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lfgang Pauli

Wolfgang Ernst Friedrich Pauli於1900年4月25日出生在奧地利維也納。⁠[1][2]

父親Wolfgang Joseph Pauli（1869—1955年）原姓Pascheles，1898年改姓Pauli。他在布拉格受醫學訓練，後在維也納行醫，1899年由猶太教改宗羅馬天主教，同年5月與Bertha Camilla Schütz結婚，隨後放棄行醫，轉向化學和物理學研究，成為大學教授。⁠[3][4]

Charles Enz的文章把父親的原名記為Wolf Pascheles，並寫道他曾與Ernst Mach的一個兒子一同學醫。MacTutor的傳記稱他在維也納行醫時很受歡迎，是在Mach的影響下轉向科學研究的；National High Magnetic Field Laboratory的介紹稱他先開業行醫，後來從事生物化學研究並在University of Vienna任教；ETH Library的線上展覽稱他是知名的醫生和化學教授。⁠[5][4][6][7]

Charles Enz的紀念文章寫道，父親出身布拉格一個知名的猶太家庭，學醫時聽過Ernst Mach的物理課，1893年定居維也納；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的條目稱他是University of Vienna的膠體化學教授。⁠[5][8]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的人物檔案在家庭關係上與上述來源不同：它的關係列表中有“Pascheles, Wolf, 1814-1857”一條，注為“Father, and Professor of Physical Chemistry”，即父親、物理化學教授；又有“Mach, Ernst, 1838-1916”一條，注為“Grandfather and Physicist/Philosopher”，即祖父、物理學家和哲學家。⁠[9]

母親Bertha Camilla Schütz（1878—1927年）又名Maria；National High Magnetic Field Laboratory的介紹稱她是作家。⁠[3][6]

他是父母的第一個孩子。ETH Library的人物簡介稱他的母親是記者，其線上展覽寫道她為維也納一家報紙做自由撰稿人。她的名字在CERN Archives的規範記錄、ETH Library的線上展覽和Universität Hamburg的文章中印作Bertha，在MacTutor的傳記、Neue Deutsche Biographie的條目和ETH Library的人物簡介中印作Berta。⁠[10][7][3][4][11][12]

他受洗為天主教徒，教父是物理學家、哲學家Ernst Mach（1838—1916年）。洗禮在1900年5月31日舉行，Mach送給他一隻銀盃；他的中間名Ernst即取自Mach。⁠[4][8][3]

Enz的文章寫道，Mach在1895年接受了University of Vienna的哲學教席，並答應做這個孩子的教父；BritannicaEncyclopædia BritannicaEncyclopædia Britannica（大英百科全書，又譯不列顛百科全書）是1768年在蘇格蘭愛丁堡開始出版的英語綜合性百科全書，也指出版它的總部位於美國芝加哥的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Inc.（對外稱 The Britannica Group）；紙質版於2012年停印，此後以 Britannica.com 線上百科、面向學校與圖書館的數字教育產品和 Merriam-Webster 詞典為主要業務。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的條目稱Mach是他的教父和導師。⁠[5][1]

Britannica的條目寫道，他後來把Mach對自己的影響形容為一次反形而上學的洗禮。⁠[1]

Britannica的條目稱他在維也納的知識精英圈中長大；ETH Library的線上展覽寫道，他成長的環境在思想上十分活躍，一位家庭教師用額外的數學課培養他早早顯露的數理天賦。Neue Deutsche Biographie的條目稱，他的數學才能在中學時期受到父親和教父的鼓勵；National High Magnetic Field Laboratory的介紹稱，父母的職業使這個家庭與許多知名人士有往來。⁠[1][7][11][6]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的條目把他的宗教信仰記為天主教、後來無教派。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的條目寫道，由於與父親同名，他早期的論文署名“Wolfgang Pauli, Jr.”。⁠[11][8]

他就讀於維也納的Döblinger Gymnasium，1918年7月以優異成績畢業。⁠[13][4]

ETH Library的線上展覽稱這所學校是人文中學Döblinger Gymnasium，並寫道他所在的班級因為還有後來獲得Nobel Prize的Richard Kuhn而被稱作天才班；CERN Archives展出的1918年班級合影也用了這一稱呼。MacTutor的傳記和National High Magnetic Field Laboratory的介紹把校名印作Döblingen Gymnasium。⁠[7][13][4][6]

13歲時，他讀了Mach題贈給他的Mechanics一書。臨近中學畢業時，他在乏味的課堂上偷偷閱讀Albert EinsteinAlbert EinsteinAlbert Einstein（1879—1955年）是出生於德國的物理學家，1905年提出狹義相對論，1915年提出廣義相對論，因發現光電效應定律獲1921年度Nobel Prize物理學獎；1933年起在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的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任教授，直至去世。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的廣義相對論，此前他也曾這樣研讀Jordan的Cours d’analyse。⁠[5][8]

MacTutor的傳記寫道，他覺得學校的課乏味，上課時把Einstein的論文藏在課桌下閱讀；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的條目記下他後來的說法：讀到Einstein的廣義相對論時，彷彿眼前的遮蔽一下子落了下來。Britannica的條目稱他在中學時期自學了相對論。⁠[4][8][1]

1918年，他進入University of Munich，在Arnold Sommerfeld（1868—1951年）門下學習物理。離開中學不到兩個月，他就投出了第一篇關於相對論的論文；同年9月，他一項討論Einstein理論推廣形式的研究引起了同行的注意。⁠[11][4]

ETH Library的線上展覽把他遷往慕尼黑的時間記為1918年秋，並展出他在University of Munich的學生證。Enz的文章寫道，他18歲就發表了第一篇論文，題目是廣義相對論，當時還沒有成為Sommerfeld的學生；Universität Hamburg的文章稱這篇論文討論引力場，並稱他的傳記作者、曾任他助手的Enz說他是神童。MacTutor的傳記寫道，他在本科階段又寫了兩篇相對論文章；Monika Burri撰寫的ETHistory頁面稱，他在第一學期就在Sommerfeld著名的週三討論會上作了報告，19歲時在Zeitschrift für Physik發表了最初的幾篇科學論文。⁠[14][5][12][4][15]

MacTutor的傳記寫道，Sommerfeld很快看出他的天才，而Pauli無論對Sommerfeld的為人還是學問，都比對其他任何人更敬重。Enz的文章稱Sommerfeld看出這個年輕人已經不能從自己這裡再學到多少；Universität Hamburg的文章稱Sommerfeld說他是“Genius ersten Ranges”。Britannica的條目寫道，他當時不僅以才華出眾，也以嚴格和出言無忌的俏皮話出名。ETH Library線上展覽的一張照片攝於1934年10月日內瓦的金屬學會議，圖片說明稱與他合影的Sommerfeld是他的老師和導師。⁠[4][5][12][1][14]

在慕尼黑，他還學習了原子的量子理論，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年）是他的同學。1920年6月，他寫出第一篇量子物理論文，內容是物質的磁性。⁠[8][11][4]

MacTutor的傳記把Heisenberg到慕尼黑的時間記為1920年，並轉述Heisenberg對Pauli的描述：他是典型的夜貓子，喜歡咖啡館和城市生活，夜裡出門歸來後仍能專注而有成效地研究物理，因此很少去聽上午的課，到中午前後才露面，令Sommerfeld不快。該傳記和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的條目都寫道，他初次接觸Bohr的量子基本假設時深受震動。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的條目在Sommerfeld的學生中列出Heisenberg和Bethe，ETH Library的線上展覽列出Heisenberg、Peter Debye和Gregor Wentzel。⁠[4][8][14]

Felix Klein曾請Sommerfeld為Encyklopädie der mathematischen Wissenschaften撰寫相對論條目，Sommerfeld把這項工作交給了當時剛到20歲、才讀到第四學期的Pauli。⁠[8]

這篇綜述於1921年發表，長237頁。Einstein為它寫了書評，認為讀者很難相信這部成熟而構思宏大的著作出自一位21歲的作者之手；Sommerfeld則寫信告訴Einstein，這篇文章寫得十分精湛。⁠[11][4][8]

這篇綜述的篇幅各處所記不一：MacTutor的傳記記為237頁，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的條目記為約250頁，ETHistory頁面記為250頁，National High Magnetic Field Laboratory的介紹和Universität Hamburg的文章記為200多頁。Universität Hamburg的文章稱他寫這篇綜述時19歲；MacTutor的傳記稱Sommerfeld在他入學僅兩年時就把任務交給他，專著在他取得博士學位兩個月後問世。⁠[4][8][15][6][12]

MacTutor的傳記列出Einstein稱讚這部著作的幾個方面：對思想發展的心理把握、數學推導的可靠、深刻的物理洞察、清晰而有條理的表述、對文獻的熟悉、對題材的完整處理和批判性評價的可靠。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的條目稱，它與Hermann Weyl的Raum, Zeit, Materie同為最早全面闡述Einstein數學和物理思想的著作；Enz的文章稱它至今仍是標準參考文獻，並使Pauli成名；National High Magnetic Field Laboratory的介紹稱它後來作為專著出版，至今仍被視為這一領域的權威論著。ETHistory頁面稱，Einstein的這一評價是1921年12月、文章剛出版不久寫給Max Born的。⁠[4][8][5][6][15]

