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ccolò Machiavelli

Machiavelli 于1469年5月3日出生在佛罗伦萨圣三一（S. Trinita）教区，父亲 Bernardo di Niccolò di Buoninsegna 是一名经济条件不宽裕的法学博士，母亲是 Bartolomea de’ Nelli。在他的亲笔文件中，姓氏的俗语写法是 Machiavegli，拉丁文签名为“Nicolaus Machiavellus”。⁠[1][2][1][1]

他父亲1474—1487年的家庭记事簿记载，他从1476年起学习语法，1480年起学习算术，1481年起随佛罗伦萨大学（Studio fiorentino）的语法教师 Paolo Sasso da Ronciglione 学习拉丁文；少年时已读过 Justinus 与 Livy 的史书。青年时期他亲手抄写并署名了一部 Lucretius《物性论》（现藏梵蒂冈图书馆）。他是否进过佛罗伦萨大学并无确证，但其著作显示他受过良好的人文主义教育。⁠[1][1][1][2]

1494年11月9日美第奇家族被逐出佛罗伦萨，修士 Savonarola 掌握影响力。Machiavelli 接近后来公开反对 Savonarola 的贵族派系；1497年12月2日，他代表家族就一座教堂的庇护权纠纷起草呈文，这是他现存最早的有日期亲笔文件；1498年3月9日致 Ricciardo Becchi 的信中，他对已失势的 Savonarola 语带轻蔑。⁠[1][1][1]

1498年5月23日 Savonarola 被处死后，Machiavelli 于5月28日获提名、6月19日正式出任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国务厅（seconda Cancelleria）秘书，7月14日起兼任负责战争与领地安全的“十人委员会”（Dieci）秘书。此后十四年间，他代表佛罗伦萨奔走于意大利各主要城邦以及法国宫廷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Maximilian 的宫廷，留下大量公文报告。⁠[1][2][2][2]

1499年5月，他写成现存最早的政治散文《论比萨》（Discorso sopra Pisa），讨论如何收复叛离的比萨。同年7月12日至24日，他执行第一次重要外交任务，赴弗利拜见女伯爵 Caterina Sforza Riario，商谈续订其子 Ottaviano Riario 的雇佣兵合约。⁠[1][1]

1500年7月，他目睹比萨城下由 Charles de Beaumont 统领的瑞士与加斯科涅雇佣兵溃散，随后与 Francesco Della Casa 一同出使法王 Louis XII，请求盟友加大对比萨战事的投入，并抵制其苛重的贡金要求。这次出使从1500年7月18日持续到1501年1月；他在11月21日的信中记下自己对法国首相 Georges d’Amboise 的进言，此言后来几乎原样写入《君主论》第3章。⁠[1][1][1][1][1]

1501年秋，Machiavelli 与 Marietta Corsini 结婚。⁠[1]

1502年6月底，他协助 Francesco Soderini 出使刚夺取乌尔比诺的 Cesare Borgia（瓦伦蒂诺公爵），在6月26日的信中形容对方“非常华美而豪迈”。1502年10月5日至1503年1月21日，他再度出使 Borgia，代表佛罗伦萨表示支持，亲眼目睹 Borgia 以权谋和残酷手段铲除叛将，并在信中即时记述了12月31日的塞尼加利亚事件。这几次出使的经验后来被整体改写进《君主论》第7章。⁠[1][1][1][1][1][1]

1502年9月20日，Piero Soderini 当选佛罗伦萨共和国终身正义旗手（gonfaloniere）。Machiavelli 对他忠心追随，成为其最受信任的助手，但也批评他缺乏决断。⁠[1][1][2]

1503年10月26日至12月18日，他在罗马观察选出 Giuliano Della Rovere 为教宗 Julius II 的秘密会议，并在11月14日的信中分析了 Cesare Borgia 在这一关头的失误。⁠[1]

