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en Ning Yang

Chen Ning Yang於1922年10月1日出生在安徽合肥，是家中長子，父親Yang Wu-zhi（楊武之），母親Luo Meng-hua（羅孟華）。⁠[1][2]

Nobel Prize官方網站把他的出生地寫作Hofei, Anhwei；該網站刊載的獲獎時傳記把他父母的姓名寫作Ke Chuan Yang和Meng Hwa Loh Yang，並記載他又名Frank或Franklin。Royal Society的人物檔案把他的父母寫作Luo Meng-hua和Ko-Chuen Yang，並註明後者是數學家。⁠[3][4][5][6]

他取Frank這個名字是為了向Benjamin FranklinBenjamin FranklinBenjamin Franklin（本傑明·富蘭克林，1706年1月17日—1790年4月17日）是北美殖民地與美國建國時期的印刷商、出版人、科學家、外交家和政治家，美國開國元勳之一。他在費城經營《Pennsylvania Gazette》並出版《Poor Richard's Almanack》，創辦北美首家借閱圖書館，倡議創辦後來的賓夕法尼亞大學；他以電學實驗和避雷針等發明聞名，曾任美國首任郵政總長，參與起草《獨立宣言》，在法國簽訂美法條約，並簽署結束獨立戰爭的《巴黎條約》。點擊查看完整詞條致敬。⁠[7]

各種資料對他的出生日期記載不一：Nobel Prize官方網站、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的人物檔案和University of Chicago的訃聞記為1922年9月22日；Physics Today、Tsinghua University發佈的生平以及Tsinghua University高等研究院刊載、經他本人在2010年修訂的年表記為10月1日；Royal Society的檔案同時列出這兩個日期。⁠[3][8][9][10][2][1][6]

1923年父親赴美攻讀研究生時他還不滿一歲，隨母親留在合肥；1926年母親開始教他識字。1928年父親回國，全家前往廈門，他入小學二年級，父親教他英文、算術和唐詩。⁠[1]

1929年，父親受聘為Tsinghua University算學系教授，全家遷入北京的清華園，他在那裡生活了八年。⁠[2][1]

他進入Chengzhi Primary School（成志學校）讀三年級，1933年畢業後在Chongde Middle School（崇德中學）寄宿就讀。Royal Society的人物檔案寫他在北京上小學和中學。⁠[1][2][6]

他本人修訂的年表記載，1935年他讀了《神秘的宇宙》（The Mysterious Universe）一書後告訴父母，自己將來要得Nobel Prize；父親在他一張照片的背面題字，稱他似有異稟。人民日報客戶端的文章錄有這段題字，父親在題字中還寫道，想給他取字伯瓌。⁠[1][11]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全家回到合肥，他在Luzhou Middle School（廬州中學）讀高中二年級；同年12月合肥遭到轟炸。⁠[2][1]

一家人隨後經廣州、香港和河內前往昆明，1938年3月抵達。Stony Brook University網站物理系欄目下的一個紀念頁面則把一家人遷往昆明的年份寫作1939年。⁠[1][12][13]

他先在Kunhua Middle School（昆華中學）讀高中二年級，1938年秋考入由Tsinghua University、Peking University和Nankai University合組的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西南聯合大學），起初讀化學系，後轉入物理系。⁠[1][2]

他在該校的老師包括C.Y. Chao（趙忠堯）、Y.H. Woo（吳有訓）、Zhou Pei-yuan（周培源）、Ta-You Wu（吳大猷）和J.S. Wang（王竹谿）；大一國文課由Wen Yi-duo（聞一多）、Zhu Zi-qing（朱自清）和Wang Li（王力）等人講授。⁠[1]

1940年，全家在昆明租住的房屋的院落在日軍空襲中被炸中，此後遷往昆明西北郊的Longyuan Village。⁠[1]

Ta-You Wu引導他接觸群論。1942年，他在Ta-You Wu指導下完成學士論文《群論與多原子分子的振動》（“Group Theory and the Vibration of Polyatomic Molecules”），從物理系畢業，獲理學學士學位。⁠[12][1][2][8]

Nobel Prize官方網站的傳記把這篇論文的題目寫作“Group Theory and Molecular Spectra”。Lindau Nobel Laureate Meetings刊載的Tsung-Dao Lee研究簡介則稱，Ta-You Wu是他碩士論文的導師。CERN Courier的訃聞寫道，他曾寫道自己對物理學的品味在昆明求學時就已形成。⁠[4][5][14][15]

1942年，他進入戰時遷至昆明的Tsinghua University研究院，師從J.S. Wang研究統計力學，1944年以論文《超晶格統計理論探究》（“Contributions to the Statistical Theory of Order-Disorder Transformations”）獲理學碩士學位。Royal Society的人物檔案把他取得碩士學位的年份記為1945年。⁠[2][5][1][8][6]

1943年，他參加第六屆清華留美公費生考試，1944年獲得這項獎學金。⁠[1][2]

1945年，他以清華留美公費生的身份離開中國，飛抵加爾各答，等候兩個月後搭乘一艘美國美國美國是位於北美洲、實行聯邦制的國家，由50個州、作為合眾國政府所在地的哥倫比亞特區以及波多黎各、關島等屬地組成，首都為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1776年7月4日，大陸會議通過《獨立宣言》。2020年人口普查（2020年4月1日）全國常住人口為331,449,281人（約3.31億人）；眾議院435個議席依據人口普查結果在各州之間分配。點擊查看完整詞條運兵船前往美國。C.N. Yang Institute for Theoretical Physics的悼念文告把他來美國讀研究生的年份寫作1944年。⁠[1][2][7]

他本人修訂的年表記載他在1945年12月底進入University of Chicago研究生院；Nobel Prize官方網站的傳記和該校的訃聞把入學時間記為1946年1月。⁠[1][4][9]

吸引他來到該校的是活躍的研究氛圍和向Enrico FermiEnrico FermiEnrico Fermi（1901—1954年）是意大利裔美國物理學家，1938年獲Nobel Prize物理學獎，1942年領導團隊在芝加哥實現首次受控核鏈式反應。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等科學家學習的機會。他原想在Enrico Fermi指導下做實驗方面的博士論文，但後者設在Argonne的實驗室不對他開放；經Enrico Fermi建議，他跟隨Edward Teller做理論研究，同時在Samuel K. Allison的實驗室參與加速器實驗。⁠[9][12][1]

實驗論文沒有做成，他後來形容自己“clumsy in the laboratory”。Edward Teller鼓勵他把一個研究想法發展成博士論文；1948年，他以論文“On the Angular Distribution in Nuclear Reactions and Coincidence Measurements”獲得博士學位。他還說，研究生同學都笑話他，但他們喜歡他這個人，尤其因為他能解決理論問題。Stony Brook University網站物理系欄目下的紀念頁面稱，他1949年作為Edward Teller的學生從University of Chicago畢業。⁠[1][9][5][8][13]

1946年至1947年，他擔任Enrico Fermi的助手。他後來回憶，Enrico Fermi讓他懂得“physics should not be a specialist’s subject”。他1962年對The New Yorker說，Enrico Fermi教給他的是，物理學要“from the ground up, brick by brick, layer by layer”地建立起來。⁠[6][9]

Tsung-Dao Lee於1946年秋進入該校，1950年取得博士學位。兩人初識的時間和地點有不同說法：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網站刊載的Paul Forman（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現代物理館員）1982年的文章寫道，兩人1944年在昆明相識；《瞭望東方週刊》2010年一篇介紹Ji Cheng（季承）所著Tsung-Dao Lee傳記的文章則寫道，Tsung-Dao Lee 1946年來到University of Chicago時，他已在該校任助教，並在接到Ta-You Wu的通知後為Tsung-Dao Lee一行在大學國際公寓預訂了房間，這是兩人初次見面；Cao Kefan（曹可凡）的文章（《光明日報》書摘版2012年刊出）也寫道，兩人1946年秋在University of Chicago不期而遇。Lindau Nobel Laureate Meetings的研究簡介寫道，Tsung-Dao Lee讀博士期間參與了1949年與他和M. Rosenbluth合寫的一篇重要論文；Paul Forman的文章則把兩人研究合作的開始放在20世紀50年代初。⁠[12][9][16][17][18][14]

取得學位後，他在該校任物理學講師一年（1948—1949年）。⁠[8][4]