這篇綜述後來以書籍形式重印。⁠[16]

1921年7月，他在Sommerfeld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用舊量子論處理氫分子離子，以summa cum laude的成績獲得理論物理學博士學位。這一理論未能說明該體系的經驗性質；Neue Deutsche Biographie的條目寫道，這被視為一場危機正在醞釀的最初征兆。⁠[11][4][13]

MacTutor的傳記寫道，Sommerfeld稱讚這篇論文顯示出他對數學物理工具的全面掌握，Pauli本人卻因結果與實驗不符而失望。ETH Library的線上展覽稱他只用六個學期就取得了博士學位；CERN Archives藏有他在慕尼黑的聽課簿和1921年10月的結業證明。⁠[4][14][13]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的條目把論文題目記為“Über das Modell der Wasserstoffmolekülions”，並把博士學位的年份記為1922年。⁠[8]

1921年10月起，他在University of Göttingen擔任Max Born（1882—1970年）的助手，為期一個學期，用與Born共同發展的微擾方法對幾種氦原子模型做量子論計算，理論再次失效。⁠[11][4][13]

Universität Hamburg的文章轉述Max Born寫給Einstein的話：Pauli在哥廷根愛睡懶覺，不止一次錯過上午11點的課，Born家便在10點半派女傭到他那裡，看他是否已經起床。ETH Library的人物簡介把他在哥廷根任助手的時間記為1921—1922年冬季學期。⁠[12][10]

1922年，他接受Wilhelm Lenz（1888—1957年）提供的職位，到新成立的University of Hamburg任助手；Lenz也是Sommerfeld的學生。⁠[11][13]

ETH Library的頁面把他到漢堡的時間記為1922年夏季學期，稱他到朋友Wilhelm Lenz教授那裡擔任“scientific helper”，即助教，並寫道University of Hamburg在20世紀20年代得益於鄰近哥本哈根和哥廷根這兩個理論物理中心。Neue Deutsche Biographie的條目稱，漢堡在幾年之內因Otto Stern等人而成為又一個量子物理中心，Pauli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17][10][11]

1922年6月，Niels Bohr（1885—1962年）在哥廷根作關於元素週期系的客座講演，Pauli在聽講時與他相識，Bohr隨後邀請他到哥本哈根工作一年。⁠[11][18]

1922年秋，他來到哥本哈根研究反常Zeeman效應，把Landé的譜項分析推廣到強磁場的情形（Paschen-Back效應）；他還與Heisenberg一起逐步解開了這一效應特有的複雜譜線分裂之謎。⁠[18][11]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的條目稱，他從Bohr那裡得到決定性的推動，1922年6月他在哥廷根聽了Bohr的講演；MacTutor的傳記稱他把與Bohr的相識看作自己科學生涯新階段的開始。Britannica的條目把1922—1923年在哥本哈根Bohr研究所的工作稱為為期一年的休假。Enz的文章寫道，他在哥本哈根與Bohr的助手Hans Kramers成為好友，Kramers曾說Pauli的心地比他的俏皮話要好。⁠[11][4][1][5]

1923年，他回到University of Hamburg任教。1924年2月，他在該校取得Habilitation，論文討論輻射量子理論中統計規律的推廣，並以元素週期系為題作了編外講師（Privatdozent）就職演講；CERN Archives的介紹把演講日期記為2月23日。⁠[13][13][12][18][19]

他對這次演講並不滿意，因為電子殼層為何閉合的問題仍未解決。MacTutor的傳記把他成為編外講師的年份記為1923年。⁠[18][4]

Britannica的條目稱他1924年回到漢堡任講師，並在當年完成Habilitation；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的人物檔案把他任University of Hamburg講師的時間記為1924年。CERN Archives的Pauli Archive全宗說明稱他1924年至1928年是University of Hamburg的名譽教授，ETH Library的線上展覽則稱他1924年在漢堡升為教授。CERN Archives隨傳記展示的文件中，有一份1926年任命他為University of Hamburg教授的文件。⁠[1][9][20][17][13]

1924年秋，他否定了把鹼金屬光譜雙線結構歸因於原子實角動量的看法，認為它出自電子本身的一種量子性質，這相當於給電子引入第四個量子數。他在Nobel演講中回顧說，自己當時把這種性質稱為“a two-valuedness not describable classically”。⁠[18][1]

受英國物理學家Edmund Stoner一篇論文中一項評述的啟發，他在訪問Tübingen、核對有關反常Zeeman效應的進一步結論之後，於1925年春在漢堡提出了普遍的不相容原理：原子中任何兩個電子都不能具有完全相同的一組量子數。論文發表在Zeitschrift für Physik第31卷（1925年）。⁠[18][6][2][8]

這一原理解釋了原子中電子的殼層排布和元素週期表的結構。CERN Archives的傳記和Neue Deutsche Biographie的條目把它的提出記在1924年。⁠[11][13]

這篇論文刊於該卷第765—783頁。Neue Deutsche Biographie的條目把這一原理表述為：由四個量子數確定的原子定態至多隻能被一個電子佔據；它還寫道，Pauli遵循Mach的實證主義立場，有意避開無法由經驗檢驗的原子模型圖像，這種剋制為Heisenberg的矩陣力學指明瞭方向。⁠[11][11]

1925年，Samuel Goudsmit和George Uhlenbeck把第四個量子數解釋為電子自旋。Pauli起初對此存疑，後來被Thomas關於雙線分裂的計算說服。⁠[6][4][18]

在提出不相容原理之前，他還假設原子核具有自旋，用來解釋光譜中的超精細結構反常。⁠[5]

MacTutor的傳記把他提出電子自旋量子數的時間記為1924年；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的條目把Stoner的名字印作E. C. Stoner，並稱Pauli用不相容原理解釋了Stoner的規則。Enz的文章寫道，這一原理後來被認為是一般物質穩定性的根源；Britannica的條目稱它是Fermi-Dirac統計、量子化學和固體量子理論的基礎。ETH Library的線上展覽稱，這一原理長期只是量子理論中一條無法進一步解釋的附加規則，Pauli又用了將近15年才把它闡明。⁠[4][8][5][1][21]

Heisenberg在1925年夏提出矩陣力學。Pauli當時正為Springer的Handbuch der Physik撰寫一篇關於量子論的長文，只是間接參與了這一進展，但他隨即用矩陣力學算出了氫原子，幫助新理論更快獲得承認；MacTutor的傳記把這項計算記在1925年底之前。⁠[11][4]

這篇關於舊量子論和對應原理的文章收入Handbuch der Physik第23卷，1926年出版。⁠[8]

他的許多結果只在口頭或書信中傳播，例如他對Heisenberg的力學與Erwin Schrödinger在1926年1月發表的波動力學相互等價的證明。他還參與了Heisenberg不確定關係的表述、Born對物質波的概率詮釋以及Bohr互補性概念的形成。⁠[11]

1926年底，他以不相容原理為基礎，說明了順磁性如何產生，以及它為何在金屬電子中並不出現。⁠[11]

1927年，他在Zeitschrift für Physik第43捲髮表“Zur Quantenmechanik des magnetischen Elektrons”，引入後來所稱的Pauli矩陣，把量子力學的形式推廣到帶自旋的磁性電子；Paul DiracPaul DiracPaul Dirac（1902—1984）是英國物理學家，量子力學和量子電動力學的奠基人之一，提出描述電子的相對論性Dirac方程並預言反粒子，1932年至1969年任劍橋Lucasian數學教授，1933年與Erwin Schrödinger分享諾貝爾物理學獎。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後來由此發展出電子的相對論性理論。⁠[11][11]

在漢堡，他很快與稍後也受聘到該校的Otto Stern（1888—1969年）等物理學同事結下友誼，與天文學家Walter Baade也關係良好；1926年，他獲得教授頭銜。他在信中把這幾年稱為自己的“frohen Tage in Hamburg”。⁠[11][12][19]

ETH Library的線上展覽寫道，1927年他與Bohr、Heisenberg密集討論他在給Bohr的信中所說的解開量子之謎的問題，討論的結果後來稱為量子理論的Copenhagen詮釋，當年在Como和布魯塞爾的國際會議上提出。Britannica的條目認為，他的哲學分析在這一詮釋中起了核心作用。⁠[17][1]

Wolfgang Pauli Centre的介紹把反常Zeeman效應、電子自旋與Pauli方程、金屬中的電子氣列為他漢堡時期的成果；Universität Hamburg的文章引用物理學史家Steffen Richter的看法，稱漢堡歲月大概是他一生中最多產的時期之一。該文還寫道，漢堡的科學家常一起度過閒暇，去看電影或到北海邊遊玩，Pauli是一個追求完美又好交際的人，喜歡去酒館，常常工作到深夜。⁠[22][12]

