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蕙仙

李蕙仙生于直隶固安（今河北廊坊市固安县），比梁启超年长四岁，自小在顺天府尹府邸长大。她的父亲李朝仪于同治八年（1869年）十月经直隶总督曾国藩曾国藩曾国藩（1811—1872年）是清朝后期的官员、军事统帅和理学学者，湘军的创建者和统帅。他率湘军与太平天国作战十余年，此后主持两江、直隶的地方政务，并参与开创引进西方机器与技术的洋务事业。点击查看完整词条举荐，出任永定河道并署理直隶按察使，道署设在固安县。⁠[1]

李朝仪有妻陈氏、高氏，生有七个儿子李端榘、李端树、李端概、李端荣、李端燊、李端棨、李端楘，另有三个女儿，最小的女儿就是李蕙仙，谱名李端蕙。⁠[1]

李朝仪为官三十七年，历经四朝，在直隶、山东多地任职。他初仕分发直隶，英法舰船进犯大沽口时随同僧格林沁统筹防务，之后历任顺德、广平、大名知府；光绪五年（1879年）初调任山东盐运使，转任山东按察使，同年十一月授顺天府尹，光绪七年（1881年）卒于任上。⁠[1]

李朝仪是李端棻的叔父，李端棻幼年丧父，初学有成后随叔父李朝仪继续学习；李蕙仙因此是李端棻的堂妹。张弛写道，与出身普通士绅家庭的梁启超相比，李蕙仙来自官僚世家，是名副其实的大家闺秀，饱读诗书，通晓事理。⁠[2][3]

她的家族通常记为贵州人，1898年上海《女学报》的主笔名单把她列为贵筑李蕙仙。甘建华2026年的文章对照两套谱牒，写道贵阳李氏本出衡南桃桥，是两百年前向外迁徙分出的支系，始迁祖李眉海落脚清泉县洪山庙（今洪山镇）；他据此把梁启超称为衡阳女婿。⁠[4][1]

1889年（光绪十五年）李端棻主持广东乡试，赏识考中举人第八名的梁启超，把堂妹李蕙仙许配给他。甘建华写道，李端棻有意为堂妹寻访佳偶，见过梁启超后立刻托副主考王可庄代为说媒；王可庄阅卷时同样看好梁启超，私下打算把自家女儿许配给他，因李端棻抢先托他沟通而作罢。⁠[3][2][1]

1891年（光绪十七年）农历十月，梁启超赴北京与李蕙仙完婚，他的老师康有为康有为康有为（1858—1927年）是清末民初的学者、政治改革者和书法家，1898年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主要推动者。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海外十余年，创立保皇会，主张君主立宪，晚年倡导定孔教为国教，著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点击查看完整词条赠诗送行。梁启超后来说：“我因蕙仙得谙习官话，遂以驰骋于全国。”⁠[1]

婚后她在梁家相夫教子、敬老扶幼，与梁启超相敬如宾。⁠[5]

1893年，她与梁启超的长女梁思顺梁思顺梁思顺（1893—1966年），字令娴，是梁启超的长女，词选《艺蘅馆词选》的编者。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出生。⁠[6][1]

甘建华写道，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上海中国女学堂筹备开办，李蕙仙参与全部筹备事务，学堂正式运营后出任提调（他解释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副校长或教务长、总务长），是国内最早主持民办女子学校的主事人。⁠[1]

孙长亮2018年的论文写道：中国女学堂1898年开办，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教育机构，总经理是经元善，掌管堂内日常事务的提调是沈和卿，学堂章程在开学前夕以提调沈和卿与赖妈懿的名义公布；论文没有提到李蕙仙。⁠[7]

1898年7月24日，与女学堂相关联的《女学报》在上海创刊，为半月刊，编辑部全由女性组成。第2期的本报主笔名单列有贵筑李端惠女史；第3期的名单与第2期有几处不同，其中列有贵筑李蕙仙，也列有南海康同薇。⁠[4]

