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順

梁思順1893年出生，字令嫻，籍貫廣東新會，是梁啟超的長女。她的母親是李蕙仙。⁠[1][2][3]

1908年，她隨父親赴日本留學。她在一篇文章中記述，母親李蕙仙冷靜地處理完家事後，隨即與家人離開上海，也流亡到日本，並在日本承擔起教育孩子們的責任。關於她何時開始由父親教授，各方記述不同：程誠2022年的文章寫她自幼由父親授業；須藤瑞代引用她本人的說法，寫她17歲時才開始由父親教育，此前都由母親授業。⁠[1][3][2]

梁啟超流亡日本期間，一時找不到合適的學校，便親自教她讀書，甚至批改她的作文到凌晨。李喜所2007年的文章寫她畢業於日本女子師範學校。她精通日語，在父親流亡日本時做他的助手、秘書兼日語翻譯。⁠[4][5][6]

“藝蘅館”是父親為她起的書齋名。她跟隨麥孟華學詞期間，從家藏的詞集和選本中抄錄唐五代至清末（元、明兩代除外）的歷代詞作約兩千首，交麥孟華甄別取捨，最終選定676首，編成《藝蘅館詞選》。這部詞選初版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2]

全書按詞史的發展階段分為甲（唐五代）、乙（北宋）、丙（南宋）、丁（清代及近人）四卷，戊卷是之後的補遺；元明兩代被視為詞史發展的衰落期、名家很少，沒有選入。書中還錄有梁啟超和麥孟華的詞評，程誠認為從中可以看出受常州派影響較為明顯。程誠認為這部詞選實為梁、麥師徒合選之作，集中反映了梁氏父女及麥孟華偏向於常州詞派的詞學觀；她在《自序》中的相關論斷，表明她有彰顯和實踐父親詞學觀的編選意圖。他把這部詞選看作近代詞學史後期通代詞選的代表。⁠[2]

1915年，她與父親的學生周希哲結婚。周希哲是馬來西亞華僑，家境貧寒，曾在商船上做事，後來得到康有為康有為康有為（1858—1927年）是清末民初的學者、政治改革者和書法家，1898年戊戌變法（百日維新）的主要推動者。變法失敗後他流亡海外十餘年，創立保皇會，主張君主立憲，晚年倡導定孔教為國教，著有《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大同書》等。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的提攜和幫助，到美國美國美國是位於北美洲、實行聯邦制的國家，由50個州、作為合眾國政府所在地的哥倫比亞特區以及波多黎各、關島等屬地組成，首都為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1776年7月4日，大陸會議通過《獨立宣言》。2020年人口普查（2020年4月1日）全國常住人口為331,449,281人（約3.31億人）；眾議院435個議席依據人口普查結果在各州之間分配。點擊查看完整詞條Columbia UniversityColumbia UniversityColumbia University（哥倫比亞大學，正式名稱 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是位於美國紐約市的私立研究型大學，常春藤盟校成員。學校前身是1754年依英王 George II 特許狀創立的 King's College，是紐約州歷史最悠久、全美第五古老的高等教育機構；1784年改名 Columbia College，1896年遷至曼哈頓晨邊高地並啟用大學名稱。學校設17個學院，另有4所附屬學院，2025年秋季在校學生35,978人。2026年7月1日起，法學學者 Jennifer L. Mnookin 任校長。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留學，獲得國際法博士學位。⁠[1][7]

這門婚事由梁啟超促成：須藤瑞代寫她是按照父親的推薦與周希哲結婚的，並據此推測她本人也許對這種結婚方式也沒有質疑，認為梁啟超與梁思順都對自由戀愛保持著一定距離；李喜所寫梁思順和梁思成梁思成梁思成（1901—1972年）是中國建築學家、建築史學家和建築教育家，梁啟超的長子、林徽因的丈夫。他與林徽因等人對中國古代建築進行了大規模的實地調查和研究，在東北大學和清華大學開創建築教育，1949年後主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和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併為保護北京舊城提出規劃主張。點擊查看完整詞條的婚姻都是父親先牽線搭橋、再讓兒女自由戀愛而成。梁啟超後來在給她的信中說：“我對於你們的婚姻，得意得了不得，我覺得我的方法好極了，由我觀察看定一個人，給你們介紹，最後的決定在你們自己，我想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他很看重周希哲，認為“希哲之才，在外交官方面在實業方面皆可自立”，還在給女兒的信中問：“好孩子，你想希哲如何，老夫眼力不錯罷。”⁠[3][5][7][8]

東京大學博士須藤瑞代認為，梁思順在1915年時明顯主張賢妻良母論。她為一份婦女雜誌寫了《敬述吾家舊德為婦女雜誌祝》，講述祖母和母親的事蹟：祖母個性溫柔，努力照顧祖父，還在家裡開了一所“學校”，以鄉里的未婚女孩為學生，教她們刺繡和讀寫；她斷言“吾父之性行純受先祖母所感化訓練”；母親李蕙仙也是一位賢德的夫人。須藤瑞代據此認為，李蕙仙一邊掌管家庭，一邊負責孩子的教育。⁠[3]

