論的建立，併為十年後弱相互作用與電磁相互作用的統一理論打下基礎。⁠[7]

1957年5月5日，他獲得Albert Einstein Award in Science。⁠[3][12]

同年10月，他與Chen Ning Yang被授予當年的Nobel Prize物理學獎，各得獎金的一半，獲獎理由是“for their penetrating investigation of the so-called parity laws which has led to important discoveries regarding the elementary particles”。獲獎時他任職於Columbia University。⁠[18][3]

頒獎典禮於1957年12月10日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他當時31歲，是繼25歲獲獎的Lawrence Bragg之後第二年輕的獲得Nobel Prize的科學家；他和Chen Ning Yang是最早獲得這一獎項的華人。Physics World的訃文則把他獲獎時的年齡寫作30歲。⁠[2][14][4]

Chien-Shiung Wu沒有分享這一獎項。Lindau Nobel Laureate Meetings的研究簡介指出，她的實驗論文發表於1957年1月，而Nobel基金會章程要求獲獎成果最遲在評獎前一年發表，她在1957年沒有被提名，1958年才首次獲得提名；Physics World的訃文提到，有人認為她也應分享這一獎項。他後來也曾提名她。澎湃新聞的報道寫道，包括他在內的多名Nobel Prize得主曾為她提名，但始終未能成功。⁠[4][14][17]

1957年9月至1958年6月，他再度成為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的成員；1957年他還應邀擔任Harvard UniversityHarvard UniversityHarvard University（哈佛大學）是位於美國馬薩諸塞州的私立研究型大學，1636年由馬薩諸塞灣殖民地議會批准設立，1639年以早期捐助人 John Harvard 命名。學校以劍橋、波士頓 Allston 和 Longwood 為主要校區，設 Harvard College、本科以外的專業與研究生學院及 Radcliffe 高等研究院。學校由 Harvard Corporation 與 Board of Overseers 兩個治理機構共同履職；截至2026年10月，校長為 Alan M. Garber。2025財年末捐贈基金規模為569億美元。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的Loeb講座講席。⁠[12][19]

他與Chen Ning Yang、Huang Kesun（黃克孫）等人研究硬球玻色系統的統計力學，到1960年建立了處理多體問題的一般理論框架，並指出有相互作用的玻色系統可以出現超流現象。李政道圖書館的研究介紹頁稱，他研究量子統計力學中的多體問題，對氦Ⅱ超流性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3][8][4][11]

1959年，他倡導研究高能下的弱相互作用，促使Columbia University的同事Melvin Schwartz提出用高能中微子做實驗；1960年，他與Chen Ning Yang發表論文討論可能的高能中微子實驗。1962年在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完成的實驗表明，存在電子中微子和μ子中微子兩種不同的中微子。該頁還寫道，他提出了二分量中微子理論。⁠[3][11][12]

1959年，他當選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5]

1960年，他受聘為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教授。該院的記錄顯示，他在1960年9月至1962年6月是數學學部的教員，當時院內的物理學家歸屬這個學部；Physics History Network和李政道圖書館的年表把這段任職記為1960年至1963年，其間他兼任Columbia University教授。⁠[20][12][5][3]

1962年，他與Chen Ning Yang研究了帶電矢量介子與電磁場的相互作用。⁠[3]

1962年，他加入美國國籍，並當選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會員。⁠[2][6][5]

他與Chen Ning Yang的合作在20世紀60年代初結束。Lindau Nobel Laureate Meetings的研究簡介寫道，兩人的合作在1961年突然破裂；Tsinghua University高等研究院編的Chen Ning Yang生平大事記把“Ended collaboration with Lee”記在1962年，Chen Ning Yang本人在2010年的文章裡也把兩人的決裂繫於1962年。分手的經過和原因，雙方各有說法。⁠[4][21][22]

《瞭望東方週刊》2010年的一篇文章根據Ji Cheng（季承）所著、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諾貝爾獎中華風雲——李政道傳》敘述了Tsung-Dao Lee一方的說法，文章稱Ji Cheng是學者Ji Xianlin（季羨林）之子：他1946年來到美國，進入University of Chicago，兩人在那裡初次見面，當時Chen Ning Yang已在該校任助教，接到Ta-You Wu的通知後為他們在大學國際公寓預訂了房間；1949年秋Chen Ning Yang到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任訪問成員，並邀他前去合作，1951年9月他偕夫人到普林斯頓。按這本傳記，1951年秋兩人寫了兩篇統計力學論文，Chen Ning Yang提出，如果他不介意，希望自己的名字排在前面，因為自己比他大四歲；1957年，Chen Ning Yang又提出，Nobel Prize授獎時希望按年齡順序在他之前受獎。⁠[23]

關於署名次序，Chen Ning Yang在2010年的文章裡另有一種講法：他把這兩篇統計力學論文記在1952年，寫道兩篇都署Yang—Lee本是正常的次序，可是他起先竟打算兩篇都把Tsung-Dao Lee的名字放在前面，後來部分地接受了妻子Tu Chih-li（杜致禮）的忠告，才成為一篇署Yang—Lee、一篇署Lee—Yang。⁠[22]

關於1962年的經過，《瞭望東方週刊》的文章轉述這本傳記說：Jeremy Bernstein為The New Yorker寫了一篇講述兩人研究宇稱問題經過的文章，刊於1962年5月12日；4月他收到校樣，沒有作什麼修改，Chen Ning Yang卻提出許多意見，說文章裡有某些令人痛苦的地方，要同他討論；第二天，Chen Ning Yang到他家裡提出，文章裡凡是寫到李和楊兩人做了什麼的地方都要加註，說明這樣排列只是出於按字母排序的習慣，當晚又打來電話說，注或許可以不加，但文章裡都要寫成楊在前、李在後；他感到失望，只好建議兩人今後不再合作。傳記寫道，Chen Ning Yang隨即變得十分激動，哭了起來，說自己非常願意繼續合作；他感到無可奈何，最後兩人同意暫停合作。同年11月，他向J. Robert Oppenheimer遞交了辭職書；傳記稱J. Robert Oppenheimer對此非常遺憾，並尖銳地說，Tsung-Dao Lee應該不再做高能物理，Chen Ning Yang則應該去看看精神醫生。《瞭望東方週刊》的文章說明，這只是Tsung-Dao Lee一方的表述，並說Ji Cheng在傳記中也儘量引入了Chen Ning Yang的說法以求平衡。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學者Chen Fangzheng（陳方正）也認為，兩人失和大致是從Jeremy Bernstein這篇文章開始的。Ji Cheng說，自己寫兩人的恩怨是歷述事實，不作結論；Chen Ning Yang 2010年的文章則是針對這本傳記寫的，對其中多處敘述提出反駁。⁠[23][24][22]

光明網電子報《書摘》2012年2月1日刊載的Cao Kefan（曹可凡）的文章（摘自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年7月版《悲歡自酬》）對這兩個細節有同樣的記述：文章引他的敘述說，Chen Ning Yang當時情緒激動起來，開始哭泣，說非常想和他一起工作；文章也記下了J. Robert Oppenheimer的那句話，把它列為認識兩人的物理學家在兩人分手後的反應之一，沒有說明這句話的對象和時間。Cao Kefan所引他的敘述還說：同年6月，Leon Lederman、Melvin Schwartz和Jack Steinberger準備發表他們關於第二類中微子的實驗結果時，Chen Ning Yang又一次非常焦躁，對他們論文中提到兩人名字的順序憂心忡忡；出乎他意料的是，Chen Ning Yang隨後給他寫了好幾封信，信的內容讓人極端不快並且充滿敵意；他對這一切感到非常傷心，意識到兩人的友誼已經不存在了。這只是他一方的說法。同一篇文章也給出了Chen Ning Yang一方的講述：Jeremy Bernstein提議寫那篇文章時，Chen Ning Yang擔心Jeremy Bernstein與Tsung-Dao Lee關係比較密切，會在文章裡對Tsung-Dao Lee過度揄揚，甚至歪曲歷史，曾請J. Robert Oppenheimer設法阻止發表；文章引Chen Ning Yang本人的回憶說，1962年4月18日，兩人在他的辦公室長談，回顧了1946年以來發生的事情，發現除了少數幾點以外，兩人對所有關鍵事件的記憶都相同，就像家庭中的衝突得到和解一樣，這是一個感情獲得宣洩的過程，兩人都感到一種解脫後的暢快，但這次和解沒有維持下去，幾個月後兩人就永遠分手了。Chen Ning Yang 2010年回應Ji Cheng傳記的文章沒有提到哭泣一事和J. Robert Oppenheimer的那句話。⁠[25][22]