1928年1月10日，他被任命為ETH Zurich理論物理學教授，4月1日到任，基本年薪為15,000法郎。⁠[23]

CERN Archives的介紹寫道，這項任命是在對他的講課方式有所保留的情況下作出的。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的條目稱，任命他接替Debye的是瑞士教育委員會；ETH Library的人物簡介稱他1928年初到理論物理研究所任職，與實驗物理學家Paul Scherrer共事，Scherrer替他分擔了他作為研究所所長的大部分行政事務。⁠[23][8][10]

他接替的是Peter Debye，提出的唯一條件是配備一名研究助手。這個助手職位在他任內先後有12人擔任，其中包括Ralph Kronig、Felix Bloch、Rudolf Peierls、Hendrik Casimir和Victor Weisskopf，最後一任是Charles Enz。⁠[5]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的條目寫道，他總是把助手職位交給已經取得博士學位的人。Enz的文章記述了幾位早期助手的事：Ralph Kronig曾與Pauli和Paul Scherrer一起探訪蘇黎世的夜生活；Felix Bloch後來獲得Nobel Prize；來自柏林的Rudolf Peierls說話太快，常被Pauli取笑；Hendrik Casimir後來在Eindhoven的PhilipsPhilipsPhilips（Koninklijke Philips N.V.）是1891年由Gerard Philips與其父Frederik Philips在荷蘭埃因霍溫創立、現總部位於阿姆斯特丹的健康科技公司，曾以照明、盒式磁帶和CD等消費電子產品著稱，並是TSMC的創始股東之一。點擊查看完整詞條任主管，Pauli明知他不喜歡，仍請來訪者用主管的頭銜稱呼他；Victor Weisskopf發表的電子自能結果符號有誤，Pauli便說當初應該請Hans BetheHans Albrecht BetheHans Albrecht Bethe（1906—2005）是生於德國、後入籍美國的理論物理學家，1935年起任教於Cornell University，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領導Los Alamos理論部，1967年因核反應理論及恆星能量來源的發現獲諾貝爾物理學獎。點擊查看完整詞條來。⁠[8][5]

最後一任助手Enz寫道，後來的助手受到的批評溫和得多；為Pauli和合作者訂音樂會門票也是助手的分內事，他曾收到Pauli從蘇黎世一家酒吧寄來的卡片，抱怨錯過了Isaac Stern的音樂會，結尾寫著盼望日子好起來。⁠[5]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的條目把Nicholas Kemmer和Markus Fierz也列入他在蘇黎世的學生；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的人物檔案則把J. Robert OppenheimerJ. Robert OppenheimerJ. Robert Oppenheimer（1904—1967年）是美國理論物理學家和科學管理者，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領導了研製原子彈的Los Alamos實驗室。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列為受他指導的人之一。⁠[11][9]

該檔案列為他在ETH Zurich指導過的人還有Konrad Bleuler、Felix Bloch、H. B. G. Casimir、Max DelbrückMax DelbrückMax Delbrück（1906—1981）是生於德國柏林的物理學家和生物學家，後在美國Vanderbilt University和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工作，是噬菌體研究和分子生物學的開創者之一，1969年與Salvador Luria和Alfred Hershey分享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點擊查看完整詞條、Walter M. Elsasser、Eugene Feenberg、Eugene Guth、Josef M. Jauch、N. Kemmer、R. Kronig、Edgar Luscher、K. A. Müller、Rudolf E. Peierls、Heinrich Rohrer、L. Rosenfeld、Armin Thellung和Victor Frederick Weisskopf；在Princeton UniversityPrinceton UniversityPrinceton University（普林斯頓大學）是位於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的私立大學、常春藤盟校成員。學校於1746年10月22日獲特許狀，原名 College of New Jersey，1756年遷至普林斯頓，1896年改用現名。本科教育授予文學學士與工程理學學士，強調小班討論、獨立研究及住宿學院生活；研究生教育覆蓋人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工程領域。截至2026年10月，校長為 Christopher L. Eisgruber。學校2026—2027年度運營預算為34.07億美元，本科助學預算為3.42億美元。點擊查看完整詞條有Kalervo Vihtori Laurikainen和Maurice Pryce，在University of Hamburg有H. Zanstra，在University of Vienna有F. R. Eirich。檔案把Arnold Sommerfeld記為他在慕尼黑的導師，把Max Born和Niels Bohr分別記為他在哥廷根和哥本哈根的博士導師，把Wilhelm Lenz記為研究導師，把Paul Scherrer記為研究上的同事。⁠[9]

Schrödinger離開University of Zurich後由Gregor Wentzel接任，Pauli與Wentzel多年合辦討論班；Britannica的條目稱兩人在蘇黎世建立了一個成功的理論物理學派。⁠[8][1]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的條目稱，他在蘇黎世建立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理論物理中心之一，他的學生參與奠定了現代核物理、場論和基本粒子物理；National High Magnetic Field Laboratory的介紹稱，他幫助ETH Zurich成為世界上最好的理論物理機構之一。ETHistory頁面的一張照片顯示，20世紀30年代他與ETH Zurich的數學家Georg Pólya和漢堡的數學家Erich Hecke在瑞士山間合影。⁠[11][6][15]

他是ETH Zurich唯一講授理論物理的教師，講課以難懂著稱。K. Alex Müller回憶，他站在黑板中央，把公式幾乎繞著自己寫成一圈，6c教室裡的學生只好分坐在左右兩側；Markus Fierz則認為，他邊講邊思考的習慣使講課有時難以聽懂，卻讓學生學會了批判地看待一種理論。⁠[8][23]

Fierz在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的條目中寫道，Pauli從來算不上通常所說的好講師，講課時自言自語，板書又小又亂，學生們卻仍然被深深吸引，大受啟發。⁠[8]

1929年至1930年，他與Heisenberg共同為一般的量子場論奠定基礎；在這一理論中，基本粒子表現為可以產生和湮滅的場量子。⁠[11]

1929年5月6日，他退出羅馬天主教會。⁠[4]

1929年12月23日，他在柏林與Käthe Margarethe Deppner結婚；Britannica的條目稱她是柏林的舞蹈演員，Neue Deutsche Biographie把她的全名記為Luise Margarete Käthe Deppner。兩人於1930年11月29日在維也納離婚。⁠[4][1][11]

MacTutor的傳記寫道，他退出教會的原因並不完全清楚，這段婚姻從最初幾個月起就不成功。ETH Library的人物簡介稱第一任妻子為柏林舞蹈演員Käthe Deppert，把結婚時間記為1929年12月、離婚記為一年之後；CERN Archives的傳記稱這段婚姻不到一年。Enz的文章寫道，他在ETH Zurich任教授之初患上神經症，他對Gregor Wentzel說，自己與女人的事一點也不順。⁠[4][10][13][5]

1930年12月4日，他寫了一封信，經Lise Meitner轉交給在Tübingen舉行的一次會議。信中提出，原子核發生β衰變時，除電子外還放出一種中性粒子，這樣就能解釋連續的β能譜；他當時把這種粒子稱為neutron。Ludmil Hadjiivanov的歷史綜述寫道，這是一封從蘇黎世寫給Tübingen會議與會者的公開信，並引述信中的說法：這種粒子自旋為1/2、服從不相容原理。⁠[8][13][24][25]

他在信中為自己不能到會致歉，理由是要參加蘇黎世的一場舞會。⁠[24]

CERN Archives的介紹用英文轉述這封信的抬頭：信是寫給各位放射性的女士們、先生們的。Neue Deutsche Biographie的條目把這一假設放在他1929—1930年的量子場論工作中敘述；MacTutor的傳記和National High Magnetic Field Laboratory的介紹則把這一預言記在1931年。⁠[24][11][4][6]

當時Bohr認為β衰變中的能量守恆只在統計意義上成立，Pauli則堅持守恆定律。⁠[8]

1931年6月16日，他在Pasadena的一次會議上公開了這一設想。Hadjiivanov的綜述寫道，那是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的會議，這一設想在會上受到懷疑，同年10月他又在羅馬的核物理會議上與Enrico FermiEnrico FermiEnrico Fermi（1901—1954年）是意大利裔美國物理學家，1938年獲Nobel Prize物理學獎，1942年領導團隊在芝加哥實現首次受控核鏈式反應。點擊查看完整詞條討論了這個想法。⁠[4][25]

MacTutor的傳記寫道，6月17日的The New York TimesThe New York TimesThe New York Times（紐約時報）是在紐約市出版的美國晨報，1851年創刊，由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出版。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刊出了這一消息，稱Pauli假設存在他稱為neutron的粒子，並把它說成原子核心的新居民；他當時對這種粒子的性質仍無把握，直到1933年才把預言付印。Hadjiivanov的綜述稱，Fermi立刻被這個想法吸引。⁠[4][25]

