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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

段祺瑞(1865—1936年),清朝安徽合肥(今安徽省合肥市)人,人称“段合肥”,清末北洋将领,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皖系领袖。他早年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并赴德国学习军事,1912年领衔北洋将领通电促使清帝退位,历任陆军总长和国务总理,1917年讨平张勋复辟并对德宣战,梁启超梁启超梁启超(1873—1929年)是清末民初的思想家、政治人物、报人和学者,康有为的弟子,1898年戊戌变法的参与者;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14年,主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1912年回国后参与创建进步党,先后出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和财政总长,并在1915—1916年反对袁世凯称帝。1917年底退出政界后,他专事著述和讲学,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和北京图书馆馆长,著作汇为《饮冰室合集》。点击查看完整词条曾任其内阁财政总长;1924年至1926年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任内发生三一八惨案,下野后寓居天津、上海,1936年在上海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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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条资料

出生于安徽合肥

段祺瑞1865年3月6日生于清朝安徽合肥(今安徽省合肥市),人称“段合肥”。他后来成为北洋政府派系中的皖系领袖;因为他的家族出自安徽,他领导的派系被称为“皖系”。⁠[1][2][3]

早年: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赴德国学习军事

段祺瑞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之后赴德国学习军事,在军火商克虏伯所建的工厂深造了一年。⁠[4][1]

清末:随袁世凯在小站练兵

领衔北洋将领通电,迫使清帝退位

1912年初,段祺瑞奉袁世凯之意,领衔北洋将领四十六人通电,迫使清帝退位,这是他所谓“三次再造共和”中的第一次。民国成立后,他出任袁世凯政府的陆军总长。薛观澜回忆,段祺瑞长期担任陆军总长,但军权实际掌握在袁世凯手中,他因此郁郁不得志;他的副手徐树铮野心勃勃,最受袁世凯忌恨。⁠[2][1][5]

代理国务总理

段祺瑞在1913年代理国务总理,起讫日期有两种记载:一说自5月1日至7月31日;另一说他5月1日受命、2日就职,代理赵秉钧至7月16日,7月19日再次受命代理,直到7月31日获任命的熊希龄于8月26日就职。⁠[2][6]

袁世凯取消帝制,出任国务卿与国务总理

1916年3月,袁世凯在全国的声讨中被迫取消帝制,邀请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4月22日至6月28日,他任政事堂国务卿;一说他4月22日受命、23日就职,任至6月30日。袁世凯去世前不久他出任总理,并在新政府中留任:6月29日起,他在大总统黎元洪黎元洪黎元洪(1864—1928年)是清末的海军轮机官和湖北新军将领,1911年武昌起义后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民国初年任副总统,1916年至1917年和1922年至1923年两度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晚年寓居天津,投资实业,1928年在天津去世,1935年安葬于武昌。点击查看完整词条之下任国务院总理(一说6月29日受命、30日就职)。他恢复了1912年的临时约法,这部约法在1913年被袁世凯废弃。⁠[2][6][1]

对德参战之争与被黎元洪免职

马厂誓师,讨平张勋复辟

张勋在北京拥立溥仪复辟后,段祺瑞在天津马厂誓师讨伐,迅速击败张勋,迫使溥仪再次“退位”,这是他所谓“三次再造共和”的最后一次。梁启超支持段祺瑞在马厂誓师;有研究者认为,梁启超与研究系同仁汤化龙以及徐树铮迅速拥戴段祺瑞复出,再造共和。薛观澜回忆,段祺瑞只依靠李长泰一个师的兵力起兵讨逆,张勋的辫子军便溃散。⁠[2][7][8][5]

7月14日,段祺瑞与梁启超一起从天津回到北京,就任国务总理,重组内阁,任命汪大燮为外交总长。这一任期的起讫有两种记载:一说7月17日至12月22日;另一说他7月2日受命、5日就职,11月22日卸任。⁠[7][9][2][6]

梁启超任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

段祺瑞的新内阁组成后,梁启超被任命为财政总长,7月19日就职。梁启超自述:“洪宪以后,我本不想再入政界,不过当时一来因段芝泉(祺瑞)组阁,不得不与之合作;二来见机会太好了,本人确有野心来整理财政,所以去干财政总长。”有研究者认为,段祺瑞政府奉行“武力统一”,对西南用兵,军费庞大,耗尽了北京政府的财力,这是梁启超在财政上无法施展的重要原因。11月18日,梁启超呈请辞去财政总长,30日获准。⁠[7]

对德宣战

段祺瑞对德国宣战后,得到日本的财政和军事援助,日本方面帮助他和他的军阀盟友组建了安福系。外国势力的影响激起公众不满,1919年5月4日抗议和示威浪潮席卷全国之后,这种不满更加强烈。⁠[1]

内阁提出总辞职后收回辞呈

11月16日,国务总理段祺瑞与全体内阁成员提出辞职;17日,内阁与总统长时间会商后收回了辞呈。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 Reinsch)在11月20日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说,预计段祺瑞很快会再次提出辞职,并转述一位资深外国同僚的看法:段祺瑞的权威已大为动摇,他下台只是短时间内的事。⁠[10]