1963年，他回到Columbia University。BritannicaEncyclopædia BritannicaEncyclopædia Britannica（大英百科全書，又譯不列顛百科全書）是1768年在蘇格蘭愛丁堡開始出版的英語綜合性百科全書，也指出版它的總部位於美國芝加哥的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Inc.（對外稱 The Britannica Group）；紙質版於2012年停印，此後以 Britannica.com 線上百科、面向學校與圖書館的數字教育產品和 Merriam-Webster 詞典為主要業務。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的條目寫他此時出任該校首位Enrico Fermi物理學教授，Physics History Network和李政道圖書館的年表則把他出任這一教席的時間記為1964年。⁠[20][5][3]

1964年，他與Michael Nauenberg分析了與零靜止質量粒子有關的發散問題，所用方法與Toichiro Kinoshita在1962年獨立得到的結果合稱Kinoshita–Lee–Nauenberg（KLN）定理，後來成為量子色動力學中處理膠子行為的依據。李政道圖書館的研究介紹頁稱KLN定理是強相互作用實驗中“an indispensable theorem”。⁠[4][11]

同一年CP不守恆被發現後，他提出了多個相關模型，此後長期研究弱相互作用中時間反演不變性的破壞。⁠[3][20]

1964年，他當選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院士。⁠[5]

1965年至1966年，他與Chien-Shiung Wu合作完成了一篇關於弱相互作用的綜述。⁠[3]

1966年，他成為Guggenheim Fellow。1967年，他與Steven Weinberg、B. Zumino發表了關於場代數的研究。⁠[3][11]

20世紀60年代，他與Giancarlo Wick研究了不定度規下S矩陣的么正性；1970年，二人提出一種相對論不變、規範不變、么正而且沒有發散的量子電動力學理論。⁠[11]

1968年，他曾在CERN講學。⁠[7]

Chen Fangzheng 2011年在《南方週末》撰文梳理了這場爭論：兩人1962年終止合作二十年後，衝突終於從私下轉為公開，爆發出來。1970年夏，Tsung-Dao Lee在Erice的暑期講習班上講弱相互作用的歷史，核心是宇稱不守恆的發現；Chen Fangzheng當時也參加了這個講習班，他寫道，聽完以後，好像從頭到尾連Chen Ning Yang的名字都沒有聽到過。Chen Ning Yang的文章同樣把這次講演記在1970年，並說講稿收入1971年出版的一本書。1983年，Chen Ning Yang在論文選集Selected Papers (1945–1980), with Commentary的評註中追述了發現的經過，認為Tsung-Dao Lee有意歪曲那段歷史（據Chen Fangzheng，評註英文原文的措辭是“implied and insinuated various things”）。此後Tsung-Dao Lee以預印本發表了一篇自述，後來收入1986年出版的論文選集，他說這篇文字完全是個人的，出自他本人的回憶。2002年，Chiang Tsai-chien（江才健）在臺北出版的Chen Ning Yang傳記基本採用了Chen Ning Yang的說法，作者在後記中說，由於他反對Tsung-Dao Lee推動臺灣參加美國的高能粒子對撞機計劃，Tsung-Dao Lee對他的訪談請求置之不理。2003年4月3日，Tsung-Dao Lee接受《科學時報》記者Yang Xujie（楊虛傑）的訪問；Ji Cheng、Liu Huaizu（柳懷祖）、Teng Li（滕麗）等人把這次訪問和有關文獻編成資料集《宇稱不守恆發現之爭論解謎》，2004年分別由甘肅科學技術出版社和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版。2010年Ji Cheng的傳記出版後，Chen Ning Yang於3月17日在《中華讀書報》、4月在《二十一世紀》發表文章回應。⁠[24][22][21]

Tsung-Dao Lee的說法是：宇稱不守恆思想的突破是他在1956年4月上旬獨立作出的，與Chen Ning Yang無關。這是他2003年答《科學時報》記者問時的話，Chen Fangzheng的文章和Chen Ning Yang 2010年的文章都作了引述。他還說，Chen Ning Yang到5月才參加進來，1956年5月初他接受Chen Ning Yang的要求，同意兩人合作；對於2002年那本傳記，他說Chen Ning Yang是想通過此書重寫歷史。《瞭望東方週刊》轉述的Ji Cheng所著傳記寫道，1956年4月底或5月初的一個上午，Chen Ning Yang從長島開車到Columbia University看他，因飯館還沒有開門，兩人在125街和Broadway路口的White Rose咖啡館邊喝咖啡邊討論，Chen Ning Yang起初激烈反對他講的一切，經過反覆討論才逐漸被說服。《博覽群書》2010年的一篇文章引他1988年的回憶寫道，5月初Jack Steinberger來訪，次日Chen Ning Yang到Columbia University同他討論，隨後他去拜訪Chien-Shiung Wu，她借給他一本關於β衰變的著作；該文還引他的話說，他和Chen Ning Yang在1956年的Rochester會議上都提出過宇稱可能不守恆。⁠[24][22][26][23]

Chen Ning Yang的說法是：突破出自他本人。他在2010年的文章裡寫道，1956年5月他在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報告一項結果後，Walter Selove問他為什麼會有那麼多項相消，他一時答不上來，苦思一兩天後，在5月中旬前後的一天突然領悟到，必須引入贗標量的觀念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對於領悟者是他還是Tsung-Dao Lee，他寫道是他本人，並說自己沒有鐵證，但有可信度達80%至90%的證明。他認為Tsung-Dao Lee的說法顛倒了兩人合作中的主從關係，與當時同行的印象相反，並寫道Tsung-Dao Lee在1968年至1971年間已在Erice、CERN、Columbia University、Rutgers University等多處作關於弱相互作用歷史的演講，而他自己是在1983年出版的論文選集裡才第一次公開回應，因此這些演講和Erice講稿的出版才是兩人之間所有公開論爭的源頭。《瞭望東方週刊》的文章引他1982年為獲獎論文所寫的後記說，是他想到應當把產生過程的對稱性同衰變過程分開，Tsung-Dao Lee起初反對這一看法。⁠[22][23]

Chen Fangzheng沒有判定誰是誰非。他寫道，兩人的爭執旁人絕難置喙，也不可能以息事寧人、和稀泥的方式解決，最終還是要斷一個是非曲直，但那很可能要等到時過境遷、一切都已無所謂的時候；他把它同Newton與Leibniz關於微積分發明權的爭論相比，但對這場爭論能否也這樣看待，他說自己不敢說。《博覽群書》的那篇文章（作者Pan Chen（潘辰））反駁Tsung-Dao Lee一方的說法，結論是Tsung-Dao Lee關於宇稱不守恆問題以他為主解決的論據都與過去文獻所載的事實不符；該文認為Tsung-Dao Lee在1971年、1986年和1988年的三篇回憶文章只說到他在1956年5月才弄清要研究贗標量，並沒有說曾經獨自提出；該文引Chien-Shiung Wu 1972年的回憶，即1956年早春的一天Tsung-Dao Lee來到她的辦公室，認為她回憶的其實是5月初的事，並引Schwartz（文中作史瓦茲）1988年的回憶說，當時重新分析過的數據不足以得出什麼結論；該文還指出，1956年Rochester會議的記錄載有Chen Ning Yang在會上提出宇稱可能不守恆，卻沒有Tsung-Dao Lee在會上發言的記錄。《瞭望東方週刊》的文章引Ji Cheng的話寫道，1972年兩人先後回國訪問，此後圍繞中國高能物理的發展，兩人的分歧帶有濃厚的個人意氣色彩。Physics History Network關於Tsung-Dao Lee的記錄把Chen Ning Yang列為1957年Nobel Prize的共同獲獎者和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的同事。⁠[24][26][23][5]

《中華讀書報》2007年刊出的Chiang Tsai-chien文章寫道，2006年4月，由Chien-Shiung Wu的一位女弟子N. Koller籌劃的宇稱不守恆50週年研討會在美國得克薩斯州得克薩斯州得克薩斯州是位於美國中南部的一個州，首府為Austin，最大城市為休斯敦。該州於1845年12月29日加入聯邦，為第28個州；2020年人口普查（2020年4月1日）人口為29,145,505人（約2914.6萬人）。點擊查看完整詞條達拉斯舉行；Chien-Shiung Wu的兒子、物理學家袁緯承Vincent YuanVincent Yuan（袁緯承，1947年生）是在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從事研究的物理學家，Chien-Shiung Wu與Luke Chia-Liu Yuan之子；他參與過TRIPLE合作組對中子共振中宇稱破壞的研究，並以第一作者發表了用中子共振譜測量衝擊波溫度的實驗。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在會上講述母親的生平和工作，他和Leon Lederman也在會上發表演講。2006年4月22日，當年曾經密切合作、後來爭吵決裂的他和Chen Ning Yang在這個會上碰面。他先做演講，討論了一些中微子研究，也談到Chien-Shiung Wu和她的實驗，沒有觸及當年與Chen Ning Yang的合作；接下來Leon Lederman講述自己當年做另一個實驗的過程，Chen Ning Yang都在座。Chen Ning Yang在下一場演講，題為“In which direction is the door?”（門在哪個方向？），也沒有觸及與他合作這一敏感問題。⁠[27]

