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lfgang Pauli

Wolfgang Ernst Friedrich Pauli于1900年4月25日出生在奥地利维也纳。⁠[1][2]

父亲Wolfgang Joseph Pauli（1869—1955年）原姓Pascheles，1898年改姓Pauli。他在布拉格受医学训练，后在维也纳行医，1899年由犹太教改宗罗马天主教，同年5月与Bertha Camilla Schütz结婚，随后放弃行医，转向化学和物理学研究，成为大学教授。⁠[3][4]

Charles Enz的文章把父亲的原名记为Wolf Pascheles，并写道他曾与Ernst Mach的一个儿子一同学医。MacTutor的传记称他在维也纳行医时很受欢迎，是在Mach的影响下转向科学研究的；National High Magnetic Field Laboratory的介绍称他先开业行医，后来从事生物化学研究并在University of Vienna任教；ETH Library的线上展览称他是知名的医生和化学教授。⁠[5][4][6][7]

Charles Enz的纪念文章写道，父亲出身布拉格一个知名的犹太家庭，学医时听过Ernst Mach的物理课，1893年定居维也纳；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的条目称他是University of Vienna的胶体化学教授。⁠[5][8]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的人物档案在家庭关系上与上述来源不同：它的关系列表中有“Pascheles, Wolf, 1814-1857”一条，注为“Father, and Professor of Physical Chemistry”，即父亲、物理化学教授；又有“Mach, Ernst, 1838-1916”一条，注为“Grandfather and Physicist/Philosopher”，即祖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9]

母亲Bertha Camilla Schütz（1878—1927年）又名Maria；National High Magnetic Field Laboratory的介绍称她是作家。⁠[3][6]

他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ETH Library的人物简介称他的母亲是记者，其线上展览写道她为维也纳一家报纸做自由撰稿人。她的名字在CERN Archives的规范记录、ETH Library的线上展览和Universität Hamburg的文章中印作Bertha，在MacTutor的传记、Neue Deutsche Biographie的条目和ETH Library的人物简介中印作Berta。⁠[10][7][3][4][11][12]

他受洗为天主教徒，教父是物理学家、哲学家Ernst Mach（1838—1916年）。洗礼在1900年5月31日举行，Mach送给他一只银杯；他的中间名Ernst即取自Mach。⁠[4][8][3]

Enz的文章写道，Mach在1895年接受了University of Vienna的哲学教席，并答应做这个孩子的教父；BritannicaEncyclopædia BritannicaEncyclopædia Britannica（大英百科全书，又译不列颠百科全书）是1768年在苏格兰爱丁堡开始出版的英语综合性百科全书，也指出版它的总部位于美国芝加哥的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Inc.（对外称 The Britannica Group）；纸质版于2012年停印，此后以 Britannica.com 线上百科、面向学校与图书馆的数字教育产品和 Merriam-Webster 词典为主要业务。点击查看完整词条的条目称Mach是他的教父和导师。⁠[5][1]

Britannica的条目写道，他后来把Mach对自己的影响形容为一次反形而上学的洗礼。⁠[1]

Britannica的条目称他在维也纳的知识精英圈中长大；ETH Library的线上展览写道，他成长的环境在思想上十分活跃，一位家庭教师用额外的数学课培养他早早显露的数理天赋。Neue Deutsche Biographie的条目称，他的数学才能在中学时期受到父亲和教父的鼓励；National High Magnetic Field Laboratory的介绍称，父母的职业使这个家庭与许多知名人士有往来。⁠[1][7][11][6]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的条目把他的宗教信仰记为天主教、后来无教派。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的条目写道，由于与父亲同名，他早期的论文署名“Wolfgang Pauli, Jr.”。⁠[11][8]

他就读于维也纳的Döblinger Gymnasium，1918年7月以优异成绩毕业。⁠[13][4]

ETH Library的线上展览称这所学校是人文中学Döblinger Gymnasium，并写道他所在的班级因为还有后来获得Nobel Prize的Richard Kuhn而被称作天才班；CERN Archives展出的1918年班级合影也用了这一称呼。MacTutor的传记和National High Magnetic Field Laboratory的介绍把校名印作Döblingen Gymnasium。⁠[7][13][4][6]

13岁时，他读了Mach题赠给他的Mechanics一书。临近中学毕业时，他在乏味的课堂上偷偷阅读Albert EinsteinAlbert EinsteinAlbert Einstein（1879—1955年）是出生于德国的物理学家，1905年提出狭义相对论，1915年提出广义相对论，因发现光电效应定律获1921年度Nobel Prize物理学奖；1933年起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任教授，直至去世。点击查看完整词条的广义相对论，此前他也曾这样研读Jordan的Cours d’analyse。⁠[5][8]

MacTutor的传记写道，他觉得学校的课乏味，上课时把Einstein的论文藏在课桌下阅读；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的条目记下他后来的说法：读到Einstein的广义相对论时，仿佛眼前的遮蔽一下子落了下来。Britannica的条目称他在中学时期自学了相对论。⁠[4][8][1]

1918年，他进入University of Munich，在Arnold Sommerfeld（1868—1951年）门下学习物理。离开中学不到两个月，他就投出了第一篇关于相对论的论文；同年9月，他一项讨论Einstein理论推广形式的研究引起了同行的注意。⁠[11][4]

ETH Library的线上展览把他迁往慕尼黑的时间记为1918年秋，并展出他在University of Munich的学生证。Enz的文章写道，他18岁就发表了第一篇论文，题目是广义相对论，当时还没有成为Sommerfeld的学生；Universität Hamburg的文章称这篇论文讨论引力场，并称他的传记作者、曾任他助手的Enz说他是神童。MacTutor的传记写道，他在本科阶段又写了两篇相对论文章；Monika Burri撰写的ETHistory页面称，他在第一学期就在Sommerfeld著名的周三讨论会上作了报告，19岁时在Zeitschrift für Physik发表了最初的几篇科学论文。⁠[14][5][12][4][15]

MacTutor的传记写道，Sommerfeld很快看出他的天才，而Pauli无论对Sommerfeld的为人还是学问，都比对其他任何人更敬重。Enz的文章称Sommerfeld看出这个年轻人已经不能从自己这里再学到多少；Universität Hamburg的文章称Sommerfeld说他是“Genius ersten Ranges”。Britannica的条目写道，他当时不仅以才华出众，也以严格和出言无忌的俏皮话出名。ETH Library线上展览的一张照片摄于1934年10月日内瓦的金属学会议，图片说明称与他合影的Sommerfeld是他的老师和导师。⁠[4][5][12][1][14]

在慕尼黑，他还学习了原子的量子理论，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年）是他的同学。1920年6月，他写出第一篇量子物理论文，内容是物质的磁性。⁠[8][11][4]

MacTutor的传记把Heisenberg到慕尼黑的时间记为1920年，并转述Heisenberg对Pauli的描述：他是典型的夜猫子，喜欢咖啡馆和城市生活，夜里出门归来后仍能专注而有成效地研究物理，因此很少去听上午的课，到中午前后才露面，令Sommerfeld不快。该传记和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的条目都写道，他初次接触Bohr的量子基本假设时深受震动。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的条目在Sommerfeld的学生中列出Heisenberg和Bethe，ETH Library的线上展览列出Heisenberg、Peter Debye和Gregor Wentzel。⁠[4][8][14]

Felix Klein曾请Sommerfeld为Encyklopädie der mathematischen Wissenschaften撰写相对论条目，Sommerfeld把这项工作交给了当时刚到20岁、才读到第四学期的Pauli。⁠[8]

这篇综述于1921年发表，长237页。Einstein为它写了书评，认为读者很难相信这部成熟而构思宏大的著作出自一位21岁的作者之手；Sommerfeld则写信告诉Einstein，这篇文章写得十分精湛。⁠[11][4][8]

这篇综述的篇幅各处所记不一：MacTutor的传记记为237页，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的条目记为约250页，ETHistory页面记为250页，National High Magnetic Field Laboratory的介绍和Universität Hamburg的文章记为200多页。Universität Hamburg的文章称他写这篇综述时19岁；MacTutor的传记称Sommerfeld在他入学仅两年时就把任务交给他，专著在他取得博士学位两个月后问世。⁠[4][8][15][6][12]

MacTutor的传记列出Einstein称赞这部著作的几个方面：对思想发展的心理把握、数学推导的可靠、深刻的物理洞察、清晰而有条理的表述、对文献的熟悉、对题材的完整处理和批判性评价的可靠。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的条目称，它与Hermann Weyl的Raum, Zeit, Materie同为最早全面阐述Einstein数学和物理思想的著作；Enz的文章称它至今仍是标准参考文献，并使Pauli成名；National High Magnetic Field Laboratory的介绍称它后来作为专著出版，至今仍被视为这一领域的权威论著。ETHistory页面称，Einstein的这一评价是1921年12月、文章刚出版不久写给Max Born的。⁠[4][8][5][6][15]

