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ccolò Machiavelli

Machiavelli 於1469年5月3日出生在佛羅倫薩聖三一（S. Trinita）教區，父親 Bernardo di Niccolò di Buoninsegna 是一名經濟條件不寬裕的法學博士，母親是 Bartolomea de’ Nelli。在他的親筆文件中，姓氏的俗語寫法是 Machiavegli，拉丁文簽名為“Nicolaus Machiavellus”。⁠[1][2][1][1]

他父親1474—1487年的家庭記事簿記載，他從1476年起學習語法，1480年起學習算術，1481年起隨佛羅倫薩大學（Studio fiorentino）的語法教師 Paolo Sasso da Ronciglione 學習拉丁文；少年時已讀過 Justinus 與 Livy 的史書。青年時期他親手抄寫並署名了一部 Lucretius《物性論》（現藏梵蒂岡圖書館）。他是否進過佛羅倫薩大學並無確證，但其著作顯示他受過良好的人文主義教育。⁠[1][1][1][2]

1494年11月9日美第奇家族被逐出佛羅倫薩，修士 Savonarola 掌握影響力。Machiavelli 接近後來公開反對 Savonarola 的貴族派系；1497年12月2日，他代表家族就一座教堂的庇護權糾紛起草呈文，這是他現存最早的有日期親筆文件；1498年3月9日致 Ricciardo Becchi 的信中，他對已失勢的 Savonarola 語帶輕蔑。⁠[1][1][1]

1498年5月23日 Savonarola 被處死後，Machiavelli 於5月28日獲提名、6月19日正式出任佛羅倫薩共和國第二國務廳（seconda Cancelleria）秘書，7月14日起兼任負責戰爭與領地安全的“十人委員會”（Dieci）秘書。此後十四年間，他代表佛羅倫薩奔走於意大利各主要城邦以及法國宮廷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 Maximilian 的宮廷，留下大量公文報告。⁠[1][2][2][2]

1499年5月，他寫成現存最早的政治散文《論比薩》（Discorso sopra Pisa），討論如何收復叛離的比薩。同年7月12日至24日，他執行第一次重要外交任務，赴弗利拜見女伯爵 Caterina Sforza Riario，商談續訂其子 Ottaviano Riario 的僱傭兵合約。⁠[1][1]

1500年7月，他目睹比薩城下由 Charles de Beaumont 統領的瑞士與加斯科涅僱傭兵潰散，隨後與 Francesco Della Casa 一同出使法王 Louis XII，請求盟友加大對比薩戰事的投入，並抵制其苛重的貢金要求。這次出使從1500年7月18日持續到1501年1月；他在11月21日的信中記下自己對法國首相 Georges d’Amboise 的進言，此言後來幾乎原樣寫入《君主論》第3章。⁠[1][1][1][1][1]

1501年秋，Machiavelli 與 Marietta Corsini 結婚。⁠[1]

1502年6月底，他協助 Francesco Soderini 出使剛奪取烏爾比諾的 Cesare Borgia（瓦倫蒂諾公爵），在6月26日的信中形容對方“非常華美而豪邁”。1502年10月5日至1503年1月21日，他再度出使 Borgia，代表佛羅倫薩表示支持，親眼目睹 Borgia 以權謀和殘酷手段剷除叛將，並在信中即時記述了12月31日的塞尼加利亞事件。這幾次出使的經驗後來被整體改寫進《君主論》第7章。⁠[1][1][1][1][1][1]

1502年9月20日，Piero Soderini 當選佛羅倫薩共和國終身正義旗手（gonfaloniere）。Machiavelli 對他忠心追隨，成為其最受信任的助手，但也批評他缺乏決斷。⁠[1][1][2]

1503年10月26日至12月18日，他在羅馬觀察選出 Giuliano Della Rovere 為教宗 Julius II 的秘密會議，並在11月14日的信中分析了 Cesare Borgia 在這一關頭的失誤。⁠[1]