1504年1月19日至3月1日，他协助大使 Niccolò Valori 在里昂的法国宫廷巩固同盟。同年10月，他完成以但丁式三行体记述1494—1504年意大利时事的长诗，1506年2月以《十年纪》（Decennale）为题印行，随即出现盗印本。⁠[1][1][1][1][1]

Machiavelli 热衷于建立由本国公民和属民组成、而非雇佣兵或外国盟军的共和国民兵。1505年12月至1506年3月，他亲自负责首批兵员的招募与训练；1506年2月15日举行首次检阅，有400名步兵；同年4月1日，曾为 Cesare Borgia 部将的 Micheletto 被聘为队长，引起佛罗伦萨贵族不满；到11月初应募者约5000人。1506年12月6日，佛罗伦萨依据他起草的文件通过民兵法令；1507年1月12日，他被任命为民兵九人委员会的秘书。⁠[1][1][1][1][1]

1506年8月25日至10月26日，他随教宗 Julius II 穿越翁布里亚和罗马涅，前往迫使佩鲁贾和博洛尼亚臣服。佩鲁贾僭主 Giampaolo Baglioni 意外向几乎没有武装的教宗投降一事，促使他写下回复 Giovan Battista Soderini 的书信《致 Soderini 的奇想》（Ghiribizzi al Soderino），提出只有人的行事方式与时势相契合才能取胜；这些想法后来进入三行体诗《论时运》（Di Fortuna），再经修改写入《君主论》第25章和《论李维》第三卷第9章。⁠[1][1][1][1]

1507年6月，他被指派出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Maximilian 一世，但因贵族派反对改由 Francesco Vettori 前往；1507年底，他以 Vettori 随员身份前往蒂罗尔，评估 Maximilian 南下意大利对佛罗伦萨的影响。1508年6月回国后，他写成《德意志事务报告》，指出 Maximilian 的政治与个人局限，以及德意志因“不团结”而弱于法国和西班牙。⁠[1][1][1]

在收复比萨的战事中，Machiavelli 督导作战、参与谈判、起草作战计划纲要，并于1509年6月4日副署比萨的投降文书。这被视为佛罗伦萨共和国和他本人仕途的顶点；友人 Filippo Casavecchia 在贺信中称他是“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先知”。⁠[1][1][1][1]

1510年6月至10月，他第三次出使法国，奉命劝说 Louis XII 不与教宗决裂，但因 Julius II 进攻法国盟友 Este 家族而未能奏效；归国后他写成《法国事务描述》，认为王室与贵族的稳固关系是法国强大的主要原因。1511年9月10日他再赴法国，至10月中旬回国，劝和无果。⁠[1][1][1][1]

1512年8月，枢机主教 Giovanni de’ Medici 率西班牙军队进入托斯卡纳，佛罗伦萨步兵被击溃，普拉托于8月29日遭洗劫；8月31日 Piero Soderini 出逃，9月16日美第奇家族掌权。由 Machiavelli 组建的民兵未能抵挡西班牙与教宗军队。11月7日他被撤职，11月10日被判在佛罗伦萨领地内流放一年，11月17日被禁止一年内进入政府宫。⁠[1][1][2][1]

1513年2月12日，他因被怀疑参与 Agostino Capponi 与 Pietro Paolo Boscoli 策划的反美第奇阴谋而被捕，受吊刑拷问。学者 Cary Nederman 认为这一怀疑是错误的。他在狱中向 Vettori 兄弟和 Giuliano de’ Medici 求援；Capponi 与 Boscoli 被处死，而他在1513年3月11日 Giovanni de’ Medici 当选教宗利奥十世后的大赦中获释，随后退居 Sant’Andrea in Percussina 的 Albergaccio 农庄。⁠[1][1][2][1][1][1][1]