这篇综述后来以书籍形式重印。⁠[16]

1921年7月，他在Sommerfeld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用旧量子论处理氢分子离子，以summa cum laude的成绩获得理论物理学博士学位。这一理论未能说明该体系的经验性质；Neue Deutsche Biographie的条目写道，这被视为一场危机正在酝酿的最初征兆。⁠[11][4][13]

MacTutor的传记写道，Sommerfeld称赞这篇论文显示出他对数学物理工具的全面掌握，Pauli本人却因结果与实验不符而失望。ETH Library的线上展览称他只用六个学期就取得了博士学位；CERN Archives藏有他在慕尼黑的听课簿和1921年10月的结业证明。⁠[4][14][13]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的条目把论文题目记为“Über das Modell der Wasserstoffmolekülions”，并把博士学位的年份记为1922年。⁠[8]

1921年10月起，他在University of Göttingen担任Max Born（1882—1970年）的助手，为期一个学期，用与Born共同发展的微扰方法对几种氦原子模型做量子论计算，理论再次失效。⁠[11][4][13]

Universität Hamburg的文章转述Max Born写给Einstein的话：Pauli在哥廷根爱睡懒觉，不止一次错过上午11点的课，Born家便在10点半派女佣到他那里，看他是否已经起床。ETH Library的人物简介把他在哥廷根任助手的时间记为1921—1922年冬季学期。⁠[12][10]

1922年，他接受Wilhelm Lenz（1888—1957年）提供的职位，到新成立的University of Hamburg任助手；Lenz也是Sommerfeld的学生。⁠[11][13]

ETH Library的页面把他到汉堡的时间记为1922年夏季学期，称他到朋友Wilhelm Lenz教授那里担任“scientific helper”，即助教，并写道University of Hamburg在20世纪20年代得益于邻近哥本哈根和哥廷根这两个理论物理中心。Neue Deutsche Biographie的条目称，汉堡在几年之内因Otto Stern等人而成为又一个量子物理中心，Pauli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17][10][11]

1922年6月，Niels Bohr（1885—1962年）在哥廷根作关于元素周期系的客座讲演，Pauli在听讲时与他相识，Bohr随后邀请他到哥本哈根工作一年。⁠[11][18]

1922年秋，他来到哥本哈根研究反常Zeeman效应，把Landé的谱项分析推广到强磁场的情形（Paschen-Back效应）；他还与Heisenberg一起逐步解开了这一效应特有的复杂谱线分裂之谜。⁠[18][11]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的条目称，他从Bohr那里得到决定性的推动，1922年6月他在哥廷根听了Bohr的讲演；MacTutor的传记称他把与Bohr的相识看作自己科学生涯新阶段的开始。Britannica的条目把1922—1923年在哥本哈根Bohr研究所的工作称为为期一年的休假。Enz的文章写道，他在哥本哈根与Bohr的助手Hans Kramers成为好友，Kramers曾说Pauli的心地比他的俏皮话要好。⁠[11][4][1][5]

1923年，他回到University of Hamburg任教。1924年2月，他在该校取得Habilitation，论文讨论辐射量子理论中统计规律的推广，并以元素周期系为题作了编外讲师（Privatdozent）就职演讲；CERN Archives的介绍把演讲日期记为2月23日。⁠[13][13][12][18][19]

他对这次演讲并不满意，因为电子壳层为何闭合的问题仍未解决。MacTutor的传记把他成为编外讲师的年份记为1923年。⁠[18][4]

Britannica的条目称他1924年回到汉堡任讲师，并在当年完成Habilitation；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的人物档案把他任University of Hamburg讲师的时间记为1924年。CERN Archives的Pauli Archive全宗说明称他1924年至1928年是University of Hamburg的名誉教授，ETH Library的线上展览则称他1924年在汉堡升为教授。CERN Archives随传记展示的文件中，有一份1926年任命他为University of Hamburg教授的文件。⁠[1][9][20][17][13]

1924年秋，他否定了把碱金属光谱双线结构归因于原子实角动量的看法，认为它出自电子本身的一种量子性质，这相当于给电子引入第四个量子数。他在Nobel演讲中回顾说，自己当时把这种性质称为“a two-valuedness not describable classically”。⁠[18][1]

受英国物理学家Edmund Stoner一篇论文中一项评述的启发，他在访问Tübingen、核对有关反常Zeeman效应的进一步结论之后，于1925年春在汉堡提出了普遍的不相容原理：原子中任何两个电子都不能具有完全相同的一组量子数。论文发表在Zeitschrift für Physik第31卷（1925年）。⁠[18][6][2][8]

这一原理解释了原子中电子的壳层排布和元素周期表的结构。CERN Archives的传记和Neue Deutsche Biographie的条目把它的提出记在1924年。⁠[11][13]

这篇论文刊于该卷第765—783页。Neue Deutsche Biographie的条目把这一原理表述为：由四个量子数确定的原子定态至多只能被一个电子占据；它还写道，Pauli遵循Mach的实证主义立场，有意避开无法由经验检验的原子模型图像，这种克制为Heisenberg的矩阵力学指明了方向。⁠[11][11]

1925年，Samuel Goudsmit和George Uhlenbeck把第四个量子数解释为电子自旋。Pauli起初对此存疑，后来被Thomas关于双线分裂的计算说服。⁠[6][4][18]

在提出不相容原理之前，他还假设原子核具有自旋，用来解释光谱中的超精细结构反常。⁠[5]

MacTutor的传记把他提出电子自旋量子数的时间记为1924年；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的条目把Stoner的名字印作E. C. Stoner，并称Pauli用不相容原理解释了Stoner的规则。Enz的文章写道，这一原理后来被认为是一般物质稳定性的根源；Britannica的条目称它是Fermi-Dirac统计、量子化学和固体量子理论的基础。ETH Library的线上展览称，这一原理长期只是量子理论中一条无法进一步解释的附加规则，Pauli又用了将近15年才把它阐明。⁠[4][8][5][1][21]

Heisenberg在1925年夏提出矩阵力学。Pauli当时正为Springer的Handbuch der Physik撰写一篇关于量子论的长文，只是间接参与了这一进展，但他随即用矩阵力学算出了氢原子，帮助新理论更快获得承认；MacTutor的传记把这项计算记在1925年底之前。⁠[11][4]

这篇关于旧量子论和对应原理的文章收入Handbuch der Physik第23卷，1926年出版。⁠[8]

他的许多结果只在口头或书信中传播，例如他对Heisenberg的力学与Erwin Schrödinger在1926年1月发表的波动力学相互等价的证明。他还参与了Heisenberg不确定关系的表述、Born对物质波的概率诠释以及Bohr互补性概念的形成。⁠[11]

1926年底，他以不相容原理为基础，说明了顺磁性如何产生，以及它为何在金属电子中并不出现。⁠[11]

1927年，他在Zeitschrift für Physik第43卷发表“Zur Quantenmechanik des magnetischen Elektrons”，引入后来所称的Pauli矩阵，把量子力学的形式推广到带自旋的磁性电子；Paul DiracPaul DiracPaul Dirac（1902—1984）是英国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和量子电动力学的奠基人之一，提出描述电子的相对论性Dirac方程并预言反粒子，1932年至1969年任剑桥Lucasian数学教授，1933年与Erwin Schrödinger分享诺贝尔物理学奖。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后来由此发展出电子的相对论性理论。⁠[11][11]

在汉堡，他很快与稍后也受聘到该校的Otto Stern（1888—1969年）等物理学同事结下友谊，与天文学家Walter Baade也关系良好；1926年，他获得教授头衔。他在信中把这几年称为自己的“frohen Tage in Hamburg”。⁠[11][12][19]

ETH Library的线上展览写道，1927年他与Bohr、Heisenberg密集讨论他在给Bohr的信中所说的解开量子之谜的问题，讨论的结果后来称为量子理论的Copenhagen诠释，当年在Como和布鲁塞尔的国际会议上提出。Britannica的条目认为，他的哲学分析在这一诠释中起了核心作用。⁠[17][1]

Wolfgang Pauli Centre的介绍把反常Zeeman效应、电子自旋与Pauli方程、金属中的电子气列为他汉堡时期的成果；Universität Hamburg的文章引用物理学史家Steffen Richter的看法，称汉堡岁月大概是他一生中最多产的时期之一。该文还写道，汉堡的科学家常一起度过闲暇，去看电影或到北海边游玩，Pauli是一个追求完美又好交际的人，喜欢去酒馆，常常工作到深夜。⁠[22][12]