1972年中美關係緩和後，他寫信給Zhu Guangya（朱光亞），並托訪華的美國科學家代表團轉告Zhou Peiyuan（周培源），表達回國訪問的願望。9月19日，他與夫人第一次回到中國，此時距他赴美已有26年。⁠[28][29]

他的第一站是上海，並訪問了Fudan University。⁠[30]

10月13日上午，在Zhou Peiyuan主持下，他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與三十多位科學家座談，建議中國的高能物理研究走自己的路，並加強國際交流和人才培養。10月14日，Zhou Enlai（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他。⁠[28]

這次訪問中他注意到，大學和研究所有重應用、輕基礎科學特別是理論科學的傾向，理論人才的培養出現斷檔。⁠[31]

1973年，經Zhou Enlai批准，他把長子送到Fudan University學習。同年6月，中國高能物理代表團訪問美國的五個高能物理實驗室，他與Luke Chia-Liu YuanLuke Chia-Liu YuanLuke Chia-Liu Yuan（袁家騮，1912—2003年）是出生於中國的美國實驗物理學家，物理學家Chien-Shiung Wu的丈夫，職業生涯主要在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度過，任高級物理學家。他於1959年當選Academia Sinica院士，1983年至2002年擔任臺灣同步輻射研究中心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點擊查看完整詞條、Chien-Shiung Wu等人接待了代表團。《復旦》校刊2024年9月的文章寫明這位長子是Li Zhongqing（李中清）。澎湃新聞2024年8月11日的文章寫道，這個代表團由Zhang Wenyu（張文裕）、Zhu Hongyuan（朱洪元）、Fang Shouxian（方守賢）等14位物理學家組成，對美國五大主要高能物理實驗室進行了為期數週的訪問；他還親自安排代表團會見了文章所稱當時正在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的美國能源部副部長，在他的引薦下，代表團與美國各大高能物理實驗室建立了初步聯繫。⁠[30][28]

20世紀70年代，他提出CP破壞可能起源於真空的自發對稱性破缺。⁠[7]

1974年，他與Giancarlo Wick發表關於量子場論中真空穩定性的研究，指出被破缺的真空對稱性可以部分恢復，重離子的高能碰撞有可能實現這種恢復併產生可觀測的效應。這項工作開啟了對量子色動力學真空、相變、夸克—膠子等離子體和相對論重離子物理的研究。⁠[7][4][11]

1974年5月，他偕夫人第二次回國。在上海參觀Fudan University時，他看到基礎科學的訓練比以前大為縮短，對此感到憂慮；參觀上海一所舞蹈學校選拔和訓練少年演員的做法後，他寫了一份建議書，提出在大學之外組織一支少而精的基礎科學工作隊伍，從十三四歲的少年中選拔並加以培養。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的Huang Qingqiao（黃慶橋）在澎湃新聞刊出的文章寫道，這份建議書題為《參觀復旦大學後的一些感想》，5月22日經Zhu Guangya轉呈Zhou Enlai。關於建議書的日期和標題，各來源的記載不同：李政道圖書館的年表寫道，他5月19日抵達北京，給Zhou Enlai寫信，即題為《參觀復旦大學後的一些感想》的建議書；何昊華在《現代物理知識》的文章寫道，建議書題為《參觀上海復旦大學後的一些感想》，他5月20日請Zhu Guangya遞呈Zhou Enlai，並請Zhou Enlai轉呈Mao Zedong；《復旦》校刊的文章也寫作《參觀上海復旦大學後的一些感想》，並稱他把它遞交給中共中央；澎湃新聞2024年8月5日關於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悼念他的報道則稱之為《關於培養基礎科學人才的建議》一文。何昊華的文章寫明他參觀的是上海舞蹈學院，從“舞蹈人員的選擇和訓練”中受到啟發，並引建議書原文，主張在大學之外“組織一組很少數的、以廣大民眾中推選出來的、不脫離群眾的、少而精的基礎科學工作隊伍”，選拔年齡寫作“約13歲或14歲左右就開始？”；他在2005年的回憶中則說，建議是從全國選拔很少數、約十三四歲、有培養條件的少年到大學去培訓，澎湃新聞的這篇報道也這樣轉述建議的內容。⁠[32][31][30][33]

建議書經Zhu Guangya轉呈Zhou Enlai。5月24日晚，Zhou Enlai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他和夫人，Deng Xiaoping（鄧小平）等人在座，近二十位科學家陪同；Zhou Enlai認為他的建議可以試驗。會後他又寫了一份關於基礎科學與應用科學關係的補充說明。Huang Qingqiao的文章寫道，Zhou Enlai這次會見的是他全家，並記下席間的一段對話：他講到選拔基礎科學人才也需要像選拔芭蕾舞人才那樣從年輕時做起時，Jiang Qing（江青）突然插話，問難道50歲就不行了嗎，他回答說舞蹈演員不是從小就培養起來的嗎，Jiang Qing說舞蹈演員要有持續性，Xie Jingyi（謝靜宜）說首先要解決為誰服務的問題；會見最後，Zhou Enlai對他說，那篇文章已經讓人把字放大，送Mao Zedong閱看。同一篇文章的一條腳註把這次會見寫作5月26日。何昊華的文章寫道，參加這次會見的有剛剛復出的Deng Xiaoping和Guo Moruo（郭沫若）等人，陪同會見的有Qian Xuesen（錢學森）、Wu Youxun（吳有訓）、Zhou Peiyuan等著名科學家近20人；Zhou Enlai對他說：“你說的完全可以試驗一下，只是千分之一嘛。”會後他寫的補充說明題為《關於基礎科學與應用科學的補充說明》。⁠[32][33]

5月30日，Mao Zedong（毛澤東）會見他，表示贊成他關於培養人才的建議。何昊華的文章寫道，Mao Zedong接見的是他們夫婦，並說：“你提的培養人才的建議，我是贊成的。”⁠[32][3]

建議當年沒有實施。1978年3月8日，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的少年班開學；這個班原是該校為安置一批年齡太小、不宜直接進入大學的學生而設的預科班，開學前幾天改名為少年班。何昊華的文章寫道，這份建議雖然得到了Mao Zedong的贊同，當年卻沒有得到實施；1975年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試辦理科中學的計劃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受阻，“代擬稿被批判，試辦理科中學被認為與‘教育革命’的路線相對抗”。他在2005年的回憶中說，國家領導把他的建議交給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去實施。澎湃新聞的報道寫道，該校在1977年決定開設預科班。⁠[31][32]

他後來回憶，這份建議的目的並不是辦少年班，而是要打破當時不重視基礎科學和各類人才培養的局面。1979年4月，他第一次到合肥的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與少年班師生見面並題詞。這次訪問的日期有兩種記載：何昊華的文章寫作4月19日，並稱他到校講學、與少年大學生座談；澎湃新聞的報道寫作4月20日。兩處都記下題詞為“青出於藍，後繼有人”。何昊華的文章還寫道，1983年1月27日少年班創辦五週年時，他題詞“人才代出，創作當少年。桃李天下，教育數科大。”；1984年5月2日，他再次來校講學，與少年大學生座談，稱少年班“不僅在中國教育史上是少見的，在國際上也是少見的”；1987年12月6日，他提前為少年班十週年題詞“代代出新人，英雄在少年。祝科大少年班十週年紀念。”澎湃新聞的報道寫道，2023年少年班成立45週年時，他題詞“慶賀科大少年班45週年”。何昊華的文章把他關於建議目的的回憶註明出自他2005年的文章《少年班的建立與思考》。⁠[31][32]

1975年起，他與同事開創了非拓撲孤子的研究；1978年，他與R. Friedberg建立了強子的孤子模型。⁠[12][11][8]

1982年，他與Norman Christ、R. Friedberg提出隨機格點場論，用來解決格點規範理論中的費米子加倍問題以及平移和轉動不變性受到破壞的問題，並推動在超級計算機上做基於第一性原理的格點量子色動力學計算。⁠[11][7]

1983年，他發表了用離散方式表述量子場論的文章，並與R. Friedberg提出離散量子力學。李政道圖書館的年表還記載，1985年至1986年他發表論文《用差分方程表述的物理》，建議整個物理學的基礎應該用一組新的差分方程而不是傳統的微分方程來表達，並證明這組差分方程可以產生能量、動量、角動量等連續的守恆定律；他還發表了《黑洞是否為黑體？》和《水平輻射定理的推廣》，年表稱這兩篇論文證明Hawking的黑洞理論僅是一個近似理論。⁠[3]