从1513年3月13日到1515年1月31日，他与 Francesco Vettori 往来书信，讨论政治。1513年12月10日的信描述了他在农庄的生活：傍晚回到书房，换上朝服，与古人对话；信中说自己已写成一部论君主国的小书（opusculo de principatibus），并仍在充实润色。这部作品即《君主论》，最初拟献给 Giuliano de’ Medici，后改献给 Lorenzo di Piero de’ Medici。Cary Nederman 认为，作者写这部书的目的之一是重新获得在佛罗伦萨政界的地位。⁠[1][1][1][1][1][1][1][1][2]

1514年夏至次年春，Lorenzo 曾就军事问题咨询他，Giuliano 也一度考虑起用他；但1515年2月，美第奇家族在罗马的权力中心明确拒绝为他恢复名誉，枢机主教 Giulio de’ Medici 让人转告 Giuliano “不要与 Niccolò 有牵连”。他在1515年8月18日致外甥的信中写道，时势让他“忘记了自己”。⁠[1][1][1][1][1]

1516年或1517年起，他参加以 Cosimo Rucellai 为中心、在 Orti Oricellari 花园聚会的青年文人圈子。他把以评注 Livy 为形式的《论李维前十书》献给 Rucellai 与 Zanobi Buondelmonti；Cary Nederman 认为此书大约始写于1514或1515年、完成于1518或1519年，以评注古罗马史家之名阐述共和政体的原理。⁠[1][1][2][2]

这几年他几乎没有公职，只在1518年3月至4月为佛罗伦萨商人前往热那亚处理破产事务，主要精力转向文学：写有讽刺长诗《驴》、短篇小说《魔鬼 Belfagor》，并翻译 Terence 的喜剧《Andria》。喜剧《曼陀罗》（La Mandragola）大约于1520年在佛罗伦萨上演，教宗利奥十世随即要求在罗马观看。⁠[1][1][1][1][1][1]

1519年5月4日 Lorenzo 去世后，美第奇家族对他的戒心有所缓和。1520年3月，经 Lorenzo Strozzi 引荐，枢机主教 Giulio de’ Medici 接见了他；同年7月9日至9月10日，他半官方地出使卢卡，其间写成《Castruccio Castracani 传》。1520年11月8日，佛罗伦萨大学以微薄薪俸聘他编写佛罗伦萨编年史，即后来的《佛罗伦萨史》。⁠[1][1][1][1][2]

1521年5月，他为佛罗伦萨八人委员会前往卡尔皮的方济各会大会，其间与时任摩德纳总督的 Francesco Guicciardini 结下友谊并开始通信。同年8月，他的对话体军事著作《战争的艺术》由佛罗伦萨 Giunti 出版社出版，献给 Lorenzo Strozzi，主张恢复古罗马的“武装人民”模式、以步兵取代雇佣兵。⁠[1][1][1][1][2]

《佛罗伦萨史》前四卷在1522年12月前完成，后四卷在1525年3月前完成。1525年6月，他在罗马把八卷书呈献给已于1523年11月19日成为教宗 Clement 七世的 Giulio de’ Medici。该书叙述佛罗伦萨自建城至1492年的历史，重点是城内的派系冲突。⁠[1][1][2][1]

在科尼亚克同盟与皇帝 Charles 五世开战的背景下，他于1526年5月18日至19日被任命为城墙督导委员会的督办兼秘书，该机构的设立法令由他起草；同年7月起他随教宗军队副统帅 Guicciardini 整顿军队，并于9月9日至14日参加克雷莫纳之围。⁠[1][1][1]

1527年5月6日罗马遭洗劫，5月17日美第奇家族再次被逐出佛罗伦萨、共和国恢复。新政府没有召他回国务厅，6月10日留任美第奇派的 Francesco Tarugi 为秘书。Machiavelli 于1527年6月21日在佛罗伦萨去世，临终时 Buondelmonti、Alamanni、Strozzi、Nardi 等少数友人在侧，次日安葬于圣十字教堂（Santa Croce）的家族墓地，墓地并不显眼。⁠[1][1][1][1][2][3]