1931年，他在University of MichiganUniversity of MichiganUniversity of Michigan（密歇根大學）是1817年在底特律創立、1837年遷至密歇根州安娜堡的大學，由經全州選舉產生的董事會治理，另設Dearborn與Flint校區。點擊查看完整詞條任客座教授。⁠[4]

Chadwick在1932年發現了中子。在1933年的Solvay會議上，Pauli再次詳細論證自己的設想，論證收入會議報告；Hadjiivanov的綜述和ETH Library的人物簡介都寫明那是1933年10月在布魯塞爾舉行的第七屆Solvay會議；Hadjiivanov的綜述稱Pauli在會上已改用neutrino一名，ETH Library的人物簡介則把這次會議當作他首次公開提出這一假說的場合。MacTutor的傳記寫道，他在1933年發表的文字中認為這種粒子質量為零。⁠[4][25][8][10]

關於neutrino一名的來歷，CERN Archives的介紹稱它由Fermi在1933年提出，MacTutor的傳記稱Fermi在1934年為這種粒子取了此名；Hadjiivanov的綜述則認為，這個詞最早出自Edoardo Amaldi之口。⁠[24][4][25]

Hadjiivanov的綜述把Amaldi一說的出處記為Amaldi 1984年一篇綜述所引的Occhialini的回憶：這個詞出自Istituto di Via Panisperna的一次玩笑談話，Amaldi為了把Pauli的粒子與Chadwick的中子區分開而開玩笑地用了這個名字，Fermi則在1932年7月的巴黎會議與1933年10月的Solvay會議之間的某個時候開始使用它。MacTutor的傳記寫道，Fermi在1934年正確地指出中微子並非原子核的組成部分；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的條目稱，Pauli在1957年向蘇黎世的Naturforschende Gesellschaft作講演，回顧了這一發現的歷史。⁠[25][4][8]

1934年，Fermi的β衰變理論問世。⁠[8]

1933年，他為Handbuch der Physik第24卷第1分冊撰寫的“Die allgemeinen Prinzipien der Wellenmechanik”出版。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的條目把他1926年的Handbuch文章稱作舊約，把這一篇稱作新約；後者在1958年的新版手冊中未作改動地沿用。⁠[8]

ETHistory頁面同樣把這兩個稱呼用於1926年和1933年的兩篇Handbuch文章，並稱它們出自圈內人之口；National High Magnetic Field Laboratory的介紹則稱，物理學家把1933年論波動力學的一篇叫作新約，把他早先論相對論的一篇叫作舊約。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的條目引述Hermann Weyl對1933年這篇文章的稱讚：Pauli關於波動力學所寫的東西又一次極為出色。⁠[15][6][8]

第一次婚姻失敗後，他陷入嚴重的人生危機。CERN Archives的傳記寫道，他在1932年至1934年接受Carl Gustav Jung（1875—1961年）的精神分析治療，起初主要與Jung的學生Erna Rosenbaum接觸。⁠[13][11]

Britannica的條目稱Jung為他推薦了一位分析師，他在1934年結束了與Jung之間為期兩年的個人治療。MacTutor的傳記稱，他開始飲酒並因此求診於Jung，為他治療的不是Jung本人而是Jung的一位助手，他多年間把一千多個夢的記錄寄給Jung，Jung根據其中一些夢發表了研究。Charles Enz的文章則稱兩人1932年在蘇黎世相識，隨後進行了三年的精神分析。⁠[1][4][5]

他與Jung此後長期通信，並嘗試用Bohr的互補性觀念來理解Jung關於意識與集體無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之間關係的學說。⁠[1][11]

CERN Archives的傳記還寫道，母親的自殺加重了這場危機，他與Jung此後一直是朋友，並就多種題目合作發表過著述；ETH Library的人物簡介稱Jung把他轉給年輕的同事Erna Rosenbaum治療；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的人物檔案在Jung名下注明，Jung為Pauli做了精神分析並建議他接受治療。Universität Hamburg的文章稱Jung從1930年起為他治療了數年，後來在“Psychologie und Alchemie”中發表了這些分析而沒有提他的名字，第二次婚姻結束了這場危機。National High Magnetic Field Laboratory的介紹稱他患上嚴重的抑鬱，因而向Jung求助。⁠[13][10][9][12][6]

ETHistory頁面寫道，Pauli在20世紀30年代初遭遇人生危機時求助於當時在ETH Zurich任Privatdozent的Jung，Jung安排自己的一名女實習生為他做夢的分析；治療中斷後兩人仍長期通信，這種對話促使Pauli開始記錄自己的夢；1936年Jung在徵得他同意並隱去姓名後，根據他的一組400多個夢寫了一篇討論個體化過程中夢的象徵的文章，主題是新的人格中心的形成。Enz的文章稱，Jung注意到他頻繁的夢裡含有遠古的素材，Pauli從此把夢記下來，兩人的思想交流幾乎持續到Pauli生命的盡頭。ETHistory頁面引用了他給Jung的兩封信：1940年6月3日，他寫道，外部情況促使他把1937年至1939年的夢的材料隨信寄去，以免遺失；1948年6月16日，他講述C. G. Jung Institute成立時一隻花瓶翻倒的“Pauli效應”，說當時立刻生出強烈的印象，覺得自己應當——用從Jung那裡學來的象徵語言說——在內裡倒水，並隨信寄去一篇文章，說那就是這件事的結果。⁠[15][5]

1934年4月4日，他與Franciska（Franca）Bertram結婚。⁠[4][13]

Britannica的條目寫道，精神分析對他起初是治療，後來成為哲學上的興趣，他在研讀Jung的思想後逐漸離開了實證主義。MacTutor的傳記稱，他對心理學的信奉顯然不亞於對物理學，他在給Pais的信中寫道，在未來的科學中，實在既不是“psychic”（心理的）也不是“physical”（物理的），而是以某種方式兩者皆是、又兩者皆非；第二次婚姻與第一次不同，給了他很大支持。該傳記還轉述他的遺孀（該傳記寫作Franciska Pauli）的話：他很容易受傷，於是放下一道簾幕，試圖不承認現實地生活，他的不諳世事正是因為他相信這樣做是可能的。⁠[1][4]

1935年至1936年，他在美國美國美國是位於北美洲、實行聯邦制的國家，由50個州、作為合眾國政府所在地的哥倫比亞特區以及波多黎各、關島等屬地組成，首都為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1776年7月4日，大陸會議通過《獨立宣言》。2020年人口普查（2020年4月1日）全國常住人口為331,449,281人（約3.31億人）；眾議院435個議席依據人口普查結果在各州之間分配。點擊查看完整詞條新澤西州新澤西州新澤西州是美國東部瀕臨大西洋的一個州，與紐約州、特拉華州和賓夕法尼亞州相鄰，哈得孫河和特拉華河分別構成其東北和西部邊界；首府為Trenton，最大城市為Newark。該州是最初的13個殖民地之一，1787年12月18日成為第3個批准美國憲法的州；2020年人口普查（2020年4月1日）人口為9,288,994人（約928.9萬人）。點擊查看完整詞條普林斯頓的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任客座教授。該院的院史頁面把他加入那裡學者行列的時間記為1935年，比Paul Dirac晚一年。⁠[4][9][26]

他參加了1937年在莫斯科和1939年在敖德薩舉行的全蘇物理學會議。⁠[4]

1938年德國吞併奧地利後，他成為德國公民。Britannica的條目寫道，他的祖父母是猶太人，並把他1940年接受普林斯頓的客座教授職位與可能遭受納粹迫害的威脅聯繫起來；National High Magnetic Field Laboratory的介紹稱，他曾兩次申請瑞士國籍未果。⁠[4][1][6]

ETH Library檔案博客ETHeritage上Christian John Huber的文章，依據ETH Zurich大學檔案館的卷宗敘述了第一次入籍申請。Pauli是奧地利公民，受洗為天主教徒，按紐倫堡種族法卻被算作猶太混血者（Mischling）；他不考慮接受德國國籍，於是立即在蘇黎世申請入籍，1938年4月底申請因形式上的理由被駁回。Pauli在1939年11月9日寫給瑞士聯邦教育委員會主席Arthur Rohn的信中說，他是1928年4月受聘為ETH正教授時，以籍屬維也納的奧地利公民身份來到蘇黎世的；遷往Zollikon之前，他曾寫信問蘇黎世市長Klöti博士能否提出入籍申請，Klöti以他當時在蘇黎世只住了10年為由予以拒絕，因為蘇黎世市較新的一項法律規定在該市入籍須居住滿12年。⁠[27]

1938年5月23日，他遷居Zollikon。申請被駁回後，他不情願地領取了德國護照；德國領事館把他歸入“Halb-Ariern”（半雅利安人），護照上因此沒有蓋J字印記，他把此事告訴了普林斯頓的Frank Aydelotte。他的父親是1934年榮休的生物物理化學教授，按第三帝國的種族法被算作完全的猶太人；Huber寫道，Pauli能把父親從維也納接到瑞士，有賴於瑞士聯邦教育委員會主席Arthur Rohn等人的幫助；ETH Library的線上展覽稱這要歸功於幾位教授朋友和Rohn的努力，父親並得到了在University of Zurich工作的機會。⁠[27][28]