1504年1月19日至3月1日，他協助大使 Niccolò Valori 在里昂的法國宮廷鞏固同盟。同年10月，他完成以但丁式三行體記述1494—1504年意大利時事的長詩，1506年2月以《十年紀》（Decennale）為題印行，隨即出現盜印本。⁠[1][1][1][1][1]

Machiavelli 熱衷於建立由本國公民和屬民組成、而非僱傭兵或外國盟軍的共和國民兵。1505年12月至1506年3月，他親自負責首批兵員的招募與訓練；1506年2月15日舉行首次檢閱，有400名步兵；同年4月1日，曾為 Cesare Borgia 部將的 Micheletto 被聘為隊長，引起佛羅倫薩貴族不滿；到11月初應募者約5000人。1506年12月6日，佛羅倫薩依據他起草的文件通過民兵法令；1507年1月12日，他被任命為民兵九人委員會的秘書。⁠[1][1][1][1][1]

1506年8月25日至10月26日，他隨教宗 Julius II 穿越翁布里亞和羅馬涅，前往迫使佩魯賈和博洛尼亞臣服。佩魯賈僭主 Giampaolo Baglioni 意外向幾乎沒有武裝的教宗投降一事，促使他寫下回復 Giovan Battista Soderini 的書信《致 Soderini 的奇想》（Ghiribizzi al Soderino），提出只有人的行事方式與時勢相契合才能取勝；這些想法後來進入三行體詩《論時運》（Di Fortuna），再經修改寫入《君主論》第25章和《論李維》第三卷第9章。⁠[1][1][1][1]

1507年6月，他被指派出使神聖羅馬帝國皇帝 Maximilian 一世，但因貴族派反對改由 Francesco Vettori 前往；1507年底，他以 Vettori 隨員身份前往蒂羅爾，評估 Maximilian 南下意大利對佛羅倫薩的影響。1508年6月回國後，他寫成《德意志事務報告》，指出 Maximilian 的政治與個人侷限，以及德意志因“不團結”而弱於法國和西班牙。⁠[1][1][1]

在收復比薩的戰事中，Machiavelli 督導作戰、參與談判、起草作戰計劃綱要，並於1509年6月4日副署比薩的投降文書。這被視為佛羅倫薩共和國和他本人仕途的頂點；友人 Filippo Casavecchia 在賀信中稱他是“前所未有的最偉大的先知”。⁠[1][1][1][1]

1510年6月至10月，他第三次出使法國，奉命勸說 Louis XII 不與教宗決裂，但因 Julius II 進攻法國盟友 Este 家族而未能奏效；歸國後他寫成《法國事務描述》，認為王室與貴族的穩固關係是法國強大的主要原因。1511年9月10日他再赴法國，至10月中旬回國，勸和無果。⁠[1][1][1][1]

1512年8月，樞機主教 Giovanni de’ Medici 率西班牙軍隊進入托斯卡納，佛羅倫薩步兵被擊潰，普拉托於8月29日遭洗劫；8月31日 Piero Soderini 出逃，9月16日美第奇家族掌權。由 Machiavelli 組建的民兵未能抵擋西班牙與教宗軍隊。11月7日他被撤職，11月10日被判在佛羅倫薩領地內流放一年，11月17日被禁止一年內進入政府宮。⁠[1][1][2][1]

1513年2月12日，他因被懷疑參與 Agostino Capponi 與 Pietro Paolo Boscoli 策劃的反美第奇陰謀而被捕，受吊刑拷問。學者 Cary Nederman 認為這一懷疑是錯誤的。他在獄中向 Vettori 兄弟和 Giuliano de’ Medici 求援；Capponi 與 Boscoli 被處死，而他在1513年3月11日 Giovanni de’ Medici 當選教宗利奧十世後的大赦中獲釋，隨後退居 Sant’Andrea in Percussina 的 Albergaccio 農莊。⁠[1][1][2][1][1][1][1]