甘建华写道，这是国内第一份完全由女性执笔编办的报纸，衡山人陈范之女陈撷芬担任主编，李蕙仙位列核心撰稿队伍，同期供稿的还有康有为之女康同薇。⁠[1]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被清廷通缉、流亡海外，李蕙仙毅然相随。关于她如何离开，各方记述不同：甘建华写她留在广东处置家事，面对官府上门盘查没有慌乱，依托李氏宗族在南北官场的残余人脉周旋自保，安顿家中老小后辗转前往澳门，再乘船赴日本与丈夫会合；须藤瑞代依据长女梁思顺的记述，写她很冷静地处理完家事后，随即与家人离开上海，也流亡到日本。⁠[3][1][8]

流亡期间，梁启超把自己穿和服的照片寄给她，信中说：“衣冠虽异，肝胆不移。见到了我的照片就像见到我本人一样。”她回信鼓励他：“上自高堂，下至儿女，我一身任之。君为国死，毋反顾也。”⁠[5]

在日本，她担当起教育孩子们的责任；梁思顺说，自己17岁时才开始由父亲教育，此前都由母亲授业。⁠[8]

1899年梁启超赴美途中在檀香山受到热烈欢迎，在一位何姓华侨举行的宴会上结识了华侨的女儿何慧珍，何慧珍向他表达了爱慕之情，几位要好的朋友也希望两人结合。梁启超写信给远在日本的李蕙仙，详细讲述自己对何慧珍的感情；陈观胜1988年的论文写道，他在两封长信中坦率地向妻子讲述了这份感情。北京青年报的文章写，李蕙仙表示理解，不但同意梁启超的选择，还准备亲自操办；梁启超最终以理智战胜情感，斩断了这段情缘。⁠[5][9]

1901年4月20日，长子梁思成梁思成梁思成（1901—1972年）是中国建筑学家、建筑史学家和建筑教育家，梁启超的长子、林徽因的丈夫。他与林徽因等人对中国古代建筑进行了大规模的实地调查和研究，在东北大学和清华大学开创建筑教育，1949年后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并为保护北京旧城提出规划主张。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在日本东京出生。梁启超苦盼六年才有了儿子，望着孩子单薄的身体，他和李蕙仙都有些担心。⁠[10][5]

1903年，梁启超在李蕙仙的准许下，纳李蕙仙的侍婢王桂荃为妾，王桂荃后来为梁启超生下六个子女。北京青年报2001年的文章写，这是为了香火旺盛；在李蕙仙生前，梁启超很少公开提到王桂荃，文章认为可能是因为他违背了自己定下的一夫一妻制。⁠[5]

1908年9月4日，李蕙仙在日本神户生下次女梁思庄，她的降生给全家带来了极大的欢乐。⁠[11]

1911年6月，康有为应梁启超的邀请，携夫人何旃理从新加坡经香港移居日本，与梁启超一家合住在须磨的双涛园。当时李蕙仙42岁，何旃理才21岁，但按师徒关系，李蕙仙却要认何旃理为师母。新京报2011年的文章写道，李蕙仙出身名门，又是李端棻的堂妹，自视甚高，何旃理则年轻气盛，两人经常闹矛盾，弄得两家都不愉快，康有为不得不另觅去处，搬出了双涛园。⁠[12]

1912年，她与梁启超回国，儿子梁思成随父母一同回国。⁠[10]

1922年3月起，李蕙仙在菲律宾马尼拉养病，当时长女梁思顺随丈夫常驻马尼拉，女婿周希哲任马尼拉总领事；6月，梁思成到马尼拉探望母亲和大姐。⁠[10]

李蕙仙患乳腺癌，1924年去世，各方记述的日期不同：甘建华写她1924年9月13日因乳腺癌复发在北京病逝，终年55岁；林洙、楼庆西、王军2021年发表的《梁思成年谱》也写她9月13日患癌症病逝；孙文晔写她1924年秋辞世；外孙女吴荔明写她1924年7月逝世。⁠[1][10][13][11]