他在1939年11月9日的那封信中還問，入籍申請在戰時是否仍有望得到審理；得到Rohn令人鼓舞的答覆後，他在1939年底再次申請，這次直接遞交給伯爾尼的聯邦司法與警察部警務司。Rohn因Pauli收到普林斯頓的客座學期邀請而承受壓力，他請警務司儘快辦理，並附上建議批准入籍的意見；Huber推測，這一建議如果起了作用，也是反作用。三週後，Pauli收到警務司司長Heinrich Rothmund的駁回通知。Rohn隨即追問具體理由；Rothmund在1940年7月16日給他的回信中談到那些尚未完全適應瑞士特性和民族習性的外國人，稱Pauli在1928年春是作為德國科學界的代表來到蘇黎世的，並認為他對德國政局的發展持反對態度還不足以使他成為瑞士人。在1942年3月30日的教育委員會會議上，Rohn說，這份申請不顧委員會的推薦而被駁回，理由是Pauli是“nicht assimilierbarer Ostjude”。Huber指出，Rothmund陳述的理由中沒有明確的反猶論據，但字裡行間仍透出潛在的種族主義；ETH Library的線上展覽稱，申請被駁回是因為他不符合同化的要求，這使他深感受辱。Huber還拿Albert Einstein作比較：Einstein在瑞士住了五年多一點，就在1901年順利入了籍。⁠[27][28]

MacTutor的傳記寫道，他擔心法西斯主義可能使歐洲的科學生活走向終結，因而鼓勵美國和蘇聯的科學工作，並勸那些還能留在意大利和德國的科學家留下來，認為這樣可以在戰後保存科學文化；1939年戰爭爆發後，德國公民的身份使他的處境變得尷尬。National High Magnetic Field Laboratory的介紹則稱，由於納粹控制的德國吞併了奧地利、使他成了德國公民，他在1938年離開了ETH Zurich；該介紹還寫道，他雖然是作為天主教徒長大的，卻有猶太血統，因而可能成為德國人迫害的對象。⁠[4][6]

1940年7月，他與妻子離開歐洲前往美國，在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任客座教授。⁠[13]

ETH Library的線上展覽稱，奧地利被吞併後他的處境岌岌可危：如果德國佔領瑞士，按照德國法律他會被當作猶太人對待，因此他接受了普林斯頓的客座教授職位，ETH Zurich在1940年6月準他休假半年。Huber的第二篇文章記載，ETH Zurich的教育委員會在1940年6月20日批准了他的休假申請，讓他在1940—1941年冬季學期到普林斯頓任客座教授；他還受邀參加1940年9月在紐約Columbia UniversityColumbia UniversityColumbia University（哥倫比亞大學，正式名稱 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是位於美國紐約市的私立研究型大學，常春藤盟校成員。學校前身是1754年依英王 George II 特許狀創立的 King's College，是紐約州歷史最悠久、全美第五古老的高等教育機構；1784年改名 Columbia College，1896年遷至曼哈頓晨邊高地並啟用大學名稱。學校設17個學院，另有4所附屬學院，2025年秋季在校學生35,978人。2026年7月1日起，法學學者 Jennifer L. Mnookin 任校長。點擊查看完整詞條舉行的一次大會。MacTutor的傳記和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的人物檔案把他1940年起的職位記為普林斯頓的理論物理學教席，National High Magnetic Field Laboratory的介紹稱他加入了Princeton University的教員行列。⁠[29][4][9][6][28]

Huber的第二篇ETHeritage文章根據教育委員會的會議記錄敘述了他與ETH Zurich之間的爭執。1941年4月9日的會議把休假延長整整一年，他的課須由University of Zurich的一位同事代授，ETH Library的線上展覽寫明這位同事是Gregor Wentzel。1941年秋，Scherrer提請委員會主席注意Pauli長期不在對ETH Zurich物理研究和教學造成的不利；1941年10月21日，主席去信要求他儘可能在1942年夏季學期開始時、至遲在1942—1943年冬季學期開始時恢復授課，並說如果他決定留在美國，委員會就得考慮最遲在1942年10月1日重新安排他的教席；1942年2月13日的會議記下他尚未答覆。文章把美國參戰記在1941年12月7日；在2月13日的會議上，委員會為1942年夏季學期再次准假。Pauli在1942年1月14日寫給委員會主席的信中表示，只要取決於他自己的意願，他很願意履行與ETH Zurich的聘約、恢復授課，但遺憾的是能否成行並不只取決於他的意願：他沒有瑞士護照（持瑞士護照當時仍可回國），英美當局把他當作處於兵役年齡的交戰敵國國民對待；他還指出，主席在信中顯然因不瞭解情況而沒有考慮到這一事實。⁠[29][28]

1942年9月，他被告知，本屆任期在1948年3月底屆滿後將不再續聘，理由是他若戰後才回來，作為大學教師的道德威信無疑會大為削弱。1943年4月14日，Pauli去信以提起紀律程序相威脅；同年7月，委員會討論過與他協商在1948年以前解除聘約，最後靠委員會主席的決定票才勉強再次延長休假。ETH Library的線上展覽寫道，ETH Zurich力勸他返回，並威脅終止聘用，他則堅持不讓，說他本願履行職責，但有嚴重的情形使他無法這樣做；可以預見，作為交戰國國民，他在戰爭期間無法回到瑞士。展覽還寫道，聯邦委員Philipp Etter也贊同這一看法，並在原則上反對停止他的職務。⁠[29][28]

德國投降後，Rohn在1945年6月2日的會議上指出，如果Pauli回來授課三年、到1948年又不獲續聘，將出現難堪的局面，他提議請聯邦委員會即使Pauli不授課也把薪水發到1948年3月底；主管此事的聯邦委員Philipp Etter在9月13日用法文寫的信中答覆說，Pauli是正式任命的教授，無論在法律上還是在經濟上都不可能阻止他擔任教席和授課；既然在他能重新定居蘇黎世的情況下沒有充分理由在1948年以前停發他的薪水，那麼在他要求履行受聘並領取薪酬的職務時，也就沒有理由阻止他授課到1948年3月。1945年11月10日，委員會宣讀了Pauli在1945年7月14日寫給同事Paul Scherrer的信：普林斯頓的研究院已正式請他接任Einstein因年齡退休而空出的教授職位；那裡的同事和院長沒有給他限定答覆期限，並贊同他的看法，即他既然五年來一直表示要回去，就有義務先到瑞士去一趟；他還在信中問道，在瑞士的大學裡起決定作用的是否又是學術上的考慮，還是說這些大學已經確定成了“eine Art Unterabteilung der Fremdenpolizei”，以Rothmund為事實上的校長，以教育委員會主席Rohn為名義上的“Serenissimus”。⁠[29]

1940年，他提出自旋—統計定理，把粒子的自旋與其統計行為聯繫起來，這一定理是他在普林斯頓期間發表的；在美國期間他主要研究介子理論。⁠[1][5]

他在1941年任University of Michigan客座教授，1942年任Purdue University客座教授。⁠[4][9]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的條目寫道，戰爭期間他與Einstein同屬少數不必參與戰時研究的著名物理學家。⁠[11]

Universität Hamburg的文章稱，他拒絕從事與戰爭有關的研究，也拒絕參加美國的原子武器計劃。CERN Archives藏有他1942年的美國居留登記證明，以及1945年4月他45歲生日時在普林斯頓拍的照片。Enz的文章稱，論述自旋—統計定理的那篇論文大概是他最出色的一篇。⁠[12][13][5]

1945年11月，他收到Arne Westgren發來、日期為11月15日的電報，得知自己獲得1945年度Nobel Prize物理學獎，獲獎理由是“for the discovery of the Exclusion Principle, also called the Pauli Principle”。他是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第一位獲得該獎的駐院成員。⁠[30][2]

MacTutor的傳記寫道，提名他的是Einstein。Nobel Prize網站把他獲獎時的所屬機構記為Princeton University。⁠[4][2]

在1945年12月10日的頒獎典禮上，Nobel物理學委員會成員I. Waller教授致頒獎詞。Pauli未能到場，獎項交由美國公使館代辦Ravndal代領。⁠[31][31]

這一年的物理學獎由他一人獨得。頒獎詞請Ravndal代Pauli從國王陛下手中領獎。CERN Archives還藏有Westgren在1945年11月確認授獎的正式信函；1945年11月17日，一封電報發到ETH Zurich，索取這位新得主的資料。⁠[2][31][13][29]

頒獎詞指出，要確定電子的能量狀態一般需要四個量子數，每個完全確定的狀態至多容納一個電子；該原理對解釋元素的化學和物理性質、金屬的導電性和物質的磁性不可或缺，後來還被證明適用於質子和中子。⁠[31]