1928年1月10日，他被任命为ETH Zurich理论物理学教授，4月1日到任，基本年薪为15,000法郎。⁠[23]

CERN Archives的介绍写道，这项任命是在对他的讲课方式有所保留的情况下作出的。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的条目称，任命他接替Debye的是瑞士教育委员会；ETH Library的人物简介称他1928年初到理论物理研究所任职，与实验物理学家Paul Scherrer共事，Scherrer替他分担了他作为研究所所长的大部分行政事务。⁠[23][8][10]

他接替的是Peter Debye，提出的唯一条件是配备一名研究助手。这个助手职位在他任内先后有12人担任，其中包括Ralph Kronig、Felix Bloch、Rudolf Peierls、Hendrik Casimir和Victor Weisskopf，最后一任是Charles Enz。⁠[5]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的条目写道，他总是把助手职位交给已经取得博士学位的人。Enz的文章记述了几位早期助手的事：Ralph Kronig曾与Pauli和Paul Scherrer一起探访苏黎世的夜生活；Felix Bloch后来获得Nobel Prize；来自柏林的Rudolf Peierls说话太快，常被Pauli取笑；Hendrik Casimir后来在Eindhoven的PhilipsPhilipsPhilips（Koninklijke Philips N.V.）是1891年由Gerard Philips与其父Frederik Philips在荷兰埃因霍温创立、现总部位于阿姆斯特丹的健康科技公司，曾以照明、盒式磁带和CD等消费电子产品著称，并是TSMC的创始股东之一。点击查看完整词条任主管，Pauli明知他不喜欢，仍请来访者用主管的头衔称呼他；Victor Weisskopf发表的电子自能结果符号有误，Pauli便说当初应该请Hans BetheHans Albrecht BetheHans Albrecht Bethe（1906—2005）是生于德国、后入籍美国的理论物理学家，1935年起任教于Cornell University，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Los Alamos理论部，1967年因核反应理论及恒星能量来源的发现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点击查看完整词条来。⁠[8][5]

最后一任助手Enz写道，后来的助手受到的批评温和得多；为Pauli和合作者订音乐会门票也是助手的分内事，他曾收到Pauli从苏黎世一家酒吧寄来的卡片，抱怨错过了Isaac Stern的音乐会，结尾写着盼望日子好起来。⁠[5]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的条目把Nicholas Kemmer和Markus Fierz也列入他在苏黎世的学生；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的人物档案则把J. Robert OppenheimerJ. Robert OppenheimerJ. Robert Oppenheimer（1904—1967年）是美国理论物理学家和科学管理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了研制原子弹的Los Alamos实验室。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列为受他指导的人之一。⁠[11][9]

该档案列为他在ETH Zurich指导过的人还有Konrad Bleuler、Felix Bloch、H. B. G. Casimir、Max DelbrückMax DelbrückMax Delbrück（1906—1981）是生于德国柏林的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后在美国Vanderbilt University和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工作，是噬菌体研究和分子生物学的开创者之一，1969年与Salvador Luria和Alfred Hershey分享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点击查看完整词条、Walter M. Elsasser、Eugene Feenberg、Eugene Guth、Josef M. Jauch、N. Kemmer、R. Kronig、Edgar Luscher、K. A. Müller、Rudolf E. Peierls、Heinrich Rohrer、L. Rosenfeld、Armin Thellung和Victor Frederick Weisskopf；在Princeton UniversityPrinceton UniversityPrinceton University（普林斯顿大学）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私立大学、常春藤盟校成员。学校于1746年10月22日获特许状，原名 College of New Jersey，1756年迁至普林斯顿，1896年改用现名。本科教育授予文学学士与工程理学学士，强调小班讨论、独立研究及住宿学院生活；研究生教育覆盖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领域。截至2026年10月，校长为 Christopher L. Eisgruber。学校2026—2027年度运营预算为34.07亿美元，本科助学预算为3.42亿美元。点击查看完整词条有Kalervo Vihtori Laurikainen和Maurice Pryce，在University of Hamburg有H. Zanstra，在University of Vienna有F. R. Eirich。档案把Arnold Sommerfeld记为他在慕尼黑的导师，把Max Born和Niels Bohr分别记为他在哥廷根和哥本哈根的博士导师，把Wilhelm Lenz记为研究导师，把Paul Scherrer记为研究上的同事。⁠[9]

Schrödinger离开University of Zurich后由Gregor Wentzel接任，Pauli与Wentzel多年合办讨论班；Britannica的条目称两人在苏黎世建立了一个成功的理论物理学派。⁠[8][1]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的条目称，他在苏黎世建立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理论物理中心之一，他的学生参与奠定了现代核物理、场论和基本粒子物理；National High Magnetic Field Laboratory的介绍称，他帮助ETH Zurich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理论物理机构之一。ETHistory页面的一张照片显示，20世纪30年代他与ETH Zurich的数学家Georg Pólya和汉堡的数学家Erich Hecke在瑞士山间合影。⁠[11][6][15]

他是ETH Zurich唯一讲授理论物理的教师，讲课以难懂著称。K. Alex Müller回忆，他站在黑板中央，把公式几乎绕着自己写成一圈，6c教室里的学生只好分坐在左右两侧；Markus Fierz则认为，他边讲边思考的习惯使讲课有时难以听懂，却让学生学会了批判地看待一种理论。⁠[8][23]

Fierz在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的条目中写道，Pauli从来算不上通常所说的好讲师，讲课时自言自语，板书又小又乱，学生们却仍然被深深吸引，大受启发。⁠[8]

1929年至1930年，他与Heisenberg共同为一般的量子场论奠定基础；在这一理论中，基本粒子表现为可以产生和湮灭的场量子。⁠[11]

1929年5月6日，他退出罗马天主教会。⁠[4]

1929年12月23日，他在柏林与Käthe Margarethe Deppner结婚；Britannica的条目称她是柏林的舞蹈演员，Neue Deutsche Biographie把她的全名记为Luise Margarete Käthe Deppner。两人于1930年11月29日在维也纳离婚。⁠[4][1][11]

MacTutor的传记写道，他退出教会的原因并不完全清楚，这段婚姻从最初几个月起就不成功。ETH Library的人物简介称第一任妻子为柏林舞蹈演员Käthe Deppert，把结婚时间记为1929年12月、离婚记为一年之后；CERN Archives的传记称这段婚姻不到一年。Enz的文章写道，他在ETH Zurich任教授之初患上神经症，他对Gregor Wentzel说，自己与女人的事一点也不顺。⁠[4][10][13][5]

1930年12月4日，他写了一封信，经Lise Meitner转交给在Tübingen举行的一次会议。信中提出，原子核发生β衰变时，除电子外还放出一种中性粒子，这样就能解释连续的β能谱；他当时把这种粒子称为neutron。Ludmil Hadjiivanov的历史综述写道，这是一封从苏黎世写给Tübingen会议与会者的公开信，并引述信中的说法：这种粒子自旋为1/2、服从不相容原理。⁠[8][13][24][25]

他在信中为自己不能到会致歉，理由是要参加苏黎世的一场舞会。⁠[24]

CERN Archives的介绍用英文转述这封信的抬头：信是写给各位放射性的女士们、先生们的。Neue Deutsche Biographie的条目把这一假设放在他1929—1930年的量子场论工作中叙述；MacTutor的传记和National High Magnetic Field Laboratory的介绍则把这一预言记在1931年。⁠[24][11][4][6]

当时Bohr认为β衰变中的能量守恒只在统计意义上成立，Pauli则坚持守恒定律。⁠[8]

1931年6月16日，他在Pasadena的一次会议上公开了这一设想。Hadjiivanov的综述写道，那是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的会议，这一设想在会上受到怀疑，同年10月他又在罗马的核物理会议上与Enrico FermiEnrico FermiEnrico Fermi（1901—1954年）是意大利裔美国物理学家，1938年获Nobel Prize物理学奖，1942年领导团队在芝加哥实现首次受控核链式反应。点击查看完整词条讨论了这个想法。⁠[4][25]

MacTutor的传记写道，6月17日的The New York TimesThe New York TimesThe 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是在纽约市出版的美国晨报，1851年创刊，由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出版。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刊出了这一消息，称Pauli假设存在他称为neutron的粒子，并把它说成原子核心的新居民；他当时对这种粒子的性质仍无把握，直到1933年才把预言付印。Hadjiivanov的综述称，Fermi立刻被这个想法吸引。⁠[4][25]