第三次出任国务总理

1918年3月23日至10月10日,段祺瑞第三次出任国务院总理;一说他3月23日受命、24日就职,10月10日卸任。⁠[2][6]

直皖战争失败

段祺瑞声望下降后,其他军阀结成联盟反对他。1919年北京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引发学生游行,次年直系军阀曹锟乘机兴兵,直皖战争爆发;1920年7月,几天之内皖军彻底失败,段祺瑞自杀未遂,退出政治舞台。薛观澜回忆,皖系崩溃的原因是失去民心,统兵的主帅又不得其人。⁠[1][4][5]

与孙中山、张作霖结成三角同盟

薛观澜回忆,段祺瑞下野后雄心仍在;1921年,旧国会议员在广州召集非常国会,推举孙中山为大总统,孙中山与张作霖、段祺瑞结成三角同盟。⁠[5]

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

1924年秋,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与张作霖共同占领北京,召段祺瑞出来主持政府。在冯玉祥、张作霖等实力派拥戴下,他于1924年11月24日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薛观澜回忆,当时直系骄纵,直奉战争爆发后冯玉祥倒戈,曹锟被囚,吴佩孚出逃,各方拥戴段祺瑞出任执政;段祺瑞的侄子段宏纲实际掌握执政府大权。⁠[1][4][11][2][5]

郭松龄反奉与改设责任内阁

1925年12月26日,段祺瑞颁布三道命令:承认自己未能实现政治改革与和平统一的计划,在临时政府体制中增设责任内阁,并表示不反对内阁的措施;取消临时执政的最高统制权,改由执政、国务总理和内阁成员共同行使;任命许世英为国务总理。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John Van A. MacMurray)在12月28日的电报中报告,这一任命据悉得到冯玉祥和国民党以及段祺瑞及其政治伙伴的认可。此后,段祺瑞的心腹大将徐树铮在廊坊被冯玉祥所杀;薛观澜回忆,段祺瑞对此隐忍,仍然恋栈不去。⁠[14][4][5]

三一八惨案

天津大沽口事件后,日本联合英、美等八国于1926年3月16日向段祺瑞执政府提出撤除津沽防务的最后通牒,激起民众极大愤慨。3月18日,中共北方区委组织北京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60多个团体和80多所学校共约5000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会后结队前往段祺瑞执政府请愿。队伍来到国务院门前时,遭到埋伏的军警排枪射击和大刀砍杀,当场死亡47人,伤200多人;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陈乔年都被打伤。⁠[15]

惨案发生后第二天,上任不久的国务总理贾德耀宣布内阁全体引咎辞职。第三天,段祺瑞发布执政令抚恤死难者家属:“……伏念青年学子热心爱国,血气方刚,陡起填膺之愤,意气所激,遂尔直前。揆其情迹,实有可原,特颁明令,优加慰恤。”关于惨案的经过和段祺瑞的反应,一种记述是,遇难的47人中包括两名警察和一名士兵,游行队伍到达执政府门前时段祺瑞不在府中,而在东厂胡同的家中,是执政府卫队营长下令开枪;另一种记述是,段祺瑞事后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此后终身食素以示忏悔,国会则通过了“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有评论认为,无论是谁下令开枪,政府都难辞其咎,负责北京城防的鹿钟麟罪责难逃,作为执政的段祺瑞必须承担全部责任。⁠[16][17]

3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北京各校纷纷罢课,为死难者举行追悼会;3月23日,北京总工会、全国学生总会等团体和各校学生1万多人在北大三院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鲁迅把这一天称作“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15]

通电下野

4月10日,负责北京城防的鹿钟麟发动兵变,包围段祺瑞的住宅;一种记述是,鹿钟麟还发布公告,把屠杀的责任全部推给段祺瑞。薛观澜回忆,冯玉祥的军队围困执政府,段祺瑞仅以身免,这是他一生威望的最低点。1926年4月,张作霖击败冯玉祥,段祺瑞已不再被需要。面对三一八惨案激起的民愤以及国民军与直系的逼迫,段祺瑞通电下野,日期一说为4月20日,另一说为4月22日。⁠[17][5][1][2][11]

寓居天津

下野后,段祺瑞退居天津日租界,自号“正道居士”,潜心佛学。1927年,经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牵线,他在天津与溥仪会晤;1928年,他身边的幕僚王揖唐、段宏业等人与土肥原贤二勾结,希望促成他与日本合作。1928年6月北伐军进入京津后,7月5日,身在北京的蒋介石因安福系打着段祺瑞的旗号在天津、大连活动,致信段祺瑞;蒋介石还托段宏纲转告:“我亦保定陆军学堂学生,段先生是我的老师。”⁠[2][11]