同一天，普林斯頓為他舉行了慶祝儀式，由研究院院長籌辦。來賓致辭之後，Einstein即席發言，稱Pauli是自己在思想上的繼承人；Pauli在1955年4月24日給Max Born的信中回憶此事，併為這篇完全即興的講話沒有留下記錄而遺憾。⁠[4][30]

CERN Archives的介紹寫道，Einstein的話使Pauli深受感動。Enz的文章稱，Einstein出人意料地起身祝酒，稱他是自己精神上的兒子和在研究院的繼任者；Universität Hamburg的文章把這一說法印作“geistigen Sohn”；National High Magnetic Field Laboratory的介紹稱Einstein作了最後的致辭，稱他為自己學術上的繼承人，並把他未能前往斯德哥爾摩歸因於戰爭。ETH Library的線上展覽稱這場盛大的正式儀式邀請了許多知名人士，Einstein稱Pauli為自己思想上的繼承人的即興講話是其高潮，並展出普林斯頓慶祝活動的照片。⁠[30][5][12][6][32]

1946年1月，他取得美國國籍；同年他返回蘇黎世，重新擔任ETH Zurich的教授，此後仍與普林斯頓保持聯繫。⁠[20][13][3]

ETH Library的頁面寫道，普林斯頓提議由他接替Einstein，紐約的Columbia University也請他任教授，回絕這些邀請對他並不容易；軍方對美國物理研究的影響日益增大，而他主張自由的科學，這是他作出決定的重要原因；蘇黎世沒有人真以為他還會回來，1946年4月他如約回到教席，同事和教育委員會都更覺意外。MacTutor的傳記稱他始終覺得自己是歐洲人，從未完全適應美國的生活；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的條目稱他是經過慎重考慮才回到蘇黎世的。⁠[10][32][4][8]

Huber的文章寫道，Pauli在1946年4月上半月回到瑞士，Rohn因短期休假，直到4月23日才得以接見他；Rohn說，他對Pauli性情和態度的變化感到驚訝，覺得他的舉止出奇地溫和謙遜。Pauli為留在ETH Zurich提出兩個條件：儘快入籍，並續聘十年，委員會主席為滿足這兩個條件費了很大力氣。在整個事件中批評他最嚴厲的委員Ernst Bärtschi說，以往與Pauli打交道的經驗本該讓學校放他離開——假如他離開後沒有獲得Nobel Prize、內心也沒有確實發生轉變的話；他接著說：“Ich kann nicht beurteilen, ob er durch die Verleihung des Nobelpreises assimilierbarer geworden ist!” Huber認為，敵意之所以很快緩和，只能用Pauli此間獲得Nobel Prize這一事實來解釋，並寫道Pauli終於在1949年入了籍。⁠[29]

1946年12月13日，他在斯德哥爾摩發表Nobel演講，題為“Exclusion Principle and Quantum Mechanics”。⁠[33][18]

CERN Archives藏有1946年2月准許他離開美國作Nobel演講之行的許可證，以及1946年12月Nobel宴會和晚宴的兩份菜單；Enz的文章稱他直到1946年才在返回蘇黎世途中去了斯德哥爾摩。ETH Library的線上展覽寫道，他在1946年夏季學期恢復教學和研究，10月搬回Zollikon的住宅。⁠[13][5][34]

回到蘇黎世後，他的研究所成為量子場論的世界中心，他與學生研究量子電動力學中的重整化問題。⁠[5][1]

ETH Library的線上展覽敘述了此後的情形：他帶領一個約十人的理論物理小組，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物理學家，物理研究所的空間因此更加緊張；1950年起他擔任了兩年系主任；在他的建議下，ETH Zurich設立了理論物理助理教授職位，1955年由他以前的助手Res Jost出任；20世紀50年代末增設三個物理學正教授席位時，他也積極參與。他參加了CERN的籌備會議，瑞士方面的主要推動者則是Paul Scherrer。1952年以前，舊物理樓得到擴建，並新建了一座樓，用來安置在Scherrer主持下建造的迴旋加速器。⁠[34]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的條目寫道，他與妻子在Zollikon生活得很愉快，那裡附近有大片森林，適合邊散步邊沉思。⁠[8]

他後來又到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訪問，該院的成員記錄列有1954年春季和1956年春季兩個學期。⁠[35]

ETH Library的線上展覽還記有他1952年訪問印度，1954年、1956年和1958年在普林斯頓任客座教授，並寫道他多次請假外出，有時就在學期當中，課由助手代上；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的成員記錄在上述兩個學期之外另列有三次未注日期的成員身份。Britannica的條目寫道，這些年他與Einstein和Bohr保持著交流。展覽中的一張照片攝於Lindau的Nobel Prize得主會議，圖片說明稱之為他的“Maikäferrede”。⁠[34][35][1][32]

1949年7月，他成為瑞士公民。CERN Archives的兩份材料所記日期不同：傳記頁面記為7月25日，Pauli Archive的全宗說明記為7月15日。⁠[13][20]

關於他的國籍，Britannica頁面的標題欄把他標為American physicist，條目正文開頭則稱他是Austrian-born physicist，並寫他1946年成為美國公民、1949年最終成為瑞士公民；CERN Archives的規範記錄寫的是，他在1949年7月25日又成為瑞士公民。⁠[1][3]

1952年，他與Jung合出Naturerklärung und Psyche一書，由Rascher出版，其中收有他的文章“Der Einfluss archetypischer Vorstellungen auf die Bildung naturwissenschaftlicher Theorien bei Kepler”，討論原型觀念對Johannes Kepler科學理論形成的影響。⁠[11][16][8]

Britannica的條目寫道，他晚年對哲學的興趣日增，試圖把物質（physis）與心靈（psyche）理解為同一實在的互補兩面。⁠[1]

CERN Courier的文章寫道，他十分看重心理學和夢，認為科學無法回答所有問題；他在一封寫給Marie-Louise von Franz的長信“Die Klavierstunde”中把夢與物理學聯繫起來。⁠[16]

MacTutor的傳記引用Laurikainen的話說，在生命的最後10到15年，他花了很多時間研究科學史和科學哲學，從量子力學的哲學出發，轉而涉及心理學、觀念史和許多其他領域，尤其是宗教與自然科學的關係；ETHistory頁面稱，他還研讀亞洲的救世學說和猶太教的數字神秘主義，探究17世紀科學世界觀的起源。Enz的文章稱，他花了很多時間考察物理觀念的原型背景，並以Johannes Kepler為例寫了一篇重要的文章；Fierz寫道，他研究Jung的思想是為了更好地理解科學活動的意義，他一直希望物理學能夠顯示出上帝與自然之間那種神秘的和諧。⁠[4][15][5][8]

1955年，他發表“Exclusion Principle, Lorentz Group and Reflection of Space-Time and Charge”一文，獻給Bohr七十壽辰。他從Schwinger和Lüders的研究出發，證明一切Lorentz不變的Lagrange場論都在電荷、空間與時間的聯合反射變換下保持不變，這一結果後來稱為CPT定理。⁠[11][8]

這篇文章收在Pauli主編的Niels Boh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s（1955年）一書第30—51頁。Enz的文章稱，他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再次循著夢的指引轉向對稱性問題；Fierz寫道，自己曾猜測這項工作另有動機，Pauli予以否認，說他只是對這些對稱性本身感興趣。Britannica的條目把CPT對稱性的研究列為他回到ETH Zurich之後的工作。⁠[11][5][8][1]

1956年6月14日，Frederick Reines和Clyde Cowan給他發來電報，告知已探測到中微子；這時距他提出這一假說已近26年。Hadjiivanov的綜述寫道，電報發自Los Alamos，開頭是“We are happy to inform you that we have definitely detected neutrinos from fission fragments”。⁠[24][25]

Hadjiivanov的綜述稱他在次日覆電：“Thanks for message. Everything comes to him who knows how to wait.” CERN Archives的介紹則寫道，這封回電似乎沒有送到，留存下來的只有秘書發出的那份草稿。⁠[25][24]

Hadjiivanov的綜述引述的電報首句接著說，中微子是通過觀測質子的逆β衰變探測到的。National High Magnetic Field Laboratory的介紹把中微子的首次實驗探測記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25][6]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的條目把這次探測稱為他科學生涯最後的一個高峰。⁠[11]

1956年，Tsung-Dao LeeTsung-Dao LeeTsung-Dao Lee（李政道，1926—2024年）是出生於中國上海的美國物理學家，長期任教於Columbia University。他與Chen Ning Yang在1956年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稱可能不守恆，二人因此共同獲得1957年Nobel Prize物理學獎；20世紀70年代起，他參與推動中國的高能物理研究和物理人才培養。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和Chen Ning YangChen Ning YangChen Ning Yang（楊振寧，1922—2025年）是出生於中國安徽合肥的理論物理學家，1957年與Tsung-Dao Lee因對宇稱定律的研究共同獲得Nobel Prize物理學獎。他在1954年與Robert L. Mills提出非阿貝爾規範場理論（Yang–Mills理論），先後任職於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Stony Brook University和Tsinghua University。點擊查看完整詞條提出宇稱在弱相互作用中可能不守恆。Pauli對此持懷疑態度，認為這類想法只是數學遊戲。⁠[36][37]