1949年，經Enrico Fermi和Edward Teller推薦，他成為位於Princeton的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的成員（member），一年後獲續聘五年；1952年成為永久成員，1955年升任教授。⁠[1][2]

他在該院與J. Robert OppenheimerJ. Robert OppenheimerJ. Robert Oppenheimer（1904—1967年）是美國理論物理學家和科學管理者，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領導了研製原子彈的Los Alamos實驗室。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共事。Stephen L. Adler的回顧文章引他的回憶說，J. Robert Oppenheimer曾告訴他，打算向董事會提議由他接任院長；他回答說：“It is quite uncertain that I shall make a good Director, while it is quite certain that I shall not enjoy the life of a Director.”⁠[9][12]

到Stony Brook University任職之前，他曾多次利用夏季到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訪問，若干重要發現是在那裡做出的。⁠[7]

1951年6月，他完成了二維Ising模型自發磁化強度的計算；論文“The Spontaneous Magnetization of a Two-Dimensional Ising Model”於1952年發表在Physical Review上。⁠[12][19]

1951年秋，他恢復了與Tsung-Dao Lee的合作，兩人對格氣模型的研究得出了單位圓定理；1952年他們在Physical Review上發表了兩篇以“Statistical Theory of Equations of State and Phase Transitions”為總題的論文。⁠[12][19][15]

在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訪問期間，他與同用一間辦公室的Robert L. Mills合作研究非阿貝爾規範場理論。兩人的論文“Isotopic Spin Conservation and a Generalized Gauge Invariance”和“Conservation of Isotopic Spin and Isotopic Gauge Invariance”於1954年發表在Physical Review上。⁠[12][19]

這一理論後來被稱為Yang–Mills理論，成為描述基本粒子相互作用的標準模型的基礎之一。Stephen L. Adler的回顧文章寫道，質量問題當時受到Wolfgang PauliWolfgang PauliWolfgang Pauli（1900—1958年）是出生於維也納的理論物理學家，因發現不相容原理（又稱Pauli原理）獲1945年度Nobel Prize物理學獎，1930年提出了後來稱為中微子的中性粒子假說；他自1928年起任ETH Zurich理論物理學教授，直至去世。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的批評（文章並說Wolfgang Pauli沒有發表他自己的類似想法），這一理論的量子化則由二十來位傑出的理論家用了二十年才解決。⁠[20][21][12]

Physics World的訃聞把這一理論提出的時間記為1953年。⁠[22]

同年Hideki Yukawa離開Columbia UniversityColumbia UniversityColumbia University（哥倫比亞大學，正式名稱 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是位於美國紐約市的私立研究型大學，常春藤盟校成員。學校前身是1754年依英王 George II 特許狀創立的 King's College，是紐約州歷史最悠久、全美第五古老的高等教育機構；1784年改名 Columbia College，1896年遷至曼哈頓晨邊高地並啟用大學名稱。學校設17個學院，另有4所附屬學院，2025年秋季在校學生35,978人。2026年7月1日起，法學學者 Jennifer L. Mnookin 任校長。點擊查看完整詞條返回日本，Columbia University邀請他接任，他沒有接受；1955年秋，University of Chicago以高薪聘請他接任Enrico Fermi留下的教授職位，他同樣謝絕。⁠[1]

1956年，他在Rochester國際會議上作高能物理總結報告，討論了當時的θ–τ之謎。⁠[1]

當年春天，他與Tsung-Dao Lee系統審視了支持宇稱守恆的實驗證據。兩人發現，對於弱相互作用，左右對稱的假定並沒有實驗依據，因為已有的實驗無論這一假定成立與否都會給出同樣的結果。⁠[16][23]

1956年6月22日，Physical Review編輯部收到兩人的論文“Question of Parity Conservation in Weak Interactions”，文中對宇稱在弱相互作用中是否守恆提出疑問，並建議了可供檢驗的實驗；當時他33歲，Tsung-Dao Lee 29歲。論文刊於該刊第104卷（1956年）。⁠[16][19]

他們設想的一種檢驗辦法，是讓帶自旋的放射性原子核取向一致，比較沿自旋方向和逆自旋方向發射的電子數目。⁠[16]

Chien-Shiung WuChien-Shiung WuChien-Shiung Wu（吳健雄，1912—1997年）是出生於中國的美國實驗物理學家，長期任教於Columbia University，曾參加曼哈頓計劃。她與合作者在1956年至1957年完成的鈷-60 β衰變實驗首次以實驗證明宇稱在弱相互作用中不守恆。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及其合作者完成了他們建議的第一項實驗：把放射性鈷原子核置於磁場中，測量β衰變電子的發射方向，結果表明宇稱在β衰變中不守恆。⁠[23][1][3]

同年，他與Tsung-Dao Lee、Reinhard Oehme發表論文“Remarks on Possible Noninvariance Under Time Reversal and Charge Conjugation”，討論時間反演、電荷共軛和宇稱對稱性以及中性K介子體系；他與Tsung-Dao Lee還發表了“Parity Nonconservation and a Two-Component Theory of the Neutrino”。⁠[19][12]

1957年夏天，他與妻子和長子在瑞士日內瓦同父親團聚六週；CERN Courier的訃聞寫道，這是他赴University of Chicago求學以來父子第一次見面，會面地點在CERN。1960年和1962年夏天，他又兩度在日內瓦與父母相聚。年表稱1957年的那次團聚令人動情；1960年同去日內瓦的有他的妻子、次子Gilbert和弟弟Chen Ping Yang，1962年同去的是Chen Ping Yang和Gilbert。Stephen L. Adler的回顧文章引他的話說，父親在1960年和1962年的團聚中覺得自己有責任勸他回中國。⁠[1][15][12]

1957年12月10日，他與Tsung-Dao Lee共同獲得當年的Nobel Prize物理學獎，兩人各得獎金的一半，獲獎理由是“for their penetrating investigation of the so-called parity laws which has led to important discoveries regarding the elementary particles”。獲獎時他任職於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1][3]

頒獎詞由Nobel物理學委員會成員O.B. Klein宣讀。12月11日，他作了題為“The Law of Parity Conservation and Other Symmetry Laws of Physics”的Nobel演講。⁠[23][24]

他在Nobel晚宴的致辭中說，自己既以中國的傳統和背景為榮，也獻身於現代科學。⁠[1][25]

Tsinghua University的訃告稱兩人是最早獲得Nobel Prize的中國人；CERN Courier的訃聞稱他們是最早獲得該獎的華裔科學家。⁠[21][15]

同年他獲得Albert Einstein Commemorative Award，並被U.S. Junior Chamber of Commerce評為1957年度傑出青年之一；1958年，Princeton UniversityPrinceton UniversityPrinceton University（普林斯頓大學）是位於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的私立大學、常春藤盟校成員。學校於1746年10月22日獲特許狀，原名 College of New Jersey，1756年遷至普林斯頓，1896年改用現名。本科教育授予文學學士與工程理學學士，強調小班討論、獨立研究及住宿學院生活；研究生教育覆蓋人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工程領域。截至2026年10月，校長為 Christopher L. Eisgruber。學校2026—2027年度運營預算為34.07億美元，本科助學預算為3.42億美元。點擊查看完整詞條授予他榮譽理學博士學位。⁠[4][26]

1959年，他當選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27]

1961年，他與N. Byers在Physical Review Letters發表“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Concerning Quantized Magnetic Flux in Superconducting Cylinders”；1962年，他在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發表“Concept of Off-Diagonal Long-Range Order and the Quantum Phases of Liquid He and of Superconductors”。⁠[19]

1962年，他與Tsung-Dao Lee的合作結束；兩人此前合寫過數十篇論文。⁠[1][9]

關於兩人合作結束的年份，他在2010年的文章裡兩次把兩人的分手和決裂繫於1962年；Lindau Nobel Laureate Meetings刊載的Tsung-Dao Lee研究簡介則寫道，兩人的合作在1961年突然破裂。Cao Kefan（曹可凡）2012年刊於《光明日報》書摘版的文章（摘自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年版《悲歡自酬》）寫道，J. Robert Oppenheimer曾認為，世界上最美的景象是他和Tsung-Dao Lee並肩在Princeton的草坪上散步。《瞭望東方週刊》的文章對這句話的記述不同：J. Robert Oppenheimer曾說，Tsung-Dao Lee和他坐在Princeton的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草地上討論問題，是一道令人賞心悅目的景緻。分手的經過和原因，雙方各有說法。⁠[28][14][18][17]