1931年，他在University of MichiganUniversity of MichiganUniversity of Michigan（密歇根大学）是1817年在底特律创立、1837年迁至密歇根州安娜堡的大学，由经全州选举产生的董事会治理，另设Dearborn与Flint校区。点击查看完整词条任客座教授。⁠[4]

Chadwick在1932年发现了中子。在1933年的Solvay会议上，Pauli再次详细论证自己的设想，论证收入会议报告；Hadjiivanov的综述和ETH Library的人物简介都写明那是1933年10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七届Solvay会议；Hadjiivanov的综述称Pauli在会上已改用neutrino一名，ETH Library的人物简介则把这次会议当作他首次公开提出这一假说的场合。MacTutor的传记写道，他在1933年发表的文字中认为这种粒子质量为零。⁠[4][25][8][10]

关于neutrino一名的来历，CERN Archives的介绍称它由Fermi在1933年提出，MacTutor的传记称Fermi在1934年为这种粒子取了此名；Hadjiivanov的综述则认为，这个词最早出自Edoardo Amaldi之口。⁠[24][4][25]

Hadjiivanov的综述把Amaldi一说的出处记为Amaldi 1984年一篇综述所引的Occhialini的回忆：这个词出自Istituto di Via Panisperna的一次玩笑谈话，Amaldi为了把Pauli的粒子与Chadwick的中子区分开而开玩笑地用了这个名字，Fermi则在1932年7月的巴黎会议与1933年10月的Solvay会议之间的某个时候开始使用它。MacTutor的传记写道，Fermi在1934年正确地指出中微子并非原子核的组成部分；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的条目称，Pauli在1957年向苏黎世的Naturforschende Gesellschaft作讲演，回顾了这一发现的历史。⁠[25][4][8]

1934年，Fermi的β衰变理论问世。⁠[8]

1933年，他为Handbuch der Physik第24卷第1分册撰写的“Die allgemeinen Prinzipien der Wellenmechanik”出版。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的条目把他1926年的Handbuch文章称作旧约，把这一篇称作新约；后者在1958年的新版手册中未作改动地沿用。⁠[8]

ETHistory页面同样把这两个称呼用于1926年和1933年的两篇Handbuch文章，并称它们出自圈内人之口；National High Magnetic Field Laboratory的介绍则称，物理学家把1933年论波动力学的一篇叫作新约，把他早先论相对论的一篇叫作旧约。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的条目引述Hermann Weyl对1933年这篇文章的称赞：Pauli关于波动力学所写的东西又一次极为出色。⁠[15][6][8]

第一次婚姻失败后，他陷入严重的人生危机。CERN Archives的传记写道，他在1932年至1934年接受Carl Gustav Jung（1875—1961年）的精神分析治疗，起初主要与Jung的学生Erna Rosenbaum接触。⁠[13][11]

Britannica的条目称Jung为他推荐了一位分析师，他在1934年结束了与Jung之间为期两年的个人治疗。MacTutor的传记称，他开始饮酒并因此求诊于Jung，为他治疗的不是Jung本人而是Jung的一位助手，他多年间把一千多个梦的记录寄给Jung，Jung根据其中一些梦发表了研究。Charles Enz的文章则称两人1932年在苏黎世相识，随后进行了三年的精神分析。⁠[1][4][5]

他与Jung此后长期通信，并尝试用Bohr的互补性观念来理解Jung关于意识与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之间关系的学说。⁠[1][11]

CERN Archives的传记还写道，母亲的自杀加重了这场危机，他与Jung此后一直是朋友，并就多种题目合作发表过著述；ETH Library的人物简介称Jung把他转给年轻的同事Erna Rosenbaum治疗；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的人物档案在Jung名下注明，Jung为Pauli做了精神分析并建议他接受治疗。Universität Hamburg的文章称Jung从1930年起为他治疗了数年，后来在“Psychologie und Alchemie”中发表了这些分析而没有提他的名字，第二次婚姻结束了这场危机。National High Magnetic Field Laboratory的介绍称他患上严重的抑郁，因而向Jung求助。⁠[13][10][9][12][6]

ETHistory页面写道，Pauli在20世纪30年代初遭遇人生危机时求助于当时在ETH Zurich任Privatdozent的Jung，Jung安排自己的一名女实习生为他做梦的分析；治疗中断后两人仍长期通信，这种对话促使Pauli开始记录自己的梦；1936年Jung在征得他同意并隐去姓名后，根据他的一组400多个梦写了一篇讨论个体化过程中梦的象征的文章，主题是新的人格中心的形成。Enz的文章称，Jung注意到他频繁的梦里含有远古的素材，Pauli从此把梦记下来，两人的思想交流几乎持续到Pauli生命的尽头。ETHistory页面引用了他给Jung的两封信：1940年6月3日，他写道，外部情况促使他把1937年至1939年的梦的材料随信寄去，以免遗失；1948年6月16日，他讲述C. G. Jung Institute成立时一只花瓶翻倒的“Pauli效应”，说当时立刻生出强烈的印象，觉得自己应当——用从Jung那里学来的象征语言说——在内里倒水，并随信寄去一篇文章，说那就是这件事的结果。⁠[15][5]

1934年4月4日，他与Franciska（Franca）Bertram结婚。⁠[4][13]

Britannica的条目写道，精神分析对他起初是治疗，后来成为哲学上的兴趣，他在研读Jung的思想后逐渐离开了实证主义。MacTutor的传记称，他对心理学的信奉显然不亚于对物理学，他在给Pais的信中写道，在未来的科学中，实在既不是“psychic”（心理的）也不是“physical”（物理的），而是以某种方式两者皆是、又两者皆非；第二次婚姻与第一次不同，给了他很大支持。该传记还转述他的遗孀（该传记写作Franciska Pauli）的话：他很容易受伤，于是放下一道帘幕，试图不承认现实地生活，他的不谙世事正是因为他相信这样做是可能的。⁠[1][4]

1935年至1936年，他在美国美国美国是位于北美洲、实行联邦制的国家，由50个州、作为合众国政府所在地的哥伦比亚特区以及波多黎各、关岛等属地组成，首都为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2020年人口普查（2020年4月1日）全国常住人口为331,449,281人（约3.31亿人）；众议院435个议席依据人口普查结果在各州之间分配。点击查看完整词条新泽西州新泽西州新泽西州是美国东部濒临大西洋的一个州，与纽约州、特拉华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相邻，哈得孙河和特拉华河分别构成其东北和西部边界；首府为Trenton，最大城市为Newark。该州是最初的13个殖民地之一，1787年12月18日成为第3个批准美国宪法的州；2020年人口普查（2020年4月1日）人口为9,288,994人（约928.9万人）。点击查看完整词条普林斯顿的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任客座教授。该院的院史页面把他加入那里学者行列的时间记为1935年，比Paul Dirac晚一年。⁠[4][9][26]

他参加了1937年在莫斯科和1939年在敖德萨举行的全苏物理学会议。⁠[4]

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后，他成为德国公民。Britannica的条目写道，他的祖父母是犹太人，并把他1940年接受普林斯顿的客座教授职位与可能遭受纳粹迫害的威胁联系起来；National High Magnetic Field Laboratory的介绍称，他曾两次申请瑞士国籍未果。⁠[4][1][6]

ETH Library档案博客ETHeritage上Christian John Huber的文章，依据ETH Zurich大学档案馆的卷宗叙述了第一次入籍申请。Pauli是奥地利公民，受洗为天主教徒，按纽伦堡种族法却被算作犹太混血者（Mischling）；他不考虑接受德国国籍，于是立即在苏黎世申请入籍，1938年4月底申请因形式上的理由被驳回。Pauli在1939年11月9日写给瑞士联邦教育委员会主席Arthur Rohn的信中说，他是1928年4月受聘为ETH正教授时，以籍属维也纳的奥地利公民身份来到苏黎世的；迁往Zollikon之前，他曾写信问苏黎世市长Klöti博士能否提出入籍申请，Klöti以他当时在苏黎世只住了10年为由予以拒绝，因为苏黎世市较新的一项法律规定在该市入籍须居住满12年。⁠[27]

1938年5月23日，他迁居Zollikon。申请被驳回后，他不情愿地领取了德国护照；德国领事馆把他归入“Halb-Ariern”（半雅利安人），护照上因此没有盖J字印记，他把此事告诉了普林斯顿的Frank Aydelotte。他的父亲是1934年荣休的生物物理化学教授，按第三帝国的种族法被算作完全的犹太人；Huber写道，Pauli能把父亲从维也纳接到瑞士，有赖于瑞士联邦教育委员会主席Arthur Rohn等人的帮助；ETH Library的线上展览称这要归功于几位教授朋友和Rohn的努力，父亲并得到了在University of Zurich工作的机会。⁠[27][28]