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他把非拓撲孤子與廣義相對論結合，開闢了孤子星的研究；1989年，他又與R. Friedberg提出把玻色—愛因斯坦凝聚與BCS理論結合起來的玻色子—費米子超導模型。⁠[11][8]

1976年，他與Stanford Linear Accelerator Center主任Wolfgang K. H. Panofsky討論適合中國高能物理起步的加速器，兩人的意見是建造一臺正負電子對撞機；Panofsky訪華作學術報告時提出了這一建議。Panofsky訪華的月份有兩種記載：Liu Huaizu在《現代物理知識》的文章寫作1976年9月，李政道圖書館的年表寫作1976年10月。⁠[34][3]

1977年2月至3月他第三次回國，2月27日會見Hua Guofeng（華國鋒）時強調基礎科學的重要；訪問期間，他提出了建造正負電子對撞機的建議。當時中國已著手建造質子加速器，他不贊成這一方案，但認為應由中國的科學家和政府決定，所以沒有反對這項工程；Liu Huaizu的文章寫道，他是在1977年2月訪華時得知中國已開始“753工程”的。⁠[3][34]

1977年12月，他與Luke Chia-Liu Yuan、Chien-Shiung Wu聯名寫信給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長Zhang Wenyu（張文裕），認為中國如果新建質子加速器，能量必須更高才有物理意義，建議選擇省錢而物理目標豐富的方案，即建造正負電子對撞機。這一建議當時沒有被採納。⁠[34][17][3]

1978年1月8日，他致信副總理兼中國科學院院長Fang Yi（方毅），就培養高能實驗物理人員提出建議；他還以個人身份聯繫了美國二十多所大學以及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Fermilab和Stanford Linear Accelerator Center。1978年7月起，近40名中國科研人員被派往美國的高能物理實驗室、部分大學和CERN，他們在美國被稱為Lee學者，後來成為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建設和實驗的骨幹。Liu Huaizu的文章寫道，這份致Fang Yi的備忘錄題為《關於培養高能實驗物理學者的一些建議》，建議不只從高能物理研究所、也從全國高校物理系選拔訪問學者，Fang Yi接受了這些建議。澎湃新聞2024年8月11日的文章寫道，他此前已多次寫信給Zhang Wenyu和Fang Yi等人，他聯繫的三大國家高能實驗室都表示歡迎中國物理學家前去長期工作；他還主動致信文章所稱的美國能源部能源研究辦公室主任約翰·多伊奇。⁠[34][28]

1979年1月Deng Xiaoping訪美期間，中美兩國簽署高能物理合作的執行協議，併成立中美高能物理聯合委員會；他促成了這項合作，也是委員會的美方成員。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有兩種記載：李政道圖書館的年表寫作在美國的Stanford Linear Accelerator Center召開；Liu Huaizu（柳懷祖）在《現代物理知識》的文章寫作1979年6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飯店召開，並稱此後會議每年一次，在兩國輪流舉行，直到2017年，其中1989年的第十次會議仍於當年11月在美國如期舉行。⁠[3][33][34]

1979年春，他應中國科學院邀請，在北京科學會堂講授統計力學和場論與粒子物理兩門課程，聽講的是來自全國26個省、市、自治區80多所高校和科研單位的近千名學者和研究生。李政道圖書館的年表把這次講學記在1979年5月。李政道圖書館的英文頁面則寫作1979年4月；年表還寫道，他是應中國科學院和外交部之邀講學的。⁠[35][36][3]

當時中國沒有向北美選派研究生的渠道，也沒有GRE和TOEFL考試。講學期間，他請Columbia University物理系的教授出了一份達到該系研究生入學水平的試題寄到北京，經考試選出5名學生，由該系錄取。1979年共舉行兩次試點考試，選送18名學生赴美；1979年12月26日至29日，Columbia University等7所學校錄取了13名中國研究生。李政道圖書館的中文頁面寫道，第一次Pre-CUSPEA試點考試是在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研究生院院長Yan Jici（嚴濟慈）、副院長Wu Tang（吳塘）的協助下舉行的。⁠[37][38][35]

他把這一招生辦法定名為China–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CUSPEA，中美聯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項目）：錄取的學生成為美方學校的正式研究生，學費、生活費和醫藥費由校方負擔，直到獲得博士學位，他建議學校以聘任研究助理和助教的方式承擔這些費用。1980年2月1日，他向53所美國大學的物理系發出200多封內容相同的信；5月13日，中國教育部發出報名通知，項目正式啟動。Liu Huaizu在澎湃新聞的訪談中則說，他為此致函40多所美國大學。⁠[37][38][39]

1980年，有47所美國大學在中國招收了第一批127名研究生。項目原定辦到1986年，1985年他決定延長三年，1989年結束；從1979年到1989年的最後一期，共有915名學生經這一項目赴北美留學。通過考試人數最多的三所學校是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218人）、Peking University（206人）和Fudan University（127人）。《現代物理知識》的文章稱，這915人中後來有15人當選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歐洲科學院、加拿大皇家科學院或英國皇家科學院的院士；澎湃新聞的一篇報道稱，1980年至1987年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共有11名學生經這一項目出國深造。各來源對項目起止年份的寫法不一：李政道圖書館的中文頁面寫作“自1979年的試點考試起，至1988-89年度最後一期”；英文頁面正文寫作1979年至1989年，一幅1986年照片的說明寫作1980年至1988年，另一處寫作1978年至1989年這十年；澎湃新聞2024年8月5日的訃聞寫作1979年至1989年。Columbia University文理學院的悼念文章寫道，十年間有900多名最優秀的中國物理本科生經這一項目赴美攻讀博士學位；Tsung-Dao Lee Institute的英文傳記稱項目培養了915名博士生。關於Fudan University的人數，李政道圖書館的英文頁面寫作127人，《復旦》校刊2024年9月的文章則稱項目中有200餘名復旦學子。李政道圖書館的年表還寫道，1980年1月他正式向中國政府提出CUSPEA的招考計劃。⁠[3][38][36][35][40][41][42][39][30]

他本人承擔了大量聯絡工作，郵資和長途電話費由自己支付，每年約用去三分之一的時間和精力。這一做法後來推廣到生物化學和化學領域，幾個項目累計選拔1600多人赴美。《現代物理知識》的文章寫道，每名考生的成績單等材料都彙總到他那裡，由他和夫人Jeannette Hui-Chun Chin、秘書艾倫·特拉姆整理後寄往考生報考的學校，20世紀80年代在Columbia University學習過的CUSPEA學生大都見過他們夫婦和秘書下班後在辦公室整理資料、粘貼郵票；1983年，他自願擔任美國高校與考生之間的聯繫人；學生到美國後有人生病，他幫助聯繫親人並送去專業書籍，還為想換專業的學生出主意；有的學生因這次考試結緣相戀，想重新考試、轉到同一所學校，他幫他們寫信，推薦安排第二輪考試。他說這對他是很重的負擔，但他認為以此回報給他創造成長和發展機會的祖國、母校和老師是應盡的責任。2002年6月5日，他在CUSPEA學者研討會上致辭說，CUSPEA從某些方面講比他做宇稱不守恆還有意義。⁠[38][8]

1981年初，中國的高能質子加速器工程因國民經濟調整而停建。他在1月14日、19日和23日三次致電國內，認為應正式通報美方，並建議派人赴美商談；當時在美國的四十多位Lee學者的生活費被停發，他逐一幫助他們從美方渠道解決。⁠[34]

1981年3月，他與Wolfgang K. H. Panofsky在Fermilab的非正式會談中再次提出建造正負電子對撞機。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長Zhu Hongyuan（朱洪元）和Xie Jialin（謝家麟）與他以及Panofsky、Chien-Shiung Wu、Luke Chia-Liu Yuan和美國幾個高能物理實驗室的專家商議後，一致同意在中國建造一臺2×2.2 GeV的正負電子對撞機，造價約為原質子加速器工程的三分之一，並可兼作同步輻射應用研究。Liu Huaizu的文章寫道，會上Panofsky提出了建造2×2.2 GeV正負電子對撞機的方案，強調這樣一臺對撞機對粲物理研究具有前沿意義，還可以加裝同步輻射裝置，做一些對國民經濟有近期效益的研究；造價不高，約3000萬美元，當時摺合人民幣約9000萬元，正好是“八七工程”預研剩下的錢；這一建議得到了多數與會者的同意。澎湃新聞2022年關於Chien-Shiung Wu的報道寫道，1981年初國民經濟調整，40 GeV的高能質子加速器“八七工程”下馬，Chien-Shiung Wu和Luke Chia-Liu Yuan與他商議如何推動中國的高能物理實驗基地；該文把對撞機造價寫作八七工程的三分之一，並稱方案經過多方努力，特別是他與Deng Xiaoping、Fang Yi的頻繁溝通，最後獲得批准。澎湃新聞2024年8月11日的文章則寫道，Zhu Hongyuan和Xie Jialin是在他的催促和Fang Yi的指示下赴美的，會談是與他、美國能源部官員和美國各大高能物理實驗室主任一起舉行的。⁠[28][17][34]