署名次序上的分歧有兩種說法。《瞭望東方週刊》2010年一篇文章介紹了Ji Cheng（季承）所著、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Tsung-Dao Lee傳記《諾貝爾獎中華風雲——李政道傳》，並稱作者是Ji Xianlin（季羨林）之子。按這本傳記的說法，1951年秋兩人合寫兩篇統計力學論文時，他提出如果Tsung-Dao Lee不介意，希望自己的名字排在前面，因為他比Tsung-Dao Lee大四歲，第二篇論文署名時Tsung-Dao Lee說服他按國際慣例作了改動；1957年，他又提出授獎時希望按年齡順序在Tsung-Dao Lee之前受獎，Tu Chih-li則希望在晚宴入場時由國王作陪。他本人在2010年回應這本傳記的文章裡寫道，當時兩篇論文都署名楊—李本是正常的次序，他起先甚至打算兩篇都把Tsung-Dao Lee放在前面，後來部分接受了Tu Chih-li的勸告，才成為一篇署楊—李、一篇署李—楊；這篇文章沒有談到授獎的次序。⁠[17][28]

他一方對1962年的講述見於Cao Kefan的文章。文章寫道，Jeremy Bernstein提議為The New Yorker撰文講述兩人的合作時，他就有所顧慮，覺得Jeremy Bernstein同Tsung-Dao Lee關係較為密切，擔心文章過度褒揚Tsung-Dao Lee，甚至歪曲歷史，於是請J. Robert Oppenheimer設法阻止文章發表。文章引他本人的回憶說：1962年4月18日，他和Tsung-Dao Lee在Tsung-Dao Lee的辦公室長談，回顧了1946年以來發生的事情；就像家庭中的衝突得到和解一樣，這是一個感情獲得宣洩的過程，兩人都感到一種解脫後的暢快；但這次和解沒有維持下去，幾個月後兩人就永遠分手了。⁠[18]

Tsung-Dao Lee一方的講述見於Ji Cheng的傳記。《瞭望東方週刊》的文章轉述說：1962年5月12日，The New Yorker刊出Jeremy Bernstein所寫、講述兩人發現宇稱不守恆經過的文章；4月Tsung-Dao Lee收到校樣後沒有作什麼修改，他卻提出許多意見，說文章裡有些地方令人痛苦，希望某些地方把自己的名字寫在Tsung-Dao Lee之前，並希望把Tu Chih-li的名字放在Tsung-Dao Lee夫人之前，因為Tu Chih-li年長一歲；第二天他到Tsung-Dao Lee家裡，要求凡是文中寫“Lee和Yang”的地方都加註說明這是按字母排序，當晚又打電話說可以不加註，但文中都要寫成“Yang和Lee”。Tsung-Dao Lee覺得這些要求無聊，感到失望，建議兩人今後不再合作。傳記寫道，他隨即變得十分激動，哭了起來，說自己非常願意繼續合作，最後兩人同意暫停合作。同年11月，Tsung-Dao Lee向J. Robert Oppenheimer遞交了辭職書；按傳記的說法，J. Robert Oppenheimer對此非常遺憾，並尖銳地說，Tsung-Dao Lee應該不再做高能物理，而他應該去看看精神醫生。《瞭望東方週刊》的文章說明，這只是Tsung-Dao Lee一方的表述，並說Ji Cheng在傳記中也儘量引入了他的說法以求平衡。⁠[17]

Cao Kefan的文章也引了Tsung-Dao Lee的敘述，說他當時情緒激動起來，開始哭泣，說非常想和Tsung-Dao Lee一起工作；文章也記下了J. Robert Oppenheimer的那句話，把它列為認識兩人的物理學家在兩人分手後的反應之一，沒有說明這句話的對象和時間。Cao Kefan所引Tsung-Dao Lee的敘述還說：同年6月，Leon Lederman、Melvin Schwartz和Jack Steinberger準備發表他們關於第二類中微子的實驗結果時，他又一次非常焦躁，對他們論文中提到兩人名字的順序憂心忡忡；出乎Tsung-Dao Lee意料的是，他隨後給Tsung-Dao Lee寫了好幾封信，信的內容讓人極端不快並且充滿敵意；Tsung-Dao Lee對這一切感到非常傷心，意識到兩人的友誼已經不存在了。這只是Tsung-Dao Lee一方的說法。對1962年的這次談話，他本人的講述是上述4月18日的長談及其後的和解與分手；他2010年回應Ji Cheng傳記的文章逐節反駁書中多處說法，但沒有提到哭泣一事和J. Robert Oppenheimer的那句話，也沒有講述兩人分手的具體經過。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學者Chen Fangzheng（陳方正）認為，兩人失和大致是從Jeremy Bernstein的那篇文章開始的。⁠[18][28][29]

1964年3月23日，他加入美國國籍，此時他已在美國生活19年。他在新華網2017年刊出的談話中說，當時做這個決定考慮了很久，是一個很痛苦的決定；他還說，自己1983年在一本書裡寫過，父親到臨終時都沒有原諒他放棄中國國籍。⁠[30][1]

同年，他應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邀請，在新落成的香港大會堂就宇稱研究發表公開演講，並在香港與父母、弟弟Zhen-han和妹妹Chen-yu相聚；此後他經常到該校訪問講學。⁠[1][31][32]

1964年CP破壞被發現後，他與Tai Tsun Wu對中性K介子衰變作了唯象分析，論文“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of Violation of CP Invariance in Decay of K0 and K0-bar”發表在Physical Review Letters上。⁠[12][19]

1965年，他當選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院士，並擔任該院Physics Survey Committee理論物理專門小組主席。⁠[8][1]

1964年至1965年間，紐約州紐約州紐約州是美國東部的一個州，首府為Albany，最大城市為紐約市。紐約州是最初13州之一，於1788年7月26日批准美國憲法，為第11個加入聯邦的州；2020年人口普查人口為20,201,249人（約2020.1萬人）。點擊查看完整詞條設立Einstein Professorship，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Stony Brook University）邀請他主持一所理論物理研究所；他在1965年4月底前後接受了邀請。1965年11月12日，The New York TimesThe New York TimesThe New York Times（紐約時報）是在紐約市出版的美國晨報，1851年創刊，由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出版。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在頭版刊出了這項任命的消息。Stephen L. Adler的回顧文章引他後來的話說：“The ivory tower is not the world, and the challenge to help build a new university is exciting.”⁠[12][1]

1966年，他離開Princeton，就任該校Albert Einstein Professor of Physics和新成立的Institute for Theoretical Physics首任所長，任職至1999年；這是他一生中任期最長的學術職位。Stony Brook University網站物理系欄目下的紀念頁面寫道，他1966年攜家人遷往當時仍在建設之中的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並協助指導了物理系（後來的物理與天文系）的發展。⁠[1][7][8][13]

Physics World的訃聞和Royal Society的檔案把他到任的年份記為1965年。Simons Foundation的訃聞則稱他是Stony Brook University物理系的首任系主任，並寫他從1965年起在該校工作，直到1999年退休。⁠[22][6][33]

他為該所延聘了最初的一批教員。Stony Brook University校長Andrea Goldsmith在2025年的悼念文告中寫道，他“took a chance on coming to Stony Brook when we were still a young university”。研究所的悼念文告寫道，他曾說自己在某種意義上“grew up with Stony Brook”。⁠[7][34]

1966年，他與弟弟Chen Ping Yang發表了一組關於各向異性自旋相互作用一維鏈的論文，其中包括對基態Bethe假設的證明。⁠[19][12]

1967年，他在求解帶排斥δ函數相互作用的一維多體問題時得到一個關鍵方程，論文“Some Exact Results for the Many-Body Problem in One-Dimension with Repulsive Delta Function Interaction”發表在Physical Review Letters上；1972年Baxter得到了類似的方程，這一方程後來稱為Yang–Baxter方程。⁠[1][19][2]

Tsinghua University發佈的生平認為，這一方程開闢了統計物理和低維量子理論的新方向。⁠[2]

1969年，他與Chen Ping Yang用Bethe擬設研究帶排斥δ函數相互作用的一維玻色子體系，發表論文“Thermodynamics of a One-Dimensional System of Bosons with Repulsive Delta-Function Interaction”。⁠[12][19]