他在1939年11月9日的那封信中还问，入籍申请在战时是否仍有望得到审理；得到Rohn令人鼓舞的答复后，他在1939年底再次申请，这次直接递交给伯尔尼的联邦司法与警察部警务司。Rohn因Pauli收到普林斯顿的客座学期邀请而承受压力，他请警务司尽快办理，并附上建议批准入籍的意见；Huber推测，这一建议如果起了作用，也是反作用。三周后，Pauli收到警务司司长Heinrich Rothmund的驳回通知。Rohn随即追问具体理由；Rothmund在1940年7月16日给他的回信中谈到那些尚未完全适应瑞士特性和民族习性的外国人，称Pauli在1928年春是作为德国科学界的代表来到苏黎世的，并认为他对德国政局的发展持反对态度还不足以使他成为瑞士人。在1942年3月30日的教育委员会会议上，Rohn说，这份申请不顾委员会的推荐而被驳回，理由是Pauli是“nicht assimilierbarer Ostjude”。Huber指出，Rothmund陈述的理由中没有明确的反犹论据，但字里行间仍透出潜在的种族主义；ETH Library的线上展览称，申请被驳回是因为他不符合同化的要求，这使他深感受辱。Huber还拿Albert Einstein作比较：Einstein在瑞士住了五年多一点，就在1901年顺利入了籍。⁠[27][28]

MacTutor的传记写道，他担心法西斯主义可能使欧洲的科学生活走向终结，因而鼓励美国和苏联的科学工作，并劝那些还能留在意大利和德国的科学家留下来，认为这样可以在战后保存科学文化；1939年战争爆发后，德国公民的身份使他的处境变得尴尬。National High Magnetic Field Laboratory的介绍则称，由于纳粹控制的德国吞并了奥地利、使他成了德国公民，他在1938年离开了ETH Zurich；该介绍还写道，他虽然是作为天主教徒长大的，却有犹太血统，因而可能成为德国人迫害的对象。⁠[4][6]

1940年7月，他与妻子离开欧洲前往美国，在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任客座教授。⁠[13]

ETH Library的线上展览称，奥地利被吞并后他的处境岌岌可危：如果德国占领瑞士，按照德国法律他会被当作犹太人对待，因此他接受了普林斯顿的客座教授职位，ETH Zurich在1940年6月准他休假半年。Huber的第二篇文章记载，ETH Zurich的教育委员会在1940年6月20日批准了他的休假申请，让他在1940—1941年冬季学期到普林斯顿任客座教授；他还受邀参加1940年9月在纽约Columbia UniversityColumbia UniversityColumbia University（哥伦比亚大学，正式名称 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是位于美国纽约市的私立研究型大学，常春藤盟校成员。学校前身是1754年依英王 George II 特许状创立的 King's College，是纽约州历史最悠久、全美第五古老的高等教育机构；1784年改名 Columbia College，1896年迁至曼哈顿晨边高地并启用大学名称。学校设17个学院，另有4所附属学院，2025年秋季在校学生35,978人。2026年7月1日起，法学学者 Jennifer L. Mnookin 任校长。点击查看完整词条举行的一次大会。MacTutor的传记和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的人物档案把他1940年起的职位记为普林斯顿的理论物理学教席，National High Magnetic Field Laboratory的介绍称他加入了Princeton University的教员行列。⁠[29][4][9][6][28]

Huber的第二篇ETHeritage文章根据教育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叙述了他与ETH Zurich之间的争执。1941年4月9日的会议把休假延长整整一年，他的课须由University of Zurich的一位同事代授，ETH Library的线上展览写明这位同事是Gregor Wentzel。1941年秋，Scherrer提请委员会主席注意Pauli长期不在对ETH Zurich物理研究和教学造成的不利；1941年10月21日，主席去信要求他尽可能在1942年夏季学期开始时、至迟在1942—1943年冬季学期开始时恢复授课，并说如果他决定留在美国，委员会就得考虑最迟在1942年10月1日重新安排他的教席；1942年2月13日的会议记下他尚未答复。文章把美国参战记在1941年12月7日；在2月13日的会议上，委员会为1942年夏季学期再次准假。Pauli在1942年1月14日写给委员会主席的信中表示，只要取决于他自己的意愿，他很愿意履行与ETH Zurich的聘约、恢复授课，但遗憾的是能否成行并不只取决于他的意愿：他没有瑞士护照（持瑞士护照当时仍可回国），英美当局把他当作处于兵役年龄的交战敌国国民对待；他还指出，主席在信中显然因不了解情况而没有考虑到这一事实。⁠[29][28]

1942年9月，他被告知，本届任期在1948年3月底届满后将不再续聘，理由是他若战后才回来，作为大学教师的道德威信无疑会大为削弱。1943年4月14日，Pauli去信以提起纪律程序相威胁；同年7月，委员会讨论过与他协商在1948年以前解除聘约，最后靠委员会主席的决定票才勉强再次延长休假。ETH Library的线上展览写道，ETH Zurich力劝他返回，并威胁终止聘用，他则坚持不让，说他本愿履行职责，但有严重的情形使他无法这样做；可以预见，作为交战国国民，他在战争期间无法回到瑞士。展览还写道，联邦委员Philipp Etter也赞同这一看法，并在原则上反对停止他的职务。⁠[29][28]

德国投降后，Rohn在1945年6月2日的会议上指出，如果Pauli回来授课三年、到1948年又不获续聘，将出现难堪的局面，他提议请联邦委员会即使Pauli不授课也把薪水发到1948年3月底；主管此事的联邦委员Philipp Etter在9月13日用法文写的信中答复说，Pauli是正式任命的教授，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经济上都不可能阻止他担任教席和授课；既然在他能重新定居苏黎世的情况下没有充分理由在1948年以前停发他的薪水，那么在他要求履行受聘并领取薪酬的职务时，也就没有理由阻止他授课到1948年3月。1945年11月10日，委员会宣读了Pauli在1945年7月14日写给同事Paul Scherrer的信：普林斯顿的研究院已正式请他接任Einstein因年龄退休而空出的教授职位；那里的同事和院长没有给他限定答复期限，并赞同他的看法，即他既然五年来一直表示要回去，就有义务先到瑞士去一趟；他还在信中问道，在瑞士的大学里起决定作用的是否又是学术上的考虑，还是说这些大学已经确定成了“eine Art Unterabteilung der Fremdenpolizei”，以Rothmund为事实上的校长，以教育委员会主席Rohn为名义上的“Serenissimus”。⁠[29]

1940年，他提出自旋—统计定理，把粒子的自旋与其统计行为联系起来，这一定理是他在普林斯顿期间发表的；在美国期间他主要研究介子理论。⁠[1][5]

他在1941年任University of Michigan客座教授，1942年任Purdue University客座教授。⁠[4][9]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的条目写道，战争期间他与Einstein同属少数不必参与战时研究的著名物理学家。⁠[11]

Universität Hamburg的文章称，他拒绝从事与战争有关的研究，也拒绝参加美国的原子武器计划。CERN Archives藏有他1942年的美国居留登记证明，以及1945年4月他45岁生日时在普林斯顿拍的照片。Enz的文章称，论述自旋—统计定理的那篇论文大概是他最出色的一篇。⁠[12][13][5]

1945年11月，他收到Arne Westgren发来、日期为11月15日的电报，得知自己获得1945年度Nobel Prize物理学奖，获奖理由是“for the discovery of the Exclusion Principle, also called the Pauli Principle”。他是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第一位获得该奖的驻院成员。⁠[30][2]

MacTutor的传记写道，提名他的是Einstein。Nobel Prize网站把他获奖时的所属机构记为Princeton University。⁠[4][2]

在1945年12月10日的颁奖典礼上，Nobel物理学委员会成员I. Waller教授致颁奖词。Pauli未能到场，奖项交由美国公使馆代办Ravndal代领。⁠[31][31]

这一年的物理学奖由他一人独得。颁奖词请Ravndal代Pauli从国王陛下手中领奖。CERN Archives还藏有Westgren在1945年11月确认授奖的正式信函；1945年11月17日，一封电报发到ETH Zurich，索取这位新得主的资料。⁠[2][31][13][29]

颁奖词指出，要确定电子的能量状态一般需要四个量子数，每个完全确定的状态至多容纳一个电子；该原理对解释元素的化学和物理性质、金属的导电性和物质的磁性不可或缺，后来还被证明适用于质子和中子。⁠[31]

