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论

1512年美第奇家族复辟、Machiavelli 被免职并于1513年初入狱获释后，他退居乡间写作。1513年12月10日，他在致 Francesco Vettori 的信中说，自己已写成一部论君主国的小书（opusculo de principatibus），讨论君主国是什么、有哪些种类、如何取得、如何保有以及为何失去，并仍在充实润色。Cary Nederman 认为此书写于1513年底（也可能延续到1514年初），作者仓促成书，目的之一是重新获得在佛罗伦萨政界的地位；Giorgio Inglese 指出，多数学者认为全书在1514年春完成。⁠[1][2][2][3][2][1][2]

此书最初打算献给 Giuliano de’ Medici；Giuliano 去世后，献辞改为致 Lorenzo di Piero de’ Medici。Cary Nederman 认为，Lorenzo 在1516年收到此书时几乎肯定没有读过。献辞中，作者自称把通过长期经历当代事务和不断研习古代而获得的关于伟人行事的知识浓缩成一本小书，并在结尾写道自己正无端遭受命运持续的恶意。⁠[1][3][3][3][3]

付印之前，此书以手抄本在有限读者中流传，许多抄本出自作者的同事 Biagio Buonaccorsi 之手。1517年7月29日 Niccolò Guicciardini 致父亲的信引用了“Machiavelli 在其论君主国一书中”所举的 Oliverotto da Fermo 一例，这是此书流传的第一份明确记录。1523年3月，哲学家 Agostino Nifo 在那不勒斯出版拉丁文小册子《论统治之术》，其中大部分改写自《君主论》，并删去或淡化了较具争议的内容。⁠[2][4][2][2][2][4]

此书在作者生前没有出版。1532年，此书首次在罗马和佛罗伦萨两地印行，通行的书名 Il principe 来自罗马印刷商 Antonio Blado 的版本。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最早的版本是1540年威尼斯 Aldine 出版社的版本。⁠[3][1][4][2][4]

1553年此书的法译本出版，书中思想随即在法国受到批评。⁠[4]

此书很快被视为不道德政治掮客的手册，与当时“良好的统治在目的和手段上都应合乎基督教”的主流观点相冲突，抨击 Machiavelli 及其思想的著作日益增多。1559年，《君主论》被列入天主教会的禁书目录（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此后在意大利本土很难印行 Machiavelli 的作品，面向意大利市场的版本多在瑞士新教各州出版。⁠[4][4][4][4][4]

意大利激进新教流亡者 Silvestro Tegli 为北欧读者译出的拉丁文本于1560年在巴塞尔由 Pietro Perna 出版，此后多次重印，是此书在欧洲广泛传播的主要途径。⁠[4][4]

法国宗教战争期间，胡格诺派把马基雅维利主义与太后 Catherine de Medici 被指称的暴政和腐败联系起来。1576年，胡格诺派律师、神学家 Innocent Gentillet 写成《论良好治理之道》，此书以《反马基雅维利》之名流传，被广泛翻译和重印。意大利的 Giovanni Botero 于1589年出版《论国家理性》，西班牙耶稣会士 Pedro de Ribadeneyra 也写了驳论，都试图在现实主义的权力论述中重新纳入基督教伦理。⁠[4][4][4][4]

1584年出现一个伪称在巴勒莫由 Antoniello degli Antonielli 的继承人印行的版本，实际印刷者是伦敦的 John Wolfe。意大利学者 Bertelli 曾推测，Wolfe 印行此版是为了供应《君主论》已遭禁的意大利读者。⁠[4][4]

第一部英译本由此前译过《论李维》的 Edward Dacres 完成，于1640年出版，时值 Charles I 的“个人统治”开始瓦解；17世纪60年代多次重印，后被 Henry Nevile 的新译本取代。⁠[4][4]

普鲁士国王 Frederick 二世写成逐章驳斥《君主论》的《反马基雅维利》，提出以理性原则为基础的仁慈治国理想；他写作此书，是因为不同意 Voltaire 在1738年寄给他的书稿中把 Machiavelli 描绘为时代伟人。该书1740年由 Voltaire 在海牙主持出版并经其编辑扩充；Frederick 在出版过程中成为国王，书中对时政的评论在外交上变得敏感，阻止未经授权版本出版的努力也没有成功。⁠[5][5][6][6][5][5]

20世纪对此书最激烈的批评来自政治哲学家 Leo Strauss，他在1958年的著作中称 Machiavelli 为“邪恶的导师”，理由是作者劝导统治者放弃正义、仁慈、节制、智慧和爱民等共同价值，转而使用残酷、暴力、恐惧和欺骗。⁠[1][1]