他本人修訂的年表記載，1967年中國爆發文化大革命，父親Yang Wu-zhi受到批判和聲討；他同父親失去了聯繫，只能從兩人在瑞士的聯名銀行賬戶的支票上看到父親的簽名，由此得知父親仍然在世。⁠[1]

Chen Fangzheng 2011年在《南方週末》撰文梳理了這場爭論。他寫道：1970年，Tsung-Dao Lee在Erice的講習班上以弱相互作用的歷史為題演講，聽講者覺得其中似乎沒有提到他（他2010年的文章同樣把這次講演記作1970年，並說自己直到十年後才在一本1971年出版的書中偶然看到講稿）；1980年1月在廣東從化的會議上，他和Tsung-Dao Lee分坐主席兩旁，互不搭理；1983年，他在Selected Papers 1945–1980 With Commentary的註釋中解釋說，除了至親以外，他本來準備對這一切永遠保持緘默，但1980年他無意中見到Tsung-Dao Lee在Erice的講稿，意識到Tsung-Dao Lee是有意歪曲那段歷史（“implied and insinuated various things”），因此覺得有必要把真相說出來；三年後，Tsung-Dao Lee以預印本形式發表《對稱的破缺》（“Broken Symmetry”）一文，後來收入1986年出版的論文選集（他2010年的文章把Tsung-Dao Lee 1986年這篇文章的題目寫作“Broken Parity”）；2002年，Chiang Tsai-chien所寫的他的傳記由臺北天下遠見出版，作者在後記中說，由於自己反對Tsung-Dao Lee推動臺灣參加美國的高能粒子對撞機計劃，Tsung-Dao Lee對訪談請求置之不理；2003年4月3日，Tsung-Dao Lee接受北京《科學時報》記者Yang Xujie（楊虛傑）訪問，訪談和有關文獻先以複印本流傳，2004年由甘肅科學技術出版社和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版；2010年Ji Cheng的傳記出版後，他被迫於同年三四月間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紀》雙月刊和北京的《中華讀書報》上同時發表一篇文章作答。⁠[29][28]

他本人的說法是，突破出自他自己。他在2010年的文章裡寫道：1956年5月他在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報告一項結果後，Walter Selove問他為什麼會有那麼多項相消，他一時答不上來，苦思一兩天後，在5月中旬前後的一天突然領悟到，要引入贗標量的觀念才能懂得其中的道理；對於領悟者是他還是Tsung-Dao Lee，他寫道是他本人，並說自己沒有鐵證，但有可信度達80%至90%的證明。他寫道，1956年那篇論文的初稿是他在5月底前後寫的，打字後成為Brookhaven的2819號文件，6月22日寄給Physical Review；他指出，2004年的資料集和Ji Cheng的傳記卻說初稿是Tsung-Dao Lee在Columbia University寫的，承認手頭沒有文獻能以百分之百的可信度回答這個問題，並反問：如果初稿是Tsung-Dao Lee寫的，Tsung-Dao Lee在1986年那篇一生極重要的回應文章中會不提異議嗎？他還寫道，Murray Gell-Mann當時一度認為兩人的論文有錯，匆忙寫了一篇短文寄給他，在短文第一頁上請他在此文送印前告知意見，幾天後發現兩人的論文其實沒有錯，又來信取消了這篇短文；雖然兩人的論文發表時署名次序為李—楊，Murray Gell-Mann在這篇短文中卻通篇只寫楊—李，從不寫李—楊；他認為Tsung-Dao Lee主導、他輔助的說法奇怪地顛倒了主從關係，與當時同行的印象正相反。他還寫道，Tsung-Dao Lee在1968年至1971年間已在多處講演中談論這段經過，他自己直到1983年才公開回應。《瞭望東方週刊》的文章引他1982年為《獲諾貝爾獎的論文產生經過》一文所寫的後記說，兩人的討論集中在θ–τ之謎上，在一個節骨眼上他想到應當把產生過程的對稱性同衰變過程分開；Tsung-Dao Lee起初反對這一看法，經他力圖說服，後來同意了。⁠[28][17]

這篇2010年的文章還逐節回應了Ji Cheng傳記中的其他說法。關於他1948年的博士論文，他寫道自己在與Tsung-Dao Lee交談之前已在研究這個問題，而且沒有去大量計算，而是去想為什麼會有那麼多項相消。關於Enrico Fermi，他寫道自己確實不是Enrico Fermi的博士研究生，Tsung-Dao Lee是，但他是Enrico Fermi的得意學生，Tsung-Dao Lee不是；他舉出：Enrico Fermi在芝加哥九年間教過不少學生，其中只有他和Enrico Fermi聯名發表過理論物理文章；1948年春Enrico Fermi為弄懂Julian Schwinger關於重整化的工作，每星期有兩三個上午在辦公室討論這項工作；Enrico Fermi出差時常請他代課，從沒有請過Tsung-Dao Lee；他到醫院探望過病中的Enrico Fermi；Emilio Segrè請他為Enrico Fermi的文集撰文。關於兩人1955年的一篇論文，他寫道這篇論文不但沒有否定1954年他與Robert L. Mills的論文，反而是它的延伸。關於CUSPEA，他寫道自己從來沒有在任何場合說過這樣的話、寫過這樣的信，也沒有以任何方式反對過這一項目，對Tsung-Dao Lee在20世紀80年代初發起和主持的這一項目始終是讚許的；Stony Brook University沒有參加，是因為該校另有招收中國研究生的渠道，也因為他覺得無法與Tsung-Dao Lee共事。他文中所引、他所回應的說法是：有一封以一位極有名的美籍華人物理學家為首、寫給中國政府的信抗議CUSPEA計劃，迫使這一計劃中途停頓下來，信中給CUSPEA扣上了喪權辱國、比19世紀末20世紀初半殖民地都不如之類文革式的大帽子。《瞭望東方週刊》介紹Ji Cheng傳記的文章把這件事放在更廣的說法之中。文章寫道，圍繞高能物理的發展，中國過去素來有不同意見，自從兩位華裔諾貝爾獎得主陸續回國訪問並介入其間，這一分歧就帶上了濃厚的個人意氣色彩；文章舉例說，Tsung-Dao Lee主張建高能加速器，他反對；Tsung-Dao Lee主張重視基礎科學，他力主搞應用科學；Tsung-Dao Lee創立特殊的考試辦法幫助中國學生赴美留學，他就說是喪權辱國。文章引傳記說，他對中國高能物理的發展沒有提出任何具體建議，甚至主張凍結基礎研究的經費，說這是全民族的利益，主張科學院以發展性研究為主，從而生產第一。文章又引Ji Cheng的話說，推而廣之，似乎只要是Tsung-Dao Lee贊成的，他就反對；他的個人意氣遠超出了高能物理領域，意氣的來源完全在他；相反，Tsung-Dao Lee在他回國後的所作所為上沒有表現出個人意氣，人們看不到只要他主張、Tsung-Dao Lee就反對這種現象。這些都是傳記所呈現的Tsung-Dao Lee一方的說法。文章最後寫道，他與Tsung-Dao Lee在1946年至1957年間的合作非常非常成功，他曾說這一合作當時為同行們所羨慕和妒忌；文末引Abraham Pais的話說，要了解其中真相，需要比他自己更多的關於中國傳統的知識。⁠[28][17]

Tsung-Dao Lee的說法是，宇稱不守恆思想的突破是Tsung-Dao Lee本人在1956年4月上旬獨立作出的，與他無關；這是Tsung-Dao Lee 2003年答《科學時報》記者問時的話，Chen Fangzheng的文章和他本人2010年的文章都作了引述。Pan Chen（潘辰）2010年在《博覽群書》上的文章引2004年資料集中Tsung-Dao Lee的話說，他到5月份才參加進來，1956年5月初Tsung-Dao Lee接受他的要求，同意與他合作；該文還引Tsung-Dao Lee 1988年的回憶說，5月初的一天Jack Steinberger來訪，第二天早晨他從Brookhaven開車到Columbia University，兩人深入熱烈地討論了一整天，隨後Tsung-Dao Lee去見Chien-Shiung Wu，她借給Tsung-Dao Lee一本關於β衰變的權威著作；Tsung-Dao Lee在資料集中兩次寫道，兩人都在1956年的Rochester會議上提出過宇稱可能不守恆。Cao Kefan的文章寫道，兩人真正的矛盾焦點不僅僅是署名順序，而是究竟誰首先獨立提出宇稱不守恆這一突破性的思想；文章說，Tsung-Dao Lee的態度是，這一突破是Tsung-Dao Lee在1956年4月上旬獨立作出的，他到5月才參加進來。⁠[29][28][35][18]