同一天，普林斯顿为他举行了庆祝仪式，由研究院院长筹办。来宾致辞之后，Einstein即席发言，称Pauli是自己在思想上的继承人；Pauli在1955年4月24日给Max Born的信中回忆此事，并为这篇完全即兴的讲话没有留下记录而遗憾。⁠[4][30]

CERN Archives的介绍写道，Einstein的话使Pauli深受感动。Enz的文章称，Einstein出人意料地起身祝酒，称他是自己精神上的儿子和在研究院的继任者；Universität Hamburg的文章把这一说法印作“geistigen Sohn”；National High Magnetic Field Laboratory的介绍称Einstein作了最后的致辞，称他为自己学术上的继承人，并把他未能前往斯德哥尔摩归因于战争。ETH Library的线上展览称这场盛大的正式仪式邀请了许多知名人士，Einstein称Pauli为自己思想上的继承人的即兴讲话是其高潮，并展出普林斯顿庆祝活动的照片。⁠[30][5][12][6][32]

1946年1月，他取得美国国籍；同年他返回苏黎世，重新担任ETH Zurich的教授，此后仍与普林斯顿保持联系。⁠[20][13][3]

ETH Library的页面写道，普林斯顿提议由他接替Einstein，纽约的Columbia University也请他任教授，回绝这些邀请对他并不容易；军方对美国物理研究的影响日益增大，而他主张自由的科学，这是他作出决定的重要原因；苏黎世没有人真以为他还会回来，1946年4月他如约回到教席，同事和教育委员会都更觉意外。MacTutor的传记称他始终觉得自己是欧洲人，从未完全适应美国的生活；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的条目称他是经过慎重考虑才回到苏黎世的。⁠[10][32][4][8]

Huber的文章写道，Pauli在1946年4月上半月回到瑞士，Rohn因短期休假，直到4月23日才得以接见他；Rohn说，他对Pauli性情和态度的变化感到惊讶，觉得他的举止出奇地温和谦逊。Pauli为留在ETH Zurich提出两个条件：尽快入籍，并续聘十年，委员会主席为满足这两个条件费了很大力气。在整个事件中批评他最严厉的委员Ernst Bärtschi说，以往与Pauli打交道的经验本该让学校放他离开——假如他离开后没有获得Nobel Prize、内心也没有确实发生转变的话；他接着说：“Ich kann nicht beurteilen, ob er durch die Verleihung des Nobelpreises assimilierbarer geworden ist!” Huber认为，敌意之所以很快缓和，只能用Pauli此间获得Nobel Prize这一事实来解释，并写道Pauli终于在1949年入了籍。⁠[29]

1946年12月13日，他在斯德哥尔摩发表Nobel演讲，题为“Exclusion Principle and Quantum Mechanics”。⁠[33][18]

CERN Archives藏有1946年2月准许他离开美国作Nobel演讲之行的许可证，以及1946年12月Nobel宴会和晚宴的两份菜单；Enz的文章称他直到1946年才在返回苏黎世途中去了斯德哥尔摩。ETH Library的线上展览写道，他在1946年夏季学期恢复教学和研究，10月搬回Zollikon的住宅。⁠[13][5][34]

回到苏黎世后，他的研究所成为量子场论的世界中心，他与学生研究量子电动力学中的重整化问题。⁠[5][1]

ETH Library的线上展览叙述了此后的情形：他带领一个约十人的理论物理小组，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物理学家，物理研究所的空间因此更加紧张；1950年起他担任了两年系主任；在他的建议下，ETH Zurich设立了理论物理助理教授职位，1955年由他以前的助手Res Jost出任；20世纪50年代末增设三个物理学正教授席位时，他也积极参与。他参加了CERN的筹备会议，瑞士方面的主要推动者则是Paul Scherrer。1952年以前，旧物理楼得到扩建，并新建了一座楼，用来安置在Scherrer主持下建造的回旋加速器。⁠[34]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的条目写道，他与妻子在Zollikon生活得很愉快，那里附近有大片森林，适合边散步边沉思。⁠[8]

他后来又到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访问，该院的成员记录列有1954年春季和1956年春季两个学期。⁠[35]

ETH Library的线上展览还记有他1952年访问印度，1954年、1956年和1958年在普林斯顿任客座教授，并写道他多次请假外出，有时就在学期当中，课由助手代上；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的成员记录在上述两个学期之外另列有三次未注日期的成员身份。Britannica的条目写道，这些年他与Einstein和Bohr保持着交流。展览中的一张照片摄于Lindau的Nobel Prize得主会议，图片说明称之为他的“Maikäferrede”。⁠[34][35][1][32]

1949年7月，他成为瑞士公民。CERN Archives的两份材料所记日期不同：传记页面记为7月25日，Pauli Archive的全宗说明记为7月15日。⁠[13][20]

关于他的国籍，Britannica页面的标题栏把他标为American physicist，条目正文开头则称他是Austrian-born physicist，并写他1946年成为美国公民、1949年最终成为瑞士公民；CERN Archives的规范记录写的是，他在1949年7月25日又成为瑞士公民。⁠[1][3]

1952年，他与Jung合出Naturerklärung und Psyche一书，由Rascher出版，其中收有他的文章“Der Einfluss archetypischer Vorstellungen auf die Bildung naturwissenschaftlicher Theorien bei Kepler”，讨论原型观念对Johannes Kepler科学理论形成的影响。⁠[11][16][8]

Britannica的条目写道，他晚年对哲学的兴趣日增，试图把物质（physis）与心灵（psyche）理解为同一实在的互补两面。⁠[1]

CERN Courier的文章写道，他十分看重心理学和梦，认为科学无法回答所有问题；他在一封写给Marie-Louise von Franz的长信“Die Klavierstunde”中把梦与物理学联系起来。⁠[16]

MacTutor的传记引用Laurikainen的话说，在生命的最后10到15年，他花了很多时间研究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从量子力学的哲学出发，转而涉及心理学、观念史和许多其他领域，尤其是宗教与自然科学的关系；ETHistory页面称，他还研读亚洲的救世学说和犹太教的数字神秘主义，探究17世纪科学世界观的起源。Enz的文章称，他花了很多时间考察物理观念的原型背景，并以Johannes Kepler为例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Fierz写道，他研究Jung的思想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科学活动的意义，他一直希望物理学能够显示出上帝与自然之间那种神秘的和谐。⁠[4][15][5][8]

1955年，他发表“Exclusion Principle, Lorentz Group and Reflection of Space-Time and Charge”一文，献给Bohr七十寿辰。他从Schwinger和Lüders的研究出发，证明一切Lorentz不变的Lagrange场论都在电荷、空间与时间的联合反射变换下保持不变，这一结果后来称为CPT定理。⁠[11][8]

这篇文章收在Pauli主编的Niels Boh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s（1955年）一书第30—51页。Enz的文章称，他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再次循着梦的指引转向对称性问题；Fierz写道，自己曾猜测这项工作另有动机，Pauli予以否认，说他只是对这些对称性本身感兴趣。Britannica的条目把CPT对称性的研究列为他回到ETH Zurich之后的工作。⁠[11][5][8][1]

1956年6月14日，Frederick Reines和Clyde Cowan给他发来电报，告知已探测到中微子；这时距他提出这一假说已近26年。Hadjiivanov的综述写道，电报发自Los Alamos，开头是“We are happy to inform you that we have definitely detected neutrinos from fission fragments”。⁠[24][25]

Hadjiivanov的综述称他在次日复电：“Thanks for message. Everything comes to him who knows how to wait.” CERN Archives的介绍则写道，这封回电似乎没有送到，留存下来的只有秘书发出的那份草稿。⁠[25][24]

Hadjiivanov的综述引述的电报首句接着说，中微子是通过观测质子的逆β衰变探测到的。National High Magnetic Field Laboratory的介绍把中微子的首次实验探测记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25][6]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的条目把这次探测称为他科学生涯最后的一个高峰。⁠[11]

1956年，Tsung-Dao LeeTsung-Dao LeeTsung-Dao Lee（李政道，1926—2024年）是出生于中国上海的美国物理学家，长期任教于Columbia University。他与Chen Ning Yang在1956年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可能不守恒，二人因此共同获得1957年Nobel Prize物理学奖；20世纪70年代起，他参与推动中国的高能物理研究和物理人才培养。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和Chen Ning YangChen Ning YangChen Ning Yang（杨振宁，1922—2025年）是出生于中国安徽合肥的理论物理学家，1957年与Tsung-Dao Lee因对宇称定律的研究共同获得Nobel Prize物理学奖。他在1954年与Robert L. Mills提出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Yang–Mills理论），先后任职于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Stony Brook University和Tsinghua University。点击查看完整词条提出宇称在弱相互作用中可能不守恒。Pauli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这类想法只是数学游戏。⁠[36][37]