從1513年3月13日到1515年1月31日，他與 Francesco Vettori 往來書信，討論政治。1513年12月10日的信描述了他在農莊的生活：傍晚回到書房，換上朝服，與古人對話；信中說自己已寫成一部論君主國的小書（opusculo de principatibus），並仍在充實潤色。這部作品即《君主論》，最初擬獻給 Giuliano de’ Medici，後改獻給 Lorenzo di Piero de’ Medici。Cary Nederman 認為，作者寫這部書的目的之一是重新獲得在佛羅倫薩政界的地位。⁠[1][1][1][1][1][1][1][1][2]

1514年夏至次年春，Lorenzo 曾就軍事問題諮詢他，Giuliano 也一度考慮起用他；但1515年2月，美第奇家族在羅馬的權力中心明確拒絕為他恢復名譽，樞機主教 Giulio de’ Medici 讓人轉告 Giuliano “不要與 Niccolò 有牽連”。他在1515年8月18日致外甥的信中寫道，時勢讓他“忘記了自己”。⁠[1][1][1][1][1]

1516年或1517年起，他參加以 Cosimo Rucellai 為中心、在 Orti Oricellari 花園聚會的青年文人圈子。他把以評註 Livy 為形式的《論李維前十書》獻給 Rucellai 與 Zanobi Buondelmonti；Cary Nederman 認為此書大約始寫於1514或1515年、完成於1518或1519年，以評註古羅馬史家之名闡述共和政體的原理。⁠[1][1][2][2]

這幾年他幾乎沒有公職，只在1518年3月至4月為佛羅倫薩商人前往熱那亞處理破產事務，主要精力轉向文學：寫有諷刺長詩《驢》、短篇小說《魔鬼 Belfagor》，並翻譯 Terence 的喜劇《Andria》。喜劇《曼陀羅》（La Mandragola）大約於1520年在佛羅倫薩上演，教宗利奧十世隨即要求在羅馬觀看。⁠[1][1][1][1][1][1]

1519年5月4日 Lorenzo 去世後，美第奇家族對他的戒心有所緩和。1520年3月，經 Lorenzo Strozzi 引薦，樞機主教 Giulio de’ Medici 接見了他；同年7月9日至9月10日，他半官方地出使盧卡，其間寫成《Castruccio Castracani 傳》。1520年11月8日，佛羅倫薩大學以微薄薪俸聘他編寫佛羅倫薩編年史，即後來的《佛羅倫薩史》。⁠[1][1][1][1][2]

1521年5月，他為佛羅倫薩八人委員會前往卡爾皮的方濟各會大會，其間與時任摩德納總督的 Francesco Guicciardini 結下友誼並開始通信。同年8月，他的對話體軍事著作《戰爭的藝術》由佛羅倫薩 Giunti 出版社出版，獻給 Lorenzo Strozzi，主張恢復古羅馬的“武裝人民”模式、以步兵取代僱傭兵。⁠[1][1][1][1][2]

《佛羅倫薩史》前四卷在1522年12月前完成，後四卷在1525年3月前完成。1525年6月，他在羅馬把八卷書呈獻給已於1523年11月19日成為教宗 Clement 七世的 Giulio de’ Medici。該書敘述佛羅倫薩自建城至1492年的歷史，重點是城內的派系衝突。⁠[1][1][2][1]

在科尼亞克同盟與皇帝 Charles 五世開戰的背景下，他於1526年5月18日至19日被任命為城牆督導委員會的督辦兼秘書，該機構的設立法令由他起草；同年7月起他隨教宗軍隊副統帥 Guicciardini 整頓軍隊，並於9月9日至14日參加克雷莫納之圍。⁠[1][1][1]

1527年5月6日羅馬遭洗劫，5月17日美第奇家族再次被逐出佛羅倫薩、共和國恢復。新政府沒有召他回國務廳，6月10日留任美第奇派的 Francesco Tarugi 為秘書。Machiavelli 於1527年6月21日在佛羅倫薩去世，臨終時 Buondelmonti、Alamanni、Strozzi、Nardi 等少數友人在側，次日安葬於聖十字教堂（Santa Croce）的家族墓地，墓地並不顯眼。⁠[1][1][1][1][2][3]