Chen Fangzheng沒有判定誰是誰非。他寫道，這場爭論不可能以息事寧人的方式解決，最終還是必須斷一個是非曲直，但那很可能是時過境遷、一切都再無所謂的時候的事情，不是他們這一代人所能看到的了；他提到Newton與Leibniz關於微積分發明權的爭論，問他與Tsung-Dao Lee之爭是否也可作如是觀，並回答說他不敢說，他想他們兩位恐怕不見得會同意。Pan Chen的文章為他一方辯護：文章認為，從1971年到1988年，Tsung-Dao Lee在三篇回憶文章中都說自己是在1956年5月才弄清應該研究贗標量的；Chien-Shiung Wu 1972年回憶說，1956年早春的一天Tsung-Dao Lee來到她的辦公室，文章認為這說的是5月初的事，並引紐約市的氣象記錄說，那年4月紐約市還下了10釐米的雪，平均氣溫不到12℃；文章引Schwartz（文中作史瓦茲）1988年的回憶說，按Tsung-Dao Lee的建議重新劃分分析的數據不足以得出什麼結論；文章還寫道，Rochester會議的記錄中沒有Tsung-Dao Lee發言、提出宇稱可能不守恆的記載，而會議記錄表明他在會上提出過這種可能。Pan Chen的結論是，Tsung-Dao Lee關於宇稱不守恆問題以他為主解決的論據都與過去文獻所載的事實不符。⁠[29][35]

《中華讀書報》2007年刊出的Chiang Tsai-chien文章寫道，2006年4月，由Chien-Shiung Wu的一位女弟子N. Koller籌劃的宇稱不守恆50週年研討會在美國得克薩斯州得克薩斯州得克薩斯州是位於美國中南部的一個州，首府為Austin，最大城市為休斯敦。該州於1845年12月29日加入聯邦，為第28個州；2020年人口普查（2020年4月1日）人口為29,145,505人（約2914.6萬人）。點擊查看完整詞條達拉斯舉行；Chien-Shiung Wu的兒子、物理學家袁緯承Vincent YuanVincent Yuan（袁緯承，1947年生）是在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從事研究的物理學家，Chien-Shiung Wu與Luke Chia-Liu Yuan之子；他參與過TRIPLE合作組對中子共振中宇稱破壞的研究，並以第一作者發表了用中子共振譜測量衝擊波溫度的實驗。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在會上講述母親的生平和工作，Tsung-Dao Lee和Leon Lederman也在會上發表演講。2006年4月22日，當年曾經密切合作、後來爭吵決裂的他和Tsung-Dao Lee在這個會上碰面。Tsung-Dao Lee先做演講，討論了一些中微子研究，也談到Chien-Shiung Wu和她的實驗，沒有觸及當年與他的合作；接下來Leon Lederman講述自己當年做另一個實驗的過程，他都在座。他在下一場演講，題為“In which direction is the door?”（門在哪個方向？），也沒有觸及與Tsung-Dao Lee合作這一敏感問題；演講中他引述了不久前去世的物理學家R. Dalitz在1982年巴黎一次物理學史會議上的談話，R. Dalitz談到自己當年錯失了宇稱不守恆的想法。文章解釋了這個題目的由來：1957年初，他得知Chien-Shiung Wu的實驗得到確實結果後，給正在維爾京群島度假的J. Robert Oppenheimer發電報告知此事，J. Robert Oppenheimer的回電只有短短幾個字，要他走出房門；這是因為他在1956年的一次報告中，曾把當時物理學界面對宇稱問題的處境比作一個人在黑暗的房間裡，知道某個方向一定有一扇門，卻不知道門在哪個方向。⁠[36]

1971年，在乒乓外交的背景下，他寫信給父親提出訪問中國的打算，獲得Zhou Enlai（周恩來）總理批准；7月20日，他乘Air France的航班抵達上海，這時距他離開中國已有26年。⁠[1]

當時他的父親正在上海華山醫院住院。Zhou Enlai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宴請了他；他見到了對中國原子彈和氫彈研製有重要貢獻的Deng Jia-xian（鄧稼先），並回合肥訪問。⁠[1][2]

這次行程是從Stony Brook出發的。返美后，他就在中國的見聞作了多場演講；Zhou Pei-yuan後來稱讚他為建立美中學術交流所做的工作。他本人修訂的年表記載，他回到美國後受到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美國聯邦調查局，簡稱FBI）是美國司法部下屬的聯邦調查機構，起源於1908年司法部長Charles J. Bonaparte組建的特別探員隊伍，1935年起使用現名，總部位於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點擊查看完整詞條（FBI）的問話。⁠[7][1]

Tsinghua University的訃告寫道，他1971年的訪問帶動了海外學者訪華的熱潮。⁠[21]

1972年他第二次訪問中國，向Zhou Enlai建議重視基礎科學研究；Zhou Enlai同意這一意見，並要Zhou Pei-yuan加以落實。同年10月6日，Zhou Pei-yuan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一篇長文。⁠[1][2]

1973年5月12日，他的父親在上海去世，終年77歲；他在追悼會上發言，講述父親對數學教育的貢獻和愛國情懷。同年7月，他第四次訪問中國，在中南海受到Mao Zedong（毛澤東）接見。⁠[1]

James Simons於1968年到Stony Brook University主持數學系，他從James Simons那裡瞭解到纖維叢的概念。1975年，他與Tai Tsun Wu在Physical Review D發表論文“Concept of Nonintegrable Phase Factors and Global Formulation of Gauge Fields”，列出規範場理論與纖維叢理論術語的對照表。CERN Courier的訃聞認為，他把規範理論同纖維叢概念聯繫起來的工作促成了物理學與數學之間富有成果的互動的復興。Simons Foundation的訃聞寫道，兩人起初的合作並不在科學方面：他回憶說，James Simons曾找他商量在校園裡設立一項反對越南戰爭的基金，後來Stony Brook University募得的款項比其他任何大學都多。C.N. Yang Institute for Theoretical Physics的悼念文告寫道，他同James Simons的交談加強了物理與數學之間的聯繫，也使兩人結下終身的友誼。⁠[33][1][19][15][7]

1977年，他當選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s（全美華人協會）首任會長，任職至1980年；該協會的宗旨是推動美國與中國儘快實現外交關係正常化。⁠[1][8][2]

1979年1月30日，他在華盛頓主持歡迎Deng Xiaoping（鄧小平）的宴會，並發表題為“The responsibility to help build a bridge of friendship”的致詞。他本人修訂的年表概括這篇致詞時寫道，他“Further emphasized that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and all Chinese should work together towards a united China”；Tsinghua University發佈的生平寫道，他在致詞中指出中美建交符合兩國人民利益，強調世界上只有一箇中國，呼籲華人華僑為中國統一大業作出貢獻。⁠[1][2]

1980年，他在Stony Brook University創辦Committee on Educational Exchange with China（CEEC），向美國和香港的捐贈人募集經費；此後十多年間，約有一百位中國學者經該委員會資助到Stony Brook訪問進修。⁠[1][2]

同年，他出席了中國科學院在廣東從化舉行的粒子物理會議。⁠[1]

1980年，他與Robert L. Mills共同獲得Rumford Prize。⁠[6][32]

1982年，他致信中國政府領導人，就科學研究應取的方向提出意見。⁠[1]

1983年，他與Li Hua-zhong（李華鍾）、Y.W. Chan（陳耀華）和Sin Wai-kin（冼為堅）在香港成立Foundation of Zhongshan University Advanced Research Centre，並當選主席，用以支持Zhongshan University的基礎研究；2007年該基金會結束時，其資產（包括人民幣1100萬元、港幣36萬元以及一座4000平方米的研究樓和設備）捐給了該校。⁠[1]

1986年，他協助Nankai University的Chern Institute of Mathematics設立理論物理研究室。⁠[6][2]

1982年他成為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的名譽教授，1986年接受該校特設的Distinguished Professor-at-Large（博文講座教授）職位。⁠[31][20][2]

1986年，他首次訪問臺灣，為Ta-You Wu祝壽，並出席了Academia Sinica第17次院士會議。⁠[1]

同年，他獲得美國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1][8]