薛观澜回忆,段祺瑞下野后隐居天津租界,以下围棋自娱,他自己是段家的座上客。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土肥原贤二又找到段祺瑞,希望他出面联合吴佩孚、阎锡山、韩复榘等人;1931年11月初韩复榘与段祺瑞、阎锡山、吴佩孚的代表在济南开会之后,土肥原贤二频繁与段祺瑞接触,答应由日本大仓洋行垫款五百万元作为他的活动经费。九一八事变后,他拒绝与日本人往来,后来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政府委员”,也没有前往就职;日本方面的情报档案记载,他在九一八事变后多次参加张学良在顺承王府等处召开的会议。1932年初,南京方面把他列入即将召开的国难会议名单,汪精卫提议推举他为华北政务委员会主席;到1932年底,土肥原贤二几次到天津秘密会晤他,请他出面组织华北政府。⁠[5][11][2][4]

南下上海

1933年1月2日,日本浪人再次找到段祺瑞寻求合作。1月12日他表示:“日本少壮军人血脉偾张,狃于功利,我固横遭蹂躏,彼亦决非福利。”1月19日,钱新之带着蒋介石亲笔签名的信来到天津拜见段祺瑞,交通银行自愿承担他南下的费用。1月20日,段祺瑞偕钱新之和旧部吴光新、魏宗瀚以及侄子段宏纲等,乘坐津浦特快加挂的车厢南下。22日上午抵达浦口时,朱培德、杨杰、黄慕松、贺耀祖、张群、许世英、陈仪等到站迎接,蒋介石以学生身份亲自到下关码头迎接,并在日记中称赞他:“此老骨格与精神,求之当世不可多得也。”⁠[11]

1月24日晨,段祺瑞与吴光新、段宏纲、许世英等到达上海,吴铁城、李思浩、何其巩、孙科及各团体100余人迎接。他说此行是为了看望在上海读书的二女儿:“二小女在沪读书,余思之切,故前往一看。”24日他又说:“日本国土,较我小十六倍,原不足惧。”28日他表示:“中日之间无妥协余地。”这次出走上海使日方拉他出面的企图落空;他还与追随他数十年的亲日派王揖唐等断绝了关系。有研究者认为,段祺瑞南下是他与蒋介石相互利用的产物,结果是段祺瑞彻底脱离了政治,南京方面实际收获极少。⁠[11][4]

在上海的最后几年

除了1934年夏天应蒋介石之邀到庐山避暑三个月外,段祺瑞再也没有离开上海。他在上海的住处有两种说法:一说他先住世界学社,后搬到霞飞路陈调元公馆;另一说他住在杰斯菲尔路。薛观澜回忆,蒋介石以弟子之礼迎段祺瑞到上海,搀扶他行走,执礼甚恭,馈赠丰厚。⁠[11][16][5]

段祺瑞不置私产,收入有限,南京政府财政困难,也照顾不到他;到南方后他的生活一度十分困窘,但他甘之如饴,每天以礼佛、下棋为乐,在生命的最后时段远离了政治和权力。⁠[4]

在上海病逝

段祺瑞在上海病逝,终年71岁;他的遗言中仍有“勿忘巩固国防”之语。按一种记述,12月9日他的灵柩运抵北平,暂厝香山卧佛寺;1937年七七事变后,段家后人匆匆把他草葬于北平西郊;1963年,他的侄子和章士钊把他迁葬到北京万安公墓,墓碑上刻着章士钊题写的“合肥段公芝泉之墓”。⁠[1][16][4]

合肥计划复建段氏家族建筑

家庭

段祺瑞的长子段宏业是原配夫人所生。继室张氏夫人与袁世凯家有亲戚关系:她的父亲追随袁甲三与捻军作战阵亡,只留下她一个孤女,袁世凯收她为义女,视同己出;她在河南洹上的袁家长大后出嫁,袁家称她“大小姐”。薛观澜回忆,正因如此,袁世凯实际上以对待女婿的礼数对待段祺瑞;张氏夫人生了三个女儿,长女嫁给袁世凯五弟袁世廉的孙子袁家朗,次女嫁给张道宏,三女嫁给奚伦。段祺瑞晚年还有一名年轻的侍妾。段宏纲是他的胞侄,最受他宠爱。⁠[5][11]

围棋、佛学与为人

段祺瑞爱下围棋,长子段宏业在棋盘上对父亲从不留情。他晚年每天与王照、张国英、吴中英等棋手对弈;他也崇信佛教,晚年皈依佛门、持斋素食。1917年,日本思想家德富苏峰访问北京时曾专程拜访段祺瑞,并获赠一张小照片。他晚年还经营一处养鸡场,只养母鸡、不养公鸡。⁠[4][19]

薛观澜回忆,段祺瑞好胜,下棋输了便怅然若失,不肯罢休;他不爱财货,把勋章看得如同粪土,智利政府曾授给他镶有钻石的大勋位,他也不以为意。薛观澜总结说,段祺瑞一生最景仰的是袁世凯,最信任的是徐树铮,最痛恨的是吴佩孚,最畏惧的是张氏夫人,最得意的是马厂起义,最落魄的是逃出执政府之时。⁠[5]

评价

薛观澜认为,对德参战一事段祺瑞有功于国家,但他在1917年改选国会,造成南北对峙、法统之争,难辞其咎。⁠[5]

来源19 个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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