长女梁思顺照顾了母亲的历次病痛。梁启超后来在给她的信中说：“妈妈几次的病，都是你一个人服侍，最后半年多衣不解带的送妈妈寿终正寝。”他还在给梁思顺的信中写道：“顺儿呵，我总觉得你妈妈这个怪病，是我们打那一回架打出来的。”⁠[14][13]

孙文晔写道，李蕙仙是梁启超科举考试时考官的妹妹，以千金之躯跟着他吃了不少苦；她去世后，梁启超时常黯然枯坐，自称：“平日意态活泼、兴会淋漓的我，这会也嗒然气尽了。”孙文晔还写道，从1924年冬妻子被医生判了死刑开始，梁启超莫名其妙地患了一种尿中带血的病，时轻时重。⁠[13]

梁启超为她写下一篇祭文，甘建华称之为《祭梁夫人文》，其中写道：“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1]

妻子病重后，梁启超托周家在香山附近觅得一片墓园，墓园坐落在北京香山卧佛寺的东面，即今北京植物园内的裸子植物区；甘建华写道，他亲自选定这处墓地，嘱咐子女将来把他葬在李蕙仙墓旁。1925年10月3日李蕙仙下葬，当时两个儿子梁思成、梁思永梁思永梁思永（1904—1954年）是中国考古学家，梁启超的次子。1930年起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参加和主持黑龙江昂昂溪、山东城子崖和河南安阳殷墟等地的发掘，发现后冈三叠层，提出龙山文化的命名，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50年起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点击查看完整词条和两个女儿梁思顺、梁思庄都在国外，墓地的修筑全由梁启超的弟弟梁启勋一力承担。孙文晔写道，梁启勋跑前跑后，一砖一石都亲自过目，在山上住了将近两个月。⁠[13][1]

墓地原先的方案是同一坟园分造两冢，梁启超不愿意，最后改成夫妻同穴的双冢；这场葬礼共花去三千余金；之后梁启超又买了两块汉白玉石碑，运费比石碑还要贵，他写道：“存钱用光，你二叔还垫出八百余元”。梁启超写《告墓文》，做了一天，慢慢吟哦改削，又经两天才完成；他在《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中写道：“天地有穷，此恨不可极，每一沉思，槌胸泪下如雨！”⁠[13]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终年56岁，与李蕙仙合葬于此。墓前立着凸字形墓碑，正面镌刻“先考任公府君暨先妣李太夫人墓”，没有刻任何生平，连生卒年月都没有；墓园今位于北京国家植物园北园内。吴荔明记述，倒卧在地上的两块碑直到五十多年后才由北京植物园出资竖立起来。⁠[1][13]

文化大革命后，梁家的子女们在香山梁启超、李蕙仙的合葬墓旁种下一棵母亲树，立碑纪念王桂荃。⁠[5]

李蕙仙与梁启超生有三个子女：长女梁思顺、长子梁思成、次女梁思庄；梁启超其余六个子女梁思永、梁思忠、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梁思礼由侧室王桂荃所生。⁠[1]

梁启超要求孩子们称王桂荃为“王姑娘”或“王姨”，但孩子们对王桂荃感情很深，他们管李蕙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5]

梁启超深情地称她为“闺中良友”，北京青年报2001年的文章称她是深明大义的贤内助。张弛写道，她跟随梁启超辗转南北、历经风雨，在他被清廷通缉、流亡海外时也毅然相随，成为这位风云人物背后的默默支持者，两人也算是一对佳偶。⁠[5][3]

长女梁思顺在文章中写到母亲，说她也是一位贤德的夫人；须藤瑞代据此认为，李蕙仙一边掌管家庭，一边负责孩子的教育。⁠[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