1989年至1994年，他擔任Association of Asia Pacific Physical Societies首任主席；1996年至2004年任Asia Pacific Center of Theoretical Physics主席。⁠[8][2]

1992年，位於臺灣新竹的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為他的70歲生日舉辦國際研討會；同年6月18日，他當選Royal Society外籍會員。⁠[1][6]

1993年，他與Shing-Tung Yau在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創辦Institute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並出任聯合所長；同年獲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頒發的Benjamin Franklin Medal。⁠[31][6]

1994年，他協助C.M. Cha夫婦在香港創辦Qiu Shi Science and Technologies Foundation，並協助Ho Sin-hang、Leung Kau-kui、Ho Tim和Lee Quo-wei創辦Ho Leung Ho Lee Foundation；同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和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外籍院士。⁠[1]

Tsinghua University發佈的生平把他協助設立這兩個基金的時間記為1992年。⁠[2]

1994年度的Bower Award and Prize in Science由位於費城的Franklin Institute授予他，獎金25萬美元，表彰他對Yang–Mills理論的貢獻；他是該獎設立五年來第一位獲獎的物理學家。⁠[37]

1995年他獲得Albert Einstein Medal，1996年獲得N. Bogoliubov Prize。⁠[32]

1997年6月，Tsinghua University仿照Princeton的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成立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高等研究中心），Hwa-Tung Nieh（聶華桐）任主任，他任名譽主任並負責籌款；該中心於2009年4月更名為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高等研究院）。⁠[38][1][2]

他為此設立了基金會，目標是至少籌集1500萬美元；Tsinghua University高等研究院的介紹把基金會的發起時間記為1998年。澎湃新聞2025年的一篇文章引Tsinghua University所撰《楊振寧與清華大學》一文說，1997年1月29日他到訪該校時說，這是他這輩子最後一件值得做的事情，並希望在一段時間內幫助該校吸引10至20個最有作為的年輕人。⁠[1][38][39]

Tsinghua University高等研究院院長Gu Binglin（顧秉林）回憶，1996年6月至1997年8月間，他多次到該校，就中心在人才、經費和發展規劃方面的籌建出謀劃策。澎湃新聞的這篇文章引Gu Binglin 2012年接受《北京晚報》採訪時的話說，他把在Tsinghua University的工資都捐了出來，用於引進人才和培養學生，並推薦Andrew C. C. Yao到該校任教。⁠[11][39]

1997年，他出席了香港迴歸的交接儀式，並獲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授予榮譽理學博士學位。同年，他在美國接受了冠狀動脈搭橋手術，年表稱手術成功；Stephen L. Adler的回顧文章寫道，他1997年在Stony Brook期間有過一次輕度心臟病發作，隨後決定接受四支血管的搭橋手術。⁠[1][32][12]

1997年至2005年間，他多次致信中國領導人，主張中國發展自由電子激光。⁠[2]

1999年，他從Stony Brook University退休，成為該校Albert Einstein Professor of Physics榮休教授。5月21日至22日，該校為他舉行榮休學術研討會，並授予他榮譽學位；Institute for Theoretical Physics更名為C.N. Yang Institute for Theoretical Physics。《中華讀書報》2007年刊出的Chiang Tsai-chien文章寫道，1999年Stony Brook為他舉行的退休晚宴上，他把唐代詩人Li Shangyin（李商隱）的詩句改寫，意思是隻要夕陽無限美好，又何必為接近黃昏而惆悵。⁠[1][8][7][36]

同年，他獲得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的Lars Onsager Prize，並受聘為Tsinghua University教授。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的人物檔案把他任Tsinghua University教授的起始年份記為1998年。Physics World的訃聞把他獲Lars Onsager Prize的年份寫作1990年。⁠[8][21][22]

1999年，他決定把論文、書信、手稿和包括Nobel Prize獎章在內的各種獎章捐贈給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該校據此設立C.N. Yang Archive，資料館於2002年9月開館；該館網站標註日期為2013年8月的頁面寫明館藏超過2.2萬件。⁠[1][20]

2001年，他獲得King Faisal International Prize。⁠[1]

2002年，Tsinghua University為他的80歲生日舉辦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Frontiers of Science；同年他參與創辦Shaw Prize，並擔任評審委員會（Board of Adjudicators）主席，首屆Shaw Prize於2004年9月頒發。⁠[1][2]

2003年，他搬回清華園定居，寫下詩作《歸根》；此後他往來於北京和香港兩地。Stephen L. Adler的回顧文章把遷居的月份記為12月。CERN Courier的訃聞寫道，他是在喪偶之後回到童年住過的清華園的。《中華讀書報》2007年刊出的Chiang Tsai-chien文章寫道，Tu Chih-li長期患病，為便於治療和家人照顧，兩人此前一直住在美國；2003年12月底他一個人搬進已空置一年多的住宅，在清華園獨自生活、自理起居一年。人民日報客戶端的文章引他的話說，自己的一生走了一個大圈，在清華園長大，六十多年以後又回到了故園。Physics World的訃聞則寫道，他在1997年回到北京，出任Tsinghua University高等研究中心名譽主任。⁠[1][32][12][15][36][11][22]

2004年9月13日，他開始在Tsinghua University為一年級本科生講授普通物理，此後一個學期每週上課兩次；開設這門課的建議來自當時的物理系主任Zhu Bangfen（朱邦芬）。人民日報客戶端的文章把他當天的年齡寫作82歲；按他的兩個出生日期記載中的任何一個計算，當天他都是81歲。⁠[11]

在他的邀請和影響下，Chia-Chiao Lin（林家翹）、Andrew C. C. Yao（姚期智）和Wang Xiaoyun（王小云）等科學家先後加入Tsinghua University高等研究院；Andrew C. C. Yao於2004年成為該院全職教員。⁠[11][38]

2008年，他的文集《曙光集》出版。Chiang Tsai-chien所著傳記《規範與對稱之美——楊振寧傳》的一段摘錄（《北京晚報》2011年刊出）寫道，這本文集2008年1月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他在書中寫道，中華民族終於走完了漫長的黑夜，看見了曙光，自己當年85歲，看不到天大亮了，Weng Fan答應替他看到。⁠[1][40]

2010年，他求解了一維多組分玻色子問題，成果發表在Chinese Physics Letters上；同年他當選Japanese Academy of Sciences名譽院士。同一段摘錄寫道，2010年9月他從英國回到北京，9月13日突然嚴重嘔吐併發高燒，有幾個小時處於半昏迷狀態，自己甚至有神形分離的感覺，雖然意識還清楚，但說的話別人聽不懂，Weng Fan也嚇壞了；他在協和醫院住院一個星期後完全康復出院；醫生認為，這是他長年服用抑制胃酸的藥物、削弱了身體對病菌的抵抗而造成的感染。10月底他轉往香港的住處，準備在那裡住較長時間。University of Chicago的訃聞寫道，2010年秋天他出席了該校北京中心的開幕活動和該中心最初的幾次學術會議。⁠[1][40][9]

2010年，他就一部Tsung-Dao Lee的傳記以及圍繞宇稱不守恆發現過程的爭論撰文，文章刊於《中華讀書報》（3月17日）和《二十一世紀》（2010年4月號）。⁠[1]

2012年，Tsinghua University為他慶祝90歲生日，贈送一塊刻有他13項主要貢獻的黑色水晶；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也在當年9月舉辦了一系列慶祝活動。同年12月，他在Physics World發表“Weighing in on Wu’s Legacy”，回顧Chien-Shiung Wu在1956年至1957年所做的宇稱不守恆實驗。⁠[1][19]

2015年4月1日，他放棄美國國籍。他在新華網2017年刊出的談話中說，這也不是一個簡單的決定；他說美國是一個美麗的國家，給了他做科學研究非常好的機會，他感激美國，也知道很多美國朋友不會贊同他放棄美國國籍。他引摯友Xiong Bingming（熊秉明）的話說，父親雖已過世，他的身體裡還循環著父親的血液，並說自己身體裡循環著的是父親的血液，是中華文化的血液。談話中他說自己當年94歲。⁠[30][1]