1981年10月，中方內部出現改回質子加速器方案的意見，他堅持對撞機方案。12月，他回國安葬父親的骨灰，12月19日與中國科學院會談時提出，如果方案得不到正式批准，他將退出中美高能物理聯合委員會。12月22日，Deng Xiaoping批示同意對撞機方案；12月25日，Deng Xiaoping會見並宴請了他。Liu Huaizu在《現代物理知識》的文章裡記下他當時向中國科學院說的話：中國政府如果想繼續兩國的高能物理合作，就要儘快拿出方案，否則就等於宣佈中斷兩國政府的合作協議。關於10月的變化，Liu Huaizu的文章寫道，中國科學院決定派物理數學部負責人Deng Zhaoming（鄧照明）和Zhu Hongyuan、Xie Jialin於10月10日再次赴美商談，臨行前夕，中國科學院學部主席團突然決定，這個項目經費不能超過7千萬元，還是要採用質子方案；Deng Zhaoming一行一到美國，就在Stanford Linear Accelerator Center與他會面，轉達了這個決定。澎湃新聞2024年8月11日的文章稱Deng Zhaoming是中國科學院二局副局長，並寫道主席團指示僅可同意5 GeV的質子方案，因為對撞機方案超過了“八七工程”結餘的7000萬元，只能等國民經濟好轉了再談。這篇文章還寫道，12月19日他表示，他本人為祖國盡力，花了很多心血，如果中斷合作協議，他就只好宣佈退出中美高能物理聯合委員會，這樣一來，如果再要恢復，困難就難以想像；12月22日，中國科學院領導Li Chang（李昌）、Qian Sanqiang（錢三強）等緊急向中央報送特急件，請求批准對撞機方案並繼續執行中美高能物理協議，Deng Xiaoping當天就批示：“這項工程已經進行到這個程度，不宜中斷，他們所提方針，比較切實可行。我贊成加以批准，不再猶豫。”⁠[28][34]

1983年4月25日，國務院正式批准對撞機建設計劃；同年12月，工程被列為國家重點項目。澎湃新聞2024年8月11日的文章寫明，1983年4月25日國務院批准的是國家計委上報的《關於審批2×22億電子伏特正負電子對撞機建設計劃的請示報告》；李政道圖書館的英文頁面則把中國政府正式批准的日期寫作1984年4月24日。列為國家重點項目的日期也有兩種記載：李政道圖書館的中文頁面寫作1983年12月15日，稱中共中央書記處這天聽取了中國科學院的彙報，討論了他就中國高能加速器建設給中央領導人的信，決定把建造正負電子對撞機的方案列入國家重點工程項目，要求在五年左右的時間內建成，工程代號為“8312”；澎湃新聞的文章寫作1983年12月25日，稱這是Hu Yaobang（胡耀邦）在中央書記處第103次會議上作出的決定。他建議在對撞機儲存環上增設同步輻射光束線，使其兼作應用研究，還建議聘請已退休的Panofsky擔任顧問。澎湃新聞的文章寫道，中國科學院接受了他的建議，邀請1984年退休的Stanford Linear Accelerator Center主任Panofsky作為高級顧問，每年來華兩次，每次兩週；Liu Huaizu的文章則寫道，雙方正式商定Panofsky每年來兩次、每次兩週，到高能物理研究所幫助工作，但不以顧問名義，不拿酬金，中方只提供他們夫婦的往返機票和在華的生活費。澎湃新聞的文章還寫道，早在對撞機方案提出時，他和其他美國科學家就指出它有“一機兩用”的可能，在Gu Yu（谷羽）參與領導對撞機工程期間，他和Panofsky又多次向她解釋同步輻射光的重要性。⁠[28][34][35][36]

1984年10月7日，對撞機工程奠基。建設期間，他和Panofsky每年各來華兩次。Liu Huaizu的文章還寫道，1985年Gu Yu（谷羽）受到誣告時，他表示此時不能換將，並說如果這時候再出毛病，他也沒法再幫助了；同年7月，Deng Xiaoping同他談到此事時說，沒有人不讓她幹，就讓她幹下去。Liu Huaizu的文章寫道，他們來華是為了認真瞭解對撞機建設的進展和問題，並向領導小組提出意見和建議。⁠[34][28]

1988年10月16日，對撞機首次實現正負電子對撞；10月24日，他陪同Deng Xiaoping視察了對撞機。Physics World的訃文則稱對撞機在1989年啟用。Liu Huaizu在《現代物理知識》的文章把首次對撞的日期印作“1986年10月16日”，並寫道，對撞成功後他非常高興，立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帶著一尊“小金馬”從美國飛往北京；同一篇文章寫明10月24日的視察是在1988年，Deng Xiaoping當時即席發表了《中國必須在世界高科技領域佔有一席之地》的講話。李政道圖書館的中文頁面只寫作1988年10月，並引10月20日《人民日報》的評價，稱這一成就“是我國繼原子彈、氫彈爆炸成功、人造衛星上天之後，在高科技領域又一重大突破性成就”。⁠[36][28][14][34][35]

此後他繼續支持對撞機的改造工程和北京譜儀的國際合作；2004年，他致信中國領導人，建議在大亞灣開展中微子物理實驗。⁠[8][41][7]

1981年2月21日，他致信Deng Xiaoping等中國領導人，第一次向他們提到博士後這一概念。1983年3月9日會見Deng Xiaoping時，他建議建立博士後流動站，並用水、魚和魚市場比喻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開發研究的關係。李政道圖書館的年表還記載，1982年3月他提出了培養年輕人才的建議。⁠[35][3]

1984年5月21日，Deng Xiaoping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他和夫人，聽取博士後制度的方案；他提議先在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十幾個博士後流動站作為試點，Deng Xiaoping表示贊成。1985年7月，國務院正式批准有關報告，中國的博士後制度由此建立。李政道圖書館的年表寫道，Deng Xiaoping當時是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他提議的試點是科研條件較好、學術氛圍較濃厚的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此後他再次致信中央領導同志及國家科委、中國科學院、教育部負責同志，就“博士後”青年科技人員的安排提出建議，涉及戶籍、工資、編制、住房等一系列實際問題，李政道圖書館的中文頁面把這封信記在1984年5月。⁠[35][3]

1981年5月，中國科學院89位學部委員致函中國政府，建議設立面向全國的自然科學基金。1985年7月16日Deng Xiaoping會見他時，他陳述了建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制度的重要性，Deng Xiaoping表示贊同。1986年2月，直屬國務院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成立。李政道圖書館的年表記載，1985年7月12日，他向Deng Xiaoping提交建議書《對如何促進“國民經濟生產總值翻兩番”的一些簡單想法》；7月16日，他提出建立自然科學基金的建議，Deng Xiaoping肯定了他關於在中國建立博士後制度的建議，決定每人每年資助12000元人民幣。李政道圖書館的英文頁面引Deng Xiaoping在7月16日會見時的話：“All of us agre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and no one will oppose it.”中文頁面寫道，學部委員們的提議得到了中央領導的首肯，中國科學院的科學基金從1982年起開始實施。⁠[36][3][35]

1989年，他建議成立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會，有人提議用他的名字命名，他沒有同意。基金會於1990年5月成立，他在成立儀式上講話，此後擔任名譽理事長。⁠[37][36]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學者Huang Qingqiao（黃慶橋）統計，1974年至1989年間Deng Xiaoping至少會見他14次。按他的考證，1978年至1989年間除1982年外兩人每年都會面，1984年會面三次；14次會見中有10次見於《鄧小平年譜（1975—1997）》，另外4次因年譜記載不詳等原因，常被研究者忽視。⁠[33]

他後來成為Columbia University的University Professor，這是該校最高的教授職銜。李政道圖書館的年表和Lindau Nobel Laureate Meetings的研究簡介把時間記為1983年，Physics History Network的記錄則是1984年。澎湃新聞2024年8月5日的訃聞也寫作1983年起。⁠[4][3][5][41]

1985年至1993年，他是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的董事。Physics History Network的記錄顯示，他自1990年起是Tel Aviv University校董會成員。李政道圖書館的年表記載，1989年10月他在白宮會見美國總統George Bush，1993年5月他參加了羅馬教皇為伽利略平反的儀式。⁠[12][5][3]