1957年1月，他在给Victor Weisskopf写信时用这样一句话表达自己的怀疑：“Ich glaube aber nicht, daß der Herrgott ein schwacher Linkshänder ist”。Hadjiivanov的综述写道，直到1957年1月17日他仍坚持宇称守恒，并引述他给Weisskopf的一封信，信中表示愿意押上一大笔钱，赌实验会给出对称的结果。⁠[36][25]

两天后，Chien-Shiung WuChien-Shiung WuChien-Shiung Wu（吴健雄，1912—1997年）是出生于中国的美国实验物理学家，长期任教于Columbia University，曾参加曼哈顿计划。她与合作者在1956年至1957年完成的钴-60 β衰变实验首次以实验证明宇称在弱相互作用中不守恒。点击查看完整词条的初步数据表明两人的设想是对的，他又在第二封短信中写道：“Sehr aufregend. Wie sicher ist die Nachricht?”⁠[36]

1957年1月19日，他致信Chien-Shiung Wu，信中写道“I congratulate you (to the contrary of myself)”；Hadjiivanov的综述引述这封信说，他读到两人的论文时并不相信宇称会不守恒。⁠[37][25]

Hadjiivanov的综述引述他给Weisskopf的一封信，信中说21日星期一下午5时，他收到三篇实验论文，分别出自Chien-Shiung Wu、Lederman和Telegdi。⁠[25]

按Hadjiivanov的综述所引，他在同一封信中说，那个星期一晚上8时自己原定要作一场关于中微子理论的讲演。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为Chien-Shiung Wu出版的传记回忆录写道，他在实验证据面前让了步；Enz的文章称，他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转向对称性问题，仿佛是对1957年1月弱衰变中宇称破坏这一轰动消息的预感。APS News的文章写道，那封给Weisskopf的信是在苏黎世写的，字迹潦草。⁠[25][37][5][36]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的条目写道，左与右不再等同，这起初令他极为反感，后来他认识到自己证明的CPT不变性依然成立。⁠[8]

1957年，他与Chien-Shiung Wu同乘飞机前往以色列，事后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她对物理的痴迷就像年轻时的自己。⁠[37]

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他一度被Heisenberg的“world formula”吸引，那是一个带有内部对称性的非线性Dirac方程；认识到这一方案的缺陷后，他很快失望地退出。⁠[5]

1958年，他获得Deutsche Physikalische Gesellschaft的Planck奖章；University of Hamburg在他去世前不久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11][12]

1958年12月15日，他因癌症在苏黎世的红十字医院（Red Cross Hospital）去世，终年58岁。⁠[20][2]

National High Magnetic Field Laboratory的介绍写道，他在1958年的一次讲课中突感剧痛，数周后死于胰腺癌；他最后住的病房是137号，而他一向对数值约为1/137的精细结构常数深感兴趣。⁠[6]

ETH Library的人物简介写道，他在一次讲课中疼痛发作，几天后在苏黎世的医院去世；Universität Hamburg的文章称他因胰腺癌意外去世；Enz的文章说他与癌症作了短暂的抗争，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的条目说他在1958年12月突然病重。National High Magnetic Field Laboratory的介绍还写道，他曾向来探望的人指出自己病房的号码。⁠[10][12][5][8][6]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的条目把去世日期记为12月14日。在葬礼上，Victor Weisskopf称他是理论物理学的良心。⁠[8][8]

妹妹Hertha Ernestina Pauli生于1906年，卒于1973年。⁠[3]

ETH Library的线上展览称，她后来在美国以作家成名。⁠[7]

母亲于1927年自杀身亡，父亲在1928年再婚。⁠[1][4]

MacTutor的传记和Universität Hamburg的文章都写道，他与母亲十分亲近；MacTutor的传记还称，父亲再婚使他更加不快，他把父亲的新妻子叫作恶毒的继母。National High Magnetic Field Laboratory的介绍把母亲去世的时间记在他第一次结婚和离婚前后。⁠[4][12][6]

两次婚姻都没有子女。第二任妻子Franca Pauli生于1901年，1987年7月去世。⁠[6][3][16]

National High Magnetic Field Laboratory的介绍称，第二次婚姻一直持续到他去世；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的人物档案把他的两位妻子记为“Deppner, Kathe”（注为第一任妻子）和“Bertram, Franciska”（注为第二任妻子，1934年结婚）。⁠[6][9]

Britannica的条目写道，他因批判性的洞见被称为“conscience of physics”；Wolfgang Pauli Centre的介绍把这一说法归于Isidor Rabi。⁠[1][22]

Wolfgang Pauli Centre的介绍所引Rabi的原话是“Kind, forthright, and of uncompromising principles he was the conscience of physics”。ETH Library的线上展览写道，在理论争论中他被看作最高权威，同事们既看重又畏惧他不偏不倚的批评；ETHistory页面称，这一称呼出自他毫不留情的评判和对独立、纯粹的科学原则的坚持。Enz的文章称，这样称呼他的是年长一代的物理学家。⁠[22][38][34][15][5]

Markus Fierz在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的条目中写道，他在讨论中尖锐而挑剔，是一位苏格拉底式的教师，能帮助别人把想法发展成形。⁠[8]

Fierz还写道，Pauli在讨论中绝不肯、或许也根本无法接受含糊的表述，很难被说服，反应尖锐，这迫使与他讨论的人反省自己；他的攻击有时不免刻薄，却并非出于恶意，而带有幽默和反讽的一面。Enz的文章称，他尖刻的机智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已广为人知；ETHistory页面称，他日常的妙语尽人皆知，被人汇集成Pauli轶事。⁠[8][5][15]

所谓“Pauli effect”是指这样一种说法：只要他出现在实验室，就会有事故发生。Otto Stern相信此说，不让他进自己的实验室；Fierz写道，Pauli本人也相信。⁠[8][5]

ETHistory页面称，这个说法原是一个玩笑，被人表述成第二条Pauli不相容原理：Pauli和一台正常运转的仪器不能同处一室；Pauli以幽默对待它，同时又觉得它不只是轶事。Enz的文章称，他相信这种效应，也以此为乐；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的条目把与他交好的Stern列为相信这种效应的严谨学者之一，Universität Hamburg的文章称同事们害怕这种效应。⁠[15][5][8][12]

Charles Enz记述，1922年Paul Ehrenfest曾说自己喜欢他的百科全书文章胜过喜欢他本人，Pauli回答说，自己对Ehrenfest的感觉正好相反。⁠[5]

Fierz还记下他向一位同事的自述：年轻时自以为是革命者，如今才明白自己是古典派。⁠[8]

MacTutor的传记在结尾引用其第3号参考文献（该传记列为Encyclopaedia Britannica中的传记）作者的评语：他有一种天才，能抓住可以讲得简单的某一点，这样讲出来，人们立刻就看出它的重要；他天性和思想上的单纯也使他深受爱戴。Britannica的条目称，他对量子力学、量子场论和固体物理都有重大贡献，为物理理论的若干领域写了精湛的综述，被视为科学文献中的经典，他与其他科学家的个人交往影响深远，见于各种回忆和大量书信；Wolfgang Pauli Centre的介绍称，人们钦佩他批判的才智和数学上的严格。⁠[4][1][22]

Enz的文章提到，Physics World评选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十位物理学家时没有把他列入；Universität Hamburg的文章称，他被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物理学家之一，在科学界之外如今却几乎无人知晓。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的成员记录所附的小传称他在20世纪中叶那一批杰出的物理学家中十分突出。⁠[5][12][35]

他的文集Aufsätze und Vorträge über Physik und Erkenntnistheorie于1961年由Vieweg出版；论文集Collected Scientific Papers由Ralph Kronig和Victor Weisskopf编辑，1964年出版；英文选集Writings on Physics and Philosophy由Charles Enz和Karl von Meyenn编辑，Springer出版。⁠[11][16]

Writings on Physics and Philosophy的出版年份，CERN Courier记为1992年，Neue Deutsche Biographie记为1994年。Neue Deutsche Biographie的著作目录还列有文集的第二版（1984年，Karl von Meyenn编），他回顾中微子历史的文章“Zur älteren und neueren Geschichte des Neutrinos”即首次发表在1961年的这部文集中；另有Enz与von Meyenn合编的Das Gewissen der Physik（1988年）。1960年的纪念文集由Markus Fierz和Victor Weisskopf编辑。⁠[16][11]