2016年底，已放棄外國國籍併成為中國公民的他提出由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轉為院士的申請。2017年2月，來自中國科學院學部工作局的消息表明，他已依照《中國科學院章程》和《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轉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暫行辦法》正式轉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歸入數學物理學部；外籍院士轉為院士在學部歷史上是第一次，同時轉為院士的還有Andrew C. C. Yao。各處對他國籍的寫法不一：Tsinghua University網站上一份註明2000年12月15日修訂的履歷寫作“Citizenship: United States”；Royal Society的人物檔案在國籍一欄列有“Chinese”和“American”兩項，該檔案最後修改於2025年10月29日；Physics World的訃聞寫道，他“obtained US citizenship, but renounced it in 2015”；Encyclopaedia BritannicaEncyclopædia BritannicaEncyclopædia Britannica（大英百科全書，又譯不列顛百科全書）是1768年在蘇格蘭愛丁堡開始出版的英語綜合性百科全書，也指出版它的總部位於美國芝加哥的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Inc.（對外稱 The Britannica Group）；紙質版於2012年停印，此後以 Britannica.com 線上百科、面向學校與圖書館的數字教育產品和 Merriam-Webster 詞典為主要業務。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的條目稱他為“Chinese-born American theoretical physicist”，並寫道：“He became a U.S. citizen in 1964.”⁠[30][1][5][6][22][41]

2016年9月4日，微信公眾號“Intellectuals”發表他的文章“China Should Not Build A Super Collider Today”，引發一系列討論。⁠[1]

Physics World的訃聞寫道，他反對中國建造Circular Electron Positron Collider，認為這對一個發展中國家而言“inappropriate”，並在2016年稱時機“really bad”。⁠[22]

2018年，他的文集《晨曦集》和《曙光集》十年增訂版出版，他還成為科學探索獎的共同發起人。⁠[1][2]

2019年，他獲得Qiu Shi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2020年，他受聘為Stony Brook Institute at Anhui University名譽院長。⁠[1][42]

2021年5月，他把2000餘件圖書、手稿、影像資料和藝術品捐贈給Tsinghua University，該校為此設立了楊振寧資料室。⁠[2][1]

2021年9月22日，Tsinghua University、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和Chinese Physical Society聯合舉辦慶祝他百歲的學術思想研討會，他在會上發表了講話，談到自己一生最關注的兩件事是中國的發展和物理學的發展。⁠[1][2][11]

2025年10月18日12時，他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3歲。⁠[2][21]

逝世時，他是中國科學院院士、Tsinghua University教授和該校高等研究院名譽院長，並擔任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的Distinguished Professor-at-Large和Institute of Theoretical Physics所長。⁠[21][32]

Tsinghua University當天發佈了他的生平。Stony Brook University校長Andrea Goldsmith在10月19日發表文告，稱該校將在此後數月內紀念他留下的遺產；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校長Dennis Lo Yuk-ming在悼念文告中稱他為“scientific giant”。Physics World的訃聞引Andrea Goldsmith的話說：“The world has lost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physicists of the modern era.”⁠[2][34][32][22]

2025年10月24日上午，他的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Tsinghua University轉載的央視新聞文章寫道，清華師生校友和各界人士自發前往八寶山革命公墓為他送別；極目新聞的文章寫道，中國科學院、Tsinghua University畢業生等社會各界人士前往八寶山為他送別。⁠[43][44]

他是五個孩子中的長子：弟弟Chen Ping Yang、Zhen-han和Zhen-fu分別生於1930年、1932年和1937年，妹妹Chen-yu生於1934年。Chen Ping Yang曾任Ohio State UniversityOhio State UniversityOhio State University（俄亥俄州立大學，正式名稱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是位於美國俄亥俄州哥倫布的大學，1870年由州議會設立。點擊查看完整詞條教授。年表記載，1985年他把母親接到香港，同年10月2日弟弟Zhen-fu去世；1987年9月12日，母親Luo Meng-hua在香港的Prince of Wales Hospital去世，終年91歲；父母和Zhen-fu的骨灰後來安葬在蘇州的Dongshan cemetery。Stephen L. Adler的回顧文章引他的話，形容母親是“a woman of great will power and self-discipline”，抗戰期間年復一年從早到晚操勞。⁠[4][1][12]

他在中國教中學數學時結識了當時是該校學生的Tu Chih-li（杜致禮），她是Kuomintang將領Tu Yu-ming（杜聿明）的女兒；1949年兩人在Princeton相遇，1950年8月26日在Princeton結婚。Stephen L. Adler的回顧文章寫道，她曾在他任教的昆明一所中學的班上聽課，但他當時與她並不熟識，兩人後來在Princeton唯一的中餐館Tea Garden吃飯時重逢；文章把她父親的名字寫作Du Yuming，稱其為國民黨將領，曾被毛澤東的軍隊俘獲，坐了十年牢；《瞭望東方週刊》的文章稱她是國民黨高級將領Tu Yu-ming的長女。CERN Courier的訃聞寫道，他曾寫道，自己本來大概會聽從Enrico Fermi的建議回到University of Chicago，但為了離她近一些而留在了Princeton；訃聞把兩人結婚的年份寫作1951年，Royal Society的人物檔案則記為1950年。⁠[5][1][12][15][6][17]

兩人育有三個孩子：Franklin（1951年生）、Gilbert（1958年生）和Eulee（1961年生）。年表記載，長子的中文名光諾是祖父取的。《中華讀書報》2007年刊出的Chiang Tsai-chien文章寫道，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都在美國出生長大；女兒是醫生，2006年他和Weng Fan曾到蒙大拿州蒙大拿州蒙大拿州是位於美國西北部的州，西部為落基山脈，東部屬大平原；首府為Helena，最大城市為Billings。蒙大拿於1889年11月8日成為美國第41個州，2020年人口普查（2020年4月1日）人口為1,084,225人（約108.4萬）。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看望她，並在她家小住；兩個兒子在北京和香港見過Weng Fan，他在美國的弟弟和妹妹也都到北京見過她。⁠[4][1][36]

Tu Chih-li於2003年10月19日在美國去世。2004年12月24日，他與Weng Fan（翁帆）結婚。年表稱Tu Chih-li是久病之後去世的。Royal Society的人物檔案把他與Weng Fan結婚的年份記為2005年。年表記載，1995年他和Tu Chih-li訪問汕頭大學，校方指派一年級學生Weng Fan擔任他們的嚮導；Chiang Tsai-chien所著傳記的摘錄（《北京晚報》2011年刊出）引他的話說，他和Tu Chih-li是1995年夏天到汕頭大學參加一個國際物理學家會議時遇到她的，2004年2月她給他們寫來一封短信。據這段摘錄，他在發給少數親友的電子郵件中寫道，兩人於2004年11月5日訂婚，後來又向作者證實是在電話上訂的婚；他還說，之後他把Weng Fan和訂婚的消息告訴了在美國的孩子和弟弟妹妹，他們都祝福他；消息在作者主辦的《知識通訊評論》刊出後引起轟動，他隨即和Weng Fan辦理結婚手續，到海南島度蜜月；他公開說過，如果沒有和Weng Fan結婚，他也可能和別的女士結婚。《中華讀書報》2007年刊出的Chiang Tsai-chien文章寫道，他說自己知道兩人54歲的年齡差距難免引起議論，但心理上已有準備，又說將來大家會知道，他和Weng Fan是一個浪漫的愛情故事；2006年3月底他第一次帶Weng Fan去美國，其間他到日本和歐洲出席會議，也都有她陪伴。《北京晚報》刊出的摘錄寫道，2006年6月他和Weng Fan由美國回到香港，再度受到新聞界關注，也被問起他們懷孕生子的傳聞；他後來私下談起此事，說他們也曾考慮過，但還是決定不宜有孩子。《中華讀書報》2007年的文章還寫道，2006年7月初他偕Weng Fan到臺北參加Academia Sinica院士會議，引起新聞熱潮，也有人再次追問此事。Stephen L. Adler的回顧文章寫道，Weng Fan比他小52歲，在他生命的最後二十年裡始終陪伴著他。⁠[1][6][40][36][12]

他擔任過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粒子與場分會主席（1970—1971年）、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Physics粒子與場分會主席（1972—1976年）和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Physics科學顧問委員會主席（1980—1983年）。⁠[8][5]

他曾是Woods Hole Oceanographic Institution董事（1962—1978年）、Rockefeller UniversityThe Rockefeller UniversityThe Rockefeller University 是位於美國紐約曼哈頓上東區的生物醫學研究型大學，以科學研究和研究生教育為主，前身是 John D. Rockefeller 創辦的 Rockefeller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點擊查看完整詞條董事（1970—1976年）、Salk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 Studies董事（1978—1989年）、Stony Brook Foundation董事（1981—1999年）和Brookhaven Science Associates董事（1998—1999年），並任Neuroscience Institute理事（1983—1988年）和Scientific American, Inc.董事（1983—1990年）。⁠[8]