《论李维》于1531年出版，《君主论》于1532年出版，均在其身后。《君主论》1532年在罗马和佛罗伦萨两地印行，通行的书名 Il principe 来自罗马印刷商 Antonio Blado 的版本。⁠[2][2][4][1]

1559年，《君主论》被列入天主教会的禁书目录（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此后在意大利本土很难印行他的作品，供意大利市场的版本多在瑞士新教各州出版。⁠[4][4]

法国宗教战争期间，胡格诺派把马基雅维利主义与太后 Catherine de Medici 被指称的暴政和腐败联系起来。1576年，胡格诺派律师、神学家 Innocent Gentillet 写成《论良好治理之道》，此书以《反马基雅维利》（Anti-Machiavel）之名流传，被广泛翻译和重印。《君主论》及其政治格言在16世纪欧洲几乎遭到普遍谴责，“反马基雅维利主义”本身成为一种文化现象。⁠[4][4][4][4]

普鲁士国王 Frederick 二世写成逐章驳斥《君主论》的《反马基雅维利》，提出以理性原则为基础的仁慈治国理想。他写作此书，是因为不同意 Voltaire 在1738年寄给他的书稿中把这位佛罗伦萨官员描绘为时代伟人。该书1740年由 Voltaire 在海牙主持出版，Voltaire 对原稿作了编辑和扩充。⁠[5][5][5][6][6]

18世纪后期，在托斯卡纳大公 Pietro Leopoldo 治下，佛罗伦萨重新评价 Machiavelli 的思想。1782年，第三代 Cowper 伯爵 George Nassau Clavering-Cowper 与印刷商 Gaetano Cambiagi 出版了六卷本全集；随后经公开募捐，罗马雕塑家 Innocenzo Spinazzi 为他在圣十字教堂南侧廊制作纪念墓，1786年完成、1787年揭幕。墓上寓意“政治”的女性形象手持他的肖像圆章和象征平衡的天平，底座铭文为“TANTO NOMINI NULLUM PAR ELOGIUM”（如此盛名，任何赞誉都不足以相称）。⁠[3][3][3][3][3][3][3]

对 Machiavelli 最激烈的批评认为他鼓吹不道德或无道德的政治。政治哲学家 Leo Strauss 在1958年的著作中称他为“邪恶的导师”，理由是他劝导统治者放弃正义、仁慈、节制、智慧和爱民等共同价值，转而使用残酷、暴力、恐惧和欺骗。⁠[2][2][2]

Machiavelli 认为，在政治中没有可用来区分权力的正当与不正当使用的道德基础，政治的真正关切在于取得和维持权力；他用 virtù 一词指君主为“维持国家”和“成就大业”所需具备的能力，核心是能够随时运与形势变化而改变行事方式，而 Fortuna（时运）则是政治秩序的敌人。⁠[2][2][2][2][2]

他的思想自16世纪起就引发争议：他一方面被斥为魔鬼的使徒，另一方面又被主张“国家理性”的作者和政治家同情地阅读和运用。Benedetto Croce 一派把他视为主张在政治中搁置日常伦理的现实主义者；Quentin Skinner 认为他把做出常规意义上的恶行视为“最后的最佳选择”；20世纪上半叶有人把他看作区分政治“事实”与道德“价值”的“政治学的伽利略”；Jean-Jacques Rousseau 则认为《君主论》真正的用意是让人民看清君主的行事方式，从而揭露一人统治的不道德。⁠[2][2][2][2][2]

意大利学者 Giorgio Inglese 认为，Machiavelli 是现代政治思想的奠基者，首先把“治国之术”理解为一种有其自身原则、不能归结为伦理原则的实践；Cary Nederman 则认为，他处在创新与传统之间，既不能简单归为“古代”也不能简单归为“现代”思想家。⁠[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