她在另一篇文章《所望於吾國女子者》中提出賢妻良母論的四個要點：女性也需要受教育；根據能相夫就是良妻、能教子就是賢母的“婦人天職”觀念，在學校進行賢妻良母教育；妻子要做丈夫精神上的支柱，“相夫”就是“導男子以正途而勵其氣也”；重視女性作為母親的角色，認為哺育兒童就是培養國民，決定國民素質的高低。須藤瑞代指出，梁啟超的女性論沒有使用過賢妻良母等詞彙，也沒有主張女性應做男性的精神支柱，他雖然提到“上可相夫下可教子”，相夫的內容仍是抽象的，梁思順則把這個概念解釋成精神上的相助；她還認為父女兩人的論述都回避了梁啟超第二夫人王桂荃的存在。⁠[3]

梁啟超原本想把梁廷獻帶到北京，因故未成，後來經她提議，改由梁啟超的族侄梁廷燦代替；梁啟超在1916年2月28日給她的信和同年5月中旬給二弟的信中都提到此事。1916年春，梁啟超秘密離京南下，5月中旬途經香港時讓梁廷燦在香港等候，隨後把他帶往北京，做自己的秘書。⁠[9]

北洋政府時期，周希哲長期擔任駐緬甸、菲律賓、加拿大的領事和總領事；到1921年，他已從緬甸轉調菲律賓，任馬尼拉總領事。民國初年範旭東在天津創辦久大精鹽公司時，梁啟超自己認股三千，還動員二弟梁啟勳和女婿周希哲認股。⁠[7]

1921年6月24日和7月22日，梁啟超在給她的信中談到，與梁廷燦同在梁家任職的梁廷煒因犯錯被遣回鄉，此事令他“怒極且傷心之極，數年久無胃病，近忽復發”。⁠[9]

7月22日的信中，梁啟超認為周希哲有辭職的必要：“吾日來極感希哲有辭職之必要，蓋此種雞肋之官，食之無味，且北京政府傾覆在即，雖不辭亦不能久，況無款可領耶？”他又說：“希哲具有實業上之才能，若更做數年官，恐將經商機會耽閣，深為可惜。”不到三個半月後，他寫信給周希哲，把一項要藉助外交官身份與外國人打交道的實業計劃託付給他。北洋政府垮臺後，周希哲面臨去留問題，梁啟超再次勸他下海經商，並希望藉助自己的人脈關係為女婿鋪一條路。⁠[7]

1922年3月起，母親李蕙仙在馬尼拉養病。6月，弟弟梁思成到馬尼拉，探望母親和隨丈夫常駐當地的梁思順，當時周希哲任馬尼拉總領事。⁠[10]

1922年國內婦女運動聲勢日高，遠在馬尼拉的她也有所耳聞。她以“周梁令嫻”署名，在《時事新報》發行的《現代婦女》第5期（1922年10月16日）發表《婦女運動問題》。夏曉虹指出，她非常推崇歐洲女性主義理論家愛倫凱（Ellen Key）的學說，把“母性”概括為“靈魂的教育者”；梁啟超所說的“家庭教育”，也更多指向她所概括的這種“母性”。⁠[11]

母親李蕙仙1924年去世，日期各方記述不同：林洙、樓慶西、王軍2021年發表的《梁思成年譜》寫她9月13日患癌症病逝；吳荔明寫她1924年7月逝世。⁠[10][12]

母親去世後，梁啟超首先想到孩子們怎麼辦。當時次女梁思莊16歲，周希哲正被政府派往加拿大任總領事，梁啟超便讓梁思順把梁思莊帶到加拿大讀書。梁思莊按父親的意願考入McGill UniversityMcGill UniversityMcGill University（麥吉爾大學）是位於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爾的一所以英語授課的公立大學，依蒙特利爾商人James McGill的遺贈創辦，1821年獲英王George IV頒發皇家特許狀。學校1829年設立的醫學院是加拿大第一個醫學院，2025年秋季有學生40,531人。點擊查看完整詞條攻讀文學，1930年獲得文學學士學位。⁠[12]

王傑稱梁思順既是父親的助手，又是弟妹們的“領班”；她到加拿大後成為弟妹們聯繫的核心，梁啟超的信大多先寄到她那裡，再由其他子女傳閱。⁠[13]

1928年5月13日，梁啟超在給她的信中說：“莊莊今年考試，縱使不及格，也不要緊，千萬別要著急，因為她本勉強進大學。”⁠[13]

1938年，丈夫周希哲去世。⁠[1]

1966年，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遭毆打後去世。⁠[1][5]