他与Einstein、Bohr、Heisenberg等人往来的书信有数千封。CERN与Springer-Verlag订约出版他的科学通信：第1卷1979年出版，收1919年至1929年的242封信，由Hermann、von Meyenn和Weisskopf编辑；第2卷1985年出版，收1930年至1939年的信件；第3卷收1940年至1949年的信件；第4卷收1950年至1958年的信件，计划收入两千多封，分四册出版，其中第一册（1950年至1952年）于1996年出版。⁠[16]

CERN Courier还给出这套书信集的细节：信件按原文语言刊印，起初多为德文，后来英文渐多；第2卷收364封信，另有15封更早的信；第3卷同样由von Meyenn编辑，收486封信，另有67封更早的信；第4卷第一册约450封信，其中约100封谈心理学，第二册（1953—1954年，约1,100页）约450封信，其中50封涉及心理学问题，第三册（1955—1956年）预定在2000年底出版。第3卷的出版年份，Neue Deutsche Biographie记为1993年；第4卷第二册，Neue Deutsche Biographie记为1999年，CERN Courier记为1998年。von Meyenn因这项编辑工作在2000年获得Marc-Auguste Pictet奖章。⁠[16][11]

他与Jung在1932年至1958年间的通信由C. A. Meier编辑，1992年由Springer出版，后来译成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16][11]

CERN Courier写道，Meier是在Enz和Fierz的协助下编成这部通信集的，译本的出版者分别是：英文版为伦敦的Routledge和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法文版为巴黎的Albin Michel，西班牙文版的出版者在马德里，名称印作“Alienza Editorial”。⁠[16]

他的完整著作目录收在1960年于纽约出版的纪念文集Theoretical Phys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中。⁠[8]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的人物档案还列有几种书：与Wolfgang Grobner、Richard von Mises合著的“Österreichische Mathematik und Physik”，Fritz Herlach和Heinz Knoepfel参与的“Vorlesung über Wellenmechanik”，以及与Gunnar Källén合作的“Prinzipien der Quantentheorie”和一种关于T. D. Lee的可重整化场论模型数学结构的著作。⁠[9]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的文献目录列有关于他的著述，其中有R. E. Peierls在Biographical Memoirs of Fellows of the Royal Society第5卷（1960年）的传记回忆录，C. F. von Weizsäcker（1959年）、P. Jordan（1973年）和V. F. Weisskopf（Physics Today，1985年）的回忆文章，G. Gamow的“The Exclusion Principle”（Scientific American，1959年），S. A. Goudsmit讨论Pauli与核自旋的文章（Physics Today，1961年），Karl von Meyenn、D. Serwer、J. L. Heilbron和C. Jensen的研究，以及E. P. Fischer的An den Grenzen des Denkens（2000年）。ETH Library列有Charles P. Enz、Beat Glaus和Gerhard Oberkofler根据ETH Zurich档案编成的Wolfgang Pauli und sein Wirken an der ETH Zürich（苏黎世，1997年）；CERN Courier在2000年预告，Enz撰写的Pauli传记将在2002年完成。⁠[11][10][16]

1931年10月，他在阿姆斯特丹获得荷兰科学院颁发的Lorentz奖章；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的人物档案把年份记为1930年。⁠[4][11][9]

他还获得Franklin Institute的Franklin奖章（1952年）和意大利Accademia Nazionale dei XL的Carlo Matteucci奖章（1956年）。⁠[11]

他是Société Philomatique de Paris（1938年）、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1950年）、海德堡科学院（1950年）、巴伐利亚科学院（1951年）、丹麦皇家科学院（1951年）、Royal Society（1953年）和瑞典皇家科学院（1955年）的成员。⁠[11]

MacTutor的传记还提到，他是Swiss Physical Society、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和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成员。⁠[4]

MacTutor的传记还记有两项：他是193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的报告人，月球上有一座以他命名的环形山。⁠[4]

他去世后，Franca Pauli在Charles Enz协助下着手整理遗物，Victor Weisskopf和Ralph Kronig帮助向各方发函征集信件，Niels Bohr和J. Robert Oppenheimer也给予支持。⁠[20]

1960年8月25日，Franca Pauli签署第一份赠与文件，把部分遗物赠予CERN，1971年11月5日签署第二份赠与文件；1965年，CERN成立Pauli Committee负责管理这批资料；她去世后，Pauli科学著作的著作权归CERN所有。⁠[20]

CERN Courier记述了这个委员会后来的情况：Weisskopf在1961—1965年任CERN总干事，此后由继任总干事Bernard Gregory主持的委员会接管档案，藏品的管理转归CERN的科学信息部门；Weisskopf留任委员；Léon Van Hove在1981年总干事任期结束时，受Herwig Schopper委托继续担任委员会主席；1989年Van Hove从CERN退休，Maurice Jacob接任主席，Jacob的继任者是Gabriele Veneziano。1985年委员会改组，University of Geneva的Charles Enz加入，不久ETH Zurich的H. Primas和作为CERN代表的Jacob也加入；1997年Enz和Primas从大学退休并退出委员会，由日内瓦的W. Amrein和ETH Zurich的K. Osterwalder接替；K. von Meyenn此前已经加入，R. Mumenthaler后来加入，以加强与ETH Library的联系。文中提到的档案管理员是Roswitha Rahmy和后来接手的Anita Hollier。CERN Archives的页面把Wolfgang Lerche记为委员会现任主席。委员会每年正式开会一次，1997年以前会期都安排在Weisskopf每年夏天到日内瓦一带的时候。⁠[16][39]

CERN的Pauli Archive藏有他的科学藏书、抽印本、通信、手稿和照片，以及他的Nobel Prize和其他科学奖项；CERN设有纪念室Salle Pauli，藏品中还有他的洗礼杯。⁠[39][20]

全宗说明把Salle Pauli这部分藏品称为Pauli的藏书，包括他的科学书籍和其他书籍以及抽印本；CERN Courier把这个房间称为Pauli Room，存放着许多纪念物和书籍。全宗说明写明版权归CERN保留，未经许可不得复制；档案页面写道，出版或引用Pauli的著作须经CERN档案员向Pauli Committee取得许可。CERN Archives随传记展示的文件中，有他20个月大时与母亲的合影（1901年12月）、四岁时的照片（1904年7月）、1918年7月的中学毕业证书和1945年的Nobel Prize证书。⁠[20][16][39][13]

ETH图书馆另藏有一批称为“Pauliana”的档案，其中包括他与Markus Fierz、Jung和Marie-Louise von Franz的通信。⁠[16]

ETH Library的人物简介写道，ETH Zurich大学档案馆保存着学校历史上的行政档案，其中有许多关于Pauli的文件；馆藏其他学者的遗稿里也有他的书信，例如1955年3月28日写给Bartel Leendert van der Waerden的一封信（索书号Hs 652:6888）；他的个人文稿则由遗孀捐给了CERN的档案馆。CERN Courier写道，编者当时仍在搜集散失各处的信件，其中许多是在J. Robert Oppenheimer留在普林斯顿的文件和Jauch留在日内瓦的文件中找到的。⁠[10][16]

2000年他诞辰100周年时，ETH图书馆于4月至5月在苏黎世举办纪念展览，展览随后于8月17日至9月26日在CERN展出。⁠[16]

ETH Library把这次展览的日期记为2000年4月6日至5月6日，并保留了线上版“Wolfgang Pauli and modern physics”。CERN Courier预告，2000年9月11日下午4时30分在CERN的理事会会议厅举行纪念仪式，讲话人是Pauli Committee主席Maurice Jacob、ETH Zurich校长Konrad Osterwalder、CERN总干事Luciano Maiani和University of Geneva的Charles Enz。⁠[38][16]

2005年11月，University of Hamburg的数学、信息学与自然科学学院把一间讲堂命名为Wolfgang Pauli-Hörsaal；八年后，该学院与DESY把新成立的理论物理中心命名为Wolfgang Pauli Centre。⁠[12]

讲堂落成时举行了一场庆祝性的学术报告会；Wolfgang Pauli Centre当时的发言人Wilfried Buchmüller解释这一命名时说，Pauli代表着理论物理多个领域的杰出研究，其中有量子理论、粒子物理、相对论和宇宙学。⁠[12]

CERN Archives（Pauli Archive）：官网：https://archives.cern/pauli_archive/（在新窗口打开）。⁠[39]

University of Göttingen：官网：https://uni-goettingen.de/（在新窗口打开）。⁠[40]

University of Hamburg：官网：https://www.uni-hamburg.de/（在新窗口打开）。⁠[41]

ETH Zurich：官网：https://ethz.ch/en.html（在新窗口打开）。⁠[42]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官网：https://www.ias.edu/（在新窗口打开）。⁠[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