1986年11月23日，CUSPEA學生在Columbia University舉行第三屆學術討論會，併為他慶祝60歲生日。⁠[38]

1986年10月14日，他與Peking University合作創辦的Beijing Institute of Modern Physics（北京現代物理研究中心）宣告成立，他任主任。⁠[3][35]

1986年10月17日，China Center of 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CCAST，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在北京成立。中心由他協助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與World Laboratory合作建立，部分經費來自意大利政府的資助；他擔任主任，後來是終身主任。李政道圖書館的年表寫道，中心建立的經費中含意大利政府資助的280萬，未寫幣種。⁠[35][8][3][43]

1991年6月6日，在他建議下設立的Zhejiang Institute of Modern Physics（浙江近代物理中心）在Zhejiang University落成，他任主任；Physics History Network把他任該中心主任的起始年份記為1988年。⁠[35][8][5][39]

1996年11月，他的夫人去世，後來安葬在蘇州吳中區東山鎮的華僑公墓。墓地在公墓的萬隆墓區，墓碑前的祭臺上題有他悼念夫人的詩句。李政道圖書館的年表記載，1996年11月25日，Song Ping（宋平）、Wen Jiabao（溫家寶）、Zhou Guangzhao（周光召）、Zhu Guangya等人在北京祝賀他70歲生日。⁠[29][6][3]

1998年1月，他用私人積蓄設立Hui-Chun Chin and Tsung-Dao Lee Chinese Undergraduate Research Endowment（秦惠䇹與李政道中國大學生見習進修基金，簡稱䇹政基金）紀念夫人，資助本科生參加科研見習。Peking University、Fudan University、Lanzhou University和Soochow University是首批試點學校，臺灣的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於2000年加入，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於2013年加入。澎湃新聞的報道稱，基金是他和家人用私人積蓄設立的。Tsung-Dao Lee Institute的英文傳記則把設立年份寫作1997年，並稱基金由他和家人設立；李政道圖書館的英文頁面寫道，基金的簽約儀式於1998年在Peking University舉行。⁠[29][3][39][36]

基金規定，入選學生中女性不少於一半。2015年，基金管理委員會的依託單位遷到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澎湃新聞的報道稱，女性不少於一半是按Jeannette Hui-Chun Chin的遺願定下的。⁠[29][40][35]

1997年，他促成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與日本理化學研究所（RIKEN）合作建立RIKEN BNL Research Center，並擔任首任主任至2003年，此後為名譽主任。該中心不設永久職位，從世界各地招聘研究人員。⁠[3][15][4]

1998年，他領導Columbia University物理系理論組設計、並與IBMIBMIBM（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是美國信息技術公司，1924年由Computing-Tabulating-Recording Company（C-T-R）更名而來。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合作建成兩臺量子色動力學專用超級計算機QCDSP，分別安裝在Columbia University和RIKEN BNL Research Center；2004年，該中心又與他主持的Columbia University研究組合作建成運算速度更高的後繼機。李政道圖書館的年表把1998年的兩臺機器記在8月，稱其為“當時世界計算速度最快的1.1萬億次量子色動力學專用超級計算機”，並把2004年建成的機器寫作十萬億次超級計算機。⁠[3]

該實驗室前主任Nick Samios回憶，20世紀80年代ISABELLE對撞機計劃取消後，他鼓勵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把重點從粒子物理轉向核物理，尋找夸克—膠子等離子體並建造Relativistic Heavy Ion Collider（RHIC）。RHIC於2000年建成，2005年，該對撞機上的實驗發現了夸克—膠子等離子體。⁠[15][42]

2006年，他寫了五篇物理論文，內容涉及夸克—膠子等離子體研究的新進展和求解Schrödinger方程的新方法。2008年，他與R. Friedberg發表論文，把中微子混合矩陣、夸克CKM矩陣與輕子和夸克的質量聯繫起來；2009年，二人又提出timeon的概念。李政道圖書館的年表記載，2008年10月12日他在紀念望遠鏡發明400週年的活動上發表了演講。李政道圖書館的研究介紹頁列出他與R. Friedberg合寫的“New Ways to Solve the Schroedinger Equation”，刊於Annals of Physics第316卷（2005年）。⁠[37][11][3]

2011年9月13日，Columbia University在校長官邸為他舉行退休招待會，校長Lee Bollinger致辭；他在會上分發了一本231頁的小冊子，收有他2006年以來發表的部分研究論文。小冊子裡印有孔子的一句話，英文作“Pleasure is learning and being able to practice often-times what one has learned”。Lee Bollinger在會上說，他“succeeded into his 84th year in continuing to push the boundaries of the study of particle physics”。他本人把退休比作園藝，說“You may not be cultivating a new species, but you can still keep the old beautiful thing going on”；談到職業生涯中最看重哪一項成就，他說“It’s almost like, in the evening you look at the sky—is there one star that you particularly like?”談到Columbia University在物理學中的分量，他說“A very large portion was generated here”；談到該校下一代物理學家，他說“I don’t know what they are going to do, but it will be great things, just like in the past”。⁠[13][14]

他於2011年退休，退休時是University Professor和Enrico Fermi物理學教授，在該校任教近六十年。退休時的年齡，Columbia College Today寫作84歲，CERN Courier的訃文寫作85歲；Britannica的條目則把他以榮休教授身份退休的時間寫作2012年。⁠[42][13][6][7][20]

從1949年的第一篇論文到2011年退休，他共發表論文321篇。⁠[11]

他在1978年向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贈送過物理講義和習題集，1979年首次到訪該校，1987年受聘為名譽教授。澎湃新聞的報道寫道，1978年贈送的是三冊《物理講義》和兩冊物理習題；1979年訪校時，他向工程力學系贈送了一臺電子計算機，並商談了交換研究人員和學生等事宜；1987年的受聘儀式上，他勉勵該校學生堅持自尊自信。⁠[40][44]

2010年，他決定把收藏多年的手稿、獎章、藝術藏品和上海的舊居捐贈給該校。這一年也是他最後一次回到中國；自1972年起的38年間，他共回國49次。澎湃新聞的報道稱，這一決定是在他與Zhang Jie（張傑）數度深談之後作出的；李政道圖書館的年表稱Zhang Jie當時是該校校長，並把他在這幾次深談之後表示捐贈一事記在2011年。⁠[40][44][3]

2011年起，他陸續無償捐出Nobel Prize獎章原件、文獻手稿、書信、書籍、科學與藝術作品和上海宛平路的舊居。同年9月，中國教育部批准在該校閔行校區新建圖書館。⁠[8][40]

2014年12月28日，Tsung Dao (T.D.) Lee Library（李政道圖書館）落成，他任名譽館長。圖書館建築面積6500平方米，集圖書館、檔案館、人物紀念館、科技館和藝術館於一體，特藏庫保存著他捐贈的9萬多件物品。李政道圖書館關於2024年8月悼念追思會的報道則把2011年以來的捐贈寫作8萬餘件；報道還提到，他對圖書館的陳展大綱逐字逐句審讀，親筆批註，並翻譯了展覽的主題。⁠[45][8][44]

2014年12月，他致信中國領導人，提議參照丹麥的Niels Bohr Institute，在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建設一所世界一流的基礎科學研究機構。⁠[8][44]

2016年11月28日，Tsung-Dao Lee Institute（李政道研究所）在該校成立，研究方向是天文與天體物理、粒子與核物理和凝聚態物理。2018年4月7日，他受聘為名譽所長。李政道圖書館的中文頁面寫道，研究所由他建議，經黨和國家領導人批示，在國家部委和上海市的大力支持下成立，旨在建設成為世界頂級科學研究機構；該頁只寫成立於2016年11月。⁠[39][35]

2021年3月，經他同意，該校設立李政道物理班，面向全國選拔高中畢業生。⁠[8][3]

當地時間2024年8月4日凌晨2時33分，他在美國舊金山家中去世，終年97歲。8月5日，Tsung-Dao Lee Institute、Tsung Dao (T.D.) Lee Library和CCAST聯合發佈訃告。Associated Press的訃聞以一所中國大學和一個研究中心為消息來源；澎湃新聞稱是從他的代表、CCAST學術委員會副主任Wang Chuilin（王垂林）等多位友人方面獲悉，並得到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有關方面證實。訃告寫的是享年97週歲，澎湃新聞的標題寫作98歲。⁠[43][18][2][10]

8月11日，追思會在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舉行，330多人參加。他的兒子Li Zhongqing（李中清）為追思會發來致辭，題目取自父親最後幾天說過的話：“我永遠會是你的一部分；你永遠會是我的一部分”。致辭說，父親在最後幾個月仍有旺盛的生命力，幾乎到生命盡頭還能在別人幫助下走一小段路，臥床以後仍能說話、思考、與家人交流；父親一再說他多麼愛家人，越來越多地談到與Li Zhongqing的母親團聚和回家的願望。⁠[46][47]