《論李維》於1531年出版，《君主論》於1532年出版，均在其身後。《君主論》1532年在羅馬和佛羅倫薩兩地印行，通行的書名 Il principe 來自羅馬印刷商 Antonio Blado 的版本。⁠[2][2][4][1]

1559年，《君主論》被列入天主教會的禁書目錄（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此後在意大利本土很難印行他的作品，供意大利市場的版本多在瑞士新教各州出版。⁠[4][4]

法國宗教戰爭期間，胡格諾派把馬基雅維利主義與太后 Catherine de Medici 被指稱的暴政和腐敗聯繫起來。1576年，胡格諾派律師、神學家 Innocent Gentillet 寫成《論良好治理之道》，此書以《反馬基雅維利》（Anti-Machiavel）之名流傳，被廣泛翻譯和重印。《君主論》及其政治格言在16世紀歐洲幾乎遭到普遍譴責，“反馬基雅維利主義”本身成為一種文化現象。⁠[4][4][4][4]

普魯士國王 Frederick 二世寫成逐章駁斥《君主論》的《反馬基雅維利》，提出以理性原則為基礎的仁慈治國理想。他寫作此書，是因為不同意 Voltaire 在1738年寄給他的書稿中把這位佛羅倫薩官員描繪為時代偉人。該書1740年由 Voltaire 在海牙主持出版，Voltaire 對原稿作了編輯和擴充。⁠[5][5][5][6][6]

18世紀後期，在托斯卡納大公 Pietro Leopoldo 治下，佛羅倫薩重新評價 Machiavelli 的思想。1782年，第三代 Cowper 伯爵 George Nassau Clavering-Cowper 與印刷商 Gaetano Cambiagi 出版了六卷本全集；隨後經公開募捐，羅馬雕塑家 Innocenzo Spinazzi 為他在聖十字教堂南側廊製作紀念墓，1786年完成、1787年揭幕。墓上寓意“政治”的女性形象手持他的肖像圓章和象徵平衡的天平，底座銘文為“TANTO NOMINI NULLUM PAR ELOGIUM”（如此盛名，任何讚譽都不足以相稱）。⁠[3][3][3][3][3][3][3]

對 Machiavelli 最激烈的批評認為他鼓吹不道德或無道德的政治。政治哲學家 Leo Strauss 在1958年的著作中稱他為“邪惡的導師”，理由是他勸導統治者放棄正義、仁慈、節制、智慧和愛民等共同價值，轉而使用殘酷、暴力、恐懼和欺騙。⁠[2][2][2]

Machiavelli 認為，在政治中沒有可用來區分權力的正當與不正當使用的道德基礎，政治的真正關切在於取得和維持權力；他用 virtù 一詞指君主為“維持國家”和“成就大業”所需具備的能力，核心是能夠隨時運與形勢變化而改變行事方式，而 Fortuna（時運）則是政治秩序的敵人。⁠[2][2][2][2][2]

他的思想自16世紀起就引發爭議：他一方面被斥為魔鬼的使徒，另一方面又被主張“國家理性”的作者和政治家同情地閱讀和運用。Benedetto Croce 一派把他視為主張在政治中擱置日常倫理的現實主義者；Quentin Skinner 認為他把做出常規意義上的惡行視為“最後的最佳選擇”；20世紀上半葉有人把他看作區分政治“事實”與道德“價值”的“政治學的伽利略”；Jean-Jacques Rousseau 則認為《君主論》真正的用意是讓人民看清君主的行事方式，從而揭露一人統治的不道德。⁠[2][2][2][2][2]

意大利學者 Giorgio Inglese 認為，Machiavelli 是現代政治思想的奠基者，首先把“治國之術”理解為一種有其自身原則、不能歸結為倫理原則的實踐；Cary Nederman 則認為，他處在創新與傳統之間，既不能簡單歸為“古代”也不能簡單歸為“現代”思想家。⁠[1][2][2]