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顺

梁思顺1893年出生，字令娴，籍贯广东新会，是梁启超的长女。她的母亲是李蕙仙。⁠[1][2][3]

1908年，她随父亲赴日本留学。她在一篇文章中记述，母亲李蕙仙冷静地处理完家事后，随即与家人离开上海，也流亡到日本，并在日本承担起教育孩子们的责任。关于她何时开始由父亲教授，各方记述不同：程诚2022年的文章写她自幼由父亲授业；须藤瑞代引用她本人的说法，写她17岁时才开始由父亲教育，此前都由母亲授业。⁠[1][3][2]

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学校，便亲自教她读书，甚至批改她的作文到凌晨。李喜所2007年的文章写她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她精通日语，在父亲流亡日本时做他的助手、秘书兼日语翻译。⁠[4][5][6]

“艺蘅馆”是父亲为她起的书斋名。她跟随麦孟华学词期间，从家藏的词集和选本中抄录唐五代至清末（元、明两代除外）的历代词作约两千首，交麦孟华甄别取舍，最终选定676首，编成《艺蘅馆词选》。这部词选初版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2]

全书按词史的发展阶段分为甲（唐五代）、乙（北宋）、丙（南宋）、丁（清代及近人）四卷，戊卷是之后的补遗；元明两代被视为词史发展的衰落期、名家很少，没有选入。书中还录有梁启超和麦孟华的词评，程诚认为从中可以看出受常州派影响较为明显。程诚认为这部词选实为梁、麦师徒合选之作，集中反映了梁氏父女及麦孟华偏向于常州词派的词学观；她在《自序》中的相关论断，表明她有彰显和实践父亲词学观的编选意图。他把这部词选看作近代词学史后期通代词选的代表。⁠[2]

1915年，她与父亲的学生周希哲结婚。周希哲是马来西亚华侨，家境贫寒，曾在商船上做事，后来得到康有为康有为康有为（1858—1927年）是清末民初的学者、政治改革者和书法家，1898年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主要推动者。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海外十余年，创立保皇会，主张君主立宪，晚年倡导定孔教为国教，著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点击查看完整词条的提携和帮助，到美国美国美国是位于北美洲、实行联邦制的国家，由50个州、作为合众国政府所在地的哥伦比亚特区以及波多黎各、关岛等属地组成，首都为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2020年人口普查（2020年4月1日）全国常住人口为331,449,281人（约3.31亿人）；众议院435个议席依据人口普查结果在各州之间分配。点击查看完整词条Columbia UniversityColumbia UniversityColumbia University（哥伦比亚大学，正式名称 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是位于美国纽约市的私立研究型大学，常春藤盟校成员。学校前身是1754年依英王 George II 特许状创立的 King's College，是纽约州历史最悠久、全美第五古老的高等教育机构；1784年改名 Columbia College，1896年迁至曼哈顿晨边高地并启用大学名称。学校设17个学院，另有4所附属学院，2025年秋季在校学生35,978人。2026年7月1日起，法学学者 Jennifer L. Mnookin 任校长。点击查看完整词条留学，获得国际法博士学位。⁠[1][7]

这门婚事由梁启超促成：须藤瑞代写她是按照父亲的推荐与周希哲结婚的，并据此推测她本人也许对这种结婚方式也没有质疑，认为梁启超与梁思顺都对自由恋爱保持着一定距离；李喜所写梁思顺和梁思成梁思成梁思成（1901—1972年）是中国建筑学家、建筑史学家和建筑教育家，梁启超的长子、林徽因的丈夫。他与林徽因等人对中国古代建筑进行了大规模的实地调查和研究，在东北大学和清华大学开创建筑教育，1949年后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并为保护北京旧城提出规划主张。点击查看完整词条的婚姻都是父亲先牵线搭桥、再让儿女自由恋爱而成。梁启超后来在给她的信中说：“我对于你们的婚姻，得意得了不得，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由我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他很看重周希哲，认为“希哲之才，在外交官方面在实业方面皆可自立”，还在给女儿的信中问：“好孩子，你想希哲如何，老夫眼力不错罢。”⁠[3][5][7][8]

东京大学博士须藤瑞代认为，梁思顺在1915年时明显主张贤妻良母论。她为一份妇女杂志写了《敬述吾家旧德为妇女杂志祝》，讲述祖母和母亲的事迹：祖母个性温柔，努力照顾祖父，还在家里开了一所“学校”，以乡里的未婚女孩为学生，教她们刺绣和读写；她断言“吾父之性行纯受先祖母所感化训练”；母亲李蕙仙也是一位贤德的夫人。须藤瑞代据此认为，李蕙仙一边掌管家庭，一边负责孩子的教育。⁠[3]