2013年是此书成书五百周年，剑桥大学图书馆意大利馆藏为此推出专题，展示馆藏的早期版本、译本和研究文献。⁠[4]

全书由献辞和26章组成。第1至11章讨论君主国的种类——世袭的、新建的和新旧混合的——以及取得君主国的方式：依靠自身能力与武力、依靠他人武力与好运、依靠罪行或依靠公民的支持；其中第7章以 Cesare Borgia 为中心，他凭借父亲教宗 Alexander VI 取得君主国，又在父亲死后失去。第12至14章讨论雇佣军、援军、本国军队与混合军队。⁠[3][3][2][2][2][2]

第15章起讨论君主因何受赞扬或指责。作者在第15章说，他要追究事情的实际真相而非对它的想象，因为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与应当怎样生活相距甚远，想保住自己地位的君主必须懂得如何作恶，并视需要决定是否使用。⁠[3][3][3][3][2]

第17章讨论残酷与仁慈，认为最好既被爱又被畏惧，但两者难以兼得时，被畏惧比被爱安全得多；第18章讨论君主应如何守信，认为君主既要像人也要像野兽，应同时效法狐狸与狮子——做狐狸以识别陷阱，做狮子以震慑豺狼，并认为当守信对自己不利、承诺的理由不复存在时，明智的君主不能也不应守信。⁠[3][3][3][3][3][3]

第24章解释意大利诸君主为何失去国家，第25章讨论时运，第26章则以热烈的言辞劝勉美第奇家族领导意大利摆脱外族统治，认为当下正是新君主崛起的最佳时机。⁠[2][2][3]

第25章开头说，许多人认为世事由时运和上帝支配、人的智慧无能为力；作者表示自己有时也倾向此说，但为了不抹杀人的自由意志，认为时运主宰人类行为的一半，另一半或稍少一些仍留给人自己掌握。⁠[3][3][3][3]

他把时运比作泛滥时冲毁平原、树木和房屋、无人能挡的河流，但指出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能在天晴时筑起堤坝和屏障预作防备；时运只在没有能力准备抵御它的地方显示威力。他认为意大利正是一片没有堤坝、没有防御的原野。⁠[3][3][3][3][3]

他进而认为，行事方式与时势相合者成功、不合者失败，而人很难改变天性所倾向的做法；他以行事一贯急进、因时势相合而屡屡成功的教宗 Julius 二世为例。章末他写道，与其谨慎不如大胆，因为时运是个女人，更容易被大胆的人而非冷静行事的人所驾驭，因此她总是年轻人的朋友，因为年轻人不那么谨慎，更猛烈，也更敢于驾驭她。⁠[3][3][3][3][3][3]

Cary Nederman 认为，在 Machiavelli 笔下，时运不是传统上那位亦善亦恶的女神，而是带来苦难与灾祸的恶意力量，只有事先凭 virtù 和智慧做好准备的人才能抵御；这一章的思想可追溯到1506年他致 Giovan Battista Soderini 的书信和三行体诗《论时运》。⁠[1][1][2]

“时运眷顾勇者”（Fortune favors the bold）一类的说法在拉丁文学中早已出现，并非出自本书。罗马喜剧家 Terence 的《Phormio》中，奴隶 Geta 劝 Antipho 保持警觉时说“fortis fortuna adiuvat”（时运帮助勇者）；Virgil《Aeneid》第10卷第284行，Turnus 鼓舞部下迎击登陆的敌军时说“Audentis Fortuna iuvat”（时运帮助敢为者），Dryden 译作“Fortune befriends the bold”；Pliny the Younger 致 Tacitus 的书信（第6卷第16封）记述，他的舅父在维苏威火山喷发时驶向险地，对舵手说“Fortes fortuna iuvat”。⁠[7][8][9][9][10][10]

Cary Nederman 认为，此书批判了“君主因品德良善而有统治正当性”的传统道德化权威观，把政治界定为有效运用强制力，例如书中说“没有良好的军队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律”，因此只谈军队。他把书中所说的 virtù 理解为君主为维持国家、成就大业而必须具备的各种品质，核心是能随时运与形势在善恶之间灵活转换。⁠[1][1][1][1]

对此书的评价分歧很大：Benedetto Croce 一派把作者视为主张在政治中搁置日常伦理的现实主义者；Quentin Skinner 认为作者只把常规意义上的恶行视为“最后的最佳选择”；Jean-Jacques Rousseau 认为此书真正的用意是向人民揭露君主的行事方式；Garrett Mattingly 把作者视为讽刺家；Mary Dietz 则认为书中一些建议（如武装人民）是为“诱捕”君主而设、一旦照做反会使其失败。⁠[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