1957年1月，他在給Victor Weisskopf寫信時用這樣一句話表達自己的懷疑：“Ich glaube aber nicht, daß der Herrgott ein schwacher Linkshänder ist”。Hadjiivanov的綜述寫道，直到1957年1月17日他仍堅持宇稱守恆，並引述他給Weisskopf的一封信，信中表示願意押上一大筆錢，賭實驗會給出對稱的結果。⁠[36][25]

兩天後，Chien-Shiung WuChien-Shiung WuChien-Shiung Wu（吳健雄，1912—1997年）是出生於中國的美國實驗物理學家，長期任教於Columbia University，曾參加曼哈頓計劃。她與合作者在1956年至1957年完成的鈷-60 β衰變實驗首次以實驗證明宇稱在弱相互作用中不守恆。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的初步數據表明兩人的設想是對的，他又在第二封短信中寫道：“Sehr aufregend. Wie sicher ist die Nachricht?”⁠[36]

1957年1月19日，他致信Chien-Shiung Wu，信中寫道“I congratulate you (to the contrary of myself)”；Hadjiivanov的綜述引述這封信說，他讀到兩人的論文時並不相信宇稱會不守恆。⁠[37][25]

Hadjiivanov的綜述引述他給Weisskopf的一封信，信中說21日星期一下午5時，他收到三篇實驗論文，分別出自Chien-Shiung Wu、Lederman和Telegdi。⁠[25]

按Hadjiivanov的綜述所引，他在同一封信中說，那個星期一晚上8時自己原定要作一場關於中微子理論的講演。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為Chien-Shiung Wu出版的傳記回憶錄寫道，他在實驗證據面前讓了步；Enz的文章稱，他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轉向對稱性問題，彷彿是對1957年1月弱衰變中宇稱破壞這一轟動消息的預感。APS News的文章寫道，那封給Weisskopf的信是在蘇黎世寫的，字跡潦草。⁠[25][37][5][36]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的條目寫道，左與右不再等同，這起初令他極為反感，後來他認識到自己證明的CPT不變性依然成立。⁠[8]

1957年，他與Chien-Shiung Wu同乘飛機前往以色列，事後在給妹妹的信中寫道，她對物理的痴迷就像年輕時的自己。⁠[37]

在生命的最後一年，他一度被Heisenberg的“world formula”吸引，那是一個帶有內部對稱性的非線性Dirac方程；認識到這一方案的缺陷後，他很快失望地退出。⁠[5]

1958年，他獲得Deutsche Physikalische Gesellschaft的Planck獎章；University of Hamburg在他去世前不久授予他榮譽博士學位。⁠[11][12]

1958年12月15日，他因癌症在蘇黎世的紅十字醫院（Red Cross Hospital）去世，終年58歲。⁠[20][2]

National High Magnetic Field Laboratory的介紹寫道，他在1958年的一次講課中突感劇痛，數週後死於胰腺癌；他最後住的病房是137號，而他一向對數值約為1/137的精細結構常數深感興趣。⁠[6]

ETH Library的人物簡介寫道，他在一次講課中疼痛發作，幾天後在蘇黎世的醫院去世；Universität Hamburg的文章稱他因胰腺癌意外去世；Enz的文章說他與癌症作了短暫的抗爭，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的條目說他在1958年12月突然病重。National High Magnetic Field Laboratory的介紹還寫道，他曾向來探望的人指出自己病房的號碼。⁠[10][12][5][8][6]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的條目把去世日期記為12月14日。在葬禮上，Victor Weisskopf稱他是理論物理學的良心。⁠[8][8]

妹妹Hertha Ernestina Pauli生於1906年，卒於1973年。⁠[3]

ETH Library的線上展覽稱，她後來在美國以作家成名。⁠[7]

母親於1927年自殺身亡，父親在1928年再婚。⁠[1][4]

MacTutor的傳記和Universität Hamburg的文章都寫道，他與母親十分親近；MacTutor的傳記還稱，父親再婚使他更加不快，他把父親的新妻子叫作惡毒的繼母。National High Magnetic Field Laboratory的介紹把母親去世的時間記在他第一次結婚和離婚前後。⁠[4][12][6]

兩次婚姻都沒有子女。第二任妻子Franca Pauli生於1901年，1987年7月去世。⁠[6][3][16]

National High Magnetic Field Laboratory的介紹稱，第二次婚姻一直持續到他去世；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的人物檔案把他的兩位妻子記為“Deppner, Kathe”（注為第一任妻子）和“Bertram, Franciska”（注為第二任妻子，1934年結婚）。⁠[6][9]

Britannica的條目寫道，他因批判性的洞見被稱為“conscience of physics”；Wolfgang Pauli Centre的介紹把這一說法歸於Isidor Rabi。⁠[1][22]

Wolfgang Pauli Centre的介紹所引Rabi的原話是“Kind, forthright, and of uncompromising principles he was the conscience of physics”。ETH Library的線上展覽寫道，在理論爭論中他被看作最高權威，同事們既看重又畏懼他不偏不倚的批評；ETHistory頁面稱，這一稱呼出自他毫不留情的評判和對獨立、純粹的科學原則的堅持。Enz的文章稱，這樣稱呼他的是年長一代的物理學家。⁠[22][38][34][15][5]

Markus Fierz在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的條目中寫道，他在討論中尖銳而挑剔，是一位蘇格拉底式的教師，能幫助別人把想法發展成形。⁠[8]

Fierz還寫道，Pauli在討論中絕不肯、或許也根本無法接受含糊的表述，很難被說服，反應尖銳，這迫使與他討論的人反省自己；他的攻擊有時不免刻薄，卻並非出於惡意，而帶有幽默和反諷的一面。Enz的文章稱，他尖刻的機智在20世紀20年代初就已廣為人知；ETHistory頁面稱，他日常的妙語盡人皆知，被人彙集成Pauli軼事。⁠[8][5][15]

所謂“Pauli effect”是指這樣一種說法：只要他出現在實驗室，就會有事故發生。Otto Stern相信此說，不讓他進自己的實驗室；Fierz寫道，Pauli本人也相信。⁠[8][5]

ETHistory頁面稱，這個說法原是一個玩笑，被人表述成第二條Pauli不相容原理：Pauli和一臺正常運轉的儀器不能同處一室；Pauli以幽默對待它，同時又覺得它不只是軼事。Enz的文章稱，他相信這種效應，也以此為樂；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的條目把與他交好的Stern列為相信這種效應的嚴謹學者之一，Universität Hamburg的文章稱同事們害怕這種效應。⁠[15][5][8][12]

Charles Enz記述，1922年Paul Ehrenfest曾說自己喜歡他的百科全書文章勝過喜歡他本人，Pauli回答說，自己對Ehrenfest的感覺正好相反。⁠[5]

Fierz還記下他向一位同事的自述：年輕時自以為是革命者，如今才明白自己是古典派。⁠[8]

MacTutor的傳記在結尾引用其第3號參考文獻（該傳記列為Encyclopaedia Britannica中的傳記）作者的評語：他有一種天才，能抓住可以講得簡單的某一點，這樣講出來，人們立刻就看出它的重要；他天性和思想上的單純也使他深受愛戴。Britannica的條目稱，他對量子力學、量子場論和固體物理都有重大貢獻，為物理理論的若干領域寫了精湛的綜述，被視為科學文獻中的經典，他與其他科學家的個人交往影響深遠，見於各種回憶和大量書信；Wolfgang Pauli Centre的介紹稱，人們欽佩他批判的才智和數學上的嚴格。⁠[4][1][22]

Enz的文章提到，Physics World評選有史以來最重要的十位物理學家時沒有把他列入；Universität Hamburg的文章稱，他被視為20世紀最重要的物理學家之一，在科學界之外如今卻幾乎無人知曉。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的成員記錄所附的小傳稱他在20世紀中葉那一批傑出的物理學家中十分突出。⁠[5][12][35]

他的文集Aufsätze und Vorträge über Physik und Erkenntnistheorie於1961年由Vieweg出版；論文集Collected Scientific Papers由Ralph Kronig和Victor Weisskopf編輯，1964年出版；英文選集Writings on Physics and Philosophy由Charles Enz和Karl von Meyenn編輯，Springer出版。⁠[11][16]

Writings on Physics and Philosophy的出版年份，CERN Courier記為1992年，Neue Deutsche Biographie記為1994年。Neue Deutsche Biographie的著作目錄還列有文集的第二版（1984年，Karl von Meyenn編），他回顧中微子歷史的文章“Zur älteren und neueren Geschichte des Neutrinos”即首次發表在1961年的這部文集中；另有Enz與von Meyenn合編的Das Gewissen der Physik（1988年）。1960年的紀念文集由Markus Fierz和Victor Weisskopf編輯。⁠[16][11]