8月25日，悼念追思會在Tsung-Dao Lee Institute舉行，由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Chinese Physical Society、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Physics、Peking University、Zhejiang University和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共同主辦，並以中英文向全球直播。追思會由Zhang Jie主持，在上海、北京、杭州設有分會場；發言者有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主席Young-Kee Kim、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Physics主席Michel Spiro、Frank WilczekFrank WilczekFrank Wilczek是美國理論物理學家，因與David Gross等人發現強相互作用中的漸近自由而獲200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他還提出並發展了axion、anyon和時間晶體等概念，現為MIT Herman Feshbach物理學榮休教授。點擊查看完整詞條、Wang Yifang和He Zuoxiu（何祚庥）等，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校長Ding Kuiling（丁奎嶺）介紹了他的生平；Zhang Jie在會上說，他有6項諾貝爾獎級的成果。長子Li Zhongqing代表家人致辭，長孫Li Shanshi（李善時）也致了答辭；Li Zhongqing轉述了父親在生命最後幾天裡說的話：“我永遠會是你的一部分；你永遠會是我的一部分”。⁠[44]

2024年8月，他的兒子說明父親的遺願是回到蘇州與母親合葬；蘇州市民政部門當時確認，夫婦二人的墓地早已選定在東山鎮華僑公墓。說明這一遺願的是他的兒子Li Zhongqing，他表示當年11月將和家人帶著父親的骨灰回到蘇州舉行安葬儀式；8月6日，澎湃新聞記者從蘇州市民政部門得到確認，墓地在公墓的萬隆墓區。Liu Huaizu在澎湃新聞的訪談中說，蘇州的墓是他協助操辦的，11月的安葬儀式之後，墓碑上的文字將刷成黑白，以示哀悼。⁠[29][37]

2024年11月24日，在他生日這一天，他的骨灰歸葬蘇州。蘇州市委和市政府在Soochow University舉辦了向他致敬的主題活動，他的親屬代表等600多人參加。報道提到，11月23日還舉行了內部的“李政道人生之路研討會”。活動中，長子Li Zhongqing致辭說，蘇州是家族的根脈所在，也是父親人生精神的起點，父親常常提起在蘇州度過的時光；他的孫女Li Shanxuan（李善玄）代表親屬向蘇州市贈送了他為蘇州科技館寫的親筆題字；紀念畫冊《李政道先生與蘇州》發佈；《東吳榮光——李政道先生事蹟展》開展，在Soochow University博物館展出至2025年1月中旬；蘇州市向親屬贈送了一件宋錦，圖案是他手書的“細推物理、何用浮名”。⁠[9]

他與Jeannette Hui-Chun Chin育有兩個兒子James和Stephen。Physics History Network的記錄把她的名字寫作Hui-Chun Chin，並記兩人在1950年結婚。⁠[1][5]

他去世時，在世的親屬有兩個兒子、一個弟弟、一個妹妹、七個孫輩和一個曾孫。Columbia College Today寫出了弟弟和妹妹的名字：Xuedao Li和Yayun Li。⁠[6]

他的長子自2014年Tsung Dao (T.D.) Lee Library落成時起任館長，2024年時是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部的講座教授。中文報道把這位長子的名字寫作Li Zhongqing（李中清）；Soochow University在2024年11月的報道稱他是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言愛基金社會科學教授。2024年幾次紀念活動的報道還提到他的長孫Li Shanshi（李善時），稱其為教授，以及孫女Li Shanxuan（李善玄）。澎湃新聞2024年8月5日關於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悼念他的報道提到，Li Zhongqing於2024年5月22日在該校作過學術報告。⁠[8][44][29][9][31]

他的著作有與Chen Ning Yang合著的Elementary Particles and Weak Interactions，以及Particle Physics and Introduction to Field Theory（1981年）和Symmetries, Asymmetries, and the World of Particles。⁠[5][14]

Gerald Feinberg編輯的三卷本T. D. Lee: Selected Papers於1986年由Birkhäuser出版；Robert Novick編輯的Thirty Years Since Parity Nonconservation: A Symposium for T. D. Lee於1988年出版。他的科學論文結集後約有2400頁。⁠[4][5][13]

2000年，他主編了大型畫冊Science and Art。⁠[3][14]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的Niels Bohr Library & Archives藏有1980年10月31日對他所作的口述歷史訪談。Physics History Network的記錄還列有Columbia University口述歷史研究室所藏1964年的口述歷史“Reminiscences of Tsung-dao Lee”，以及Niels Bohr Library & Archives所藏Chen Ning Yang與他1956年的手稿“Is parity conserved in weak interactions?”。⁠[5]

從1987年起，他邀請Li Keran（李可染）、Wu Zuoren（吳作人）、Huang Zhou（黃胄）、Wu Guanzhong（吳冠中）等中國畫家為CCAST舉辦的國際學術會議創作主題畫。1993年，他與Huang Zhou共同主持了第一次科學與藝術研討會。⁠[8][3]

他自己也作畫和做雕塑，留下了幾百幅隨筆畫。2001年，由他提出創意的雕塑在北京中國美術館的藝術與科學國際作品展上展出，成為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標誌性雕塑。李政道圖書館的年表把這件雕塑稱作“物之道”。Robert Crease在Physics World的訃文中說，他“was artistic too – he made many sculptures – and was funny”。澎湃新聞的報道提到，有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的師生連續幾個新年收到他親手畫的賀卡。⁠[8][3][14][40]

Chien-Shiung Wu去世後，安放她骨灰的紀念場所由他設計。據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出版的傳記回憶錄，她的骨灰運回中國，安放在Ming De School。⁠[16]

2013年，他捐資在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設立李政道科學與藝術講座基金；2014年至2024年，基金舉辦了十一屆系列活動。⁠[36][40]

他在蘇州的墓地立有五塊以科學與藝術為主題的浮雕。墓地和浮雕是Liu Huaizu協助操辦的。⁠[37]

他獲得的獎項和勳章有：Collège de France的G. Bude獎章（1969年、1977年）、Galileo Galilei Medal（1979年）、意大利的Order of Merit, Grande Ufficiale（1986年）、Science for Peace Prize（1994年）、Matteucci Medal（1995年）、中國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1995年）、New York City Science Award（1997年）、中國政府友誼獎（1999年）、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Award（2000年）和日本的Order of the Rising Sun, Gold and Silver Star（2007年）。李政道圖書館的榮譽列表還列有：埃裡切獎（1987年）、教皇保羅獎章和意大利總理獎章（均為1999年）、“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最有影響的海外專家”（2009年）和“2015中華文化人物”（2015年）；“其他榮譽”欄列有科學獎章（中國臺灣，1957年）、紐約中國工程師學會第46屆年會專業成就獎（1958年）、亞美高等教育委員會突出教育貢獻獎（1993年）、全美華人協會傑出成就獎（1998年）、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貢獻獎（1999年）和中國科學院傑出科技成就獎（2004年），並在1999年下列出北京現代物理研究中心主任。年表還記載，1982年他獲Scuola Normale Superiore di Pisa的傑出物理成就獎，是該校自Napoleon BonaparteNapoleon BonaparteNapoleon Bonaparte（1769—1821年），即Napoleon I，是法國軍事將領和政治人物，1799年至1804年任法蘭西共和國第一執政，1804年至1814年及1815年為法國人的皇帝，1803年把路易斯安那地區出售給美國，1804年頒行《Code civil des Français》（法國民法典）。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建校以來近200年間第一位獲此獎項者。⁠[12][19][14][39][41][3]

除前述學術團體外，他還是Academia Sinica院士（1957年）、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外籍院士（1982年）、The World Academy of Sciences院士和Pontifical Academy of Sciences院士；1994年，他當選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首批外籍院士。李政道圖書館的榮譽列表還列有美國哲學學會院士（1962年）和意大利國家科學院院士（1996年）；澎湃新聞2024年8月5日的訃聞也把意大利國家科學院列入他所屬的學術團體，Tsung-Dao Lee Institute的英文傳記寫作Accademia Nazionale delle Scienze。⁠[10][1][39][41][19]