她在另一篇文章《所望于吾国女子者》中提出贤妻良母论的四个要点：女性也需要受教育；根据能相夫就是良妻、能教子就是贤母的“妇人天职”观念，在学校进行贤妻良母教育；妻子要做丈夫精神上的支柱，“相夫”就是“导男子以正途而励其气也”；重视女性作为母亲的角色，认为哺育儿童就是培养国民，决定国民素质的高低。须藤瑞代指出，梁启超的女性论没有使用过贤妻良母等词汇，也没有主张女性应做男性的精神支柱，他虽然提到“上可相夫下可教子”，相夫的内容仍是抽象的，梁思顺则把这个概念解释成精神上的相助；她还认为父女两人的论述都回避了梁启超第二夫人王桂荃的存在。⁠[3]

梁启超原本想把梁廷献带到北京，因故未成，后来经她提议，改由梁启超的族侄梁廷灿代替；梁启超在1916年2月28日给她的信和同年5月中旬给二弟的信中都提到此事。1916年春，梁启超秘密离京南下，5月中旬途经香港时让梁廷灿在香港等候，随后把他带往北京，做自己的秘书。⁠[9]

北洋政府时期，周希哲长期担任驻缅甸、菲律宾、加拿大的领事和总领事；到1921年，他已从缅甸转调菲律宾，任马尼拉总领事。民国初年范旭东在天津创办久大精盐公司时，梁启超自己认股三千，还动员二弟梁启勋和女婿周希哲认股。⁠[7]

1921年6月24日和7月22日，梁启超在给她的信中谈到，与梁廷灿同在梁家任职的梁廷炜因犯错被遣回乡，此事令他“怒极且伤心之极，数年久无胃病，近忽复发”。⁠[9]

7月22日的信中，梁启超认为周希哲有辞职的必要：“吾日来极感希哲有辞职之必要，盖此种鸡肋之官，食之无味，且北京政府倾覆在即，虽不辞亦不能久，况无款可领耶？”他又说：“希哲具有实业上之才能，若更做数年官，恐将经商机会耽阁，深为可惜。”不到三个半月后，他写信给周希哲，把一项要借助外交官身份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实业计划托付给他。北洋政府垮台后，周希哲面临去留问题，梁启超再次劝他下海经商，并希望借助自己的人脉关系为女婿铺一条路。⁠[7]

1922年3月起，母亲李蕙仙在马尼拉养病。6月，弟弟梁思成到马尼拉，探望母亲和随丈夫常驻当地的梁思顺，当时周希哲任马尼拉总领事。⁠[10]

1922年国内妇女运动声势日高，远在马尼拉的她也有所耳闻。她以“周梁令娴”署名，在《时事新报》发行的《现代妇女》第5期（1922年10月16日）发表《妇女运动问题》。夏晓虹指出，她非常推崇欧洲女性主义理论家爱伦凯（Ellen Key）的学说，把“母性”概括为“灵魂的教育者”；梁启超所说的“家庭教育”，也更多指向她所概括的这种“母性”。⁠[11]

母亲李蕙仙1924年去世，日期各方记述不同：林洙、楼庆西、王军2021年发表的《梁思成年谱》写她9月13日患癌症病逝；吴荔明写她1924年7月逝世。⁠[10][12]

母亲去世后，梁启超首先想到孩子们怎么办。当时次女梁思庄16岁，周希哲正被政府派往加拿大任总领事，梁启超便让梁思顺把梁思庄带到加拿大读书。梁思庄按父亲的意愿考入McGill UniversityMcGill UniversityMcGill University（麦吉尔大学）是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的一所以英语授课的公立大学，依蒙特利尔商人James McGill的遗赠创办，1821年获英王George IV颁发皇家特许状。学校1829年设立的医学院是加拿大第一个医学院，2025年秋季有学生40,531人。点击查看完整词条攻读文学，1930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2]

王杰称梁思顺既是父亲的助手，又是弟妹们的“领班”；她到加拿大后成为弟妹们联系的核心，梁启超的信大多先寄到她那里，再由其他子女传阅。⁠[13]

1928年5月13日，梁启超在给她的信中说：“庄庄今年考试，纵使不及格，也不要紧，千万别要着急，因为她本勉强进大学。”⁠[13]

1938年，丈夫周希哲去世。⁠[1]

1966年，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殴打后去世。⁠[1][5]