他與Einstein、Bohr、Heisenberg等人往來的書信有數千封。CERN與Springer-Verlag訂約出版他的科學通信：第1卷1979年出版，收1919年至1929年的242封信，由Hermann、von Meyenn和Weisskopf編輯；第2卷1985年出版，收1930年至1939年的信件；第3卷收1940年至1949年的信件；第4卷收1950年至1958年的信件，計劃收入兩千多封，分四冊出版，其中第一冊（1950年至1952年）於1996年出版。⁠[16]

CERN Courier還給出這套書信集的細節：信件按原文語言刊印，起初多為德文，後來英文漸多；第2卷收364封信，另有15封更早的信；第3卷同樣由von Meyenn編輯，收486封信，另有67封更早的信；第4卷第一冊約450封信，其中約100封談心理學，第二冊（1953—1954年，約1,100頁）約450封信，其中50封涉及心理學問題，第三冊（1955—1956年）預定在2000年底出版。第3卷的出版年份，Neue Deutsche Biographie記為1993年；第4卷第二冊，Neue Deutsche Biographie記為1999年，CERN Courier記為1998年。von Meyenn因這項編輯工作在2000年獲得Marc-Auguste Pictet獎章。⁠[16][11]

他與Jung在1932年至1958年間的通信由C. A. Meier編輯，1992年由Springer出版，後來譯成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16][11]

CERN Courier寫道，Meier是在Enz和Fierz的協助下編成這部通信集的，譯本的出版者分別是：英文版為倫敦的Routledge和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法文版為巴黎的Albin Michel，西班牙文版的出版者在馬德里，名稱印作“Alienza Editorial”。⁠[16]

他的完整著作目錄收在1960年於紐約出版的紀念文集Theoretical Phys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中。⁠[8]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的人物檔案還列有幾種書：與Wolfgang Grobner、Richard von Mises合著的“Österreichische Mathematik und Physik”，Fritz Herlach和Heinz Knoepfel參與的“Vorlesung über Wellenmechanik”，以及與Gunnar Källén合作的“Prinzipien der Quantentheorie”和一種關於T. D. Lee的可重整化場論模型數學結構的著作。⁠[9]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的文獻目錄列有關於他的著述，其中有R. E. Peierls在Biographical Memoirs of Fellows of the Royal Society第5卷（1960年）的傳記回憶錄，C. F. von Weizsäcker（1959年）、P. Jordan（1973年）和V. F. Weisskopf（Physics Today，1985年）的回憶文章，G. Gamow的“The Exclusion Principle”（Scientific American，1959年），S. A. Goudsmit討論Pauli與核自旋的文章（Physics Today，1961年），Karl von Meyenn、D. Serwer、J. L. Heilbron和C. Jensen的研究，以及E. P. Fischer的An den Grenzen des Denkens（2000年）。ETH Library列有Charles P. Enz、Beat Glaus和Gerhard Oberkofler根據ETH Zurich檔案編成的Wolfgang Pauli und sein Wirken an der ETH Zürich（蘇黎世，1997年）；CERN Courier在2000年預告，Enz撰寫的Pauli傳記將在2002年完成。⁠[11][10][16]

1931年10月，他在阿姆斯特丹獲得荷蘭科學院頒發的Lorentz獎章；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的人物檔案把年份記為1930年。⁠[4][11][9]

他還獲得Franklin Institute的Franklin獎章（1952年）和意大利Accademia Nazionale dei XL的Carlo Matteucci獎章（1956年）。⁠[11]

他是Société Philomatique de Paris（1938年）、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1950年）、海德堡科學院（1950年）、巴伐利亞科學院（1951年）、丹麥皇家科學院（1951年）、Royal Society（1953年）和瑞典皇家科學院（1955年）的成員。⁠[11]

MacTutor的傳記還提到，他是Swiss Physical Society、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和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成員。⁠[4]

MacTutor的傳記還記有兩項：他是1932年國際數學家大會的報告人，月球上有一座以他命名的環形山。⁠[4]

他去世後，Franca Pauli在Charles Enz協助下著手整理遺物，Victor Weisskopf和Ralph Kronig幫助向各方發函徵集信件，Niels Bohr和J. Robert Oppenheimer也給予支持。⁠[20]

1960年8月25日，Franca Pauli簽署第一份贈與文件，把部分遺物贈予CERN，1971年11月5日簽署第二份贈與文件；1965年，CERN成立Pauli Committee負責管理這批資料；她去世後，Pauli科學著作的著作權歸CERN所有。⁠[20]

CERN Courier記述了這個委員會後來的情況：Weisskopf在1961—1965年任CERN總幹事，此後由繼任總幹事Bernard Gregory主持的委員會接管檔案，藏品的管理轉歸CERN的科學信息部門；Weisskopf留任委員；Léon Van Hove在1981年總幹事任期結束時，受Herwig Schopper委託繼續擔任委員會主席；1989年Van Hove從CERN退休，Maurice Jacob接任主席，Jacob的繼任者是Gabriele Veneziano。1985年委員會改組，University of Geneva的Charles Enz加入，不久ETH Zurich的H. Primas和作為CERN代表的Jacob也加入；1997年Enz和Primas從大學退休並退出委員會，由日內瓦的W. Amrein和ETH Zurich的K. Osterwalder接替；K. von Meyenn此前已經加入，R. Mumenthaler後來加入，以加強與ETH Library的聯繫。文中提到的檔案管理員是Roswitha Rahmy和後來接手的Anita Hollier。CERN Archives的頁面把Wolfgang Lerche記為委員會現任主席。委員會每年正式開會一次，1997年以前會期都安排在Weisskopf每年夏天到日內瓦一帶的時候。⁠[16][39]

CERN的Pauli Archive藏有他的科學藏書、抽印本、通信、手稿和照片，以及他的Nobel Prize和其他科學獎項；CERN設有紀念室Salle Pauli，藏品中還有他的洗禮杯。⁠[39][20]

全宗說明把Salle Pauli這部分藏品稱為Pauli的藏書，包括他的科學書籍和其他書籍以及抽印本；CERN Courier把這個房間稱為Pauli Room，存放著許多紀念物和書籍。全宗說明寫明版權歸CERN保留，未經許可不得複製；檔案頁面寫道，出版或引用Pauli的著作須經CERN檔案員向Pauli Committee取得許可。CERN Archives隨傳記展示的文件中，有他20個月大時與母親的合影（1901年12月）、四歲時的照片（1904年7月）、1918年7月的中學畢業證書和1945年的Nobel Prize證書。⁠[20][16][39][13]

ETH圖書館另藏有一批稱為“Pauliana”的檔案，其中包括他與Markus Fierz、Jung和Marie-Louise von Franz的通信。⁠[16]

ETH Library的人物簡介寫道，ETH Zurich大學檔案館保存著學校歷史上的行政檔案，其中有許多關於Pauli的文件；館藏其他學者的遺稿裡也有他的書信，例如1955年3月28日寫給Bartel Leendert van der Waerden的一封信（索書號Hs 652:6888）；他的個人文稿則由遺孀捐給了CERN的檔案館。CERN Courier寫道，編者當時仍在蒐集散失各處的信件，其中許多是在J. Robert Oppenheimer留在普林斯頓的文件和Jauch留在日內瓦的文件中找到的。⁠[10][16]

2000年他誕辰100週年時，ETH圖書館於4月至5月在蘇黎世舉辦紀念展覽，展覽隨後於8月17日至9月26日在CERN展出。⁠[16]

ETH Library把這次展覽的日期記為2000年4月6日至5月6日，並保留了線上版“Wolfgang Pauli and modern physics”。CERN Courier預告，2000年9月11日下午4時30分在CERN的理事會會議廳舉行紀念儀式，講話人是Pauli Committee主席Maurice Jacob、ETH Zurich校長Konrad Osterwalder、CERN總幹事Luciano Maiani和University of Geneva的Charles Enz。⁠[38][16]

2005年11月，University of Hamburg的數學、信息學與自然科學學院把一間講堂命名為Wolfgang Pauli-Hörsaal；八年後，該學院與DESY把新成立的理論物理中心命名為Wolfgang Pauli Centre。⁠[12]

講堂落成時舉行了一場慶祝性的學術報告會；Wolfgang Pauli Centre當時的發言人Wilfried Buchmüller解釋這一命名時說，Pauli代表著理論物理多個領域的傑出研究，其中有量子理論、粒子物理、相對論和宇宙學。⁠[12]

CERN Archives（Pauli Archive）：官網：https://archives.cern/pauli_archive/（在新窗口打開）。⁠[39]

University of Göttingen：官網：https://uni-goettingen.de/（在新窗口打開）。⁠[40]

University of Hamburg：官網：https://www.uni-hamburg.de/（在新窗口打開）。⁠[41]

ETH Zurich：官網：https://ethz.ch/en.html（在新窗口打開）。⁠[42]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官網：https://www.ias.edu/（在新窗口打開）。⁠[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