授予他名譽博士學位的學校有Princeton UniversityPrinceton UniversityPrinceton University（普林斯頓大學）是位於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的私立大學、常春藤盟校成員。學校於1746年10月22日獲特許狀，原名 College of New Jersey，1756年遷至普林斯頓，1896年改用現名。本科教育授予文學學士與工程理學學士，強調小班討論、獨立研究及住宿學院生活；研究生教育覆蓋人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工程領域。截至2026年10月，校長為 Christopher L. Eisgruber。學校2026—2027年度運營預算為34.07億美元，本科助學預算為3.42億美元。點擊查看完整詞條（1958年）、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69年）、Scuola Normale Superiore di Pisa（1982年）、Bard College（1984年）、Peking University（1985年）、Drexel University（1986年）、University of Bologna（1988年）、Columbia University（1990年）、Adelphi University（1991年）、University of Tsukuba（1992年）、Rockefeller UniversityThe Rockefeller UniversityThe Rockefeller University 是位於美國紐約曼哈頓上東區的生物醫學研究型大學，以科學研究和研究生教育為主，前身是 John D. Rockefeller 創辦的 Rockefeller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點擊查看完整詞條（1994年）、臺灣的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1997年）和University of NottinghamUniversity of NottinghamUniversity of Nottingham（諾丁漢大學）是總部位於英國英格蘭諾丁漢的大學，前身University College, Nottingham於1881年開辦，1948年獲皇家特許狀成為大學；學校在馬來西亞和中國寧波設有海外校區，是Russell Group創始成員之一。點擊查看完整詞條（2006年）。⁠[19]

聘他為名譽教授的中國高校有Fudan University（1982年）、Tsinghua University（1984年）、Nanjing University和Nankai University（均為1985年）以及Soochow University（1987年）。該列表還列有華盛頓大學（1971年，未寫明是哪一所）、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1987年）和臺灣師範大學（2007年）。《復旦》校刊的文章寫道，1982年受聘時，老校長Su Buqing（蘇步青）為他頒發聘書和校徽，他在致辭中說：“復旦，從今以後為我母校。”⁠[19][30]

1997年5月30日，國際小行星中心和小行星命名委員會批准把紫金山天文臺發現的第3443號小行星命名為李政道星（3443 Leetsungdao）。⁠[3][6]

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把他獲得的Nobel Prize列為該實驗室所做發現獲得的七項Nobel Prize中的第一項。⁠[15]

J. Robert Oppenheimer稱他是當時最傑出的理論物理學家之一，認為他的工作具有“a remarkable freshness, versatility and style”。⁠[13][2]

他去世後，Columbia University校長Minouche Shafik評價他的貢獻給理論物理和實驗物理都留下了持久影響；物理系主任William Zajc在他退休時認為，他給物理系帶來的影響怎麼估計都不過分。Minouche Shafik還稱他是“a beloved teacher and colleague for whom generations of Columbians will always be grateful”。Columbia University文理學院的悼念文章還寫道，他幫助開啟了中美科研與教育國際合作的新時代，並幫助在中國建立了第一所面向天才少年的本科學校和第一個博士後培養項目。⁠[42][13][14]

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主任JoAnne Hewett稱他是“once-in-a-generation theoretical physicist”，並認為他與Chen Ning Yang的工作是弱相互作用理論和今天標準模型的基礎。她還說：“I served on panels with T.D. and was always in awe of his presence.”該實驗室物理系主任Hong Ma說：“T.D. was revered as a great mentor for generations of physicists who followed his footsteps.”並說他幫助彌合了東西方之間的鴻溝，促進了跨文化的合作與理解。該實驗室核物理與粒子物理代理副主任、RBRC早期研究員Abhay Deshpande回憶，他真誠地願意與剛開始研究和學術生涯的年輕人交談並鼓勵他們；退休物理學家、曾任該實驗室代理主任的Peter Bond說，他對RIKEN BNL Research Center運作方式的創造性構想，在培養一批有才華的年輕人方面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該中心不設永久職位，而是招聘並培養人才。⁠[15]

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長Wang Yifang（王貽芳）回憶，如果沒有他，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可能建不起來，也可能拖延很久，或者質量出現很大的問題。⁠[28]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上海研究院的悼念文章認為，他參與的CUSPEA、高能物理和少年班這三項工作在中國物理學史上都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該文還認為，把少年班的設立描述為在他“大力倡導與熱心支持下”取得的成就，把那份建議理解為創辦少年班的建議，實際上弱化了他促進中國物理發展的良苦用心。⁠[31]

他評價Chien-Shiung Wu是“one of the giants of physics”，並認為她在β衰變研究上無人能及。澎湃新聞2022年關於她的報道還引他的話說，解決對稱破壞這一問題的最後推動力，幾乎完全來自實驗方面。⁠[16][17]

他在蘇州設立的李政道獎學金從1985年起獎勵當地高考成績最好的應屆高中畢業生，2015年終止，30年間有29所中學的202名學生獲獎。1985年，他還倡議在Fudan University設立李政道物理獎學金，1986年首次頒獎。這項獎學金獎勵的是蘇州市高考理工科和文科各前三名。澎湃新聞的報道還寫道，20世紀80年代以後他至少七次回Soochow University訪問講學和指導工作，1986年國慶節偕夫人回校時為激光研究室題詞“激光生彩，蘇州增色”。《復旦》校刊的文章寫道，1986年首屆頒獎儀式上，他親自為8名獲獎學生頒獎；1993年他偕夫人到上海，為“復旦大學李政道物理學綜合實驗室”揭牌；1995年Fudan University九十週年校慶時，他作了題為“學與問”的學術報告，並擔任復旦大學校董會第一屆名譽主席；1999年他出席在該校舉行的“䇹政學者”座談會，寫下“䇹政竹”，表達對夫人Jeannette Hui-Chun Chin的思念；2014年4月，老校長Yang Fujia（楊福家）和該校七位“䇹政學者”等人到Columbia University看望他；2018年䇹政基金設立二十週年時，該校師生編纂畫冊《李政道與復旦》，他在白紙上反覆練習、草寫多遍，才在扉頁上寫下“䇹政精神，旦復旦兮。”⁠[29][30]

2025年11月22日，紀念他百歲誕辰的大會在Tsung-Dao Lee Institute舉行，由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與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Peking University、Zhejiang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和Chinese Physical Society共同舉辦。⁠[48]

Liu Huaizu（柳懷祖）曾任中國科學院辦公廳副主任，1978年開始同他接觸，大約從1984年起協助他處理在中國的事務，包括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建設中的協調、CUSPEA招生和CCAST的運作，2006年請辭，2007年年中正式離開。Liu Huaizu在《現代物理知識》發表的文章的作者簡介寫道，他曾任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基建處負責人、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和CCAST秘書長；文章說他是1984年奠基儀式的現場總指揮，並寫道Tsung-Dao Lee同他保持直接和密切的聯繫，那時每週都有幾次甚至更多的傳真。2024年8月，84歲的Liu Huaizu在澎湃新聞的訪談中說，他上海話很好，Liu Huaizu有時也用上海話同他交流；他每次回國都要停留半個多月，Liu Huaizu全程陪同；每次來北京參加完宴會後，他還會很興奮地拉著Liu Huaizu天南地北地聊到凌晨；他喜歡喝紅酒，有時喝到凌晨一點多；他愛吃北京一家飯莊裡一位特級廚師做的菜，兩人熟識後，一次這位廚師訪問美國，他把廚師請到家裡，給廚師做了訪談裡所說的李氏西餐。⁠[37][34]

Liu Huaizu形容他精力旺盛，為人低調謙和，對年輕人熱心；80歲時他在Soochow University同學生對話，主張做學問要學會提問。⁠[37]

Robert Crease在Physics World的訃文中稱他是“a mentor to many people at Brookhaven”；Robert Crease編輯過理論物理學家Robert Serber的自傳，他說Robert Serber“had adored him”，並回憶他曾請自己在這本書上簽名。⁠[14]

長子Li Zhongqing（李中清）在2024年8月的兩次追思活動中都稱他是寬厚慈愛的父親；在8月25日的追思會上，他說父親教給他的是探索知識、追求真理，專注工作、謙遜為人、富有責任心、保持民族自豪感、正直為人、欣賞藝術、重視家庭與友誼，以及追求有所作為，而不是追逐金錢、物質與浮名。⁠[47][44]

University of Chicago：官網：https://www.uchicago.edu/（在新窗口打開）。⁠[49]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官網：https://www.berkeley.edu/（在新窗口打開）。⁠[50]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官網：https://www.ias.edu/（在新窗口打開）。⁠[51]

Columbia University：官網：https://www.columbia.edu/（在新窗口打開）。⁠[52]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官網：https://www.nasonline.org/（在新窗口打開）。⁠[53]

China Center of 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官網：https://ccast.ac.cn/index（在新窗口打開）。⁠[54]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官網：https://english.cas.cn/（在新窗口打開）。⁠[55]

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官網：https://www.bnl.gov/about/（在新窗口打開）。⁠[56]

Tsung-Dao Lee Institute：官網：https://tdli.sjtu.edu.cn/（在新窗口打開）。⁠[57]

Tsung Dao (T.D.) Lee Library：官網：https://tdllib.sjtu.edu.cn/index/index.htm（在新窗口打開）。⁠[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