她是梁启超九个子女中的长女。李喜所2007年的文章列出她的弟妹：长子梁思成（1901—1972年）、次子梁思永梁思永梁思永（1904—1954年）是中国考古学家，梁启超的次子。1930年起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参加和主持黑龙江昂昂溪、山东城子崖和河南安阳殷墟等地的发掘，发现后冈三叠层，提出龙山文化的命名，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50年起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点击查看完整词条（1904—1954年）、三子梁思忠（1907—1932年）、四子梁思达（1912年生）、五子梁思礼（1924年生），次女梁思庄（1908—1986年）、三女梁思懿（1914—1988年）、四女梁思宁（1916年生）。⁠[5]

梁启超给每个孩子都起了小名，称她为“大宝贝”，次女梁思庄为“小宝贝”；他也称她为“我最爱的孩子”。⁠[6][14][8]

幼弟梁思礼比她小31岁，梁启超开玩笑说梁思礼和梁思顺是“亲家”，将来他们的孩子要结亲。她曾从国外给小弟弟寄去新衣服。她的长子“瞻儿”比小舅舅梁思礼年龄大很多，后来总和小舅舅一起开玩笑。⁠[14]

弟弟梁思成1928年3月31日与林徽因林徽因林徽因（1904—1955年）是中国建筑学家、诗人和作家，梁思成的妻子和长期合作者。她与梁思成等人实地调查中国古代建筑，参与创办东北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建筑系，参与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并是新月派诗人。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在加拿大渥太华结婚，林徽因因此是她的弟媳。⁠[10]

梁思庄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做西文编目工作时，为了不打扰同宿舍的朋友，把女儿吴荔明寄养在城里的大姨梁思顺家，母女每星期见一面。⁠[12]

梁启超为梁思顺丈夫、外交官周希哲的调迁四处奔走。梁思顺和周希哲遇到失去工作的麻烦时，梁启超写信劝解：“顺儿着急和愁闷是不对的，到没有办法时一起卷铺盖回国，现已打定这个主意，便可心安理得，凡着急愁闷无济于事者，便值不得急他愁他，我向来对于个人境遇都是如此看法。”又说：“顺儿受我教育多年，何故临事反不得力，可见得是平日学问没有到家。”⁠[8][5]

梁启超晚年家中经济困难，她写信给父亲，表示愿意承担一些家庭费用。梁启超回信说：“妈妈几次的病，都是你一个人服侍，最后半年多衣不解带的送妈妈寿终正寝。”他还在给她的信中忏悔，说总觉得她母亲的怪病是夫妻俩“打那一回架打出来的”。⁠[14][8]

梁启超晚年病中苦痛时，在给她的信中说，平常想念她还过得去，每到病发时便想得特别厉害，觉得要是她在身边，向她撒撒娇，苦痛便能减轻许多。他也在信中向她抱怨，自己一人独住极不方便，大伤风发烧，想洗热水澡没有，找如意油、甘露茶也没有，颇觉狼狈。⁠[4][14][8]

梁启超常为子女买书。李喜所2007年的文章写，1912年梁启超一回到北京，就为远在加拿大的大女儿梁思顺买《东坡集》《韩柳合集》等书；吴荔明的回忆则写周希哲被派往加拿大任总领事是在1924年李蕙仙去世以后。她曾来信提到缅甸华侨富商林振宗想回国办矿，梁启超在回信中向她介绍注意矿事十年的刘厚生，并在给她的信中称刘厚生为“张季直手下第一健将”，说他“近三四年与我关系极深”。⁠[5][12][7]

梁启超在给她的信中多次表达对秘书梁廷灿的倚重，如1924年4月2日的信中说“我正在赶功课，离不开我的书房和廷灿”，1928年6月23日的信中说“他是我身边离不开的人”。⁠[9]

1925年10月3日母亲李蕙仙下葬时，她和妹妹梁思庄、弟弟梁思成、梁思永都在国外，墓地的修筑全由叔父梁启勋一力承担。梁启超晚年住院后给已到东北任职的梁思成写信说：“我在病中想她（大女儿思顺），格外想得厉害，计算他们到家约在阳历七月，明年北戴河真是热闹了。”孙文晔指出，这是《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中的最后一封家书，他期盼的家庭团聚最终未能实现。⁠[8]

她著有《艺蘅馆词选》《艺蘅馆日记》和《闺秀词话》。⁠[1]

她擅长诗词，通晓古文，国学功底深厚；《北京青年报》2016年的文章称她为诗词研究专家，李喜所写她长期随丈夫从事外交活动，在文学、音乐等方面有很高的造诣。⁠[4][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