他還是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IBMIBM（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是美國信息技術公司，1924年由Computing-Tabulating-Recording Company（C-T-R）更名而來。點擊查看完整詞條（IBM）科學顧問委員會成員（1966—1971年）、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高能物理顧問小組成員（1968—1970年）和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理事會成員（1975—1979年）。⁠[8][5]

他主講過的講座包括Harvard UniversityHarvard UniversityHarvard University（哈佛大學）是位於美國馬薩諸塞州的私立研究型大學，1636年由馬薩諸塞灣殖民地議會批准設立，1639年以早期捐助人 John Harvard 命名。學校以劍橋、波士頓 Allston 和 Longwood 為主要校區，設 Harvard College、本科以外的專業與研究生學院及 Radcliffe 高等研究院。學校由 Harvard Corporation 與 Board of Overseers 兩個治理機構共同履職；截至2026年10月，校長為 Alan M. Garber。2025財年末捐贈基金規模為569億美元。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的Loeb Lecture（1957年、1972年和1997年）、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的Gibbs Lecture、Princeton University的Vanuxem Lecture和ETH Zurich的Pauli Lecture，並曾任Leiden的Lorentz Professor；1988年，他成為Oskar Klein Memorial Lecture and Medal的首位得主。⁠[5][6]

2011年2月，他接受Simons Foundation的Science Lives項目訪談，回顧自己的生平和事業。⁠[33]

他還是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會員、Academia Sinica院士，以及巴西、委內瑞拉、波蘭、西班牙、韓國等國科學院和Pontifical Academy of Sciences的成員；Nobel Prize官方網站的獲獎時傳記記載，他當時已是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會士和Academia Sinica院士。⁠[5][4]

Tsinghua University的訃告寫道，他是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科學院的院士或外籍院士，獲得過二十多所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21]

他獲得的其他獎項包括Enrico Fermi Medal（1979年）、Oppenheimer Memorial Plaque（1981年）、Moscow State University Medal（1992年）、China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Award（1995年）、Academicum Pontificium（2000年）和Marcel Grossmann Award（2015年）。Royal Society的人物檔案錄有Marcel Grossmann Award的頒獎詞“for deepening Einstein’s geometrical approach to physics in the best tradition of Paul DiracPaul DiracPaul Dirac（1902—1984）是英國物理學家，量子力學和量子電動力學的奠基人之一，提出描述電子的相對論性Dirac方程並預言反粒子，1932年至1969年任劍橋Lucasian數學教授，1933年與Erwin Schrödinger分享諾貝爾物理學獎。點擊查看完整詞條 and Hermann Weyl”，並記載他入選2016年和2020年的Asian Scientist 100。⁠[31][42][6]

授予他榮譽學位的院校還有Brooklyn Polytechnic Institute（1965年）、University of Wroclaw（1974年）、Gustavus Adolphus College（1975年）、University of Maryland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馬里蘭大學帕克分校）是位於美國馬里蘭州College Park的大學，前身為Maryland Agricultural College。點擊查看完整詞條（1979年）、University of DurhamDurham UniversityDurham University（杜倫大學）是位於英格蘭東北部 Durham 的研究型大學，法律名稱為 University of Durham，羅素大學集團（Russell Group）成員。學校依1832年議會法案創辦，1837年獲皇家特許狀，自稱英格蘭第三古老的大學；實行學院制，全體學生分屬17個學院。現任校長（Vice-Chancellor and Warden）為 Karen O'Brien，名譽校長（Chancellor）為 Fiona Hill；2023/24學年學生21,588人。點擊查看完整詞條（1979年）、Fudan University（1984年）、ETH Zurich（1987年）、Moscow State University（1992年）、Drexel University（1995年）、臺灣的Tsing Hua University和Chiao Tung University（均為1996年）、University of MichiganUniversity of MichiganUniversity of Michigan（密歇根大學）是1817年在底特律創立、1837年遷至密歇根州安娜堡的大學，由經全州選舉產生的董事會治理，另設Dearborn與Flint校區。點擊查看完整詞條（1998年）、Washington College（1999年）、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1999年）和臺灣的Chung-Cheng University（2000年）。⁠[5]

他的著作Elementary Particles: A Short History of Some Discoveries in Atomic Physics於1962年由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出版。⁠[19]

1983年5月，他的論文選集Selected Papers 1945–1980 With Commentary由Freeman and Company在美國出版，2020年由The Commercial Press重印；續編Selected Papers II With Commentaries於2013年由World Scientific出版。⁠[1][19]

他的中文文集有《讀書教學四十年》（Joint Publishing，1985年）、《讀書教學再十年》（China Times Publishing，1995年）和兩卷本《楊振寧文集》（Zhang Dian-zhou編，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1998年）。⁠[1]

2002年，Chiang Tsai-chien（江才健）編著的傳記《規範與對稱之美——楊振寧傳》在臺灣出版。⁠[1]

1997年，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臺發現的3421號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2]

Tsinghua University高等研究院設有由Dunson Cheng夫婦捐資設立的C.N. Yang Professorship，以及資助一年級研究生的C.N. Yang Fellowship。⁠[38]

World Scientific出版了多部與他有關的文集，其中有榮休研討會文集Symmetry & Modern Physics（2003年）、Gerardus ’t Hooft主編的50 Years of Yang-Mills Theory（2005年）和2022年的百歲紀念文集。⁠[1][7]

Tsinghua University的訃告稱他是“one of the greatest physicists of the 20th century”。⁠[21][9]

The Scientist在1995年的文章認為，物理學界普遍把Yang–Mills理論看作與Albert EinsteinAlbert EinsteinAlbert Einstein（1879—1955年）是出生於德國的物理學家，1905年提出狹義相對論，1915年提出廣義相對論，因發現光電效應定律獲1921年度Nobel Prize物理學獎；1933年起在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的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任教授，直至去世。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的相對論同樣基本的理論；CERN Courier的訃聞把非阿貝爾規範理論同Maxwell方程組和廣義相對論並列為現代物理學的基礎。⁠[37][15]

University of Chicago物理科學學部臨時院長Ka Yee C. Lee認為，他的工作“laid the groundwork for the Standard Model of particle physics”。⁠[9]

C.N. Yang Institute for Theoretical Physics所長George Sterman在1999年榮休研討會之際寫道，他的發現和方法不斷使他人得以做出新的發現。⁠[7]

1995年1月28日，他在接受香港電臺（RTHK）採訪時說，自己最大的貢獻是幫助中國人克服了普遍存在的自卑心理。⁠[1][11]

Nobel Prize官方網站的獲獎時傳記形容他是“a quiet, modest, and affable physicist”。Tsinghua University網站所載的傳記還寫道：“He is a hard worker allowing himself very little leisure time.”Tsinghua University發佈的生平寫道，寧拙毋巧、寧樸毋華是他的治學態度，也是他的人生態度。Stephen L. Adler的回顧文章引他談到自己和合作者Wu在研究中都傾向於剋制（“tendency toward restraint”），也寫道他偶爾會說出尖銳的話；文章引他對自己一生的概括，末句是“Traversed in deep gratitude”。⁠[4][5][2][12]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官網：https://www.ias.edu/（在新窗口打開）。⁠[45]

Stony Brook University：官網：https://www.stonybrook.edu/（在新窗口打開）。⁠[46]

Tsinghua University：官網：https://www.tsinghua.edu.cn/en/index.htm（在新窗口打開）。⁠[47]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Tsinghua University：官網：https://www.ias.tsinghua.edu.cn/en/index.htm（在新窗口打開）。⁠[48]

C.N. Yang Archiv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官網：https://cnyangarchive.cuhk.edu.hk/?lang=en-us（在新窗口打開）。⁠[20]

University of Chicago：官網：https://www.uchicago.edu/（在新窗口打開）。⁠[49]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官網：https://www.cuhk.edu.hk/english/index.html（在新窗口打開）。⁠[50]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官網：https://www.nasonline.org/（在新窗口打開）。⁠[51]

中國科學院：官網：https://www.cas.cn/（在新窗口打開）。⁠[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