她是梁啟超九個子女中的長女。李喜所2007年的文章列出她的弟妹：長子梁思成（1901—1972年）、次子梁思永梁思永梁思永（1904—1954年）是中國考古學家，梁啟超的次子。1930年起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參加和主持黑龍江昂昂溪、山東城子崖和河南安陽殷墟等地的發掘，發現後岡三疊層，提出龍山文化的命名，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1950年起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點擊查看完整詞條（1904—1954年）、三子梁思忠（1907—1932年）、四子梁思達（1912年生）、五子梁思禮（1924年生），次女梁思莊（1908—1986年）、三女梁思懿（1914—1988年）、四女梁思寧（1916年生）。⁠[5]

梁啟超給每個孩子都起了小名，稱她為“大寶貝”，次女梁思莊為“小寶貝”；他也稱她為“我最愛的孩子”。⁠[6][14][8]

幼弟梁思禮比她小31歲，梁啟超開玩笑說梁思禮和梁思順是“親家”，將來他們的孩子要結親。她曾從國外給小弟弟寄去新衣服。她的長子“瞻兒”比小舅舅梁思禮年齡大很多，後來總和小舅舅一起開玩笑。⁠[14]

弟弟梁思成1928年3月31日與林徽因林徽因林徽因（1904—1955年）是中國建築學家、詩人和作家，梁思成的妻子和長期合作者。她與梁思成等人實地調查中國古代建築，參與創辦東北大學和清華大學的建築系，參與設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和人民英雄紀念碑，並是新月派詩人。點擊查看完整詞條在加拿大渥太華結婚，林徽因因此是她的弟媳。⁠[10]

梁思莊在燕京大學圖書館做西文編目工作時，為了不打擾同宿舍的朋友，把女兒吳荔明寄養在城裡的大姨梁思順家，母女每星期見一面。⁠[12]

梁啟超為梁思順丈夫、外交官周希哲的調遷四處奔走。梁思順和周希哲遇到失去工作的麻煩時，梁啟超寫信勸解：“順兒著急和愁悶是不對的，到沒有辦法時一起捲鋪蓋回國，現已打定這個主意，便可心安理得，凡著急愁悶無濟於事者，便值不得急他愁他，我向來對於個人境遇都是如此看法。”又說：“順兒受我教育多年，何故臨事反不得力，可見得是平日學問沒有到家。”⁠[8][5]

梁啟超晚年家中經濟困難，她寫信給父親，表示願意承擔一些家庭費用。梁啟超回信說：“媽媽幾次的病，都是你一個人服侍，最後半年多衣不解帶的送媽媽壽終正寢。”他還在給她的信中懺悔，說總覺得她母親的怪病是夫妻倆“打那一回架打出來的”。⁠[14][8]

梁啟超晚年病中苦痛時，在給她的信中說，平常想念她還過得去，每到病發時便想得特別厲害，覺得要是她在身邊，向她撒撒嬌，苦痛便能減輕許多。他也在信中向她抱怨，自己一人獨住極不方便，大傷風發燒，想洗熱水澡沒有，找如意油、甘露茶也沒有，頗覺狼狽。⁠[4][14][8]

梁啟超常為子女買書。李喜所2007年的文章寫，1912年梁啟超一回到北京，就為遠在加拿大的大女兒梁思順買《東坡集》《韓柳合集》等書；吳荔明的回憶則寫周希哲被派往加拿大任總領事是在1924年李蕙仙去世以後。她曾來信提到緬甸華僑富商林振宗想回國辦礦，梁啟超在回信中向她介紹注意礦事十年的劉厚生，並在給她的信中稱劉厚生為“張季直手下第一健將”，說他“近三四年與我關係極深”。⁠[5][12][7]

梁啟超在給她的信中多次表達對秘書梁廷燦的倚重，如1924年4月2日的信中說“我正在趕功課，離不開我的書房和廷燦”，1928年6月23日的信中說“他是我身邊離不開的人”。⁠[9]

1925年10月3日母親李蕙仙下葬時，她和妹妹梁思莊、弟弟梁思成、梁思永都在國外，墓地的修築全由叔父梁啟勳一力承擔。梁啟超晚年住院後給已到東北任職的梁思成寫信說：“我在病中想她（大女兒思順），格外想得厲害，計算他們到家約在陽曆七月，明年北戴河真是熱鬧了。”孫文曄指出，這是《梁啟超未刊書信手跡》中的最後一封家書，他期盼的家庭團聚最終未能實現。⁠[8]

她著有《藝蘅館詞選》《藝蘅館日記》和《閨秀詞話》。⁠[1]

她擅長詩詞，通曉古文，國學功底深厚；《北京青年報》2016年的文章稱她為詩詞研究專家，李喜所寫她長期隨丈夫從事外交活動，在文學、音樂等方面有很高的造詣。⁠[4][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